“黃金十年”與“攘外安內”

多年來，如同市井女孩、演藝群星和白領小資不停地追逐流行一樣，中國的思想文化界的主流，也是被一波又一波的風靡時尚推動著。現代、后現代、新自由、新保守、“人權大于主權”、“看不見得手”、“產權理論”……，也如市井時尚由內地而深廣而英美一樣，無須沿波討源，只要稍微一瞥，誰也能看得出它的來頭。

近期，又見一頗牛的“新觀念”上市。據說，中國在歷史上錯過了幾次“現代化”的機遇，1927到1937的“黃金十年”即為其一云云。

“黃金十年”的內涵十分豐富，表面上似乎是被“七七事變”打斷了，而其潛臺詞，則使人自然會往“十年內戰”上想。

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從林則徐起就開始考慮御侮圖強，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后繼流血犧牲，直到孫中山的晚年才悟出一條道理：必須“喚醒民眾”并“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被壓迫民族共同奮斗“。同誰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后來共產黨人又明確與補充了一個官僚資本主義。這是壓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是中國走向富強也即“現代化”之路的攔路虎。不搬掉它，一切都談不上。因此，才有了后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才有了轟轟烈烈的北伐。北伐的勝利，給中國帶來了富強的希望。然而，當湖南農民運動威脅到地主豪紳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時，當中國人乘勝收回武漢的英租界時，他們就攜起手來聯合買辦資產階級，并通過他們的代表人物，拉攏國民黨右派叛變，將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革命勢力淹沒在血泊之中。從此，開始了二十余年的反動統治。

不砸碎這一桎梏，推翻代表封建階級、買辦階級以及扶植他們的帝國主義勢力，中國能發展先進生產力嗎？

任何政權，無不代表著一定的生產關系。今天的現代化，精英們顛覆“體制”的呼聲一直處于高八度狀態－－難道“老佛爺”時代與“國府”時代的“體制”，不“轉型”就能迅速“現代化”了么？

在廣大農村，維持黃世仁、南霸天們壟斷土地以對農民敲筋吸髓，使楊白勞們連生命力的再生產也無法維持；維持周扒皮“半夜雞叫”式的“效率”；讓千萬喜兒靠“傍黃世仁大款”，或者流落上海灘像《日出》中的“小東西”和“翠喜”一樣靠出賣“青春資源”以“致富”；像《春蠶》等中的老通寶那樣，“多收了三五斗”豐產而不豐收，最終還難免破產……就能“實現現代化”？

在城市，發展民族產業，吳蓀甫（《子夜》）的確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他也曾雄心勃勃、知難而進，很有點百折不撓的勁頭，然而，他最終還是慘敗在不動聲色、談笑指麾的金融買辦趙伯韜的手下。同樣，潘四爺（《日出》）也不是金八的對手。在趙伯韜和金八的背后是“外資”，雖然先進，然而人家“姓外”，只有保持中國的半封半殖狀態，他們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決不會讓你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夏衍筆下的“包身工”，就是他們給中國設計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寫照。所以，他們盡管熱心幫助蘇、南等國“轉型”，但卻不喜歡他們富強；不僅如此，而且還同樣不吝“熱心”地用貧鈾彈和“東擴”將他們置于四分五裂狀態。東歐諸國雖然加入了“北約”，看似很風光，但自己的“生產力”，包括金融在內的產業，已經為外資控股，連美國人都說他們成了“沒有民族資本的市場資本主義”。－－他們倒是有點退回中國似的“黃金十年”的味道。

一位作者給我們舉出一組數字：

產業資本，1920外國資本為16.67億元，本國資本只有7億多元；1936年，外國資本為64億多元，本國資本為7.7億多元。金融資本相差更多。
據1936年統計，在中國的產業資本中，外國資本占76%，官僚資本占8.4%，民族資本占15.6%。
銀行業：“1898年至1913年，外國列強在中國設立了13行85個分支機構，1914年至1926年又設立了125個分支機構，加上甲午戰爭前設立的總行數，共65行226個分支機構。其中如英國的匯豐、德國的德華、俄國的道勝，美國的花旗等銀行”“后來建立的‘四國銀行團’等，更是控制中國財政金融的‘太上皇’。”
1854年，英、法、美三國，奪取了上海海關管理權。從此，一直到1949年，中國海關始終控制在他們手里。”（看來說美國對中國多么好這件事情也不大靠譜。）“全國海關的最好管理機關及各地方海關的主要職位，均由外國人擔任。總稅務司就先后由英國人李泰國、赫德、安格聯、易執士、梅樂和美國人李度擔任……”
就連那本已經可憐的民族資本，還受到官僚資本的侵蝕。到了1946年，“中國的工業資本中，官僚資本已占80%。”

之后，他風趣地說：

就算那是個黃金十年吧？但那是外資、買辦的黃金十年！連官僚資本也只能算是白銀十年，民族資本則只能算青銅十年，因為無時不在受著外資與官僚資本的打壓。

“黃金十年”的機遇是錯過了，抗戰勝利后的“機遇”又錯過了。如今，距離“甲申三百年祭”又過了一個整“甲子”。明朝亡國和李自成失敗的教訓，再次牽動了國人的甲申情結。文章很多，一篇談到“攘外與安內”話題的頗有意思：

“這是明末歷史最值得探討的話題，也是最難以展開的話題，簡而言之，就是‘攘外’與‘安內’究竟誰現誰后的問題。因為‘攘外必先安內’是人們熟知的一個敏感話題，諱莫如深，史家或避而不談，或反其道而行之。然而在一個正常的清明社會，秉筆直書是史家的天職，不存在什么可以講，什么不可以講的問題。”

乍看有點不解：“攘外必須安內”，國民黨“剿共”的著名口號，早有定論，孺子皆知－－有何“敏感”與“諱莫如深”，竟須如此閃爍其辭？上天入地，不得其解，后來，偶然與“黃金十年”碰撞，始如醍醐灌頂，頓悟了。

看來，不光毛澤東的后半生，連“赤禍”、“剿共”，連“蔣委員長”的“攘外必須安內”、自然連“西安事變”，都該“重新審視”了。可恨張楊“犯上作亂”，也怪日本人不給面子－－不然，何來我們今日批不了的“集權專制主義”！

話題極耐品味，空間十分開闊。不光涉及姓國姓共，也涉及姓中姓外。至此，不免想起魯迅先生在“黃金十年”期間寫的一篇名文，恰巧也是《安內與攘外》，因為國民黨的檢查機關通不過，發表時改為《文章與題目》。1933 年為籌備第五次“剿匪”，“蔣委員長”在廬山軍官訓練團訓話時，提出“安內始能攘外”的口號。隨之，輿論界一片議論與唱和：“安內必先攘外”、“不攘外無以安內”、“安內即所以攘外”、“安內急于攘外”等等，十分熱鬧。對此，魯迅諷刺說，只剩下三種題目沒做了：“安內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外即是內，本無可攘”。接著，先生借古諷今地指出，這些“題目”雖“不是人話”，然而卻是于史有征的。而他所舉的例子，恰巧也是“甲申”前后事，只是與我們今天的許多的文章的視角有點兒肝膽楚越罷了。“不必遠征晉宋，只要看看明朝就夠了。滿洲人早在窺伺了，國內卻是草菅人命，殺戮清流，做了第一種。李自成進北京了，闊人們不甘給奴子做皇帝，索性請‘我大清’來打掉他，做了第二種……”“就是現在的名人，也正痛恨流寇”。先生的許多話，就好像是為今天說的－－到底是巨人！

不過先生的有些話，比如說這些題目“使人會覺得不是人話”，今天看起來則顯得保守過時了。為美國人咒罵抗美援朝，為美國人侵略伊拉克叫好，并癡情地表示：“假如有來生，當兵只當美國兵！”這些出自堂堂最高學府大名鼎鼎的教授之口的“人話”，如今不是風頭十足光彩四射么？

第三世界的著名學者海因茲·迪特里奇（Heinz   Dieterich)對當前世界大氣候下的知識分子的狀況持批判態度。他來華時說過：

“六十年代為人類的解放作出了很重要的思想貢獻，而今天的大學是一些被閹割了的機構。”“面對人類和人類大多數的重大問題，知識分子陣營出現崩潰之勢”，“其機會主義和投降行為如傾瀉的雪崩”。

“在美國，知識分子從一九三三年起直到今天，一直就是華盛頓帝國主義政策的同謀。”“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世界性教會的神父，這個教會的主教就是美國的亨廷頓、德國的哈貝馬斯、意大利的博維奧、等等。他們像神父們傳授禮拜儀式，傳授十誡和經典，第三世界的神父便向學生們強制傳授。這樣，西方帝國主義輕而易舉地就得到了十五年的思想控制。政治斗爭是圍繞‘軟件’進行的，當你控制了軟件，你就控制了整個計算機。”

也許，在我們的精英看來，他是中了“左毒”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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