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釣運春雷傳達的時代信息――兩岸大和解

―― 一個老保釣對保釣文獻的解讀

2009、5、2

于臺灣新竹清華大學

龔忠武

今天論壇的主題是文獻的刊印、典藏，副題是文獻的解讀。1970年代的釣運期間，我辦過學生刊物，也寫過文章，同時又搞的是中國近現代史，所以不論是主題、副題，我都有話要說。

先說文獻的典藏。早在2004年左右，由于感到我們老保釣的一代都已進入暮年，來日無多，手上珍貴的釣運文獻資料可能散失，再不收集保存，就來不及了。所以就同吳國禎、林盛中、楊思澤、周本初、葉先揚，談起在大陸找家大學或研究機構，集中收藏保釣資料的事。結果找來找去，像社科院、廈門大學的臺灣問題研究所，甚至政協的文史單位，都曾試探過，但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而不了了之。最後，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的領導人如在座的薛芳渝館長，在吳國禎的引介下，獨具慧眼，不但答應收藏，還特別調派人力，對老保釣進行口述史。當然，還有貴館，在臺灣也是獨具慧眼，早在2004年就在謝小芩館長的主導下，開始釣運文獻資料之收集與典藏，先后有一批老保釣，像葉蕓蕓、林孝信、劉源俊等，也向貴館捐贈了大量珍貴文獻，并且也作了口述史。真是非常難得的盛舉，可圈可點！

所以，體現老保釣精神和思想的保釣文獻史料，終于在兩岸、在自己的國土上，而不是在國外、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的各大圖書館，例如哈佛燕京圖書館、國會圖書館等，找到了最理想的、永久的安家落戶的地方了！作為老保釣，我要向薛館長、謝館長，表示由衷的感謝和敬意；否則，大量寶貴的釣運文獻資料，真不知要飄泊流落到哪里去了，說不定還有可能被作為垃圾廢紙給處理掉了。要是落得這樣的悲劇結局，不僅有負于我們自己的青春歲月，更對不起我們的后人，我們的下一代。

至于釣運報刊的編寫刊印，我個人方面，就是參與了《群報》的創刊。1971年夏天，在尹夢龍的邀約下，為《群報》的創刊構思謀劃， 8月1日終于正式出版，我還被推出來寫了《群報》的發刊詞。後來該報接續西部的《戰報》（只出了2月號和6月號的兩期）成為推動釣運的一個重要的言論陣地。1975年以後，我到紐約工作時還利用業余時間，主持過紐約僑社《華報》的編務，現在香港的名導演徐克，原名徐文光，也是當時編輯部的成員。另外，還同謝定裕、黃庭芳、蘇永波、于中原在波士頓地區一起編過《新境界》。除了參與這些報刊的編務之外，釣運期間還為港美的雜志報刊和釣運刊物寫了不少文章，現在都成了釣運的史料了。

   不過，就我個人而言，在釣運刊物的編印方面，最值得一提要算是我在1976年主編了美東僑界悼念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追悼會特刊。這兩份特刊，體現了當時海外華人和僑界的人心思變，人心思漢的心態，所以具有極其重要的象征性的時代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作為主編，我與有榮焉，也深感自豪！所以對于上午有位教授竟公然向大家推介那本張戎所寫的惡意丑化毛澤東的反共八股的書，《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實在不敢茍同，也感到遺憾。

順便插一句多余的話，大家一定知道，當時辦刊物的條件非常簡陋，大家都是窮得響當當的書生。開始的時候是手寫手抄，刻鋼板，油印，打字是以後的事，更不要說現在是人手一臺的電腦了。大家當時都把功課放在一邊，一心撲在運動上，挑燈夜戰是常有的事。我們這個小組的主持人陳憲中，當時在紐約開印刷廠，也曾印了不少運動的刊物。不過，辦刊物苦是苦，但苦中有樂，其樂無窮！因為當時我們心中都有太多太多的話要說，家事、國事、天下事，一起涌上心頭，很多的情緒要發泄，不吐不快；當然基本上都是從臺灣、香港帶過來的，也有後來在美國耳聞目睹的，例如美國的反戰運動，美國社會的種種負面現象，都刺激了我們的思緒，敲擊了我們的心靈，積壓在心里，需要宣泄。這時的我們，老保釣的一代，好比春蠶一樣，到了吐絲的時候就非吐出來不可。這些蠶絲，現在都珍藏在兩岸的清華圖書館里了，也有幸成為我們今天論壇討論、解讀的中心論題了。至于這些蠶絲，將來能否編制成絲綢錦繡，那就要看后人的造化了。

今天我還要特別乘這個機會，推介一套我參與編纂的釣運文獻叢書， 就是《春雷系列》（1970－1978） ，包括《春雷聲聲》和《春雷之后》 。這套叢書已經由人間出版社出版了，貴館在一樓的釣運文獻展覽中也陳列出來了。我認為這是至今海外一套最完整、最全面的釣運文獻集，雖然存在著觀點和資料上的問題。

記得早在1993年也就是16年前，陳映真、王曉波路過紐約，在我家作客閑聊時陳映真忽然心血來潮，提出編印釣統運文獻集以紀念釣運二十五周年的想法。王曉波和我深有同感，但怎么去做呢？由誰來做呢？陳映真去忙他的《人間雜志》和寫小說去了，王曉波去忙他的《海峽評論》了，擔子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后來出版了上面提到的《春雷聲聲》和《春雷之后》四大本，大約有400萬字吧。

但是鑒于《春雷聲聲》里面有很多問題，所以計劃乘著今天上午薛、謝兩位館長介紹的有利的新形勢，不僅是捐贈的文獻資料越來越多，更重要的是兩岸日益走向全面大和解的有利的政治大氣候，重新編印《春雷聲聲》（1970－1973），也就是《春雷聲聲新編》 。預定明年年中出版，作為預定明年在北京舉行的釣運40大壽的獻禮。希望在座的老保釣給予支持，把你們手上珍藏的釣統運資料盡快捐贈到這兩個圖書館來，并配合兩個館的口述計劃做口述史。

文獻的編印典藏的方面，我就講到這里。不過，我誠懇的希望我們今天的討論，固然是在溫故，但更重要的是要知新，在新的國內外的大形勢、大氣候下，重新審視過去，賦予新的時代意義；只有深刻的重新審視過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未來。歷史，固然是記載前人的經歷，但那是死的歷史，后人根據他們當時的情況所作的解讀，才是活的歷史。

現在言歸正傳，再深入地講一下我對釣運文獻的解讀。這是我今天報告的主題。

首先要提出四個影響釣運文獻解讀的因素，也是當時影響我們釣統運刊物內容的因素，就是：大陸政治的鐘擺現象、兩岸的長期對立、臺灣政治的嚴重失序和國際的冷戰大氣候。這些都是宏觀的客觀因素，當然還有微觀的主觀因素，例如個人的立場、利害、家世等，也都有形無形地影響我們對文獻的解讀。

這些主客觀的因素都是眾所周知的，這里只是提一下，無需詳細說明，而且時間也不允許。但我要強調的是，我個人對釣運文獻的解讀的出發點是基于國家民族的大義，共同利益，是站在當代的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高度來解讀的，盡量排除個人的主觀因素。我很高興，今天老保釣又回到原點，左中右歡聚一堂，各抒己見，這是好事。國家這么大，問題這么多，如果只是一種聲音，那怎么行。

   不過，我要先指出，我是從自由主義左翼的立場和觀點解讀的，也就是我的小老弟鄭鴻生在他的《青春之歌》中所說的另類思想，這個概念很能說明問題。

我的報告是根據這樣一個假定：就是釣統運刊物，盡管數量龐大，內容龐雜矛盾，但是最後分析起來，我認為，集中傳達或反映了一個最重要的時代信息：就是大和解，國際大和解、兩岸的大和解，中國人的大和解；當然，我的重點是兩岸的大和解。

什么是大和解？因為一定有人會懷疑，釣運期間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歷的是左右的對立、對抗，甚至還出現暴力現象、白色恐怖現象，那來的大和解？

這是表象，是稍縱即逝的浮光掠影、驚濤駭浪上的浪花泡沫，不是歷史的主流，也不是歷史現象背后深層的本質。我講的大和解是辯證意義的和解，是指兩個對立面的較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後再合而為一的和解。也就是《中庸》里所說的執兩用中 ,相反相成； 黑格爾的正反合，馬克思的對立統一；其中的中、成、合、一，都同我說的大和解的意思接近。所以不是簡單的、單一的、孤立的、表面上的和解，而是深層的辯證的同一、統一，合一。

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本來是敵對的雙方，例如甚至是彼此不共戴天、水火不相容的雙方，后來化敵為友，握手言歡了，這就是和解；國共歷史上的兩次合作，2005年連戰到大陸的和平之旅，就是我所謂的大和解的歷史呈現或歷史事例。這就是我今天要闡述的釣運文獻所體現的大和解的意義。

所以，我要講的和解是有原則的和解，不是沒有原則的和解；也不是靜態的和解，而是動態的和解，有和風細雨的時刻，也有狂風暴雨的時刻；不是原地踏步不動，而是闊步前進。

把這層意思講清楚了，就可以明了我所講的釣運期間，在世界范圍、在東亞范圍、在中國人范圍，特別是在兩岸關系上展開的大和解的進程的深層意義了。我們老保釣都是當時的歷史見證人，應該有恍如昨日之感。

還有一個同時代信息密切相關的核心概念也需要澄清，需要突出強調，就是時代精神，時代的主旋律。七十年代的信息雖然是大和解，但其精神也即主旋律卻是正義與平等；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公字當頭，義字存心。這是推動七十年代大和解的強大的精神原動力，貫穿滲透到當時的國際政治、東亞政治和兩岸關系里面，不僅體現在越戰上――未嘗不可以解讀為體現社會主義精神和價值的正義與平等同體現資本主義精神和價值的民主與自由的較量和決戰，也是大陸文革的基調和主旋律；毛澤東就是這個精神的旗手、推手，毛澤東思想就是這種精神的集中體現。沒有這種精神的原動力，大和解也將不可能進行實現；在國際上如此，在越南戰場上如此，在兩岸關系上也不例外。

釣運，作為這個時代的政治和社會運動的一個構成部分，自然也體現了這種精神。例如老保釣們，至少是左翼的老保釣們，不論學術成就和地位，不論家世，不論年齡，大家一律在追求正義的理想主義激勵下，一律平等，例如楊振寧、王浩，例如袁祺、謝定裕等，同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周恩來將釣運定性為海外的新五四運動，其歷史的深意應該是在海外繼承并闡揚了標志舊五四時代的精神和主旋律的正義與平等的理想主義。

作為七十年代保釣的一代，正是這種時代精神主導了我的心路歷程。同大家一樣，我們都是在臺灣成長、成學于六七十年代。當時正是西方自由主義特別是美國版的自由主義大行其道，成為時髦的顯學。所以自由主義也在我的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記，向往民主法治、言論自由，獨立思考，反對儒家的威權傳統，批判蔣家的家族黨國統治，不滿臺灣社會充斥的不公不義的現象。

但是當時也就是從1961到1966年我在臺大歷史研究所的四年期間，我并沒有像我的老同學（研究所時）、老學長（大學時）李敖一樣，行諸文字，而是隱而不發，專心當好臺大歷史研究所的研究生；一方面專心撰寫論文，另方面全力準備留美出國。并且為了生活，還兼職參加陶希圣所主持的《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的編輯工作（同時兼職的還有李敖、張俊宏等）。這時我還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國民黨黨員，是在成功嶺接受預官訓練時入的黨，但從來也沒有當回事。而且後來1966年到了哈佛之后，波士頓地區的國民黨黨員還要定期召開小組會議，我還輪流干過小組長。現在在政壇上的國民黨要員，有幾位當時也是小組的成員，我就不指名道姓了。所以，如果從這樣的政治資歷背景來看，我也可以算是一身藍色了。

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內心的思想世界卻正波濤洶涌，已經逐漸在走向異見反叛的道路，雖然是個漫長的潛移默化、不自覺的過程； 將我引上這條道路的動力基本上是不公不義的臺灣政治和社會現實、美國的霸權主義，主要是指當時越戰的殘酷烽火激發的反戰怒潮，加上閱讀了大量大陸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近現代史著作，以及系統地研讀了近代歐洲社會主義的歷史，于是總體上讓我深深感到，我身處的是一個變天變道的大時代。所以，我專業的歷史感和歷史直覺告訴我：費正清和他的學派過時了，中國自由主義過時了，余英時過時了。我必須選擇走自己的路，走和他們不同的路。

那么當時我是怎么選擇走自己的路呢？中國的文革和毛澤東對越戰的立場和態度對我是重要的啟蒙。毛發動分文革的基調也即精神，是公字當頭，義字存心，并本著這種精神，堅決支持越南人民獨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戰爭。同時，他還在北方頂住了蘇聯的巨大壓力。這是何等的膽識，何等的氣魄，何等的豪氣！

然而，相反地，蔣介石和國府竟然對幾個荒蕪貧瘠的小島，釣魚臺列嶼，任由美日擺布，總是叫國人體諒政府的處境，說是國步維艱，要以大局為重，忍辱茍全。這又是何等的自賤、自貶、自辱！國格何在？民族的尊嚴何在？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毛蔣兩位領導人和國共兩黨，在國家民族面臨大是大非的挑戰時，其立場和態度，竟然形成了這樣巨大的反差；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身受中國「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傳統影響的知識分子，怎不令人對毛感到自尊自豪，對蔣感到羞辱失望！在這樣的大是大非面前，國府絕對無法以任何借口或托詞可以開脫掉它作為一個執政黨應盡的守土衛國的天職的；要講難，毛當時面對的挑戰不知要比蔣面對的難上多少倍，但他還是義無反顧，知難而上；而蔣卻畏縮逃避，知難而退。這不是蔣在抗戰前期對日的「不抵抗政策」的現代版麼？

所以釣魚臺運動對蔣和他的政黨和政府，作出了嚴厲的但公正的裁決：沒有擔當，喪失民心，不配作為國家的領導人和執政黨。這就是我所謂的變天變道在中國歷史范圍內的實質內容，這也是我所說的，我是站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高度來重溫釣運歷史的真意所在。

這個重大的歷史事實有力地說明了人事和物事是兩種不同領域的學問，兩套不同的思維方式。上午在回顧釣運史時，有幾位老保釣都說自己是搞物理的，數學的。除了專業之外，還有余力旁顧國事、天下事，涉獵歷史文化，的確令人羨慕欽佩，當然是好事。但是請允許我冒昧地順便在這里插句題外的話，或許有失風度，就是我在釣運期間感到，搞理工的或多或少都具有一種不自覺的傲慢心態，一種arrogance, 認為理性思維，形式邏輯是打開真理、認知真相的鑰匙。我的老師殷海光是搞形式邏輯的，他對自己的思維方式充滿自信，以為真理在此，他殷海光所說的就是正確的，所以在課堂上，大部分時間不講正課，而是臧否人物，議論時政。另外一個國際級的、相當于諾貝爾獎級的邏輯大家，也即殷海光在西南聯大的同學王浩，晚年卻改行搞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搞起中國近代史來了。他認真地寫了一篇很長的相當于通論式的中國近現代史的文章，而且在香港的《七十年代》上發表了。文章的立場、觀點都沒有問題，只是推論推理流于從概念到概念的形式邏輯，與歷史的事實不符，出現了許多問題。其癥結就是流于武斷獨斷，沒有考慮到人事的方方面面，及其內在的獨特的歷史辯證規律或模式。

對不起，我這個題外話也許扯遠了，再回到本題吧。鑒于天變道變的客觀大形勢，我同當時哈佛的反戰同學系統地批判了費正清的現代化理論和哈佛學派，并進一步另起爐灶，構建了一套新的中國近現代史的解釋體系。我們的文章匯集成書，叫做《中國的不斷革命》（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1840 to the Present） （書的共同主編是James Peck 和Victor Nee），由紐約的潘塞恩出版公司Pantheon Books于1975年出版。我負責從自由主義左翼的批判觀點寫了從鴉片戰爭到1969年這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思想的急劇變動（見〈哈佛的激情歲月〉）。這篇文章實際上標志我治學方向的大轉變，批判自由主義和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回歸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的主流，也可以解讀為我個人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和意識形態的認同及和解。當然，可以想象，我為這種和解付出了孟子所說的「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身心備受煎熬的巨大代價。

然而，臺港和美國的中國自由主義右翼，包括我的老師和師兄弟們，這些年來卻一個個當上了大教授、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這是靠他們的真才實學，還是靠他們反毛、反共的政治資本獲得的？他們的學養造詣較之近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祖師爺胡適是有過之，還是不及？如果是不及，那么學貫中西、被奉為中國思想界泰斗的胡適，其晚年在紐約為什么先是靠微薄的研究金過活，最後只當了個卑微的普林斯頓大學的圖書館館長？他渴求教授而不可得，遑論講座教授？這些貌似君子紳士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深受中國學成為西方和美國的顯學之惠，卻反過來對毛倒打一耙？歷史之吊詭荒誕，莫過于此！不過，由此也可證，個人和國家民族的命運是榮辱與共的，只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壓根就不承認他們尊顯的學術桂冠是拜毛澤東一手使「中國人站起來了」的東風之賜罷了。

這些激忿之言難免有點情緒化，抱歉，又離題了。不過，正是這些人在兩岸和全球華人的大和解的道路上，設置了思想上、心理上的重重障礙，拖慢了、延緩了兩岸的大和解進程。但是總的大和解進程是不可逆轉的。

再講一個最近的例子以便說明大和解進程之難，就是2005年當連戰抵達和平之旅的第一站南京時，他有感而發說，臺北到南京的飛行時間不過兩三個小時，但國民黨從臺北走到南京卻化了將近60年的時間。這是歷史時間，不是地理時間、航空時間。由此足證，人事是非常復雜曲折反復的；歷史就是一門處理這樣復雜的人事的學問。

總的來說，我的心路歷程是沿著人事的邏輯發展的，是矛盾辯證的發展過程。剛才說到我的思想開始從自由主義的右翼走向自由主義左翼，走向同情社會主義、認同新中國。這段期間，即從1968年到1970年這三四年內，我在臺灣的《大學雜志》上寫了不少文章，都是反映我這段期間的這種辯證的、復雜的思想變化或心路歷程。

這時我已人在美國、在哈佛了，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緊箍咒已經管不到我了。所以，當我把毛周從臺灣的匪的形象轉變為大陸的民族英雄的形象時，我已經在思想上、在心理上同大陸、同新中國和解了。對于我這樣的轉變，國民黨當局除了吊銷護照之外，已經沒有其他的白色恐怖手段好使了。

毋庸置疑，我個人走上和解的心路歷程是大時代和解精神的體現，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三件劃時代的歷史巨變推動我思想的轉變。首先是中美兩國關系的大和解。有兩幕非常形象的歷史場景，一場是1954年4月的日內瓦會議，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看不起新中國，不屑與周恩來總理握手；但是在18年之后1972年2月的大冬天，美國總統尼克松，卻在機場趕步搶著去同周總理握手言歡。周總理還是周總理，人還是同一個人，為什么美國現在的態度卻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原因當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具有決定性的原因是中美在越南戰場上的10年戰略決戰，已見分曉：美國慘敗了，中國打勝了，雖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所以，歷史的偉力迫使尼克松不得不同中國和解，不得不承認中國政治大國的地位，不得不讓中國體面地進入國際社會。這個歷史事實有力地證明，中美是化敵為友了，是和解了，但是是有原則的和解，有尊嚴的和解，是完全符合中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的大和解。

具體地說，就是中美兩國經過激烈的辯證的正反斗爭，最後在一個中美蘇三足鼎立的新的國際秩序下，由敵對走向友好，握手言歡了，和解了。歷史向前發展了，不是原地踏步不動，否則，中美的大和解也不會到來。這就是我所謂的大和解的真正含意。

其次是，中日這兩個在東亞近現代歷史上長期對立、對抗、較量的國家，1972年也是在美國主導的國際大和解的潮流下，由敵視走向大和解了。君不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這年9月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同毛握手的場景，田中那種誠惶誠恐的場景，同1895年3月李鴻章在日本馬關（今山口縣下關市）春帆樓遭受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羞辱的場景對比，也可以看出來中日的大和解也是同中美的大和解一樣，是有原則的、有尊嚴的，是符合中國國家和民族最高利益的。

再就是國際社會同中國的大和解，具體體現在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正式接受北京取代臺北，成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也就是接受了1949年中國人民早已作出的歷史裁決。大陸為了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其首都在北京而不是臺北，等了整整21年。這也是我所說的，中國同國際社會的大和解不是沒有原則和無條件的；否則中國和聯合國的和解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要順便強調的一點是：這標志1949年以後，美國主導編造的神話，中華民國代表全體中國人的神話，現在終于破滅了。國際社會終于不得不接受1949年以來的中國歷史的現實，而不是神話制造的歷史假象、幻象。當然，中華民國的衛道者會強烈反對，那就讓我們求同存異，各為其主，各抒己見吧。

這也是我在開頭時說，我是站在中國、世界歷史的高度和民族的整體利益，而非從個人的現實利害，來談大和解的意思。

最後來重點地談一下我們釣運在中國國際的大和解的潮流下對兩岸大和解作出的貢獻或所起的作用。

這得從釣運的五人特邀團講起。1971年9月25日由李我焱、王正方、陳恒次、陳治利、王春生五人組成的保釣特邀團，前往北京，作冷戰以來打破兩岸冰封狀態的首次破冰之旅。

有意思的是，這個團的五名成員都是從臺灣到美國留學的，然后繞過「死亡禁區」，轉個大彎去北京的，不是直接從臺北去的。這是因為在那個動輒被扣上匪特、要冒陳映真所說的「亡身破家」危險的兩岸冰凍阻隔的戒嚴時代，要直接從臺北去北京是不可能的，這是當時兩岸對立時的特殊國情，只好假道他國了。這也說明了上面所說的，國民黨主席連戰要花近60年的時間才能踏上大陸的土地的真正原因；說穿了，這是國民黨作繭自縛。

大陸官方立刻抓住這次破冰之旅的重要意義，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接見，這可是官方的最高規格，這不僅是因為周總理是國家的第二號領導人，還因為周總理在中國歷史上是「千古一相」的崇高歷史地位。讓他這樣一位的歷史大人物、這樣高的國家領導人來親自接見這五個沒沒無名的來自臺灣的年輕人，真是大陸的大手筆，走的是一步大棋遠棋；周恩來總理之所以這樣做，顯然是要借這次五人的破冰之旅，向臺灣、向海外華人，傳達大陸政府、新中國，對兩岸和對全球中國人啟動民族大和解的信息，打破大陸同臺灣和海外的中國人二十多年來的隔絕冰凍狀態。

這就是我今天報告的主題，釣運春雷，傳達了兩岸大和解的信息的真意所在。

臺灣當局當然知道周的用意，深恐這個大和解造成骨牌、蟻穴效應，打破多年來精心構建的反共心防，所以竭力打壓恐嚇，立即替這五個在臺灣長大、受教育的年輕人，戴上莫須有的「毛共文化特務」（海外版《中央日報》 ， 1971年10月17日） 的政治大帽子。這恐怕是臺灣官方對這種性質的兩岸來往所能扣的最重的罪名了，輕則坐牢，重可殺頭。可見其重！

然而，大和解是當時的世界潮流，決不是臺灣當局使用白色恐怖手段可以逆轉的；而且適得其反，更加使海外華人離心離德。果然，這五個人的北京之行啟動了海外大和解的進程，此后美國和海外華人紛紛組團，到大陸探親訪友，形成一波接一波探親訪友的熱潮。然后，海外同大陸開展的大和解進程，通過各種渠道回流沖擊臺灣島內，在臺灣的學界、思想界產生了對大陸的親和感；于是一種大和解的暗流開始滋長了，壯大了，從而為1987年蔣經國開放老兵到大陸探親、連戰2005的大陸和平之旅，準備了條件。這是歷史事實，是誰也不能抹煞的。

這里順便講個有趣的時代插曲，也可稱之為兩岸大和解中一段頗富戲劇性的插曲，就是周恩來委托李我焱和陳治利，要他們回去後請美國的保釣同學們幫個忙，去聯合國做口譯、筆譯，就地報國，解大陸的燃眉之急，因為文革把一些英語人才下放到牛棚去了，一時派不出人手到聯合國服務。于是，一批左翼的老保釣，例如已去世的李我焱、現在在場的余珍珠、夏沛然、花俊雄等，還有我，就欣然應命，放棄了學業專業，進了聯合國。

這個歷史插曲，很有意思，因為一方面是中華民國被請出聯合國，另一方面卻是她一手培養的年輕人背叛她而到聯合國為她的對手服務了。這能不說是歷史同中華民國開了個大玩笑！再後來，有些老保釣更進一步，干脆回大陸去安家落戶生根了，例如在場的林盛中，就是現在大陸叫做海歸的現象。這樣，就使兩岸的大和解增添了實質的內容。

這個插曲，正是我提到的大和解的辯證性質的復雜性的最好例證；具體而言，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化敵為友。這是推動大和解進程中的一個必然和必要的步驟。而我們老保釣都親身經歷了。

所以，老保釣為兩岸的大和解的進程在國內和國際的兩個方面，都起著開路先鋒的和鋪路的歷史作用。釣統運文獻里隨處都可以看到這類事例，而且釣統運的報刊對當時的這種海歸現象，起著推波助瀾的促進作用。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通過刊物，釣運同學們經歷了覺醒、反思、批判、認同、回歸的心路歷程；具體而言，就是消極方面，消除了反毛恐共仇共的心結，積極方面，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社會主義的中國，回歸中國歷史的主流，思想上徹底地同大陸和解了，清除了回歸的心理思想迷障。這就是周恩來在接見五人團時將釣運譽之為海外的新五四運動的主要原因。這次論壇在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的前夕舉行，實在是一步高瞻遠矚的高棋，兩個五四運動，前后輝映，實在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歷史意義。

由上所述，顯示了一個簡單的中國統一的模式：就是先有大和解，走向實質的統一，最後走向形式的統一，也就是一個中國。現在，我們正置身于這個「和解－實質統一－形式統一」的中國統一的三部曲的進程之中，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獨特的中國統一模式。

這就是我對釣運文獻的解讀，請各位指教。觀點偏左，也請各位海涵。

      最後，提出我的一點讀史心得和由此衍生的愿景，作為我今天報告的結論。

   近代國共的兩次大和解，都有一個歷史大背景，第一次國共的大和解是為了共同對付北洋軍閥；第二次是為了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國歷史都在這兩次大和解取得成功之后，獲得了突破性的發展。目前正在進行的這一次，則是兩岸中國人甚至是全球的華人，為了共同同西方打一場國史上從未有過的商業戰爭，金融戰爭，經濟戰爭，也就是連戰一再提到的雙嬴的戰爭，而走到一起的。馬英九轉請錢復在海南島的博鰲論壇上帶給溫家寶的16字，「同舟共濟，相互扶持，深化合作，開創未來」，就暗含這層意思。這是智者之言。

   我早在1990年為紐約《僑報》所寫的發刊詞的題目是：我們同在一條船上，這同馬英九「同舟共濟」的意思，是遙相呼應的。如果兩岸深化合作，漂亮地打勝了這場同西方的商業戰爭，我們華族的歷史必將如他所說的「開創未來」，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從而取得更大的突破飛躍！這是兩岸的共同愿景，也是全球華人的共同愿景！

   但是，為了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具有魯迅所說的「度盡劫波兄弟在，相見一笑泯恩仇」（《題三義塔》）、溫家寶所說的「捐棄前嫌」 的寬宏心胸，忘記過去，展望未來；汲取孟子所說的「以大事小者仁，以小事大者智」（《孟子·梁惠王》下篇）的美德和智慧。我在的這個小組里就有同我的立場相左的愛盟的兩位重要成員，劉志同和李義仁兩位教授，我們今天能夠坐在一起共商國事，就是「捐棄前嫌」的最好的大和解例子。感謝主辦單位作出這樣頗具匠心的安排。

      祝愿今后我們老保釣本著這些美德和智慧，積極推動和拓展由老保釣在1971年啟動的兩岸的大和解進程。

（作者按 ：這是作者于上個月2號在臺灣新竹的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謝小芩的主導下舉辦的 「一九七O年代保釣運動文獻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上發表的講稿。這次論壇是在當前兩岸大和解的大氣候下左中右的老保釣第一次在臺灣捐棄前嫌，握手言歡，共聚一堂，回憶往日的崢嶸歲月，所以深具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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