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丁：中國為什么不能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本文選自韓丁（William Hinton）Monthly Review Press1990年出版的《大逆轉》（The Great Reversal）第十一章。

    在20世紀30年代，毛主席斷言在20世紀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行不通，中國不適合走資本主義的道路。毛主席說：中國反對國內封建主義和國外帝國主義的革命，不是法國式或是英國式的那種向資本主義邁進的舊式的民主革命，而是向社會主義邁進的新式的民主革命。首先，帝國主義勢力是不會允許中國發生任何以獨立的資本主義為目標的改革。每一次只要中國人起來挑戰傳統的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勢力就會單獨地或者是聯合起來利用武力對其進行鎮壓。帝國主義勢力對中國革命的這種反應使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老師總是不允許學生去學習他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舊的勢力---整個地主階級、經濟上和政府中的買辦階級----都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走狗，因此，帝國主義才會利用它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力量來支持，鼓舞，培養和保護這些封建勢力的幸存者。

    而且，資本主義并不是我們正確的選擇，因為毛主席說：“社會主義不允許我們選擇資本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沒有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會主義力量----首先是蘇聯，其次是工人階級以及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和其他國家的工人運動----相聯合，贏得他們的支持，那么中國的革命就不會成功，因為這些社會主義力量通過和本國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斗爭為中國革命提供了援助。現代時期，這個由毛主席定義為戰爭和革命的年代，無疑是資本主義垂死的時代，而也無疑是社會主義走向繁榮的時代，這種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會主義力量的聯合，并贏得他們的支持將會使中國經歷一種新的形式的革命。這種革命并不是為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權力掃清道路，而是為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權力掃清道路。

    最后，中國獨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軟弱和搖擺不定的。 因為如果不把工人和農民完全動員起來的話，是不可能徹底地摧毀地主階級，帝國主義和其買辦階級走狗的。但是動員工人階級就意味著必須在對工人的管理上有很多的限制，同時也要滿足工人們的要求。動員農民意味著必須進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要完成就必須沒收地主階級的財產(自然包括土地所有權)，但是中國的地主階級又和民族資產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對土地所有權的沒收威脅到了所有的私有制，這使資本家搖擺不定，因為他們使渴望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那里獲得解放。一次又一次的實踐證明，民族資產階級是不能作為中國人民反抗國內外敵人的領導階級的。因此，對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權就自然的轉移到了中國的工人階級，轉移到了作為所有被壓迫人民代表的中國的共產黨的身上。 中國的工人階級比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人數更多，同時也更加有經驗。

    新民主主義的提出

    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充分地動員了成千上萬地工人和農民，不僅僅要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而且要沒收所有帝國主義及其官僚買辦階級走狗的財產，所以這場革命的首要的目的決不是資本主義。毛主席計劃了一種新的國家形式，那就是一種有利于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經濟。 這種混合所有制經濟包括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和在整個經濟中居于次要地位的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一個民主革命的過渡時期，一個在土地改革完成和對四大家族壟斷的財產(工業的，商業的，金融的)實行國有化后建立起來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此后，高于一切的工作就是發動社會主義革命。

    二十世紀30年代的世界形勢是這樣的：資本主義陷入空前的危機，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蒸蒸日上，局部戰爭演化為世界大戰，第三世界初一革命的邊緣，因此毛主席無可辯駁的說明中國只有選擇社會主義而別無選擇。現在50年過去了，當恢復活力的資本主義證明了其暫時性的穩定性，而社會主義的建設正困難地往前走，亞洲四小龍(香港，臺灣，韓國，新加坡)在資本主義下實現了經濟的起飛，于是幻想家就認為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是時代錯誤的，缺乏時代性的，奇怪的邏輯。

    在10年的國際國內戰爭，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和10年的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之后，中國的領導人仍然標榜社會主義，對毛主席的苛責卻同西方完全一致。但是他們在使他們的國家盡可能快的融入世界市場的時候實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改革。在改革開始時，設計師們樂觀，自信，甚至驕傲自大；但當他們的政策已經導致了足夠的惡果，使人民開始懷疑整個改革的方向。因此，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走資本主義道路能否使中國變成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獨立的國家這個老問題又一次提上了議程。

    我的觀點是：對中國來說，仍同20世紀30年代、50年代、70年代一樣，獨立自主的民族資本主義在今天并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因為在這條道路上有著巨大的阻力，這些阻力有一些是長期的歷史現象，另外一些是在革命中新產生的，在土地改革和30年社會主義建設中產生的。其中，至關緊要的阻力是現在世界經濟的狀況，中國的國家本質，工人階級的反抗和農民的自給自足也就是貧窮的農民在所分得的小塊土地上的能夠生存的能力。

    考慮到世界經濟，改革者的策略是沿著“四小龍”(香港，臺灣，韓國，新加坡)所走的道路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新型的工業化國家。那就是利用本國的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吸引外部的資本從而建立勞動密集型的日用品加工業。這些日用品是供應世界市場的，它們首先是紡織品以及電子和電氣用具。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中國創建了自由貿易區，在這里中國在基礎設施的建設方面投資了數十億，貸款了數十億。他們對本國的加工產品的出口充滿了希望，但是直到現在為止，中國在世界范圍內想獲取一個鞏固的市場份額的努力仍然失敗了。

    這個失敗有兩個主要的原因。首先，曾經能夠吸收大部分所提供商品的膨脹的世界市場，現在它的膨脹速度變慢了，在20世紀80年代，是商品的過剩和充斥而并不是商品的缺乏困擾著全球。此時，韓國和其他的“”跳躍式的快速發展已經結束了。此外，如果不是美國為了建立針對中國的前進基地而進行的兩場長期的戰爭從而為四小龍 (香港，臺灣，韓國，新加坡)提供了經濟上的強有力的支持， 四小龍是不可能走上跳躍式的快速發展的道路的。因為美國在這十年對外戰爭期間對側翼包圍中國的國家進行了大力援助。雖然現在很多中國人由于羨慕臺灣和韓國的經濟發展而得出中國走了錯誤道路的結論，但是他們無法了解的是如果沒有中國的革命引起了對美國的世紀的挑戰，今天就決不會有環太平洋的“四小龍”。

    其次，即使快速發展的機會仍然敞開著，即使市場是和往常一樣有很大的吸收力，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它輸出的產品是任何國家都不能吸收的了的。對于一個只有數百萬勞動力的小國來說實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業是可行的，但是對于一個像中國這樣擁有幾千萬甚至上億勞動力的大國來說實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業卻是不可行的。中國復制環太平洋的“四小龍”這樣的小國的發展模式是不合理的。 只有少數實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業的國家取得了成功，這些成功的現在也正在走下坡路，更何況像巴西，墨西哥和印度這樣同樣走這條道路的競爭者因為無力償付外債的而陷入嚴重的問題。

    世界銀行的策略是：通過私有化，自由化和向外國投資者讓步從而使得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向國際市場開放;提高本國經濟對世界市場和外國貸款的依賴性。由于無法償還快速增長的外債，大多數國家不得不凍結工人的工資，使貨幣貶值，降低支出甚至是至關重要的福利支出。因此人們的生活水平急劇降低。同時，內需的縮減也破壞了出口國家的經濟，并加重了市場上產品的過剩。所以，這個實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業的整個發展策略破產了。

    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里，第三世界國家避免經濟破壞的唯一可行的策略是進行多元化的投資，為國內的產品和服務發展國內市場從而降低對世界市場的依賴性。為了實現這個目的，第三世界國家應當進行土地改革，建立漸進性的稅率（累進制稅制），保障工人權力----以前中國所做的，中國在改革前做得很好的工作。但是中國的領導人仍然存有新型的工業化國家這種發展模式的幻想，把希望仍然寄托在一種過時的發展戰略上。對于中國來說，因為國家規模和巨大的勞動力的可用性，這種過時的發展戰略不會為中國提供一個適當的發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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