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和黎澍同志的非難

馬 文 戈

作者為退休老教授，姓馬，文戈是其筆名。這是馬老師二十年前的舊文。

近幾年來，在我國學術理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受到的非難和背棄，不能說是最厲害的恐怕也是最厲害的時期之一。從辯證唯物論到唯物辯證法，從能動的反映論到唯物史觀，？在科學無禁區和學術討論自由的幌子下，在某些人的眼里似乎傳統的東西沒有什么可值得尊重的了。發展就是拋棄，有哪一條基本原理和基本命題沒有被我們的“勇士”們揪出來示眾呢？堅持就是教條，一切都要“西化”，一切都要放火燒荒。當然真理是不怕敲打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是批評不倒的。它受到的敲打越厲害，放射出來的真理光輝越燦爛。不過理論上的錯誤傾向所造成的社會后果是什么呢？它擾亂人心，導致信仰危機和無政府主義泛濫。“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一種懲罰”。不少人對古今中外五花八門的學術思想咀嚼了不少，但卻把列寧的這句至理名言拋到了九霄云外。用封建主義批判資本主義是一種倒退，用資本主義批判社會主義也未必就是進步。在我國現代的歷史條件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只有堅持和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建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對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態度和應負的社會責任是什么呢？

自1984年以來，黎澍同志在一些報刊、叢書和討論會上發表了許多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的文章和談話。他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命題是“片面的”、“錯誤的”和“沒有脫離歷史唯心主義的窠臼”，“關于它的一些說法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并且“最初提出這個命題的邏輯推理也是錯誤的，不值得苦心加以維護了”。對黎澍同志的這種非難和挑戰，響應者、反對者和折衷者均有。在寥若晨星的反駁文章中，沒有明確地指出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思想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觀創立過程中的理論地位，沒有具體指出列寧和毛澤東對群眾史觀的豐富和發展，更沒有對黎澍同志的方法論錯誤以及他的錯誤的邏輯批評進行正確的批評。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對于堅持和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整頓黨的作風，提高干部素質，實行群眾路線，搞好改革開放和建設都是極為有害的。因此徹底清除黎澍同志散布的錯誤思想影響，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有著深刻而迫切的現實意義。

一、群眾史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題中已有之義

黎澍同志批評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說什么“關于它的一些說法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附會”蘇聯30年代聯共（布）簡明歷史教程，“沒有脫離歷史唯心主義的窠臼”。黎澍同志的這種批評，完全是一種主觀臆斷，一點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實際情況。

馬克思主義誕生于十九世紀40年代。在唯物史觀的創立過程中，青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觀經歷了從黑格爾走向費爾巴哈，又從費爾巴哈走向歷史唯物主義的轉變和發展。其間《〈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等重要論著，則是他們思想上吐故納新的里程碑。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有沒有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思想，或者說，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論斷到底是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必須從具體分析研究這些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來加以確定，而不能離開對這些重要論著的具體分析或對它們的斷章取義，去主觀武斷地下結論。我們通過分析研究后的結論是：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雖然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找不到原話，但卻是它們的題中已有之義。

（一）群眾史觀植根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胚胎之中　　

——馬克思恩格斯在離開黑格爾走向費爾巴哈思想時期的群眾史觀　　

1、歷史唯物主義作為馬克思一生的兩大科學思想發現之一，并不是沒有邏輯起點的。它的邏輯起點便是費爾巴哈的哲學人本主義當中的唯物主義“基本內核”。馬克思寫于1843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馬克思恩格斯合寫于1844年底的《神圣家族》，是他們離開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走向費爾巴哈哲學人本主義的思想發展里程碑。這時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已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轉變。列寧評價說：他（即馬克思）“已作為一個革命家出現，主張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批判’；他訴諸群眾，訴諸無產階級”（《列寧選集》第2卷第577頁）。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提出了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相統一的原理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他寫道：“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有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9頁），“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同上書第10頁），“哲學把無產階級看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看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人”（同上書第15頁）。從馬克思的這些重要論斷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在唯物史觀的創立形成過程中在馬克思的一般哲學唯物主義思想中，就閃射出一種群眾史觀的思想光芒，群眾史觀從一開始就孕育在唯物史觀的思想胚胎之中。第二，馬克思在這里所講的“能夠抓住事物的根本”和“說服人”的徹底理論是什么呢？是已經超出費爾巴哈哲學人本主義，而呼之欲出的歷史唯物主義先聲。馬克思把費爾巴哈批判宗教神學的唯物主義斗爭矛頭，轉向了批判現存的社會制度，從而開啟了探索人的社會本質和歷史真諦之路。這難道不是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傾向和走向嗎？第三，馬克思在這里講的“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實際上是從誰是歷史的創造者的意義上強調革命離不開人民群眾，離不開無產階級，它同“武器的批判”和“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的精神實質，同列寧對馬克思在這個思想時期的評價：“訴諸群眾，訴諸無產階級”是一致的。而唯心史觀的實際宣揚者們總是夸大精神的力量和英雄個人的作用，馬克思則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改造社會的希望或歷史哲學理論訴諸群眾，訴諸無產階級。這難道不是一種群眾史觀的思想萌芽和雛型嗎？當然，這時的馬克思還沒有完成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在思想上還有費爾巴哈哲學人本主義的烙印，人性的異化和復歸思想還占有重要位置。“德國人就會解放為人”就是其中的一個明顯例子。在這里我們需要說明的是，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只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起點，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本身的思想內容。但是，即使處于費爾巴哈哲學人本主義思想發展階段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其超出費爾巴哈的寶貴思想傾向，而這些寶貴的思想傾向具有部分質變的性質，屬于歷史唯物主義范疇。

與其同時，恩格斯則在他的《英國狀況  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一文中，揭露批判了卡萊爾鼓吹的英雄史觀和英雄崇拜，他針鋒相對地寫道：“只有工人，英國的賤民，窮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將來拯救英國的卻正是他們”（《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28頁）。恩格斯配合馬克思一起敲響了群眾史觀的晨鐘。

2、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神圣家族》一書，在唯物史觀的創立過程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列寧說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義的社會主義基礎”（《列寧選集》第一卷第90頁）。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對以鮑威爾為代表的青年黑格爾派所宣揚的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批判，進一步發揮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關于生產勞動在歷史上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提出了“物質生產”是“歷史的發源地”和“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4頁）等具有唯物史觀和群眾史觀深刻涵義的思想和論斷，并以此為基礎，用社會的物質關系來說明政治、宗教和哲學等意識現象，向最終提出和解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根本原理挺進。

青年黑格爾派鮑威爾等人從主觀唯心主義出發，不僅把世界歷史歸結為“自我意識”，還把“英雄”等同于“精神”，“群眾”等同于“物質”，把英雄和群眾的對立等同于精神和物質的對立。在青年黑格爾派看來，全部人類史就是英雄反對群眾的歷史。他們否定人民群眾和物質利益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甚至宣稱：“精神的真正敵人應當到群眾中去尋找，而不是像以前的自由主義的群眾捍衛者所想象的那樣，到別的什么地方去尋找”（轉引自上書第104頁）。他們還胡說什么“到現在為止，歷史上的一切偉大活動之所以一開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沒有實際成效的，正是因為它們引起了群眾的關懷和喚起了群眾的熱情。換句話說，這些活動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慘的結局，是因為作為它們的基礎的思想是這樣一種觀念：它必須滿足于對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眾的喝彩”（轉引自上書第102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概括鮑威爾等人的這種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基本特征時寫道：“一方面是群眾，他們是消極的、精神空虛的、非歷史的物質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　魯諾　先生及其伙伴，他們是積極的因素，一切歷史行動都是由這種因素產生的。改造社會的活動被歸結為批判的批判的大腦活動”（同上書第109頁）。在揭露批判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還進一步指出了鮑威爾等人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思想來源和認識論根源。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布　魯諾　先生所發現的‘精神’和‘群眾’的關系，事實上不過是黑格爾歷史觀的批判的、漫畫式的完成，而黑格爾的歷史觀又不過是關于精神和物質、上帝和世界相對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條的思辯表現。在歷史的范圍內，在人類本身的范圍內，這種對立表現為：代表積極精神的少數杰出人物與代表精神空虛的群眾、代表物質的人類其余部分相對立”（同上書第108頁），“神與人、精神與肉體、無限與有限之間的神學對立，變成了精神、批判　和鮑威爾　先生與物質、群眾或世界之間的批判的神學的對立。信仰與理性之間的神學的對立變成了正常的人的理智與純批判的思維之間的批判的神學對立。‘思辯學雜志’變成了批判的‘文學報’。最后，宗教的救世主終于顯化為批判的救世主　鮑威爾　先生了”（同上書第181—182頁）。可見，鮑威爾等人的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思想淵源，是德國基督教的客觀唯心主義世界觀及其在歷史觀上的思辯表現。關于鮑威爾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認識論根源，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它顛倒了個別和一般的相互關系，把一般當成了第一性，個別當成了第二性。面對著鮑威爾一伙誣蔑無產階級是“沒有教養”和“目光短淺”的“烏合之眾”， “工人什么東西也沒有創造，所以他們也就一無所有”等等胡言亂語。馬克思和恩格斯則針鋒相對地駁斥他們說：“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沒有創造，工人才創造了一切，甚至就以他們的精神創造來說，也會使整個批判感到羞愧”（同上書第22頁）。

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批判和論斷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英雄史觀不過是唯心主義世界觀在歷史觀上的直接表現；同樣地，群眾史觀也應當是唯物主義世界觀在歷史觀上的正確表現。但是要做到這種正確表現，必須具備辯證思維的方法，而缺乏這種方法的舊唯物主義，在歷史觀上卻只能被扭曲為英雄史觀。第二，群眾史觀和英雄史觀的對立斗爭，是兩種根本對立的歷史觀在主體作用問題上，即究竟誰是歷史創造者的問題上對立斗爭的重要內容和表現，絕不能把群眾史觀或英雄史觀同它們所從屬的歷史觀割裂開來。黎澍把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說成是“沒有脫離歷史唯心主義的窠臼”，這不僅是理論上的張冠李戴和倒打一耙的論戰伎倆，也是對人們歷史唯物主義良知的嘲弄，表現出一種有恃無恐的學閥霸氣。第三，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是在反對英雄史觀的斗爭中產生形成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唯心主義英雄史觀的駁斥和批判，實際上就是對群眾史觀的邏輯證明。而遑論這一點的黎澍只能說明他自己思想上的形而上學和在邏輯常識上的缺憾。

3、《神圣家族》問世一年后，恩格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對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作了進一步的論證。恩格斯對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論證，不僅是對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思想的運用和體現，而且也是對它的邏輯補充，因為這兩個論題從一開始就是被一起提出和同時證明著的。列寧指出：“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一點，就是闡明了無產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社會創造者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作用”（《列寧選集》第2卷第437頁）。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思想為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論題提供了理論前提，而對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證明也就是對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思想的具體說明。在恩格斯看來，工人階級不僅是一個受苦受難的階級，而且正是這種受壓迫和被剝削的社會階級地位，賦予了他們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和創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使命。《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告訴我們：第一，英國工人階級是現代大工業的產兒，而現代大工業為工人階級提供了存在發展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使它能夠作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并進行革命活動。第二，英國工人運動的歷史經驗證明，工人階級一定會成為“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則，有自己的世界觀的獨立的階級，是和一切有產階級相對立的階級，同時也是國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動國家向前發展的階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529頁），它總有一天會把“資產階級的整個國家的和社會的建筑物連同它的基礎一起傾覆”（同上書第548頁），以實現自己所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

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個思想發展時期，已經具有了群眾史觀的初始形態。他們在《神圣家族》中把它表述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作為初始形態的群眾史觀，它緊緊與唯物史觀的萌芽結合在一起，在同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對立斗爭中，以論戰的形式顯示出自己的理論地位和意義。

（二）群眾史觀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內容和基本原理之一　　

——馬克思恩格斯在離開費爾巴哈走向歷史唯物主義時期的群眾史觀　　

1、《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是他們在這個思想時期的代表作。《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寫于1845年春天，是馬克思告別費爾巴哈走向歷史唯物主義的標志。恩格斯稱它“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08–209頁）。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不僅批判地指出了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一切舊唯物主義的消極直觀性質，提出了革命實踐在認識和改造世界中的決定作用，界定了人的社會本質，而且批判地指出了以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為代表的唯物主義者的英雄史觀及其認識根源。他寫道：“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必然會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會之上（例如在羅伯特·歐文那里就是如此）。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性，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7頁）從文字上看，馬克思在這里沒有提到和批判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但實際上他是在批判歐文的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及其認識根源。我們知道，歐文作為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其世界觀是唯物主義的，但他的歷史觀卻是唯心主義的。他所創辦的試驗工廠，其目的是要說服人們，特別是說服資產階級上流社會放棄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制度，而接受他的社會改良方案，以解除勞動群眾的苦難。這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因為資產階級上流社會決不會自愿放棄自己的壓迫和剝削生活及其所依賴的資本主義雇傭奴隸制。要把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必須通過群眾的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而不能依靠對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說服教育。以歐文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之所以會實行社會改良方案，是因為他們的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在作祟，而他們的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認識根源則在于割裂了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在革命實踐中的統一性。在歐文看來，要改造社會，改變不合理的舊制度，必須對人進行教育，而要對人進行教育就必須把人分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兩部分，從而導致了他把少數教育者（包括他自己在內）看作是“高出于社會之上”的社會精英和歷史創造者，而把廣大受教育的群眾看作是消極被動的和有待于拯救的對象。這不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揭露和批判的青年黑格爾派鮑威爾等人的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嗎？歐文所代表的唯物主義不同于青年黑格爾派鮑威爾等人的地方在于：在鮑威爾那里，其世界觀和歷史觀是統一的，都是唯心主義的；而在歐文這里，其世界觀和歷史觀是矛盾的，即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唯心主義的歷史觀相互對立。黎澍的滑稽之處在于：他自稱馬克思主義者，而又批評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這不正是修正主義的典型特征嗎？從伯恩斯坦到考茨基，從考茨基到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新老修正主義者們都是一些口言善而身行惡的馬列主義叛徒。列寧在《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他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列寧選集》第二卷第439頁）。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一個半世紀并取得了實踐上的偉大勝利之后，如果有誰想來重新修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那么他所能提供給人們的只能是一些陳腐透頂的思想垃圾，不會有任何的科學價值和歷史進步意義。黎澍便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實際例子。

很可惜，對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批判指出的這種唯物主義者的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在以往的解讀文章中并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和注意，至于對此畏之如虎的黎澍同志那就更是諱莫如深了。

2、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它是歷史唯物主義形成的標志，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在這部重要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敘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根本原理，揭示了生產關系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提出了無產階級必須奪取國家政權的革命理論，而且批判了從費爾巴哈和黑格爾直到青年黑格爾派鮑威爾和施蒂納等人的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以及所謂的“真正社會主義者”。今天對于我們與黎澍的爭論來說，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講到每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時，所揭露出來的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炮制“戲法”和手法。它們是：“第一，必須把進行統治的個人——而且是由于種種經驗的根據、在經驗條件下和作為物質的個人進行統治的——的思想同這些統治的個人本身分割開來，從而承認思想和幻想在歷史上的統治。第二，必須使這種思想統治具有某種秩序，必須證明，在一個承繼著另一個的統治思想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的聯系。達到這一點的辦法是：把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規定’（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這些思想由于它們都有經驗的基礎而彼此確實是聯系在一起的，還因為它們既然被僅僅當作思想來看待，因而就變成自我區別，變成由思維產生的區別）。第三，為了消除這些‘自我規定著的概念’的神秘外觀，便把它變成某種人物——‘自我意識’；或者為了表白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又把它變成在歷史上代表著‘概念’的許多人物——‘思維著的人’、‘哲學家’、‘思想家’，而這些人又被規定為歷史的創造者、‘監護人會議’、統治者。這樣一來，就把一切唯物主義的因素從歷史上消除了，于是就可以放心地解開韁繩，讓自己的思辯之馬奔馳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55頁）。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這種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編造手法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幾點：第一，把進行統治的個人思想，同這些統治的個人本身分開，從而也就把每一時代的統治思想和進行統治的一定社會階級分開，以形成思想和幻想在歷史上的統治地位，隨后又將這種統治的思想前后聯系起來，并加以邏輯化，使之成為一種理論體系，這就是客觀唯心主義的歷史觀。第二，把客觀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加以人格化，就會使它脫離無頭腦和無人身的神秘外衣或“外觀”，變成有頭腦有人身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唯心史觀兩種基本形式之間的這種差別與它們在世界觀上的差別是一致的,也就是說統治歷史的思想是屬人的還是非人的，這是唯心史觀兩種基本形式之間相互區分的顯著標志。承認統治歷史的思想和幻想是屬人的，這是一切舊唯物主義者同主觀唯心主義者在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上的共同特點。正因為如此，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將客觀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和主觀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加以區別之后，緊接著便敘述了舊唯物主義者的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說：“或者，為了表白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又把它變成在歷史上代表著‘概念’的許多人物——‘思維著的人’、‘哲學家’、‘思想家’，而這些人又被規定為歷史的創造者、‘監護人會議’、統治者”,即我們今天通常意義上所講的帝王將相、英雄豪杰、社會精英和救世主……等等。可見，英雄史觀本來就屬于主觀唯心主義歷史觀的范疇，而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把它放在主觀唯心主義歷史觀當中來加以敘述和論述的。第三，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揭露和批判，實際上就是對唯物史觀和群眾史觀的邏輯證明。我們曾經一再強調這種思想觀點，因為它是我們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論戰性意義，正確理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群眾史觀的必要思想條件。辯證邏輯告訴我們，對立面是統一的。任何一種思想理論，只有在揭批對立面的斗爭中才能使自己牢靠地樹立起來，不然的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里對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揭露和批判，便會是沒有正面積極意義的東西了。

3、下面讓我們舉兩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一思想時期堅持群眾史觀和反對英雄史觀的實際例子。一是，馬克思對蒲魯東英雄史觀的揭露和批判。　1846年12月28日　，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柯夫》一文中，在批判地指出蒲魯東敵視一切政治運動的唯心史觀根源時寫道：“蒲魯東先生用自己頭腦中奇妙的運動，代替了由于人們既得的生產力和他們的不再與此種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相互沖突而產生的偉大歷史運動，代替了一個民族內各個階級間以及各個民族彼此之間準備著的可怕戰爭，代替了唯一能夠解決這種沖突的群眾的實踐和暴力的行動，代替了這一廣闊的持久的和復雜的運動。總之，歷史是由學者、即由有本事從上帝那里竊取隱秘思想的人們創造的。平凡的人只需應用他們所泄露的天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329頁）。馬克思在這里所提出的“唯一能解決”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而引發的各個階級和各個民族之間的社會沖突和可怕戰爭的，是“群眾的實踐和暴力的行動”，這不就是說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嗎？而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不就是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的重要論據之一嗎？馬克思關于“唯一能解決”社會沖突和可怕戰爭的力量是“群眾的實踐和暴力的行動”的論斷，這不就是對群眾史觀的深刻體現和實際運用嗎？與馬克思的這種群眾史觀相對立的，則是蒲魯東所宣揚的英雄史觀，他認為歷史是“由學者，即由有本事從上帝那里竊取隱秘思想的人們創造的，平凡的人只需要應用他們所泄露的天機”。在黎澍的“歷史共創論”看來，在這里馬克思和蒲魯東的相互對立，是“各執一詞都有片面性”，他們之間并沒有是非真假可言。多么高深的理論啊，竟然能超出馬克思和蒲魯東的對立斗爭之上，能凌駕于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與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的對立斗爭之上！盡管這是折衷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故技重演和老調重彈，但卻是“新權威主義者和市儈們”所需要的權威！所以它不脛而走，具有很大的社會市場。

二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托馬斯·卡萊爾英雄崇拜的揭露和批判。1850年3–4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四期的書評中寫道：“我們可以看到，高貴的卡萊爾完全是從泛神論的觀點出發,整個的歷史過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眾（它們自然為一定的、也在歷史上產生和變化著的條件所左右）本身的發展所決定——整個的歷史過程是由永恒的永遠不變的自然規律所決定，它今天離開這一規律，明天又接近這一規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確認識這一規律為轉移。這種對永恒的自然規律的正確認識是永恒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假的。根據這種觀點，一切實際的階級矛盾，盡管因時代不同而各異，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認識了永恒的自然規律并依靠它行動的人（賢人與貴人）和誤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馳的人（愚人與賤人）的矛盾。因此，歷史上產生的階級差別是自然的差別，人們必須向天生的貴人和賢人屈膝，尊敬這些差別，并承認它們是永恒的自然規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應崇拜天才……這樣，老問題又自然產生了：到底誰該統治呢？這個問題經過十分詳細但卻非常膚淺的討論后，最后得出答案：應該由貴人、賢人和智者來統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306頁）。在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運用群眾史觀來批判卡萊爾的英雄史觀和天才論。他們認為“整個歷史過程”不是由永恒的永遠不變的自然規律決定的，也不是由能夠認識這種永恒自然規律和永恒真理并依照它行動的貴人與賢人決定的，而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眾本身的發展所決定”。這是其一。其二，貴人、賢人和智者即英雄同“愚人”和“賤人”即人民群眾之間的階級差別，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中產生形成的。脫離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把人們之間的階級差別說成是一種自然現象，是卡萊爾泛神論觀點的表現。其三，卡萊爾鼓吹泛神論的英雄史觀的目的，是為了得出社會應當由貴人、賢人和智者來統治的政治答案。黎澍一伙批評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鼓吹歷史共創論是為了什么政治目的呢？難道會是為了恢復資本主義的舊制度，讓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重新上臺再來進行統治嗎？總而言之，群眾史觀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內容和基本原理之一，批評否定它就是批評否定歷史唯物主義。

最后，在這里需要提出的是，馬克思曾經批判過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們關于人民的偶像崇拜問題，馬克思的這種批判，是否與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相矛盾呢？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和對人民群眾進行階級分析結合起來，以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呢？關于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將在下面講到毛澤東在豐富和發展馬列主義群眾史觀的理論貢獻時，加以論述。

（三）黎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唯物史觀幾個重要論斷的曲解或誤解　　

1、黎澍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哲學規定性或范疇曲解為一種具體歷史學概念。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與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哲學規定性有著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系，可以說，后者是前者的邏輯前提。所以黎澍批判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就必然要曲解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哲學規定性及其論述。什么是人類社會的歷史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現在也和幾千年前一樣）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魯諾那里被歸結為像一根棍子那樣微不足道的東西，但它仍須以生產這個棍子為前提。因此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范圍，并給予應有的重視。大家知道，德國人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所以他們從來沒有為歷史提供世俗基礎，因而也從來沒有一個歷史學家。法國人和英國人盡管對這個事實同所謂的歷史的聯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別因為他們受政治思想的束縛），但畢竟做了一些給歷史編纂學提供唯物主義基礎的初步嘗試，首先寫出了市民社會史、商業史和工業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2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種論述，實際上是在對人類社會歷史進行歷史唯物主義的概括或定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所謂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即人類的歷史就是物質資料生產的歷史。人類社會歷史的這種歷史唯物主義規定性，為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提供了邏輯前提，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是植根于它的唯物史觀之上的。黎澍在他批判否定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時候，也引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段論述的部分內容，然而卻做了斷章取義的歪曲。他解釋說：“這段論述說明了人們為了‘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是第一個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這個事實是什么歷史觀都必須重視的。這是創造歷史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可能有創造歷史的活動。這個前提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有它的歷史。這是歷史科學的一個學科，不是一切歷史。所以根據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斷言人民群眾是一切歷史的主人都不能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理解”（黎澍《歷史創造者及其他》）。從黎澍的這種解釋中，我們看到，它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復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在復述中他似乎承認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承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種歷史唯物主義哲學規定性，但接著他便轉換了論域，卻從他的具體歷史學的角度對自己的復述予以否定，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哲學規定性加以扭曲，說什么“這個前提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有它的歷史。這是歷史科學的一個學科，不是一切歷史。所以根據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斷言，人民群眾是一切歷史的主人都不能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理解。”黎澍所搞的這一套完全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折衷主義，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和欺騙性。這是其一。其二，我們不禁要問：如果把“生產物質生活本身”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規定性看作是具體歷史學的研究對象和概念，那么它還能是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是任何“歷史觀都必須給予重視”的“基本事實”和“創造歷史的前提”嗎？如果不能，那么，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它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規定性還有什么意義呢？而黎澍自己那些關于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斷的肯定性復述，不是也就蕩然無存了嗎？誠然如此，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他才能最后做出結論說：“根據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斷言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都不能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理解”。顯然，黎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哲學規定性的通篇解釋，都是前后矛盾、顛三倒四和自欺欺人的。其三，黎澍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哲學規定性“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曲解為他的具體歷史學概念或“歷史科學的一個學科”，這種斷章取義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個論述，在思想內容上是根本對立的，因為它抹煞了“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中明確指出：“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范圍，并予以應有的重視”。這就是說，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觀點，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觀點和理論基石，是唯物史觀同唯心史觀的分水嶺和試金石。否定“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歷史哲學意義，就等于否定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中還指出：“大家知道，德國人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所以他們從來也沒有為歷史提供世俗基礎，因而從來也沒有一個歷史學家。法國人和英國人盡管對這一事實（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筆者注）同所謂的歷史的聯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別因為他們受政治思想束縛），但畢竟做了一些給歷史編纂學提供唯物主義基礎的初步嘗試，首先寫出了市民社會史、商業史和工業史。”假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真像黎澍所曲解的那樣，“生產物質生活本身”不是一個歷史哲學范疇，而是一個具體歷史學概念，“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只是歷史學科學的一個學科”或研究對象，而不是“一切歷史”，那么馬克思和恩格斯能因為德國具體歷史學研究中存在空白領域，而就斷言德國“從來也沒有一個歷史學家”嗎？能說法國人和英國人因為“寫了人類社會史、商業史和工業史”，就給歷史編纂學提供了唯物主義基礎的初步嘗試嗎？可見，黎澍的所謂解釋，純粹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整個論述的根本思想內容在進行篡改。其四，黎澍曲解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哲學規定性“生產物質生活本身”，不僅造成了一種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而且造成了他在歷史創造者問題上的根本方法論錯誤。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將在后面第四部分“黎澍同志的方法論錯誤和邏輯錯誤”中詳加論述，這里不再贅述。

2、黎澍曲解馬克思關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的論斷，把它同“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和命題對立起來，并主張用“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這個命題來代替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黎澍的理解和主張到底對不對呢？讓我們來加以具體地分析。

馬克思寫于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一書，是他運用自己剛剛創立的唯物史觀和群眾史觀來具體分析和說明1848–1852年法國革命和階級斗爭的。他在書中寫道：“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03頁）。黎澍從中抽出第一句話“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來斷章取義地加以解釋和發揮，認為它不像“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和主人”那樣具有隨心所欲不顧客觀規律的意思，是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創造者問題上的正確觀點和提法。其實，《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一書的重要思想內容之一，就是堅持群眾史觀和反對英雄史觀的。馬克思在該書的第二版序言中寫道：“在與我這部著作差不多同時出現的、論述同一問題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有兩部：維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侖》和蒲魯東著的《政變》。維克多·雨果只是對政變的負責發動人作了一些尖銳和俏皮的攻擊。事變本身在他筆下卻被描繪成了晴天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了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作用時，他就不是把這個人寫成小人而是寫成偉人了。蒲魯東呢，他想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他對這次政變的歷史的說明，卻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政變主人公所作的歷史的辯護。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的那些所謂客觀歷史家所犯的錯誤。相反，我則是說明法國階級斗爭怎樣造成了一種條件和局勢，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角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599頁）。馬克思的這個序言告訴我們：在評價歷史人物時，既要堅持時勢造英雄的群眾史觀，反對英雄造時勢的英雄史觀；又要反對資產階級“客觀歷史家們”的所謂超階級觀點。黎澍把馬克思關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的斷言同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對立起來的企圖是徒勞的，因為它并不符合馬克思的本意。“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與“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在精神實質上是完全一致的。我們的這種理解有列寧的解釋作依據。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在介紹唯物主義歷史觀時曾經對“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中的“人們”，直接解釋說：“人們即人民群眾……”（《列寧選集》第二卷第586頁）。但是當有人向黎澍指出這一點時，他卻表現出一種馬克思主義者不該有的學閥式的霸氣。他竟然不以為意地說什么，“人們即人民群眾”這種說法，在列寧的著作中“僅此一見”，不足以說明列寧凡說人們創造歷史的“人們”，均指人民群眾。黎澍這種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輕浮態度，使人們不禁要問：列寧是在什么問題上和什么情況下做出的這種“僅此一見”的解釋呢？它恰恰是列寧在指出舊歷史觀即唯心史觀的兩個根本缺陷的時候，才對“人們”這個詞語進行概念解釋的，這種“人們即人民群眾”的“僅此一見”解釋，難道能同列寧在別的什么地方使用“人們”這個詞語來遣詞造句和著書立說混為一談嗎？列寧所指出的舊歷史觀的兩個根本缺陷是：第一，它沒有考察人們在歷史活動中的思想動機的物質根源；第二，它沒有客觀地說明人民群眾的歷史活動。這第二個缺陷正是針對著唯心主義歷史觀和英雄史觀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和主人的歷史事實提出來的。列寧的這種“僅此一見”的解釋表明，他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和理論家的深刻歷史眼光和思想穿透力。可以說，列寧完全是為了清除和防止資產階級學者教授們對“人們”一詞的歪曲利用，以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才做了如此直截了當而又清楚明白的解釋。列寧的解釋是對黎澍之流埋下的一種歷史伏筆和對馬克思主義后學們提供的強大智力支持！

3、 黎澍曲解恩格斯關于歷史創造的合力論思想，把它同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對立起來。在黎澍看來，恩格斯承認個人意志的歷史作用似乎具有否定群眾史觀的思想意味。

現在讓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恩格斯的合力論思想是否真的像黎澍所認為的這樣。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致約·布洛赫的信中寫道：“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能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以往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都希望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終歸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定社會性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該做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也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8–479頁）。這就是黎澍所片面理解和極力抓住的恩格斯的所謂合力論。其實恩格斯在這里以及在他給約·布洛赫的整個信中所論述的基本思想內容是讓人們全面正確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反對形而上學，強調唯物史觀的辯證性質，提醒人們注意和承認政治思想因素對社會發展的反作用，特別是個人意志在歷史創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恩格斯用無數個相互交錯的力的平行四邊形的分力和合力之間的相互關系來說明個體意志和群體意志、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每一個人的主觀愿望之間的辨證關系。在恩格斯看來，人們的歷史創造活動，就個人來說是自覺的和有目的的，但是當無數個自覺的有目的的個人活動匯合起來形成一種合力的時候，這種合力在整體上便是“不自覺的和不自主的起作用的力量”。正是這種由群體意志（非統一的、相互矛盾的）所形成的合力決定著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和客觀規律，而無數個相互矛盾的個體意志作為分力具有不同的大小和方向，在整個歷史長河中不過是滄海一粟，表現出一種偶然性，這種偶然性雖然能夠造成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種種偏離和搖擺，但決定不了歷史發展的基本進程和總趨勢。從恩格斯關于歷史是怎樣創造的合力論思想中，我們不僅可以清楚地看到：個體意志和群體意志的對立統一、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對立統一，而且稍微有一點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會從對這兩個矛盾的正確分析中，得出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結論來，而決不會像黎澍那樣，把恩格斯的合力論思想同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對立起來。同時，從恩格斯的合力論思想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同承認英雄作為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矛盾，因為在歷史創造者問題上，堅持群眾史觀屬于歷史觀上的唯物論，而承認英雄作為個人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則是歷史觀上的辯證法。所以承認英雄作為個人在歷史創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承認英雄是歷史創造者并不是一回事。承認英雄作為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唯物史觀承認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題中已有之義。黎澍之所以把恩格斯的合力論思想同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對立起來，是因為他把馬克思主義在歷史觀上的唯物論問題和辯證法問題混為一談了。

我們關于恩格斯合力論思想的這種解釋和對黎澍歪曲解釋的判定，是有恩格斯在其《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中的一段話作根據的。恩格斯在談到舊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根本缺陷和如何探究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的物質根源時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后并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后動力的動力，那末應當注意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間又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偉大歷史變遷的行動。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地和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可以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45頁）。恩格斯關于如何通過探討廣大群眾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的物質根源，以“探索”“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論述告訴我們：人民群眾的思想和行動在“歷史中起支配作用”，人民群眾作為一種物質力量決定著歷史發展的基本進程和總的趨勢。這不正是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另一種說法嗎？這不正是從人們如何探索歷史發展的支配力量和客觀規律的角度來說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嗎？恩格斯關于“如果要探究那些隱藏在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后并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后動力的動力，那末應當注意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行動起來的動機”和“行動”的論斷，這不正是對英雄史觀的摒棄和否定、對群眾史觀的祈使和肯定嗎？恩格斯的這個論述，不論是論述問題的角度還是所論述的思想內容，同他的合力論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貫徹著一種堅持群眾史觀和反對英雄史觀的思想紅線。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群眾史觀植根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胚胎之中，群眾史觀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內容和基本原理之一，因此黎澍為了否定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論斷所進行的種種歪曲解釋都是荒謬的、徒勞的和無濟于事的。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雖然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不到原話，但卻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題中已有之義。它決不像黎澍所批判否定的那樣，是什么“沒有脫離歷史唯心主義的窠臼”和“附會”蘇聯30年代聯共（布）歷史教程的結果。

二、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豐富和發展

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思想作為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被提出來，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它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階段的重要理論成果之一，列寧和毛澤東對它在理論上的最終形成功不可沒。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把群眾路線作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規定下來，這說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群眾史觀仍然是我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一）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堅持和發展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處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他們的主要使命是總結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經驗，從理論上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的獨立思想體系，以教育無產階級成為一個自覺的階級。列寧則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他的主要使命則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組織和動員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去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變成現實。這就要求列寧必須結合俄國和世界革命的實際情況，對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進行徹底的說明和發揮，使它更加明確和完整，以制定正確的斗爭綱領和策略。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的形成和提出，正是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出現的。

1、列寧在批判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斗爭中，對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作了徹底的說明和發揮。列寧投身革命的時候，在俄國社會上流行著一種資產階級民粹派思潮。它否認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否認無產階級是先進的革命階級，否認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宣揚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誣蔑人民群眾是“群氓”，離開英雄便是一些沒有實際意義的“零”。這種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使民粹主義者在政治斗爭中，實行個人恐怖政策。為了從理論上徹底粉碎民粹主義，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群眾史觀，列寧在1894-1897年寫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我們究竟拒絕什么遺產？》等重要著作。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中，列寧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觀社會學，駁斥了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種種非難和攻擊，進一步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我們究竟拒絕什么遺產？》中，列寧概括地指出了民粹主義歷史觀的三個主要特征，深刻地批判了他們的英雄史觀。列寧指出，民粹派由于在社會學方面缺乏現實主義，“在思考和議論社會的事情和問題的時候，采取了一種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狹隘的自以為是的或者甚至可以說是官僚主義的特殊思維方式。民粹派總是議論著：‘我們’應當給祖國選擇什么道路；如果‘我們’讓祖國走這樣的道路，那末會遇到什么災禍；如果‘我們’避開‘危險’的道路……那末‘我們’能保證什么樣的出路……民粹派分子對于根據自己的利益來創造歷史的各個社會階級的獨立趨向采取了完全不信任或輕視的態度”，“大談各種各樣空洞的社會計劃”（《列寧選集》第一卷第145頁）。請看列寧筆下的俄國民粹派同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德國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有著多么驚人的相似之處啊！也許正是由于這種相似和相同，所以列寧在對他們提出上面的批判之后，接著便引證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話：“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并加以闡明說：“這些話表現了我們的民粹派分子無論如何也不愿意和不能了解的歷史哲學理論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隨著人們的歷史創造活動的擴大和深入，作為自覺的歷史活動家的人民群眾在數量上也必定會增多起來。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議論一般居民、特別是議論勞動居民時，總是把他們看作某些比較合理的措施的對象，當作應當聽命走這一條或那一條道路的材料，從而沒有把各個居民階級看作在既定道路上獨立的歷史活動家，從來也沒有提出過在既定道路上可以發展（或相反地，癱瘓）這些歷史創造者的獨立和自覺的活動的條件的問題”（同上書第一卷第145-146頁）。

列寧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的論斷所做的這種解釋，以及對民粹派英雄史觀的駁斥，對于我們今天同黎澍同志的爭論來說，在理論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1）我們可以把列寧的精辟解釋和黎澍的歪曲加以鮮明的對照，從他們的天淵之別中認清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真理。在列寧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的論斷，表現了“歷史哲學理論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這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而黎澍卻認為，馬克思在這里講的只是“人民群眾在革命高潮中的表現，是歷史發展的趨勢；而不是說，在古代歷史上，人民群眾早已居于主角和主人的地位”。大家聽聽，只是一種“在革命高潮中的表現，而不是歷史哲學理論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只是一種歷史發展趨勢，而不是歷史發展中的客觀事實。黎澍同志這樣來主觀武斷地抹煞、貶低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同列寧所批判指出的俄國民粹派的英雄史觀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想想，列寧在這里對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科學說明，和我們在前面曾經指出過的列寧關于“人們即人民群眾”的正確解釋，在思想實質上是多么的一致啊！而黎澍卻對列寧的正確解釋不屑一顧地說什么“僅此一見”，“不足為憑”。這又是一種多么粗野而輕浮的態度啊！如果黎澍同志公開聲明自己不同意或反對馬列主義的群眾史觀，而不是采取一種歪曲和篡改的手段，那么對他自己和對馬列主義來說倒會顯得更加尊重或真誠一些，然而他并沒有這樣做，他寧可將自己的一些烏七八糟的思想垃圾硬說成是馬列主義。這不能不使每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感到憤慨！（2）我們可以從列寧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的論斷的闡述中，直接發現構成“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一原理的概念及其邏輯要素。在這里，列寧從人們創造歷史的角度，提出了“人民群眾”和“歷史創造者”這樣兩個概念或范疇，并且認為馬克思的論斷“表現了歷史哲學理論的最深最重要的原理之一”。這就為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的最終形成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思想條件。只要思想在實踐中再提高一步，把列寧所提出的思想概念或范疇從邏輯上加以連結，就能使其成為完整的理論形式，即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3）列寧的直接而科學的說明揭穿了黎澍的理論謊言。黎澍為了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說什么“列寧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總是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沒有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或‘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這類提法。”然而馬克思關于“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的論斷及其列寧對它所做的精辟闡述，是不是屬于這一類提法呢？如果說在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沒有“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話，這是事實，但如果說連類似的提法也沒有，則完全是騙人的理論謊言。不僅馬克思的上述論斷及其列寧的相關解釋屬于這一類提法，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時所講的“批判的批判什么也沒有創造”，“工人才創造了一切”……等等，也都應屬于這一類提法。

2、列寧揭示了人民群眾作為歷史創造者范疇的內涵。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會生產地位區別的絕大多數人同那些在社會生產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團對立時，才可以把群眾和階級對立起來”（《列寧選集》第四卷第197頁）。這就是說，人民群眾作為一個唯物史觀的哲學范疇同階級的概念不同，它不是按照社會生產地位劃分出來的特殊階級概念，而是包括不同階級、階層和某些剝削階級在內的絕大多數人，為反對共同的統治者和政治壓迫者而形成的廣大的社會集團。只有這樣的社會集團才能稱為人民群眾，才能成為歷史的創造者。由此可見，當前關于人民群眾是不是歷史創造者的爭論，其要害不在于人民群眾是不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和精神財富創造的源泉，而在于人民群眾是不是創造了精神財富本身，尤其是那些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和科學藝術家，應不應該屬于人民群眾的范圍。列寧關于人民群眾的階級分析和進一步的具體規定告訴我們，只有把人民群眾看作是一個歷史哲學范疇，才會看到：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的歷史功績和科學藝術家的文化成就，不僅具有人民性，而且其本身就是人民群眾的歷史創造。列寧關于人民群眾范疇的明確規定，為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的提出和形成，提出了必要的思想條件。

3、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堅持、捍衛和發展，并不是坐在書齋里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所能完成的，而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指導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活動中，在同“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實際斗爭過程中實現的。例如，在黨的建設中，列寧把保持同廣大人民群眾首先是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同時也包括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群眾的密切聯系，看作是維護黨的鐵的紀律、實行嚴格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戰勝資產階級和最終奪取并鞏固革命勝利的基本條件。在革命的轉折關頭，列寧總是審時度勢，考慮到群眾的利益、決心、情緒和力量，一絲不茍地貫徹執行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的思想原則，處處體現出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和領導群眾不斷前進的指導思想。群眾史觀是列寧制定一切策略路線的根本出發點。他在《社會民主黨在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中指出：“沒有千百萬覺悟群眾的革命行動，沒有群眾洶涌澎湃的英勇氣概，沒有馬克思在談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時期的表現時所說的那種‘翻天覆地’的決心和本領，是不可能消滅專制制度的”（《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152頁）。在十月革命的過程中，列寧指出：“群眾生氣勃勃的創造力是新社會的基本因素……社會主義不是按照上面的命令創立的。它和官場中的官僚機械主義根本不能相容；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造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269頁）。十月革命勝利后，在恢復經濟領導建設時，列寧指出：“在人民群眾中，我們到底是滄海一粟，只有當我們正確地表現了人民所意識到的東西時，我們才能管理。否則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群眾，整個機器就要毀壞”（《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69-270頁）。列寧認為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領袖們的嚴重罪過就是“不相信群眾，怕他們發揮創造性，怕他們發揮主動性，在他們的革命毅力面前發抖，而不能全心全意從各個方面去支持他們”（《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361頁）。列寧的群眾史觀最集中最清楚地表現在：1905年革命失敗后，他對待革命群眾和群眾運動的態度上。在列寧看來，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是一次“總演習”。它教育了群眾，鍛煉了骨干，積累了經驗，給沙皇制度以沉重的打擊，推動了革命的深入發展。沒有1905年的失敗，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所以列寧在《關于1905年革命的報告》中指出：“真正的群眾教育是永遠不能脫離群眾本身的獨立政治斗爭，特別是不能脫離群眾本身的革命斗爭的。只有斗爭才能教育被剝削的階級，只有斗爭才能使被剝削的階級發現自己的力量，擴大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能力，清醒自己的頭腦，鍛煉自己的意志”（《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47頁）。而普列汗諾夫則指責革命的群眾運動說：“本來就是不應當拿起武器的”，“無謂淌了一大灘一大灘的血”。為此列寧痛斥他是俄國臭名昭彰的馬克思主義叛徒，同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有著天淵之別。在列寧這里，諸如此類的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思想言論真是成千成萬！成千成萬！而在這個由無數群眾史觀的言論所筑成的理論長城之下，黎澍否定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喋喋聲，顯得是多么的蒼白而無力啊！成群結隊的“自由化”的鳥兒飛翔起來了，它們遮住了地面上的一些陽光，但卻遮不住整個馬克思主義在人們心目中日益升騰著的思想太陽！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命題和論斷，被作為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之一出現在蘇聯30年代《聯共（布）簡明歷史教程》和哲學教科書當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要的思想和歷史條件的。這個必要的思想和歷史條件就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徹底說明和發揮以及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鞏固。然而自20世紀50年代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批判斯大林以來，造成了一種惡劣的形而上學思想影響，不僅在蘇聯，而且在全世界，在包括黎澍在內的許多人看來，不管是什么問題和事情，只要把它與斯大林聯系起來，那就是毋庸置疑的錯誤。這種思想偏見使他們連資產階級政治家丘吉爾的公正性都沒有。正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攻擊謾罵斯大林海雨天風滾滾來的時候，丘吉爾評價斯大林說：“當他接管這個國家的時候，使用的是木犁，而當他撒手人寰的時候卻有了原子彈。”黎澍同志，鄧小平不是講生產力標準嗎？你的生產力標準到哪里去了？

（二）毛澤東在豐富和發展馬列主義群眾史觀中的理論貢獻　　

中國革命是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把馬列主義群眾史觀運用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并取得了偉大的歷史性勝利的同時，又以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新鮮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群眾史觀的理論寶庫，創立了由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和群眾工作方法所構成的獨具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群眾史觀的理論體系。在這個理論體系的創立過程中，毛澤東同志高屋建瓴，作出了重大貢獻。沒有毛澤東的理論概括和總結，便沒有獨具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群眾史觀。毛澤東同志對馬列主義群眾史觀的理論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毛澤東把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命題從邏輯上更加嚴整地表述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31頁）。毛澤東的這種表述，使“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一般命題升華為全稱排言命題和定義。在這個全稱排言命題中，主概念“人民”即人民群眾和謂概念“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即歷史創造者，在外延上完全重合起來了，成為邏輯上的同一概念。這樣“歷史創造者”就被僅僅地限定為人民群眾，從而排除了孳生英雄史觀和歷史共創論的邏輯余地。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黎澍同志妄圖通過對“歷史創造者”和“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語義詮釋，曲解毛澤東同志所表述的馬列主義群眾史觀的思想內容。他把它同馬列主義的群眾史觀對立起來。這純粹是一種徒勞的咬文嚼字的形式主義，因為對科學歷史觀來說，概念及其邏輯關系，才是表達思想內容的內在形式，而語詞和語句只是思想內容的直觀外在形式。同樣一個概念或命題，可以用不同的語詞或語句來表述。在毛澤東的表述里，“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和“歷史創造者”是同一個概念，也就是說，他們在哲學歷史觀上的語義是相同的。黎澍的語義詮釋是完全錯誤的，它曲解了毛澤東的思想原意。

2、毛澤東揭示了人民群眾作為歷史創造者的具體歷史性

毛澤東根據中國社會各個歷史時期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需要，通過階級分析來確定人民群眾的具體內容和范圍，從而揭示了人民群眾作為歷史創造者的具體歷史性。毛澤東同志把這種關于人民群眾的具體歷史性，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出發點，即群眾觀點。這在馬列主義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創造。毛澤東的所謂群眾觀點是一種具體的鮮活的物質力量，不同于一般哲學歷史觀上所說歷史創造者——人民群眾。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在現階段，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仇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64頁）。毛澤東關于什么是人民的論述告訴我們，人民群眾作為歷史創造者既是一個哲學范疇，又是一個歷史范疇，它有相對性的一面，是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所以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在運用馬列主義群眾史觀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時候，必須根據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確定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人民群眾的具體內容和范圍，以制定自己的方針路線和政策，而不能搞教條主義和照搬別國的經驗，即使是成功的經驗。

在這里，我們之所以把毛澤東所使用的“人民”這個概念，看作是歷史創造者的哲學范疇，是因為毛澤東總是把人民這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放在與敵人的對立統一關系中來加以界定，總是通過對社會的階級分析，在分清“敵友我”三個社會集團之后，把“友”和“我”兩大社會集團歸結為人民群眾的緣故。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不僅開宗明義地指出：“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3頁）,而且通過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待革命的態度的具體分析，劃分出“敵友我”三個不同的社會集團，最后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依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主要指農民階級——筆者注）和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些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筆者注），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同上書第9頁）。可見，毛澤東在這里所講的人民，既是一個政治概念又是一個歷史哲學范疇。而他所說的“陣線”，就是他后來所提出和創立的中國共產黨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之一“革命統一戰線”。

3、毛澤東創立了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進一步解決了人民群眾怎樣創造歷史的問題。因為人民群眾，只有人民群眾才是世界歷史的創造者，所以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不能靠孤軍奮斗去包打天下，而必須把構成人民群眾的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組織動員起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才能戰勝統治階級和推翻舊的社會制度。革命統一戰線的目的和作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敵人，以壯大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人民群眾的隊伍。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上，黨的統戰工作的對象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主要表現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上。毛澤東關于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內容，還包括如何建立和堅持革命統一戰線的政策和方針問題。毛澤東提出了“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即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也就是說，我們的聯合或團結是有革命原則的，不能一味聯合或團結，而需要批評或者斗爭；同時我們的批評或者斗爭又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不能一斗到底導致分裂。可見，在毛澤東的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中，人民群眾作為歷史創造者，是一個有組織有領導的、鮮活而又自覺的社會力量。

馬克思曾經一再批判過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們關于人民的偶像崇拜。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所謂的人民偶像崇拜，就是對人民群眾不作階級分析，看不到社會各階級由于其經濟地位不同，對待革命的態度和在歷史創造活動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人民偶像崇拜的實質是資產階級人性論。而馬克思并沒在階級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思想理論。列寧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他在關于群眾、階級、政黨和領袖的相互關系中，提出了“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但列寧在這里所指的群眾，是包括敵對階級在內的社會普遍人口，并不是專指歷史創造者人民群眾。列寧提出了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但并沒有形成和提出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完整理論。可見，毛澤東關于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群眾史觀。

4、毛澤東把馬列主義的群眾史觀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了獨具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群眾路線及其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

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思想路線。因為黨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思想路線是群眾路線在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具體運用和生動體現。群眾路線的基本內容，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于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的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和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54頁）。毛澤東所創立的群眾路線，不僅生動具體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而且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和認識論，在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活動中直接結合起來，從而揭示了人民群眾作為歷史的創造者，不僅是改造世界和創造社會歷史的偉大物質力量，同時也是認識世界和社會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偉大主體。這同英雄史觀的持有者，以及那些剝削階級的野心家和陰謀家把人民群眾看作是可以加以愚弄利用的改朝換代的工具，有著多么鮮明的天淵之別啊！毛澤東還正確地揭示了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在歷史創造活動中的辯證關系。黨要實現自己的斗爭綱領和策略，以取得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組織領導人民群眾按照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進行自覺的斗爭；而人民群眾要想成為自覺的歷史創造者和有效地創造歷史，也必須依靠黨的正確領導，二者不可偏廢。那種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否定黨的正確領導、崇尚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的觀點，是錯誤的和片面的。

群眾路線又是黨的根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因為黨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都是群眾路線的具體運用和生動體現。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但是如果只限于一般的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后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于落空的危險”（《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52頁）。關于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即群眾路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我們在前面已作過引述，這里不再重復。在這里，我們要講的是兩種方法的主次關系問題。毛澤東指出：“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在集中和堅持的過程中，必須采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這是前一種方法的組成部分”（同上書第855頁）。可見，相對于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即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而言，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處于從屬地位，是第二位的東西。在這里，毛澤東不僅在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上貫徹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元論原則，而且明確地指出，群眾路線不僅是黨的根本路線，而且是黨的根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

5、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和群眾工作的方法作為黨的根本觀點、根本路線和根本方法，貫穿于毛澤東思想的各個方面，體現在黨的一切綱領、策略和全部活動中。

第一，毛澤東的建黨理論把立黨為公和為人民服務當作黨的根本宗旨，把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看作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密切聯系群眾是黨的“三大作風”之一和每一個共產黨員的必備條件，在黨反對錯誤思想的斗爭中，毛澤東把導致主觀主義、冒險主義、命令主義、官僚主義、尾巴主義、教條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共同社會根源歸結為脫離人民群眾在當時當地的具體實踐活動，違反了群眾的需要和自愿以及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

毛澤東指出:“當群眾還不覺悟的時候，我們要前進，那是冒險主義。群眾不愿干的事，我們硬要領導他們去干，其結果必然失敗。當著群眾要求前進時，我們不前進，那是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319頁）。“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了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愿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了解了的東西，廣大群眾也和自己一樣都了解了。群眾是否已經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動起來，要到群眾中去考察才會知道。如果我們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后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還不了解的東西，群眾也一概不了解。許多時候，廣大群眾跑到我們的前頭去了，迫切的需要前進一步了，我們的同志不能做廣大群眾的領導者，卻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見，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96-997頁）。毛澤東的論述，深刻地體現了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和主人的原理，體現了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歷史創造活動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第二，在革命軍隊的建設上，毛澤東提出了建立人民軍隊的宗旨。他指出：“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人民大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緊緊的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宗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39頁）。“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的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開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88頁）。

第三，在革命戰爭的問題上，毛澤東創立了人民戰爭的思想理論。他指出：“革命的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1頁）。“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同上書第134頁）。“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群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的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501頁）。“帝國主義如此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我們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還要大辦民兵師。這樣，在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時候，就會使他們寸步難行”（對新華社記者談論，　1958年10月1日　《人民日報》）。

第四，在干部隊伍建設上，從干部標準到培養方法，都離不開群眾。毛澤東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中指出：“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這些人對于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67頁）。在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提出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項條件。其中第一條是“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第二條是“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轉引自《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　1964年7月14日　《人民日報》）。關于如何培養干部和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毛澤東指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群眾頭上的老爺”（同上）。“凡是真正團結一致，聯系群眾的領導骨干，必須是從群眾斗爭中逐步形成的，而不是脫離群眾斗爭所能形成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00頁）。

第五，在青年運動和知識分子的問題上，毛澤東指出：“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工農群眾結合在一起。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54頁）。“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斗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并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橋梁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在接見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的指示，　1953年7月3日　《人民日報》）。

第六，在發展文化藝術、教育、體育和衛生等各項事業的方針上，毛澤東的根本指導思想是為人民服務。他提出了文藝上的“兩為方針”，即文藝要為社會主義服務和為人民服務的方針。他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65頁）。“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同上書第859頁）。在發展教育上，毛澤東提出的教育方針是：“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個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58頁）。毛澤東特別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他的教育方針，也是最后落腳到培養“勞動者”上，而不是培養精神貴族上。在體育事業上毛澤東提出“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方針，也就是說，我們發展體育運動的目的，是增強人民群眾的體質，而不是為了別的什么東西，這又顯示出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在發展醫療衛生事業上，毛澤東提出“救死扶傷，實行革命人道主義”的方針，并指出“團結新老中西醫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這話蘊含著深刻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在　1965年6月26日　對衛生工作的指示。他對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服務，而不顧廣大農民缺醫少藥的困難情況非常氣憤。他嚴厲批評國家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這種氣憤心情和嚴厲批評，深刻地體現了對占全國人口85%的農民的關愛，而對農民的關愛就是對廣大群眾的關愛。毛澤東的批評發人深省，至今仍然有著震聾發聵的作用。

6、毛澤東在《矛盾論》和馬列主義群眾史觀的基礎上，提出了革命斗爭的根本戰略策略思想，這就是要在戰略上蔑視敵人，“以一當　十”　；在戰術上重視敵人，“以十當一”。這是毛澤東在他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作為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經驗總結，也是毛澤東思想之所以能戰無不勝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澤東的戰略策略思想有著深刻的辯證法內涵和群眾史觀的底蘊。首先，毛澤東的戰略策略思想是以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的兩重性為依據的。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利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后的一段時間，由于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并同他們進行斗爭，越來越厲害，他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后的熱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和將被人民所推翻。反動的、落后的、腐朽的階級，在面臨著人民的決死斗爭的時候，也有這樣的兩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萬人成千萬人地吃。人民斗爭事業處在艱難困苦的時代，出現過許多彎彎曲曲的道路。中國人民為了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花了一百多年的時間，死了大概幾千萬人之多，才取得了1949年的勝利。你看，這不是活老虎、鐵老虎和真老虎嗎？但是，它們終究轉化成了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這是歷史的事實。人們難道沒有看見聽見過這些嗎？真是成千成萬！成千成萬！所以，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一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一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90頁，《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一文的題解）。毛澤東通過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辯證分析，得出了它們既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的兩重性結論。根據它們的兩重性，形成了他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和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的戰略策略思想。毛澤東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有其深厚的群眾史觀底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之所以是紙老虎，就是因為它們脫離人民群眾，已被或終將被人民所推翻。毛澤東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說一切號稱強大的反動派統統不過是紙老虎，原因是他們脫離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紙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嗎？我也談到沙皇是紙老虎，中國皇帝是紙老虎，日本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國主義沒有倒，還有原子彈，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紙老虎”（《毛澤東同志在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個紙老虎》人民出版社第24頁）。　　

毛澤東對自己在革命斗爭中的根本戰略策略思想，曾不止一次地作過精辟透徹地論述。他還在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為了同敵人作斗爭，我們在一個長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概念，就是說，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一定要藐視它，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如果不是在整體上藐視敵人，我們就要犯機會主義的錯誤。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兩個人，那時他們就說全世界資本主義要被打倒。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在一個一個敵人的問題上，如果我們不重視它，我們就要犯冒險主義的錯誤。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敵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工廠只能一個一個地蓋，農民犁田只能一塊一塊地犁，就是吃飯也是如此。我們在戰略上藐視吃飯：這頓飯我們能夠吃下去，但是具體地吃，都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這叫做各個解決，軍事書上叫做各個擊破”（《毛澤東同志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第25頁）。毛澤東在革命斗爭中的根本戰略策略思想，對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人民群眾來說，從國際無產階級到各國革命人民都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我們要完成毛澤東的未競事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戰略策略思想。只有學習掌握毛澤東的戰略策略思想，才能在現實斗爭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國內外政策，克服和避免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不做任何大國的附庸。　　

7、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群眾路線作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規定下來。它明確指出：群眾路線是貫穿于毛澤東思想各個方面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不僅表現在毛澤東同志有關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重要哲學著作中，而且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全部科學著作和中國共產黨的一切革命和建設活動中。《決議》的第30條第二點寫道：“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系統地運用到黨的全部活動中，形成黨在一切工作中的群眾路線。這是我們黨長期在敵我力量懸殊的艱難環境中進行革命活動的無比寶貴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毛澤東同志強調，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都可能克服。任何敵人最終都壓不倒我們，而且能被我們所壓倒。他還指出，領導群眾進行一切實際工作時，要取得正確的領導意見，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行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這就是說，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化為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 在群眾的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如此循環往復，使領導的認識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樣毛澤東同志就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黨的群眾路線統一起來了。黨是階級的先進部隊，黨是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奮斗的，但是黨永遠只是人民的一部分，離開人民，黨的一切斗爭和理想不但都會落空，而且都要變得毫無意義。我們黨要堅持革命，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就必須堅持群眾路線。”我們在這里之所以要把《決議》中關于群眾路線的全文引證過來，正是為了讓人們自己把它直接拿來同黎澍同志的荒謬觀點相對照；為了說明黎澍同志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不僅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在政治立場和組織紀律上也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者起來反對黨的理論基礎，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能不說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中發生的一種思想“叛亂”。黎澍同志不僅把自己的觀點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哲學世界觀之外，而且還把自己的學術理論工作擺在黨的領導之外。這是其一。其二，《決議》表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是黨的群眾路線的理論基礎，黎澍同志批評否定這個原理，就不能不對群眾路線的實行帶來極大的實際危害，干擾當前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同時，對于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端正黨風、提高干部素質、密切黨群和干群關系，對于在各行各業中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和依靠群眾做好各項工作，都將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其三，既然黨的《決議》已經明確規定和指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長期在敵我力量懸殊的艱難環境里進行革命活動的無比寶貴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是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那么只有那些被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迷住了心竅、被理論自由化的妖風刮暈了頭腦，對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和寶貴歷史經驗采取極端虛無主義態度的人，才會看不到和聽不到這一點，才會把它當作謬誤拋諸腦后。黎澍同志批判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不僅是批判否定黨的基本理論，而且也是批評否定黨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

三、黎澍同志的方法論錯誤和邏輯錯誤　　

（一）黎澍同志的方法論錯誤　　

1、我們在文章開頭時就指出了黎澍同志的方法論錯誤，這也就是說，他是在用具體歷史學的狹隘眼界來看待哲學歷史觀上的問題。任何一門科學都有其方法論意義，具體歷史學也不例外。黎澍同志把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和具體的歷史學混為一談，不知道或不承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史的哲學規定性，而用他的具體歷史學的方法來看待哲學歷史觀問題，所以他拒斥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歷史唯物主義哲學與具體歷史學的關系是抽象和具體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是以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這兩個基本范疇的辯證關系作為根本出發點，用概念或范疇所構成的理論體系，來揭示和反映人類社會的本質和普遍發展規律。而具體歷史學則是按照年代順序，用具體真實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來揭示和反映各個國家、民族和地區的具體發展過程及其規律。黎澍抹煞它們之間的這種本質區別和界限，把具體歷史學的方法搬到哲學歷史觀上來，以作為他批評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的方法論，上演了一場在理論上關公戰秦瓊的滑稽戲，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2、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黎澍是怎樣犯這種方法論錯誤的。為了把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哲學原理納入他的具體歷史學論域，黎澍在自己的《論歷史的創造者及其他》一文中，開頭第二句便寫道：“歷史科學是無所不包的科學”，并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中就已被刪掉的話——“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和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話——“凡不是自然科學的科學都是歷史科學”，以作為他立論的根據。在這里，黎澍抹煞了馬克思恩格斯這些話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意義，把它們誤解或曲解為具體歷史學上的意指和內容，使哲學和歷史唯物主義變成了他的具體歷史學的一個學科。但是，黎澍所引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內容并不是講的具體歷史學，而是哲學歷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及其運用問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在黎澍所引證的地方，馬克思恩格斯寫道：“自然史即自然科學我們在這里不談，我們所要研究的是人類史。因為幾乎整個意識形態，不是曲解人類史，就是完全排除人類史。”（1）請問，“幾乎整個意識形態”曲解或“完全排除”人類史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具體歷史學問題嗎？當然不是，而是指的歷史哲學和歷史觀問題，指的是歷史唯心主義沒有看到和根本否定人類史的實質就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即社會物質生產這個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問題。至于恩格斯的《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就在黎澍所引證的那句話——“不是自然科學的科學就是歷史科學”的前前后后，恩格斯論述和評價的是什么呢？是馬克思所發現和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及其運用。黎澍離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基本思想內容和精神實質，到括弧里和字縫中（并且有的是已經被修改掉或放棄了的想法和說法）去尋找自己可以加以歪曲利用的東西，以為自己的錯誤觀點作論證。這種挖空心思地穿鑿附會，實在稱得上是一位實用主義的考據家。既然這樣，我們在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和群眾史觀的問題上，還能指望他有一點科學真理嗎？當然是沒法指望的了。

黎澍在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歪曲成他那“無所不包的”具體歷史學之后，便站在具體歷史學的立場上，用具體歷史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看待哲學歷史觀上的問題，從而導致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關于唯物主義歷史觀和群眾史觀的一系列論斷的誤解和曲解。他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人類史就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哲學規定性“太貧乏”了；認為馬克思關于“歷史的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的論斷指的只是一種歷史發展的趨勢，而不是一種歷史事實；認為列寧把馬克思關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這個斷語中的“人們”一詞解釋為“人民群眾”這個概念是“僅此一見”，不足為憑……如此等等。同樣地，他也就不能不把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看作是蘇聯30年代哲學附會《聯共（布）簡明歷史教程》的產物，不能不認為“物質資料生產者，勞動者，各國人民在創造歷史，非物質資料生產者，非勞動群眾，各國統治者也在創造歷史”；不能不說“所有的歷史，全部是物質資料生產者，勞動群眾，各國人民創造的，而非物質資料生產者，非勞動群眾，各國統治者都不參加歷史的創造”的說法是片面的。在黎澍的具體歷史學方法之下，我們看不到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哲學規定性，看不到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人民群眾和英雄等這樣一些歷史觀上的范疇以及它們之間的辯證關系，尤其是它們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黎澍批評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是他把具體歷史學的方法搬到哲學歷史觀上來的必然結果。

黎澍在對待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群眾史觀上的這種方法論錯誤，在他的《歷史創造者和創造歷史的動力》一文中表現得更加鮮明而充分。他在用咬文嚼字的形式主義方法對毛澤東同志關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個著名論斷的群眾史觀意義加以否定之后，寫道：“歷史包括自然史和人類史”,“就人類史而言，內容既是具體的，創造者也必定是具體的。世界歷史范圍很廣，有各民族、各國家、各地區之不同，各國家、各民族、各地區的歷史又有不同的門類，諸如政治史（又可分為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政黨史、法學史、憲法史等等）、經濟史（又可分為工業史、農業史、商業史、交通史等等）、軍事史（又可分為戰爭史、軍事思想史、兵器史、軍制史等等）、文化史（又可分為文學史、思想史、哲學史等等）。不同的歷史有不同的創造者，不能一般地說，有一個共同的或唯一的創造者，所有的歷史都是由這個唯一者創造的，即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誰是歷史的創造者呢？（以此類推，可以提出許多問題，諸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史是誰創造的？沙俄侵華史是誰創造的？日本侵華史是誰創造的？鴉片戰爭史是誰創造的？等等）能說只有人民才是這個歷史的創造者嗎？或者是創造這個歷史的動力嗎？當然不能這樣說。”黎澍同志真不愧是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在這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歷史分類學上的樣本，并表現了不低的思考問題的能力，充分地證明了他的“歷史學是一門無所不包的科學”，也具體地圓了他曲解利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類史就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哲學規定性和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論斷的理論夢。但是，人們不禁要問：這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所謂“歷史”和“歷史創造者”有什么相干呢？實在是相去十萬八千里，風馬牛不相及！在黎澍的歷史學分類中，“哲學史”僅僅是他的文化史的一個小小的分支。誠然，從具體歷史學的角度也不無道理，但從哲學歷史觀上來看卻完全不是這么一回事。離開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指導，便不可能有科學的歷史學及其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黎澍同志有較淵博的歷史知識，如果讓他到大學圖書館里去分管歷史圖書，肯定會管理得井井有條，但在哲學歷史觀的爭論中，他不過是一個稀里糊涂的學究，活像一個思維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的小學生。他關于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質疑和責難，諸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沙俄侵華史、日本侵華史和鴉片戰爭的歷史……等“是誰創造的？”，充分地說明他的歷史觀并沒有脫離歷史唯心主義的窠臼。他關于人類史的“內容是具體的，創造者也是具體的”，“不能一般地說，有一個共同的或唯一的創造者，所有的歷史都是由這個唯一者創造的”云云，完全否定了人類社會的有機統一性及其“自然歷史過程”（馬克思語）。他的質疑和責難說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群眾史觀是多么地驚人無知！如果黎澍不是用上述種種非正義戰爭來質疑和責難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而是提出對這些非正義戰爭怎樣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群眾史觀來進行研究和認識，那對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來說倒會顯得更加鄭重一些，對歷史研究來說，倒會顯得更科學和更有意義一些。然而，他并沒有這樣做，他寧可使自己扮演一種滑稽而荒唐的角色。

3、具體科學領域里的專家教授和學者們，用自己的科學知識和方法來否定和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黎澍并不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先例。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當物理學革命的最新成果被彭加勒等人用來作為背棄和攻擊唯物主義哲學的根據時，列寧批評他是一個偉大的自然科學家和渺小的哲學家。黎澍在他所從事的歷史學研究領域里是否稱得上“偉大”，我們在這里姑且不論，從他批評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的狂妄而無端的言行看，說他是一個渺小的哲學家并不為過。

從不同的學科，用不同的方法，可以對同一個客觀對象做出不同的規定或定義。例如人是什么？物理學說它是“熵的減少者”，生物學說它是“細胞的聚合者”，考古學說它是“文化的積累者”，社會學說它是“人所歸屬的社會的依次更替的塑造者”，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則認為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8頁）。對人類歷史的認識也是如此。關于同一個對象的諸多規定和定義到底哪一個正確呢？這只能從它們各自學科的性質和方法來判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群眾史觀從來也沒有用自己關于人的規定性去否定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社會學等具體科學關于人的規定性及其在科學認識上的價值。因為真理總是具體的。但是辯證邏輯則要求我們，“必須把人的全部實踐——作為真理的標準，也作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點的聯系的實際確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滿定義中去”（《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53頁）。黎澍不僅不懂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群眾史觀，也不懂馬列主義的辯證邏輯即唯物辯證法在認識論上的深刻意義，他只是一味地用他的具體歷史學方法來談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群眾史觀，只是一味地表演他那學術理論上的關公戰秦瓊的滑稽戲。但是當他把自己手里的具體真理，運用到它所適用的范圍之外，當他走出自己所熟悉的具體歷史學家園，而進入歷史唯物主義的山花爛漫的原野時，便不能不感到眼花繚亂和撲朔迷離，不能不成為一個撥弄理論是非和制造思想混亂的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實際宣揚者。

4、現在讓我們以具體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和日本侵華史為例子，來回答黎澍對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質疑。在黎澍看來，從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中，可以推導出類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和日本侵華戰爭史等一切侵略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也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應當由人民群眾來承擔歷史的罪責。然而這種邏輯反駁，恰恰說明了黎澍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群眾史觀的形而上學的錯誤理解。（1）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類史的哲學規定性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即物質生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民群眾作為歷史創造者，其創造的對象和客體，指的是社會物質生活領域里的東西，而不是社會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領域里的東西。如果不加分析地到社會物質生活領域之外，用一些侵略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就會走到歷史唯心主義那里去。因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政治斗爭的最高形式和極端手段，屬于社會政治生活范疇，它們并不是歷史唯物主義判定歷史創造者的最終依據和根本標準。誠然，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勞動群眾屬于生產力范疇，但是歷史唯物主義在堅持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同時，又認為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和相對獨立性。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日本侵華戰爭的經濟根源是帝國主義生產關系的相對獨立性，決不能把它歸之于生產力，特別是作為構成生產力要素的勞動群眾。這是其一。其二，生產力同包括社會政治生活在內的上層建筑的聯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生產力只有通過經濟基礎這個中間環節才能對社會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發生作用和影響。因此，把作為壟斷資產階級政治繼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日本侵華戰爭等非正義戰爭歸之于生產力和勞動群眾，則是一種在歷史觀上抹煞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反作用和相對獨立性的形而上學觀點。其三，“創造歷史”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消滅舊的社會制度、創立新的社會制度和推動歷史向前發展，而只有正義的、革命的和反侵略的戰爭才具有這種歷史創造作用。那些非正義的、反革命的和侵略性質的戰爭決無歷史創造性可言，因此決不能把它們歸結到人民群眾的歷史創造活動中去。（2）那么日本侵華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是“誰創造的”呢？是發動和參與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里的壟斷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即“英雄們”，他們是發動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罪魁禍首。拿第一次世界大戰來說，由于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和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后起的德奧意等同盟國集團和老牌英法俄等協約國集團，為了爭奪和保護資本市場，重新瓜分殖民地，而發動和進行了這場戰爭。戰爭不僅是壟斷資產階級及其“英雄們”發動的，而且是在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上進行的。帝國主義的生產關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的經濟根源。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帝國主義戰爭是帝國主義政治的繼續。所以決不能把戰爭的責任推到人民群眾的頭上。（3）壟斷資產階級及其“英雄們”之所以能夠發動和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為他們作為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軍事家，不僅掌握社會物質生產資料和國家政權，掌握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專政工具，而且掌握社會輿論媒體和話語權。他們能夠通過強制和欺騙兩種手段，把成千上萬的人驅趕到戰場上進行相互廝殺，以為壟斷資本火中取栗。非正義戰爭之所以能夠被發動和進行的事實，充分地顯示了生產關系對于生產力、以國家政權為核心的政治上層建筑對于人民群眾、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和相對獨立性。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因為有這種反作用和相對獨立性就去否定它們的受動性或被決定性，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黎澍的形而上學片面性錯誤也正表現在這里。他利用日本侵華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等非正義戰爭的歷史來質疑和責難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理論挑釁行為，說明他的形而上學世界觀使他走上了一條歷史唯心主義及其英雄史觀的不歸之路。（4）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基本內涵是人民群眾決定著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和基本進程，即所謂“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是也。日本侵華史、沙俄侵華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等等，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總的歷史長河中屬于社會發展基本進程的個別方面和偶然表現，黎澍用它們來抹煞和否定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和基本進程，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是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辯證關系上，再一次表現了他的形而上學觀點。

（二）黎澍同志的邏輯錯誤　　

黎澍同志的方法論錯誤造成了他在邏輯思想上的極大混亂。而他自己卻并不自覺地在《再論歷史創造者及其他》一文中從邏輯推理上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這就不能不使我們對他的邏輯錯誤進行邏輯批評。與其同時，也不能不對祝馬鑫同志對黎澍的邏輯批評加以批評。因為祝馬鑫的批評，實際上與黎澍否定馬列主義的群眾史觀在理論上是殊途同歸的，只有對他們的邏輯錯誤同時加以批評才能徹底清除黎澍的英雄史觀和“歷史共創論”，以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群眾史觀。

1、首先應當指出的是，黎澍用具體歷史學的方法來批評否定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哲學命題，這本身就釀成了一個邏輯上難以克服的轉換或偷換論題的最大邏輯錯誤。其次，黎澍在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時，混淆或偷換了歷史和歷史創造者這兩個哲學概念的內涵，把它們轉換成具體歷史學上的兩個普通概念或詞語。最后，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些其他論述和觀點所進行的種種說明和解釋，實際上都是有意無意地把歷史唯物主義哲學上的概念混淆或偷換成為具體歷史學概念。

2、現在讓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黎澍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命題的所謂三條邏輯錯誤。關于第一條，他首先對馬列主義的群眾史觀進行了復述：“人們創造歷史必須先具備為生存所必需的物質條件，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是這些物質條件的創造者，所以，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隨后他批評說：“這個推理錯誤就在于把物質條件的創造者和歷史的創造者完全等同起來了……實質上創造物質條件無疑是歷史的一個內容，這個內容固然有決定歷史面貌和發展水平的作用，但不能等同于或包含全部歷史內容。如果全部歷史就這么點內容，那就未免太貧乏了。”我們說，在黎澍的具體歷史學論域內，物質條件的創造者和歷史的創造者確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把它們混同起來確實有以偏概全的問題，也就是說，從物質條件的創造者這個前提，推不出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個結論。但是造成這種邏輯錯誤的原因在哪里呢？在黎澍自己，是他把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哲學論域偷換成具體歷史學論域，把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類歷史的哲學規定性或范疇偷換成為具體歷史學概念，使“物質條件”喪失了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意義，成了具體歷史學研究的具體內容之一或歷史的一個方面。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卻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即物質資料生產的歷史。關于這個根本觀點的理論體系就叫做歷史唯物主義。可見，黎澍的所謂邏輯推理錯誤，是以他自己偷換論域和概念的邏輯錯誤為前提的，如果清除和糾正了黎澍自己的邏輯錯誤，那么他所謂“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命題作為結論，在推理上的邏輯錯誤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它的正確推理過程和形式本來是這樣的：

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社會物質資料生產的歷史，以勞動群眾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者或創造者，所以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正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這個根本觀點出發，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第41頁）。

關于第二條，黎澍寫道：“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命題，是與“英雄是歷史創造者相對立的命題”，它們“各執一詞，都有片面性”。我們說，黎澍的這種批評，可以說是一種批評，但決不是邏輯批評。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命題即使真的有黎澍所說的那種“片面性”，其性質也不是邏輯推理錯誤，而是哲學世界觀和認識論問題。在形式邏輯中，根本就沒有“片面性”這種錯誤。因為邏輯上的正確與錯誤指的是思維形式，而不是對思維具體內容的分析。黎澍的這種邏輯批評暴露了他自己的言不及義，犯下了另一種轉換或偷換論題的邏輯錯誤。這是其一。其二，黎澍同志要進行邏輯批評，那就應當明確指出“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和“英雄是歷史創造者”這兩個命題或判斷之間的邏輯關系究竟是什么？但是他并沒有這樣做，大概也沒有能力去這樣做。他用對這兩個命題產生和提出的歷史考察來代替對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所要進行的具體分析，從而又一次犯了轉換和偷換命題的邏輯錯誤。黎澍說這兩個命題是“相對立而產生的”，這是絕對真理，我們承認并接受它。但是它們在邏輯上為什么都假或為什么必須是一真一假而不能同真和同假呢？只有弄清它們的邏輯關系才是問題的關鍵，才能回答問題和明確是非。我們說，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是矛盾關系。對于邏輯上具有矛盾關系的兩個判斷或命題，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只能是一真一假。黎澍同志對它們一概加以否定，這是違反邏輯排中律的，因而犯了“兩不可”的邏輯錯誤。黎澍在實際上所主張和宣揚的歷史共創論的邏輯根據也正是以他的這種邏輯錯誤為根基的。其三，現在讓我們具體考察一下“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和“英雄是歷史創造者”這兩個命題在歷史上的產生和對立關系。從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原理看，事實上英雄是歷史創造者的命題作為歷史唯心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出現在前，而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命題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有機構成部分產生于后。黎澍同志在其歷史考察中也承認，后者是作為前者的對立面而出現的。但是他沒有指出這個對立面如同無產階級要徹底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并取而代之一樣，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也要最終戰勝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并在這種對立斗爭中使自己得到加強、鞏固和發展。歷史發展的具體道路是曲折迂回的，對英雄史觀進行邏輯上反駁和斗爭也不都是徑向直遂的。它有直接和間接兩種不同形式。對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命題的直接證明同時就是對英雄是歷史創造者命題的間接反駁，反過來也是一樣。這就是黎澍同志所講的“對立面”和“片面性”在邏輯上的真實反映。對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邏輯證明不僅有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類史的本質規定性，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史觀根本原理，還有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以及人民群眾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范疇來說，在其內涵和外延上的明確界定等等，這種種獨立證明都是為了對英雄史觀進行間接反駁。而黎澍同志卻不顧這些和不懂這些，竟把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和歷史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這樣兩個相互矛盾的命題各打五十大板，說它們“各執一詞都有片面性”，一概加以否定。這不能不說是個極大的邏輯錯誤。其四，黎澍同志說：“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命題，否定了英雄即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在這一句話里就有兩個邏輯錯誤。第一，它混淆了“英雄”和“個人”這兩個不同概念。“英雄”不等于個人，不能說“英雄即個人”。在歷史唯物主義哲學里，個人是作為一個普遍的詞語和普通概念來使用的，它作為概念來說，包括古今中外的一切人，對它并沒有進行特殊的規定或賦予某種特殊的意義，而“英雄”則不同，它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里的一個與人民群眾成對偶的概念或范疇來加以特別地規定和使用的。英雄與人民群眾之間的對立，深刻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唯物論性質。第二，它混淆了“英雄是歷史創造者”和“英雄作為個人在歷史上具有作用”這樣兩個不同的命題。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否定英雄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但并不否認英雄作為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因為前者屬于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唯物論，它在與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對立斗爭中具有絕對的性質；后者則屬于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辯證法。英雄作為歷史觀上的一個范疇，是與人民群眾這個范疇根本對立的，但在這種對立之外，在它與個人的關系上，英雄則變成一個在邏輯上與人具有種屬關系的小概念，它具有人的屬性，屬于人的范圍。關于這些問題，恐怕黎澍連想也沒有想過，不然他就不會在這里一句話犯下兩個邏輯錯誤了。

關于第三條，黎澍同志說：“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以及類似的命題”，“是把無所不包的歷史看作是由一個獨一無二的力量創造的。事實是英雄創造自己的歷史，不能創造一切歷史，人民群眾也一樣……”。他還說，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就等于說歷史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分工，也不存在階級的區分……這完全不符合事實”云云。這就是黎澍對群眾史觀的所謂第三個邏輯錯誤所作的邏輯批評。從中我們不僅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反群眾史觀的理論立場，看到他的“歷史共創論”觀點、他的方法論及其偷換和轉換概念的邏輯錯誤，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整個論述都是偷換論題的。他想要講的是群眾史觀的邏輯錯誤，而實際上做的卻是一些思想內容方面的分析。試問：什么是邏輯批判？邏輯學研究的是思維的邏輯形式及其規律，而不是思維的具體內容之真假及其片面性與否。黎澍在批判邏輯推理錯誤時，大談一通這也不符合事實，那也不符合事實。這根本不是思維的邏輯形式怎樣，而是思維的實際內容如何。這是他犯下的又一次邏輯錯誤。在第三條邏輯批評中，黎澍還說：“在階級社會的歷史上，人民群眾是被統治者，是奴隸，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這又是一句概念混亂的糊涂話。在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個命題里，人民群眾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范疇，它作為哲學范疇，反映的是由各個不同社會階級、階層和集團構成的集合體，其中有剝削者，也有被剝削者，說它是“被剝削者”，那是把它當作一個經濟范疇了。黎澍關于人民群眾的概念劃分，在邏輯上是混亂的、自相矛盾的和錯誤的。事實上，在人民群眾這個集合體當中，既有剝削者也有被剝削者，說它們都是被剝削者是錯誤的。例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第三等級”，在農民和無產者之外，還有資產者或資產階級。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革命統一戰線中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不僅包括民族資產階級，還包括依附于英美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即使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民族資產階級仍然屬于人民群眾的范疇。從黎澍的錯誤邏輯批評中，我們可以看到，離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群眾史觀便不能從政治上反映和代表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制定正確的斗爭綱領和策略，也沒有中國共產黨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之一的革命統一戰線可言。

總之，黎澍同志所批評的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三條邏輯錯誤，實際上只有第一條屬于錯誤的邏輯批評，其他兩條不僅不是邏輯批評，而且犯了一大堆邏輯錯誤。既然如此，那就不能不使人唾棄黎澍的所謂勸告，要對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苦心地加以維護了”。

（三）祝馬鑫同志的錯誤邏輯批評　　

對黎澍同志的錯誤邏輯批評，很少有人進行批評。祝馬鑫同志的《略論“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含義》一文不能說是唯一的，恐怕也是鮮有的。但是祝馬鑫同志的邏輯批評，在根本理論上卻是與黎澍殊途同歸的。

1、黎澍批評“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把人民群眾是一部分歷史的創造者夸大為全部歷史的創造者，而祝馬鑫則批評黎澍，把“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命題中的“歷史的創造者”誤解為“全部歷史的創造者”。祝馬鑫認為“歷史的創造者”作為概念來說本來沒有“全部”的意思，“全部”是由黎澍的誤解添加上去的。可見祝馬鑫對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表面維護和黎澍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公開批評和否定，不過是異曲同工而已。他們的理論實質是一致的：都認為人民群眾只是一部分歷史的創造者，而不是全部歷史的創造者，從而否定了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

2、黎澍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命題與“英雄是歷史創造者”的命題相對立，它們“各執一詞，都有片面性”。他的所謂全面性就是人民群眾和英雄一起創造歷史，即“歷史共創論”。對此，祝馬鑫的批評則文章則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和“英雄是歷史的創造者”并不矛盾或對立，過去的片面性就在于：用前者否定后者。你看他們兩個人的理論雙簧戲唱得是多么的有聲有色啊！一個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與“英雄是歷史創造者”的命題對立，所以有片面性，主張“歷史共創論”。一個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與“英雄是歷史創造者”的命題并不對立，在“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命題和原理中，就含有“英雄是歷史創造者”的思想內容，所謂“對立”，是人們把它理解片面了。我們說，“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和“英雄是歷史的創造者”在邏輯上是兩個互相矛盾著的命題，因為他們的住概念“人民群眾”或“英雄”作為兩個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是一種矛盾關系。“人民群眾”在階級社會的歷史上是指被統治的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所構成的集合體，而英雄則是在這個集合體之外的個別政治統治者和壓迫者。人民群眾只有作為集合體才具有創造世界歷史的屬性和能力，構成集合體的任何部分都不具有單獨創造歷史的屬性和能力，在人民群眾范疇之外，與人民群眾具有矛盾關系的英雄，則更不具有這種創造歷史的屬性和能力了。祝馬鑫在這里也像梨樹一樣。不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整個理論前提下來來運用自己的邏輯知識，看待人民群眾和英雄這兩個概念的邏輯關系從而造成了折中主義的共創論的錯誤。

3、祝馬鑫的批評文章最后說：“將‘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改為‘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更能準確地表達‘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含義，因為它一方面強調了人民群眾在歷史創造上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又為承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留有余地”。這純粹是一種理論和邏輯上的糊涂觀念。在這里，祝馬鑫的觀點無非是要說，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在邏輯和語言表達上不準確，需要進一步從概念上加以明確，從判斷上更加恰當。但是把“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命題改為“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命題能更加明確和恰當嗎？不能。因為它只會產生一種畫蛇添足的錯誤。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它承認英雄作為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由于它的辯證性質，并不是由于在邏輯和語言表達上增加了“才”和“真正”等等詞語所致。這是其一。其二，從邏輯上看，“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命題是不倫不類的。它是性質判斷還是復合判斷呢？你說它是必要條件假言判斷吧，則缺乏構成假言判斷的前件和假言聯結詞“只有”等組成部分；你說它是簡單的性質判斷吧，則又有假言聯結詞的某些成份，這種似是而非的模糊語句，所導致的邏輯錯誤，就是判斷不恰當。其三，至于說“才”和“真正”這兩個詞語具有強調人民群眾在歷史創造上的“主導地位”云云，無非是要為“英雄創造歷史”留下邏輯余地，是一種理論上不徹底性的邏輯表現，是在變相地主張和宣揚“歷史共創論”。

四、黎澍同志與林彪一伙在歷史創造者問題上的理論聯系　　

1、對于黎澍批評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早已有人提出了批評，指出了它與林彪一伙所宣揚的歷史共創論的理論關系問題。面對著敏感的政治批評，黎澍則詭稱：“個人中并非只有英雄和奴隸，歷史上除了英雄和奴隸之外，還有別的人和別的階級，難道他們就沒有歷史或者不參加歷史的創造嗎？”這完全是一種“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偷換論題的把戲，是一種響亮的遁詞。人們在這里提出的問題是：如果同時承認人民群眾和英雄都是歷史的創造者，那么與林彪一伙所講的“英雄和奴隸一起創造歷史”的謬論，是否站在同一個理論立場上去了？在這個朗若白晝的問題面前，正確的回答只能是“是”或者“不是”，二者必居其一。任何支吾搪塞和模棱兩可都是違反邏輯排中律和無濟于事的。

在誰是歷史創造者問題上，除了人民群眾和英雄這兩個矛盾概念外，在全部哲學史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上，還沒有任何“別的人和別的階級”可以作為第三者插足其間。但是黎澍為了把水攪渾，卻說什么“奴隸中可以出英雄，英雄失敗也可以淪為奴隸，把英雄和奴隸截然對立起來，認為歷史的創造者非此即彼是不對的”。這種似是而非的狡辯，是把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唯物論和它的辯證性質混為一談了。我們說，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當中，英雄和奴隸（即人民群眾）作為成對偶的范疇，它們是對立統一的。英雄和奴隸作為個人來說是相互聯系和轉化的，否認這一點便是形而上學，但是人們在這里爭論的問題并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辯證性質，而是它的唯物論，是堅持還是否定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唯物論問題。在歷史創造者問題上，或者在這個問題的全部范圍內，必須把英雄和奴隸對立區別開來，沒有這種對立和區別，沒有這種非此即彼，便沒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的對立和斗爭，便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反過來說，為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反對唯心主義歷史觀，在歷史創造者的問題上也必須把英雄和奴隸非此即彼地對立和區別開來，必須反對英雄史觀和歷史共創論。不然的話，就會像黎澍一樣，劃不清與林彪一伙的思想界限了。

2、黎澍同志在繞著兩種歷史觀的對立和區別這個是非之地跑了一圈之后，終于不得不明確地表明他與林彪一伙的理論關系了。請看他是怎樣說的：“林彪一伙的所謂英雄和奴隸共同創造歷史，也不過是缺乏理論分析的簡單推理而已。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只能承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經典提法‘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是正確的。林彪一伙慣于玩弄文字，他們的詭辯無非是在奪權陰謀被識破后，還要強迫他人受騙罷了，根本算不上理論觀點，所以不值一駁。”用對林彪一伙的政治痛恨和革命義憤，用宣布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者身份，能劃清與林彪一伙的理論界限嗎？不能。事實上，幾年來黎澍所發表的一系列批評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的文章和談話，始終貫穿歷史共創論的理論觀點，所以他在這里也講不清自己同林彪一伙在歷史創造者問題上的理論界限究竟在哪里，只能用這種政治義憤和公布身份的辦法來搪塞世人的耳目罷了。黎澍同志說，林彪一伙的歷史共創論是缺乏理論分析的簡單推理，“根本算不上什么理論觀點”。這種色厲內荏的遁詞，也是不能把自己從思想危難中解救出來的。因為人們在這里提出和批評的問題是他與林彪一伙理論上的共同性即“歷史共創論”，而不是他們的歷史共創論在思想完善程度上的區別，即哪一個歷史共創論的論證更具有充足理由的問題。應當說，有“理論分析”或“論證”的錯誤思想觀點，比缺乏理論分析的簡單推理，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和思想危害。所以對于黎澍具有理論分析的英雄史觀或折衷主義的歷史共創論，應當進行更加完全徹底地思想清除和清算。

3、黎澍同志為了替自己批評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尋找借口，還歪曲毛澤東關于反對林彪陰謀篡黨奪權的談話內容和主旨，把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原理，說成是一種認識論上需要加以繼續研究和討論的學術問題。這也是難以令人信服和接受的。我們說，就廣義而言，不僅誰是歷史的創造者，而且整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是一個認識論問題，都有其認識論基礎，都要不斷地總結實踐經驗，進行不斷地研究和不斷地發展。而這里的要害問題是，作為一個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你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立場、觀點和方法上來繼續研究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呢？還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立場、觀點和方法之外來研究或討論它呢？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群眾史觀當作已被社會實踐證實的客觀真理呢？還是認為它是一個尚待實踐證實的純粹學術爭論問題呢？黎澍同志用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批評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這才是問題的要害和實質之所在。毛澤東同志的談話，實際上是堅持馬列主義的群眾史觀，反對英雄史觀和歷史共創論的。林彪“　9.13”　事件以后，當全國人民高唱《國際歌》去揭批林彪一伙的反黨罪行時，毛澤東指出：“《國際歌》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那么《國際歌》的主題思想是什么？它是高舉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大旗，反對英雄史觀的。讓我們來重新聽一聽或唱一唱這首久違不聞的全世界無產者的革命歌曲吧！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這是最后的斗爭……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讓思想沖破牢籠。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趁熱打鐵才能成功。這是最后的斗爭……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納寄生蟲。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一旦把它們消滅干凈，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這是最后的斗爭……”

《國際歌》中所響亮唱道的：“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以及“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納寄生蟲……”，難道不是對林彪一伙所宣揚的英雄史觀和歷史共創論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嗎？歌詞“讓思想沖破牢籠”是什么意思呢？難道不是要人們從歷史唯心主義及其英雄史觀的思想影響和束縛下解放出來嗎？《國際歌》歌詞的作者歐仁·鮑狄埃逝世25周年的時候，列寧撰文紀念說：《國際歌》是一首“無產階級的歌”，“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里，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語言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能憑《國際歌》的熟悉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列寧選集》第二卷第434頁）。列寧指出，歐仁·鮑狄埃“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個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紀念碑”。試問黎澍同志，革命導師列寧和毛澤東對《國際歌》及其作者的高度贊揚和評價，難道不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或群眾路線反對英雄史觀，而是要提倡歷史共創論嗎？列寧和毛澤東不是在把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當作已被證實了的客觀真理，而是把它當作一個尚未確定理論是非的純粹學術問題嗎？一個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離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公開批評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宣揚英雄史觀和歷史共創論，難道不有愧于心、有礙于口和有紅于面嗎？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在毛澤東思想的故鄉，因把馬列主義的群眾史觀創造性的豐富和發展為由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和群眾工作方法所組成的理論體系，而取得了革命和建設偉大歷史性勝利的中國，卻有一些道德良心全被狗吃掉了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出來，以競相非難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觀點為時髦，這是一種多么可悲的事情啊！黎澍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惡劣典型罷了。

我們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唯物史觀和群眾史觀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為人們不斷地認識新的社會科學真理開辟著道路。在新的歷史時期，為誰和靠誰去進行改革開放，為誰和靠誰去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不僅是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的重大理論問題，而且也是一個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和前途的重大實踐問題。因此，駁斥和反對黎澍否定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堅持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和建設中所奉行的群眾路線及其工作方法，是我們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義不容辭的義務。

后   記　　

本文稿就于1986年底，初印于　1989年10月20日　。由于種種原因，16年來它只是以《究竟誰是歷史的創造者》的縮寫形式出現在一些書刊上。今天把它重印或上網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紀念毛澤東誕辰112周年；二是看到75歲的老部長何光遠同志與62歲的入世代表人物龍永圖所進行的一場爭論，即中國發展汽車工業要不要自己的品牌？以及“神六”所激起的國魂千層浪。為“猛士”吶喊助威，向辱沒國魂者發出噓聲，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代先進文化開創者們的遺風。國魂在哪里？國魂是什么？國魂就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所規定的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里，國魂就是黨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方法——“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因為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基礎，是一切正確產業政策的安身立命之所。然而，在這里我們卻找不到“以市場換技術”存在的任何理由，同時也找不到“神六”的哪一個關鍵性的技術部件是用市場換來的，而不是由我國自己的科學技術人員開發研制的。標有外國品牌的轎車在神州大地上風馳電掣，可是最近在日本舉行的國際車展會上卻沒有一臺是中國品牌，龍氏用市場所換來的技術到哪里去了？抑或龍氏的弱智無能根本就沒有把它換來？現在不是“要用市場換技術”，而是要換掉龍氏多年來的“風光思想”，召回那被辱沒的國魂，發揚“神六”自主創新的精神。只有這樣，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民族才能繁榮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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