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

一、我們必須補資本主義的課嗎？

1917年，“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一聲炮響，宣告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

到了世紀之交，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像多米諾骨牌般，在頃刻間土崩瓦解；連碩果僅存的幾個國家，也多半是掛社-會主-義的羊頭，賣資本主義的狗肉。

與馬/克/思恩格斯的預言相左，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大都是在經濟文化較落后的國家建立的。于是，教授們將這些國家遭受苦難和挫敗的原因，歸咎于在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客觀條件下，人為地進入社-會主-義。

甚至連馬/克/思主義者也普遍認為，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清除半封建遺產；只有完成這一階段的革命以后，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在俄國充分發展，而且只有在這樣的社會里，只有在這個國家的生產力充分發展了以后，革命的社-會主-義才會起而奪取政權，開始滿足群眾的平等愿望。（《武裝的先知》第167頁）

他們的理論前提是傳統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即認為人類社會是按“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順序，按部就班地、單線演進的。

如果我們承認“五階段論”，就不能不認為，社-會主-義是我們的原罪；就不能不承認，落后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超越了資本主義這個人類社會必經的歷史階段，因而必須倒退回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無論中國民眾在當前的資本主義進程中經受了多少的苦難和屈辱。

可惜的是，人類歷史并不是教授們在實驗室里，在相同的環境下以標準的辦法制造出來的。社-會主-義并不因為教授們不肯頒發出生許可證就胎死在歷史母親的腹中。

我認為，“五階段論”是一個對認識和解釋歷史毫無效用的理論范式。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社-會主-義革命在發展的形式上和順序上表現出了特殊性。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迫使落后國家跨越了資本主義成熟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

二、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

落后國家率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國際和國內的不平衡狀態的結果；它們的挫敗，也根源于此。

資本主義的擴張使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的聯系愈來愈緊密，依賴程度越來越深，差距越來越大。落后國家淪為發達國家使成為其原料產地和產品市場。包括帝俄在內，它與其說是與英美等國處于同等發展階段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如說是一個資本主義不充分發展和畸型發展的國家。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阻礙了落后國家的現代化之路，并且在落后國家產生失衡、脆弱的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兩極分化，一極是官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他們沒有力量也不愿反對沙皇政府和外國資本，他們沒有力量也不愿去推進民族現代化。另一極是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階級，和上億的赤貧的農民。沒有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維系社會平衡。在世界大戰的暴風雨來臨后，就如年久失修的茅屋，搖搖欲墜。

在俄國，由于民族資產階級處于無足輕重的地位，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完成消滅君主政體和農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隸制的任務，在國有制統治基礎上為建立社會化生產創造條件。中國的情況也大致相仿。

正如最近俄國學者指出的：俄國國有制資本的原始積累，與彼得一世、葉卡捷琳娜二世、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以及俄國在東方的整個殖民主義政策緊密相連。俄國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的結束階段正好與社會革命本身同步。剝奪土地占有者始終是這一過程的基礎。俄國1917年革命的目標，是反對完全衰老的亞洲封建主義，同時反對業已發展起來的私有制資本主義。它的使命是為農民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和在國有制統治基礎上建立社會化生產創造條件，如果我們不理解革命的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進程和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觀上可能成為而且已經成為導致確立國家資本主義的革命。

簡單地說，在中、俄等落后國家，革命雖然以社-會主-義命名，但歷史賦予它的使命，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來完成資本主義所不能完成的任務。

先烈們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并不是空想。正如俄國革命家托洛茨基在其杰作《被背叛的革命》開宗明義地指出的：

“俄國選擇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這并不因為它的經濟已經首先成熟到可以進行社-會主-義變革的程度，而是因為它不能再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展了。生產資料社會化已經成為使國家擺脫野蠻狀態的一個必要條件。這就是落后國家的復合發展規律。”

盡管社-會主-義之路上有曲折，有黑暗，但它是落后國家現代化的捷徑。革命使被奴役的民族站起來，實現了民族獨立，保護了民族工業。革命使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中國民眾第一次有了發言權，并以對平等、公正的號召，激起民眾參與現代化建設的熱情。革命政權通過把生產資料集中到國家手中，得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迅速實現工業化。革命意識形態有效地抵制西方文化侵略，造就了國家和民族的空前團結。

革命雖然偉大，但也只是一個開端，而歷來我們為這個開端賦予了過多的意義。托洛茨基認為，俄國將第一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將最后一個建成社-會主-義：“在落后國家建立先進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同不相稱的文化水平發生了矛盾。”

1949年所發生的只是社會形態的部分質變。新生的革命政權，面臨著落后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形式、傳統文化等舊質。透過計劃經濟的無數縫隙，產生著由于貧窮而導致的原始積累的趨勢；殘余著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分配方式也就是法權，成為社會的新的分化的基礎。黨內一部分人為了發展經濟，決心容許小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實行非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但是，這不但與黨的信念相背，而且，隨之產生的不平等及特權、貧富分化等現象，亦在不斷動搖革命政權的階級基礎。

中國現代化之路面臨著工業化資金缺乏的大山，而它既不能像西方那樣掠奪殖民地，而在緊張的國際形勢下也不能靠自身慢慢積累，唯有讓工人農民勒緊褲帶。官僚政治作為有效的階級強制工具，就這樣得到了歷史的委任狀。毛也不得不承認它的權威。雖然官僚政治是資金、資源缺乏和階級沖突的產物，同時它又它在造成了深刻的不平等、異化和階級沖突。

三、全球分裂：資本主義的擴張

一老農說：解放前，俺村里就有一個地主，倆富農，那時候一部分人已經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看來老農就是比教授聰明：資本主義這條路，中國是早就走過的，證明了是一條死了。

為了實現現代化和民族自立，中華民族向西方學習，走資本主義之路，歷時八十余年。可是，洋務派實行的枝枝節節的改革不行，維新派用和平的方法求全變又不行，孫中山采用革命的方法改造中國還是不行！

我們失敗的根本原因在那里？為什么資本主義這條路走不通了？

回顧資本主義擴張史，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擴張使國與國之間的聯系愈來愈緊密，依賴程度越來越深，差距越來越大。并在世界分裂成發達的中心國家，以及作為其原料產地和產品市場的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它們是一個銅板的兩面。

第三世界國家不僅是指經濟貧窮和文化落后，本質上，更是一種不平等關系。它意味著沒有經濟發展的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依附狀態，其對外經濟聯系呈垂直狀態而非水平狀態；在許多時候，還意味著單一型經濟。

第三世界是從東歐發端。東歐的依附地位的一個例子是，波蘭封建貴族壟斷本國市場，把本國農產品出售給西歐的商人，阻礙了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卻為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否則，單是西歐自身的技術和資金積累，是開不出資本主義之花的！

繼哥倫布之后，殖民者的鐵鎊先后踏上了美洲、非洲和亞洲大陸。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不平衡越來越加劇。

對于第三世界來說，最迫切和最根本的任務是現代化。但是，由于處于后進地位，其歷史條件及其國際環境，決定了它們通往現代化的道路必然與西歐等國家有很大的不同。

落后國家自身的資金與市場原本十分有限，非但不可能從海外得到補充，而且還面臨著先進國家的強有力的競爭。在自由競爭狀態下，資本必然是從低勢能國家流向高勢能國家，落后國家與先進國的經濟交換關系也只能是垂直關系而不是水平關系。

發達資本主義為了在落后國家擴張，大力培植買辦階級。中國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十九世紀的拉美的大莊園主則是通過大種植園向美國進貢。

以俄國為例，革命前的帝俄與其說是與英美等國處于同等發展階段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如說是一個資本主義不充分發展和畸型發展的第三世界國家。托洛茨基列舉了俄國依賴西歐的事實：

1、大量吸取外債，國家財政不是靠稅收，而是靠外債支撐，稅收用來支付外債的利息。“由于國債，每年大部分國民收入都流到國外，使歐洲金融資產階級更加富足和更加強大”；

2、以西歐制造的母機及工業制成品為主要內容的輸入增長很快，對西歐則輸出谷物和原材料。對外經濟聯系呈垂直狀態而非水平狀態。

3、許多新興產業工廠的所有權屬于外國。“外國人控制了俄國40％的工業資本份額，在某些領導行業，這個比例還要大些”。

4、社會結構極端脆化：一極是大資產階級，他們成為“歐洲國家的金融附庸的交易所貴族”，不能也不愿反對沙皇政府和外國資本。另一極是已經成熟的工人階級。“農民完全沒有能力起獨立的政治作用”。沒有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維系社會平衡。

由于通往資本主義的路已經被堵死了。因此，“不平衡規律迫使落后國家的文化出現飛躍。不平衡發展法則已經使資本主義的技術和財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粉碎了世界鏈條上最薄弱的一環。落后的俄國資本主義是第一個為世界資本主義的破產付出代價的資本主義……俄國資產階級的崩潰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說，使一個落后的國家跳到先進國家前面去了”（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219頁）。

四、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

假如馬/克/思在生，我相信他會同意我上面的分析；他不會承認“補課論”，不會承認當前資本主義進程的合理性。事實上，晚年的馬/克/思已經把目光投向了東方，并且預言東方社會可能跨越象征著資本主義的奴役和苦難的“卡夫丁峽谷”。

19世紀70年代后期，馬/克/思看到，在最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并沒有在資本主義危機中激化并且導致革命爆發，促使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相反，資本主義正在發生變化，開始具備了渡過危機的能力。以往的歷史觀已經不能解釋西方和東方革命中新出現的情況了，在英國走向穩定和美國、俄國的資本主義快速發展面前，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同時，繼續堅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馬/克/思校正了以往的觀點，不再強調一切民族在資本主義開創的世界歷史局勢下都已經完全卷入資本主義體系，因而必須要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不再認為共產主義只有在占統治地位的各文明民族立即同時發生革命的情況下才能實現。他主張俄國可以跨越卡夫丁峽谷，不經歷資本主義階段，獨立開辟通往共產主義的歷史道路：

 “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農民變為無產者就達不到這一目的，而它一旦倒進資本主義懷抱之后，它就會象塵世間其他民族那樣受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事實上，由于西方實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東方實行以公社為基礎的公共土地所有制，使東方社會具有特殊性。因此，當時俄國可以走另外一條發展道路，農村公社將成為俄國新生的支點。正如蠻族社會與古羅馬社會的奇妙結合誕生了歐洲的中世紀那樣，傳統的基礎與資本主義的先進因素的結合，亞細亞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的結合會產生社-會主-義。

 馬/克/思還說：“如果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關于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達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這樣一種經濟形態……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因為，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晚年馬/克/思著重在研究了以下歷史課題：

l        日耳曼公社向封建社會的跳躍發展；

l        羅馬奴隸制中的貨幣積累沒有轉化為資本主義；

l        原始社會的多線發展；

l        東方社會雙重可能的發展。

在研究的基礎上，馬/克/思在已經建立起來的唯物史觀基礎之上強調歷史發展中交往的作用，指出了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不是直接決定的關系，由此他提出了跳躍卡夫丁峽谷設想和歷史發展多線論。

    列寧在逝世前所寫的《論我國革命》一文中，重新思考了俄國發展道路的特殊性：“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上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俄國處于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匯處，因而具有某些特殊性。“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他進一步預言：“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復雜的國家里，今后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帶有更多的特殊性。”（《列寧全集》第43卷）

五、社會發展是多元的、非間斷性的

對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研究，給了我們什么啟示呢？社-會主-義革命的范式，是否僅僅是歷史發展的特例呢？

正如社-會主-義是在落后的中、俄等國，而不是在發達國家中建立的；在中國歷史上，秦帝國勃起于西陲，清王朝龍興于白山黑水。在世界歷史上，新古典文明發源地是當時落后的邊緣地帶即歐洲、中國、印度，而不是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中東。資本主義的源頭也是島國英國，而不是遠為富足的中國或其它中亞大國。在資本主義的擴張歷程中，拉丁美洲人口較多，城市較大，文化發達，而且遠為富有。但拉丁美洲國家最終淪為附庸國，而相對落后的北美卻成為資本主義的心臟。北美因為受外資控制的企業的束縛較少而發展起相對獨立的經濟，拉美卻因其單一的依附于宗主國的大種植園經濟而不可能出現全面的經濟發展。

和庸俗歷史觀的看法相背，新的社會形態總是先在某個國家或地區取得跳躍式的突破，人類社會的演變是以部分質變的形式進行的。率先發生變革的國家或地區，往往不是在中心地區的、發達的社會，而是在邊緣地區的、貧困的、適應性強的社會。

“總的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理論是是毛/澤/東在1959年底提出來的，毛認為：量變與質變是對立的統一，不能說量變中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于新的量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在一個長的過程中，在進入最后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與許多部分的質變。

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沒有階級的。但毛/澤/東運用部分質變理論觀察歷史發展和中國現實，提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兩階段論是對西歐發達工業國家的革命的預見，不作為落后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先驗模式；共產主義可能要經過許多階段；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階段性是由事物發展的質變或部分質變引起的。

經過文革的實踐，毛更是確信：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不同質，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甚至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還存在矛盾和斗爭。此即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這二十多年來，毛和他的理論本來已經被打翻在地，還踏上了一只腳；但是，今天他的幽靈又在中國大地徘徊，就連部分黨的高層也委婉地喊出了“控制資產階級”的口號。

在歷史上，秦漢建制，接下來是魏晉的反動；英國資產階級在通過光榮革命確立了它的統治地位后，又過一百多年才建立了健全的議會制度。而他們完成工業革命，戰勝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是在二百多年后。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社會形態的轉變通常是在經濟領域發生量變，經濟基礎的量變引發了上層建筑的質變，即革命或改革。隨后又產生不斷的量變和部分質變。社會形態的轉變是一個連續的、不間斷的過程，社會的新質與舊質同時存在，互相斗爭。

在變革中，作為新質的上層建筑，特別是新的國家，對于舊的經濟基礎，起到了推動作用。

單線式的、按部就班的發展只存在于教授們的實驗室中；在真實的歷史圖景中，沒有任何一種文明具備教授們需要的全部發展的要素，歷史上這種長期處于孤立狀態的文明，必將長期陷于停滯甚至滅亡；而落后文明與較高文明的交往，將改變落后文明原有發展趨勢，進行跳躍式的發展。

落后文明的舊形式與較高文明的交往，有三種可能性：

（1）落后文明將加速其原有的發展趨勢，但沒有實現超越原先發展階段的發展；

（2）落后文明跨越一個以上的發展階段，達到牽引它的較高文明所處的發展階段。例如中國歷史上不乏處于奴隸社會甚至是原始社會的少數民族受漢族影響而封建化的例子；

（3）落后文明中的某些特殊因子與較高文明的先進形式結合，從而孕育出一種混血文明，它不但高于原先的發展階段，而且在某些層次上超越了牽引它的較高文明。從本質上說，它是一種新型的文明。

例如，蠻族社會與古羅馬社會的結合，產生了高于兩者的封建社會。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研究了歐洲封建社會形成中的非連續性，揭示了日耳曼社會的交往和跨越式發展。

他指出歐洲封建主義并不完全是從古代奴隸社會里演化出來的，即不是由古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激化、奴隸起義帶來的結果。歐洲封建制度產生于日耳曼原始公社制度和古代奴隸制下的生產力之間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來自于古代奴隸制內部：

“與希臘和羅馬相反，封建制度的發展是在一個廣闊得多的地盤上開始的，而這個地盤是由羅馬的征服以及起初與此有關的農業的普及所準備好的。趨于衰落的羅馬帝國的最后幾個世紀的蠻族對它的征服，使得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在日耳曼的軍事制度的影響下，現存關系以及受其制約的實現征服的方式發展了封建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8頁）

馬/克/思進一步揭示了日耳曼部落所有制直接到封建制度的發展中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相互作用的特殊性，“封建主義決不是現成地從德國搬去的；它起源于蠻人在進行侵略時的軍事組織中，而且這種組織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的國家內遇到的生產力的影響才發展為現在的封建主義的。”同時他強調，不能單從占領和一個民族方面看問題，歐洲封建制度的形成取決于兩個民族的相互作用，“再也沒有比認為迄今歷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歸結于占領這一觀念更普通的了。蠻人占領了羅馬帝國，這一事實通常被用來說明從古代世界向封建主義的過渡。但是在蠻人的占領下，一切都取決于被征服的民族此時是否已經像現代民族那樣發展了工業生產力，或者它的生產力主要還只是以它的聯合和現存的共同體形式為基礎。其次，占領的性質是受占領的對象所制約的。如果占領者不依從于被占領國家的生產和交入的條件，就完全無法占領當地銀行家的體現于票據中的財產…最后，無論在什么地方，占領很快從這中很快到來的生產必要性中可以做出如下結論：定居下來的征服者所采納的社會制度形式，應當適應于他們面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如果起初沒有這種適應，，那末社會制度形式就應當按照生產力而發生變化。”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81頁）

由于日耳曼公社具有個體性的特點，不同于古代羅馬公社集體聯合的共同體團結形式，因此日耳曼對奴隸的使用不可能形成普遍的奴隸制度，它在歷史上沒有經歷奴隸制度。

日耳曼封建制度的形成不是由于內部生產力連續性發展造成的生產關系變革，而是在原始軍事組織與被征服地區先進生產力相互影響下形成的，這個歷史交往過程表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聯系是多樣化的，絕非僅僅是直接決定和單線連續發展。物質生產力發展的途徑也不是在一個單一社會單位內按部就班地連續積累起來的。

馬/克/思體會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矛盾原理還必須這樣來理解：生產力要求生產關系適應自己，但不一定直接在一個民族或社會內直接實現這種要求，生產關系（或生產力）可以來自發生交往關系的其他民族。生產關系或生產力不一定是在一個社會內連續積累和創造的。

落后文明與較高文明的交往，將改變落后文明原有發展趨勢。與此相反，長期處在孤立狀態的文明，可能會停滯甚至滅亡。古代埃及和中國盡管創造出極其燦爛的文明，但由于地理環境特殊，缺乏與異質文明的交往，因而導致長期停滯。

顧準指出：希臘城邦制度，是古代中國所無法想象的。亞細亞社會結構的超穩定性和長期停滯已經表明東方歷史發展過程中存在著獨立于西方的發展之路，東方社會結構停滯的特點，說明東方社會歷史上走著與西方社會完全不同的道路。被當作原始社會的亞細亞社會形式在公有制下已經有了國家，這個事實也證明了它在歷史發展上有特殊性。

世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是導致文明系統內部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因素。落后文明在先進文明的牽引下實現跨越式發展，形成了新的質后，這種新質仍然會與舊質保持某種連續性。在任何一個時間內，社會的新舊質同時存在且相互斗爭。社會是以次生的、再生的形式，即非典型的形式存在著的。

總而言之，在我看來人類社會并不是按“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順序按步就班地演進的。

整個人類社會的演進是一個連續性的、不平衡的、交織著多種形態的過程，可能跳躍前進，可能停滯不前。

無論就人類社會的整體而言，還是就它的子系統（一國或者一個地區）而言，其演進過程都不是整體性的，而是以部分質變的方式進行的。社會的演進是一個連續的、不間斷的過程。

無論就人類社會的整體而言，還是就它的子系統（一國或者一個地區）而言，其社會形態都是不平衡的。發展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在任何一個時間內，新舊質同時存在且相互斗爭。

六、地理環境是發展的前提

既然人類社會的演進是一個不平衡的、交織著多種形態的過程，可能跳躍前進，可能停滯不前。那么，決定一個社會或飛躍，或停滯，或走此路，或走彼路的原因何在呢？

這個問題似乎有點多余，因為每個中學生都知道：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然而，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直接的嗎？而且，生產力本身又是由什么決定的呢？是單純的技術積累，抑或地理環境決定？

如果說發展直接依賴于生產力所達到的水平，我們就必須承認蘇聯“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的觀點。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么率先發生的變革，多半不是在中心地區的、富裕的、傳統的、板結的社會，而是在邊緣地區的、原始的、貧窮的、適應性強的社會。如果說發展直接依賴于生產力所達到的水平，我們就必須承認，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也能逐漸發展起資本主義。如果說發展直接依賴于生產力所達到的水平，我們就必須承認，落后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超越了資本主義這個人類社會必經的歷史階段，因而必須倒退回去“補資本主義的課”。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人類學告訴我們，原始人很早就了解植物生長的基本原理，但是，經過了漫長的數千年后，人類才從食物采集者轉變為食物生產者。這是因為，在正常情況下狩獵能提供基本的生活資料。因此，原始人缺乏實行農業革命的動力（另一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馴養的動物為數較少）。然而，更新世未期的氣候劇變，破壞了人類和自然界之間由來已久的平衡。人類為了適應這一情況，不得不利用所掌握的有關植物生長的知識，來生產食物。

農業革命的傳播，完全由極其多樣的當地環境決定。在森林地區，如長江流域和美國西南部，由于沒有鐵器，農業出現得晚些。當地豐富的食物資源也成了拒絕采用新技術的原因之一。在當地所提供的物種資源方面，歐亞非的民族找到了可以提供肉類、奶和羊毛并可作馱畜的各種動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則沒有獲得類似的動物，他們能夠栽培莧屬植物、接骨木、向日葵等，但它們的產量很低，對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起不了重大影響。

可以設想，如果不發生某種變化來破壞使狩獵社會得以安逸舒適地存在下去的平衡，農業的發生是不可設想的；而且，即使當這種變化到來時，農業也只能發生在那些能找到適于栽培植物的地區。也就是說，發展是有地理的先決條件的。

一個民族的地理環境，不但決定它的發展趨勢和水平，還影響它的民族性格。正如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每年的泛濫不可預知、來勢兇猛，從而促成了蘇美爾人的不安全感和悲觀那樣，尼羅河每年的泛濫可以預知、勢頭平緩，助長了埃及人的自信和樂觀。第三個文明，即希臘文明取得非凡成就的另一個原因是城邦的出現，這與希臘的臨海多山的地形有關。

七、交往是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埃及文明及希臘文明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完全歸因于地理環境。

埃及文明的出現，受益于蘇美爾人的影響。在貿易過程中，埃及人了解到蘇美爾文明，深受激勵，使某些已在他們的流域地區產生影響的力量加速發揮作用，從而促進了文明的早日到來。

希臘文明也得益于與其他文明的交往。公元前三千紀初葉，克里特的新石器文明已經建立很久了。小亞細亞或敘利亞的外來移民帶著新技術來到這里。克里特島人與外界的距離近到可以受到來自兩河流域和埃及的影響，但又遠到可以無憂無慮地保持自己的特點。這使他們的文明成為古代世界最優美、最有特色的文明。

因此我們的第二個結論是：不同文明的交往是發展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僅僅在文明系統的范圍內，是無法產生新社會的因子的。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所能提供的物種和資源都是有限的，都不能為未來的表演，準備所有的道具。

因此，生產力并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的決定因素。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但是，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中介因素，通過人的實踐活動起作用的。交往即是其中之一（還包括主體意識）。在社會內部，生產力通過交往關系起作用；在不同的國家、民族間，生產力通過國家和民族間的交往起作用。

著名人類學家弗朗茲·博亞茲認為：“人類的歷史證明，一個社會集團，其文化的進步往往取決于它是否有機會吸取鄰近社會集團的經驗。一個社會集團所獲得的種種發現可以傳給其他社會集團；彼此之間的交流愈多樣化，相互學習的機會也就愈多。大體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長期與世隔絕的部落，因而，它們不能從鄰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獲得好處。”也就是說，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于各民族之間的交往的可能性。

我們將發展的根本動力歸結為歷史的人的實踐。而社會實踐兩個最基本的方面是生產和交往。交往的需要來自于生產，但是，它一旦從物質生產中產生出來，就對后者發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正是著眼于交往關系，指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是三大形態的依次演進，并且揭示了共產主義得以實現的先決條件是其必須是“世界歷史性的存在”。

一般來說，人類社會越原始、越孤立，受到純粹的地理因素的影響就愈大，各個點之間表現出的相似性、規律性就越大。相反，世界歷史愈是發展，各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就愈頻繁，落后國家也就越容易吸取發達國家的最先進成就，從而實現飛躍。也就是說，它所表現的多樣性、復雜性、不平衡性就越明顯。

那種認為落后國家不能走社-會主-義道路，或者認為必須倒退回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的觀點，是離開了交往，特別是民族間的交往所造成的。

非龍在天的博克：http://leon76.tianyablog.com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