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極度崇拜滿清王朝，陷入偏執狂。
第一、 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上采用雙重標準，前后矛盾
在統一和分裂的觀點上他們是持雙重標準的，對于滿清雖然他們也承認滿清初起沒有統一的野心，李治亭說：“實事求是地說，當時努爾哈赤并無奪取明朝統治權的想法，更無統一全國的長遠目標。”[注1]那么這明明是分裂國家的行為，但他們仍然認為是正義的，是因為要反抗明朝的民族壓迫。那么南明軍民、特別是鄭氏集團占據臺灣反抗滿清殘酷民族壓迫為什么就是非正義的呢？
對于農民起義，他們為洪承疇辯誣時稱：
“但是，也應看到，農民軍的破壞性甚大，不僅焚燒富人的居宅建筑、官家衙署，還有一些公共設施也予以破壞。僅舉一例：崇禎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大軍攻河南開封，不惜決黃河大提。黃河之水咆哮而至，迅速灌滿開封城，將偌大繁華的開封淹沒在洪水之中，百萬人口所剩不足萬人！更嚴重的后果是，迫使黃河改道，以致年年發水，災害不斷。直到康熙時，這一水患才得到根治。李自成決黃河，淹明軍，后果嚴重，其遺患之長竟達數十年之久！ ……今天，我們評價洪承疇在西北的軍事行動，他是在執行使命，維護國家的統一。”[注1]
那么比農民起義危害更大的滿清血腥屠城，頒布野蠻的“薙發令”、“逃人法”的又該置于何地呢？那么，明對滿清就不是維護統一了？洪承疇對農民起義鎮壓就是維護統一，就不因為腐敗而不反動了？
滿清分裂有理，滿清屠殺有理，農民軍水淹就是無道。滿清反抗“民族壓迫”有理，漢人反抗則是抗拒統一就是無理。
在統一的問題、在戰爭破壞問題、在反抗民族壓迫問題上，他們總選取最有利于滿清的觀點，哪怕其觀點取舍前后不一致，前后矛盾，也毫不介意。
第二、夸大其辭，吹噓是滿清統治者樹立起“中國人”意識。
《在清朝皇帝的中國觀》里，郭成康寫到：“從努爾哈赤、皇太極直至盛清時代的康雍乾三位皇帝的中國觀及其作用亦應給予高度評價”。“清朝皇帝從民族認同到統一國家的認同，清朝治下各民族從民族認同到統一國家的認同，經歷三百年的曲折發展至此終成正果，并不因清朝覆亡而被拋棄。今天中國各族人民一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認同自己的祖國是“中國”，可謂歷盡滄桑，備嘗艱辛，中間數千年的戰爭與和解，分裂與統一，沖突與融合，從猜忌防范，彼此隔閡，到泯滅恩仇，合為一家，每一歷史時期的人民和統治者都做出過那一時代的獨特貢獻，而水到渠成大勢之下，終由清朝統治者一錘定音，從這個意義上講，清朝不僅留給今天中國人民國家版圖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物質財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國與中華民族內涵與外延的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
按郭的說法是滿清皇帝樹立起“中國人”的意識。 首先在滿清在遼東時期，就努爾哈赤到皇太極所謂的“中國”意識根本就不存在。漢人在遼東原有三百萬，經努爾哈赤父子大肆屠殺漢人后，幾乎殆盡。 到滿清入關時，收羅所有八旗以及漢人包衣還不到四十萬。可知其屠殺之慘烈。既然說他們有“中國意識”，人們就要奇怪了，世界上有那個國家如此對待自己國民的，要趕盡殺絕？滿清入關之初，多爾袞致史可法書，稱明朝為“中國”，自稱為“我國家”。順治還說：滿洲與明，“自〔清〕太祖、太宗以來，本為敵國。”[注2]。
雍正在《大義覺迷錄》里，明確否認滿清和中國是一個國家。乾隆欽定的《滿洲源流考》里，強調滿洲人和華夏民族不是一個脈源，從沒有被其他政權管轄過，自成一支， 提醒滿洲人不要忘了根本。到清末滿清統治者還指責維新派“保中國不保大清”。
李治亭等人一再吹噓滿清皇帝的“滿漢一家”思想，“順治時期強調“滿漢無別”、“滿漢官民俱為一家”，康熙時期又提出“天下一家”，都繼續發展了“滿漢一體”的思想”[注3]。 那么實際情況到底是如何呢？ 當時來中國的西方人對此是否認的。在馬戛爾尼回程路上寫的“紀事”中，他說：“我們的許多書里都把漢族和韃靼族混淆了，好像他們是一個民族。可是清君卻在時刻關注著這權力的誕生地”。“在熱河，韃靼皇帝從他們祖先的傳統中汲取營養。這時他們并不是完全在中國，也不僅僅只是在中國”。“漢諾威人一旦掌握英國王權，他們就不再是德國人了。相反，亞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兩個世紀過去了，換了8個或10個君主，但蒙古人還是沒有變成印度人；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也沒有把乾隆變成一個中國人”。
鑒于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強大的文明國家象征，積累了極大的聲望，對“四夷”有強烈的吸引力。在滿清取代明朝后，以“中國”處理對外關系本不足為奇，但是對內，其“中國人”意識則遲遲不能樹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以殖民者身份－滿洲人統治中國人，以征服民族自居， 準確的說滿清樹立的是“大清國意識”，“大中國意識”的真正確立還是中華民國完成的。
第二、郭選擇性忘記了，滿清皇帝并非一定要這個統一，把這個統一看得多神圣。滿清一直保護柳條邊就是給自己留下后路。滿清多元式部族式統治，全國分為滿、蒙、漢、維、藏五區，互相隔離，滿清規定各區人員不能自由往來。以至于蒙、藏、新疆各地遲遲沒有樹立中國人意識。滿清被推翻，馬上出現蒙獨、藏獨、疆獨。[注4]這種史實郭成康又為什么不講講呢？
溥儀等滿族貴族在辛亥革命后，一直沒有放棄搞“蒙滿獨立”的陰謀活動，溥儀分裂祖國時即便是當兒皇帝也愿意。還不惜甘當日本“天照大神”的子孫，在蘇聯關押期間，表示要“同蘇聯人一樣為蘇聯工作”，并拿出國寶文物行賄想永久留在蘇聯，[注5]他最不愿意當的就是中國人。在溥儀分裂祖國的過程中，滿族貴族出人出錢出力，紛紛投靠滿洲國，沒有人同溥儀決裂投向中國人民。溥儀及滿清貴族受滿清皇家近三百年文化熏陶，溥儀是滿清皇室教育的結晶。他們哪里來的“中國意識”？哪里認同自己的祖國是“中國”呢？（詳見《滿清政權的性質：談談滿洲人的“中國人認同問題”》。）
第三、“民族平等”問題上采用雙重標準，夸大其辭，明顯偏袒滿清。
何謂“民族平等”,這些滿清鼓吹者都對“華夷之辨”恨之入骨，稱其為“大漢族主義”。（詳見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
那么他們批判的是“大漢族主義”還是“大文明主義”？
我們現在講的歷史上的漢族和現在的漢族概念是不一致的，現代的漢族不再以文化為唯一特征，是包括血緣和其他認同。定義標準是和其他少數民族是一樣的，在這種定義下應該主張民族一律平等。而古代中國則不同了，同歷史上蒙元、滿清等少數民族以及現代學者理解的民族觀念不同，古代漢民族的民族觀念一直是“華夷之辨”。古人講："變夷為夏"，古人認為你只要接受了中原文化，接受了華夏文明就是中國人，而不管你種族和血統。這實質上是文明人群和野蠻人群的區分，是文化文明人群的區分。 而在我們今天卻通稱其為（古）“漢族”，這種稱呼模糊了古今定義標準的不同。 所以在歷史問題上某些人批判的“大漢族主義”實質卻是在批判“大文明主義”，是在批判中華文明。文明是否有高低這點還有爭論，但是文明有先進和落后之分，文化有野蠻和文明之分是不容懷疑的。所以某些人高舉批判“大漢族主義”的旗幟是十分荒謬的，這是長期以來的史學界故意搞的概念歪曲。
確切的說古代中國，以及中國人應該稱為華夏或者中華民族，硬要做類比的話，更類似于今天指稱的中國人,或者說是歸化后的美國人，是一個不分血緣、種族的民族綜合體。這比稱為漢族更能反映其內涵實質。
郭文說：“雍正憤慨激昂，必欲將“華夷之辯”徹底顛覆不可”，那么“華夷之辨”果真如郭所講的需要徹底顛覆嗎？
那么“華夷之辨”到底是什么東西？美國漢學家列文森認為中國自古以來是一種文化主義：“士大夫階層的文化、意識形態、身份認同主要是文化主義的形式，是對于一種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標和價值觀念的認同……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對于文化自身優越性的信仰”。
晚明時期，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后，利瑪竇身穿儒服傳播科學和教義，受到了晚明士大夫的普遍歡迎，他們把他引為良師益友，當作同類，所以瞿太素在《職方外紀小言》更進一步提出新人文主義標準：“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于比肩，戎狄也”。由此可知所謂“夷夏之辨”，實際上就是道德之辨，也就是文明和野蠻之辨。
明末顧亭林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錢穆評論道：保國與亡國，是一國之政治而言，所謂保天下與亡天下則是民族文化之絕續言。可見蒙元入主和滿清入關都是野蠻對文明的摧殘，這自然激起文明國家民眾的激烈反抗，怎么能誣蔑為“大漢族主義”呢？。[注6]
“華夷之辨”防礙了國家認同嗎？
“華夷之辨”本來講的是“文化認同”，那么從“文化認同”的角度，解決“華夷之辨”是在漢族一邊，還是在“夷”這邊?從清朝的最后實踐來看，不是漢族認同了滿族（夷）文化，而是滿族（夷）認同了華夏文化，最后形成新的“華”把更外面的“洋人”當成了新的“夷”。 所以其關鍵在于少數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把“華夷之辨”說成是儒家的罪過，實在是本末倒置。第二“華夷之辨”的確也造成了政治上的不認同，但是這個不認同是不認同滿清政府而不是中國。滿清為了其政權合法性，打壓“華夷之辨”，以形成對其政權合法性的認同，但是這個認同僅僅是針對“大清國”而非“中國”，一旦滿清垮臺，這個政治認同就不存在了，立刻出現“滿獨”、“蒙獨”、“疆獨”、“藏獨”。這個“政治認同”的價值在哪里？
郭成康在這篇文章里還有一個很陰暗的暗示，他把“華夷之辨”假設成黑暗得不得了”。郭文最后說：“隆裕太后列祖列宗為爭取少數民族與漢族地位平等的努力，最終以極富戲劇性的形式畫上句號”。按這個邏輯，要打破“華夷之辨”，哪怕死幾千萬的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留發不留頭”，“逃人法”、“文字獄”、“滿漢不通婚”等等搞極端的種族壓迫和歧視也值得。這樣據說就爭取了“民族平等。難道這都是為了少數民族的民族平等權利付出的代價。如此追求平等，還是少來為好。
那么“華夷之辨”真的那么可怕嗎？明清之時的“華夷之辨”主要內容是“野蠻人不能當皇帝”，實際上也就是因為這個才激起李治亭、郭成康等極大的憤怒。
就這個問題，即便是現代人也應該能理解，要做文明世界的領袖當然要先文明起來，守文明世界的規則。如果能做到，那么即便是黑人不是也當了聯合國秘書長了嗎？古代中國人也一樣，郭文不是也舉例唐太宗有鮮卑血統，那么沒見有人用“華夷之辨”來反對啊？利瑪竇是西方人，種族相差更遠了，明朝士大夫不是稱他為圣人嗎？“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這個口號在明末士人中相當流行,哪里有民族歧視民族隔離的色彩呢？大體上“華夷之辨”積極的意義更多，促使野蠻向文明的轉化。這有什么不好呢？反倒是滿清實行徹底的種族主義是極端黑暗，野蠻、落后的。郭文詭辯的基礎是多么無理。
郭文的自相矛盾之處還在于：一方面認為“華夷之辨”極端黑暗，無論多大代價非打破不可，滿清實現了，所以偉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滿清在晚期又形成新的“華夷之辨”。可郭成康對這時的“華夷之辨”顯然沒有太大的仇恨，他認為這是“全體中國人”對外來“洋人”的，所以是合理的。
從明末的“華夷之辨”再對比滿清統治者更改后的新“華夷之辨”，也就是“義和團式”的拒絕洋人、洋物，盲目排外的新“華夷之辨”，到底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呢？
這里郭文又隱含一個假設，如果今天是中國人，那么祖宗一定是中國人。就好像說 強盜打進你家門，殺了你家人，當了你家主人，那么強盜就是偉大的。強盜打進你家門，殺了你家人，卻沒當成你家的主人，強盜還是強盜。
二、治史的學風上，歪曲古人，戲說歷史。
史家講究秉筆直書，反對主觀臆測。而戴逸主編的《中國通史》彩圖版，不講客觀公正， 而是把未經嚴格考據的傳說加入其中。 在面對爭議時，卻只知道反唇相譏[注7]。不知新治的“清史”史料的取舍認定又會加入多少主觀因素？
詭辯術例一：
比如洪承疇最后投降過程，有多種說法，而李治亭其他都不用，偏偏就采用了《清史稿》的說法，并且說其“頗為可信”。[注1]大家都知道《清史稿》是滿清遺老所寫，竭盡歪曲、篡改、編造之能事，在沒有原始資料佐證的情況下，如何就“頗為可信”了？如果是這樣,人們可要懷疑了，以這種人重編“清史”，只不過是給《清史稿》作補充佐證而已。
李治亭接著激憤地說：“人們指責他（洪承疇）降清，是“叛國”、“漢奸”、“叛徒”，有何根據？根據就是滿族不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清朝不該建立。這是什么邏輯？……這是哪一家的理論？”。
搞歷史的都明白滿洲族是滿洲族，滿族是滿族，滿族是民國后才有的族名，當然是中華民族的成員。而滿洲族就不同了，（關于滿清王朝的性質，特別是入關時的性質請看《滿清政權的性質：談談滿洲人的“中國人認同問題”》）。這點區分很重要，因為大家都明白孫子是美國人，祖父是不是美國人是不一定的。李治亭搞清史的怎么連這點區分都不管了呢？這是不是故意搞的詭辯呢？
例二、篡改、歪曲古人原意
李治亭說：“他（袁崇煥）在《偕諸將游海島》的詩中寫道：“邊釁久開終須定，室戈長操幾時休？……但他把明與后金的斗爭，看成是“同室操戈”，即家人內部之爭，他希望盡快停止爭斗，保持國家安寧。我們有些人把滿族及清政權看成是如同外國的“異民族”政權，比起三百多年前袁崇煥那個時代的民族觀念，簡直是個大倒退！ ”
首先李篡改了袁詩，把“室戈方操幾時休”，改成了“室戈長操幾時休”？“方操”，對應“久開”肯定是指不同的事實。即便是按李改動后如此理解袁詩，也真讓人吃驚，詩歌都講對仗，內容對稱。這兩句含義明明是邊關和內地都不安定，邊釁和室戈明明是指兩樁事情。有點文學常識的人不會連“邊”和“室”都分不清吧。至于“室戈”不必非指農民起義，而是指魏忠賢迫害東林黨人，激起民變。金庸先生的解釋是：“外敵的侵犯最后總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爭權奪利的斗爭卻實是大患，不知幾時方能停止？”[注8]。讀過這段之后，給我的感覺只有兩個字“卑鄙”！
例三，再看看某些人立論詭辯術。
“傳統儒家觀念中的“中國”，與歷史上漢族與周邊各族共同締造著的大中國的事實不相符合，與今天作為我國專稱的中國更不可同日而語，必須廓清所謂長城、柳條邊是古代中國國界之類有意無意的誤解和曲解”[注9]。郭成康原文意思是滿清破了“華夷之辨”，從此有了新的“大中國的概念”，功莫大焉。
第一、把明代以來的“中國”觀念說成是傳統儒家觀念，是很不確切的，明代以來的“中國”觀念不僅僅是中國人的，而且是全世界的。東方人、西方人都是這個觀念，都把明朝當成了中國。怎么僅僅說成是儒家觀念中的“中國”呢？第二、文中故意列舉長城還把長城和柳條邊并列，給人的印象是長城和柳條邊界是儒家“華夷之辨”不當，自己樹立起的觀念。實際上大家都清楚“柳條邊”是滿清封鎖東北不讓漢人前去開墾采取的措施。即便有什么觀念也是滿清皇帝強加于中國人的。另一方面，長城在古代也從沒有看成是國界，而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工事，相對而言“柳條邊”到是真有“邊界”的含義了。這類詭辯在他們的文章中數不勝數，就如此顛倒性的立論，豈不是很可恥嗎？大家應該對戴先生主持編修“清史”不必抱有多大的期望了吧。
三、藐視傳統和民意，自成小團體，面對爭議和批評搞“一言堂”，成“自家之言”。
滿清王朝的建立時間，他們藐視史家成例，按對滿清最有利的時間算，這樣一來努爾哈赤、皇太極就成了“正統”的英雄皇帝。明清戰爭就不是平叛戰爭，“滿清入關”自然是正義的，合理合法的。但是如此一來，其他王朝的長度就要重新修訂了，其他王朝也要重新褒貶了。另一個問題就是偽滿洲國該怎么算？
按這種治史邏輯，滿洲國歷史當然也算成滿清的。可是他們敢嗎？“辛亥革命”是他們跨不過的坎，但是近來流傳甚多的關于孫中山“賣國”的文章，是不是為他們否定“辛亥革命”打出的信號？
李治亭編寫的《清史》只用東北地區的史學工作者。“李編《清史》明確提出，腐朽的明朝不可能承擔起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使命，清朝入主中原，延續封建社會，是歷史的必然。而清代中國社會在康熙中期以后，帶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方式仍獲得了緩慢的發展。上述學術觀點是不少學者、特別是東北地區學者所認同，甚至力持的。而該書主編面對清史學界眾多學術分歧，為了使全書具有統一的意志，大膽決定“一律起用東北地區的學者””[注10]
所以靠這些人來修“清史”如何能解決爭議問題？如何能取各家之長？毫無疑問的是必然形成一個以幾個“遺老”為核心的小團體，“順我者用，逆我者走”，搞出一套“自家之言”的“個性化”“清史”。
四、立論基礎錯誤，對馬克思主義采用實用主義態度。
他們最喜歡鼓吹的“統一神圣”，“民族平等”是不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基本出發點？
第一 為什么說“統一神圣論”是錯誤的？
因為這并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觀點，也不符合當前政治的實際情況。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是不是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進步才是判斷歷史事件的最根本原則。詳細論證請看《再論滿清入關是歷史倒退》和《為什么說滿清入關是歷史倒退》。
第二、宣揚民族平等，反對大漢族主義原本是對的，但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古代是否真存在“大漢族主義”，“大漢族主義”危害到底有多嚴重？這個問題搞不清，就以此為歷史批判的第一位的原則，顯然不合理。
第三、戴逸吹噓“康乾盛世”，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片面理解成“經濟繁榮”。反駁請看《滿清統治者的防漢、制漢心理是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主要原因》。
一群新時代的“遺老”、“遺少”。
看他們的治史：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在歷史評價上是雙重標準的，對史料的選用是”這草率、歪曲和主觀的，治史態度上是藐視傳統史德，自成一理的。在立論上是情感代替理智，偏見代替公正，盲信代替實證，虛構代替真相是偏頗的，在指導思想上是實用主義而非馬克思主義的。
重修“清史”不過是在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情緒下，組織起一群“遺老”“遺少”編寫的一系列翻案文章罷了。[注11]
一道閃電 于2005年 12月20日
[注1]：《再辨洪承疇降清問題》,《史苑》第一期。 李治亭 。
[注2]：《清世祖實錄》卷六，順治元年七月壬子。
[注3]：《清代大一統與邊疆問題》，李治亭 。
[注4]：《國民國家與民族問題--關于中國近代以來民族問題的歷史思考 》,王柯。
[注5]：溥儀給斯大林的信中說：“可是我自己認為同蘇聯人一樣的關懷和盡心蘇聯的發達和興盛，并且我愿意同蘇聯人一樣的工作和努力，以報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許我居住蘇聯邦內”。詳見《前蘇聯檔案披露溥儀被俘和引渡前后》
[注6]：摘自《痛批文史界的“歪理邪說”，恢復“文化中國”史觀》。
[注7]：關于這場風波，請參考王曾瑜發表的《空頭主編與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評戴逸、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彩圖版》以及反駁。
[注8]：《袁崇煥評傳》，金庸。
[注9]：《清朝皇帝的中國觀》，《史苑》第十二期 郭成康 。
[注10]：《清史編撰個性化時代的到來 --讀李治亭主編《清史》有感 》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2004-3-2” 高翔。
[注11]：本文所引用文章，大部分存在 http://xiaomietaidu.blog.tom.com 其他文章可通過百度、yahoo等搜索引擎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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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銀湖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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