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線”建設，真正的“西部大開發”
----從冰山一角看共和國的基礎是怎樣打牢的

按照中國軍事經濟地理區劃，我國沿海一帶為第一線，中部地區為第二線，內陸地區為第三線。所謂“三線建設”，就是指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在西南（包括湘西、鄂西、四川、云南、貴州）和西北（包括豫西、晉西、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地區所進行的規模宏大的國防經濟建設。
這項建設，從“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開始醞釀決策，到七十年代末基本停止，經歷了15年左右的風雨歷程。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依據當時的世界形勢作出了進行“三線”建設的重大決策，利貫當代、功蓋千秋，為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持續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
（一）“三線”建設的起因
眾所周知，全國解放以后，新中國一直處在帝國主義的封鎖、包圍和戰爭的威脅下。進入六十年代，隨著中蘇兩黨關系的破裂，兩國關系日益惡化，后來又發展到邊界地區的武裝沖突（珍寶島之戰）。1962年10月，印度在我西部邊界地區挑起事端，中國人民被迫進行自衛還擊。與此同時，退守臺灣的蔣介石及其國民黨軍隊也趁火打劫，加緊對我東南沿海一代進行騷擾和破壞，瘋狂叫囂“反攻大陸”。1964年8月，美國一手制造了“北部灣事件”，將侵越戰爭規模擴大到越南北方，并對我東南邊境地區及內地進行偵察、轟炸和破壞。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及周邊形勢，異常嚴峻。
本來，在六十年代以前，黨中央制定并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背靠沙發（蘇聯）面朝東”，在戰略方向上可以專顧美、蔣集團，我國的總體形勢還算樂觀。即使發生了“朝鮮戰爭”，黨和毛澤東也仍然保持著清醒頭腦，認為：“美國并沒準備在目前發動世界戰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26頁）“說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嚇唬人的。我們要爭取十年工夫建設工業，打下強固的基礎。”（《毛澤東文集》第七卷，26頁） 基于對形勢的這種認識和判斷，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經過對國民經濟的“調整、改革、充實、提高”，到1964年我國度過了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經濟形勢好轉，因此黨和政府及全國人民熱切渴望在即將制定的“三五”（1966――1970）計劃中，將盡快解決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的“吃穿用”問題，作為中心工作。這年2月到4月，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由我國農業、財政和工交三方人員參加的長期規劃會議，在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的主持下召開。其中，譚震林負責研究落實我國5億畝農田的穩產、高產問題；李先念主持財貿會議，重點討論我國農產品的收購政策；薄一波主持工交會議。隨后，國家計劃委員會根據會議情況，制定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規定我國“三五”規劃的中心任務是，一、按不高的標準基本解決人民群眾的吃穿用問題，即在1970年使我國糧食產量達到6000億斤左右，人民群眾的衣著消費量（包括各種紡織品）達到人均24尺左右；二、兼顧國防需要，解決國防所需的常規武器，突破國防尖端技術；三、加強基礎工業對農業和國防工業的支援。歸納起來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礎工業第二，國防建設第三。因此，“三五”計劃曾一度被周恩來總理比喻為“吃穿用計劃”。
1964年5、6月間，中央召開北京工作會議。5月10日至13日，毛澤東在聽取了國家計委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匯報后，對于“把基礎工業和國防建設放在后面”流露出了不安情緒，他幽默地說：“兩個拳頭，一個屁股。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做穩。屁股就是基礎工業。”但他基本上還是同意了這個“設想”。半個月后，毛澤東在同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人的談話中，進一步談了自己的憂慮和不安。他說：“三五”計劃還是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的不平衡問題，要搞國防工業和基礎工業，加強戰備，著重進行“三線”建設。 國家計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重新草擬了《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指出：根據目前形勢的發展，我國“三五”計劃必須立足于戰爭，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強“三線”建設，集中力量盡快把“三線”地區的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建設起來，逐步改變工業布局，同時注意發展農業生產，相應發展輕工業，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匯報提綱》認為，加快“三線”建設是“三五”計劃的核心。至此，原來的農輕重的順序發生改變，“三五”計劃的制定將把國家的“生存與安全”，放到突出的地位上。
1964年6月6日，毛澤東發表講話，集中講了兩點：（1）改變計劃方法。他說：過去我們制定計劃是學習蘇聯，首先定下鋼產量，然后再計算生產這些鋼需要多少煤炭、電力和運輸力量等。鋼的產量變小，其他的都跟著減。這是搖計算機的辦法，不符合實際。這樣計算，沒把老天爺算進去，國際援助也計劃不進去。因此要改革計劃方法，這是一個革命。他說：這幾年我摸索出一些方法，就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按照這個方針制定計劃，先看能生產多少糧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農藥、機械、鋼鐵，還要考慮打仗的需要。（2）進行戰備。他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么時候打仗。因此，要搞“三線”的工業基礎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自己的軍事工業。有了這些東西，我就放心了。毛澤東的話，受到與會者的擁護，引起了大家的共鳴。這年8月19日，李富春、羅瑞卿、薄一波向中央報告提出：一切新的建設項目應擺在“三線”，布點要分散、隱蔽、靠山；一線的重要工廠和重點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要有計劃地全部或部分搬遷到“三線”；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庫；籌建北京地鐵，并考慮上海、沈陽地鐵，經批準后納入1965年和“三五”計劃。這個報告，是和當時黨中央、毛澤東的主張和基本思想相一致的。
黨中央和毛澤東之所以將“三五”規劃的重心向“三線”建設傾斜、調整，主要出于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因為我國確實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國際和周邊形勢，尤其是“北部灣事件”的爆發，加快了“三線”建設的決策進程；二是我國國內情況也確實很不符合戰備工作的實際需要。當時，總參作戰部曾提出一個報告稱：如果敵人突然襲擊，我國情況相當嚴重：（1）工業過于集中。在全國14個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集中了約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2）大城市人口多。全國14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區，而且防空問題尚無任何有效措施。（3）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措施。（4）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水能力都很低，一旦遭到破壞，將會釀成巨大災害。這個報告，堅定了黨中央進行“三線”建設的決心；三是毛澤東研究總結了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由于某些地區沒有防空措施，結果招致嚴重損失和巨大破壞的經驗教訓。他對一位主管工業的同志說：斯大林的經驗值得研究。戰爭初期，斯大林一不準備工事，二不準備敵人進攻，三不搬家，尤其是沒有重視烏拉爾以東地區的工業基礎建設，以至戰爭爆發后十分被動，造成了巨大破壞和損失。基于以上情況，毛澤東批準了修改后的《匯報提綱》，并于1965年9、10月間再次召開的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正式做出了“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的戰略決策。從此，國家“三五”計劃的基本方針，便從“先抓吃穿用”轉變為“備戰、備荒、為人民”。
1966年，毛澤東對這一方針作過具體解釋。他說：一是“備戰”，軍隊和人民要有吃有穿才能打仗，否則即使有槍有炮也無所用之；二是“備荒”，若遇荒年，地方沒有糧、棉、油儲備，僅依靠國家的接濟，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則困難更大；三是“為人民”，國家的積累不能太多，一則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糧食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二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即在照顧農業、輕工業發展和解決人民的吃穿用的同時，迅速展開“三線”建設，以增加積累，加強戰備，增加儲備，做到防患于未然。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中國能從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走出來，是同我國建設的各種防空掩體能大大銳減敵人核攻擊的威力，中國已做好充分的反侵略戰爭的各種物質和思想準備，使來犯之敵有所顧忌有關的。共和國以“三線”建設為代表的各項國防建設和措施，對核大戰的爆發起到了“遏制”作用，從另一方面說明“三線”建設對于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穩定，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二） “三線”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
據統計：“文革”前，僅從1964年下半年醞釀決策并開始建設，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時間里，我國就在西南和西北擴建、續建和新建了300余項大中型項目。其中鋼鐵14項、有色金屬18項、石油工業2項、化學工業14項、化肥10 項、鐵道工程26項，同時還建設了一些交通、民航、水利、紡織、輕工、建材等關鍵性項目。至七十年代中期，在“三線”地區，我國先后建起了常規兵器、電子、戰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個工業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個個完整的工業系統，大大改善了我國工業布局，提高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生存能力、生產能力及戰略后勤保障能力和國防實力。到1975年，我國“三線”地區的國防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和凈值、主要產品的生產能力、技術力量和設備水平等，均已超過一、二線地區的水平，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武器裝備生產主要依靠一、二線的狀況，這對加速我國經濟和國防的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同時，在進行“三線”地區的國防工業建設時，我們還著力對西南、西北內地進行了綜合性開發，大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我們先后建成了川黔、貴昆、成昆、襄黔、襄渝等十條鐵路干線，新增鐵路8046公里；公路新增通車里程227800公里；新增內河港口吞吐能力30420000噸，有力改變了我國內陸地區交通嚴重閉塞的狀況。先后建成了貴州六盤水、河南平頂山等50多個??型水電或火電站68座；開發了四川、湖北、河南油氣田8個等。到1975年，“三線”地區的煤炭產量已從1964年的8367萬噸，增加到了21200萬噸；年發電量從1964年的149億度，增加到635億度。這一時期，我們不僅建成了著名的四川攀枝花鋼鐵廠，而且還建成甘肅酒泉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鋁廠等鋼鐵工業企業984家，有色金屬企業945家。
另外，從1965年到1975年10年中，我們還在“三線”地區建成機械工業大中型項目124個，逐步形成了重慶、成都、貴陽、漢中、西寧等新的機械工業基地。尤其是新建的第二汽車制造廠，汽車年產量占當時全國的1/3。門類比較齊全、產品比較配套的紡織等輕工業企業，也得到了較快發展，達到較高生產技術水平。到70年代末，“三線”地區所形成的固定資產原值達1400億元，占全國的1/3。
“三線”地區國防工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發展，促進了該地區經濟、科技和文化等事業的全面發展與進步。“三線”地區原來都是各方面發展都極為落后的省份。比如：四川、貴州、云南三省和湘西、鄂西、豫西等地，曾是舊中國西南軍閥連年混戰的地方，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貴州幾乎沒有什么工業，云南也沒有多少工業。抗戰時期重慶成為陪都，蔣介石從沿海帶去一點工業，解放后初期我們又建設了一些項目，但其工業基礎仍然很差。但僅經過10幾年的建設和發展，就大大改變了該地區的面貌，出現了幾十個中小工業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盤水、十堰和金昌等，則成為著名的新興工業城市。四川的重慶、成都、德陽、綿陽等，則成為我國重要的鋼鐵、機械、電子、航空、輕紡、電力動力設備城市，其產品在全國占有一席之地。在“三線”地區，以蘭州、西安、成都、重慶、貴陽和昆明等為中心城市，形成了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中心。在這里，匯聚了西部地區經濟、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的精華，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進步的動力源泉。因此，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曾經評稱：“三線”建設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這種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三）“三線”建設的偉大成就，是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依靠廣大建設者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取得的
“三線”建設者們“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懷，是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的精神動力。我們僅以攀枝花鋼鐵聯合企業和成昆鐵路建設中，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崇高精神為例。
有資料顯示，攀枝花礦區的儲藏量極為豐富。當時經普查勘探，僅釩鈦磁鐵礦的儲量就達50億噸以上。該地區共有大中型礦區86處，富含鐵、鈦、釩、銅、鋅、鉬、鎳金、鉑族、稀有金屬和非金屬礦等50余種。攀鋼廠址定在交通閉塞、被高山峽谷大江大河封隔著的荒蠻之地上，而工期只有5年，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攀鋼一期工程設計年產鐵礦石1350萬噸、生鐵160～170萬噸、鋼150萬噸、鋼材110萬噸，這些指標相當于舊中國鋼鐵最高年產量的2倍左右。要建這樣一個超大型的鋼鐵聯合企業，需要配有大型火力發電站，而電站的特大鍋爐、汽輪機、發電機、冷卻循環系統和送變電設備等，每件都有幾層到十幾層樓高；巨型的高爐、送料系統、熱風爐則有幾十層樓高，而且全是精度要求很高的鋼結構；鐵水運輸、特大轉爐、鋼錠模、加熱爐、開坯機、初軋機、鋼軌軋機、制氧機、設備大修和制造工廠等達幾十萬噸的機械設備等，大部分都是特殊、大型的專用設備，制造廠家遠在東北、沿海地區和山西等地，攀枝花當時就連一顆螺絲釘也不能制造。同時，開發運輸鐵礦石、石灰石、煤炭、洗煤、煉焦、制造各種耐火材料、高爐和轉爐輔料、水泥、建材等等，這些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肩扛手拉”。攀枝花沒有平地，丘陵、群山、峽谷、溝豁、河流等交錯縱橫，建設者們削平山頭、構筑臺地，精心設計，巧妙安排，硬是搬移了2.5億立方米的巖石，修建了8座跨越金沙江等江河的大型拱橋；在僅有2.5平方公里的三個大臺地上，建成了后來年產鋼達250萬噸（包括二期工程）的大鋼城，而且噸鋼面積僅有一平方米。這一點，就連日本新日鐵最先進的沿海鋼鐵廠也自愧弗如，所以被國外冶金設計專家稱為“象牙微雕鋼城”。此外，除了建設者的條件極為惡劣，更為艱巨的是，自誕生現代鋼鐵工業以來釩鈦磁鐵礦根本無法用高爐、特別是大型高爐冶煉。在近現代冶金史中，倘若爐料中的二氧化鈦含量高于16％，那么鐵水會變得異常粘稠，使爐溫不均，這樣它就將整個地凝在爐腔中成為“死鐵水”。可是，攀枝花礦的二氧化鈦含量則高達25～30％。這種情況不解決，那就意味著以前的全部工程將徹底報廢。為此，來自全國各地的108位冶煉專家，集思廣益，先后進行了1000余爐的試驗，終于攻克了技術難關，使攀鋼成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個高釩鈦礦鋼鐵廠。1970年7月10日，攀鋼一號高爐（1200 立方米）正式投產。
貫穿攀枝花鋼鐵城和礦區的成昆鐵路，是迄今為止世界鐵路史上最危險、最艱巨的工程之一。這條鐵路全長1100公里，沿線地區富藏煤、鐵、銅、釩、鈦、鉛、鋅、磷、巖鹽、森林木材和水力等資源，因此它的建成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意義十分重大。但要建成這條鐵路，工程卻極其困難、艱巨。先要建設橋梁991座，開墾隧道和明洞437座，僅橋梁就占全線長度的40.1％。其中，6公里長的隧道2座，6379米的沙木拉打隧道（川境）為當時中國之最，施工難度極高。另外，金沙江大橋主跨192米，是當時最長跨度的鐵路鋼梁橋，甚至還有一座54米跨度的石拱橋，另外還要在42個隧道內和橋梁上建設車站。同時，為了克服山岳河谷地帶高差，必須利用螺旋形、圓形、燈泡形展線，40次跨越龍川，16次跨越舊莊河……，這樣一條鐵路，至今仍使穿越成昆鐵路的人們心驚膽戰！現在，人們幾乎難以設想高山峽谷地區鐵路施工的艱難。山谷沒有公路，各種施工器材和生活資料等全憑肩扛人背。沒有電力，燃料不足，許多隧道要靠火把照明，再用鋼釬大錘一錘一錘地打眼放炮。1964年9月，鐵道兵一師、七師、八師、十師和鐵道部第二工程局、大橋局、電務總隊、機械團和民工，在呂正操、劉建章、郭維成為首的工地指揮部領導下，建設者們克服了千難萬險，工程一路突進，到1970年7月1日不到六年時間，從云南北上和從成都南下的鋪軌機，便在西昌實現了鋪軌對接，偉大的成昆鐵路終于建成了！成昆鐵路每公里造價352.7萬元，共計36億元。造價低、質量高、進度快，如果放到目前的物價水平下，起碼得花費其10余倍的造價。
可見，如果光有中央的正確決策，沒有廣大建設者所表現出來的“艱苦奮斗，不計得失；意氣風發，迎難而上；忘我工作，一往無前”的“三線”精神，也不會取得這樣偉大的成績。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上將在談到“三線”建設時，曾經說：“在當時困難的政治、經濟、自然條件下，廣大干部、工人、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所表現出的艱苦奮斗精神，也是永遠值得發揚的寶貴精神財富”。這話不僅是對“三線”建設者們崇高精神的評價，也是我們對待“三線”建設所應取的科學態度。更有一些識之士則說，肯定了攀鋼和成昆鐵路的成就及其建設者們的艱苦創業精神，也就基本肯定了整個“三線”建設！
（四） “文革”初期，曾給“三線”建設造成過影響
“文革”初期，重慶、成都等地曾發生過武斗，有的“三線”工廠曾卷入其中，一段時間影響了生產和建設。“三線”建設的全面恢復，是在1969年5月毛主席、周總理決定恢復“三線”建設以后。1969年6月，中央召開恢復“三線”建設會議，周恩來總理親自督促、主抓這項工作。年末，中央又決定成立“三線”建設領導小組，小組之下成立“三線”建設指揮部，統一領導恢復和建設工作。
為了穩定武斗最嚴重的四川地區的局勢，毛澤東主席親自批示將四川兩個造反派頭頭張結挺、劉西挺（為夫婦倆，原為宜賓地區地委書記和宜賓市市委書記，后被判刑）抓了起來。廣大工人、干部、知識分子和解放軍工程技術人員，一聽說黨中央和毛主席要他們恢復建設，便紛紛響應復工號召，就連武斗雙方人員也都停止武斗，參加到了建設中去。外流人員更是在短短的十余天內，從全國各地日以繼夜地返回工地，立即投入緊張施工。許多大型工程項目，在這以后相繼建立起來。
到1972年，西南“三線”建設的第一期工程基本結束。如：成昆、川黔、貴昆、湘黔、襄渝鐵路（公路）全部通車；攀枝花鋼鐵基地、長城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等相繼投產；以重慶為中心的化工工業，建成了重慶化工廠、川南化工廠、成都青霉素廠、西南（重慶）合成制藥廠等；電子工業以成都為中心，包括綿陽、內江等地共建成了20多家工廠；以貴州都勻、凱里為中心，工廠和研究所配套，也有20多個單位；遵義地區、安順地區和成都地區的飛機制造業，也都形成規模；航天工業、原子能工業，也初步發展起來。
總之，盡管“文革”初期曾給工程建設造成一定影響，但是“三線”建設者們排除種種干擾，最終按照黨中央的指示、要求，保質保量地完成了各項工程建設任務。
同時，“三線”建設確實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和不足。如：建設規模過大，要求貪大求快，有的僅算政治帳不求經濟效益，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費等。有的地區（如貴州）在規劃施工中，機械、片面地理解和執行“靠山、分散、隱蔽、鉆洞”的方針，將每個工廠、甚至每個車間都規劃建設的極為分散，甚至有的地區還出現了“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式”的……。但是，從全局來看，“三線”建設的決策英明、正確，建設成就極其偉大。沒有當初的“三線”建設，就沒有現在的西南、西北的工業基礎。
特別是四川，既是“文革”受災最重的地區，也是建設成效最顯著的地區。目前，四川的工業在我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已經成為鋼鐵、電子、電站成套設備、重型機械、汽車、化肥生產基地。四川的許多高精尖產品，中外馳名。如：現在牌子很響的“長虹電視機”，就是綿陽搞雷達的廠子生產的。到1985年，四川的社會總產值達到1023.25億元,1991年則實現翻番，達到2591.77億元，曾一度排到全國第5位。這些都與“三線”建設時打下的基礎分不開。
江總書記在談到“三線”建設時，曾經說：當年黨中央、毛主席作出這個三線”建設以充分肯定！
（五）三線”建設工廠進入困境
七十年代末，我國提出國民經濟調整方針，加快沿海地區的建設和發展，“三線”建設隨之基本停止。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三線”建設的論調。有人甚至認為：如果當時把對“三線”的經濟投入，投入到“一線”去，經濟效益就大不一樣了，使“三線”建設一度陷于困境。
“三線”建設工廠是從全國各地調集的人員，可以說是山南海北、五湖四海。八十年代前“三線”建設工廠是很牛的，當地人如果有姑娘嫁給三線廠，是十分有面子的事。八十年代中期就掀起了返城的高峰，技術骨干們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大批回到自己原來被調出的地方。情況嚴重時，許多廠接到加工單子，結果廠內沒有人會做......技術骨干大批返城，這難道單純是人們的覺悟問題？
面對這種情形，一些有識之士深感憂郁；聽到這些論調，那些“三線”建設的開拓者們顧慮重重。當時曾任西南“三線”建設指揮部負責人之一的一位同志說：“他們談問題離開了當時的條件。那時帝國主義對我們實行全面封鎖，南方，美國在發動越南戰爭，矛頭對著我們；北方，蘇聯陳兵百萬，蘇美聯合反華，形成南北兩面夾擊之勢。加上蔣介石叫嚷反攻大陸，不斷騷擾東南沿海，臺灣的飛機半個鐘頭就可以飛到上海。在當時那種形勢下，不進行三線建設，作好應付戰爭的準備行嗎？”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對發展國民經濟，增強綜合國力，是正確的、必要的。我們允許外國來華投資建廠，但也要掌握好火候、分寸，不能妨礙甚至放棄民族工業的發展。現在我們利用外資1300多億美元，僅次于美國（13000億美元），在發展中國家是第一位，引進的主要應是新技術或我們技術不足的部分。我們要用市場去換取別人的技術，若是去換啤酒、泡泡糖、麥當勞……又有什么意義呢？ 西南“三線”建設指揮部的一位負責同志曾說：“前些年我們重復引進的問題很嚴重，電視機引進了100多條裝配線，真正民族工業只有十幾條，盲目重復引進造成嚴重浪費，而且犧牲了民族工業。
目前，“三線”企業的生產設備大都已經陳舊、落后，需要進行設備更新，廠房是好的，要充分利用。這些年我們也在沿海搞了一些標準廠房，實際上只是“來料加工”，是一種“泡沫經濟”。“三線”企業的技術力量都是當時全國各地調進去的精華，要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要繼續堅持對“三線”的支持，至少要讓它們能夠維持生產。“三線”企業的產品質量很好，如：西南鋁制品廠生產的鋁合金跳板，質量超過日本，最早是在一次國際性的跳水運動會上被外國人發現的。這種跳板是一整塊兒、很長，彈性非常好，又非常牢固，是西南鋁制品廠用12500噸的擠壓機壓出來的，外國人想買，一打聽是中國人造的。現在這個廠承接了一些項目，波音飛機的起落架，冷加工在上海，整個完成是在這個廠；波音飛機尾部的三角翼鍛件，也是這個廠生產的，在成都113廠完成。但現在這個廠的產值只達到生產能力的1/10。這個廠要維持生產需要10個億的流動資金。但有色金屬總公司只給他們一個億，只夠運轉半個月。”他最后說道：“這種企業是應該投入的。對三線建設時建成的企業給予一定的投資，加以改造利用，是劃算的。”
葉劍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目前，全國工業企業達到三十五萬個，（僅）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固定資產達到三千二百億元，相當于舊中國近百年積累起來的工業固定資產的二十五倍。從我們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工業發展盡管有過幾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仍然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二。”(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大會的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30日。)
寫于1999年9月
（選自朱元石主編《共和國要事口述史》第334―340頁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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