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與1931－1933年遠東危機的結束

——兼評《李頓調查報告》

蘇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01

　　在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為始和以1933年3月日本退出國聯為終的遠東危機時期，英國是“唯一在遠東擁有較大利益的歐洲國家”［（1）］，對遠東時局的演進有著重大影響。在危機的全部過程中，英國始終立足于維護其在華利益的立場，以帝國主義的目光審視著事態的變化，以殖民主義的口吻對危機加以評價。由于缺乏與日本抗衡的力量，英國只能求助于外交手段和輿論工具，執行著一條以防日、限日和避免與日發生軍事沖突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李頓調查報告》是這一幾經變化的政策的最終體現。本文的主題便是對危機后期英國所持政策的探討。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并不斷擴大事態。英國完全清楚，事件是日本“軍部或滿洲司令官（即關東軍司令官）所為”，日軍“仔細從事密謀和隱蔽的計劃似乎是明顯的。”［（2）］英國駐國聯代表塞西爾在一份備忘錄中指出：“不容置疑，一個保護國是東京軍部的既定政策?！保郏?）］然而，由于英國在華利益主要分布在長城以南地區，特別是在長江中下游流域，而在東北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日本的侵略活動未對英在華利益構成威脅和壓力。因此，親日傾向頗為明顯的英國政府認為：“英國在滿洲的利益明顯少于（英國）與日本保持坦誠關系的益處。”［（4）］再有，當時英國在遠東的軍事實力不足以同日本對抗，以及歐美列強對日本的行徑都持不過問的態度，“沒有人有絲毫想要在貓脖子上系鈴鐺的念頭?！保郏?）］，因而，英國對事變持消極的“不干涉主義”政策，［（6）］避免卷入糾紛，特別是防止引起日本對英國的不滿。英國外交部訓令駐外使節“特別不要首先對任何一方（指中日）提出抗議?！保郏?）］其具體的作法就是英國利用受它操縱的國聯，敷衍中國的呼吁和國際輿論。英國此舉是對日本的姑息，客觀上起到了放縱日本的作用。
　　10月26日和28日，日本提出要與中國進行直接談判，并附有5個條件，以不談判就不撤軍相威脅。而中國則提出先撤軍后談判。人所盡知，按照日本的條件進行中日談判“將是中國同爬在自己背上的老虎談判，”但英國卻努力試圖促成談判。［（8）］國聯遂通過決議，主張中日直接談判。英國估計到國聯在談判問題上不會有所作為，只能以“表示遺憾”而告終。為了應付國際輿論，英國借日本提出要求國聯派一調查團到東北“調查”的建議之際，操縱國聯。于12月10日，在國聯行政院會議上通過了派調查團到中國東北進行“調查”的決議。日本的本意旨在阻止國聯通過制裁它的決議，并用拖延時間的方式，以造成侵占東北的既成事實。而英國則隨機應變，借此掩飾外交上的失敗和被動。英國預料，調查工作需要6－9個月的時間。屆時，雙方情緒會冷靜下來，風波會自行平息。這就是李頓調查團的由來。英國又一次姑息了日本。
　　在中國東北的得手，使日本的野心急劇膨脹，為了轉移國際上對其強占東北的視線，并取得進攻中國內地的新基地，迫使國民黨南京政府屈服，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日本借所謂“日本和尚事件”，挑起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在本不屬于其勢力范圍的上海的侵略活動“將改變長江流域的全部形勢，”并首先直接威脅到英國在華利益，這使英國大為震驚。英國政府已明確意識到日本的“冒險政策遠遠超出了我們迄今為止所估計的那樣。”［（9）］1月29日，英國外交大臣西蒙致信首相麥克唐納：“我在思想上已不懷疑日本正在推行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如同它們在滿洲一樣。”［（10）］外交部遠東問題顧問普拉特預測：“如果日本繼續未受到抑制，英國將被迫從遠東全部撤出。”［（11）］
　　根據其實力，英國在中國的唯一目的是盡可能通過外交途徑遏制日本在華東地區的侵略擴張，防止英國在華利益受損。為此，英國推行“積極的和解政策”［（12）］，采取了較前強硬的方針和一系列積極主動的措施，由“非常出色的中國事務問題專家”［（13）］蘭普森領銜出面，在中日之間進行斡旋和調解，終于促成了《淞滬停戰協定》的簽定。英國主動而積極的干預是“一·二八”事變得以平息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英國將它視為一大外交勝利。
　　　?。ǘ?BR>　　《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后，上海局勢逐漸穩定下來。7月17日，駐滬日軍“已根據停戰協定，完成了撤退”，［（14）］長江中下游的緊張氣氛終得緩和。在這半年多時間里，日本借上海事變轉移了國際輿論的注意力，贏得了時間，基本完成了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擴張。因而，如何對待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再次成為英國遠東政策所面臨的中心問題，它關系到中國乃至遠東的局勢是否能夠穩定?！耙弧ざ恕笔伦儠r日本的所作所為對英國產生了強烈震撼，“在遠東，由于來自日本而不是其他國家的惡意，使我們損失慘重。”［（15）］“（日本）對于英國在遠東而言，有一種真正危險?！保郏?6）］日本已成為威脅英國在華利益的勢力，并危及著英國在遠東的既得利益和維系亞太地區和平的華盛頓體系。這迫使英國采取謹慎和認真的態度對待事態發展，積極謀求東北地區局勢的穩定，防止日本再次進入中國內地。
　　在對待日本侵占東北這一問題上，英國仍站在殖民主義的立場上，認為東北是日本的勢力范圍，是日本的“生命線”，強調東北問題的“復雜性”。外交部遠東事務副次官威利斯利寫道：“以法律根據來裁決目前日本在滿洲的條約權力的發展是困難的。”［（17）］因為，他們認為，日本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擴張是違背和踐踏國際公約的，但從經濟和物質上講，日本卻“有利于”該地區的發展。而且，英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認為日本實際上已控制了東北，還扶植了一個傀儡政權，因此，擬在東北恢復“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態已是不可能的，日本“將在滿洲取得勝利，就象它在朝鮮那樣”。［（18）］英國還認為：“只要它能避免，日本不會打算同西方決裂。”［（19）］但是，英國也清楚地看到，日本的侵略行徑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廣泛的憤怒。在國聯，許多中小國家紛紛抨擊日本，要求國聯對日實行制裁；“各國的民主力量不約而同地發出反對日本，聲援中國的呼聲；在中國，反日愛國運動此起彼伏。蘭普森電告西蒙：“如果我們在任何方式上寬恕了非正義或庇護日本，其影響是相當可嘆的和世界范圍的?！保郏?0）］這種影響“可能會導致英國在國聯陷于左右為難的被動地位”，以致英國對國聯的控制力的被削弱和在中國出現反英運動。英國對1927年中國的反英運動記憶猶新，尤其是對抵制英貨的斗爭手段。另外，英國不愿看到東北被日本獨吞，因為，這違背了英國所支持的“門戶開放”原則，會使東北的大門對英國關閉起來。因此，“為了生死存亡的主要利益，我們必須繼續進行調解?！保郏?1）］這時的“調解”已不同于以前，是面對長城內外的現實和英國在華利益的安危，采取謹慎和有效的外交措施，維持現狀。普拉特頗有權威性地說：“無法根據純粹的司法原則，找出永久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必須拋開理論上的主權而面對現實?！保郏?2）］
　　鑒于遠東的現狀，英國制定相應政策的原則是“既不激怒日本，也不放棄與中國的友誼”，扮演“維持和平的平衡力量”。［（23）］由于“日本確有足夠的力量來公開反抗世界，而且，不會有任何國家為了達到限制它的目的而準備戰爭?！保郏?4）］因此，英國政府認為：一方面“我們必須避免處在（與日本）對抗的位置上，要保持處在道路的中間部位?！保郏?5）］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無心也無力抗戰，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又被圍困在湘贛閩等地而無法開赴抗日前線，但是，在遠東地區，中國仍是一股打擊、抵御和牽制日本的強有力的力量，并有可觀的潛力。除了正在全國蔓延并因得到世界廣泛支持的抗日愛國運動外，在經濟貿易上，中國的抵制日貨運動對日本的打擊也是十分沉重的。再有，中國政府及社會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英國等列強出面干預，阻止日本的侵略擴張，所以，如果英國袖手旁觀或過于偏袒日本，勢必導致中國因失望而遷怒英國。英國外交部官員認識到，只有促進同中國的聯系，英國才能維持在遠東的影響。［（26）］
　　在這種情況下，平衡原則成為此時英國遠東政策的基調。［（27）］在執行過程中，英國仍不直接出面，而是在幕后操縱國聯代為行事。西蒙把英國的行動方針歸納為：“（1）相信國聯并在可能的情況下與其一致行動；（2）在將會招致與日本嚴重對立但又沒有必要的情況下，不要起帶頭作用；（3）公平地對待中日；（4）努力將日本留在國聯中?！保郏?8）］12月13日，普拉特在備忘錄中，就英國在國聯中奉行的原則寫道：“英國代表應避免處在一個突出或主導的地位，”并強調：“英國政府……的原則是……在雙方的爭議中，保持與他們的傳統友誼并盡量最大能力在遠東恢復和諧的國際關系?！保郏?9）］
　　　?。ㄈ?BR>　　英國在推行其政策時，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如何對待偽滿洲國。日本一再揚言：“滿洲問題的解決辦法在于承認滿洲國為自治的國家，”［（29）］并以退出國聯為要挾。對此，英國完全清楚，如果承認偽滿國。就等于公開支持日本的侵略擴張。在國際上，這會被視為踐踏了《九國公約》等國際條約，有損于英國的名譽和形象；在中國，則必將引起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反對，導致英國在華利益受損。對于偽滿洲國，英國清楚：“作為傀儡的溥儀絕對沒有力量，……日本的當務之急是要鞏固它（偽滿洲國）在滿洲的地位，而總的計劃是要把它變成如同朝鮮一樣的國家。”［（31）］假如英國滿足了日本的要求，無疑是承認了東北為日本的殖民地，其結果將會使英國等列強無法在東北推行“門戶開放”政策，致使日后不能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東北。因此，英國的對策是以《九國公約》中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條款為由，反對東北“獨立”，要求取消偽滿洲國；在建議在確認中國對東北的主權的前提下，允許東北自治和承認日本在東北的特殊地位。
　　英國想乘日本尚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認”偽滿洲國之際，竭力勸阻日本“承認”偽政權，盡管英國明白“日本政府對滿洲國的承認不可能被拖延很長時間”。［（32）］9月15日，日本拒絕了英國的要求，在外交上“承認”了偽滿洲國。英國的第一個嘗試失敗。
　　李頓調查團是英國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工具。調查團的活動完全處在英國的操縱下。3月14日，李頓調查團由日本抵達上海。15日，威利斯利指示蘭普森將英國的政策和主張轉告李頓。［（33）］為了防止李頓受國聯反日情緒的影響，9月21日，西蒙致電勸告李頓在返回英國的途中，不要在日內瓦停留。［（34）］
　　10月3日，由國聯頒發的《李頓調查報告》（下簡稱《報告》）［（35）］貫穿著英國“面對現實”的“平衡原則”。《報告》除了序言和緒論外，共有10章，洋洋18萬字，另附有委員會專家所作的9篇特別研究報告。它出于為了堅持“門戶開放”原則而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目的，承認了若干事實?！秷蟾妗分赋觯撼姓J中國對東北三省的領土主權，“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列國共認之事實”，指責日軍未經宣戰強占東北，“使其與中國分離而宣布獨立，事實俱在?！痹谥腥諣幎藛栴}上，雖為日本辯解，認為中日雙方斗爭的性質“屬于經濟性質”，“至關于經濟絕交（即抵制日貨）之方法，調查團聲明非法舉動當所不免”、“雙方抗爭各有是處”等等，但確定“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所策動，“日方系抱有一種精密預備之計劃”，“一九三一年九日十八日夜，該項計劃曾以敏捷準確之方法實行之”。其行為“實亦不足以證明軍事行為之正當”。對于日方的“自衛”之說，“調查團……予以擯斥”，稱“是晚日方之軍事行動，不能視為合法自衛之辦法?！标P于偽滿洲國，《報告》認為它是日本扶植起來的傀儡政權，因為“現在之政權，不能認為由真正及自然之獨立運動所產生。”“……‘滿洲國’之構成……最有力之兩種分子，厥為日本軍隊之在場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動，……若無此二者，則‘新國’決不能成立也?！睂τ趥螡M洲國，“一般華人均異其趨”，認為它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在關于中日之爭的解決原則及措施的內容中，《報告》的觀點完全秉承了英國的主張。它認為，在中國東北應該正視現實狀況，“……如僅恢復舊狀并非解決辦法。……恢復原狀，亦徒使糾紛重現，是僅就該案全部之理論方法著想，而未顧及局勢之真相者也”；主張取消偽滿洲國，“維持及承認滿洲之現在政體，亦屬同樣不適當，……此種解決辦法與國際義務之主要原則不合，并與遠東和平所系之兩國好感有礙，且違反中國之利益，不顧滿洲人民之愿望，……日后是否可以維護日本永久利益亦屬疑問”；要求維護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特殊利益”，“吾人乃承認滿洲在日本經濟發展上之重要性，日本為該國經濟發展之必要要求，建設一能維持秩序之鞏固政府，吾人亦不以為無理”，“日本在滿洲之權利及利益，乃不容漠視之事實。倘某種解決不承認此點，或忽略日本與該地歷史上之關系，亦不能認為適當之解決”；建議東北自治，“滿洲政府之改組，應于無背于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之范圍內，使其享有自治權，以求適合于該三省之地方情形與特征?！睘榱朔乐谷毡尽跋碛薪洕踔琳喂芾頇?，”獨霸東北，《報告》還進一步提出這種自治應是在國際共管的形式下進行，“以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建設，”“自治政府行政長官得就國聯行政院提名單中，指派國籍不同之外籍人員二名，監督（一）警察（二）稅收機關。該二員……當掌有廣泛權限，”“行政長官當就國際清理銀行董事會提出之名單中，指派一外國人為東三省中央銀行之總顧問，”“自治政府行政長官得指派相當數額之外國顧問，其中日本人應占一重要之比例，”“……由外國教練官之協助，組織特別憲兵，為東三省境內之唯一武裝實力?！?BR>　　英國以《報告》為依據，以國聯為場所，進行調停斡旋活動。中國政府表示接受《報告》，而日本則反對它，特別對《報告》中“對滿洲現實事實的否認，帝國政府（指日本政府）斷然不能接受?！保郏?6）］日本政府發言人聲稱：“該報告對日不公正處甚多，但對華不公正處則絕無。”11月21日，國聯行政院就東北問題進行辯論。日本代表松岡洋右在發言中竭力為日辯護，阻撓會議通過《報告》，把日軍的侵略行為說成是為了“遠東的和平和世界的和平，”［（37）］要求按日本的觀點修改《報告》。中國代表顧維鈞據理辯駁，予以痛斥。會議以中日代表的論戰相始終。而出席會議的西蒙則褊袒日本，將侵略者與被侵略者混為一談，強調《報告》中指責中國的部分，聲稱中日雙方均有過錯，而中國應對危機發生負責，并表示英國反對制裁日本?！叭澜缧侣動浾咂毡檎J為英美在滿洲事件中屈服于日本?！保郏?8）］12月6日，國聯召開大會。會場上爭論十分激烈，導致9日休會。日本不斷揚言要退出國聯。很明顯，“日本無意使用國聯的和平機構來解決他們的困難，……他們將不忍受外界對滿洲的干涉?！保郏?9）］
　　英國為了打消日本退出國聯的念頭，一方面操縱國聯制定了一個妥協方案，該方案回避了要求日本取消對偽滿洲國的承認和國聯通過不承認偽滿洲國的決議，在形式上贊同《報告》。對于偽滿洲國的存在則僅是含糊地表示反對。英國將這個方案提交給國聯的一個十九人委員會，英國想以此來緩和國聯里的對峙。另一方面，英國打算采取拖延的辦法，“讓事情延續到（1933年）1月底，”［（40）］幻想對局發生轉機。直到1933年1月4日，英國還在向日本提出一些妥協條件，以換取日本的讓步。1月12日，普拉特在一份外交部備忘錄中寫道：“我們必須等待時機。屆時，……目前不可能的中日之間的問題解決會變成可能?！保郏?1）］然而，事違所愿，在國聯，由于中國和中小國家的反對，妥協方案流產。另外，1月15日，美國當選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宣布不承認偽滿洲國。美國新表現出的對日強硬態度，對英法等歐洲列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與此同時，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在日本更為猖獗，日本政府對中國實行了新的侵略擴張計劃。1月3日，日軍占領山海關，并向熱河地區發起進攻。日軍的炮火宣告了英國的政策的失敗，粉碎了英國想通過外交途徑和輿論壓力，“把日軍送回軍營，”以解決東北問題的企圖?！懊鎸ΜF實”，英國政府無可奈何地認為：“與其為了使日本留下而使國聯的尊嚴和原則受到損傷，倒不如讓它退出更好一些?！保郏?2）］西蒙自我解嘲地說：“準備看到的是日本的退出，而不是國聯放棄自己的原則?！保郏?3）］2月24日，國聯大會通過決議：東北的主權屬于中國；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國聯成員國不得對偽滿洲國予以承認；要求日軍撤至滿鐵屬地……。最后，松岡洋右板著面孔發表了簡短的聲明，他說：“日本政府不得不認為日本就中日之糾紛而與國聯合作之努力已達終點?！保郏?4）］日本代表旋即退場。3月27日，日本政府“相信已無同聯盟繼續合作的余地?！毙纪顺鰢?。英國等國就遠東危機所作的調停斡旋工作以失敗而告結束。同時，日本加強和擴大了在熱河地區的侵略。5月31日，日本迫使南京政府簽訂了《塘沽協定》，完成了對中國東北和熱河的侵占。
　　　?。ㄋ模?BR>　　顯而易見，由于英國在華及遠東的經濟利益豐厚，在經歷過“一·二八”事變后，便不能再聽任日本為所欲為，但又因缺乏足以與日抗衡的力量為依托，使得英國只能仍以一系列國際條約為依據，在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口號下，求助于外交手段和輿論工具，來同日本進行周旋，以防止和限制其進一步擴大侵略為首要任務。為此，英國以犧牲中國東北為代價，企圖把日本局限在東北，以減輕日本對長江以南的壓力，但在那強權勝于公理的場合里，英國這種軟弱無力的政策是注定要失敗的，因此，遠東危機的結果“明顯是日本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勝利?！保郏?5）］
　　這一時期英國的政策仍同前期一樣，是以自身利益的安全與否為核心，《報告》是其主要內容的體現。對于此時英國遠東政策，特別是對《報告》，中國史學界一直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報告》“集中反映了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同日本的勾結和爭奪。”［（46）］對此，我認為，英國的政策應該受到批判和指責。作為帝國主義國家，英國是不尊重中國主權的，而對日本的罪行卻表現出一種漠然。當日本以退出國聯來威脅西方干涉和輿論譴責時，英國耽心的是由于日本“仍是遠東的一流國家和決定因素……。如果日本退出國聯，國聯在公眾心目中會受到損傷?！保郏?7）］在《報告》中，多處無視中國的權益和地位。但是，我們也不應忽略當時的現實，即日本完成了對東北的占領；南京政府的抗日意志消沉，中國軍隊已撤入關內；在東北，大規模有效軍事抵抗已基本停止。因此，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囂張氣焰，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中國對東北的主權及防止日本的進一步侵略成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所以，英國的政策和《報告》在客觀上，對中國具有頗為有利的積極內容。正是這些內容在法律上否定了日本侵略行為的合法性，使日本在世界輿論面前處于受指責的被動地位。為此，日本大為惱怒，宣稱日本的政策“與國聯的見解完全不同”，拂袖離國聯而去。
　　英國在遠東危機問題上的政策性失敗無疑是向日本表明，列強對于日本的擴張是無力加以有效阻擋的。危機結束后，日本變本加厲地在華進行侵略和滲透，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在亞太地區締造的和平局面趨于瓦解。同時，國聯在國際事務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小，逐漸名存實亡。另外，日本不斷膨脹的野心和肆無忌憚的行為，使英國在中國和遠東的處境日趨被動和艱難。塞西爾在1941年時寫道：遠東危機時期英國的為所欲為“……鼓舞了歐洲的侵略勢力－－首先是意大利，然后是德國－－蔑視日內瓦（即國聯）苦心建立起來的反侵略屏障，并把我們一步步帶到目前的地步?！保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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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貝利《二十世紀英國與世界事務》（M·H·Bailey,Britain and World Affairs in Twentith Century.）倫敦，1971年第54頁。
　?。?）羅漢·布特勒《1919－1939年英國外交文件集》（下簡稱《文件集》）（Rohan Butler,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1919-1939）倫敦，1960年，第2卷，第8冊，第508、511號。
　?。?）（7）（8）《文件集》第2卷，第8冊，第739號，538號，694號附件。
　?。?）《文件集》第2卷，第9冊，第21號。
　?。?）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制：西方、國聯與1931－1933年遠東危機》（C.Thorne,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The West,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倫敦，1972年，第200頁。
　　（6）拙文《論1931－1933年遠東危機時期英國對日政策》，《南京大學學報》1991年增刊。
　?。?）（10）索恩，前揭書，第238頁。
　?。?1）（13）《文件集》第2卷，第9冊，第238號，423號。
　?。?2）拙文《英國與“一·二八”事件》，《江蘇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
　?。?4）（15）（16）《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536號，678號，536號。
　?。?7）羅杰·路易《1919－1939年英國遠東戰略》（Roger 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牛津，1971年，第200頁。
　　（18）索恩，前揭書，第293頁。
　?。?9）《文件集》，第2卷，第10卷，第169號注（5）。
　　（20）《文件集》，第2卷，第11卷，第293號。
　?。?1）（24）《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545號注（11），第449號附件。
　?。?2）羅杰·路易，前揭書，第200頁。
　　（23）（25）索恩，前揭書，第357－358頁，296頁。
　?。?6）苔特《1933－1937年英國與東亞》（A.Tratt,Britainand East Asia,1933-1937），劍橋，1973年，第38頁。
　?。?7）拙文《對遠東危機時期英國對日政策的若干評價的評價》，《史學月刊》，1993年第6期。
　?。?8）《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674號注（2）。
　?。?9）《文件集》，第2卷，第11冊，第85號。
　　（30）（31）（32）《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419號，第513號，第462號。
　　（33）《文件集》，第2卷，第9冊，第356號注（16）。
　?。?4）《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700號。
　?。?5）其全名為《國際聯盟委員會關于日華糾紛的報告》。本文有關《李頓調查報告》的內容均摘自于龔古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帝國侵華文件選輯》（三聯，1958年），第138－166頁。
　　（36）中國檔案館《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年，第695頁。
　?。?7）索恩，前揭書，第336頁。
　?。?8）伊恩·奈斯《1919－1952年英日的疏遠》（Ian Nish,Angle-Japanese Alienation,1919-1952），劍橋，1982年，第41頁。
　?。?9）《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528頁。
　?。?0）索恩，前揭書，第360頁。
　?。?1）《文件集》，第2卷，第11冊，第202頁。
　?。?2）索恩，前揭書，第362頁。
　　（43）考雷利·巴尼特《英國勢力的崩潰》（Correlli Barnetl,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倫敦，1972年，第362－363頁。
　　（44）《顧維鈞回憶錄》第2分冊，中華書局，第182頁。
　?。?5）《文件集》，第2卷，第11卷，第559號注（5）。
　?。?6）洪育沂《1931－1939年國際關系史》三聯，1980年，第22頁。
　　（47）《文件集》，第2卷，第11冊，第202頁。
　?。?8）索恩，前揭書，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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