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即“東京審判”開庭六十周年，整整一個甲子！然而，這場審判遠遠沒有成為歷史。東京審判以“破壞和平罪”等罪名對挑起戰爭的帝國主義法西斯戰犯所做的裁決，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后期至今的歷史認識和對戰爭犯罪的處置方式。但與此同時，由于戰勝國主導的法庭所依據的是二百年來殖民主義體系下

　　最近，有一部通俗歷史片《東京審判》（高群書導演）在國內公映，它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審視戰爭歷史，呼喚正義，為公眾提供了一個觀察東京審判的中國視角。影片試圖透過中國法官梅汝璈力爭在庭審法官排序中居于第二位和在是否使用極刑的問題上與歐洲法官爭執這兩個細節，觸及東京審判中的英美法系中心論和亞洲缺席的問題，但可惜的是，影片并未觸及到歷史的深層脈絡。作為通俗歷史片，這也是在所難免的。日本作為侵略戰爭的發動者和戰敗國，是東京審判的受審方，審判結果對其戰后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影響自不待言，普通國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對東京審判的思考更源自切膚之感。一方面，是那些不愿意承認侵略戰爭歷史、拒絕接受審判結果的保守人士，至今仍然用“東京審判史觀”、“勝者史觀”乃至“自虐史觀”來嘲諷和否定那場審判的歷史意義；另一方面，也不斷有正直的學者和進步知識人從民族自我反省的立場出發，在對東京審判做出客觀理智的評價的同時，進一步將思考的重心推進到日本應當承擔的戰爭責任和戰后責任上來，從而不僅深化了對歷史和法的認識，也在追求普遍正義方面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筆者試通過對東京大學國際法學教授大沼保昭《從東京審判到戰后責任的思想》（１９９７年版）和哲學教授高橋哲哉《歷史／修正主義》（２００１年版）兩書的解讀，展示日本知識界對“從東京審判到普遍正義”這一重大問題的反思。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根據盟軍最高司令部確定的“條例”于１９４６年１月成立，５月３日正式開庭，以日本戰爭發動者即甲級戰犯為審理對象，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進行宣判，二十八名被告中除大川周明因病免于起訴，松岡洋右、永野修身于公判中途死亡外，其余二十五名全部被判有罪，其中東條英機等７名戰犯被處以極刑。１９５２年日本接受審判結果并簽署《舊金山和約》，由此結束被占領狀態而得以恢復國家主權。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的終結標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犯處理的結束。面對史無前例的世界大戰浩劫，其在傳統國際法普通戰爭罪名之外提出“破壞和平罪”和“反人道罪”兩項新的定罪標準，在短短兩年時間內完成審判，不僅伸張了人類正義也推動了世界重歸和平狀態的進程，具有無庸置疑的歷史意義。

　　然而，東京審判也留下了一系列的歷史遺憾和缺失。例如：一、作為日本軍事最高統帥的昭和天皇免于起訴，“國民有義務不服從國家的違法戰爭命令”這一在紐倫堡審判中得以確立的原則也沒有得到貫徹，因此“日本國民”的戰爭責任并未得到追究。二、“反人道罪”并沒有充分落實到具體的審判當中，“南京大屠殺”雖然作為一個獨立的單元獲得審理，但日軍７３１部隊、１６４４部隊以人體試驗開發、使用細菌武器；實行“慰安婦”制度，暴力摧殘廣大女性等等行徑卻被排除在問罪范圍之外。三、日本戰爭犯罪限定在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５年之間，此前的殖民主義戰爭罪行如占據臺灣吞并朝鮮等不在審理范圍之內，而且法庭問罪的重點顯然是在太平洋戰爭方面，由此引發了同樣有殖民主義侵略歷史的歐美帝國主義國家能否制裁日本帝國主義的疑問，這涉及到整個西方“文明史觀”（東京審判史觀）問題。四、對美國在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的正當性，包括東京大空襲對無辜平民的傷害及蘇聯撕毀“日蘇中立條約”等戰勝國方面背棄國際法的問題的質詢，都因“沒有關聯性”而被駁回。而且，審判中沒有起用中立國的法官和律師。這些都是日后日本的保守人士抨擊東京審判為“勝者審判”的緣由，這也的確涉及到了法律的普遍性原則與戰勝國審判的政治目的之間的根本矛盾。五、尤其令人遺憾的是，美、蘇、英等戰勝國在審判之后的所作所為對東京審判之道義性的戕害，例如蘇聯出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美國侵略越南和英國攻擊埃及蘇伊士運河等事件，使人們不得不對東京審判是否有理由被稱為“文明的審判”產生深深的懷疑。

　　上述一系列問題，也正是大沼保昭在著作中首先追問的。實際上，在這一系列歷史遺憾和缺失當中，確實有相當一部分足以成為試圖否定侵略歷史和戰爭犯罪事實的保守人士用來攻擊東京審判的根據。然而，在大沼保昭看來，“如果訂正的嘗試是基于對審判和‘東京審判史觀’的攻擊，那仍然是在與盟國設定的同一個框架內爭論”，這“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實際上都不具有建設性的意義”。就是說，我們需要跳出東京審判本身及當時的國際法所限定的邏輯思考架構和世界視野，回到日本近代歷史的原點并通過將“亞洲各國納入視野”，本著“對其他民族負有責任”的立場積極地思考東京審判的問題。這是大沼保昭的思想核心，也是他將對東京審判的反思落實到日本的戰后責任論上的關鍵。因此，他在承認上述問題可以通過討論加以糾正的同時，從歷史和國際法角度對東京審判的合法性和歷史意義做出了如下客觀的辯護∶從既有的國際法觀點觀之，法庭完全由盟國設立并不違法。國際法承認對普通戰爭罪進行處罰，這是包括東京審判律師辯護團在內幾乎所有人都承認的。因為，普通戰爭罪就是將抓獲的戰犯由交戰國法庭進行審判和處罰。而東京審判對日本國民的最大意義在于，將數以萬計的殘酷的戰爭犯罪事實弄清楚并呈現于日本人的面前，逼使其做出正義與道德的抉擇。這也正是日本的戰后責任。

　　在大沼保昭看來，東京審判的主要問題是對于亞洲的忽視以及當時的國際法對殖民主義體制的容忍。東京審判當初預定由美、中、蘇、英等九國法官組成，最后增加印度和菲律賓變成十一國，但即使如此，來自亞洲國家的法官只有三名。若以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投降的“十五年戰爭”期間各國死于戰火的人數觀之，亞洲各國死亡人數總計高達一千萬以上，而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總計不過三十多萬，可見東京審判的法官組成結構是不正常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當時的國際法承認傳統的殖民主義體制。印度法官巴爾向法庭提交二十五萬字的判決書，認為根據法律條文和起訴書內容只能得出被告全部無罪的判定，就是在質疑東京審判所依據的國際法背后的殖民主義體制，而并非如一些日本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在強調“日本無罪論”。那么，對于依據籠罩著殖民主義陰影的傳統國際法所作出的東京審判，我們應該怎樣消除遺憾、彌補缺失呢？大沼保昭提出要“把東京審判作為精神武器”，重新反省日本近代的殖民主義戰爭歷史。第一，正視十五年戰爭的侵略性質。在以“解放亞洲”為名的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已是統治朝鮮、臺灣等亞洲地區的殖民主義國家，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的戰爭是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這不僅是日本進步人士也是廣大國民的一般認識，東亞各國對此也表現出一致的認識。因此，日本必須誠心接受這一超越政治立場的共識。第二，正面接受“紐倫堡原則”，即當國家進行非正義的違法戰爭時，國民有不服從其戰爭命令的義務。如果戰爭期間國民沒有反抗并有效地制止國家的非法戰爭行為，那么，不僅是上層精英，國民也有承擔戰爭責任的必要。東京審判僅僅審判了上層精英，但這并不意味著日本國民對侵略戰爭沒有責任。日本人必須糾正“戰爭＝太平洋戰爭＝日美戰爭”這樣一種片面的認識邏輯，牢牢記取自己的責任。第三，東京審判中“亞洲的缺席”，既表現為審判本身的結構性問題，也表現為日本人戰爭認識上的片面。就是說，日本人所持有的“戰爭＝太平洋戰爭＝日美戰爭”觀，與西方殖民主義者一樣忽視了亞洲的存在。日本自明治維新后形成“脫亞入歐”的思想，始終持有一種蔑視亞洲的態度。這是從根本上支撐了十五年戰爭的國民心理要因，必須加以清除。

　　以上便是大沼保昭的戰后責任論。從思考東京審判的問題和缺失，到將重心落實在本民族的殖民歷史和戰爭犯罪上，進而提出日本的戰后責任問題，這充分顯示了一位正直的國際法學者和有良知的知識人自我反省的堅韌力量，這與那些至今依然否定侵略戰爭事實的日本右翼勢力形成了鮮明對照。而其中始終一貫的亞洲視野和“對其他民族負責”的思想，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從根本上質疑二百年來西方殖民主義體制和形成于這個體制內部的傳統國際法弊端的新視野。實際上，大沼保昭自１９７５年出版《戰爭責任論敘說》到１９８３年在東京主持召開主要由亞洲學者參與的“東京審判之檢討國際研討會”，到１９８５年出版《從東京審判到戰后責任的思想》一書第一版并不斷修訂至１９９７年刊行第四版，再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直接參與旨在解決“慰安婦”補償問題的“亞洲女性和平基金會”的成立活動，都是在實踐自己重視亞洲，強調“對其他民族負責”的思想和戰后責任論——不僅日本政府應負戰爭責任，日本全體國民也有承擔責任的義務。

　　這里，有必要明確日本學者所說的戰爭責任和戰后責任。所謂“戰爭責任”是日本因違反國際法準則侵略亞洲各國而負有的犯罪意義上的戰爭罪責，需要對戰犯實施處罰，并向被害人賠償。所謂“戰后責任”則來自上述戰爭責任的不充分履行，特別是東京審判未能充分予以重視的日本在亞洲各國的殖民行為和侵略罪行，它需要由戰后的日本人繼續負責。大沼保昭的“戰后責任論”突出強調的就是這個方面。而另一位東京大學教授，以精研德里達而著稱的哲學學者高橋哲哉，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也一直關注“戰后責任”問題。

　　高橋哲哉從“與他者的關系”這一新的視角進一步深化了大沼保昭的有關論述。他認為，日本的戰后責任直接源自日本帝國主義的犯罪，對此容不得任何含糊。但必須指出，戰后責任還有另一層意義，即回應“他者”呼聲的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講，戰后出生的日本人沒有直接承擔作為罪責的法律責任，但負有回應“他者”呼聲的政治責任。高橋哲哉明確指出，日本戰后責任的核心在于日本在東京審判之后沒有自行處罰那些應該處罰的戰爭罪犯。德國在由英、美等國主持的紐倫堡審判結束之后，沒有放棄自身對納粹犯罪的追究，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為止究辦嫌疑案件超過十萬件，判定有罪的六千余件。而日本則一件也沒有，無論是立案究辦還是判定有罪。據此可以做出如下斷言：對于戰爭責任者的處罰以及對被害人的賠償是日本戰后責任問題的核心，也即身為日本人而必須承擔的政治責任。（《戰后責任論》，１９９９年版）

　　與此相關聯，高橋哲哉在《歷史／修正主義》中重點探討了東京審判的缺失和民間發起的“女性審判日本軍隊性奴隸制國際戰犯法庭”在東京開庭（２０００年）的歷史意義。如前所述，東京審判使用了“破壞和平罪”和“反人道罪”兩項新的定罪標準，在國際法上具有重大意義，但是由于判決中未能將上述兩項罪行與“普通戰爭犯罪”明確區分開來，因此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落實，例如對被日軍強制征用的勞工、“慰安婦”等亞洲國家的受害者的補償問題就被排除在問罪范圍之外。受害者中的一部分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通過法律手段向日本政府討還公道。高橋哲哉認為，日本在亞洲的殖民、侵略罪行之所以在東京審判中沒有得到重視，原因在于傳統的國際法最先起源于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國際規則，故而在實際運用中帶有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東京審判所彰顯的是以美國為中心的歐美各國的利益訴求，相對而言，日本對亞洲的殖民統治沒有被問罪，亞洲各民族的利益也因而沒能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是對“反人道罪”的追究未能落實的主要原因。因此，高橋哲哉對民間發起的“女性審判日本軍隊性奴隸制國際戰犯法庭”予以特別關注，并在哲學和法的層面上給予了高度評價。

　?。保梗叮纺?，正當越南戰爭陷入僵局、世界反戰聲浪高漲之際，由英國哲學家羅素發起的“國際戰犯審判法庭”（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ｒ Ｃｒｉｍｅｓ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或曰“羅素法庭”成立。這個模仿紐倫堡法庭而創建的民間法庭，旨在審判越戰中美國的戰爭升級及其對平民造成的毀滅性后果，最后判定美國對種族滅絕式屠殺企圖負有罪責。該審判結果不僅對當時的反戰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它所倡導的“越南人民的民族基本權利”概念后來也被１９７３年的巴黎停戰協定所采納。１９９８年，在韓國首爾的亞洲女性會議上由“‘戰爭與對女性的暴力’日本網絡組織”正式提案的“女性審判日本軍隊性奴隸制國際戰犯法庭”，便是受“羅素法庭”的啟發而成立的民間法庭。該法庭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８日至１２日在東京開庭，其“國際執行委員會”由加害國日本、被害國家及地區（韓國、朝鮮、中國、中國臺灣、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的支援團體，以及參與解決世界各地武力紛爭問題的女性運動活動家組織的“國際咨詢委員會”三者組成。紐約市立大學國際法教授羅德·卡布倫等擔任法律顧問。其判決明確表明：日本軍戰爭期間的性暴力、性奴隸制觸犯了反人道罪，日本國家與昭和天皇負有戰爭責任。

　　該法庭及其判決結果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堅決拒絕。但在高橋哲哉看來，它無疑在彌補東京審判的缺失，恢復受害女性的個人尊嚴，重建國際法的普遍人道價值上具有重大意義。它利用源自西歐的“人權”、“人類尊嚴”等觀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犯罪做出了道義上的審判，為亞洲被害女性伸張了正義。從這個意義上講，該法庭不僅糾正了東京審判對亞洲的無視，也對包括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歷史提出了質疑。當然，“女性審判日本軍隊性奴隸制國際戰犯法庭”與“羅素法庭”一樣，其審判不是以國家權力為前提的，因而不具有法的強制約束力。但正如“羅素法庭”執行主席薩特在開庭致詞中所強調的那樣，這種民間法庭雖然不具有法的強制力，卻與以法之強制力為前提的國家權力不同，它是完全自由的、普遍的，這構成了該法庭的“正當性”源泉。

　　在此，筆者不禁想起在１９８３年那次“東京審判之檢討國際研討會”上，來自中國的俞辛焞教授就日本的侵略戰爭和西方殖民主義罪行所做的一個意味深長的發言：“英法等歐洲列強的確也曾給中國帶來災難，但日本是最后一個，也是給中國帶來最大災難的國家。這是抹殺不了的事實。英法雖然沒有在東京審判中被審判，但一百年，二百年以后，他們會受到人類法庭的審判”轉引自大沼保昭等編《“東京審判之檢討”國際研討會》，１９８４年版。這一“人類法庭”指的無疑就是從人類普遍正義的立場出發、超越近代殖民主義體制、反思帝國主義殖民歷史、謀求永久和平的道義法庭。這一“人類法庭”的強制性約束力也許并不需要依賴國家權力的支撐，它將超越傳統的國際法視角而對人類自身的近代歷史做出反思，從而邁向普遍正義。

　　（《從東京審判到戰后責任的思想》，〔日〕大沼保昭著，東信堂１９９７年版；《歷史／修正主義》，〔日〕高橋哲哉著，巖波書店２００１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