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式修正主義“改革”進程及結果（七）

高揚“改革與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時代（三）

老共產黨人

三在經濟領域進行“改革”的內容及后果

對經濟領域實行全面“改革”，是修正主義對社會主義所進行的一項帶有偉大幾天、宏偉性、艱巨性的挖墻腳式的基礎性事業，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當然首當其沖的，就是對殘存的社會主義經濟進行徹底“改革”。戈爾巴喬夫一上任就提出要實行新的經濟發展戰略和進行經濟體制改革，1985年4月蘇共中央全會上，針對蘇聯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停滯”趨勢，認為不良趨勢的加重和產生困難的原因，主要是對生產和經營管理方面“變革的必要性”認識不足，沒有“制訂和實行重大的措施”，因此“必須繼續變化和改革，爭取達到社會的新質狀態”，提出了所謂的“加速”經濟發展的戰略。

（一）對經濟領域進行“改革”的內容

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后，就提出了所謂的加速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戰略，主觀而又空洞地制定了1986~2000年15年國民收入年均增長速度達4.7%，國民收入要翻一番的目標。其主要措施，一是發展先進科技提高社會生產力，二是根本改革經濟體制。對于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新思路是：
1．對所有制問題進行認識。
戈爾巴喬夫集團上臺后與中國修正主義集團遙相呼應，相互借鑒學習，1986年2月蘇共召開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戈爾巴喬夫在政治報告中進一步闡述了“加速”發展戰略，——“加速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是戰略方針”，同時指出必須對蘇聯經濟機制進行根本“改革”，強調理論是推動改革的強大動力。認為必須改變過時的觀念和僵化的理論原理，批判了生產關系能“自動適應”生產力，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和對商品貨幣關系“抱有成見”的觀點，一反以往蘇聯修正主義在經濟體制改革上不提及改變所有制的問題，提出了要把生產資料占有方式與經營方式區別開來，同時反對把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政策，主張要在發揮集體所有制經濟所謂作用的條件下，允許并積極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經濟形式。
2．提出經濟領域全面“改革”構想。
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加速”發展戰略實施后，蘇聯經濟非但未能加速反而“停滯”更加嚴重，但戈爾巴喬夫集團則認為這主要是由于經濟體制的“障礙機制”在作怪，于是提出了“根本改革”經濟體制的新思維，并在1987年6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關于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提出了經濟“改革”的完整構想，同年11月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對經濟“改革”的原因、原則、政策和目標等，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其經濟“改革與新思維”的主要內容是：企業實行“自負盈虧、自籌資金、勞動集體自治”和“完全經濟核算制”（即“三自一全”），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與企業經營管理體制相適應，進行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配套改革，包括取消指令性計劃，代之以指導性計劃，實行大部分生產資料自由買賣，改革價格體制、財政信貸體制和工資制度，等等。
3．強力推行多種所有制并存。
戈爾巴喬夫集團在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重新認識的基礎上，在經濟上推行多種形式的所有制并存的政策，在廣泛實行租賃、獨立經濟核算、承包、股份等形式基礎上，要努力把國家所有制逐步改變成為能帶動民主管理的所有制，允許包括私人所有制在內的所有制存在，并承認他們在法律面前與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一樣完全平等。企業內部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取消對企業的指令性計劃。1990年春提出和實施更大范圍的經濟“改革”，目標是要實現所有制形式的多樣化；國家、集體、個人不分主次，通過租賃、承包、股份形式縮小國家所有制比重，要求從當時的85%降到30%左右；對集體所有制的活動范圍、方式，采取擴大租賃、承包、股份、提交等形式的合作制企業的比重；發展個人所有制，允許個人開設從事生活服務、商業、公共飲食及其它經濟領域方面的工廠及小型企業；繼續保持國家所有的范圍僅有生產性設施、航天工業、軍事設施、銀行等。
4．對市場經濟進行重新認識。
戈爾巴喬夫修正主義集團一反過去社會主義對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提出社會主義要克服對商品貨幣關系的固有成見，主張不要把商品和貨幣當作異己的東西，而應該是等同于社會主義的內容。在戈爾巴喬夫的倡導和控制下，1987年蘇共中央六中全會經過激烈討論通過了《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隨即最高蘇維埃又通過了《國營企業聯合公司法》，以及制定通過了有關計劃、價格、財政、銀行、物資供應等11個“改革”決議。
5．推行和建立市場經濟體制。
主張要推行建立和組織實施真正的市場經濟，即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消費品市場、生產資料市場、有價證券市場、投資市場、外匯和科研成果市場等，推行加速財政、貨幣和信貸體制的所謂改革，國家只通過價格、稅收、利率和貸款等形式適當調節。提出要改變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增加軍工企業轉民用產品的比重，擴大消費品生產比重等。竭力推行所謂的經濟全面市場化，目的是要打破國家的“壟斷”局面，實行價格全面自由化，引進競爭機制。對如何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上，形成了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為首的1990年5月，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提出的《關于國民經濟形勢和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的設想》的方案，這一方案主張用3~5年時間采取漸進的方式，以建立以多種所有制為基礎和可調節的，健康、穩妥、逐步地向市場經濟過渡，但因其包含的價格改革內容引起了搶購風潮而被暫時擱置；1990年7月以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經濟學家沙塔林提出的，向市場經濟過渡的“500天計劃”，主張采取激進的“改革”方式——用休克療法在500天內分三個階段實現生產資料私有化，放開價格，盧布自由兌換，即快速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
1990年9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討論向市場經濟過渡計劃的問題上，變成了“政府方案”與“500天計劃”的方案之爭，由于戈爾巴喬夫表示更欣賞“500天計劃”而使政府方案無法通過，會議決定在兩方案的基礎上制訂一個統一的方案。同年10月由經濟學家阿甘別吉揚受戈爾巴喬夫委托起草的，向蘇聯最高蘇維埃提交的《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作為統一“折衷”的總統方案，但遭到俄羅斯葉利欽的強烈反對并自行決定俄羅斯獨自執行“500天計劃”，使蘇聯的經濟領域的所謂“改革”陷入了各自為政、混亂不堪的復雜格局之中，為政治斗爭的加劇和蘇聯解體的加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

（二）對經濟領域進行“改革”的后果

戈爾巴喬夫修正主義集團對蘇聯社會主義所進行的“改革”，全盤地把資本主義的東西完全運用到蘇聯殘存的社會主義發展身上，而且也由于思維新、主張烈、攻勢猛、步子大、層次深，曾激起了廣大勞動人民的不滿和相當多的黨員及干部的深層次抵制，導致了這些“改革”搞搞停停、時斷時續。所推行的這些所謂“新、深、準、細、實”的“改革”，不僅徹底搞亂了蘇聯殘存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而且也從深層次上摧毀了殘存的社會主義基礎經濟，還為蘇共自身的毀滅和蘇聯的解體奠定出了雄厚的新物質條件。
1．進一步激發出了資本主義的個人貪欲。
中國古語云：堡壘先從內部攻破；物先自腐，而后蟲生。蘇共曾是一個擁有90余年歷史、近二千萬黨員、獨掌政權74年的大黨，其社會主義大廈的轟然倒塌，正是由于修正主義連續幾代的公然“改革”，循序漸進地挖空了蘇共和社會主義社會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自赫魯曉夫上臺執政開始，在經濟領域蘇共中領導集團修正主義勢力穩固地占據統治地位，逐步推行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所謂“改革”，一步又一步地放任、刺激和保護各級掌權者私欲的膨脹，使整個社會的資本主義私欲膨脹進一步合理化、合法化、法制化，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社會最本質要求的公平、公正、平等完全標語化、口號化、邊緣化、模糊化——最后徹底拋棄，取而代之的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無限制的貪欲，使各級名譽上為廣大勞動群眾謀福利的所謂公仆，逐步變成了一伙專門依靠出賣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信譽、侵吞廣大勞動群眾利益而致富的專家學者群。
蘇共和蘇聯滅亡前的1989年前后，蘇聯國內曾經作過一個對經過幾代“改革大師”特別是戈爾巴喬夫修正主義集團，完全徹底的精心修正——私欲膨脹化、人性化后，所造就的當時“蘇聯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調查報告，其結果具有驚人的代表性和說服力：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達85％……，——這就是對蘇聯人民對當時名譽上還存在著的所謂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社會最本質的看法和得出的基本結論。蘇聯劇變后的歷史進程更進一步證實了“蘇聯共產黨是惟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弗蘭克·奇福德語），其最大的“改革贏家”——在1996年社會新出現的顯貴組成人員中：在總統周圍的占75％，政黨領袖占57.1％，地方精英占82.3％，政府中占74.3％，經濟領域精英中占61％，而且這些人中來自蘇聯經濟部門的官員在政府中占42.3％，在經濟領域占37.7％。從這個資料中不難看出，通過“改革”實現致富和解體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是廣大勞動群眾，也不是黑市倒爺和原來的持不同政見者，絕大部分則是由過去黨和政府中的各級權貴成員，搖身一變輕易轉換身份而形成的（俄羅斯的《消息報》報道）。
2．為腐敗發展提供了優厚的沃土。
在戈爾巴喬夫鼓勵私欲膨脹和推行多種所有制引導的修正主義浪潮推動下，各級黨政官員和企業干部在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時時刻刻都在高唱“民主化”和“公開性”——只唱不做——宣傳和鼓勁的需要，由于缺乏實質上必要的廣大工人農民的有效監督，當官做老爺作風和官僚主義更加盛行起來，他們關心只是自己的官運、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質享受和獎賞、自己的特權，而勞動大眾和人民利益被更加地模糊化、邊緣化，而且“高級官僚已經形成一個特定的階層，甚至是一個由那些具有自己的準則、習慣和社會心理的人們所構成的幫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職務主要靠熟人、靠對個人的忠誠和靠親屬關系，而不是憑借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官員即使具有最好的個人品質和稟賦，也幾乎都成為官僚主義者，而如果某一官員沒有發生這種蛻變，那么這個幫派就會把他排擠和拋棄掉”——官場的潛規則。
在各種公務活動中權錢交易也逐步泛濫成災，有權有勢的人物都習慣性地把權力作為撈取金錢的手段，公開的和秘密的權錢交易蔓延到社會的每個角落；許多的官員和企業干部轉換到了公司、銀行經理的寶座，這些人依靠手中的權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斂財富，有的甚至把辦公室設在黨團市委和區委的辦公室里，成為官商合一的典范，主要通過流通領域中倒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個別的還走私和販賣私戰略物資（包括石油、金屬、核原料）而大發橫財；各種腐敗活動能夠正常地發展并泛濫，客觀還存在著一個互相分肥、互相保護的網絡體系，在監察和司法機關就有保護人和代理人，就是到國家機關中的高級官員也能得到有效的支持和庇護。用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茲的話說，就是“在80年代末辯論蘇聯發展的方向時，由10萬人組成的‘精英集團’開始做出選擇性的思考：如果改革達到民主化，就會減少特權和權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有相對的特權和地位，但特權又受到原有的社會主義機制的限制，也不能積累過多的財富，更不能把特權和財富傳給自己的子孫后代。因此精英們認為資本主義能夠為他們提供最大的機會，不但管理，而且擁有財富、傳給子孫”。因此，完全可以說是蘇聯修正主義權貴利益集團的成員，對做名譽上的共產黨已經感到厭煩而實行的比較徹底的“自我政變”，目的是為了使他們長期以來通過不合法、不正當手段占有的社會財富和各種權益合理化、合法化、民主化、公開化。
實踐證明，政治上、思想上和經濟上腐化能夠猖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權貴們看清了修正主義集團自身共同的目的——摧毀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對大家都有好處。所以，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的解體后的原黨政官員和企業老板并沒有淪為階下囚和貧困階層，而是變成了按手中掌握權力大小、多少來轉換分肥的各式新資產階級，——這正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結果：既是要求社會轉軌的直接倡導者、推動者——迫不及待地甘當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的掘墓人，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和擁有者——實現了從權貴階層向資產階級的迅速置換，更是名譽上的主人翁變成了客觀實在的“主人翁”——完成了從社會特權階層向剝削、壓迫、統治多重資產階級階層的本質轉變。總之，蘇共的垮臺和蘇聯國家的解體，不僅是化公為私的量變積累到發生質變的過程，也是腐敗分子不斷地發展壯大并到了最后應扯去遮羞布的過程，同時還是各級修正主義官僚階層玩弄順水推舟把戲的過程；實踐完全地證明了修正主義所推行的“私有化沒有使國有財產落到最有權力獲得財產的人手中，也沒有落到有能力利用這些財產造福于社會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準備竊取這些財產的人手中。”
3．勞動群眾對蘇共和所謂的社會主義完全絕望。
修正主義在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中倒行逆施的深化，特別是經過戈爾巴喬夫創造性地跨越式發展——大刀闊斧地砍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群眾原有的各種合法權益，大樹特樹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權威及利益。這不僅完全敗壞了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聲譽，同時也徹底摧毀了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凝聚力與戰斗力；不僅毀滅了蘇聯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崇高威望，同時也使廣大共產黨員和勞動群眾對殘存的社會主義完全喪失了信心。這種由人為強制制造出來的客觀存在的社會現狀，如社會上發生什么重大的事件就必然會使整個國家整個黨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旨在力圖為暫時挽救蘇共存在及其和蘇聯統一的——“8·19”事件，在這個事件的發生和發展進程中，由于當時蘇共和所謂的社會主義已完全被修正主義修正成了“太監”、“人妖”式的形象，讓共產黨人和工農大眾感到厭惡，即使還有一定共產黨黨性的人出來號召，也不可能讓人再敢相信還有真正的共產黨人，所以造成了很少有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出來支持，而相反地卻有不少人堅決地站到“民主派”一邊，軍隊領導層內部也發生了分裂特別是空軍的“不服從行動”，派去攻打俄羅斯議會大廈的軍隊也拒絕執行命令甚至倒戈，在這種特定情況下的“救國委員會”，再也無計可施而自行癱瘓——坐以待蔽；解散蘇共好像是件順理成章的日常事務——全蘇共和蘇聯都很平靜，廣大工人農民及勞動群眾也沒有起來保衛“自己的”社會主義，共產黨員并沒有起來保衛“自己的”黨，各級黨政機構也沒有組織什么有效抵制——這就是廣大工人農民及群眾對修正主義的政黨——蘇聯共產黨的真正回報，與蘇共奪取政權前后以及在反對外國武裝干涉和衛國戰爭時期，工農群眾前仆后繼、不怕流血犧牲地奮力捍衛國家尊嚴、黨的事業的壯舉，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和對照。由于廣大勞動群眾對經過“修正”的蘇共和變了質的社會主義，不報任何希望，再后來重新成立的共產黨組織也恥于再叫“名譽掃地”的原蘇共，聲稱自己“并不想使前共產黨復活”，明確地把自己同原經過修正的蘇共官僚階層區別開來，提出了要重新建立屬于勞動人民的新的蘇聯和蘇共的口號，目的就是為了重新喚起和獲得人民的信任與支持。
4．徹底瓦解摧毀了殘存的社會主義所有制。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經過一段時期的準備，從1987年開始了對蘇聯殘存的社會主義徹底“改革”，在許多部委改為了大型康采恩的基礎上，1988年又通過了企業法等方面的文件，官僚集團中的部長及副部長變成了康采恩的董事長，財政局長變為了銀行的行長，物資局長變為交易市場老板，石油部變為石油公司。在這個繼續“改革”和“轉型”的過程中，不同層次的修正主義頭目們，緊緊地抓住千載難逢的機遇，牢牢地控制著政治、經濟領域的決策權，巧妙地掌握文化、宣傳的宣傳權，使“改革”和“轉型”中的黨和國家的權力實現了——個體的人格化，不斷地培養出了羽毛已經豐滿、正待騰飛的各級蘇聯資產階級官僚權貴階層；使各級官僚不僅成為制定和實施“改革”政策的主體，也成為“改革”實施轉軌過程中的根本受益主體，以博得這些人對“改革”的大力支持。
蘇共的這些為自己創造的發家致富的“改革”和“轉型”實踐，各級“領導”從深化的過程中窺視并預見到了以黨和國家的名義，個人可以支配國有財產的必然后果，大家都爭先恐后地千方百計將人民和國家共同所有的財產劃到自己的帳下、供自己實際支配，使人民和國家的所有權變得真正的十分抽象和空泛，進而以國家和人民所有者的代表身份出現直接支配所管轄范圍的財產；由于黨和國家政策不斷地刺激私欲的膨脹，助長官僚們公共良心的喪失。修正主義頭目們在管理國有財產中，故意將經濟環境搞混搞亂，以便從混亂中獲得或演變成隱性的占有權，“人們委托我成為百萬富翁”已成為當時一些青年干部的口頭禪。不同層次的修正主義頭目，利用權力開始在國有的名義下暗自積聚個人資本，雖然這個時期這些資本還不具備完整的“階級”的屬性，卻是“改革”和轉型條件下特有的富有權貴階層，使“改革”和“轉型”成了把人民財產轉化為個人占有的特殊形式，為后來轉化公開合法的資本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各級修正主義集團成員的精心經營下，國營、集體經濟被蠶食得瘡痍滿目，整個經濟形勢越到后期越急劇惡化——國民收入和勞動生產率嚴重降低、通貨膨脹指數大幅上升、貨幣貶值、失業和罷工突出、消費市場失去平衡，殘存的社會主義的大廈已經千瘡百孔、搖搖欲墜，就在這個時候聰明的修正主義們與時俱進地猛推了一把，在蘇聯存在了70余年的社會主義這樣壽終正寢了。蘇聯解體過程中和解體后的總裁和經理們（部長、局長等轉變而成），便借制度轉換之機并搭乘從權貴階層走向官僚資本階級的直通車，開始公開地以實實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拉開了分割國有資產運動中的“勞動競賽”；俄羅斯的新主人便很大方地將蘇聯時期的國有資產轉移給權貴階層，使蘇聯“改革”和“轉型”時期的成果，由原來的權貴階層直接涂上資本制度的政治色彩，帶著的原資本直接演變為官僚資產階級的財富。1992年開始的人人有份的證券私有化——鬧劇，只是從法律上、政治上承認原官僚對國有財產私有事實的明朗化，——宣布前蘇聯權貴階層對國民財富濫占的制度化、規范化，宣布前蘇聯人民所創造和積累的財富的隱性占有為公開化、程序化，通過用國家法律和強制手段來保障原官僚資產階級順利生成的具體化、合法化。
5．進一步為動亂和分裂提供了優厚條件。
戈爾巴喬夫集團在經濟領域推行和助長個人主義和刺激私欲膨脹的路線方針政策，使原來以公有和集體觀念為主的社會，改造成了一個個只為個體利益著想的經濟動物，地方乃至加盟共和國也逐步轉換成了一個個放大了的私欲膨脹的個體，表面統一的蘇聯被改造成了沒有布粘合力的“砂堆”；原來還殘存的蘇共威望和統一的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還具有的凝聚力、向心力、戰斗力，已被“改革與新思維”和私欲急劇膨脹的專家們瓦解得蕩然無存，這就為民族分裂分子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領域；而直接性的國家與民族及區域謬誤理論的產生，并由此而形成的嚴重錯誤路線、方針、政策，誘發并導致了必然的民族與區域的大動蕩、大重組、大分化，為區域民族分裂主義的形成與發展創造了極好機遇。
衛國戰爭中被強迫遷移的克里米亞韃靼人，1987年7月在中亞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斯科等地舉行集會和示威，要求返回克里米亞并重建民族自治共和國；同年8月23日波羅的海地區的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共和國首都同時，舉行了大規模的群眾集會和示威，抗議1939年8月蘇聯與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劃分勢力范圍的秘密議定書，反對強制三國加入蘇聯；10月亞美尼亞人為維護民族自主權，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與阿塞拜疆人發生沖突；從1988年4月起在波羅的海地區三共和國，陸續建立了民族主義組織人民陣線，開始有組織和有綱領地從事民族分離活動。這些帶有明顯的民族分離主義色彩運動的出現和組織的成立，標志著蘇聯的分裂勢力和分裂主義的形成。當10月1日愛沙尼亞人民陣線舉行正式成立大會時，戈爾巴喬夫竟然委托參加成立大會的愛沙尼亞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維亞利斯，轉達他對人民陣線成立的──心意：“祝賀人民陣線支持改革成功”，更助長了波羅的海地區三共和國的民族主義勢力的囂張，并為其他共和國成立類似人民陣線的民族主義組織開了綠燈。
在波羅的海地區民族主義帶動下，在烏克蘭、白俄羅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以及中亞地區的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共和國，也都相繼成立了以民族分裂主義為主要傾向的各種組織，甚至在俄羅斯聯邦的許多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自治區也紛紛建立類似人民陣線的各種民族主義組織，到后來全蘇各地民族主義組織迅速發展，其總數多達數萬個，這就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發展和民族分離主義活動提供了組織保證。各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見機而動，紛紛打起了民族主義旗幟，以迎合了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歷史大潮，達到確保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的上升。隨著形勢的發展和各種分裂勢力的不斷壯大，蘇聯的解體則成了歷史的必然，最終的解體只是把分裂運動變成現實而已。
蘇式修正主義“改革”進程及結果（八）

高揚“改革與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時代（四）

老共產黨人

四對執政核心領域徹底“革新”的內容及后果

戈爾巴喬夫集團上臺后在“改革與新思維”的誘導和推動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不斷地賦予修正主義以新的內容，在黨內和國內乃至整個社會政治思想上造成了極度的混亂，最根本的還在于思想上和政治上導致黨與國家的核心層極度混亂及潰爛，為最終實現蘇聯亂黨——亡國——分裂提供了理論和行動指南。

（一）執政的核心領域進行徹底“革新”的內容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在前幾年在經濟體制方面“改革”的嘗試感到阻力很大，于是在1988年的蘇共第二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宣告蘇聯全面轉向政治體制改革，提出要對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改革”，并以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作為目標，并于1989年11月26日在《真理報》上，發表了題為《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性改革》的長文，提出要“根本改造我們的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根據這一根本性的“改革”指導思想，蘇聯開始了上層建筑－－政治體制的“全面改革”。隨著“改革新思維”的升華和“改革”進程的加快，其“改革”的內容也具體化起來。
1．進一步修正蘇共的性質和奮斗目標。
關于蘇共的性質問題，明確規定了蘇共既不是“把蘇聯工人階級、集體農莊農民和知識分子中先進的最有覺悟的部分聯合起來的、蘇聯人民戰斗的久經考驗的先鋒隊”，也不是“工人階級的黨”和“全體蘇聯人民的黨”，更不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及其“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關于蘇共的指導思想問題，確定為蘇共是接受社會民主黨人社會主義思想來源多元化的，“主張創造性地對待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主張在建設性地反思20世紀的歷史經驗以及擺脫教條主義解釋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遺產的基礎上發展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必須利用人類智慧的優秀成果，必須利用世界各國在有效的經營管理、解決社會問題、發展民主制度方面所積累起來的經驗”；關于蘇共的奮斗目標問題，蘇共雖然還保留著“蘇共是堅持社會主義選擇和共產主義前途的政黨”，但所向往和追求的卻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實現人權作為社會主義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內容；關于蘇共的組織原則問題，蘇共“堅決否定在行政命令體制條件下形成的那種民主集中制，那種僵硬的集中制”，主張實行黨的民主化和民主制。但戈爾巴喬夫付諸的實踐，卻是在推行所謂“民主化”的改革創新中，把一切決策權集中在自己一人手中，使決策不民主、不科學、脫離實際、唯意志論盛行的狀況更加在全黨、全國中肆無忌憚盛行起來。
2．強制推行所謂的“一切權力盡歸蘇維埃”。
戈爾巴喬夫上臺年立即著手解決“蘇聯權力過分高度集中”的問題，決定實施一步到位“真正的完全符合普遍平等直接選舉的原則”，并“成為所有社會階層的代表、個人，以及共產黨、社會團體和運動、個別候選人提出供選民評判的各種主張，進行正當競爭的天地“的選舉制度；引進和移置西方議會民主模式“修改”蘇維埃制度，把競爭機制運用到政治領域；從基層政權機關到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一律實行直選；為實現國家權力重心轉移，積極恢復并推進把蘇共掌握的一切行政權力交出來，由蘇維埃行使“充分權力”并讓蘇維埃立即掌握“全權”。
3．取消共產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
戈爾巴喬夫修正主義集團在實施“改革與新思維”的實踐過程中，由于受到了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黨外廣大工人、農民等十分廣泛的強烈抵制，于是戈爾巴喬夫認識到“改革”的阻力主要來源于共產黨內，共產黨是“阻礙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要“改革”首先就要徹底“革”共產黨的命－－沖破“阻礙機制”，提出了要“將蘇共改造成為能夠表達并捍衛工人階級、農民、知識分子的根本利益，在公民社會范圍內發揮作用的名符其實的政黨”，取消了原憲法第6條規定的“蘇共在蘇聯國家和社會中的領導地位”，“蘇共堅決舍棄政治上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壟斷地位，舍棄取代國家機關和經濟管理機關的做法”；提出并實施“一切權力重歸蘇維埃”的方案，嚴格規定蘇共的職能應是政治先鋒隊，而不再對蘇維埃和社會團體實施直接的領導，通過黨在國家機關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工作的共產黨員貫徹執行蘇共的政治方針，凡國家、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都由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構──蘇聯最高蘇維埃研究解決，黨不能作出含有對國家機關、經濟機關和社會組織直接指示的決定－－不再是國家事務的決策者和領導者，長期由黨掌握的國家權力開始迅速轉移到人民代表大會和蘇維埃，“蘇共同其他社會政治團體和群眾運動一樣，參加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將自己的代表推舉到人民代表蘇維埃。黨將不再獨攬國家大權。它的作用是成為通過共產黨員發揮作用的、經民主認可的政治領袖，不覬覦特權和在蘇聯憲法中鞏固自己的特殊地位”。
4．把蘇共變為國家中普通的社會團體。
戈爾巴喬夫由于精心設計了徹底的“改革”，并在“改革”的過程中啟用大批優秀的“改革專家”，經過從上到下的艱苦卓絕的精心實施，經過70個多年無數無產階級英雄流血犧牲，而換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權和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決策作用，終于在眼花繚亂和燈紅酒綠的“改革”中被徹底取消了，最后蘇共變成了僅僅等同于其它的普通社會組織、群眾組織，只有通過參與平等的“自由”競爭式的選舉，才有可能再爭取到輪流執政的機會。

（二）執政的核心領域進行徹底“革新”的效果

對長期處于執政地位的蘇共進行徹底“革新”的直接后果，就是許多加盟共和國和俄羅斯的大、中城市中的蘇共執政地位，迅速而又輕而易舉地被瓦解并徹底失去了在國家中一切應有的地位，同時也為蘇共自己的徹底垮臺和蘇聯進入國家混亂局面，制造出了優越的條件。
1．全面分裂了蘇聯共產黨。
由于戈爾巴喬夫時代在“改革與新思維”的引導和強制推行下，極大地推動并導致了蘇共內部思想上、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混亂，把蘇共推到了大動蕩、大分裂、大改組、大崩潰的歷史時期。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和過程中，蘇共內部被分裂成了三大派系，這三大派系的政治主張各異、針鋒相對，勢力的背后都代表著各自不同的階級集團利益，有著不同層次的利益集團作后盾并選擇著不同的社會發展價值取向，形成了斗爭尖銳、勢不兩立的復雜格局。
第一，形成了蘇共中央綱領派（堅持修正主義路線的改革派）：這個派系本質上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黨，主張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重申并堅持對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進行重大的修正與改革，堅持有選擇地部分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原則，核心和代表人物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其追隨者和代表主要是蘇共黨和國家中的絕大多數當權派，代表的利益是在“改革”和“轉型”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這個派系最顯著的特點是在黨內左與右勢力之間熱衷于搞平衡術，往往表現出突出的中庸性和折中調和性，被稱為主流派或中間派、搖擺不定派。
第二，形成了民主綱領派（堅持資本主義和民主派）：這個派系本質上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的性質，意識形態上主張徹底拋棄馬克思主義，政治上要求實行資本主義的多黨制，經濟上要求全部推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主要代表的利益是暴發起來的、新的生大資產階級分子和權高勢重的部分已經“育肥”的領導人的利益，其核心和代表人物為葉利欽，其主要追隨者是來自13個加盟共和國的162個黨的俱樂部和黨組織的代表，這個派系既向殘存的馬克思主義派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也向民主社會主義派發起挑戰，并在蘇共二十八大會議上公開退出了蘇共。
第三，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綱領派（堅持馬克思主義派）：這個派別本質上屬于堅持馬克思主義性質，認為以前的“改革”篡改了馬克思主義的涵義，主張加強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與研究，“改革”應該回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軌道上，并真正走馬克思主義指引的社會主義道路，核心和代表人物為黨內主管宣傳、意識形態的二把手利加喬夫，其主要代表的是廣大工農群眾根本利益和應有卻正在失去的合法權益，其追隨者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有較深研究和共產主義信仰的部分真實馬克思主義者。
2．讓蘇共拱手送出國家執政權力。
戈爾巴喬夫時代在進行所謂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在所謂的揭批大量蘇聯共產黨歷史上形成的歷史罪惡，并掀起了整個社會上丑化、詆毀蘇共思潮泛起的基礎上，把蘇共逐漸被當作了社會向前發展的最大“阻礙機制”、產生一切罪惡的源泉來對待，并及時打出和推行”一切權力重歸蘇維埃“的旗幟和路線，迫使蘇共自己交出交出原來執掌和指揮國家正常運轉的各種權力，強調并強制推行交由所謂的直接“選舉”出來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蘇維埃”行使。
3．積極為資產階級自由競爭國家權力制造了條件。
在戈爾巴喬夫時代“一切權力重歸蘇維埃”的鼓噪下，已經具備一定實力的各種社會團體、非正式組織迅速興奮并進入高潮，積極運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政治手段和政治手腕參加競選，許多“蘇共”推舉的所謂候選人在聲名狼藉中紛紛敗下陣來，而所謂的民主派和各種反對派及其民族分裂主義者，充分利用公眾的逆反“蘇共”的心理的良機，通過大肆攻擊蘇共和社會主義大造聲勢，搶奪蘇共自己拱手讓出的蘇維埃權力紛紛得手。
4．為各種勢力集團斗爭為國家分裂積極創造了政治條件。
蘇共黨內的民主派和各種反對派及其民族分裂主義者，在1989年第一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地方蘇維埃選的選舉中取得了初步戰果的基礎上，于1990年3月在波羅的海三國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尤其是1990年5月極右派首領葉利欽，當選蘇聯最大加盟共和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使右派和極右派勢力占了絕對優勢。“自由選舉”出來的各級“蘇維埃”機關順利地接過蘇共交出的一切權力，各行其是地干自己想干的事，當選的“蘇共”黨內所謂民主派分子、蘇共反對派頭面人物、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紛紛把各種思潮帶進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在議會中組成的23個議員團的議員們，醉心于爭吵并把議會作為政治角斗場，對亟待解決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等問題爭論激烈、針鋒相對、角逐復雜、議而難決、形不成共識－－爭權奪利的俱樂部。這種格局的形成和發展，不僅為蘇共的徹底垮臺搭好了基本的平臺，同時也為國家的分裂建立了必要的土壤和溫床。
5．為國家正常運行制造出了“運轉真空”。
戈爾巴喬夫時代的末期，在其權力機關的角逐中，各種勢力集團從各自的角度出發，既要維護自己已經獲得的既得利益，又要謀求更多的將來利益，斗爭互不相讓毫不妥協，意見始終統一不起來，使整個國家從上到下正常運轉急需的權威運作——變成了“真空地帶”，把國家管理運行體系拖入了全面混亂不堪的深淵，國家的統一和發展早已被拋到了腦后，國家和民族統一的主心骨被徹底傾分化并失去應有的支撐作用，統一的蘇聯變為了各為其利而奮斗的一堆散沙，國家和人民的分裂卻變成了必然的勢在必行。
6．國家分裂勢力猛然崛起為解體鋪平了道路。
戈爾巴喬夫時代的末期，隨著“民主自由”范圍的不斷擴大和程度的不斷加深，民族的分裂意識、民族的對立情緒也不斷地被煽動起來，一些加盟共和國特別是波羅的海三國和俄羅斯，在各自的最高權力機關中掀起了與聯盟中央爭奪從經濟主權到國家“主權”的——“主權戰”、“法律戰”，構建了加盟共和國一級與蘇聯聯盟爭奪國家領導權的政治爭斗，加之聯盟中央內部斗爭的激烈和意見的根本不統一，嚴重威脅了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可能的立法權，聯盟中央對各加盟共和國的控制能力迅速衰弱。當1990年6月12日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俄羅斯聯邦國家主權宣言》，宣稱該共和國的憲法、法律在其境內至高無上，俄羅斯保留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接著其它15個加盟共和國也相繼發表獨立宣言或主權宣言，7月20日俄羅斯聯邦針對共產黨的國家機關非黨化命令的簽署，不僅為各加盟共和國的爭權乃至分離提供了可能，也為蘇聯解體打開了方便之門。
蘇式修正主義“改革”進程及結果（九）

高揚“改革與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時代（五）

老共產黨人

五在對外關系方面進行“改革”的內容及后果

戈爾巴喬夫集團的時代，為在世界上創造以資本為基準的全盤統治體系，為當時的蘇聯的所謂“改革”和“轉型”謀求有利于的國際環境和縮減軍費開支的緩和政策，在徹底拋棄勃列日涅夫使用過進攻和擴張政策的基礎上，全面繼承和發展了赫魯曉夫的“三和”政策，并相應地提出了處理國際事務的一系列對外關系的所謂新思維，對國際上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重大的毀滅性影響，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科學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傳播和發展，陷入了新一輪最黑暗的時代。

（一）對外關系方面“改革”的內容

蘇共二十七大以后，戈爾巴喬夫的新領導集團逐步改變了過去幾十年蘇聯一直堅持的理論，推出了對外關系新的政治思維。戈爾巴喬夫集團導認為，蘇聯過去的對外政策“有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痕跡”，“新思維”為改革這些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戈爾巴喬夫主張，由于對外政策是直接為國內改革服務的，因此，“如果沒有以‘新思維’為基礎的對外改革，就不會有改革的成果”，并作為蘇聯新領導“處理國際事務的方法論”和“準繩”，被廣泛地運用于蘇聯的對外交往活動中。
1．更改對當代世界發展趨勢的基本看法。
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后，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并用資產階級固有的觀點，徹底改變了馬克思主義對整個世界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發展總體趨勢的分析與看法，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明確地指出：“決定性的因素將是世界舞臺上的力量對比，和平力量的增長與活躍以及它有效地對抗核戰爭威脅的能力”，“和平與進步的命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密切地同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經濟政治的蓬勃發展聯系在一起。”戈爾巴喬夫指出：“生活糾正了我們關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規律和速度的認識，糾正了對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所起作用的理解”。他承認，資本主義并沒有象過去預料的那樣迅速走向死亡，相反，它還有其生存的理由和能力，因此，應該堅決拋棄過去一直宣講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因為它“不能用于政治預測”。新思維還認為，兩大體系之間是一種辯證的統一和矛盾的關系。這兩個體系生存在“屬于一個整體的世界上，而且這個世界的特點是越來越相互依存，相互聯系和統一”。戈爾巴喬夫據此得出結論：“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有著就其內容來說十分相似的進程”。
2．為“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奮斗。
戈爾巴喬夫認為世界雖存在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但世界是一個整體，大家都是地球這條船上的乘客，不能讓這條船翻船，“我們只能一道生存下去，或者一道死亡”，“除了和平共處之外，沒有其他出路”。他指出他的國際政治新思維的核心，就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確切地承認人類的生存高于一切，于是他把實現裁軍作為通向人類安全的途徑，認為在現代條件下的戰爭不可能使任何人從中獲利，只會導致人類文明的毀滅。過去堅持的社會主義將在新的世界大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和各國人民將通過戰爭埋葬帝國主義的論點，已經不符合核時代的現實。為了實現世界和平，蘇聯單方面提出了措施：1986年宣布在今后15年內分三階段實現完全銷毀核武器，同年6月通過華約國家向北約國家呼吁并建議雙方各裁軍50萬，同年7月戈表示蘇將從蒙古和阿富汗撤軍，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與美總統里根簽署全部銷毀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根據該條約，美蘇兩國將在1991年銷毀2400枚以上核彈頭，約占美蘇兩國核武庫的4%）。
3．與美國共同開創“和平新紀元”。
戈爾巴喬夫集團十分地明白，要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體制中實行完全徹底的“改革”和“轉型”，就必須有相應的對外關系來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再通過所謂的改革創造一個有利于大張旗鼓地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的國際環境，否則就一切都是萬萬不可能的。戈爾巴喬夫集團在推進對外關系的戰略“改革”中，在與東歐、中國搞好“關系”的同時，把美國合作并“掃除干凈‘冷戰’的積雪”列入了對外交往關系的核心地位。戈爾巴喬夫說：“由于我們被卷入世界各地的沖突、參加糜費精力的軍備競賽而帶來的種種問題所造成的壓力緩解下來。必須認識到，無論就國內而言，還是就國際而言，‘長此下去是不行了’。所以內政和外交兩個方面的改革開始齊頭并進，一個方面的成功推動著另一個方面的改革，而挫折則會使兩個方面的改革同時受阻”，“美國既是一個超級大國，又是公認的西方世界領袖，沒有它的首肯，任何企圖求得東西方關系突破的嘗試都將無果而終，甚至會被看成是‘陰謀’、‘離間’等等”，“羅納德·里根不同于社會民主黨人帕爾梅或社會黨人密特朗，他曾經把蘇聯稱為‘罪惡的帝國’，由于實行‘里根經濟學’、入侵格林納達以及其他種種劣跡而遭到我國宣傳界的痛斥。同這樣一個人尋求共同語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戈爾巴喬夫回憶錄）。戈爾巴喬夫按照自己的戰略性深思和“改革與新思維”的熟慮，與西方特別嚴重是美英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頻頻會晤，尤其是和里根在日內瓦會談時的那種初次見面就很自然隨意、無拘無束，立刻用雙方都懂得的英語或世界語交談了起來，雙方既不斷地相互稱贊、“合影”，又不斷地對人權、地區沖突、戰略防御計劃、《核裁軍條約》等等形成“共識”并達成“協議”，共同研究、商討和安排著世界的發展與未來等場境，共同努力為“蘇美關系和世界政治開創了新紀元”。
4．與東歐合力共同推進資本主義模式“改革”。
戈爾巴喬夫修正主義集團對東歐的“改革與新思維”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積極倡導和敦促東歐國家盡快“改革”。為蘇聯和東毆共同推進資本主義事業的需要，完成“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并最終實現“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理想，戈爾巴喬夫積極鼓勵東歐國家盡快走上他設想的——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的改革道路，希望東歐在改革的方向和速度上能與蘇聯同步，在積極肯定波蘭和匈牙利在東歐率先“改革”的基礎上，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學習他們的經驗；與此同時卻嚴厲批評那些對改革持保留態度的東歐國家領導人是“對尖銳的生活問題熟視無睹”，警告他們“不要落后于社會需要和人民群眾的情緒”，并威脅“落伍者必將被生活所淘汰”，“誰不正視現實，必將受到現實的懲罰。”“哪個地方落后于成熟的變革，哪個地方就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價。”
1986年5月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外交部的一次講話中說，必須注意把蘇聯與東歐的關系建立在尊重東歐的經驗和尊嚴、理解民族特點，相信它們探索本國發展道路的能力的基礎之上，要求蘇聯外交官要克服偏見、驕傲和因循守舊的作風：“不要認為我們可以教導所有的人，誰也沒有給我們這種權利”。1987年4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發表了被稱為里程碑式的講話：“任何人都無權在社會主義世界中享有特殊地位，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有其自身的具體特點，……每個黨都是獨立的，都對本國人民負貴，都有其解決國家發展問題的主權──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無條件的原則”，表示“蘇聯對盟國發號施令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過去一切事情都必須由蘇聯蓋章批準的做法已經結束”；在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時的講話中闡述了蘇東關系的基本原則：“這就是絕對的完全平等，這就是執政黨對自己國家事業的負責精神，從愛國主義的角度服務于本國人民；這就是對社會主義共同事業的關心；這就是互相尊重、嚴肅對待朋友取得的成就和進行的經驗，以及進行自愿的多種形式的合作；這就是大家都嚴格遵守和平共處原則”，“團結絕不意味著相同和單一性……社會主義沒有、也不可能有供所有人學習的‘模式’”。
在外交實踐中多次肯定了盟國對蘇美“中導協議”簽署的貢獻，說沒有它們的支持就不可能有這一條約；1987年蘇聯和波蘭宣布成立一個聯合委員會，共同研究和解決兩國、兩黨歷史遺留的“空白點”問題，——1920年蘇波戰爭，1939年蘇德秘密議定書，1943年“卡廷事件”等等。1986年在阿爾巴尼亞解放42周年之際，蘇聯報刊公開承認自己過去在對阿關系上犯有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的錯誤。從1989年8月開始，蘇聯報紙連續發表文章譴責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徑，當年參加入侵的五國領導人宣布“是對主權的捷克斯洛伐克內政的干涉行為”，破壞了捷的“民主革新進程”，宣稱“即使在最復雜的國際局勢下，動用政治手段來解決任何問題，嚴格遵守國與國之間關系中的主權、獨立和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是多么重要。”東歐國家在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的強力鼓噪和推動下，贏得了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和贊賞，積極響應并展開了對“舊觀念”的修正，使“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正確性和普遍性”在東歐得到了貫徹實施，其“改革”步伐不斷得到加快、程度也更加地徹底，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而且是國內外相互呼應的轉型大潮，發動了向“僵化力量”和“保守勢力”進行全面進攻的“殲滅戰”。
5．志同道合實現了中蘇之間聯合攜手。
戈爾巴喬夫出任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時候，正是鄧小平率領中國修正主義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同“改革開放”如出一轍的“改革與新思維”，使世界上最大的兩個修正主義集團心領神會地走到了一起——歷史的必然，兩個修正主義勢力集團的聯合協作并實現頭目之間的會晤，開誠布公的戰略性商討開創了修正主義發展共同的美好未來。戈爾巴喬夫上臺前后，中蘇政府之間的商談和經濟貿易已很頻繁，但作為蘇共總書記訪華并進行高層會晤的時候，正是中國人民從上到下處于公開反對修正主義集團設計師——鄧小平專權熱潮的時刻——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在北京舉行歷史性會晤，結束了長達20多年意識形態對峙的歷史——實現了中蘇關系的完全正常化。會談中雙方對中蘇關系自建交及以后關系惡化的歷史進行了總結，并就兩國關系達成了共識：放棄意識形態之爭、尊重各自的選擇，逐步解除兩國邊境軍事壓力、通過談判解決領土糾紛，恢復文化交流、擴大經貿合作等等，獲得了“結束過去，開辟未來”共識，最后發表了《中蘇聯合公報》：兩國“將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普遍原則基礎上發展相互關系”，預示著從此告別過去——60、70年代的對抗關系，進入了兩國友好合作共同推進“改革”的新時期。
1991年12月蘇聯的解體和俄羅斯成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后，中俄關系不僅繼承了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開創的中蘇合作關系，而且順利地實現了中俄關系的平穩過渡，使兩國關系走上了密切合作發展的軌道——共同發展資本主義，并連續邁上睦鄰友好、建設性伙伴關系和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三個臺階，使中俄關系成為相互配合的重要因素：一是新型國家關系機制——睦鄰友好、互利合作、不對抗、不結盟，共同繁榮；二是高級領導人對話機制——自1992年建立起兩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間對話機制后頻繁會晤，兩國政府部門、地方政府間也建立了相應的合作機制；三是睦鄰友好安全機制——1993年中俄簽署兩國國防部合作協議，聲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互不把戰略核武器瞄準對方，1996和1997年中俄簽署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和邊境裁軍協定；四是經濟科技合作機制——1992年8月建立了中俄經濟和科技合作聯合委員會工作機制，規定兩國副總理擔任聯合委員會主席，每年在雙方首都輪流舉行一次會晤，以促進中俄經貿合作的發展；五是國際問題磋商機制——1994年1月兩國簽署《中俄兩國外交部磋商議定書》，決定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經常進行磋商，協調立場，加強合作。中俄經貿合作也取得突破性發展，雙邊貿易額比中蘇時期翻了幾番（2002年年兩國貿易額達到80億美元），邊境貿易也達20億美元。邊界談判和勘界工作經過兩國的艱苦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1992年3月中俄互換了東段邊界協定批準書，1995年10月中俄又互換西段邊界協定批準書，1997年11月俄前總統——葉利欽實現訪華。

（二）對外關系方面“改革”造成的效果

戈爾巴喬夫在整個的所謂“改革”進程中，由于徹底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其理論和實踐上表現出東碰西撞、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古怪深奧，根本就沒有什么值得馬克思主義者借鑒和留念的地方，倒也確實是為修正主義的進一步泛濫起到了添油加柴的作用。不僅把蘇共自己搞亂、搞垮、搞分裂，也為東歐盡早地離開社會主義陣營創造了條件；不僅為全世界馬克思主義政黨實現修正主義化提供了現實的可能，而且為帝國主義進一步伸出魔爪獨霸全世界提供歷史的必然性。
1．引領善良的蘇蘇共和蘇聯人民向幻覺而奮斗。
戈爾巴喬夫根據自己對世界和資本主義發展兩個趨勢的判斷后認為，人類的文明構成了不同社會制度中共同的東西，因此人類整體利益高于任何單個群體（階級、民族、國家）利益，而為了全人類的價值就應當跨越階級和民族的利益差別，必須達到利益的平衡。這個新思維提出了“全人類價值高于一切”的論點，并以“全人類利益將是進步的基礎”為靈魂和邏輯起點，來引領蘇聯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重新制定自己的奮斗目標，要求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要從意識形態、從政策上中清除“敵人形象”，去為超階級、超時代、超人類的高于階級、高于民族利益、高于國家利益之上的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只存在于戈爾巴喬夫頭腦中的烏托邦——人類社會的大同世界而奮斗。
在復雜多變和強權林立的現代階級壓迫階級的社會里，在剝削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居于統治地位的世界面前，戈爾巴喬夫故意只看到世界的相互聯系和發展，并將可能向一體化發展趨勢的一面，而故意渲染其新思維的所謂革命性，并故意抹殺階級利益之間根本對立的現實，其目的是要用蘇聯幾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前途與根本利益，來換取資本主義陣營、特別是美國對建設“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所謂改革的支持，而從根本上隱去東西方之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客觀上存在著的根本目標差異，尤其是在目前世界完全是以民族為基本單位構成不同社會制度、價值觀、意識形態國家的情況下，有意通過強調人類的統一性而人為地否定和淡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否定和淡化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階級利益之間的客觀對抗，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和廣大勞動人民引進為子虛烏有的虛幻世界里，從而實現讓善良的人們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出賣自己、自己向自己的敵人投降、自己尋找死路的目的。
戈爾巴喬夫集團的新思維理論和政策宣傳——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反對用意識形態的觀點和憑據來處理國家關系，甚至提出必須把全人類的利益置于階級利益之上，強調在維護意識形態純潔性和國家利益、全人類的利益發生沖突時，只能犧牲意識形態純潔性和國家利益。更為嚴重的是新思維還根據所謂的全人類的利益，把超現實的利益看作是全人類利益和人類共同價值——未來社會發展的化身，并有意以此作為判斷一切問題和處理國際事務的標準，這種虛無縹緲的“共同價值”必然要由現實的價值觀來具體表現——“占主導地位的全人類的觀念和準則”、“國際社會的準則，被國際社會稱之為文明的東西”，這些所表現出來的內容正是帝國主義在國際舞臺上，所宣稱的“游戲規則”和所標榜的價值觀念，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新思維”完全是資產階級價值觀的變種，用改變社會主義的內容去適應與滿足西方的標準和需要，這完全暴露了戈爾巴喬夫在實踐中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在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問題上，一再向西方讓步、妥協的思想根源和基礎。戈爾巴喬夫要善良的人們為他想象中的烏托邦奮斗，不僅渙散了人們為人人實現公平、公正和全面發展社會的意志——喪失了無產階級革命為共產主義奮斗的總目標，而且分化了革命隊伍和革命陣營中的力量——喪失了團結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不斷向所有一切剝削階級集團進行殊死決戰的集團力量，還瓦解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對帝國主義之間堅持進行不懈斗爭的斗志——喪失了馬克思主義本身具有的戰斗性、向心力和凝聚力。
2．與時俱進地向帝國主義拱手投降。
對外關系中一定范圍內的談判和相互之間的妥協，是建立在雙方主體之間獨立、平等、和平共處條件下實現的，而戈爾巴喬夫在推行“全人類的價值思想”和“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思維的過程中，雖然含有規勸對方擯棄對抗政策的意思，但根本的是建立在——單相思、自我沖動、自我感覺良好基礎的，不斷地把共產黨人應該有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用資產階級的東西來進行改造，不斷地向資產階級傾斜靠攏甚至完全投降，必然趨勢導致不可能說服對方而只能達到欺騙自己和善良的人民，在陰險狡猾的帝國主義面前善良的人民被號召去——為違背自己階級利益的目標——烏托邦奮斗，最終只能是被迫放棄原有的理想、解除思想武器而繳械投降。
在開始上臺執政和進行“改革”的初期，戈爾巴喬夫在某些地方還帶有一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和色彩，但隨著“改革與新思維”全面展開和深入特別是1988以后，則一步步地抽去了原來表示要堅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真正含義——“到1991年中，他已經成為一個隱藏的資本主義者，甚至他自己對此也毫無察覺”。資本主義國家陣營是不會容忍存在著一個能與之對抗的強大國家特別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布什早在1989年5月提出“超越遏制”戰略時，就表示要把蘇聯支持東歐“自決”當作進一步改善美蘇關系的一條重要標準，貝克在同年10月的兩次講話中又一次明確提出，歐洲問題是蘇聯表現其改革誠意最好的試金石，說：“一個自由而完整的歐洲，其重要性超過軍備控制或裁軍”。戈爾巴喬夫知道，要想獲得西方援助以解救由“改革”而導致的國內危機，就必然也只能犧牲更多的無產階級利益。在“改革”進入死胡同和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把帝國主義視為蘇聯改革的最大助力，試圖籍資本主義的援助擺脫困境，妄圖用國際領域的“得分”來彌補國內問題上的失策和不足，企圖用帝國主義的贊揚來平息蘇聯人民的公開反對浪潮。用什么來換取西方對他進一步“改革”的信任呢？地區問題和軍備控制曾是戈爾巴喬夫與西方進行交易的兩張牌，但是蘇聯在東歐問題上的收縮和后來的劇變發生失去回旋的余地，軍備控制問題和國家安全關系到國際的戰略平衡，為換取美英的大力支持而采取了幾次單方面的裁軍之后，只能用等待和加速自己的徹底投靠和叛變，只能用等待和加速蘇共的垮臺、蘇聯國家的分裂，來贏得贊賞及支持了，戈爾巴喬夫也確實能夠與時俱進地為帝國主義國家效勞而做到了這一點。
戈爾巴喬夫在推行“改革與新思維”歷程尤其是到了后期已轉換成一個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分子，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的觀點和思想來審視世界、審視歷史，用資產階級的方法來分析和判斷世間一切事物，在處理“改革”和對外關系的進程中，套用資產階級的內核部分來徹底改造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公開修正和反對馬克思主義對共產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容，閹割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國際主義的最本質最核心的部分，為獲得西方資本主義的青睞和支持，而不斷地向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獻眉，甚至是卑躬曲膝、俯首稱臣。1991年7月參加倫敦七國首腦會議上對西方領導人的講話，已經完全成為資產階級的俘虜：“我知道成功的社會是自由的社會。我不可能公開地這樣說，但是我真想以你們為榜樣締造我的國家。……我正盡力做自二戰以來你們一直祈禱的事：消除蘇聯對其他國家的軍事威脅，打開國門，建立法制，建立民主制度，轉入市場經濟──你們在意識中喜歡把這些稱作資本主義，但你們知道我不會這樣說──至少現在。這正是數十年來你們所夢想的，但卻從不敢指望它會發生。”還有資料表明戈爾巴喬夫曾經咬牙切齒地說過：“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的妻子在這方面堅定了我的信心，她有這種觀點比我還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層職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我的理想是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計劃經濟束縛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場才能引向發展。我找到了自己為了實現同樣目標的伙伴，首先是雅科夫列夫和謝瓦爾德納澤，他們為擊敗共產主義立下了大功。世界沒有共產主義會更美好。……當葉利欽瓦解了蘇聯、我離開克里姆林宮時，上百的記者們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我消滅了蘇聯和所有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我沒有哭，因為我達到了主要目的，這就是在歐洲消滅了共產主義。然而，阻撓人類在全世界實現自由理想的亞洲的共產主義也應當被消滅。……人類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將是漫長的，但將是成功的，整個世界應當清除共產主義。”由戈爾巴喬夫從事改革的實踐中可以看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創造出一些希奇古怪的所謂新思維引領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向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烏托邦領域前進，并用這些東西作為標準來衡量對內對外一切事務的對錯，豈能不把自身還十分強大的蘇聯搞亂、搞垮、搞分裂——不亂、不垮、不裂才是世間怪事；“新思維”越是深入其資產階級思想越是彰顯，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的選擇越是突出，最后完全由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墮落成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分子，成為了共產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的典范和資本主義豢養的喪家犬，成為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從內部攻相破的典型范例，蛻變為名符其實的反馬克思主義、反共、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無產階級敗類，成為了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運動中內部自我顛覆的最可恥叛徒。
3．全面瓦解和摧毀了殘存的社會主義陣營。
戈爾巴喬夫在把蘇聯國內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文化搞亂搞砸的同時，也把“新思維理論”推廣到歐洲現狀分析和相互關系上，把歐洲形成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對立的營壘，看作是“舊的政治思維的邏輯”造成的結果，主張“東西方一體化進程結合起來以結束歐洲的分裂”，認為歐洲各國應該結束因對抗而相互隔離的局面，把全人類的利益和歐洲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攜手共建統一的新歐洲，“任何人都不能允許自己借口社會制度和國家現有的差別而忽視他們所有的人均屬于一個現代化的文明”，拆除“鐵幕”成為實現歐洲統一，蘇聯重返“歐洲文明”的前提，由此構想出了一套建設統一的歐洲大廈的設想。在催生東歐各國的“改革”過程中，雖然他提倡“尊重人民的自由選擇”，但在實踐中仍然以“權威”和“領袖”的思維去主導各國的“政治家”，希望通過“改革”加強他的對這些國家的影響作用。
但在推行“新思維”的實踐中卻事與愿違，其“新思維和公開性”進一步激發了東歐人長期“受壓”的分離感情，“政治家”們心領神會地看到了“新思維”的真實意圖，認為等待已久復辟資本主義的時機終于到來，應該充分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良機掙脫蘇聯的束縛，實現國家的“自由發展”——爭當名符其實資本家的競賽，“政治家”們預見到了共產黨已不能持久、有效，“改革”的最終成果——都是變為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按照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進行改革的國家──如匈牙利，還是“堅守陣地”試圖抵制改革的國家──如羅馬尼亞，由于有“新思維”作為尚方寶劍，多米諾骨牌效應及時顯現出來——資產階級式的人物像“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推翻殘存的社會主義已變成了當務之急和客觀需要。就是在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的導引和催促、示范下，東歐各國的“改革”熱熱鬧鬧地進入完全徹底時代，在“改革”過程中徹底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完全占據了主導地位，1989年6月波蘭團結工會在議會大選中獲得全面勝利，組成了戰后東歐第一個非共產黨人的政府；10月匈牙利執政的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人決定改變黨的性質——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宣布放棄一黨制——實行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制；波匈“改革”的成功和示范效應，對東歐其他國家的反對派和共產黨內的”改革派”猶如一針興奮劑，從10月開始，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的執政黨先后被動失去政權，或主動改變政權性質，東歐國家政權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東歐國家所有的新政府無一例外地把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全面資本主義化當作基本國策，顯示了戈爾巴喬夫在東歐宣揚的“新思維”和“公開性”變成了輝煌的現實成果。
戈爾巴喬夫對劇變發生的態度是，表示歡迎這種“民主化的進程”，認為是“革命擁革新的浪潮”，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斯大林主義的死亡；譴責了蘇聯有些人批評蘇共在東歐“不戰而退”的立場，說那是“以前我們采用過的和我們已經堅決不再使用，堅決予以譴責的方法。”戈爾巴喬夫的歡迎詞很快就淹沒在西方和東歐反對派慶祝“勝利”的一片喧鬧聲中，1989年10月東德并入聯邦德國并加入北約，1991年6月經互會和華沙條約組織宣布解散，持續了40余年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集團對抗終于降下了帷幕。從此時開始，西方資本主義和美國等帝國主義，由于失去了可以與之相抗衡和制約的對手，就能夠放膽地推行其獨霸世界的野心——政治、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了。
4．導演東歐劇變并加速蘇聯自身解體。
任何事物的產生、發展及消亡都有著自身特定的規律，其中充滿著許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戈爾巴喬夫對蘇東聯盟的瓦解起到至關重要的催化劑的作用，而東歐的劇變和蘇東聯盟的瓦解又從外部反映和作用、影響到蘇聯自身，這個影響就是加速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各族人民內部的分化、重組，加劇了蘇聯國內的劇烈動蕩的質變。一是東歐劇變給蘇聯國內和西方反共勢力以極大的精神支持，蘇聯共產黨員和廣大無產階級本身對赫魯曉夫以來的各種所謂改革就持有很多疑慮，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隨著深化變成了無頭的蒼蠅胡“改”亂“革”，激起了十分多的不滿情緒，國內的各種反共和反社會主義勢力就利用這些不滿情緒和東歐劇變大作文章，使蘇共的領導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挑戰；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們則加強了對蘇聯“和平過渡”的力度，東歐劇變更壯大了反對勢力，共同積極和主動地向蘇共尤其是戈爾巴喬夫施加壓力，在巨大的壓力和誘惑力面前，蘇共自己拱手讓出了執政70多年來的領導地位，把各種維系穩定的權利交給了反蘇、反共和要求獨立的分子手中，維系和支撐穩定的政治紐帶一斷，國家和民族的分裂就幾乎成了定局。
蘇東聯盟是以保護相同的意識形態并以各國相互合作為基礎而存在的，各國共產黨的關系也就始終是以國家的相互協作配合為標尺并維系著聯盟運作的。由于各聯盟國根據戈爾巴喬夫號召進行的所謂改革，把國內的政治、經濟和意識搞得污七八糟并導致了極度混亂中的轉軌劇變，而蘇東聯盟的瓦解對蘇聯國內產生了巨大的反彈效應，蘇聯民族分裂分子和西方勢力看到聯盟中央在對東歐政策上的束手無策和步步退讓，加緊了對蘇聯內部的分化瓦解工程——西方著重把對東歐的經濟援助和經濟轉型中得到好處等信息轉達給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示范榜樣”：退出蘇聯不僅在政治上可以徹底擺脫了聯盟中央的控制，而且可以自己制定符合自己條件的經濟發展道路，加上西方的大力援助、民族復興大有希望。為此，蘇聯國內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反共、反社會主義、反聯盟的勢力迅速糾集成一股強大的分裂總勢力，更加猖狂地以“獨立”、“自決”為旗號，以爭取民族自己發展道路為鼓惑人心的政治斗爭口號，使許多民族加盟共和國的群眾逐步形成了共識——脫離蘇聯利多蔽少，從而邁開了像東歐那樣朝著擺脫“束縛”、走“獨立”發展道路迅跑的活動，為蘇聯的自身的分裂解體創造群眾基礎、組織條件和組織保證，加速了蘇聯分裂解體的進程。
5．與中國一道共推修正主義大業的完成。
中蘇兩國山水相連是近鄰，兩國人民有著因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結成的歷史性的聯系，蘇聯曾因出了列寧和列寧主義而創建了蘇維埃聯盟共和國，中國曾因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出現而使中國的勞動者階級真正在世界的東方站立了起來。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和中國的鄧小平及后來的江澤民，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共產黨組織和運用修正主義對自己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蹂躪的、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最大的當權派頭子，其根本的志同道合和相同的目的，為相互之間的密切合伙、合作奠定了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基礎，相互之間政治上的支持、朋友之間的友好往來、經驗方面的學習借鑒、經濟方面的互補，是兩個修正主義集團歷史發展的必然和客觀現實的需要。兩個修正主義集團也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鄧小平政變奪權并掌權后發表講話并頻頻向蘇聯獻出殷勤，而戈爾巴喬夫掌權后也紛紛伸出要求友好之手，特別是1989年5月兩個修正主義頭目在北京會晤時，鄧小平對20世紀60年代的“中蘇大論戰”的評價是“雙方講的都是空話”，隨后發表了聯合公報，標志著這兩個修正主義集團完全走到了一起。中蘇兩國在社會主義陣營里，經過了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親密合作——中國建國初的困難階段蘇聯提供的真誠幫助和支持，也有過堅持馬克思主義還是堅持修正主義的論戰與分道揚鑣的經歷，最終又因雙方都搞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而重新形成劃時代的有機結合。基于中蘇兩黨都被走資派奪權而構建的共同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修正的認識，終于自80年代末期以來兩國由于根本目標和利益的一致性，而放棄對抗并實現了關系的正常化，并且在用資本主義改造社會主義的“改革”過程中，在政治上相互之間提供支持，“改革”進程中相互學習借鑒、提供成功的經驗和做法，共同為主導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化起到排頭兵、急先鋒的示范作用，又都經過自身的艱苦努力先后以不同的形式完成了對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改造的任務，回歸到了資本主義的“正統道路”上。
蘇聯曾因戈爾巴喬夫集團的出現而導致了分裂解體，中國也曾因鄧小平集團的操縱而使中國變了性并成為一盤散砂。俄羅斯國是原蘇聯解體中得利最多和解體后綜合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中國在亞洲也還是有一定實力和影響的大國。兩國在對外關系上，雙方有著共同對付其他更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有著至關重要的戰略利益關系；兩國在地緣關系上，雙方存在著一定數量的邊界交互關系，開展經貿往來和互補對發展兩國經濟有著重要的地位；兩國在自身內部關系上，也有著共同鞏固、發展和享受由于修正主義泛濫而帶來的優厚成果的深層內涵。由于存在著這些天然關系共同的屬性，為俄羅斯和中國互相修好對方創造并奠定了根本的及濃實的基礎，蘇聯解體后中蘇關系平穩地過渡到了中俄關系，此后兩國的關系還獲得更進一步的穩步發展，并逐步形成了一種符合兩國利益的新型的國家關系模式——共同鞏固修正主義的成果——開創和發展當代資本主義格局。普京和江澤民上臺執政后都十分重視雙方相互的友好關系，多次表示要發展并深化雙方的睦鄰友好和建設性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認為俄中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是面向21世紀的，不會因時局的變化而動搖。但也必須清楚地看到，兩國發展相互關系是有一定前提和限度的，在面對共同的強大敵人可能會表現出相當的一致；在涉及到各自利益時雙方都會從維護本國大資產階級集團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并作出相應的傾斜于本國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決策；還由于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具體政治、經濟利益基礎上的，如果一方被強大帝國主義國家或集團用重大利益利誘或收買，也會導致或出現兩國氣氛毒化的問題。
綜上所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既是蘇聯特定歷史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形態多元化、復雜化的具體反映，也是蘇聯上下上下所企盼和要求進行重大社會變革的一個總縮影－－但上層與下導選擇的總路線總方向不同；既是把握特權的修正主義與時俱進地繼續泛濫和升華的具體化，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整體原理被邊緣化最終拋棄的客觀現實；既是已經壯大的特權階級向更高層次邁進，徹底拋售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資源－－上升為資產階級的主觀需要，也是廣大勞動人民對“改革”實踐中自身權益不斷被剝奪已經習慣－－冷漠化的現實；既是共產黨不斷向執政黨——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政黨轉變的重要實踐，也是促成和保證還帶有共產主義黨和社會主義性質的蘇聯走向崩潰的催化劑、推進器。戈爾巴喬夫推行全面和徹底“改革”，最終徹底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由此觸發并激化了深層的社會矛盾，導致了各種政治、經濟的混亂和危機，造就了蘇共執政地位的喪失和在國家中領導權的異位，完成了蘇聯殘存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聯盟的解體。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