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式修正主義“改革”進程及成果（一）

老共產黨人

盡管蘇聯修正主義的各位大師們，在對社會主義進行所謂“改革”和“深化改革”的浪潮中，面對的國際形勢和時代背景不同、采取的方式不同、運用的手段不同、所占居的時間長短不同，對社會主義否定和推進資本主義的劇烈程度不同、完成資本主義復辟的進程不同，但都宣稱是要革除障礙社會主義發展的“蔽端”、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前進的“僵化體制”——其實是從根本上消滅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消滅了當然“蔽端”和“僵化”體制也就不存在了。但蘇聯修正主義一出現，就表現出十分明顯的特征特性，總是公開否定原杰出馬克思主義式領袖人物——斯大林，從而標榜自己才是唯一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否定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公平制度和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把偉人和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出現過的失誤無限地放大百般攻訐，在充分肯定個人主義重大作用的同時，進行私有觀念的重新啟蒙并大搞“物質刺激”實踐，把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真正遵循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實踐，污蔑為“教條主義”、“左”和“極左”并始終堅持庸俗的實踐觀，循序漸進地把一大批主張走資本主義的人、堅持資產階級思想的人，提拔到黨政軍的核心位置或關鍵崗位，發揮其特殊的漸進推行資本主義的作用，然后又有計劃有步驟地旨在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所謂“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逐步培植起適合資本主義運行發展的“專家學者”基礎的同時，卻在“為最廣大人民利益謀福利”的口號聲中，一步一步地收回了原廣大勞動人民已經獲得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權利，取消了整個社會的平等機制而不斷地推進兩極分化－－培育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最終使勞動大眾重新回到在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什么也沒有的弱勢群體－－無產階級－－等待別人來恩賜剝削、壓迫和統治、養活——資產階級專政。

二十世紀90年代初蘇共的轟然垮臺、蘇聯的分崩離析，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重新淪為資本家的奴隸的事實，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謎面十分深奧而謎底卻十分簡單的謎語。許多的所謂政治家和理論家們，對這個問題由于所站的立場和分析角度的不同，其所得出的“見解”和看法，也是五花八門并各持一詞。特別是與“官方”有著千絲萬婁聯系的專家們總是認為，主要是由于“經濟沒搞好”、主要是“教條主義”和“封建主義”造成的，有的則認為主要是西方敵對勢力長期實行“和平演變”戰略和自己丟掉了老“祖宗”——戈爾巴喬夫改舉“新思維“的旗幟，也有的認為是部分黨政干部腐敗形成了具有特權的官僚腐敗階層，造成了黨脫離工農群眾并與之相對立，如此等等。對于蘇共失權、蘇聯解體的原因，應該說不可能是單一的某方面原因，其根本的起因要追根究底－－順藤摸瓜，就必須回溯到50年代赫魯曉夫上臺以后，所創造的一系列“改革”現象中去尋找真實的答案——蘇共20大結束時“突然”的全盤否定斯大林時代和其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顯著成就的秘密報告－－“改革”的總信號和總標志。蘇共自赫魯曉夫集團選擇了修正主義的“改革”路線以后，我們沒有必要去臆造當時這些領導人及其集團的動機和主觀愿望究竟如何，只能是通過這條路線所產生的必然后果情況來進行客觀分析。但由于蘇共選擇的是一條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自己通向死亡的道路，繼任的最高領導人及其集團，或主動或被動地沿著這條道路的慣性滑下去，期間雖然也出現過一定程度的反復，經濟上和軍事方面還出現過一定程度的輝煌，－－蕓花一現的回光返照，但是走向死亡的結果則是注定的，而且“改革”越深入死亡的程度就越徹底，“改革”的步伐越快走向滅亡的速度也越迅速。蘇共的最后分化和滅亡，蘇聯的最后解體和分裂等慘劇的爆發，既是蘇共選擇修正主義式“改革”順理成章的事，也是這種修正主義式“改革”和所導致的一種必然結果。

縱觀赫魯曉夫所開創及其后來的繼任專家們承接下來的所謂改革，一連串的疑問不得不由然而生：當時是出于個人利欲薰心的需要還是站在黨和人民位置上公心的良心發現，是站在資產階級階級的立場上審視社會主義還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審視資本主義，是特殊人物的別有用心還是對共產黨人真理的發現，是否定社會主義的需要還是社會主義事業本身發展的需要，是真心想破除個人迷信、個人崇拜還是要借機否定偉人、達到獲取自身崇拜的預謀，是出于個人私性膨脹原始動力還是準確地反映了全黨全國人民的真實愿望，是剝削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人性的發作還是無產階級理念和階級立場的激發，是選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方向還是真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自我完善，是為了要達到個人或小集團目的還是真正要改革障礙社會發展的蔽端，是新生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切身利益需要還是為了維護廣大工人農民的利益的需要……等等，歷史已被某些官人和專家們故意塵封起來或用一些古怪的不著邊跡的托辭遮掩和被深藏得不見天日，這些深層的內核東西誰也無從知曉。但我們可以通過蘇聯共產黨內部的“改革大師”們的言行和所進行的各項“改革”進程進行理性分析，只有透過深刻分析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才能從中廓清并找到修正主義“改革大師”們本質上是走的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最本質內容——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掘墓人，理出最本質的頭緒——“改革”專家和繼任“改革”大師們——巧妙地縱容自己的私欲－－循序漸進而又最終實現集團私欲大膨脹并形成總體合力，與時俱進完成了總垮臺和總劇變－－現實的總結果。這，才是蘇共和蘇聯滅亡的真實歷史及客觀存在著的本來面目——復辟資本主義的量變到質變。
蘇式修正主義“改革”進程及結果（二）

赫魯曉夫開創的修正時代

老共產黨人

赫魯曉夫既是共產主義運動中在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的國家里，第一個高高舉起修正主義“改革”大旗的人，也是第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面目出現，進行否定共產黨發展歷程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創始人；既是在蘇聯公開否定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的——始作蛹者，也是蘇共內部第一個以最高決策者身份選擇與馬克思主義指向相反發展道路的創始人，更是第一個用共產黨的行政權力推行資本主義管理模式的祖師爺。由于蘇共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建立并不斷前進的，其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示范性的效應與作用，所以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不僅對蘇共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及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產生了腐蝕性的影響，而且對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也產生了十分惡劣的引導性作用，其直接產生的惡果也是難于估量的。赫魯曉夫開創的否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舉動，既為無產階級政黨自己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提供了方向性的“路標”——被后來者紛紛仿效，也為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大行其道開辟了道路，還為修正主義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乃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泛濫，創造了條件——提供理論依據和手法、實踐經驗。

一赫魯曉夫“改革”的主要內容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的9月，赫魯曉夫以陰謀手段搞倒了政治對手貝利亞、馬林科夫，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1958年3月后又兼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形成了集黨政大權于一身，逐步在蘇聯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以及對外關系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發人深省的所謂改革。赫魯曉夫既是對前任杰出領導人進行全盤否定樹立自己威信的創始人，也是共產主義運動中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最早豎起“改革”大旗并進行所謂改革的大師，也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社會進行資本主義式改造的創立者和推行者。赫魯曉夫上臺后所著手進行的所謂“改革”，主要集中在政治領域、意識形態領域、經濟領域、干部制度、對外關系領域、法制領域等幾個方面：

（一）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

赫魯曉夫集團借反對個人崇拜和個人集權－－《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報告拉開序幕，這個報告不具體分析產生個人崇拜的客觀歷史和制度上的原因，只是一味地攻擊斯大林個人的特有品德和直接形成的過錯，但對執政黨應如何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并沒有提出明確有效的理論觀點，也沒有制定出如何有效防范的運作機制，而在后來的實踐中當赫氏個人地位穩固后則又人為地掀起了新的個人崇拜，其偏聽偏信、任用親信等等比斯大林有過之而不及。

（二）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改革”

赫魯曉夫集團在黨建方面，拋出了要把國家建設成為全民國家、共產黨建設成全民黨的目標，這個目標要達到的就是要使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在階級斗爭復雜化的條件下，變成一個能夠代表任何階級利益夢想永遠合法地進行執政的統治集團，開創了共產主義運動中共產黨面對國際資本主義國家重重包圍和顛覆，國內新生特權階級官僚集團已經形成的情況下，由無產階級革命黨向高高在上和所謂執政黨轉變的先例。

（三）干部制度方面的“改革”

赫魯曉夫集團為適應“改革”的需要，實行了干部任期制和輪換制，要求每次例行選舉時蘇共中央委員會及其主席團委員至少要更換1/4，加盟共和國級更換1/3，區級基層黨組織更換1/2，頻繁更換不適合“改革”形勢標準需要的干部；平反一批斯大林時期被定為反革命集團和叛徒集團的所謂冤假錯案，把一大批原來反對共產黨和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解放”出來，并放置到重要崗位上繼續讓這些人發揮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更大作用。

（四）經濟領域方面的“改革”

赫魯曉夫集團曾多次嘗試否定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民經濟發展和工業、農業、商業應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的基本原則，強調和發展各項生產中的市場調節、物質利益和物質刺激原則，以此來調動勞動者在生產領域中的積極性。

（五）社會階段定位方面的“改革”

赫魯曉夫集團提出了所謂的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認為蘇聯已經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1961年宣稱蘇聯將在20年內基本建成共產主義，并在新的黨綱中把超階段并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作了詳細論述的和具體的設計和規劃。

（六）對外交往關系方面的“改革”

赫魯曉夫集團提出了與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總原則和總路線，表明了蘇聯社會主義與國際上帝國主義國家及其集團之間，已不在是你死我活的敵對斗爭關系，而是變成了相互之間的必然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戰略伙伴關系。

（七）法律和制度建設方面的“改革”

赫魯曉夫集團為了適應和促進對內對外“改革”形勢的需要，循序漸進地修改和制定了一系列與“新形勢”相配套的國家法律法令，使“改革”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依靠社會主義國家的強制推行資本主義，并最終把“改革”取得的成果固化下來。

二赫魯曉夫“改革”造成的后果

赫魯曉夫上臺后執政的10年對蘇聯原斯大林時期的一切存在過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領域，都進行了全盤式否定式的“改革”及修正，這此所進行的“改革絕非他個人的一時心血來潮”，而是蘇聯共產黨內的特權階級已經形成的形勢下，舊的體制已不在適應而是嚴重地束縛了一大批各式新生貴族對政治、經濟、文化的需求－－蘇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和發展的必然產物，這些所謂的改革在蘇聯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產生了重大影響，為搞亂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理論，為修正主義勢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橫行從此打開了綠燈。這些影響集中表現在：

（一）有目的反“個人迷信、個人崇拜”運動的成效

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秘密報告”適時拋出，對蘇共和蘇聯人民正在進行的各項革命及建設具有決定意義的斯大林，從頭頂到腳底被從為制造和故意潑上去的大糞所包裹成了天然的妖魔，是對蘇聯革命和蘇聯共產黨歷史，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徹底背叛的客觀反映和具體表現：

1．篡改歷史為私欲膨脹服務。

赫魯曉夫把蘇聯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活生生的斯大林，從生前天堂中的人民救星定為了死后的魔王，由歷史上杰出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領袖變成了死后的資產階級式的無恥小人，由過去徹底的共產主義革命家變為了死后的革命投機者，由活著的時候是打擊反革命勢力和反法西斯的天才的軍事指揮家變成了只會摸著地球儀看進展的十足庸人，由過去恣祥父親般的人物變成了死后無惡不作的妖魔，這在蘇聯共產黨人和蘇聯人民心中對這種突然的歷史性反差是如何感想呢，結論恐怕只能是模糊的自己否定自己的歷史。

2．人妖顛倒混淆是非否定蘇共。

把斯大林由生前黨和人民的功臣，變成了死后最大的歷史罪人，由昔日無產階級革命的鮮明旗幟，變成了眼下無產階級的可恥叛徒，由始終忠實維護列寧形象和執行列寧主義的革命家，變成了一貫只會與列寧作對的專家，由一生受共產黨員和人民忠心愛戴的領袖，變成了專門欺騙共產黨和人民的公敵，由存在于世時無私的共產主義先鋒戰士，變成了死后只會為自己謀權謀利的野心家和陰謀家，由終生有著大智大勇和沉著剛強，變成了死后只現殘暴及青面獠牙的怪物……，如此等等駭人聽聞而又是蓋棺定論式的評價，是歷史的真實嗎？恐怕只能是蘇聯共產黨自己給自己亂陣腳，自己給自己套上絞索，自己給帝國主義反對共產黨制造口實和依據的怪異行動。

3．給歷史留下無窮的后患和病灶。

赫魯曉夫集團對斯大林的顛倒黑白的評價，把斯大林時期批駁得一塌胡涂和一無是處，給蘇共黨員和廣大勞動人民乃至整個共產主義革命留下了什么呢？應該說留下的是對蘇共和蘇聯歷史的根本歪曲、背叛，留下的是對馬克思主義創立以來整個共產主義革命潮流的又一次重大潮弄和反動！制造了共產黨中的偉人對待人民是比帝國主義還兇殘的“暴徒”事實，開創了一部分偽裝的共產黨人為了實現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可以任意夸大事物，并把全部錯誤歸到某個人的名下而把自己標榜為唯一的正確者；給蘇共和蘇聯廣大勞動人民乃至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遺產是什么呢？應該說是共產黨的高層人物乃至整個共產黨不能相信、更不能崇拜，否則就會吃虧上當受編；遺產是共產黨的高級人物原來都是些政治流氓和政治騙子，所說的話都是使人上當的術語；遺留下來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是自吹自擂出來的和自己標榜出來的，如果再有人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任何情況也不能相信；遺留下的產物是存在過的蘇聯歷史，都不是真實的而全是假的和偽造的；遺留下來的產物是判斷事物和歷史原來根本就沒有什么原則及標準，完全是根據當權者的想象、需要和愛好而定的。

4．攪亂了馬克思主義戰線和陣營。

私欲膨脹的赫魯曉夫們對斯大林的所謂重新評價，給馬克思列寧主義實踐、黨和人民所進行的革命運動，以及如何對待和評判革命運動中起到重大甚至是決定作用的偉人是非功過，如何看待蘇聯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歷史性豐功偉績與斯大林之間的有機聯系，制造和遺留下了一本厚重的糊涂帳。由于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特殊地位，這個歷史事件的后果，既是對客觀存在過歷史歪曲，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歪曲，更造成了客觀上的對如何對待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陣營的巨大戧害。

（二）全民國家、全民黨提出和推行的惡果

堅持用階級和階級斗爭來認識、分析和解決階級社會中一切問題，既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和本質，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關鍵前提，全民國家、全民黨的理念的出籠，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及國家學說背叛及否定的客觀反映和具體表現：
1．否定了階級社會中的階級存在。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為指導建立的共產黨來，在存在著國家、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條件下，自己出來宣布或徹底否定階級和階級斗爭分析問題的理念（這還能是共產黨和共產黨人嗎？），全民國家、全民黨打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號，在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的強力推行，混淆了無產階級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之間的根本區別，模糊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反向性質。
2．否定了實質上代表勞動大眾利益。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取得勝利并進行執政的共產黨，自己否定并不是只代表原來受壓迫受剝削的勞動群眾，更代表著有權有勢的各類人；國家也不僅僅是工人農民等勞動群眾當家做主的國家，而蘇維埃政權是為所有的人謀取最大利益的；只要有權有勢也可以加入共產黨成為執政的一員并代替勞動大眾執政，只要掌了權或錢就會自然變成了當然革命者，都是為工人農民謀取根本利益并為之服務的。
3．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的本質。
在國內外階級和階級斗爭異常尖利的條件下，提出無產階級的專政沒有必要只代表無產階級進行專政更必要繼續存在下去，主張和推行黨和國家已經代表全部的公民——專政的對象根本就沒有了，有了錢有了勢就是革命者－－共產主義者，也只有有了錢有了勢才能自覺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先進的階級和先鋒戰士。使無產階級根本上來說要進行專政和限制的階級群體，變成了合法存在并成為可以向勞動大眾專政的主體，使這種客觀存在的“專政”轉換成了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牌子，而行實施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專政骨子的有效工具。
4．完全代表了權貴階級的總體利益。
蘇共改變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自稱是代表“全體人民的先鋒隊”，仿佛所有人都是執政基礎并得到所有人的擁護，然而事實上卻已不再代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而是代表黨內復辟資本主義道路的新生資產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這種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共產黨與資本主義國家執政的政黨性質、提法和做法變成了一樣——口頭代表所謂的全體人民——而實際上代表的是有錢有勢或想發財致富的人服務——不是為那一個特定階級服務——都是全民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也是基本一致的——不是為特定的階級（無產階級）壓迫另外的階級（資產階級）的工具－－是為已經上升為政治貴族、精神貴族、文化貴族、財富貴族、掌握鎮壓大權貴族服務的－－都是全民的，而實質和核心拋棄的是無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利益，其所想所做與資產階級能有兩樣嗎？
5．用馬克思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
赫魯曉夫宣布取消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正是表明他用資產階級的謊言來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推行全民國家、全民黨最根本的后果——就是用庸俗化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徹底否定和戰勝真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用庸俗的政黨和國家學說來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和國家學說，表明當時的蘇聯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占主導地位進行專政的國家，也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政壇上執政，全民國家、全民黨的出籠和實踐，給后來所有的共產黨人進行修正式地建黨和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遺留了一大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麻醉黨員和人民的糊涂粥。

（三）干部任期輪換和平反“冤案”的成果

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積極推行干部任期制、輪換制和平反所謂的冤假錯案，是修正主義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執行公務的人民公仆的定性的背叛與否定的客觀反映、具體表現：
1．開創了黨內耍陰謀詭計的道路。
赫魯曉夫在推行的所謂改革中，讓人們在修正主義推行干部路線的實踐中，感覺到只要是反對斯大林時代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立場、觀點、方法，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東西”、全是正確的發展方向，只有用所謂的列寧來批判斯大林的所有路線，只有徹底否定斯大林時期存在過的一切的一切，也只有應用和推行資本主義的東西，就能堅持所謂的社會主義和順著竹桿往上爬，就能上升到自己夢想得到的財富和地位，不進行或不適應所謂改革（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各級領導就只能讓路、就下臺。這種庸俗的實用主義哲學，雖然在蘇聯國家和社會中得到了有效推行并達到“改革者”的目的，卻在客觀上刺激和開創了已經執政了的共產黨干部，向資產階級耍權謀詭計術方向發展的道路，卻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徹底革命論的本質。
2．開創了為復辟掃清障礙的先例。
原來與斯大林針鋒相對斗爭過的一大批“牛鬼蛇神”，只要是能始終堅持反斯大林時期的所謂獨裁和專制的，就徹底解放出來并安置到重要的崗位和委以重任，實現了為所謂的改革和逐步復辟資本主義創造必要的環境條件。只要是能為“改革”大唱贊歌和反映“改革”的豐碩成果的，只要是能堅持和推行“改革”障礙社會發展的蔽端的，只要是能帶頭“勤撈致富”的，就能通過欽定的定期輪換和任期制，提升到夢寐以求的高等位置上，使一枕黃梁變成客觀現實－－轉變為共產主義的先鋒隊并成為執政黨中的重要一員，充分享受到金錢和美女帶來的快感。
3．為修正主義深化發展提供了經驗。
赫魯曉夫干部任期制、輪換制和平反所謂的冤假錯案的推行，為安排大批修正主義親信和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創造了條件，給共產黨內和社會主義制度下在干部培養、使用、提拔等方面的標準推銷了一缸不清不白的濃黃湯，為后來者繼續與發展此論此道，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直接實踐的豐富經驗。

（四）經濟領域推行改革方面的成果

赫魯曉夫在當權期間嘗試和堅持推行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國民經濟發展中工業、農業和商業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根本原則，強調各項生產中的市場調節并實行了一系列諸如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擴大集體農莊、農場自主權，進行工業、建筑業管理改組，用地區原則取代部門原則，把經濟管理重心從中央移向地方，提倡企業利潤原則、加強物質刺激等等所謂的改革，來調動勞動者生產的積極性。赫魯曉夫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領域所進行這些“改革”，是修正主義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科學原理背叛的客觀反映和具體表現：
1．為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創造了條件。
赫魯曉夫從經濟制度上根本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所定義的社會主義，是為克服資本主義無序競爭造成社會資源大量浪費基礎上，提出社會主義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社會的根本原理，通過強調和實施市場調節原則，把社會主義嫁接改造成與資本主義相類似的社會經濟制度。
2．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私欲膨脹提供了可能。
赫魯曉夫用政策性的導向實踐來激發個人或一部分的微觀理念，通過從中央到地方的實施擴大農莊和農場自主權，對工業、建筑業管理進行改組，用地區原則取代部門原則，提倡企業利潤和加強物質刺激等等政策措施，收到了激發個人和一部分為自己個人私利而奮斗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勞動群眾已經建立起來的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熱情，把社會主義變成了為個人、為地方、為小集團利益奮斗的一個個實體，分化了人們對集體、對社會主義國家宏觀利益的關注力。
3．為從根本顛覆社會主義探索出了實踐經驗。
赫魯曉夫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所謂進行改革，把資產階級思想當做馬克思列寧主義來理解、把資本主義存在的蔽端當做社會主義的經驗來推廣，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和發展方向發生了嚴重扭曲－－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使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方向的選擇鉆進了向資本主義方向邁進的魔圈。這不僅為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創造和開辟了道路，同時也為資本主義在對會主義國家經濟的顛覆創造了便利條件，還為修正主義后來的繼承人發展與時俱進的修正主義提供了翔實及豐富的經驗。

（五）蘇聯現實社會性質主觀定位收到的效果

在赫魯曉夫當政期間提出了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已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主觀論調并宣稱蘇聯將在20年內（1981年前）基本建成共產主義。赫魯曉夫在蘇聯對自己統治下的社會性質的主觀隨意定位，是修正主義對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認識和實踐進行修正的客觀反映、具體表現：
1．實現了把復雜問題簡單化和庸俗化。
赫魯曉夫所謂社會主義社會已建成并在近期內進入共產主義社會論調的出籠，使人們感覺到原來社會主義就是現實中的與資本主義差不多的樣子、共產主義也那么輕而易舉地就可以實現－－并不是什么遠大理想和最終奮斗目標，這雖然刺激起了小資產階級的狂躁情緒、適應了快速向美好社會發展的虛幻空想心理，但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無產階級要在解放全人類后最終自己才能獲得解放的根本性原則，共產主義要具備“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條件，實現了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性質的定性簡單化、低級化、庸俗化。
2．實現了模糊姓社與姓資的是非界限。
赫魯曉夫所謂社會主義社會已建成并在近期內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奇談怪論的提出和實施，嚴重地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則，在剝削階級基本消滅但又重新分化且新的貴族形成的條件下，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隨便套用到與資本主義相似的社會中，使馬克思列寧主義修正成了粗俗的資產階級式理論，變成了社會主義也就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是社會主義的模糊理念，為后來的共產主義政黨向資產階級政黨演變奠定了理念基礎。
3．實現了把社會主義變成怪物的實驗。
蘇聯社會現實及相當一段時期性質的主觀定位，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庸俗化為可以到處亂貼的標簽，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生存的社會宣稱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使馬克思定性十分科學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變成了概念及內容十分混淆的模糊性怪物。

（六）修正主義法律和制度推行的效果

赫魯曉夫集團在執政期間為適應和保障對內對外的“改革”形勢需要，并通過激化的形式把“改革”成果規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在固化下來，循序漸進地修改和制定了大量與“新形勢”需要相配套的，所謂國家法律法令－－形成了逐步向社會主義進攻和復辟資本主義的后盾，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斷創造每個社會成員全面自由發展條件的歷史性背叛，也是一種歷史性的創造性反動：
1．把修正主義作為規范人們行為準則。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通過法律和法規的形式，強行性規定人們必須作出或禁止作出某些行為，即規定人們必須作出適應逐步推行資本主義的行為規范，修正、篡改和背離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社會，是為人的全面發展和實現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創造及提供條件，建立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奮斗目標、共同的道德、共同的紀律作為自我規范的要求，而實質上規定禁止人們作出不利于修正主義推行的行為規范，把人們的行為限制到了逐步復辟資本主義的范圍內。
2．把修正主義貫穿于整個社會生活之中。
所修訂及新產生的各種法律法規集中地體現了修正主義和新生貴族的階級性，通過大量模糊語言作為前提來欺騙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而把自己要實現或將想要達到的目標，用國家法律、政府的法規等形式固定下來，把自己階級的利益作為核心隱藏在法律法規的內核之中，象一根黑線貫穿在整個法法制體系之中，成為逐步復辟資本主義的推行器和保障器。
3．把國家作為推行修正主義的強制利器。
赫魯曉夫集團通過社會主義國家形式，逐步把修正主義的內容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并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為復辟資本主義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提供了法制依據，切實保證了公民在復辟修正主義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可能有凌駕于修正主義法律之上的特權。
4．把漸進復辟資本主義制度化和規范化。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法制的實施，不僅為有計劃復辟資本主義打開了方便之門，而且為修正主義逐步向定性化、泛濫化發展創造了有效的權威性、合法性，還為后來的繼承人提供了可貴的規范化經驗，使社會主義－－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國家法制的階級本質和屬性，逐漸地模糊化、糊涂化、一致化起來。

（七）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推行的成果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集團及國際組織等在處理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法律及其他各方面相互關系的行為基本準則。而赫魯曉夫集團在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條件下卻走上了與這些基本原則背道而馳的道路，是修正主義在國家關系上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修正的客觀反映和具體表現：
1．否定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對立矛盾。
赫魯曉夫集團把“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作為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凌駕一切的最高原則，鼓吹說這是“現時代的至高無上的絕對命令”，是“時代的無條件的要求”，是解決社會所面臨的最主要問題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應當成為“整個當代社會生活的基本法則”；并且宣稱帝國主義現在已經愿意接受和平共處，已經不是和平共處的障礙“不少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國家領導人現在主張和平與和平共處”，“越來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處的必要性”，美國總統“承認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的理智性和現實性”，這些論調為當時和后來的修正主義大師們提供了所謂的理論，也是他們所依據的所謂事實。
2．在意識形態的深層與帝國主義實現了同流合污。
赫魯曉夫集團主張同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實行“全面的合作”，宣稱蘇美兩國“能夠找到為了全人類幸福而協調一致地行動和努力的基礎”，“能夠為鞏固和平和建立所有國家的真正國際合作而攜手前進“，應該把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作為“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是“決定蘇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是當前“共產主義的戰略基礎”，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都要“把爭取和平共處的斗爭作為自己政策的總原則”，這些胡謅正是帝國主義所需要的言論，闡明了赫魯曉夫集團與帝國主義已經變成了“一條船上的盟友”。
3．變成了麻醉及制止勞動人民起來斗爭和反抗的武器。
赫魯曉夫集團把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看作是各國人民革命斗爭取得勝利的前提，認為各國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勝利，都“是在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條件下取得的”，鼓吹說“恰恰是在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情況下，古巴實行了社會主義革命，阿爾及利亞人民獲得了民族獨立，四十多個國家取得了民族獨立，各兄弟黨成長壯大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增長了。”認為這是“幫助國際革命工人運動達到其基本的階級目標的最好方法”，資本主義國家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增長了，社會主義在經濟競賽中的勝利“將意味著對全部資本主義關系的毀滅性的打擊”，“當蘇聯人民享受到共產主義的幸福的時候，世界上又會有幾億人說：‘我們贊成共產主義！’”那時就是資本家也會“轉而加入共產黨”，這是多么美妙動聽的言詞，成為了修正主義麻醉在帝國主義統治下倒懸生活的依據和借口，而事實是勝于雄辯的，其結論恰恰與赫魯曉夫所鼓吹的論調相反－－正是覺醒的人民在革命領袖的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才取得的勝利，如果堅持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是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斗爭勝利的。
4．實踐中不斷地推行霸權主義并與國際主義分道揚鑣。
赫魯曉夫積極推行與美帝國主義共同合作并相互主宰世界的外交戰略的實踐，在戰略合作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奧地利及其首都維也納變成了被蘇、美、英、法四國分區占領的地方，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改變了長期堅持的對奧和約應在德國問題解決以后才能簽訂的立場并于1955年簽訂對奧和約，從此結束了四大國對奧地利的占領，合作解決了二次大戰的一大遺留問題；在對待德國問題的矛盾上長期以來是東西方沖突的癥結之一，1955年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應邀訪蘇，舉行了兩國建交談判雙方并決定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全面實現了與多方帝國主義關系的合作化和正常化。在國際爭霸方面，赫魯曉夫1959年“應邀訪美”，在美國馬里蘭州的總統療養地戴維營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舉行會談，成為蘇聯推行蘇美合作外交戰略的重大行動，美國實際上承認了蘇美同是超級大國的事實；1961年蘇聯和民主德國為了制止從東柏林逃往西柏林的人流，沿西柏林的邊界線和東柏林境內修筑起一道“柏林墻”，封鎖了東、西柏林的邊界，西柏林人進出東柏林都要經過邊境站的檢查還需辦理入境手續，“柏林墻”的修筑雖然引起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惱怒，但它們除了發出警告之外不得不接受這一既成事實；1962年蘇聯向古巴運送導彈企圖在美國南大門建立導彈發射場，被美國U—2型飛機發現，美國總統肯尼迪下令對古巴實行軍事封鎖并進行戰爭威脅，蘇聯被迫撤走導彈才使導彈危機得以平息，導彈危機事件表明蘇聯開始走上同美國進行全球爭奪的道路，同時也表明當時的戰略優勢仍在美國方面；在與美國爭霸的同時，赫魯曉夫企圖控制中國造成了中蘇關系的惡化，這也是蘇聯推行霸權主義政策的又一重要表現。
5．分化瓦解社會主義陣營并與馬列主義道路決裂。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處理國際關系上推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總原則和總路線，成為阻止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起來革命，而號召和要求人們只要安安靜靜地等待著，根本用不著進行斗爭，用不著起來革命，用不著推翻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等到蘇聯的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奴隸就可以在壓迫者、剝削者的率領下一起進入共產主義了；把社會主義混為或變為帝國主義，本質上發揮了分裂和瓦解了社會主義陣營，而擴大了帝國主義的陣營的作用，制造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緊張局勢和分裂，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消滅社會主義國家的武器，背叛了整個國際無產階級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為后來蘇共領導逐步把社會主義推向社會帝國主義開辟了道路，提供了所謂的理論依據和實踐經驗。
蘇式修正主義“改革”進程及結果（三）

繼承并鞏固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一）

老共產黨人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在參加蘇共中央主席團非常會議和之后的中央全會上赫遭失敗，一致決定赫氏解除蘇共第一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職務，同時推舉勃列日涅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從此進入了歷時20余年的所謂“停滯不前”時期。勃列日涅夫的上臺執政，使蘇聯進入了存在歷史上一個十分特殊的歷史階段。說其是特殊歷史時期表現特征主要是：勃列日涅夫既宣稱要繼續執行“列寧主義”的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線，但另一方面又不指名地批判了赫魯曉夫的“個人崇拜”和“唯意志論”；既要著手對赫魯曉夫時期導致混亂的一些政策進行調整，但另一方面又仍然繼續執行赫魯曉夫的“改革路線”－－“新經濟政策”；既恢復了一些所謂舊的行政管理方法，但總體來說是把赫魯曉夫基本的“改革成果”繼承了下來；既為斯大林恢復了在蘇共和蘇聯建設及發展歷史上應有的部分名譽，但另一方面又在實踐中否定了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方向；既把蘇聯創造成了蘇聯歷史上最強大的歷史時期，但另一方面又把蘇聯建成了執政黨官僚特權集團最突出的歷史時期；既建設成了蘇聯國內最長期穩定的歷史時期，但另一方面又為蘇聯進入大動蕩大改組積累和創造了條件。勃列日涅夫時代被稱為特殊歷史時期，也具體地表現在：既遭受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嚴厲批判，另一方面也遭到了修正主義者的嚴厲遣責；既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不容易評價其正確與否，也往往被很多獎資深的“歷史學家”故意回避。

一在政治領域方面推行“穩定”的內容及結果

勃列日涅夫集團的執政期間，采取了一系列的“穩定政局”方針，并在某些方面恢復赫魯曉夫改組以前的黨政領導體制。

（一）政治領域推行“穩定”的主要內容

1．在領導制度和體制方面的“調整”。
在1964年11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關于把州、邊疆區工業黨組織和農業黨組織合并的決議》，恢復了1962年前各州、邊疆區統一的黨委會和統一的蘇維埃、工會和共青團等組織；1985年12月由波德戈爾內接替米高揚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形成了最高領導核心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3人的“三駕馬車”集體領導體制；1966年3月蘇共二十三大召開將黨中央主席團改回稱中央政治局，并重設中央總書記取代第一書記；同時取消了赫魯曉夫時期實行的”干部更新制度”，避免了大量干部無休止輪換的狀況，基本保持了各級干部隊伍的基本穩定；1966年成立社會治安部（1968年改名為內務部），專門負責社會治安工作，同時動員社會各方力量參加治安工作，廣泛建立社會治安站、同志審判會、人民糾察隊等，還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增設相應機構，處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并對之采取有限的打擊政策。
2．在憲法中明確確定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1977年10月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根本法）》，這是繼1924年和1936年之后的蘇聯第三部憲法，以專門條款全面闡明蘇聯共產黨在蘇聯社會中的領導地位，及在蘇聯社會政治體制以及所有國家機關與社會團體中的核心地位。
3．部分地糾正了全盤反斯大林的錯誤。
在斯大林問題上部分地恢復了斯大林的名譽，并在斯大林誕辰90周年之際以1956年6月30日蘇共中央決議為依據，評述了斯大林的功與過兩個方面，并發表一批肯定斯大林領導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的文章和回憶錄；于1969年在斯大林墓前為斯大林樹起了半身像。
4．部分地恢復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
在政治理論和意識形態上，整個時期的歷次黨代表大會都強調加強馬列主義的研究和宣傳，并提出要同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作斗爭；加強對人民群眾的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反對文學藝術創作中的“無黨性”和“絕對創作自由”。
5．繼續錯誤地為蘇聯社會階段進行定位。
在對蘇聯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的定位上，勃列日涅夫雖然收起了赫魯曉夫提出的“到1980年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的口號，卻取而代之的是提出以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提法，1967年11月正式宣布蘇聯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并于1977年進一步闡述說“成熟的發達社會主義階段，是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道路上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階段”，“蘇聯現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即新社會的成熟已經達到這種程度和階段：全部社會關系在社會主義內在和固有的集體主義原則基礎上的改造即將完成。社會主義規律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社會生活各領域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得以充分顯示，社會制度具有有機完整性、蓬勃的活力、政治上的穩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內部團結－－這就是發達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征。”“各階級和社會各階層之間、大小民族之間產生新的、和諧的關系。蘇聯已形成新的歷史共同體，即蘇聯人民。”

（二）政治領域推行”穩定“的主要后果

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18年里，顯示出了突出的的勃列日涅夫特色的結果：
1．人為“個人崇拜”盛行起來。
在步入統治核心的初期，由于個人領導水平和個人特色等方面的主要原因，強調并實行了比較切實的集體領導；但隨著政局的穩定及其領導地位的鞏固，他個人集權和新的個人崇拜傾向日益明顯；從70年代起，他逐步把自己的親信提拔上來并經常直接插手政府內外事務，1976年勃列日涅夫“獲”蘇聯元帥銜，1977年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和國防會議主席，成為蘇聯黨、政、軍的最高首腦，7次“獲”得列寧勛章、3次“獲”得英雄金質獎章，其名字、照片、語錄充斥蘇維埃各種書報刊物，在各種場合引述他的講話和著作已成慣例，對他的個人頌揚越來越頻繁。
2．官僚主義和腐化主義墮落盛行。
由于對執政條件下的共產黨如何正確地進行建設，以及對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如何進行建設，缺乏對現實清醒的認識和缺乏明確清晰的正確發展思路，形成了實踐中缺乏相應的解決問題的決心、魄力和能力，與此相隨帶來了理論和體制上的“勃列日涅夫”化，造就了官僚主義和官僚作風更加滋長、盛行，營私舞弊現象更加增多和突出，不正之風比比皆是，整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日益趨于混亂中的停滯不前。
3．人民群眾日前喪失了民主監督和管理權力。
勃列日涅夫繼續推行所謂的改革路線，廣大的人民群眾，特別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在各級利欲熏心階層的重壓下，逐步失去了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權力，也缺乏表達自己真實愿望和真正意愿的機會，更沒有監督各級黨委制定政策、政府行政的權力；黨員尤其是領導干部演變為了一個特殊的利益階層，逐步導致了日益脫離群眾，成為所謂的專司執政的特權階層，導致特權腐敗孳生，長官意志、官僚主義和瞎指揮十分盛行。
4．共產黨喪失了昔日的革命性、先進性、導向性。
由于蘇聯共產黨在實踐中逐步推行了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領導層變成了一群按等級而劃分的只為自己謀取享受歡樂的群體，享受特權、貪污受賄、生活奢侈墮落成為了官場中的時尚，許多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和中央委員都卷入骯臟的勾當，贈送貴重禮品（包括贈送給總書記），被認為是正當的，一到節日前夕機要通信部門就忙得不可開交，分送從南方各地給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們寄來的盒子；上層內部變成封閉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會、相互提供有價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對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進入這個圈子是極端困難的，貴族們不勞而獲地過上了富有優越的生活，促使一部分人走向非法攫取財富的道路；而廣大勞動人民在各級領導和敗壞了的社會風氣示范效應影響下，變成了失去共同的理想和奮斗目標的自然社會群體，B普遍缺乏主人翁責任感和自豪感，并形成了約2400個黑手黨組織，并且這些組織大都有官僚背景，社會日益呈現出“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變成了與資本主義社會相類似的只管今天－－末日心態在公眾中蔓延開來，苦悶、彷徨和冷漠、不思進取等情緒俏然興起，怠工、酗酒、勞動紀律松懈成為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很多人上班遲到，到崗后點個名就匆匆到街上排隊購買新到商品或者到電影院看電影，以至于安德羅波夫時代不得不派出克格勃和民警到商店和影劇院去攔截這些曠工者；七十年代穿牛仔褲、坡跟鞋、跳迪斯科舞、聽爵士樂，越來越成為年輕人的時尚，吸毒也開始風靡一時；全國私人轎車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燃油是從國家盜竊來的，某些地方這個比例甚至高達80%，莫斯科、列寧格勒、奧德薩等大城市中“存在著相當普遍的小偷小摸行為”；酗酒現象逐步發展成了社會的一大公害，據統計到八十年代初全蘇的三分之一成年公民處于經常性的爛醉如泥狀態，因酗酒導致的事故、傷亡和暴力事件直線上升，社會治安狀況大大惡化，莫斯科已經和紐約一樣成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5．沉醉在虛幻的“發達社會主義”自我滿足中。
由于勃列日涅夫把蘇聯的社會定位并建成了“發達社會主義”，這種不切實際的所謂理論通過報紙、廣播連篇累牘地注釋性吹噓灌輸，理論界人士、黨政官員、作家、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們異口同聲地贊頌，甚至標榜為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創新，從上到下構成了一種掩蓋矛盾、粉飾太平的自欺欺人的“麻醉”環境，8大家都不再正視和解決存在的各種復雜矛盾與問題，使社會在運行中積累了無數尖銳矛盾，這些矛盾越積越深、能量越積越大，把蘇聯國勢托入虛幻的頂峰之中最后落入了不見底的深淵－－為蘇聯全社會的進入動蕩并徹底炸毀這個國家埋下了足夠的炸藥。

二在經濟領域推行“新經濟”的內容及結果

在勃列日涅夫集團的統治下，先后實施了“八五”、“九五”、“十五”三個五年計劃（1966~1980年），在工業部門推行“新經濟體制”的同時，對農業部門也進行了某些“改革”，并產生出了相應的后果。

（一）“新經濟”推行的主要內容

1．在工業“改革”方面。
第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的“改革”階段：1965年9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關于改進工業管理，完善工業生產的計劃工作和加強對工業生產的經濟刺激的訣議》，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新經濟體制”的基本原則，恢復集中領導的部門管理制并兼顧地區管理的原則，到1980年由中央直接管理和由各加盟共和國及地方管理的工業企業產值分別為工業總產值的54％和46％；在堅持集中計劃的前提下擴大企業某些自主權，將國家下達企業的計劃指標由20多項減為9項，企業的利潤留成由6％提高到17％，企業有權自行出售按調撥單銷售不出去的產品，企業經理獲得確定本企業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的權力等；以利潤留成設置企業經濟刺激基金，包括物質鼓勵基金、發展生產基金、社會文化措施及住宅建設基金；利用價格、信貸、獎金等經濟杠桿刺激企業改善管理，在零售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全面調整了工業品批發價格，開始發放基本建設長期貸款并實行擇優貸款原則，把獎金與企業最終效益掛鉤等。
第二，70年代初期至末期的“改革”階段：這一時期“改革”主要內容，是進一步改組工業管理機構，成立各種聯合公司，開始推行以集約化經營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戰略，于1973年3月以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通過了《關于進一步完善工業管理的若干規定》的決議，此后各種聯合公司在蘇聯普遍建立起來，到1979年聯合公司達3947個，參加的企業共有17516個，聯合公司的產品占工業產品總銷售額的47.1％，從業人員占工業生產人員總數的48.4％。
第三，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改革”階段：其主要內容是在第一階段工業管理體制改革中的若干方面又提出一些新措施，1979年7月以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通過了《關于改進計劃工作和加強經濟機制對提高生產效率和工作質量的作用》的決議，規定了要建立長、中、短期相結合的計劃體系，并以5年累計完成計劃情況作為評價企業的依據，使企業的經營活動有較大的余地；嚴格控制新上基建項目，將基建投資首先用于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并在建筑業中推廣施工隊包工制；把企業物質鼓勵基金的形成指標，由產品銷售額改為定額凈產值，由新產品銷售額改為優質產品產量增長額；將科技人員的物質利益與科技進步的經濟效益掛鉤等。
2．在農業所謂的“新經濟體制”改革。
第一，以法律的形式確定“改革”的基本框架：11969年制定了新的《集體農莊示范章程》，其主要措施是改進農產品收購制度和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從1965年起國家實行“固定收購，超售獎勵”辦法，收購計劃一定5年不變超計劃交售加價50％；大范圍地提高收購價格，1965~1979年共農產品價格7次，農產品價格指數提高了60％以上。
第二，對莊員實行有保障的勞動報酬制度：即參照當地國營農場的勞動定額和工資標準，先由集體農莊每月向莊員支付一定貨幣報酬，并在產品收獲期發實物報酬、年終最后結算。大力支持發展個人副業：為支持個人發展副業實行了銀行發放貸款，國家減少稅收，放寬私有牲畜頭數，擴大擁有宅旁園地的居民范圍，放松農莊市場價格等。
第三，推行農業集約化方針：其主要措施是大量增加農業投資，用以解決農業機械化、化學化、電氣化、水利化和土壤改良等，同時建設農產品商品基地，加強農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和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1965~1982年農業投資總額達4708億盧布，比1950~1963年提高了7倍，每年對農業的投資占國民經濟投資總額的27％左右。推行農工綜合體試驗。農工商綜合體是把跨單位的企業或聯合公司，讓經營建筑、建材生產、農畜產品生產及加工、社會服務業等，通過經濟利益組合在一起，使農業資金、人才和技術集中或協調起來使用。

（二）經濟領域推行“新經濟”的主要后果

《共產黨宣言》勾畫出社會主義通稱共產主義大廈的基礎，即“廢除資產階級所有制”，消滅“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最完備的表現”，但是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過程中由于強制推行“新經濟”，把黨和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方向繼續定位到與《共產黨宣言》相反的軌道上，從根本上對社會主義賴以生存的基礎進行了瓦解和融化。
1．工農商企業“改革”加速了特權階級的形成與發展。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新經濟”的推行中，國營、集體企業的高級干部、廠長、經理、主席和黨委書記等掌握權力的人們，通過“新經濟”中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獲得了企業利潤留成、確定本企業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企業經濟刺激基金等權利的支配權和使用權，再通過這些手中掌握的權（錢）換取更大更多的權（錢），同時在關鍵部門安插自己的黨羽、在要害位置配備自己的親信，形成了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勢力王國－－穩固把持人財物和經濟命脈支配權的階級，這些勢力王國中的主子們變成了不同等級的特權階層，隨著時間的推移把企業轉化自己的世襲領地，訂立符合自己和代表自己利益的規章制度，隨心所欲地、胡作非為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大批特權階級應運而生并迅速成長起來－－政治、經濟、文化權力專有集團。
2．勞動階級創造的社會財富成為掌權人隨意享用的價值。
特權階級雖然從“新經濟”推行中的獲得了高出工人數倍至數十倍的薪金，并享有特殊的汽車、住房、國內旅游、食品配給和其他津貼也十分優厚條件，但是決不可能滿足激發出來的私有欲望，他們總是千方百計的通過各種形式剝奪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權，為自己享樂進行大肆斂財，把公有財物變成家產，各級黨、政、軍、企領導干部子女紛紛借老子的權力進入領導階層或“能夠發財”的部門，暗中合作“把國營企業變成了私人企業”，進而轉化為貪婪的掠奪者和腐化的寄生階層，再迅速轉化為一批又一批新貴新富，勃列日涅夫女婿丘爾巴諾夫是一個典型代表，這個平庸之輩和勃氏的女兒結婚后便官運亨通，很快當上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并在短短幾年內受賄達幾百萬法郎，“新經濟”的強制推行和深化，標志著新的“資產階級”被人為地迅速制造、培養、發展起來－－勞動者全面發展的根本條件－－經濟權利就被徹底剝奪和毀掉。
3．在加強法制和秩序的名譽下將獲得的特權模式固化起來。
隨著勃列日涅夫“新經濟”推行的不斷深入，新的階級對立情緒和沖突也不斷形成與發展起來，新特權階級為鞏固自己已經獲得的特權地位而又使之實現合理化和合法化，并適應“新經濟”形勢需要對下層群眾彈壓的合法化、神圣化，在“加強法制和秩序”的名義下連續地炮制出了一系列配套的“法令”、“條例”和“決議”，把廣大工人、農民和職工的反抗行動誣蔑為“聚眾騷亂”、“破壞勞動機構工作”、“盜竊”等等，不僅建立起了與法制相配套的懲治違反國家法律的場所－－“勞改營”并關押“犯人”上百萬，還特設了一種“精神病院”來摧殘敢于表示反抗或不滿的人群，“精神病院”內配置許多管教人員（打手），對被關押的“精神病人”任意“管教”并強制注射烈性藥物和毒品；勞動群眾對政府行政事務和對經濟領域活動的監督權力－－人民民主和國家的主人權力，以及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權、經濟收益的分配權、勞動成果的享受權－－一切經濟權力，在法制和制度不斷建立健全的幌子及重壓下一步又一步的被強行收回甚至是喪失殆盡。
4．腐敗之風和享受主義日愈地在中高層盛行起來。
勃列日涅夫統治時期實行所謂的法制使國家機構不斷膨脹加上干部終身制，結果“官僚特權階層”的人數越來越多，據有關資料估計“特權階層”的人數達50~70萬人，再將裙帶關系考慮進去，則享有特權的人數約達300多萬，已占全國人口的1.5%；雖然這時的生產資料仍歸蘇聯國家所有，但是“特權階級”掌有國家財產的支配權和分配權，他們已能夠通過“新經濟”的各種合法與非法的方式，變公有財產為私有財產以肥私囊，無疑給官僚的享樂準備了很好的環境，諸如享有豪華的住宅和別墅，到設備優良的醫院就醫，在特殊商店、特殊食品店購物，可以攜帶家屬出國，等等；官僚和企業管理者們官官相護，高高在上，社會貪污腐敗之風日盛，變成了蘇聯黨政官僚們享受“社會主義”美好生活的“黃金時代”，整個共產黨領導集體已經由帶領勞動群眾向共產主義奮斗的向導和先鋒隊，轉化成了向勞動者和社會索取一切私利的“主人”、統治和坐天下的“老爺”先鋒隊。這個集體中的“先鋒隊員”都實現了由革命者向執政者的轉變、由反抗剝削者向靠剝削獲得享受者的轉變，他們總是朝著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背棄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方向、背棄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事業的方向發展，轉化成了為自己謀取私利實踐言行，成為了瓜分、哄搶、私分、剝奪勞動人民財產的形形色色能手，轉化成了眼界和心胸不超過自己的褲襠、餐桌、家居墻壁，不超過自己的私囊、官位、知名度，變成了一群不同規格類型的政治上謀影響、經濟上謀實力、學術上謀名氣、生活上謀安逸的特殊個體，變成了遠離勞動人民、遠離真實的共產黨、更遠離共產主義的特殊能量，堅持這樣發展方向的黨和由這樣“先鋒隊員”組成的集團，正在為共產黨自己的倒臺和社會主義的毀滅一步一步地積蓄著力量、創造著條件。
蘇式修正主義“改革”進程及結果（四）

繼承并鞏固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二）

老共產黨人

三在國際交往領域推行霸權主義的內容及后果

勃列日涅夫的特殊歷史時期，在國際交往和外交方面也表現出了許多自身固有的特色，主要地表現為與美帝國主義進行軍備競賽，爭奪世界霸權，使蘇聯進入了軍事與外交上最“輝煌”的歷史時期。

（一）奉行霸權主義的主要內容

1．繼續推行與美國爭霸外交戰略。
勃列日涅夫上臺后繼續奉行赫魯曉夫時代的一套與美國爭取平起平坐、共同合作、主宰世界的基本戰略，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由于美蘇對比力量的消長關系，蘇聯通過對內擴大積累、對外加緊經濟掠奪增強了經濟和軍事實力，使蘇聯的經濟實力同美國的差距大為縮小，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雖然還不如美國，但在軍備競賽中幾乎趕上了美國，不僅建起一支能對美國造成威脅的進攻性的遠洋海軍，而且洲際導彈數量也超過了美國，隨著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長其擴張野心也不斷膨脹，逐步形成了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積極進攻戰略；這段時間美蘇爭霸的重點主要擺在歐洲，美蘇在歐洲都聚集了重兵維持兩軍對壘局面，雙方處于僵持狀態難于正面突破，于是蘇聯就采取一方面以“緩和”戰略麻痹西方并作為與美國爭霸的手段，另一方面于70年代在亞洲和非洲進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擴張活動，采取包抄和孤立歐洲以實現與美國爭霸的戰略目標，1979年出兵阿富汗實行直接的軍事占領，實現威脅海灣地區和印度洋地區的和平，這就標志著蘇聯霸權主義政策發展到了頂點。
2．對外進行了一系列侵略擴張活動。
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積極繼續擴軍備戰并與美國爭霸的同時，對周邊地區進行一系列的侵略擴張，1968年8月直接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入侵阿富汗，出兵蒙古，支持朗諾賣國集團，干涉埃及，肢解巴基斯坦，在亞洲許多國家進行顛覆活動；1969年3月和8月累累侵犯中國領土珍寶島和新疆的鐵列提克地區，1970年12月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0年12月出兵入占領侵阿富汗等等，發展成為了與帝國主義相類似的富有侵略性的社會帝國主義國家。
3．在社會主義陣營內推行“有限主權論”。
勃列日涅夫為對東歐及亞洲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擴張侵略和掠奪找到合法性理由，于1968年11月12日在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當一個共產黨國家的內部發展危及“整個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團結時，其他共產黨國家進行干預是正當的“有限主權論”，并指出：“當出現危及這個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的威脅、危及整個社會主義大家庭安全的威脅的時候，這就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人民的問題，而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共同的問題和關心的事情了”，這種充滿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可以相互之間進行武裝干涉的“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就是說小國、弱國的主權是“有限”的，而強國、大國主權則可以是無限的，如果你不聽話就可以對你實行“國際專政”，以維護“社會主義大家庭”，因為我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是家長有權決定一切家庭內部事務。
4．與中國長期堅持敵視態度。
在如何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堅持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立場同中國展開針鋒相對的政治和思想路線大論戰，標榜自己堅持的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走的就是社會主義道路，制造種種借口污蔑和攻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真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分裂社會主義陣營、破壞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團結和一致；在與中國的相互實質關系方面，策略上大講特講緩和、大講特講改善相互之間關系并對付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卻在戰略軍事實踐中在蒙古和中蘇邊界長期部署大量蘇聯軍隊，并進行以中國為假設敵目標的軍事演習，先后共挑起了同中國沖突的大小戰事幾百起。

（二）奉行霸權主義得到的后果

1．從根本上制約了蘇聯經濟的發展水平。
由于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堅持與美帝國主義爭霸的戰略，在蘇聯和西方的關系方面，勃列日涅夫執政前期與西方搞緩和并發展了同西方國家的經貿關系，進入70年代中期后隨著自身經濟軍事實力的增強轉而推行進攻性的國際戰略，加緊與頭號帝國主義美國爭奪對世界的霸主權，不斷地增加軍費開支并加大國防科研投入，加速與美國的軍事裝備競賽，雖然在常規武器、核武器以及航天技術、軍事實力面發展到可以同美國抗衡披敵，爭得了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戰略均勢地位，但是在輕工產品、農產品和新興產業尤其是微電子技術、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方面，卻仍然大大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造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中浪費驚人，投資回報率不斷下降，軍備競賽對社會有限資源的過度消耗，削弱了經濟發展的步伐和向深度進軍的實力。
2．為國際上掀起新版霸權主義高潮創新了條件。
由于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始終對弱國小國推銷和實行新霸及強權，對外所進行的一系列侵略擴張活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始終提倡和捍衛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送進了“爪哇國”，在實踐中推行大國政治并欺負弱小國家，進一步破壞了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相互提供支持、共同反對侵略及強權的正義主張；進一步破壞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中支持世界上一切正義力量反抗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支持一切革命人民起來推翻壓在自己頭上作威作福的反動統治階級，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國際上出現新版強權政治創造了土壤條件，提供了新沙文主義的活動空間，樹立起了新典型的霸權主義榜樣。
3．為蘇聯成為“老子黨”創造了理論依據。
在東歐及亞洲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有限主權論”，并在整個無產階級政黨中以“老子黨”的面目出現，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以家長自居，把自己的主觀意志強加到了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頭上，強行地把自己的政治具體轉化其它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這樣做的直接惡果是嚴重地破壞了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真誠團結與同志式的友誼，不僅損壞了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平等合作關系，而且也從根本上培育、發展起了其它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反抗情緒及其離心傾向，為后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埋下了歷史性的伏筆。
4．攪亂了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根本區別。
由于長期堅持與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敵視態度，在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發展路線上堅持用修正主義理念－－支離破碎的片面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語言，對真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體系進行污蔑性攻擊－－繼續對堅持完整馬克思主義體系的毛澤東進行圍攻式的所謂政治大論戰，讓許多不明真相的政黨和國家、馬克思主義者錯誤地認為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標榜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現實中的修正主義，就是原本的真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原本的真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卻被嚴重地邊緣化、口號化，從根本上攪亂和混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斗爭中的本質性區別；在與中國論戰的同時并進行重兵軍事包圍式的威脅、挑起軍事沖突，讓一些不明真相的政黨和國家錯誤的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僅在發展總方向選擇上有分歧，而且在根本利益上也存在著嚴重沖突－－必須用武力才能求得解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與發展引入了十分混亂、界線不明－－自相矛盾的境地。
5．敗壞了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的聲譽。
蘇聯是當時最早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實踐和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僅為蘇聯勞動人民進一步獲取自身解放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同時也為不發達的落后國家進來革命并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樹立起了光輝的榜樣和旗幟。但由于勃列日涅夫在執政期間對內對外頑固地堅持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對內由于為黨內掌握權力者個人私人膨脹創造了條件和開辟了道路、為特權者謀取相應效益建立了理念和機制、為修正主義的全面泛濫提供了溫床和有效空間－－喪失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為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服務－－徹底革命的先鋒隊性質，逐步失去了勞動人民對共產黨的支持和擁護、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熱情；對外由于推行侵略擴張政策、壓迫弱小國家和民族，逐步轉變成了與帝國主義相似的社會帝國主義－－放大了的千方百計為私利奮斗的執政集團－－把共產主義運動引入了沒有發展前途的死胡同，喪失了為無產階級自己解放自己的旗幟作用，攪亂了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正確理念及其正確發展方向，嚴重敗壞并推毀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固有的崇高聲譽，抵毀社會主義社會原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蘇式修正主義“改革”進程及結果（五）

高揚“改革與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時代（一）

老共產黨人

勃列日涅夫時代結束后，劃時代的新修正主義“改革者”大師、搗毀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急先鋒——蘇聯共產黨內最杰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戈爾巴喬夫，被加速腐化的蘇共一致地推上了歷史舞臺。戈爾巴喬夫1985年登上蘇共總書記并執掌大權的8年時間里，更是高高地揚起“改革者”與“新思維”的大旗，全盤搬用資產階級的基本思想對蘇聯共產黨中還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進行了更加猛烈的抨擊，對蘇聯社會還尚存的一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行了百般污蔑，同時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的模式大張旗鼓地對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進行更加徹底的變革與改造。迅即提出了要對殘存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進行徹底“改革”的任務，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堅定了向資本主義迅猛進軍的路線，與國內外的資產階級配合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及浪潮，使還在發揮執政和指揮作用的共產黨核心——決策層，在原已患上了重病的基礎上逐步轉化為了不治之癥－－政治癌癥；這時的蘇聯由于整個上層建筑患上政治癌癥，使原來已經十分混亂的政治、思想、意識、文化、經濟更加復雜化，具體地已經培育并強化了所謂的多元化；核心決策層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必定要作用到經濟基礎，使仍很強大的經濟體系承受分崩離析的厄運，整個蘇聯社會中意識形態和經濟的多層化再反過來上強烈地作用于層建筑，最后導致了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及國家的大崩潰。

一徹底“革新”意識形態領域的內容及其后果

戈爾巴喬夫修正主義集團上臺后，在對世界總體趨發展的勢頭和整個社會發展存在的主要矛盾，進行了“認真”思考分析后，得出了自身對階級社會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走向的總體認識，認為由于科技革命和全球問題的激化，人類已經進入了不同于30、40年前的新時代，人們對世界的發展必須來一次徹底“革新”，應“摒棄以前某些看來是不可動搖的公式”，“確立新的政治思維，以及能保障人類生存的新的和平概念”。

（一）“革新”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內容

1．選擇了“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會發展目標。
戈爾巴喬夫執政集團上臺后運用深藏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在對時代和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進行了研究分析的基礎上，同時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了“新”的思維和評價，這種思維新就新在認為資本主義沒有“絕對停滯”，而是“在歷史螺旋的每一圈上，舊世界的勢力都有可能消除當時最危險的矛盾，延長自己的統治”，“生活糾正了我們關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規律和速度的認識”；新就新在公開徹底否定了蘇聯共產黨過去還強調的階級斗爭、階級對抗、埋葬帝國主義的觀點和提法，轉而大談特論超階級超時空－－世界的共性、矛盾的同一性，由此得出了“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人類的價值至高無上”的結論，到后來甚至得出了“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有著就其內容來說十分相似的進程”等“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理論。這種“全人類價值觀”說到底，是對“西方文明”的高度贊美與肯定的最新翻版，否定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的根本對抗本質，目的是要實現停止“冷戰”、打破“閉關鎖國”的局面，追求“全人類共同利益和理想”和“全人類的價值”；這種新理論新就新在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走資派——旗幟鮮明地亮出了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的底牌，把蘇聯社會的發展方向定位在向“一般民主的和全人類的理想和價值觀”過渡，隨后這種世界觀演變成了蘇聯對內對外政策發展的指導思想和蘇共所要奮斗的價值取向。
2．幻想了“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構架。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新思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在國際國內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異常尖銳復雜的條件下，堅定地認為“核戰爭不可能成為達到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及任何目的的手段”，“在全球性的核沖突中，即沒有勝利者，也沒有失敗者，世界文明將不可避免地被摧毀”，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政治和科學文化聯系不斷加強，維護世界和平越來越多地成為了各國共同利益和共同有愿望，認為只要世界體系中處于不同國際地位和不同階級地位的人們，不人為地劃分出階級，也不要只考慮本階級的利益，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愛心獻出來讓世界充滿愛，就任何問題就都能通過協商形式得到和平的解決；世界是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現時代的特點是核威脅在增加，其他全球性問題在激化，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國際化在加強，這個世界越來越成為一個整體”，在核威脅的條件下“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更確切地說，是承認人類的生存高于一切”，“在歷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會的倫理道德標準作為國際政治的基礎，使國際關系人性化，人道主義化”，在世界成為一個整體和核威脅的條件下，階級利益和民族利益要退居次要地位，“需要把全人類利益置于時代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的格局就能維護和保持；“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理論和設想的提出，認為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雖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而且現在仍符合階級社會和充滿對抗的國際生活的現實，但是在核時代和核毀滅面前，國際舞臺上的階級對抗有了客觀的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會出現全部毀滅的威脅，因此在蘇共二十七大通過的黨綱新修訂本中“去掉了把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視為‘階級斗爭的特殊形式’的提法”，表明蘇聯已首先放棄了兩種社會制度的斗爭的“僵化”和“教條”等提法，正朝著“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人類烏合大同方向邁進。
3．按照“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不久就提出了民主和人道主義的問題，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其思想和思維也越來越“新”，認為蘇聯長期以來實行的是“官僚專制制度”、“兵營社會主義”，“如果說在初期我們認為這基本上指的只是糾正社會機體的部分扭曲現象，只是完善過去幾十年間形成的，已經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話，那么，現在我們說，必須根本改造我們的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要用“社會民主黨所積累的豐富的、多方面的經驗”改造蘇聯社會，建立起以人和人權為核心，法律至上原則和保證司法獨立性的法治國家、公民社會；實現經濟的多元化，“要使勞動人民成為所有制的真正主體，社會政治高度民主化：工人成為勞動資料的所有者，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意識形態的多元化：“排除現代兩大社會體系的對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學的對立”，充分汲取資本主義國家和“世界社會主義的經驗，特別是社會民主黨的經驗”；族際關系民主化：“在蘇維埃聯邦制范圍內，族際關系只能建立在民主、平等、彼此尊重和各民族自由發展的原則之上”，最終概括形成了“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理念。按照這個理念模式提出了“改革的實質是把社會主義和民主結合起來”，“社會全面民主化”是蘇聯“現行政治制度變革的綱領”；改革的目的是“使社會主義具有最現代化的社會組織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們制度的人道主義性質”；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通過了，向蘇共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動綱領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7月蘇共二十八大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聲明，正式成為整個蘇聯社會基本路線的政治綱領。

（二）“革新”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效果

1．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
堅持用階級和階級斗爭觀點，來分析階級社會中的一切矛盾與問題，既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中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能夠指導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活的靈魂，更是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難免在各種復雜斗爭中識破敵人陰謀與技倆、在復雜形勢下最終戰勝資產階級不可缺少的銳利武器。而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理論，繼而把它神圣化和絕對化，在階級斗爭日愈復雜尖銳條件下以蘇共黨的名譽拋出，完全是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全民國家全民黨”理論的翻版與升華，標志著戈爾巴喬夫修正主義集團統治下的蘇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的徹底背叛，墮落到了徹底的唯心主義的陣營中，其實質是西方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政黨）觀點的再版和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完全認同，唯心地否定現實世界里客觀存在著的階級利益和國家利益，這正是資產階級經常使用但始終不可能付諸實踐的空洞論調，目的只能是為資本主義在蘇聯的全面復辟創造優越的政治思想條件；戈氏借口核威脅和人類毀滅，強調階級利益和國家利益應服從于全人類利益，實質是以空洞而又抽象的“全人類利益”來否定現實的無產階級階級利益、弱小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是以服從空洞抽象的“全人類利益”鼓吹階級調和、放棄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屈從于帝國主義和核大國的利益，把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誘入了絕路。
2．分化瓦解了蘇共和無產階級的整體斗志。
戈爾巴喬夫修正主義集團拋出“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的所謂新理論，號召對抗著的階級特別是掌握著國家對內鎮壓工具大權，對外以侵略為手段發家致富并可能隨時可能發動侵略戰爭的帝國主義為全人類的利益著想，而放棄對帝國主義陣營核威脅和核打擊、核侵略，說輕了是癡人在說夢，說穿了則是專門用來欺騙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及其社會主義陣營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自己往脖子上套絞索－－自尋絕路；而侵略和掠奪成性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并沒有也不可能放棄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斗爭，卻正在得心應手地實施著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超越遏制”的和平演變戰略－－蘇聯修正主義集團一個接一個的產生與全面發展就是和平演變的重要成果；在資產階級和平演變節節勝利的情況下，主動提倡放棄客觀存在著的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對立和斗爭，必然是徹底瓦解和摧毀還殘存著共產主義因素的政黨－－蘇聯共產黨的總體戰斗力，空唱“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主觀上達到了欺騙被搞朦了的無產階級，客觀上必然是為國內外的資產階級利益效勞服務的，實現了分化和瓦解顛覆蘇聯共產黨內部黨員政治思想，放松了對分裂聯盟國家陰謀的警惕性和放棄了對國際上整體資產階級的斗爭，麻痹了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斗志并放棄了對資產階級及其反動勢力的正義斗爭，為帝國主義支持顛覆、分裂聯盟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必備條件，讓資本主義放心放手地實現顛覆蘇聯殘存的社會主義制度。
3．篡改了國家和政黨存在和發展的本質。
一個階級強制性地壓迫另一個階級，既是國家直接產生的條件，也是國家能夠繼續存在與發展的必備條件，而政黨則是為一定階級維護或爭取在國家中應有的、或是更多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服務的，國家和政黨離開為特定階級服務也就失去了存在與發展的根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最基本的常識。戈爾巴喬夫在推行“改革與新思維”時提出的蘇聯要“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否認階級存在的社會中“民主”客觀上只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特別是少數特權階級）服務，“民主”形式真正擁有、普遍的事實變成了富人瓜分勝利果實的“俱樂部”，否認國家存在的條件下“人道”是根據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制定和實施的，并不存在超階級、超國家、超時空的普遍民主和普遍人道，在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各個階級在國家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而決定了其在國家中所享有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在國際社會的事務中不同的階級、民族集團及其相應的國家也由于自身所處國際地位而決定了其相應的位置，無產階級和弱小民族及國家只有聯合起來通過必要的斗爭才能爭取到自身應有的利益，才能在斗爭中獲得包括自己在內的共同利益。各階級和各國家在處理國內國際事物時首先考慮的是階級利益和國家利益，只有在它們利益一致的地方才存在共同利益或者全人類利益。
對于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性質及其導致的嚴重政治后果，布熱津斯基早在蘇聯解體前就作了透徹的分析。他在當時發表的文章和1989年4月出版的《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一書中說：“戈爾巴喬夫在改革過程中已逐漸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蘇聯正在拋棄的不僅是斯大林主義，還有列寧主義，兩年內蘇聯將不再存在一個共產黨組織，5~10年內蘇聯將不復存在。實踐的發展完全被他所言中了，并且進展的速度比他預測的還要快。
蘇式修正主義“改革”進程及結果（六）

高揚“改革與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時代（二）

老共產黨人

二政治上推行“徹底改革”的內容及后果

蘇共前期不斷壯大，蘇聯日益強盛起來，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蘇聯共產黨的主體是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有正確或相對正確的領導和布爾什維克黨指引的正確 路線，而戈爾巴喬夫集團上臺后強力打造了所謂“改革與新思維”旗幟——拋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認為“全人類的利益高于階級的、民族的、國家的利益”，主張毫無限制的“公開性”、“民主化”、“多元論”，拋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綱領，在這些“改革與新思維”的誘導和推動下，不斷地賦予蘇共和社會主義更多的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內容，徹底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和背離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道路，在黨內和國內造成乃至整個社會政治思想上極度混亂的基礎上，最終實現的并非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而是“野蠻的強盜的資本主義”——為殘存的蘇共和社會主義滅亡創造了必要條件。

（一）政治上推行“徹底改革”的內容

戈爾巴喬夫所繼續進行的所謂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改革”，曾經以其口號響亮、動作大、涉及面廣而引起世人關注－－嘩眾取寵能手，其“改革”的核心完全沖著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結構的重新改組、轉型、重建上，造就了蘇聯社會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并形成政治、經濟危機，這就給民族分離主義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導致了蘇聯共產黨對國家領導權的完全喪失和千瘡百孔的社會主義大廈轟然倒塌。
1．繼續顛倒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光榮歷史。
如何正確對待蘇共和蘇聯的歷史，尤其是正確對待斯大林問題，是鑒別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塊試金石。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大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了達到標榜自己的正確和偉大、抬高自己的身價，正是修正主義者最常用和最慣用的手法。戈爾巴喬夫始終繼承社會主義條件下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赫魯曉夫提供的衣缽，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運用資產階級的觀點和方法來評判蘇共、蘇聯的一切歷史，及時拋出要在蘇聯歷史“不應當有被遺留的人物和空白點”，“蘇聯社會不應該有不受批評的禁區”，并且特別強調“這一點也完全適用于輿論工具”等論調，拋開歷史的真實拼命把蘇共和蘇聯特別是斯大林的歷史說得一無是處，利用斯大林在工作中出現過的個別問題和犯過的個別錯誤，任意地夸大甚至是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把斯大林描繪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暴君，只有天然的殺人放火本領，所具有的人品不要說當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夠格，就是歷史最反動、殺人如麻的封建統治者、法西斯專家的罪惡也不可能超過斯大林，把偉大的而且是已經成為現實的蘇共和蘇聯人民所創造的歷史說成是人間的地獄，把斯大林時代說成是最黑暗、最慘無人道的歷史階段。
2．積極推進“公開性”、“民主化”。
戈爾巴喬夫為徹底完成心目中“改革”的偉業，深入展開了“公開性”、“民主化”運動，認為“公開性原則是社會主義民主不可分割的一個方面，也是整個社會生活的準則”，“擴大公開性的問題對我們來說是原則性的問題。這是個政治問題。不公開就沒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眾的政治創造性及參加管理”，強調“我們應當使公開制成為不斷起作用的制度”，“民主化是改革的決定性條件”，“主要的事情是民主化。這是達到改革的目的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手段”，把“公開性”和“民主化”，拔高到了全社會特別是蘇聯共產黨能夠解決所有一切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的高度。
3．強力推行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
戈爾巴喬夫集團執政以后，而大力倡導各種利益和意見的多元化、政治和思想意識的多元化，為適應“改革”需要的憲法修改層出不窮，人民代表大會制、議會制、總統制、內閣制不斷出臺；認為大量的“非正式組織”的出現，是由于“‘合法的’社會團體常常變成了官僚主義的團體”，“現有的組織在工作狀況、氣氛和方法方面都不能令人滿意”，為培育利益和政治的多元化、多黨制需要，逐步放棄了蘇共對正式社會團體和“非正式團體”的領導，并基本上采取放任自流政策，直接批評和指責工會、共青團等社會團體不能反映自己成員的利益，指責它們行動緩慢不跟上“改革”的步伐，鼓勵工會等社會團體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力、努力維護其成員的利益，不要受黨政機關的約束，為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組織的形成與分化瓦解加油打氣，并要通過大量“非正式組織”的成立并開展活動來推動蘇聯原有社會團體的自身改革。
4．以是否“支持改革”為標準劃線。
戈爾巴喬夫在所謂的“改革”中，自始至終都把自發勢力視為支持改革的中間力量，強調個人、集團、群體利益并對形形色色的“非正式組織”，只要這些組織打出“支持改革”旗號的社會組織活動就給予鼓勵及大力支持，倍加欣賞并奉為“群眾首創精神的產物”，對一些“非正式組織”中非社會主義甚至反社會主義傾向，也認為“他們無關大局”，當一些“非正式組織”大肆進行反社會主義、民族分離活動的時候，也要蘇維埃機關工作人員學會與之打交道，進行“有益的對話，合作”，波羅的海三國“人民陣線”以大力“支持改革”為名相繼成立的；共產黨與社會團體之間的關系是“對話”和“伙伴關系”，要求黨同各種政治組織要建立起“新型的關系”、在開展運動中實現組織合作；修改國家現行中的法律法規，建立起相應的為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團體存在和活動，提供合法依據并創造活動空間的法制環境。

（二）政治上推行“徹底改革”的直接效果

戈爾巴喬夫集團在政治上推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完全徹底的“改革”，既是“新思維”創始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全盤修正的直接產物和實踐的具體化，也是把蘇共從執政權地位上徹底摧毀－－使蘇聯變成一個眾叛親離群體的引導性理論，更是使自己變成徹底背叛工農和社會主義－－使一個擁有16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世界第二大強國變成四分五裂區域歷史罪人的根本行動綱領。
1．徹底徹摧毀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存在的條件。
對歷史和歷史人物的評判必須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上，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歷史地、公正地、全面地且是實事求是地進行，對任何事物都應本著不夸大不縮小，更不能任意地加油加醋憑自己的意愿胡作非為；評價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根本目的本來是通過這些事實總結經驗、汲取教訓，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正確的東西，從而達到教育、團結正在創造自己歷史的人們如何正視問題、克服困難、開創未來，避免離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道路而重蹈覆轍把革命引向失敗。但戈爾巴喬夫并不是真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者，更不懂得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僅僅是一名“改革”的狂熱者、推行資本主義“新思維”的高級走資派，其選擇的方向必然總是并朝著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方向相反的道路迅跑。爾巴喬夫上臺后為“改革與新思維”的推行鋪平道路，所重新揚起的徹底批判斯大林和社會主義的大旗，提出在蘇聯歷史上“不應當有被遺留的人物和空白點”，“蘇聯社會不應該有不受批評的禁區”，特別強調“這一點也完全適用于輿論工具”，不留“空白點”、不設“禁區”，把共產黨主導的輿論的焦點，不是集中到如何恢復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上，如何恢復和探索科學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問題上，而是全身心地聚集到故意放大和夸張“批判”歷史人物和社會陰暗面，徹底否定蘇聯共產黨領導的正確革命總方向和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就，在共產黨還殘存并執政、社會主義一些基本制度還發揮作用的條件下，開創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有益實踐作為罪惡，提到了必須接受審判的地位。
這種一味篡改歷史污蔑歷史偉人的做法，雖然實現了拔高自己并掀起了新一輪人為的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但客觀上卻從根本上否定了共產黨存在、總書記自己所賴以生存的社會條件－－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制度，動搖了自身所處的政治基礎和喪失了賴以生存的治資源，不僅為國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提供了依據翔實的口實－－共產黨高官（實為典型的修正主義者）是專挖自己祖宗的墳墓的超級能手，而且也為自己不光彩的垮臺埋下了深層次的伏筆。
2．“改革與新思維”扛著紅旗反紅旗讓人們十分糊涂。
戈爾巴喬夫集團所提出的“改革與新思維”，先是抽象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掛在嘴邊并說就是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實現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做推行“改革”和“新思維”爭取人心、打擊對手的口頭武器，然后在“改革與新思維”的方向選擇和內容上裝配進資本主義的黑貨，用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思想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完全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背道而馳，仍然繼續玩弄用馬克思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陰險高明游戲，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成隨便可以亂貼私貨的標簽，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了專門包裝烏七八糟東西的物質外殼，把蘇共的奮斗目標修正成是要實現“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而把共產黨實現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當做廢物拋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在達到了混淆視聽的同時也顛倒了黑白基礎上，蒙蔽了最廣大的工人和農民群眾－－革命和建設根本方向的迷失，廣大勞動群眾在極端錯誤路線的引導下糊涂地跟著推行資本主義，等大家還沒有完全明白和清醒過來之時，變了質的蘇聯共產黨執掌的殘存社會主義大船，已經駛到了亡黨亡國的最后盡頭。
3．“改革與新思維”的主體和目標讓人們繚亂迷茫。
戈爾巴喬夫開始時的“改革與新思維”，標榜說是要堅持在社會主義范圍內完善社會關系，要“使社會主義具有最現代化的社會組織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們的制度的各個決定性方面──經濟、社會、政治和道德的人道主義性質”，等到時機成熟時則變成了要根本改造整個社會大廈，變實現“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選擇的目標是摧毀殘存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改革與新思維”實踐的主體認同上，戈爾巴喬夫認為只要堅持“改革”，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就會自然而然地支持，開始時把蘇共當成改革的領導者和推動力并把廣大勞動群眾作為實踐的主體。
由于在“改革與新思維”的推行中，逐漸遭到尚存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力量的堅決抵制，于是戈爾巴喬夫就把蘇共看成是“改革”的最大阻力，進而變成把蘇共以及整個蘇聯政治、經濟體制看成是改革的“阻礙機制”，把殘存黨的領導力量妖化為“官僚專制”和“行政命令”的根源，把黨組織及干部和堅持走社會主義的廣大勞動群眾看作是“保守勢力”－－選擇整個蘇聯共產黨和工人階級作為革命的首要對象，依靠“改革”的主體力量也由廣大勞動群眾轉化為“非正式組織”，蘇聯共產黨及其總書記在領導“改革”中的所作所為，讓廣大的勞動群眾感到莫明其妙，思想越“改革”越迷茫、問題越想越糊涂、道理越理越亂。
4．從根本上毀掉了人們的崇高信仰。
戈爾巴喬夫堅持用來資產階級思想體系，來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用資本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用修正主義來改造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些言語行為正是典型的修正主義慣用技倆，嚴重地敗壞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勞動大眾中的聲譽，進一步搞亂、搞倒、搞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崇高形象；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的獨斷和強力推行，讓蘇聯的共產黨員和廣大的勞動人民不知道什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也不知道什么是為實現共產主義的政黨－－共產黨，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什么是“改革與新思維”－－是馬克思主義的再現還是與時俱進的修正主義再現，－－是革新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阻礙社會進步的東西還是要徹底摧毀社會主義大廈，－－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全盤復辟資本主義……等等。
讓蘇共成員和工農大眾從“改革與新思維”的實踐中，感到十分的糊涂與不解，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人們對標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式的“改革與新思維”運動所具有的真實內涵，以及所要要達到目的的看法，極度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必然導致實踐中什么是正確、什么是錯誤難于辨別，哪些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應該堅持哪些應該拋棄更是糊涂－－更是無所適從，最終把這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求得自身解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搞成了人們實踐印象中專門騙人的技倆，使馬克思主義和要實現共產主義目標的政黨，在蘇聯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受到了致命的戕害。
5．為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發展創造了政治條件。
要徹底否定蘇共和蘇聯特別是斯大林時期的歷史，僅僅靠戈爾巴喬夫個人和少數幾個人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戈爾巴喬夫集團為實現個人或少數人的蓄謀已久的目標，利用手中把持的權力把一批反革命分子、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修正主義分子、機會主義分子、投機鉆營分子、不明真相的人糾合在一起，在“內容完全的和無條件的民主”的旗幟下，縱容和支持這些人放膽地“揭露和深挖”蘇共、蘇聯特別是斯大林時期的陰暗面，使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能夠興風作浪，各種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攻擊馬克思主義的言論、文章紛紛出籠并成為了“時髦”，把社會上所存在的一切丑惡現象統統歸到蘇共、蘇聯特別是斯大林的名下，有計劃有步驟地在蘇聯社會上掀起了一場否定蘇共和蘇聯歷史，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進而發展到否定列寧、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等的“思想運動”.
蘇共領導層、尤其是蘇共中央當時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特別是雅科夫列夫等）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不僅十分懷疑，而且變成了一種憎惡態度，并聲稱“馬克思主義不是別的，就是一種打著科學幌子的新宗教”，“我們曾試圖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確定真正的耶穌而破壞教堂，但同時我們已模模糊糊地感覺到：我們的宗教本來就是錯誤的，我們的耶穌是假造的”，這種現實情況既標志著政治思想混亂到了極點，也標志著當時的蘇共領導人對社會主義的動搖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徹底背叛；這場所謂的“思想運動”開展的重要成果，就是進一步搞亂了殘存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正常的政治和思想領域，在這場運動中作為“被告”的蘇共及其基層領導人，被政治上的高壓壓得喘不過氣來，使廣大的工農產生嚴重的信仰危機，動搖甚至摧毀了蘇共、蘇聯和社會主義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為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正了名、揚了眉吐了氣，為不同形式、不同層次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的發展。打開暢通無阻的綠色通道，大批原來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也被迫紛紛跑到了敵對營壘中去，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在蘇共黨內不斷發展壯大進來，最終為蘇聯社會陷入混亂和國家實現解體埋下了政治伏筆。
6．在民主的幌子下推行最野蠻的專制。
戈爾巴喬夫修正主義集團雖然是“改革與新思維”的倡導者和領導者，也是主張和推行公開性、民主化的始作蛹者，但作為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在在實踐民主化、公開性中，盡管喊“公開性”和“民主化”的口號比誰都響，但其本人在黨內卻根本就不講什么“公開性”也不講什么“民主化”。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戈爾巴喬夫總是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常常隨意限制他人的發言時間，甚至不講客氣地打斷別人的講話自恃一貫正確，在給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安排工作時，故意使他們的權限范圍發生沖突，出了問題則往往找一個“替罪羊”來了事；從未真正依靠過全黨和各級黨組織來決定黨的前途與命運，也從未聽取與征求過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如何決定自己國家、如何自己選擇社會發展的制度方面的意見；也從未真心研究分析、客觀公正、功過分明、實事求是地總結過黨的歷史和創造的基本經驗，而只是專斷地憑著自己資產階級的主觀和激情，繼續把反對和批判斯大林作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鞏固地位的有效手段，而且是把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控制權壟斷式地牢牢握在手中，隨心所欲地把自己資產階級的思想意志和機會主義想法完全地變成了所謂的“全黨、全國人民”的要求。
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加速戰略”和“改革”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直至“8·19事件”后在沒有任何黨的會議、也沒有任何民主程序情況下就自行發表聲明，“建議”蘇共中央委員會“自行解散”，戈爾巴喬夫等蘇共修正主義集團雖然以“民主”倡導者自居，但并不聽取也不愿意聽取任何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意見，把黨內各級干部和普通黨員特別是工人階級提出的批評意見、呼聲、建議，一律當做反對“改革”的阻力以全盤否定并加以清除；雖然運用歷史上最猛烈的言詞徹底批判斯大林“獨斷專行、不民主”，但在實踐中自己卻應用獨裁、制造迷信遠遠超過了過蘇共歷史上的任何一個人，全然是在“民主化”和“公開性”的幌子下，把修正主義的個人意志變成了一個完全凌駕于黨組織和國家之上的“寡人”，把黨和國家及其蘇聯人民的命運當作自己任意擺布和玩耍的寵物。
7．拉虎皮作大旗最終禍國害民。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之新，并所能夠起到亂黨、亡國的作用，主要在于曾經是列寧主義政黨的總書記手中已經擁有了黨、政、軍最高權力，并能充分利用這“三大權”和手中強大的宣傳機器來推行他的“新思維”，使共產黨原來的杰出領袖和黨的歷史遭受百般丑化，使廣大勞動群眾對“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充滿著烏托邦的幻想，以為只要徹底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拋棄了“傳統的社會主義”，就能夠人人實現私有化和多黨制民主以及意識形態自由化，讓人人希望的一切都可以“夢想成真”——成為剝削壓迫別人的統治者，因而順從地參與了埋葬社會主義和復辟資本主義的空前大行動。戈爾巴喬夫集團高揚“民主化、公開性”大旗，一時也達到了在廣大勞動人民中興起了地盲目順從所謂的“改革與新思維”，當工農大眾的直覺感到戈爾巴喬夫集團的“民主化、公開性”完全是權貴們專用的嗜侈品，而用來指導“改革與新思維”的基本思想內涵，正是西歐社會民主黨思想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使用東西的混合物后，如果照此下去就只會越“改革”越“新思維”，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成分就會越少，自己還擁有的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利益將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民主化、公開性”的深入下一步下一步地喪失。認識到“民主化、公開性”純粹是口頭上、形式上的騙人技倆，是耐人尋味和居心叵測的“改革與新思維”理念，雖然達到了有效地把人們的思想上搞混、搞雜、搞亂，并在混亂中跳躍式地推行“改革與新思維”，但廣大的勞動大眾從實踐中也逐步意識到了自稱“正宗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式“改革與新思維”的必然意圖，所謂改革與新思維也就喪失了人們對他的信任與支持，特別是到了強制推行的后期，廣大工農大眾直覺到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真面目后，其“新思維”也就喪失了市場也難于發揮作用。
在蘇聯解體數年之后，原蘇聯權高勢重的高官們一個個名正言順地富得流油，而上當受騙的廣大工人農民和勞動群眾才徹底明白過來，眼前所看到的資本主義并非通往自己的天堂之路，它所帶給人們的不是什么福音而是禍水和逐步加深的窮困僚倒——統統變成了被別人剝削、壓迫、奴役的工具，尤其是由原小康之家跌落到貧困線以下的廣大人勞動人民更是懷念過去，越來越以崇高的敬仰眼光緬懷偉大領袖——列寧和斯大林，以致使在倒蘇運動中立過豐功偉績、曾擔任8年半總統的頭面人物葉利欽及繼任者，在全盤強化資本主義制度的過程中，也不敢在人群中公開繼續批判斯大林，也不敢公開使用“資本主義”這個詞兒——也只能只做不說。由于具有徹底性和毀滅性的“改革與新思維”系統工程的啟動，整個“改革”的進程并未按照戈爾巴喬夫預想的那樣發展，其導引的大船在蘇聯社會和黨內各類“持不同政見者”的推動下——積聚起和醞釀足了推翻殘存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大廈的風暴力量——為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這只“改革與新思維”大船正朝著必然的“自由”、“民主”、“公開”的目標漂去——徹底滅亡，而戈爾巴喬夫及其集團也由于是“改革與新思維”的主張者、推行者、完成者，最終變成了搞垮蘇共和分裂蘇聯、殘害人民——身敗名裂不恥于蘇聯歷史的一堆臭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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