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2011年美國通過輸出誤導經濟政策和通貨膨脹，誘發許多中東國家發生了政治動蕩和政權更迭，沉寂多年的海外民運分子突然變得異常興奮，在美國慫恿、支持下蠢蠢欲動企圖在中國制造政治動蕩。2011年3月美國大使親赴北京王府井大街“散步”，公然為民運分子企圖制造突發政治事件造勢、打氣，改變了以前顏色革命中美國官員避免公開露面的傳統，似乎絲毫不怕干涉中國內政嫌疑并公開挑戰中國核心利益，顯示出美國高度重視并迫不及待通過顏色革命搞亂中國。2011年5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訪時，聲稱中國懼怕發生類似中東的政權更迭并感到非常緊張，中國試圖阻止發生政治動蕩是“阻擋歷史”和“做蠢事”。希拉里的言論激起了中國民眾的憤怒，據《環球時報》網站進行的民意測驗，3萬多網民中有86%認為希拉里言論是對中國的外交失禮。其實，希拉里不顧主管外交事務官員的身份和禮節，以罕見的尖刻語言攻擊、侮辱中國，絕不僅僅是外交失禮而是公然以輸出政治動蕩來威脅中國，自認為抓住了中國的軟肋就可以肆無忌憚公開挑戰中國。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如此無禮攻擊中國并非出于對美國模式的自信，而恰恰是因為金融危機致使美國模式正面臨著空前危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好就在數個月之前，美國的另一位前高級政要也曾接受過《大西洋月刊》的專訪，他就是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前主席格林斯潘，他坦率承認今天人們看到的美國社會正日益變得“非常扭曲”，“已經不再是一個整體而是兩個基本上分裂的部分，兩者之間的差距日趨擴大而且漸行漸遠，大銀行和高收入的富人們已享受到‘經濟復蘇’，而實體經濟的眾多中小企業和相當大一部分勞動力，卻無法擺脫經濟困境并且仍然在艱難掙扎”。美國《大西洋月刊》的記者費利曼寫道，“格林斯潘身為自由主義的堅定信徒，自由市場的顯赫捍衛者，資本主義的高級傳教士，居然也承認美國不平等的日益嚴重已成為國家危機，這表明美國社會確實出了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金融危機爆發前，人們或許能夠忽視社會財富高度集中的現實，但是，現在人們越來越清晰地感覺到寄生的銀行家和精英們正在暗中設局操縱，人們對財閥寡頭統治下的經濟和政治生活深感恐懼，富豪為了謀求狹隘私利施加了壓倒性的政治影響，而對他們圈子外的任何人卻都漠不關心”，“過去強調社會貧富差距屬于典型的左派觀點，現在竟然成為了格林斯潘也親口承認的驚人之語”。

　　2011年5月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深刻分析了當前美國社會弊端產生的制度根源，他以“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為標題，撰文揭露了財富分配不公平是當前美國社會不平等的深層原因，近十年來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增長了18%，而中產階級的實際收入卻持續下降；今天最富有的1%的人每年獲得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占有國民財富的百分之四十，社會不平等程度比較二十五年前急劇擴大。斯蒂格利茨還指出，當前美國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私人企業壟斷的結果，從上世紀的洛克菲勒家族到今天的比爾·蓋茨都追求壟斷利潤，企業財團還游說司法部門不去嚴格執行反壟斷法，金融大財團游說政府對資本投機收入少征稅或不征稅，金融大財團還通過行賄買通政客改變游戲規則獲得了巨大收益，聯邦政府和美聯儲不惜耗費巨額納稅人金錢并濫發美元，提供零利率貸款和慷慨的救市巨資挽救失敗的大金融財團，對保持政治透明性和規避利益牽連的規則置若罔聞；最高法院解除了政治獻金的限制，促使大公司收買政客的行為合法化，通過政界與商界的人事融合和旋轉門制度，大多數參議員和眾議員都效命于最富有階層，美國民主模式的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表面上是三權分立和相互制衡，實質上卻都主要是為美國最富有階層的利益服務，大財團則為政客從競選到卸任后提供大量金錢、好處，如美國銀行家查爾斯·基廷在接受涉嫌金融丑聞調查時，對他花費巨資收買議員、官員是否有效作出了肯定回答。斯蒂格利茨所闡述的美國私人壟斷資本造成社會危害的事實，生動說明了列寧關于壟斷資本主義具有寄生性和腐朽性，以及金融寡頭操縱國家機器謀取私利的理論依然是正確的。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之后，筆者同一位美國著名學者交流時，坦率地提出美國濫發美元挽救金融壟斷財團，不僅威脅到美國民眾財產還威脅到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美國迫切需要進行深入的政治民主改革，因為金錢操縱政治的局面正威脅到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這位美國著名學者對筆者的意見深表贊同，他說金融危機給美國民眾養老金造成了數萬億美元損失，由于石油壟斷財團操縱美國某些州選舉，許多環境保護法案遲遲得不到通過和實施，給當地民眾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了嚴重危害。2010年美國高盛公司遭到美國證券委員會起訴，揭露出大量高盛公司在金融創新過程中的欺詐行為。盡管早有大量證據表明金融衍生品存在巨大危害，美國國會和政府卻難以抵擋華爾街數十億美元游說賄賂，在明知危害的情況下仍然通過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法案，特別是爆發危機后美國民主模式明顯缺乏自我調整、糾錯能力，奧巴馬表面上抨擊金融財團而實際上任命其代理人掌管經濟。美國金融壟斷財團還花費大量金錢資助經濟研究，證明不受政府監管的自由金融市場效率最高，高盛公司還將金錢操縱政治的游戲延伸到中國，能夠公然從事一系列違反中國有關法規的業務，致使中國很多企業和個人蒙受了巨大損失。

　　美國民眾將自己的存款、養老金以及購買的各種保險，委托給銀行機構、各種基金和保險公司進行管理，但是，這些金融機構以規避風險的名義從事了大量高杠桿投機賭博，結果因賭博失利造成了規模龐大的金融衍生品壞債和有毒資產，進而挾持民眾的存款、養老金等財產為人質逼迫政府注資救市。倘若美歐銀行機構、基金和保險公司直接到拉斯維加斯賭場下注，由此產生了數百萬億美元彼此相互拖欠的賭債，人們就會清楚地看出這些金融機構從事的是違法行為，就會要求政府將這些淪為賭徒的金融高管撤職并繩之以法，進而將這些賭徒之間的對賭協議視為廢紙并凍結、廢除，絕不會同意政府動用納稅人的金錢來挽救巨額賭債。但是，由于投機賭注被精巧地偽裝成非常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金融資本就以維護民眾利益為借口堂而皇之地挾持政府救市，從而輕而易舉地獲得了成千上萬億美元的巨大收益，隨著美國政府和央行開動印鈔機挽救規模龐大的銀行有毒資產，泛濫的貨幣洪水最終就會造成逐步升級的通貨膨脹壓力，無情地吞沒民眾擁有的存款、債券、養老金等各種資產，以及中國和世界各國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和美元資產。

　　中國應聯合包括美國民眾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要求美國實行經濟金融和政治民主領域的深入改革，制止超級富豪通過通過政治獻金和游說團體操縱政治，在美元發行量等重大決策方面廣泛聽取美國和各國民眾的意見，因為，美國金錢操縱政治和金融財閥控制美元發行的弊端，已誘發了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直接威脅到世界經濟穩定和各國民眾的財富與生存。中國必須反守為攻才能有力回擊希拉里的放肆、無禮攻擊，揭露美國通過輸出誤導政策、通貨膨脹和政治動蕩，企圖將金錢操縱政治的虛偽民主模式擴大到全球范圍，這樣有利于極少數金融富豪干涉別國內政并操縱政府決策，廉價控制別國經濟金融命脈并掠奪各國民眾財富。

　　中國應聯合世界各國民眾共同向美國施加壓力，要求美國政府救市應嚴格區分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債權，一種債權是花費真金白銀形成的債權，像美國人民的擁有的存款、養老金等資產，中國金融機構購買的美國兩房等金融機構的3A級債券，世界各國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和美國政府債券，這些才是美國政府必須優先保障的實實在在的債權；還有一種債權是金融機構投機產生的賭債，如具有高杠桿投機性質的金融衍生品，已高達天文數字的龐大規模根本無法挽救，挽救這類投機壞債必將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美歐政府應該立即停止依靠發行貨幣來挽救銀行有毒資產，糾正被克魯格曼批評為“現金換廢紙”的錯誤救市辦法，將實為一堆廢紙的金融衍生品賭債徹底凍結、廢止，主動拆除高達六百多萬億美元規模的金融衍生品定時炸彈，將節省下來的緊缺資金用于維護民眾的存款、養老金，用于確保世界各國擁有的外匯儲備和美元資產的價值，用于推動全球貿易復蘇和實體經濟擺脫嚴重的衰退。否則將不斷引發一輪輪金融海嘯和全球經濟衰退，并且最終導致經濟崩潰與惡性通貨膨脹并存的“崩潰膨脹”災難，致使美國人民的存款、養老金和持有的基金、債券等資產，以及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和持有的各種美元資產，在類似德國魏瑪時期的惡性通貨膨脹中蒙受慘重損失或化為烏有。

　　美國包括中產階級、實業家在內的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在這一問題上同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利益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同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則存在著廣泛的一致，甚至也符合世界各國實體經濟領域企業家和財團的利益。奧巴馬競選時尖銳批評華爾街金融財團曾贏得了美國民眾的擁護，但是，他上臺后繼續任命華爾街精英擔任政府要職也令美國民眾深感失望，中國向全世界發出這樣的維護世界各國利益的倡議，將會贏得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廣泛支持。

　　中國在同美國進行高層會談和人權問題交流時，應該明確告訴美國其民主模式存在著金錢操縱政治等諸多弊端，可能誘發國家分裂、社會動蕩威脅廣大民眾的基本生存權，美國企圖向中國輸出顏色革命嚴重威脅到中國核心利益，違反了奧巴馬訪華時作出的不將其政治制度強加中國的承諾。中美雙方可以進行民主、人權等領域的積極交流，有利于了解彼此政治制度的優缺點并進行改革，但是，不允許以政治體制改革為借口輸出顏色革命并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將依據馬克思理論而非西方的普世價值理念，努力建立遠遠超越美國模式的真正民主制度。中國依據馬克思的生產社會化產權理論進行改革，以“民有、民治、民享”的全民所有制企業作為經濟基礎，能夠避免出現美國大財團通過壟斷經濟進而操縱政府、議會的局面，實現“100%的人所有、100%的人治理、100%的人享用”，為實現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奠定堅實的經濟民主基礎。美國大銀行、評級機構、監管部門和國會相互勾結，致使欺詐性次貸有毒債券泛濫釀成嚴重金融危機，臺灣的塑化劑丑聞歷經三十多年才被揭露，違法大企業的管理層、技術人員顯然早就知曉此事，這說明從外部監管私營企業難以制止其危害社會行為。中國的公有制企業具備進行維護社會利益的無限制度創新潛力，可以讓熱心公益的普通民眾作為全民股代表參與企業監督經營，如讓孩子母親直接參與監督奶粉生產企業的質量管理，讓普通民眾代表直接進入一切關鍵的決策領域，直接參與制訂并監督一切關系民眾利益的關鍵決策，這樣才能排除金錢操縱政治和強勢利益集團狹隘私利的干擾，從根本上杜絕毒資產、毒添加劑、毒奶粉、毒玩具泛濫。

　　美國所竭力宣揚的“普世價值”和民主模式，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抨擊的那樣是為極少數富人服務的，源自“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經濟基礎，表面上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實際上受極少數超級富豪操縱，涉嫌制造金融危機和巨額有毒資產的金融寡頭幾乎無人受到法律制裁，相比之下，中國違法的高級官員和富豪被判處嚴厲徒刑則屢見不鮮，美國如果希望倡導政治廉潔并反對腐敗，就應將出逃美國的中國許多腐敗分子遣返中國。中國腐敗分子將美國視為逃避制裁的天堂，本身就說明那里有縱容、滋生更為嚴重腐敗的土壤。美國民主仿佛是“點廚子不點菜”的不實惠民主，可供民眾選擇的 “廚子”是靠金錢“包裝炒作”出來的，盡管政客選舉時能吹得天花亂墜，一旦選舉結束后卻可以自行其是，并不承擔具體的社會責任義務，仿佛是老百姓僅僅“點了廚子”，“真正點菜”的卻是幕后游說金融壟斷財團。當前金融危機促使美國民主模式受金錢操縱的弱點暴露得淋漓盡致，美國民主模式的弱點絕非無傷大雅而是極為致命的，金融寡頭通過操縱美聯儲濫發美元并輸出嚴重通貨膨脹，甚至已經威脅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財富和生存權利，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美國政治模式弊端造成的危害甚至大于沙特阿拉伯的封建君主制，后者雖然限制了本國人民的權力卻并未危害別國利益。中國封建時代清朝康乾盛世的人口曾大幅度增長，而英國大資本操縱的議會、政府發動鴉片戰爭后，掠奪數十億兩白銀導致中國封建政府賑災能力下降，結果經常爆發慘絕人寰的災民“易子而食”嚴重饑荒，導致人口增長比較正常時期減少了一、兩億人。倘若不明確指出西方民主模式的局限和弊端，就難以剝奪美國輸出虛偽的民主模式的道義優勢，美國就會更加理直氣壯地輸出政治動蕩并干涉別國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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