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先生認為，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就面臨一種困惑。按定義，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是在新中國，原先的無產階級已經成了國家和企業的主人，不再是無產階級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先鋒隊失去了大部隊又怎么成了先鋒隊？當然，馬克思主義的解釋還可以認為，黨在階級社會消亡之前，都將是領導力量。但是，這種解釋缺乏直觀性。
崔先生認為，馬克思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認識過于籠統，一定程度上，還是馬克思批判過的蒲魯東更理解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復雜性。蒲魯東在當代有兩位傳人，一位是法國的莫里斯·阿萊，一位是詹姆斯·米德，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美國的喬治·亨利也是這樣一位“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的主要主張是將土地的壟斷收益社會化，以促進公平競爭。他的《進步與貧困》對此后世界各國的改良主義者產生了重大影響。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思想就是來自喬治·亨利。
與“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相對照的是，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理解都過于簡單化：前者簡單否定，后者簡單肯定。兩者都沒有很好地解釋經濟和社會現實。正因為如此，這兩種理論實際上都不能實行，取而代之的是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社會民主黨的思路。無論左右派上臺，都離不開這一思路。右派上臺，有時候搞福利比左派還多；左派上臺，也得搞私有化。兩者都認為公平與效率是矛盾的。事實上，如果有“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思想，那么，我們可以有更多的制度創新，可以既保證公平，又促進競爭，提高效率。這就是“自由社會主義與中國未來——小資產階級宣言”的由來。
烏有之鄉網站上已經全文刊發了《自由社會主義與中國未來——小資產階級宣言》，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一讀。
崔之元先生在中國思想界左右逢源，大名鼎鼎，吸引了很多聽眾，有些人甚至從外地趕來。雖然一些人對崔先生的主張并不認同，但是他們也承認，這份《小資產階級宣言》的確給他們的思想帶來極大沖擊，值得認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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