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在解放軍某學院講座：國家經濟安全與發展戰略

今天我介紹一下我們這一學派，我們叫做“非主流”，著有《與中國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對話》一書。我們非主流是和主流相對立的，在1975-1995年，中國由計劃走向市場，由封閉走向開放的20多年間被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所壓制，特別是95年以后，國內外出現新形勢，出現偏差和問題，所以我們主張反思，但是主流派和既得利益集團拒絕反思，壓制不同意見。所以希望大家能夠關心一下地方理論界的思想爭論，這都涉及戰略政策和未來發展方向。2000年以后出現了大規模的權力資本化，兩極分化和腐敗，對外安全形勢也越來越緊張。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非主流”才受到輿論的支持。中央政策在國內要在不改變改革開放的大方向的前提下進行利益格局的調整，讓既得利益集團交出一部分利益，使改革公平。十六屆五中全會去掉了“效率第一”這已延續了三十年的說法，所以大家紛紛重視公平的問題，然而這是我們“非主流”派十年前就提出來的，我們十年前還提出當時誰都不敢提及的“增加軍費”的思想等等，但是這些思想往往要經過十年才能被接受。我們認為三十年來得到好處的人（包括沿海地區）要和改革中受損的人進行利益調整。不是說不改革，而是改革中出現利益偏差，要調整，這也是改革，包括增加國防。中央政策在對外涉及“中國威脅論”導致的中國政府的低姿態，我國做出了“和平崛起”、不侵略別人的承諾，但實際據我所知，我國中央領導一直在關注國家安全的問題。最近幾年，尤其是98年以后中國的國家安全包括經濟安全的形勢越來越緊張：美國占領阿富汗、伊拉克、中東后來中亞又搞“顏色革命”；日本問題；臺獨問題，再加上中國的發展使我國經濟的對外依賴度越高，這些使我國的國家安全形勢越來越緊張。所以必須有強大的國防力量才能保證中國的進出口，能夠保證中國經濟向全球化發展。所以全球化對國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是我們“非主流”派多年來的思想，但也是我們在國內和國際被孤立的原因，但是我們是為國家說話的，在臺獨和日本的問題嚴峻的形勢下我們越來越受到社會的支持。以上是我此次講座的序論部分。

我論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秘密及其限度。本部分主要是針對自由派經濟學家的觀點“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每年增長達9.4%”的論斷展開的。我們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六十年，而非 “三十年”。增長的第一位原因也不是體制改革，是因為人口年輕，而更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的衰落是在1840-1949年，這一百年來人口沒有增長，原因是死得太多。國家統一后，外部沒有侵略，內部沒有分裂、混戰。人口高速增長，早成年輕人特別多的現狀，因此儲蓄率就高。這是因為人在1-20歲，60-80歲都是純消費者，只有20-60歲的人是多生產少消費的，這種情況下儲蓄率才高。中國今年儲蓄率高達50%以上，而美國今年為0，前幾年為-5%，所以中國資本嚴重過剩，也嚴重外流。在計劃經濟下國家權力介入經濟發展，實現工業化的原始積累，所以計劃經濟使用國家強制力的手段壓低了全體人民的消費，因此百姓窮；但是儲蓄率提高了，所以國家不窮。當時軍費占國家GDP的40%，儲蓄率達30%。所以這30年雖然有幾次大規模的左傾錯誤，但是基本上計劃經濟是成功的，這是我們和自由派爭論的焦點之一，他們認為計劃經濟基本是失敗的，我們絕對不同意，計劃經濟下百姓付出了三代的犧牲，但是財富積累了，而且基本上沒有腐敗的消費，也沒有資本外流。錢投入了軍事和重工業，中國才得以在三十年內迅速的由一個農業國變成軍事工業強國。1949年中國的GDP中農業占90%，工業幾乎沒有，只10%，這其中包括了所有的工業生產，例如生產火柴、大頭針等；1978年我國工業占GDP的70%，但我認為因為當時對農產品價格低估了，所以其實沒有那么高，工業占50%左右，但這個數字已和當時的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不遠。尤其是我國的重工業、機械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和世界的差距沒有現在大。這就是毛澤東時期計劃經濟對強國起到的歷史作用。另外，毛澤東去世的時候中國的人均壽命由36歲長到72歲，而且人口大量增加，這就是人道主義！計劃經濟時期人口年輕、勞動密集，所以中國積累了資本，搞了原子彈、氫彈、導彈和基本的軍事重工業，利用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用人民公社發動農民修水利，實現了工業化的原始積累，所以計劃經濟決不是反工業化的，中國走的是國家工業化道路，即從農業國變為了工業國、軍事強國，這是現代化必經的階段！此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也是正確的。改革開放前積累已達到一定程度，但是左傾錯誤嚴重，全國人民處于半饑餓狀態；國際環境有所改善：蘇聯瓦解，中美保持二十年較好的關系，全世界資本主義結構調整，轉移工業到國外（美國到日本，日本到港臺再到中國的珠江三角洲）這是符合比較利益的原理的，這只有在世界和平的情況下才能發生。中國有4億的剩余勞動力，他們與國外資本相結合，取得了對外開放的大發展。1978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只有100億美元，現在到達6000億美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這不能和計劃經濟的貢獻相脫鉤。最近三十年來，我國每年經濟增長9%，但是這以前三十年，我國每年增長15%左右，這是因為基數太低，例如50年代初期引進蘇聯156個項目的效益就很高，宏觀效益和微觀效益都很高，所以不存在計劃經濟沒有效益的問題。當然，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對經濟的破壞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不能因此說計劃經濟沒有效益。再比如當時修建了大量鐵路、公路，主要由鐵道兵負責，成本很低，受益很高，當然效益也高了。但是所有的這些在教科書、報紙等各種媒體上提到的很少，我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不是三十年，是六十年，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有積極作用，第一位的原因不是體制，而是人口增長了，年輕人多，儲蓄率高，投資率高，因而經濟增長快。所以我們“非主流”主張把六十年的發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這是我們與主流經濟學家最根本的差別，只有這樣認為才能把國家提高到重要的位置，否則只是重視制度。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才能奠定發展的基礎，這是一個基本的邏輯。我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還有十五年的時間，因為隨著人口的老齡化，高儲蓄率馬上會降低，那時中國的增長就不能依靠人口的年輕化了，只能依靠技術進步，制度穩定等。如果我們假定中國從建國起經濟持續高速增長70年，每年增長7%，每十年翻一番，70年后經濟增長了128倍，那么人民幣必定要升值。如果人民幣升值20%，那么我們以美元計算的GDP將又增長20%。今年經濟普查又發現我們低估了20%，因為第三產業大量沒有被統計，所以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是驚人的。今年調整前公布的國內生產總值是136000億人民幣，調整后將為16萬多億人民幣，中國GDP總量再增長十年，人口就會老化了，所以今后十到十五年是最關鍵的調整時期，這期間，中國GDP總量至少增長100%-150%，甚至200%。但是問題在于增長帶來的財富干什么用，經濟增長、改革開放給什么人帶來了好處！最近胡錦濤總書記到青海講話時提到讓全國人民分享改革的好處，不能讓一小撮人得到的好處太多。他們不法暴富是和我們的國家體制，和共產黨的綱領相沖突的，而且他們將勾結外國人，所以我們堅決認為總財富應當集中到國家手里，首先用于國防，其次用于環保，第三用于扶貧，第四用于教育，第五用于產業升級。如果財富不能集中到國家手里，將會出現拉丁美洲化：即出現一小部分人暴富、腐敗、黑社會、官商勾結，最后勾結外國勢力走買辦的道路，搞垮我們的黨和國家，如果這樣外患也降至，因為國內分裂了。我國能70年連續年增長7%的成就是偉大的，大英帝國曾經連續200年年增長1%，就稱霸世界，美國連續100年年增長不超過2%，所以中國是崛起了，但這是對外戰爭勝利的結果，而不是對外貿易的結果。

第二：重化工業化的資源約束。這是指我國的資源短缺將威脅我國的發展。我國現在的危險是繁榮太快，使矛盾被掩蓋，民族自滿，因此社會矛盾會尖銳。中國的總資源很少，據評估世界資源價值最高的是俄羅斯，達80萬億美元，其次是美國達40萬億美元，而中國只有5萬億美元，西歐還有2.5萬億美元。美國已最大限度的汲取世界的資源和能源卻還要進口，我國人均資源只是美國的四十分之一，所以中國人均資源這么低要想追求高消費只能兩極分化，因此制度不是最重要的，資源少，什么制度都不行。按照經濟學的總需求拉動的理論，我們只看到一小撮人暴富，不可能普遍富裕。2020年中國將達到16億人，開足馬力進口，中國可以消費全世界的大部分資源，即使能夠全部進口，中國也不可能16億人都達到小康的水平，這是被資源所約束的。中國又不能走殖民化的道路，如同西方國家一樣攫取他國的資源，所以中國和印度發展現代化是沒有西方國家的條件的，如果還按照西方國家的標準，中國只能兩極分化，由少數人掌握資源，中國的中西部和農村衰落的原因就是他們不能掌握資源，而解決的辦法一是進口，但是即使全部能夠進口，也只有六億中產階級以上的人能夠進入小康。毛澤東一直是關心最大多數人，所以在民間仍有很高的威信。有人說靠節約來解決資源的問題，或者跳過重化工業的階段，這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中國不出口，僅依靠農民進城就可以拉動6000億元的內需，占GDP總量的十分之一，所以農民進城可以每年拉動經濟增長5%，至少持續20年。中國不靠外需也能保證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但是因為沒有資源，缺少石油和水，將威脅國防和內需。農民進城要消耗25倍的水，以后北京人飲水都將成問題。現在北京水費3.7元一噸，十年后將達到10元，青島、煙臺、天津這些地區要使用淡化海水，成本為10元一噸，很是問題。我想出的對策是把中國的鋼鐵廠、造紙廠、化工廠移到國外，例如澳大利亞等。重化工業的污染太嚴重，這樣中國的環保問題就可以解決。中國要達到16億人進入小康的目標就需要利用世界資源，利用海外投資把污染轉移出去，這樣也能把兩千萬到三千萬的貧困人口業轉移出去，扶貧的問題就解決了。農村人口首先搬到沿海地區，參加治理國土，興修水利的工程，然后去緬甸，最后到澳洲，就實現全國的小康了，社會治安也會好轉。所以有四種人需要進入澳洲，一是重工業企業的企業家，二是貧困人口，三是罪犯和擾亂社會治安的人，四是軍隊，他們用來確保能夠進入澳洲，澳大利亞拒絕我們進入就是反對全球化。我們也要講“人權高于主權”！這就是我國要控制馬六甲海峽的原因。這是我的長遠戰略，也是現代化的途徑，中國的內部矛盾無法調節。節約解決不了資源的問題，有人說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是日本的50%，但是15年內是不可能提高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的，現在水資源已經被充分的利用，沒有開發的潛力，煤污染太大，我國只能大力開發核資源，交通消耗能源占總能源消耗的25%，日本的交通效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其四面靠海，海運成本最低，中國國土面積大，運輸效率低；另外日本的糧食80%從美國進口，節省了大量的耕地和水。糧食生產占用了大量的資源，生產一噸糧食需要1000噸水，中國進口糧食最多10%，我們沿海地區無法再恢復糧食的種植，這些地區可以挖湖，由中部地區負責糧食的種植，大幅度提高糧價。和平時期我們也要大量進口糧食。中國糧食這幾年是過剩的，農民太窮，但是飲食結構改善后，肉、蛋、奶、啤酒消費的比重將大幅度提高，而這些都需要由8倍的糧食轉化而來，將大大提高糧食的消費量。綜上，中國的糧食不能大量進口，交通效率無法提高，所以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無法趕上日本，節約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必須重新考慮中國的內外發展戰略，防止兩極分化。

第三，市場化與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安全邊界。市場化和全球化決不和國防相抵觸，反而需要國防來保衛。國家安全邊界不是領土，軍隊不可以跨出領土是錯誤的，戰爭也要全球化！美國的經濟實力遍布全世界，國家安全邊界也就是了全世界。中國的國家安全邊界是中東中亞、朝鮮半島和馬六甲海峽。我想出的辦法是第一去緬甸，第二是去澳洲，澳大利亞和美國結盟的原因就是防止中國人過去。但是中東、中亞要保住，那是中國的勢力范圍，把美國從阿富汗擠出去，修石油管道到連云港，日本不老實就不提供石油給它。其次要和俄國搞好關系，用中國勞動密集型的產品換取其水資源，從貝加爾湖挖水渠過來。漢人要大量進入新疆，像我們歷史上王振帶領26軍團進入新疆一樣，重新把貧下中農帶入新疆，用兵團建制重新開展建設。對朝鮮我們要提供援助，中國主導朝鮮半島，用朝鮮來制約日本。最后要控制馬六甲海峽，控制日本，中斷其石油供給，這樣中國將成為亞洲的主導國家，和澳洲結成真正的全球化，中國人也將主導澳洲。

第四，歷史上文明興衰的兩種標準。我們衡量一個民族，一個文明不能只用一個標準，要用兩個標準，一是戰爭標準：一個國家要能保衛自己在全世界的經濟利益；二是生產力標準，既GDP標準。不同的時期標準的側重不同，毛澤東時期就是側重戰爭標準，所有人都關注烈士和英雄。近三十年變成了金錢標準。我個人的看法是未來三十年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需要重提戰爭標準。“發展是硬道理”里的發展包括國防的發展，而且應當以國防為主導。在過去提發展就指GDP，這是價值標準，我國因此已經犯了很嚴重的錯誤，例如我國的飛機制造業已經垮臺，再比如我國存了很多的外匯，卻沒有存石油。現在大家終于明白真正的財富是石油，不是美元。中國說要增加石油儲備，結果石油價格從33美元一桶漲到58美元，最高達到70美元，中國無法大量存石油。所以戰爭能力決定了一個國家能否發展。還有一個誤導，認為近代中國工業發展不起來、洋務派失敗、近代民族資本沒有大的發展、中國農產品被大量國外進口產品擠出了市場、農民破產的等等原因是制度，封建統治，官商勾結，而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對外戰爭的失敗，無數的不平等條約規定的低關稅！中國當時的關稅只有5%，美國同時期100年內的關稅為46%，這與制度無關。所以我堅決認為戰爭的標準是第一位的，有了戰爭的勝利才有經濟的發展。中國前一百年的衰落就是因為戰爭的失敗，只有兩次小勝。18世紀60年代，左宗棠在新疆打俄國、英國及其傀儡是勝利的（打了7年）還有張之洞在越南打法國人也勝利了，但是當時在中央掌權的李鴻章采取了綏靖政策，打勝仗反而向外國人妥協，搞所謂的經濟繁榮等等，意圖不搞國防，用門戶開放政策引起列強們的自相殘殺，結果在1894年被日本打光，徹底衰落，就是因為長期不備戰。然后中國陷入軍閥混戰，而中國的崛起開始于抗戰勝利。一百年來中國對外戰爭終于取勝了一次，在這場戰爭中我國的財富和人民受到了嚴重的損失，但是中國自此開始崛起。日本人并不服氣，他們認為是輸在美國人的手里，中國人是打不過他們的，所以我們還需要做與日本作戰的準備。毛澤東時期經常抗議美國政府的不法行為，例如迫害黑人等，中國的民眾也敢于用游行的方式表示抗議，現在會被叫做“干涉美國內政”，越南戰爭打死美軍50多萬人，也沒有引起中美戰爭。但是現在大家的財富增多了，對帝國主義的恐懼也大大加深了。中美關系是由毛澤東和尼克松改善的，不能說毛澤東是閉關自守。當時蘇聯占領阿富汗對我國的威脅太大，所以中美才達成一致。珍寶島戰斗和后來鄧小平時期對越南的戰爭都是有戰略意義的，是用小規模的戰爭改變了世界格局，對中國很有利。例如62年打印度，使西南穩定了50年，對臺灣的“8·26”海戰，也穩定了臺灣的局勢。盲目進行戰爭是不對的，然而也不能懼怕戰爭，需要戰爭的時候就要迅速取得戰爭的勝利，不能一味退讓。今年有一個很好地認識就是承認了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此舉奪得對臺斗爭的主動權，邀請連戰等來大陸，使得今年的形勢極好，而且我國對外安全的目標由臺灣轉到了日本，我認為這是正確的。

第五，未來時期國家安全環境的基本假設。我認為應設立一個假想敵，不能假設沒有敵人，安全問題我們是沒有辦法判斷的，例如臺灣何時要獨立、和日本何時會出現沖突、美國站在何方的立場上等是無法判斷的，出現與不出現的概率都是50%，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假設，不同的假設有不同的戰略，毛澤東的基本假設就是我們被帝國主義所包圍，毛澤東時期的四次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印沖突、珍寶島戰爭都是勝利的，而且都沒有在我國境內開戰，這才是大國的崛起。包括鄧小平時期的戰爭也使勝利的，所以建國后30年我國一共有5次戰爭，平均6年一次，據統計美國是平均8年打一次戰爭，所以美國很強大，美國人沒有喪失上古的精神，日本人也沒有，這是大國崛起的基本規律。但是我們現在已經30年沒有戰爭了，時間太長了，所以要認真備戰，找假想敵。我認為最好的假想敵不是新加坡，不是印度，只要讓西部地區的貧苦人民移民到印度就可以了。最好的假想敵就是日本，而臺獨和日本的問題是分不開的，解決臺灣問題要靠經濟封鎖。

第六、經濟封鎖與反封鎖。我認為在對臺的軍事斗爭中不應傷及平民，也沒有必要占領它，最好的方法是封鎖它，但是這必然要先處理好釣魚島和澎湖的問題，解決釣魚島問題是基本的條件。我的想法是主要矛頭指向釣魚島，因此我寫過文章論述經濟封鎖與反封鎖，并在國防大學得過獎。但因為缺乏課題費，只是進行了簡單的估算。我認為釣魚島應該成為我國軍事斗爭的重點。中國對日本不應再采取軟弱的態度，1971毛澤東開始對西方采取友好的態度，現在我國應該重新和俄羅斯、歐洲國家建立戰略伙伴關系，中國的資源和技術應該靠它們。中國和日本的經濟關系已經在淡化，我國也應淡化這種關系。釣魚島的沖突是有好處的，可以促進中國內部進行調整。有人說不要刺激日本，防止加速其核武裝；也有人說刺激不刺激沒有什么區別，存在這樣的爭論是可以的，但是我們要樹立假想敵，這是必須的。2008年國民黨有可能贏，因為馬英九已經掌握實權，這樣對日的矛盾將突出。如果真的搞封鎖，那么假設我國對西方的貿易大部分中斷，出口減少50%，那我們的進出口就只能面向俄羅斯，歐洲和中東等地區，但是我認為出口減少并不可怕，重要的是這幾年我們要抓緊存石油，趕快把外匯花出去，現在國家存了9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個人和企業也存了很多，大概有10000多億美元存在國外（因為外匯是不能存在國內的）但是一旦爆發戰爭，外匯將不能兌換，所以要趕快在三五年內把外匯兌換成石油、戰略資源等，建立國家戰略儲備。一旦封鎖，中國可以啟動廣大的內需來解決經濟的問題。

最后我講一講水資源的問題，南方和沿海地區要把可以泛濫的地方挖成湖泊，如果外部有沖突，中國沿海的資金很快就會往中西部地區轉移，則國內的矛盾馬上就可以解決。沿海地區少搞農業，把工業中有污染的企業全部淘汰，但不能轉移到中部地區，因為那里極端脆弱。中部地區集中種糧食，沿海地區集中挖湖，增加國土的蓄水能力，那樣湖北省將成為中國最有發展前途的中心。湖北省原來有1700多個湖泊，現在只剩下300多個，而且嚴重淤積，所有這些湖要從新挖一遍，凡是有大江大河容易泛濫的地方也不要嚴防死守，把人遷走，挖一些特別大的湖，把水存到我們的國土上。在上游不能再修大水壩了，否則水流減慢，是錯誤的。應該剩下修水壩的錢在沿海地區挖湖，還可以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20年花6000億元，也就是少修了3個三峽就可以解決2億農民的就業問題。挖出湖后用水渠貫通，中國的大江大河都是從西流向東，所以有魄力的領導人要挖南北走向的水渠，使之南北貫通。歷史上李冰修了都江堰、林渠，所以秦國馬上統一了中國。秦國善文不善武，能夠打敗進步的文明主要是靠水利和較長的寶劍，也就是靠水利和國防。所以中國政府的組織能力不強，要通過樹立假想敵，激發愛國主義，調節好中國的內部矛盾，把中國的過剩資本和過剩勞動力引入國防、環保、治水、扶貧，這些是必需的，不能再搞房地產泡沫，股市泡沫，這些是可有可無的。現在是政府沒有這種能力，所以要強化政府，不能弱化政府。這些必須由政府主導，所以政府不能腐敗，要成為一個強國的政府，愛國的政府。國防、水利都是需要市場經濟的，這些都需要公開招標，也就是采用市場經濟。民營資本和民營資本家可以加入進來，但是主導的是愛國主義理論，不是自由主義理論。由有能力的政府主導運用市場機制來運作，把政府和市場結合起來。但是民營企業的技術不能升級，技術升級靠的是國防和股市，而真正的基礎性的高科技要靠國防，所以國防經費要大幅度增加，要自己制造飛機、火箭，然后公開招標讓民營企業制造配件，給他們創造產業升級的空間。在愛國主義的口號下可以建立國家戰略產業，由國家主導，所有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參加。明年有一重要的任務就是反思我國的科技發展戰略、國防發展戰略和安全戰略，我們不能讓外國資本，跨國公司來整合中國的產業，不能讓他們掌握主導權。第二是對政府組織提出更高的要求。盲目的相信市場經濟會增加就業壓力，造成大量資本外流。我建議社會精英們：大學生和轉業軍人去做整治國土的組織者。所以現在的根本問題是要調整觀念，當我們“非主流”成為主流的時候，問題將會很好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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