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與文化個性——為中國文化正名
講座簡訊

主講人：河清
時間：2008年7月6日星期日上午9：30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01062760856）
主辦：烏有之鄉書社/網站（http://www.wyzxsx.com）

內容紀要：

內容紀要：

一、“普世價值”來源于西方“進步論”，本質是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

普世價值近來成為熱門話題。所謂普世價值，是指某些價值是普世皆準，其背后是一種世界主義或普世主義（universalism）。然而河清認為，今日人們論說的普世主義，不是一種各民族平等的世界主義，而是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主義。所謂“普世價值”，實際上是西方文化的價值觀。

西方普世主義來源于西方18世紀的進步論（即社會進化論）。那是英法殖民帝國迅速強大的時期。當時法國的孔多塞，以及后來的社會進化論者，認為西方文明是全世界最進步，最先進的。西方文明將把全人類納入文明的體系之中。西方自比全人類的光明之塔，其他地方皆黑暗，只有歐洲北美獨光明（enlightenment啟蒙）。西方人是把“他的文明”，作為“文明”本身，即，把西方文明作為全人類的普世文明。

進步論（社會進化論）有三大特征：

1、以科技和物質經濟的先進落后，來衡量一個社會或文化是否先進。（這種技術或生產力標準論，給中國人帶來了一種深重的文化自卑感。）2、認為西方文化的價值是普世皆準的，帶來所謂“普世價值”，確立了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這種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實際上否定了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3、進步論以時間的直線，否定過去的文化。西方把自己的文化放到“現代”，把其他民族的文化放到“過去”，“落后”的位置。以時間和時代的名義，否定其他民族的文化。

由此，進步論（社會進化論）給中國帶來三大惡果：以生產力水平為標準，價值上否定中國文化；以“普世價值”世界主義的名義，空間上否定中國文化；以時間時代的名義，時間上否定中國文化。

河清早在1990年寫成《現代與后現代》一著，就開始批判進步論，后來又專門寫了《破解進步論——為中國文化正名》。

二、普世主義（世界主義）導致文化單一化，抹殺人類文化多樣個性

河清著重批評西方中心的普世主義，指出“普世文明”（世界文明）概念的虛幻。

其實，普世主義（世界主義）一直遭到抵抗或批判。

最早抵抗這種英法普世主義（世界主義）的是德國。當時拿破侖的軍隊打敗了處于分裂狀態的德國。但打敗以后的德國人沒有自卑。德國的文化人如赫爾德等人，認為德國雖然在軍事上被擊敗了，但德國文化卻是優秀的。他們專門針對英法的“文明”，創造了“文化”（kultur）的概念。是赫爾德最早打起了“文化民族主義”的旗幟。他們開始思考德國有哪些可以稱之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共同點。就是說，我們德國人是誰？我們的文化個性是什么？我們跟“西方”（英法）有什么不同？所以德國這個國家，是先有民族國家的的概念，然后才形成一個民族國家。

在文化理論上，普世主義，或普世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或譯“世界文明”），也不斷遭到批判。

河清例舉了西方兩位重要文化思想家對“普世文明”（世界文明）概念的批判。一位是法國的列維-施特勞斯，另一位是美國的亨廷頓。

首先引用的是列維-施特勞斯。他的核心概念是強調人類“文化多樣性”。他認為人類的差別，不是以種族來區分，而是以文化來區別。人類各種文化的不同就猶如同中藥“配方”的不同。是他最早指控社會進化論是一種“偽進化論”。他認為生物進化論是科學的，而社會進化論只是一種“假設”。

列維-斯特勞斯倡導“復數的文明”的概念，就是說，人類不可能同歸到“單一”一種文明。他明確指出，社會進化論的普世主義，實際上是歐洲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e）。其本質，正是抹殺人類文化多樣性。說得太好了！

他認為“普世文明”是一個“非常貧乏和簡略的概念”。假如有，也只是“各種保留各自獨特性的的文化在世界范圍的聯合”，而絕不是一體的文化。

列維-施特勞斯還提出文化交流的“雙向”概念。就是說，人類文化碰撞交流，有時會趨同，有時還會趨異，強化差異性。

亨廷頓對“普世文明”（世界文明）的批判更為嚴厲。他明確宣告人類不可能在文化上形成大同。因為人類有各自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個性。人類的文化是多樣的。他也提出了“復數的文明”的概念（參閱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認為伴隨著各國的交流，各國文化不一定會趨同，反而有可能是趨異。經濟的全球化并不帶來文化的全球化。

亨廷頓的核心概念是“文化個性”（cultural identity）。他認為當今世界上有六、七種主要的文化，將長期保持他們的“文化個性”，絕不會融合成為一個“普世文明”（ 世界文明）。

但是很可惜，亨廷頓這個至關重要的“文化個性”概念，被中國學界廣泛誤譯為“文化認同”。實際上identity這個詞是名詞——個性，而不是動詞——認同。

亨廷頓對“普世文明”（世界文明）的概念顯得非常自我批判，揭露其實質：“在20世紀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是為西方對其他社會實施文化統治而辯護”，“普世主義是西方對抗非西方的意識形態”。他公然宣稱：全世界都采取“同樣的價值，同樣的信仰，同樣的方向，同樣的實踐和同樣的制度”，是不現實的。

但亨廷頓在中國被罵得狗血噴頭，主要是因為中國學者都喜歡普世主義，尤其認同西方中心的普世主義。所以，亨廷頓出來批判普世主義，明確宣告西方文化不是一種“普世的文化”，而是一種“獨一無二”的文化，非西方文化不可能復制，硬要復制，文化“西方化”，必然導致“文化撕裂”。這些都是非常實在、非常客觀的話，但中國學者不愛聽。中國學者只抓住他“文明沖突”，然后一棍子打死。

其實，亨廷頓只是強調，當意識形態的冷戰結束后，世界的抗爭已經變成一種文化的對抗，或者說文明的沖突。他強調的是沖突的性質，而不是鼓吹沖突。

事實上，亨廷頓就告誡美國放棄用“普世價值”或“普世主義企求”去對全世界進行文化統一，因為世界有那么多“文化個性”，你不可能成功。他采取的是一種守勢。好好守住大西洋，好好強化美國這個西方文化核心國家的地位，希望美國的“西方文化個性”不要被美國國內的“文化多元主義”消解掉。所以他最新又寫了一本《我們是誰？》，憂心忡忡。

而當今中國，是進步論（社會進化論）及其普世主義的一統天下，都以西方為中心，以西方價值觀為“普世價值”，以西方為“現代”。到處都是進步論的“時代崇拜”。我們習慣用時間給自己的歷史去定位，總是強調這里那里與西方差了多少年。

今天的中國已放棄了中國中心的“天下大同”，而接受了西方中心的“普世價值”。文化自卑，病入膏肓。中國正在被西方“普世”！

當年羅蘭夫人在上斷頭臺之前曾仰天長嘆：“自由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河清仿用此句：“世界主義啊！多少罪過假汝之名而行！”印在河清的《全球化與國家意識的衰微》的扉頁。

如今，西方國家以“民主”的普世價值的名義，對中國發起了民主攻勢。而中國毫無文化抵抗的價值依據。國際上，頻頻向中國施加“民主”壓力；國內，體制內和體制外，也都是一片“政治體制改革”，民主化，多黨制的呼聲。

中國人被“普世價值”蒙昏了頭，從來不像亨廷頓一樣自問一下：“我們是誰？”我們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究竟有什么文化個性？我們跟西方人是一樣的嗎？西方號稱“普世”的價值，真可以直接搬來套用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三、用中國文化的價值對等西方的“普世價值”

   河清特意聲明：他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而是“中派”，或“中華派”，為中國文化正名的“正名派”。河清的個人網頁，就叫“正名”（www.zhengming.org）。

   河清認為，左派也屬于西方“普世話語”。西方的“普世話語”不能救中國。中國只有用自己的價值觀，才能真正實現文化獨立。

   如今的中國，雖然國際政治意義上是獨立的，但在文化上仍然依附于西方，仍然認同西方“普世價值”——人權、自由、民主。

實際上，這三個號稱“普世”的價值，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價值，都與西方文化的個人中心主義有關。這種個人中心主義又可上推到文藝復興的“唯人主義”（河清認為把humanism譯為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人本主義，都不夠準確），尤其與西方基督教新教的個人主義傾向有關。

西方之所以喊出人權、自由，正因為那里特別地沒有人權自由。當一樣東西被大聲吁求，一定是那里特別缺乏這樣東西。中國文化沒有明確要求人權自由，并非中國是野蠻之地，并非中國文化不尊重人。中國文化是以另一種方式，另一些價值概念，去保障人的尊嚴，實現人的價值。

河清還分析了人權、自由、民主的真正含義，破除對這三個“普世價值”的迷信。

首先，人權并非天賦。如果說“君權神授”是迷信，那“人權天賦”算不算是迷信呢？這個人權，只是美國獨立宣言宣告出來的：如下真理是“無可爭議和不言而喻的”，并沒有實際證明。它只是一種道義上的要求，而非科學的實證。

自由，這個詞有翻譯上的失誤。free并非意味“由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嚴格意義上應該翻譯成“無拘”，無法律拘束的狀態叫“free”。西方的自由是由法制來保障，“自由”實際上即等于“法制”。（中國學者喜歡盎格魯-撒克遜的“法治”，其實德法的“法制”完全對等英美的“法治”）。

民主，更是一個烏托邦。河清專門有一本書《民主的烏托邦》（網上可下載）。本義的民主，即人民自己當政，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人民自己當政。因為它不可能實行，是徹底的烏托邦。今天西方所謂的“民主”，只是代議制，用北大潘維教授的說法，僅是一種“多數決”，與社會正義無關，與公正的分配社會財富無關，總之，與所有中國人愛往上套的美好事物無關！

人民自主，連民主的老祖宗盧梭都明確否定，只有今天的中國文化人才傻乎乎地信以為真。可以問問每一個頭腦正常的中國老百姓，人民是否可以自己當政？沒有一個人會回答可以的。假的就是假的，不能實行就說不能實行，為什么硬頂著說，人民可以“自己當家做主人”呢？人家西方是代議制，是選代表，與人民自己當家作主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還是法國學者阿隆承認現實：“政治的本質，不是由，而是為集體（人民）作出決定”。民主是烏托邦，“為民”才是政治的本質。中國文化自古就有一種“為民”的政治傳統，“為民”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政治智慧。（參閱河清《民主的烏托邦》）

河清認為應該用中國文化的價值去對等西方文化的價值：

“仁”對等人權

“義”對等自由

“為民”對等民主

人權是從一個人出發要求人的尊嚴。仁是二人，是講兩個人互相尊重，由此獲得人的尊嚴。

自由是在法制的框架內為所欲為。義是在倫理的規范內為所欲為。西方社會重法制（自由），中國文化重倫理（義），雙方對等。當然中國可以、也需要借鑒西方法制，一些有效管理社會的制度。中國的的社會模式是“家國同構”，國如同家。而西方社會是“公司”，公司與社會同構，也是同一個詞society。所以他們的法律，也可以說是“社會契約”。

西方“民主”并非人民自主，而只是西方歷史形成的多元社會導致的一種選舉制。“為民”是中國大一統文化中央集權政制的辯證法。荀子“水之載舟，水之覆舟”的比喻，最形象地說明了中國文化的君民關系：君必須為民才能為自己。當政者必須為民，才能長治久安。這種君民關系，代表的是一種政治和諧，更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的和諧。

河清最后提到了日本的現代化成功，是基于“和魂洋才”，即日本文化，加上西方科學技術，是中體西用的日本版。

而中國的現代化是“洋魂洋才”！中國試圖以否定中國自己的文化來實現現代化，去融入“普世文明”。這樣的現代化決無成功可能。

   人權自由民主，是西方向全世界實施文化統治的“軟強力”（soft power）。我們中國有什么“軟強力”？如果中國也認同、隸從西方“普世價值”，中國將永遠做文化奴隸，永無真正復興之日。

   中國只有用自己的文化價值，去對等西方價值，才能真正恢復我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真正實現民族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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