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膺真理,成就偉業

——對毛澤東人生成功的一點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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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服膺真理，成就偉業——對毛澤東人生成功的一點認識

主講人：李永成（河南省開封市委黨校教授）

時間：2007年7月21日星期六下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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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輝煌一生所展示的最值推崇、最具跨時代意義的東西是什么？構成其人格靈魂與成功秘訣的東西是什么？我以為是他服膺真理的精神，是他以圣賢傳道的大志、行豪杰辦事之功業的人生戰略。今天我從八個方面，講他“服膺真理”的特質，，也作為對毛澤東人生成功之因的探索。一塊兒研究，希求賜教。

一、毛澤東是用真理來安身立命的人

毛澤東生在湖南，湖南的理學傳統很厚，有湖湘學派，曾國藩是其代表，他把理學和經世之用之學相結合，軍功顯赫，又著述等身。毛澤東小時候崇拜曾國藩，相信有支配萬物之理，叫作大本大源。他寫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理”，“圣人，既得大本者也”，得真理才可立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所以青年毛澤東不忙做事，而是全力尋找大本大源。找得很辛苦，相信和試驗過七八種學說，都一一放棄，好像住旅館，從這一間到那一間。他讀了六、七年孔夫子，讀了七、八年資本主義的書，直到1920年，讀到三本馬列主義的書，才立定信仰，從此不再動搖。這三本書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寫的《階級斗爭》；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

從某種角度說，他的一生可分成三部分：1、選擇真理，彷徨無定；2找到真理，潛心研究；3、運用真理，成就事業（當然，后二者有交叉）。選擇真理用了十三年（在六、七種學間徘徊）；找到真理，用了17年，我指的是從接觸到弄通馬列主義。1920年接觸，到1937年《實踐論》、《矛盾論》寫成，產生了質的飛躍，徹底弄通了。也就是說，他有兩個閉門讀書期：在私塾和湖南一師的讀書及在延安讀書（不是真閉門，他從未終止讀社會的“活書”）。在延安下了很深的功夫研究馬列，他曾對人說：“聯共黨史，讀過十遍”，“《共產黨宣言》，讀了不下100遍”（陳晉：《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在延安用了大半年時間，反復讀艾思奇的《哲學選輯》，讀蘇聯人寫的《辯證唯物論教程》，之后寫成《實踐論》和《矛盾論》。兩個閉門讀書結束（特別是后一個），毛澤東就脫胎換骨了，對唯物辯證法這個列寧稱為最無片面性弊端的學說，已經既能系統論述，又會熟練運用，完全變成了自己的哲學。自信已然找到了大本大源，從此以一馭繁，應對百紛。

“兩論”里講的核心觀點，一個是能動的反映論，一個是對立統一，前者講如何實事求是，后者即矛盾法則。在毛澤東看來，他們就是萬物的根本規律，宇宙的本源之理。毛澤東用這些思想武裝，從此變得十分神奇。換言之，實事求是、對立統一是毛的得道之方、思想法寶。我的體會：他的文章談話，千言萬語，講的都是這些法則；他的實踐作為，千頭萬緒，都受這些哲學支配，從此找到了打開成功之門的鑰匙。

再從某種角度說，毛澤東一生分兩段：找真理和用真理。前二、三十年，傾心尋找宇宙本源之理，力求找到一個用來觀察這個世界的思維框架，后幾十年，用它去認識實踐中具體的理，包括打仗、建設、文化工作、黨建、合作社、繼續革命之理，也就是用馬列主義說明中國革命的問題。按《實踐論》所說，物質世界的運動永無完結，人的社會實踐永無完結，人的認識也就永無完結。

那么，縱觀毛的一生，無外乎反復做著兩件事：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即一面做事，一面尋理。毛澤東改造世界的實踐，十分豐富，他總是勇敢的開拓新的實踐領域；毛澤東認識世界的尋理，極其認真，一生讀書手不釋卷。這兩件事抓的很緊，用他的話講，共產黨人就是要圣賢傳教、豪杰辦事，一身而二任焉。

這種貫穿一生的探求宇宙規律、服膺客觀真理的精神，大家不要小看。在我看來，它是毛澤東的人格之魂、智慧之源、成功之因。能否這樣說？各有各的觀察吧。真、善、美，毛澤東皆所求，但哪個為統領？答曰：真。后二者也追求，他有服務人民的舍已為群之善，有詩詞書法的創作之美，兩者都出類拔萃。但他尤其最愛真理，最服真理，最堅決、虔誠地實踐真理，其成就無與倫比，稱為導師當之無愧。他這樣做的價值極高，因為用真理來安身立命，是主客觀統一的可靠途徑，是從必然中獲得自由的不二法門——如果研究毛的成功之道、偉人品格，這是不是一個主要視角？

二、毛澤東對真理的信仰，虔誠而堅定

毛澤東明理、識理、信理，幾乎每做事必有理作支撐，行之有理，言之有據。比如，家境殷實、“白面書生”（毛自狀語）的毛澤東，為何參加革命？主要是因他所服膺的馬列主義真理的指引。他1941年在延安回顧說：初讀馬列的書，“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可是這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除獨秀”，“我就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關于農村調查》，1941年9月13日）

再如，毛澤東為什么上井岡山？也是真理的指引，他認定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在中國必須搞武裝斗爭，又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他有數篇文章詳論此理。毛澤東上井岡山當時頂著三個壓力：1、敵人要命。當時的政府懸賞40萬大洋要他和朱德的人頭，使之在非法狀態下生活了十年。2、家庭災難。楊開慧和孩子被捕在獄。3、黨內指責。他的路線與當時的中央唱對臺戲，處境艱難。毛澤東在1956年回顧：“三次‘左’傾路線時期給我的各種處分、打擊，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趕出紅軍等，有多少次呢？記得起來的有二十次。”（《毛澤東文集》第7卷105頁》）

三個壓力，皆為常人所難忍，同時加身而無懼，最能體現毛澤東為真理肝腦涂地在所不惜的精神。這種精神也表現在他不怕挫折、屢敗屢做的那股勁。大革命失敗，五萬黨員跑的跑，降的降，死的死，剩下不到萬把人，他毅然上井岡山；萬里長征30萬黨員剩下不到3萬人，他帶著隊伍到陜北繼續干。真是“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革命經常死人，毛澤東心理準備很足。1965年他對美國記者斯諾說:“我準備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辦法！多少次像快死了，包括你說的戰爭中的危險，把我身邊的衛士炸死，血賤到我身上，可是炸彈就是沒打到我……在長征路上有一次，過大渡河，遇上飛機轟炸，把我的衛士長炸死，這次血倒沒有濺到我身上。”（《毛澤東文集》第8卷400頁）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寫詩“猶記當年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記述了此情。

九死一生而不悔不餒，需要多大的精神支撐？功名利祿是撐不住的。他是用真理所揭示的必然性作支撐，包括新生事物不可戰勝、但它開始弱小、成長曲折這種必然性。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引征大量史實，講了這個規律。他說：

歷史上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里，而是在少數人手里。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們在開始的時候，是少數的。列寧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也是少數。我們黨內也有這樣的經驗，在陳獨秀統治的時候，在“左”傾路線統治的時候，真理都不在領導機關的多數人手里，而是在少數人手里，歷史上的自然科學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他們的學說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不被多數人承認，反而被看作錯誤的東西，當時他們是少數。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只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毛澤東文集》第8卷308頁）

這些信念，養成了毛澤東力排眾議、不怕孤立的性格，培養了他藐視困難、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他不怕當少數，喜歡說“硬著頭皮頂住”，不要怕驚濤駭浪。他是以真理的代表自任，以真理的信念武裝，為真理的必然性而做，于是勇氣、力量、智慧從中涌出。如果說毛澤東成功有道，這是根本之道。如果說毛澤東堪為楷模，這是他身上最值得學習的地方，我是指他那種為信念不惜以身殉之的堅強意志，那種類似宗教家殉道的精神。而他所殉的道，非尋常道，乃是成功之道、智慧之道，適足以成功偉業、造就偉人。

三、毛澤東以客觀為師修養自身（即按真理的要求，塑造自我）

中國的傳統文化重視修身，湖湘學派繼承了這個傳統。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講修身課時，力主屏棄私念，有獨立心。說“尋常人多雷同性，無獨立心，此其所以為尋常人也”。和宇宙真理相接的獨立心，其“心力最大者，無不可為”。毛澤東在《講堂錄》中附合道：“人之心力與體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難成者”。毛澤東所修的獨立心，他所獨有的內在氣質，性格心態，精神境界，方法本領，行事風格，皆從客觀這個老師那里研習、揣摩而來。主要的方面，我講四點：

（一）循序漸進的耐心

事物的發展，皆有不可移易的次序，經由量變到質變。毛澤東最重此理，辦事第一循序（不違序跳躍），第二漸進（不急躁冒進），凡事待其水到渠成。他領導的中國革命就是循序漸進而成其功的。1959年毛澤東總結說：“我們先動買辦資本，而民族資本我們好幾年未動。至于個體農民我們首先分配土地為農民所有，第二步才將他們組織起來，搞合作化。至于民族資本，我們分幾個步驟加以改造，最后一個步驟就是公私合營”。“就每個步驟來講，如加工定貨，也是逐步前進的。公私合營也經過了從單個企業的公私合營到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過程”。（《毛澤東文集》第8卷115頁）

循序漸進須戒急用忍。怎么戒急？毛澤東說：“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敵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消滅，工廠個只能一個一個地蓋，農民犁田只能一塊塊地犁。就是吃飯地是如此，一口口吃，你不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這段話在1945年的七大和1959年的莫斯科共產黨會議上，都講過。

怎樣用忍？條件不成熟的事，不去做。比如，1947年他提出，自由資產階級肯定是反對我們的，但現在不是打倒他們的時機，應吸收其代表參加政府，“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的反動性，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再如建國初關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毛澤東告誡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急燥……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一個條件成熟了，其他條件不成熟，也不要進行重大改革。”1975年，毛澤東的生命只剩一年了，仍耐心的說，四上幫“上半年不解決，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后年解決。”（5月）又說：“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不能急。一兩年之內逐步活躍起來，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7月）

毛澤東的耐心，是服從真理、自覺培養的產物。客觀事物是循序漸進的，主客作為也應循序漸進，慢慢來不能急。他對陳毅說：“凡事忍耐……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毛澤東》文集第3卷127頁）他在七大講：“世界上的事，往往是這樣，就是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準備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些”。又說：“經驗證明：要圖痛快，就不痛快；準備了麻煩，麻煩就少。世界上的事，大體上都是這樣。”（《毛澤東文集》第3卷，368頁）

（二）不為已甚的節制

毛澤東常講“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他認為走向反面的機制，是原先處于主導地位的矛盾方面，膨脹至極，喪失活力，終于在一定條件下，被原先處于被支配地位的矛盾一方取代，此即“物極必反”的意思。日中則昃，月圓則虧，凡處巔峰狀態的，大約都是不妙的。

對于客觀之師展示的這個理，毛澤東慎思、謹遵，自覺地不走極端，不為已甚。他曾寫道：“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出于眾，人必非之。”又錄李固遺黃瓊書中的話：“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符”。

不為已甚表現在斗爭中，是有理，有利，有節。這6個字在“毛著”中頻繁出現。有理就是有道理、合規律；有利，就是實踐中取得最佳效果；有節，就是有節制，見好就收，不利欲膨脹。本質是有理，目的是有利，關鍵是有節。凡無節之動，極端之舉，必不會有理、有利。

不為已甚表現在方針上，是讓兩個相反的方針結成對子，互相制約，以防某一方走極端。常以“既要……又要”來表述。如既要當先生，又要當學生；既要藐視敵人，又要重視敵人；既要民主，又要集中；既要自由，又要紀律；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既要削弱山頭，又要照顧山頭；既要吸取精華，又要剔除糟粕等等。

不為已甚表現在行事風格上，是凡事留余地。比如對敵斗爭留余地。對戰俘、罪犯一律“給出路”，蘇聯肅反殺150萬人，中國肅反“一個不殺，大部不抓”。1951年，毛澤東起草了一個文件，叫《中共中央關于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應大部分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政策的決定》，緩期執行，就是留余地。毛澤東說：“一顆腦袋落地，歷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后來，“死緩”作一刑名寫入法律，開創了古今中外法典的先例。

黨內斗爭留余地。《論十大關系》中講：“對犯錯誤的人整得過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59年廬山會議斗得那么激烈，會后毛批示：要把犯錯誤同志留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內，仍當同志和兄弟看待，“必須留有余地”。他不同意開除陳獨秀出黨；說服人們選王明、博古當中央委員；對叛變到戴笠那里當研究室主任的張國燾，1959年批示：“如張割斷與美國的關系，可考慮給以生活補助”；1971年南巡時和林彪的斗爭已劍拔弩張，還說：回去找林談談，“他不找我，我去找他”，林彪叛逃時，毛不讓打其座機，說：“由他去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1975年還說：“林彪不跑，我們也不會殺他”，載于八卷本《毛澤東文集》的最后一頁。

文章談話留余地。他稱贊魯迅“總是給讀者留有余地”，不滿意韓愈的“以文為詩，一覽無余”。毛澤東的談話，含蓄委惋，不直白，不說盡，留有很多余地。比如，批評種族歧視，就說美國人喜歡有色金屬，不喜歡有色人種；反對個人崇拜，就說：“搞了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崗巖的，不銹鋼的。你們在家睡覺，讓我在外面站崗，風吹日曬雨淋，好不殘忍呀！”言有盡而意無窮，留有想像的余地。

毛澤東一輩子不做過分的事，連“毛著”中804篇文章里最后一篇最后一句話，也是反對過分的，說文化部給《創業》這部電影安十條罪名，“太過分了”。

（三）以平常心待物的通達

毛澤東師法自然，深察盛衰之道。既然運動是絕對的，得失成敗相依流轉，就應順其必然,與時俯仰,不憑主觀好惡偏執一面。所謂平常心，就是淡定之心、超脫小我之心，它是人的主觀力求與世界相契合的自覺修養，毛澤東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常人喜得不喜失，但毛澤東看局部之失，往往為全局之得的條件，所以“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不怕打破壇壇罐罐。

常人喜治不喜亂，而毛澤東認為亂常常是治的環節、步驟，所以坦然處亂，不懼其亂，甚且有意以亂求治。

常人喜福不喜禍，但毛澤東打破禍福兩分法,認為禍福之相倚，猶如將兩個泥人摔破和水重捏過，“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是不能截然分開的。1958年他對記者說:“不要看到好的就認為全好，看到壞的就認為全壞。如果別人說全好，那你就問一問;是不是全好？如果別人說全壞,那你就問一問：一點好處沒有嗎？”

這種通達（即通觀、豁達，通觀是見識高，豁達是心胸大）的性格，對毛澤東幫助甚大。因為跳出了行而上學的牢籠，思想不拘于一面，得失不縈于胸懷，就有了隨遇而安的灑脫和放松，掀掉了斤斤計較的心影遮蔽，有助于潛意識的無礙釋放，智慧才華便如開閘之水般橫溢。毛澤東的智商高，情商也高，兩者相輔相成。而后者是其成功心理要素不可忽略的部分。

（四）往最壞處打算的魄力

毛澤東總結規律得出二句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因此凡事往好處努力，往壞處打算，常常往最壞處打算。比如：重慶判時的壞處打算，是準備被軟禁、“坐班房”。開七大時的壞處打算，是在“結論報告”中設想今后可能遇到十七種大災難：“第一條外國大罵”；“第二條，國內大罵”；“第三條，準備被他們占去幾大塊根據地”；“第四條，被他們消滅若干軍隊”；“第五條，偽軍歡迎蔣介石”；“第六條，爆發內戰”；“第七條中國變成希臘”；“第八條，得不到承認”；“第九條，跑掉若干萬黨員”；“第十條，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第十條，天災流行，赤地千里”，還有敵人暗殺我黨負責人，黨內高層意見分岐等等。

這些皆是以客觀為師的結果。毛澤東看到，客觀事物都受對立統一規律支配，都有兩種可能性，主觀必須順從客觀，好的前景也爭取，壞的結局也準備。只想好的一面，往往事與愿違，不是被事實澆一盆冷水，就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而世間事十有八九不如意，你盼其好，反而來得壞，不如干脆把壞處想足想透，“庶幾反映了現實”。這是他1945年給柳亞子信中說的。

有時，做了壞的準備沒用上，毛稱之做蠢事。他寧肯做這類蠢事。三線建設，深挖洞，做打大仗的最壞準備，1963年毛澤東明白地說，可能用不上，“我們準備做一些蠢事”。就是說，寧肯往壞處作的準備沒用上，也不可無準備。

往最壞處打算，也是心理鍛煉的方法，就是鍛煉不怕。毛澤東的膽魄大，跟這個有關系。我們看他的兩次談話：1958年談到打原子戰爭，毛澤東說：“這時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選哪一個呢？當然是不怕。”1963年談到中蘇分裂，毛澤東說：“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贊成怕”。（《毛澤東傳》1271頁）這就像他常說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怕也下、也嫁，但怕卻無益，所以選擇不怕，“隨它去吧”。

我們說毛澤東主觀修養好，人格偉大，哪里來的？都是以客觀為師，向客觀規律學來的，換句話說，都是他老老實實地服從真理，把客觀真理內化為主觀的氣質、品格、境界、方法、心態的結果。由于平日總是明理、識理、積理，慢慢產生兩個效果，1、如宋儒說的，胸中盡除私欲、天理流行（“毛著”中反主觀主義的文字特多）。2、毛澤東經常很自然、很容易地發現真理，小中見大，深入淺出，比如他說，自然界沒有清一色，即使是打麻將，也很難湊清一色，好不容易湊上了，仍然不純粹，還有一萬、二萬、三萬的差別。

四、毛澤東的斗爭性格，來自真理的啟示

毛澤東性喜斗爭。年輕時稱斗爭生活其樂無窮；逝世的前一年說：不斗爭就沒有進步。當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女兒夫婦來訪后寫道：毛澤東這時盡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竭，但斗爭的話題使他又“像年輕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斗爭”。

毛澤東的獨特性格怎么來的？可以說，是他一直相信的一些理，在內心發酵催化出來的。

第一，他相信斗爭是成圣之路徑。楊昌濟教修身課有一本《倫理學原理》，德國人寫的。楊只教了一半，但毛澤東在上面寫了12100字的批語。書中說：“人不可無對象之抵抗，無抵抗則無動力，無障礙則無幸福”。毛澤東批道：“至真之理，至澈之言”。書中說：“人類勢力之大增，與外界抵抗之減，其效本同”。毛澤東寫道：“此不然。蓋人類之勢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勢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如黃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進奔猛”。如“長江涌進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而風力益增起怒號”。由此結論：“圣人者，抵抗極大之惡而成者也”。就是說，人的道德人格的成長，不可無抵抗和斗爭的對象，那對象越兇惡厲害，主體人格的成長越快，這是毛澤東性喜斗爭的根源之一。

第二，他相信人的快樂既來自目標達成的喜悅，更來自奮斗過程中的體驗。根據心理學的研究，人有一種“目的反射”，是說當人一旦確定目標并為之奮斗，大腦皮質便釋放一種神經波彌散于神經系統，成為人的激情、活力和快樂的源泉。目標達成或放棄，此波隨之中止，快樂也就消失。于是便有馬克思的名言：斗爭就是幸福。毛澤東深信此理，決心于斗爭中求樂，很早就斷言，在奮斗中將身體和精神的能力發展到極致，是人生之正鵠（目的、意義）。所以一生拼命自強，追求精神創造之樂，不屑于官能刺激之樂。

第三，他相信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對的，斗爭性是絕對的。社會的階級斗爭難以回避，不以人的主觀愿望為轉移。他兩次拿帝國主義作喻，說帝國主義這個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又說帝國主義這個鬼，你怕不怕它，都要害人的，“不會發慈悲心”。結論呢，“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斗爭是矛盾法則的本質，斗爭是社會人生的真相。所以毛澤東總是自覺投身于斗爭的洪流中，在斗爭中學會斗爭。

總之，毛澤東的叛逆性格，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頭腦里固有的，而是在真理的感召下，對人生價值的自覺選擇。他認為徹底的唯物主義是無所畏懼的。他年輕時疾呼六不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他晚年力倡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吳冷西：《憶毛主席》）。他數次講敢于“反潮流”，從1949年陜北的楊家溝會議，一直講到1970年的江西廬山會議。他幾番引俗語“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全身心浸透著反壓迫、求平等的情結，甚至一次在上海看戲，看到白娘子被法海禪師壓于雷鋒塔下，竟至拍打扶手叫道：“不革命行嗎？不造反行嗎？”所有這些，表明了毛澤東服膺真理的堅決、徹底、真誠。信念果真如此，愿拿生命殉之，他是知行統一的人，內心非常堅定。

毛澤東本質上是一個造反者，當了主席還繼續革命。他造反的對象，前半生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后半生是自由資本和權力資本。他認為私人資本在社會居支配地位，廣大人民就會遭難；他認為權力資本一旦在黨內形成官僚特權階層，就“比資本家還歷害”。他認為蘇聯已經這樣了，中國也有這可能，由此提出了反修防修的綱領——毛澤東晚年三次稱自己一生做了兩件事，就是指反帝反封和反修防修這兩件事。

從他造反的對象看，面臨的都是強手，但他從不退縮，大約源自于這樣一個真理的鼓舞（這個真理不得自書本，而是他的發現），就是壓迫別人的人，本能地產生惰性腐化的因素，而被壓迫者則充滿生機和活力。毛澤東一直堅信，小人物、青年人、逆境中人、貧賤的人，他們多數人的身上，蘊藏著充沛的創造力、向上成長的活力和開拓進取的內驅力。讓我們來看毛澤東1958年寫的一段批語：

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們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勁的，也有發明創造。這種三七開的比例，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結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干。（引《毛澤東讀文史古藉批語集》）

兩年后他對日本客人說，我們調查了全世界近三百年來搞發明創造的人，“這些人百分之七十都是不出名的、年輕的、地位較低的、比較窮的。不知你們日本情況如何？難道好事情都是老頭子、當大官的做的嗎？我就不相信”。這些思想凝結為這樣一句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毛澤東的斗爭，為了主義，服從真理，近乎無所為而為，就是說，其本上沒有為自己謀地位、名譽、金錢、官職及其他種種世俗利益、物質好處的動機。他遵循斗爭的客觀法則，相信辯證法的真理，永保革命、奮斗、為人民服務的熱情。不是當大官了就安享既得利益，拋棄和修正曾信仰的主義。毛澤東在延安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死前還講：“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

人類的歷史中，很少有人向毛澤東那樣，一生無怨無悔地忠實于自己的信念。一生堅決勇敢地向壓抑小人物成長的社會權威挑戰，向壓迫勞動人民的腐朽統治者挑戰，向阻礙人才脫穎而出的舊制度挑戰。無論他身處貧賤或身居高位，都是如此。在這個過程中，他心中所思，口中所言，筆下所寫，文中所載的全部東西，直接或間接的，全是反壓抑、反壓迫、求創新、求解放的意志宣言、理論主張和戰斗檄文。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思想永遠是這個世界上，那些處在社會下層、正在勇敢地沖決壓迫羅網向命運抗爭的人們的，那些身臨苦狀為爭自由幸福而奮力開拓進取的人們的，那些為了人類的進步事業于逆境中屢敗屢起艱辛攀登的人們的糧食、武器、方向盤。

五、毛澤東遵循真理，找到了克敵制勝的法寶

毛澤東總在認識真理，探索事物發展的規律，逐漸掌握了許多斗爭的法寶。這些法寶中最為特殊、最深打下他個人印記的，是將人的能動性舉為第一，是善于將人的能動性最充分地發揮。

人和動物不同的，是能動地認識世界和能動地改造世界。這兩個能動性有多大？好比運行于地下的熔巖，一旦噴發，無可限量。毛澤東聲稱，世間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正確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他相信的這個真理，既來自唯物史觀，也來自親身經驗。毛澤東照著這個真理去實踐，把它深刻驗證，讓它大放異彩。

重視和挖掘人的能動性，使他把戰爭變成了藝術，變成了優秀指揮員上演有聲有色活劇的舞臺，小米步槍因此可以打敗飛機大炮。他在《論持久戰》中概嘆：戰爭一旦從壕溝里解放，人的能動性便大顯身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能得到充分地發揮的機會，這又是我們不幸中的幸事啊！”

毛澤東重視人的能動性，有諸多表現，可以講三點：

（一）毛澤東始終相信和依靠人民，一直從人民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他說：“我把唯物史觀的精髓概括為一句話，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毛澤東從不向任何強勢低頭，但對人民群眾，從來謙恭有加。“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先做學生，后做先生”，是其自警、警人的話。他有幾個比喻：

他說：“領導者是劉備，群眾是諸葛亮，劉備離不開諸葛亮”。而“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上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引陳晉：《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

他說：“人民是上帝”（1964年）。我們每天挖山不止（喻打日本——引者），“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

他說：群眾是英雄，而我們自己（指領導者——引者）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日）

他說：群眾是水，領導者是游泳的人。“群眾也可能犯錯誤。他犯錯誤的時候，我們就要好好講道理，好好講他不聽，就等一下，有機會又講。但是不要脫離他，等于我們游泳一樣，不要脫離水”。（《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7月9日 ）

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關于重慶談判》1945年10月17日 ）

（二）毛澤東始終把人的工作放在首位，把人心向背看作根本，把團結多數視為策略之魂，把統一戰線當作制敵的第一利器。有人說毛是策略大師，“毛著”可作策略全書來讀，其策略的精髓乃是八個字，團結多數，各個擊破。

從團結多數說，凡斗爭必組織隊伍，凡隊伍即帶統戰性。自毛澤東接手中共領導權，統一戰線就成了法寶，一直搞五湖四海，不搞清一色。身為領袖，毛澤東凌云健筆意縱橫，團結數是其杰出篇章。周恩來甚至說，學習毛澤東思想，只要記住團結二個95%就行了。黨內團結有個例子，七大時毛澤東力勸人們選王明、博古作中央委員，九大時他說：這次犯錯誤的同志，沒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時一個也沒有丟，還是按老規矩，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

從各個擊破說，毛澤東在所有斗爭中，都遵循各個擊破原則：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后打集中強大之敵，是各個擊破；先取鄉村和中小城市，后取大城市，是各個擊破；先打親日的買辦集團，后打親英美的，是各個擊破；先打少數最反動的大地主，反后逐步消滅作為階級的所有地主，是各個擊破；1970年廬山會議，先批陳，而后“甩石頭”、“摻沙子”，“挖墻角”，是各個擊破……軍事術語叫“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政治上叫人群皆分左、中、右，重點團結中間派。

（三）毛澤東創立了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他喜歡說兩句話：做什么事都要搞群眾運動，不要少數人冷冷清清；干什么工作都要走群眾路線，不要少數人包辦代替。

什么叫群眾路線？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來，是說領導機關先把群眾的意見、智慧、經驗、要求搜集起來，加工制成代表他們利益又合乎客觀規律的路線、方針、辦法。到群眾中去，是指通過宣傳組織和引導，再把它們交給群眾實行。如此循環往復地集中起來，堅持下去，使得領導的決策更正確，群眾的實踐更富成效。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化作了有民族特色的“實踐論”，再化作了很具體的工作方法，從而保證了領導者的主觀產品，比較地永遠貼近群眾意愿，永遠貼近客觀實際。

實行群眾路線，目的為了實事求是，它們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在“毛著”中總是并提。兩者相輔相成，實事求是重在尊重（世界的）規律，群眾路線重在滿足（主體的）愿望。規律和愿望通過二者互相通連：從實事中求“是”，離不開群眾的實踐，須從群眾中去求；所求來的“是”，離不開主體意愿，是為了實現群眾的利益，并須拿到群眾實踐中檢驗，它們渾然一體，密不可分。前者體現著科學抽象的邏輯過程，后者展示著集思廣益的民主渠道。作為研究的學者，毛澤東具有著嚴循客觀規律的冷靜理性；作為群眾的領袖，毛澤東充滿了為實現群眾愿望而不懈奮斗的熱烈情感。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在毛的理論和人格中交相輝映并在實踐中達到了完美統一。它們是理性和情感的統一，是立場和方法的統一，是科學理念與民主精神的統一，是合目的與合規律的統一，或者說是主觀愿望和客觀實際的統一，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重視人的能動性，這個平凡真理被理解和發揮得淋漓盡致。靠了永遠和群眾在一起，靠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靠了團結多數的藝術、統一戰線的法寶，毛澤東有充分的理由在《論持久戰》中寫道：“一切反動王朝打不贏革命軍”；毛澤東有十足的根據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斷言：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他們有飛機大炮，我們有人心所向，有人的聰明才智的自覺發揮，他因此寫下這樣的詩句：“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六、毛澤東忠實遵循辯證法的真理：一分為二

作為策略大師的毛澤東，他的根本觀點和方法是什么？是對立統一觀點，是矛盾分析方法。對這個“宇宙的根本法則”，毛澤東奉若神明，見解精辟，運用嫻熟，并且可以說情有獨鐘。因為他平日里講的最多的道理，是對立統一。

毛澤東對辯證法有獨到的見解。黑格爾搞了唯心辯證法，馬、恩棄其唯心論的糟粕，肯定了三大規律；列寧則三中選一，突出了對立統一規律，說它是辯證法的本質與核心；毛澤東則對矛盾法則作了深入研究，把矛盾分析法具體化了。他一直想確立矛盾法則唯我獨尊的地位，到晚年甚至斷言：恩格斯講了三個范疇，我就不相信那兩個范疇。辯證法只有一個根本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哪里有平列的三個基本規律？這即是我說的“情有獨鐘”之意。

毛澤東對辯證法的貢獻，與其對認識論的貢獻，非常相似：馬恩說，認識是能動的反映，毛澤東就細述認識如何能動的反映；馬恩說，主要用對立統一分析問題，毛澤東就細述如何用對立統一具體分析矛盾。兩件貢獻功勞都極大。前者，毛自己說，認識的具體規律，只有他第一次說清楚了；后者，一個外國學者說，辯證法從中國傳入歐州經毛澤東的傳承和發展又回歸了中國。二件貢獻，分別詳載于《實踐論》和《矛盾論》。可見毛澤東不僅服膺真理，而且善于發明、發現、發展真理，用真理和講真理，他集于一身，都非常出色。

毛澤東講對立統一，用對立統一，有自己的一套。他喜歡說：凡事都有兩重性。意思是：由于事物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相依相伴，所以它在一種條件下表現這一屬性，在另一條件下表現那一屬性，一身而二任焉。矛盾無時、無處不在，兩重性也就無時、無處不有。兩重性也叫一分為二，兩點論。毛澤東說，“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兩點論，“一萬年都有”，“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各人有各人的兩點”。

兩重性是毛澤東的慣用語。如：“帝國主義有兩重性”（真老虎和紙老虎）；“亂子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民族資產階級有革命性和妥協性的兩重性，成績有鼓勵人和使人驕傲的兩重性，錯誤有讓人倒霉和教育人的兩重性等等。

毛澤東堅信對立統一這個真理，凡事觀其兩重性，沒有例外。

做人講究兩重性，稱自己是虎氣猴氣的統一。他對王震（一野）說：一個人應既有松樹的品格，又有柳樹的品格，松樹有原則性，柳樹有靈活性，柳樹可親，松樹可靠，共產黨員就應該可親、可靠。他對許世友（三野）說：“常恨隋陸無武，絳灌無文”（指隋何、陸賈、周勃、灌嬰）。他對鄧小平（二野）說：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里藏針”。講的都是兩重性。

解釋形勢用兩重性。毛澤東在七大說，最近四五年國際局勢“一會兒是好消息，一會兒是壞消息，好了又壞，壞了又好，今后還會是這樣，時好時壞，不好不壞……為什么會是這樣的呢？因為世界上有兩種勢力在斗爭”。（《毛澤東文集》第3卷378頁）

解釋事物的波浪式運動，用兩重性。毛澤東說：“世界上的事物，因為都是矛盾著的，都是對立統一的，所以，它們的運動、發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陽的光射來叫光波，無線電臺發出的叫電波，聲音的傳播叫聲波。水有水波，熱有熱浪。在一定意義上講，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戲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沒有一口氣唱七八句的。寫字也起波，寫完一個字再寫一個字，不能一筆寫幾百個字。”

闡述政策，也用兩重性。他在《論政策》文中說：抗日統一戰線中的反共頑固派，因為他們有抗日和反共的兩重性，我們應實行又團結又斗爭的兩面性政策。“在抗日方面，頑固派又有兩重性”，所以“我們對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聯合的政策，對其動搖的方面（暗中勾結日寇）是進行斗爭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頑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兩重性，因此我們的政策也有兩面性，即在他們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國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聯合的政策；在他們對我黨和人民的高壓政策和軍事進攻的方面，是進行斗爭和加以孤立的政策”。

從前的人們常說，毛澤東思想是戰無不勝的。她在那方面足當戰無不勝呢？就在思想與實際的貼近上。思想貼近實際的辦法，在于用兩重性觀點精確分析具體矛盾，使主觀方法和客觀實際高度一致，在于把每一個具體的矛盾，一分為二地分析到定策所需的細微層面而后已，分析到直達事物的深層結構而后已，一句話，真正從實事中求得“是”。我想，偉業大概就是這樣成就的吧。

七、毛澤東認識真理的途徑：調查研究

毛澤東講清了這樣的道理：實是求事就是獲得真理，真理從實踐中來，而人不能事事躬親，所以要調查研究。認識的過程，就是通過調查研究獲得真理的過程。第一步，從實踐調查中獲得感性認識；第二步，經過分析研究，將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第三步，把理論拿去實行，在實踐中檢驗和完善。這叫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循環往復，以至無窮。毛澤東自評，這些道理馬、恩列沒講清楚，“中國的古人也沒有講清楚。老子、莊子沒有講清楚……張載、李卓吾、王船山、譚嗣同都沒有講清楚”。（《關于人的認識問題》）

根據這些道理，他鄙薄教條主義。在延安，他諷刺教條主義者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只要認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有個什么書，就可以搖頭晃腦地讀起來。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比大師付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豬會跑，會叫，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也不會叫，隨你怎樣擺布都可以。

根據這些道理，他特別看重經驗。毛澤東自稱靠總結經驗吃飯，又說，“我一生恨進了學校”。他一直主張，教育和生產實踐相結合，知識分子和工農相結合。1943年在延安講，“許多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1957年在北京說：“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些話的意思說，書本得來的知識，在其未與生活實際結合之前，算不得真正的知識。

根據這些道理，他主張人的知識、本領、才能，既從書本中學，也從實踐中學，主要在實踐中學。他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中學習戰爭，是我們的主要方法”。

這些觀點,是不是顛覆了許多傳統觀念？是不是與世俗的常言常理很不同？難怪一些教授稱毛澤東的學問是野路子，這和說梁啟超的文章是野狐筆差不多。但毛澤東對這些真理卻深信不疑，身體力行。比如，他的打仗本領，主要是在戰爭中學的；他的階級斗爭的本領，主要是在階級斗爭中學的。他沒進過政治學堂、軍事院校，卻是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用他自己的話說：“事情往往出在冷門。孫中山是學醫的，后來搞政治。郭沫若最初也是學醫的，后來成為歷史學家。魯迅也是學醫的，后來成為大文學家”。就是說，他們的成才成家，都不是在學校學出來的。他還說過，孔夫子在學校不是學的孔子主義，馬克思在學校也沒學過馬克思主義，就是所謂事情往往出在冷門。而毛澤東本人，則爆出了最大的冷門。

毛澤東實踐這些真理，最突出表現在調查研究上。他一生的調研不計其數。年輕時的徒步五縣，行程900華里搞調研，跟他同行的蕭子升有文：《我和毛澤東當乞丐》，記載了此事。在井岡山和江西蘇區時，深入農戶調研，寫下十幾篇調查報告。其中《尋烏調查》寫了8.3萬字，僅尋烏的商業，就列舉了大宗生意22類，其中水貨50種，雜貨類中的洋貨131種。列舉之詳，為古今調研文章所罕見。在延安，當領袖了，很忙，不能總下基層。但仍勤奮調研。陳家庚訪延安后寫文章，說毛澤東與陪同來訪的同民黨一科長竟“長談若是”，“足見其虛懷若谷”。有個美國記者叫韓丁的，寫文章說，在重慶我帶著好多問題采訪毛，沒想到他顛倒了個個，問了我一大堆問題，從美國政治、工會到工人生活……“我離開時得到的印象是，毛是一位專心致志聽取別人談話的人，樂于向所有人學習，特別是學習他們所具有的一手知識。”

從這二人的講述中，我們窺見了毛澤東調查研究的風范，看到了毛澤東篤誠實踐真理的態度。那就是老老實實遵循認識的規律，從實踐中學習，下笨功夫調研，掌握第一手材料，從不貪便宜、走捷徑。他有二句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好比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好比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毛澤東搞調研，誠懇認真，專注癡迷，充滿了孔子到太廟的那種“每事問”的精神。比如作尋烏調查時，他說自己一直想了解城市問題，但總沒有機會，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給材料的人。這回當謝謝幾位先生的指點，“使我像小學生發蒙一樣開始懂得一點城市商業情況，真是不勝歡喜”。決心“拼著精力”，把城市調查透徹。搞合作化時，“用了十一天功夫”周游數省，看了一百二十幾篇報告。寫《論十大關系》時，聽了34個部委、十幾個省市委的匯報，看了200多個工廠、工地的匯報，并用20天時間南下調查……20世紀30年代，當一群莫斯科的留學生來到上海，下車伊始地亂發號令時，毛澤東正在江西拼著精力調查中國農村的情況，后來在遵義會議上，是對國情了解透徹的毛澤東而不是別人，代替了那幫留學生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這戲劇性的一幕，豈偶然哉。

八、毛澤東憑依真理而高瞻遠矚

毛澤東一生歷盡大風大浪，經常面臨黑暗、險峻的形勢，但總能在險峻中找到生機，目光遠大。他的哲學是：任何形勢中的矛盾的兩方面，必然在一定條件下互易其位。這個條件，就包括矛盾的原主導方面過分膨脹，漸失生機，走向衰竭，為其對立面所取代。可見形勢里頭的黑暗面越兇，越是紙老虎，離走向反面的日子越近。

1959年12月，毛澤東在一份“講話提綱”中寫道：“中國將在長期內，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許多共產黨、許多國家、許多人民的擁護……全世界極為光明。烏云越厚，光明越多。”時值帝、修、反反華大合唱之際，“雪壓冬云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他卻這樣寫。

毛澤東非常善于在黑暗中看到光明。我們來看三次：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他寫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詩一般語言預見革命高潮說：“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1940年日寇瘋狂大掃蕩，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毛澤東再次用詩一般語言預見革命高潮說：“一切內外黑暗勢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災難；但是這種猖獗，不但表示了這些黑暗勢力的還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們的最后掙扎，表示了人民大眾逐漸接近了勝利……新中國航船的桅桿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

1946年蔣介石發動內戰，聲稱三個月到六個月解決共產黨問題。毛澤東后來寫道：“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清醒地估計了國際和國內的形勢，知道一切內外反動派的進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夠打敗的。當著天空出現烏云的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

三次都是在烏云極厚的時候預見光明的，就是說，他是在“四一二”屠殺血跡未干，數次“圍剿”接踵而至的形勢下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他是在日寇節節進逼、國土相繼淪喪的形勢下寫《論持久戰》等講日軍必敗之文章的；他是在胡宗南占延安的前一個月，即1947年2月寫成《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和《對中國革命新高潮的說明》等文章的。總之，都是在烏云最多的時候大寫光明的。從前人們唱道：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毛澤東最堪當北斗指南的地方，就是能讓人們在漆黑一片中看見光明，這與“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的情形，約略似之。

如果從廣義方面看，毛澤東的很多觀點，都有讓人們從黑暗中看見光明的意義。

毛澤東“戰略退卻”的軍事思想就是如此。退卻是不光彩的、令人沮喪的。但退卻中創造著前進的條件，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眼下的黑暗（退卻）包含著日后的光明（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日本占領大半個中國，這是令人傷心和氣餒的，亡國論者看此一片黑暗。毛澤東卻說：中國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國人叫失敗，但是在中國的失敗（黑暗）里面包含著勝利（光明），而在日本的勝利里面包含著失敗，“歷史難道還不是這樣證明的嗎？”

長征30萬人到陜北剩下不到3萬人，瘦得“皮包骨”，形勢真是困難極了（黑暗）。但毛澤東卻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播下的種子——包括一路上向人民作宣傳，包括隊伍的經受鍛煉和考驗等——后來不是結出豐碩果實（光明）嗎？

中國一窮二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毛澤東說：“從發展的觀點看，這并不壞。窮就要革命……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這里所謂“從發展的觀點看”，不正是從黑暗的現狀，看出光明的前景嗎？

為什么會這樣呢？為什么在毛澤東身上，有一種勘破人世間禍福相倚、好壞流轉、得失通連、生死無常的真相而自然生發的、超凡脫俗的宏大氣魄？為什么他總是在最令人沮喪的時局中，“亂云飛渡仍從容”，在“山窮水盡疑無路”的當口，勇辟蹊徑闖新路呢？簡言之，皆源于他服膺真理，源于他用馬克思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唯物辨證地，也就是客觀、全面、聯系和發展地看問題。只有這樣看問題，才使人有理由對世間事永持樂觀、積極的態度。因為辯證法不相信無堅不摧之物，她在對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著對它的否定的理解。一切都會變化，大的讓位于小的，困難的讓位于順利的，危機里裹藏著生機，困難中包含著順利，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失敗頻仍，成功將至，烏云越厚，光明越多……今天，在人們為正義的事業艱難奮斗之際，不是可以從毛澤東的這些思想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嗎？

下面作點兒結論：

每個人都有人生的追求，自我實現的方向，內心癡迷的目標，安身立命的所在。毛澤東年輕時，立志把身體和精神的能力發展到極致，后來相信馬列，就把實現人類的理想，社會的規律，作為畢生宗旨。在這個舞臺上大顯身手，成舍已為群之志，培實事求是之才。他完全被馬列主義真理所征服。他一生稱為上帝的，只有兩個：馬列主義和人民大眾。前者是大本大源，后者是實踐真理的主體。他信仰這兩個上帝，矢志不移，像虔誠宗教家對待耶穌一樣，尤其是對真理。很多人愛真理，但毛與眾不同，他服膺的真理，一是馬列主義世界觀，二是他自己發現的大大小小的真理，他們幾乎遍及各個領域，乃至于合在一處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真理體系。毛澤東的服從真理，心不旁騖，達到了入迷的程度，達到了以圣賢傳道、死后留文為已任的程度（毛澤東晚年說，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這個人啊，死后為人民留點文就行了）。他一生不數錢，不怎么講究吃穿，物質消費的心情很淡，對官能刺激之樂興趣不大。不是這些東西不好，而是它們和自己所追求的，有矛盾，有沖突，所以有意舍棄掉了。這保證了他永久奮斗，不斷攀峰。從這一點說，他就是《紀念白求恩》里邊說的那五種人，尤其是一個純粹的人。事實證明，他的選擇，是短暫人生眾多有價值之物中，最有價值的之一。他因此成就了偉大人格，成就了偉大事業，成就了真善美的豐碑。他也因此受到了最廣大人群的尊敬、愛戴，所謂最廣大人群，指從英勇的造反者到與世無爭的教徒，從簞食引漿者流到文學巨匠、科學泰斗等等。為什么呢？因為毛澤東的價值取向，他所安身立命之處，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中的那些核心東西，是文明的瑰寶，是精神的財富，其所具有的意義，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超越階級、超越時代、超越了不同文明的畛域的。這份遺產，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的貢獻，我們應該珍惜。

開封市委黨校、開封毛澤東思想研究會：李永成    

2007年7月21日于“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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