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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1970年代晚期的“毛鄧論戰”與“鄧胡記毛澤東思想”的出臺

主講人：老田（網絡思想家，毛澤東思想研究專家）

時間：2007年5月20日星期日下午3：00

周日講座內容簡介：
1970年代晚期的“毛鄧論戰”為史學界重視不多，汪暉先生于2007年3月11日在烏有之鄉的演講中曾經提出應當重視這場圍繞社會主義發展的理論政策論戰，因為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始終沒有繞開當年的這些重大問題，而且改革開放中的爭論仍然沒有超出當年爭論的范圍，也沒有比當年爭論得更為深刻。進入21世紀后，中國人面對世界形勢和國內局面，尋求未來方向，思考重擔問題，回顧當年的這些大論戰仍然有著深刻的啟發意義。老田先生在研究新中國歷史的治學方面有著新穎的視角和強烈的問題意識，他對1970年代晚期的“毛鄧論戰”與“鄧胡記毛澤東思想”的出臺這段歷史的研究對于我們思考當下的問題會有積極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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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晚期的“毛鄧論戰”與“鄧胡記毛澤東思想”的出臺

1970年代晚期的“毛鄧論戰”與“鄧胡記毛澤東思想”的出臺

老田在講座中先介紹了“毛鄧論戰”的理論背景、社會背景和時代背景：

傳統馬克思主義以是否占用生產資料為依據，將社會分成兩大對立階級，把兩個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看作是階級社會的主要矛盾，并把這一矛盾作為社會變革的動力來看待。韋伯根據財富、聲望和權力這三個維度，構建了自己的社會分層理論，并認為社會分層的現實有助于整個社會的理性化過程。毛澤東同時擁有這兩種分層理論，大體而言，在1957年之前他主要持有馬克思的“關系論”分層認識，從1957年之后，他逐步轉向韋伯的社會分層理論，把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所處的客觀社會結構和主觀利益動機，作為他關注的焦點，這是理解他晚年思想的核心線索。

新中國建國后，特別是隨著土改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中國消滅了馬克思主義傳統意義上的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然而社會分化和階層對立仍然存在，毛澤東在1957年提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概念，這兩個革命的對象指向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在社會分層理論上響應了韋伯的社會分層理論，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這些上層精英并不滿足于所得到的權力和利益份額。1959年，毛澤東從速率赫魯曉夫的“變修”中間，提煉出一個基于社會分層相關的結構性認識，認為蘇聯的修正主義反應的是國內“高薪階層”的政治和經濟需要，由于把赫魯曉夫的“變修”給予了社會學解釋，因此，社會主義中國有可能走向修正主義。所以，從1957年到逝世，毛澤東通過整風運動、反右、四清、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毛澤東一直在想辦法解決“精英階層要背棄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

在文革后期，黨內受沖擊的廣大干部已經積累了相當大的不滿。同時毛澤東的身體健康狀況出了較大的問題，醫生認為主席只能再活兩年左右。在此背景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授意起草了《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于科學院工作的匯報提綱》和《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等文章，系統地挑戰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社會分層和矛盾性質的認識，以進攻姿態發起了一場爭論，毛澤東主要是通過“寫作組文章”系統地回應了鄧小平及其“四大金剛”（指胡耀邦、萬里、周榮鑫、張愛萍）的言論，后來發展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老田認為“毛鄧論戰”的焦點分歧所在，即：如何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的分層問題及其影響？社會主義中國應該采用什么樣的管理模式？社會監督應該優先指向什么人？管理人應該具有什么秉性？

鄧小平主張接近于科層制的管理模式，相對強調上級對下級的有效控制，強調管理者對被管理者的控制權，認為管理就是對人力、物力等資源的合理配置，上級對下級、中央對地方的有效控制。在管理的人力資本積累方面，不注重對于群眾的訓練和提高，優先集中于對管理者的專業化、知識化訓練，提高少數管理者的文化水平，強化管理者的權力。毛澤東批評這種管理模式破壞社會的“扁平化結構”，降低了被管理者對于管理者和管理目標的認同，造成的上下級關系、干部與群眾的關系是貓鼠關系、父子關系。老田認為這種管理認識的本身，足以在強化管理者特權的同時破壞管理的認同基礎。改革開放就是按照這種管理認識進行的，其結果是：勞動力變成了生產要素；要強化管理者的權力必須對管理者進行物質刺激，給予其剩余索取權。從而導致社會分化越來越嚴重、干部越來越不在乎群眾的感受、普通老百姓越來越不滿意，結果，認同水平的下降快于控制權上升的幅度，管理效果日益惡化，從1984年那個關于改革經濟體制的決定開始，逐步地破壞了國企的管理基礎，最終使得國企的衰敗和破產成為必然，使得改革設計者“增強大中型國企活力”的改革目標落空了。

毛澤東主張的是一種宏觀的管理思想，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成為管理內容的一個方面。毛澤東的管理思想有著很強的社會學特色，他把構建一種“扁平化結構”（在管理者被被管理者之間相對平均地分配權力）作為激勵被管理者最有效的努力方向，以提升認同水平而不是以強化管理者的控制權為主要特點。從這一點出發，毛澤東畢生要求管理者要拿低薪，要參加勞動，在強調管理者的知識水平之前，首先強調的是管理者要具有群眾基礎。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均衡地分配權力，降低兩者之間的落差，在取得被管理者對于目標的高度認同的基礎上，監督和管理成本也同時向被管理者轉移，批評與自我批評實際上就是被管理者也承擔監督成本，他要求實現上下級的良性互動，不局限于單純的科層命令的單向流動，對管理者的監督可以來自基層群眾和同級管理者。

從“扁平化結構”出發，理想狀態下是可以達到軍民一致、上下同欲的效果。而管理者的特權擴張，必然破壞扁平化結構和被管理者的認同，不利于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毛澤東管理模式組織化水平很高，可以通過建設低成本、廣覆蓋的公理系統去聯系盡可能多的群眾，但是技術水平較差，規范化程度相對較低。正是通過這種管理方式，中國共產黨取得了非凡的群眾動員成就，取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支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在建國后，正是依托這樣一個龐大的低成本組織系統，共產黨迅速建立了覆蓋全國范圍的基層政權，把全中國的人力物力有效動員起來支持了快速工業化戰略，最終只用20多年的時間便完成了初級工業化。但是，從1950年代初期，后許多高層領導人認為這種模式不科學、不規范、不常規化，不能夠體現上級對下級的有效控制權，代表了游擊習氣和農村作風，要加以廢除。這是共產黨高層思想分歧的一個核心線索。

在介紹兩種管理模式時，老田提到了三灣改編時“支部建在連上”，并設立士兵委員會，以士兵委員會來體現共產黨和紅軍內部的“平民階層政治領導權”的組織依托，實現監督成本向下分攤，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1930年“立三路線”時期執行打長沙的計劃，就有軍隊干部從自身需要出發的因素，此后紅軍內部在“峽江會議”是爭論要不要打南昌的艱難說服工作，說明了要克服那些把眼前利益作為決策出發點的錯誤傾向，有多么艱難，通過分析這些例子，老田認為，毛澤東的這種管理模式從一開始就不斷受到黨內特權思想的抵制，在黨的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兩種管理方式的爭論和斗爭。在解放前由于面臨外部強大的敵人，干部比較容易做出讓步，從特權需要上后退和讓步，毛澤東堅持的那個以“扁平化結構”為特色的管理模式還能夠維持。建國后，很多官員很難找到與下層相同的感受，在權力精英群體的內部，要維持扁平化結構就越發困難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精英階層與群眾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社會矛盾越來越激化，毛澤東的管理模式甚至被有意識地拋棄，擴大社會分化甚至成為“政治正確”，這也是造成今天問題的原因。

在回答聽眾的問題時老田指出，改革開放后，鄧小平、胡耀邦等保留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但是替換了其內容，從而使毛澤東思想對于官僚精英無害化。其要害在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到底應該怎樣分配權力？社會監督、社會管理到底應該先落在誰頭上？同時，老田還回答了聽眾提出的其他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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