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四十年后的回顧與反思 親歷者對于文革派的自我批評

主講人：徐海亮（文革研究專家，水利部減災中心客座教授，武漢文革親歷者，著有《東湖風云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

時間：07年5月13日（周日）下午15：00

地點：北京大學資源賓館1308室烏有之鄉書社（北大西南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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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講座的演講稿）

“武漢事件”及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1]

徐海亮

[提要]

1967年的武漢“7.20事件”在文化革命的歷史進程和歷史的再反思中，處于什么位置，這是毛澤東的文革歷史被顛覆后應該認真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從歷史變化發展的原質和追求毛澤東文革本意的廣大群眾的價值觀看，“7.20事件”是對于文革的一次帶群體性的最大抵制與反動，斗爭實質上直指毛澤東的理念與文革方針路線，以及擁護他的革命造反的廣大群眾。“7.20”群體騷亂的初衷是用暴力請愿抵制中共中央，為的是改變或結束毛澤東的文革路線。1978年的中共中央對“7.20”的平反，也是結束文革、轉折和顛覆毛澤東文革路線的關鍵舉措之一。甚至早在1967年8月——“7.20”后的運動走向，也選擇了“結束”文革；該事件本身及后續歷史的發展，形成初期文革歷史的一次重大轉折。本文在對長期被封存的當事人集體記憶——口述資料和實際歷史過程的考證基礎上，澄清事件的真相，闡述事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以及應當思考的歷史經驗教訓。

1967年上半年，隨著上海的“一月革命”、全國進入奪權高潮。二月，中央上層關于方法和路線的辯論，帶普遍性的外在形式上的軍隊與造反群眾沖突，形成文革運動的新推進——和再一次自上而下的對文革的反動，是對于毛澤東及其文革的一次抗擊。春夏之交，群眾性持續造反、對于人民的基本權利和革命權利的執著追求，沖擊黨政軍國家機器，運動再推進。與此同時，傳統的體制性的對抗文革力量迅速完成著從思想到實體的整合，從而以群眾對抗為外在表現形式的政治沖突升級到武斗，對反傳統體制的革命造反壓制也發展到頂點。發生在武漢的“7.20事件”就是其最典型體現。傳統的體制性力量在該事件前后提出的對文革路線及其階級路線的嚴正質疑，正是文革派與質疑文革人們的一個重要理論沖突焦點。對于這種帶群體性的政治反抗，毛澤東主席沒有采用一年來對待黨內和上層斗爭的方式加以抗擊和壓制。但文革司令部推進運動之意圖和革命群眾真誠的“大民主”造反，也嚴重忽視了基于體制性的、群體性的對毛澤東文革原本意圖的反抗力量。司令部的忽視，表現在過于相信精神輿論和中央——即毛澤東的權威力量，群眾的局限在于始終并不真正理解毛澤東文革的宗旨，某種意義上在于探尋一種我們這個革命政權與體制持續、發展的更好模式，也不明白周恩來一再提醒“政策對于正確路線保證”的警告，更不熟悉政治游戲的規律、不可避免的迂回，不明白什么政治的權術。

在文革的推進和抵制的兩大思想傾向與政治流派的博弈中，1967年突顯地表現出一種傾向竭力壓制另一種傾向，去追逐、競爭另一種傾向，互為因果，互相促進、攀升，斗爭反復加強，文革對于傳統的反抗、傳統對于文革的反彈劇烈，矛盾日趨激化。“7.20事件”對毛澤東文革司令部和文革本身的反動，刺激了群眾性的對軍隊和國家機器的全面懷疑與進一步沖擊；與此同時，無政府主義作為對于機會主義罪過的懲罰，也被推到極致。從而，并非完全因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派的直接反對，而是基于體制性力量對文革的強大惰性，也基于文革司令部內部的重大思想方法分歧，毛澤東不得不改變策略，拋出左翼激進文人，避開政治危機，以平“軍憤”、“黨憤”，并警示與約制造反群眾——防止運動過激觸礁。文革的進程終于在開始清洗文革司令部內部，和在造反群眾中清洗反革命的“5.16”，開始重大轉折，出現迂回、退卻。司令部內部的思想與方法分歧，裂痕開始擴展，延及終極。

不過，文革1967年的“熱月”，并不像一些文革歷史學者那樣傷感與膚淺認為——由于文革司令部對“武漢事件”的處理直接導致，本文也不對“熱月”本身進行研討。“武漢事件”的必然性及事后相關形勢發展變化，僅是產生熱月的成因之一。

“武漢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后出現的熱月，留給后人相關的歷史啟迪和教訓。

“武漢事件”以及毛澤東文革司令部對問題的處理與“表態”，成為文革初期，以推進與抵制、造反與保守爭斗為標志的一個頂峰。文革進程從發動和持續上升推進，轉為相對收縮與回歸。在革命造反派群眾眼中的“七月成功”，正孕育著“八月失敗”。

對武漢反文革路線的“7.20事件”的反擊和批判，解決不了文革的勝負問題，武漢和周邊地區的“紅八月”，為近期的“熱月”和長遠的“熱月”，埋下伏筆。文革的群眾性革命造反終究被反文革的正統體制顛覆，成為必然。

毛澤東對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群眾民主、同一契合的思維模式，未為兩派群眾真正接受與貫徹。他對于抵制文革的體制性力量和愚鈍武人的寬厚引導和政策迂回，沒有得到文革所沖擊的體制秩序的認同與理解；文革司令部對于無政府主義的批判和非馬列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的約束，也未能被廣大革命群眾真正接納。

毛澤東關于改善黨和國家機器的思量與嘗試，在武漢事變和“熱月”受到嚴重的阻遏。文革派的輿論和群眾，把部隊干部的路線覺悟期望到經院化地步；實際上，對革命戰爭年代過來的老軍人而言，在文革中與其說路線沖突居于首位，毋寧說革命過程里的生死情誼、軍地差異、對革命戰爭建立的新秩序的恪守、維護，對于我們革命政權合法性的簡單理解，以及山頭、宗派沖突與個人、團體過節影響著乃至決定著現實的是非取向。這些，無疑削弱甚至抵消了毛澤東讓軍隊打思想仗、政治仗，為繼續革命保駕護航的初衷。期望老將帥們真正理解、支持文革，來取得從革命者—管理者身份的轉型，取得徹底代表人民的根本合法性，難以實現。

“7.20”是對毛澤東文革理想的第二次挑戰和打擊，預示了未來文革的顛覆——體制性力量對于毛澤東文革路線和政策權威性的顛覆。

“7.20”是初期文革運動眾多矛盾交叉的一個契合點、爆發點，它使不同利益取向和觀點的人們長久地爭議毛澤東文革的初衷和功過，文革是“該”還是“不該”？也使人們從文化的范疇沉思中國政治與社會矛盾、黨內歷史和現實斗爭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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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下旬，我已從部隊分配到河南農村鍛煉，參加“整建黨”和“農業學大寨”運動，便在打麥插秧后休探親假，第一次游覽了岷江-都江堰、烏江-遵義、花溪-貴陽、漓江-桂林，瞻仰湘江-長沙-韶山，再趕回母校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恰逢1969、70屆同學畢業分配。他們剛從“斗批改”的大別山區驚惶失措回到武漢，“樹倒猢猻散”般悄然離開學校，并傳告我：“老夫子”陳伯達親自誘導，在文革熱鬧一時的水院，挖掘出龐大的“5.16反革命集團”，軍、工宣隊正在等待我們上門自首。過去鼎沸的學生宿舍現在十分冷清、零亂狼籍，我在低年級同學的宿舍，偶爾發現一本丟棄的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單行本。我耐下性子，在蒸籠般熱騰的蚊帳里翻閱這書，開篇就讀到老馬克思那震撼心靈的話語：

“除了很少的幾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編年史中的每一較為重要的篇章，都題名為革命的失敗！

但是，在這些失敗中陷于滅亡的不是革命。陷于滅亡的是革命前的傳統的殘余，即那些尚未發展到尖銳階級對立地步的社會關系的產物；陷于滅亡的是革命政黨在二月革命前沒有擺脫的一些人物、幻想、觀念和方案，這些都不是二月勝利所能使它擺脫的，只有一連串的失敗才能使它擺脫。”

我仿佛被老馬克思的歷史閃電擊中。

我在悲憤里離漢北上，感到：我們又遭遇了“江南一葉，千古奇冤”……！

無疑，文革的造反學生，在經歷了1967年文革反對派狂宴般的“7.20事件”僅僅三年之后，正徹底遭遇了自己的“滑鐵盧”，在領受對文化革命的一連串譴責和文革的失敗。當年，我讀法國革命史，比照馬克思的原話在思索：如果說不是文革本身陷于滅亡，那么，陷于滅亡的是文革前的什么傳統呢？是革命的共產黨沒有擺脫的哪些人物、幻想和觀念呢？1967年被樸素的民眾幼稚地比之為“七月革命”的勝利篇章，為什么迅疾轉為革命的失敗呢？這也是我苦思了36年的問題。整個文革的問題過于龐大復雜，需要一部部專門史（范疇和學科、地區和階段）來分別闡述，要一大部真正科學的、屬于人民的文革通史來研究論述。但對一個地區震撼性的和全國運動節點性的重要篇章——“7.20事件”，今天多少應該來事后談史了。

一、“7.20事件”史實的回顧與廓清

對于沒有專門研討過武漢“7.20事件”的海內外朋友與年青學者，需要首先回顧史實和廓清事實真相。

1967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親臨武漢試圖解決湖北文革問題；湖北省軍區獨立師部分指戰員和武漢群眾組織“百萬雄師”，抵制中央處理問題精神，沖擊武漢軍區和東湖賓館，揪斗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全市武裝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線與方針，形成在文革發展變化中有重大和深遠影響的“七·二○事件”。

周恩來7月18日在武漢軍區的總結講話，交代了武漢分歧的由來與發展：“1·26奪權就奪權，2·8聲明出來，很多人支持的，2·8聲明盡管它觀點有錯誤，但奪權方向是對的……”但是軍區卻組織了對群眾造反組織一個聲明的大批判。周接著指出：“不管怎樣……不該把2·8聲明看得那么嚴重，因此就出現了“2·18”，“3·21”，由于沒有把奪權問題看成主流，而接連出的錯誤，工總的圖片是丑化工總……”。軍區發布“3·21”通告，解散了幾十萬人的造反群眾組織工人總部。學生組織二司受到批評指責，所以周恩來說：“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過的，……當時說了工總解散就解散，這樣無組織無紀律，可是我們當時想的是，這是一種思潮”。“‘百萬雄師’是4·16開始醞釀，5·16成立，說明當時武漢軍區的指導思想。當時我們沒有指出完全有錯誤，而你們繼續了錯誤思想……你們的指導思想不是糾正錯誤，而是發展。你們的6·4公告出來就使“百萬雄師”得到合法發展。6·6通令出來，六月七日“百萬雄師 ”就有調整……在軍區開過會，六月八日發出緊急動員令，是開展全市大反擊，幾個武斗的出現造成群眾的對立。……把這四個文件（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夠了。好的壞的，武漢形勢的發展有幾個問題處理不好，虧理，所以他們就要抓頭頭，打倒陳再道，抓譚氏人物。”

本來是個群眾認識的分歧問題，軍區非要弄到鎮壓“反革命組織”，結果武漢各個造反組織團結起來，喊出“打倒陳再道，抓譚氏人物”的過激口號。而“舊的習慣勢力，保守舊的社會秩序”（周語），醞釀組織起龐大的“百萬雄師”支持軍區對造反派的鎮壓，挑起系列大武斗，造成緊張局勢。所以周恩來說“這主要責任在武漢軍區負責同志”。并建議：“武漢軍區首長要主動承認支左的方向路線的錯誤，尤其錯誤的是工人總部的解散。中央建議陳再道和鐘漢華進行自我批評。出圖片，是嚴重打擊，壓制了群眾，要徹底平反，釋放被關押的造反派頭頭”。“第二、肯定工人總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眾組織、左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心。第三、凡是群眾組織都不能取締、解散、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解散，要教育爭取。你們解散工總可能受我指名的影響。第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進行報復，這個工作中央幫助來作”。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武漢軍區的總結講話，概括了運動的過程，問題所在及其性質，解決問題的方針、思路，是認識事件之前中央精神的一個關鍵。

通過重新發掘文獻和歷史記載、群眾組織和中央的調查、訪問重要的當事人，考證一些事實，圍繞中央處理武漢問題、“7.20事件”，基本歷史事實如下：

1從著手準備處理武漢問題，到具體解決武漢問題、處理武漢事件與事件的善后中，周恩來始終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其中，最關鍵的當然是7月18日周恩來總理在武漢軍區二級部長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代表毛澤東主席和中央對解決武漢問題的表態，表達與貫徹對處理武漢問題的基本方針，接踵而至的“7.20事件”，針對反抗的也正是講話的精神實質。

周恩來有規范的信息渠道與機構，如“文化革命聯合接待室”、總理辦公室、總理聯絡員、中央文革記者站。他對于解決武漢問題，早有自己的實際調查研究與思想準備。受毛澤東委托，他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代表中央處理多個省市的問題。從本質上看，這些地方問題與湖北武漢并無二異，都是軍隊介入以后，造反派與軍隊矛盾、兩派沖突加劇。中共中央指導武漢地區文革運動的精神，應與當年其他省市問題的處理原則無二：批評部隊在支左工作里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造反派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團結對象”。歷史地看，中央認為“大聯合奪權”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

現在知道，中央文革在毛、周到武漢前，并未正式研究過武漢問題，對武漢下什么結論，但周恩來對武漢情況完全知情，有自己的看法，他與毛澤東倆人在67年7月10日前，連續三日商議，并于13日在碰頭會宣布毛、周率軍委其他領導南巡的決定，毛澤東在會上也沒有對武漢多說什么，僅僅談了宏觀形勢與任務，表示要去調查研究。而周恩來代表中央的18日講話提綱，是他在東湖聽取匯報、與毛主席商議后，在當地草就的。

事件發生以后，周恩來于7月20日下午飛抵武漢，組織將毛澤東轉移到上海，命令軍區尋找王力，調動部隊，平息武漢事態；旋即率謝富治、王力等離漢返京。

2．在毛、周到達武漢前夕，武漢軍區陳再道司令員、鐘漢華政委為軍區支左工作定調子。陳在中央學習班的檢討中也說：“7月9日常委會定調子，7月10日開各大單位負責人會議，明確的很肯定的統一口徑，統一思想，說沒有方向路線錯誤，工總不能翻案，批判二八聲明是對的，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把百萬雄師加以美化……‘七.二零’事件為什么起來？以前就有這個思想，我們貫徹了這個反動思想，蒙蔽了群眾。以后聽說錯了，有方向路線錯誤，工總要翻案，（群眾）就保護我這個反動路線。長期這樣，所以一下子翻過來，群眾不愿意……”。

3．毛、周到達武漢，開始對軍區做工作時，業已出現懷疑中央的輿論和謠傳：

“（獨立師）向連隊的戰士們大量灌輸惡毒污蔑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輿論，把‘三新二司’的學校和他們所在的民眾樂園描寫成恐怖世界，人間的地獄，渣滓洞的宮殿，把‘三新二司’的革命小將說成混蛋流氓和殺人魔王，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說‘6.17’大血案，解放軍去制止武斗的一個加強團的人被民眾樂園的牛鬼蛇神殺了一大半，邱少云生前的英雄連隊死的只剩十幾個人，一個空軍女廣播員被‘三新二司’拉進民眾樂園脫光了衣服，開腔破肚，割了腦袋，說他們殺人放火，搶友好商場、搶糧店等等”。[2]

16日，武漢三鎮大街上就已開始出現“百萬雄師”的大標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欽差大臣”，“強烈要求謝富治、王力到工農中來”，“強烈要求王力、謝富治到工農群眾中去”、“強烈要求王、謝首長下連當兵”。17日，凌晨謝、王一行到“百萬雄師”總部，王力強硬批評其頭頭，接見非但沒有增進溝通了解，還促使了“百萬雄師”對中央文革的極度反感抵觸。[3] 并沒有參加此次接見的湖北省勞改局軍管會代表翁某，就在17日說：“王力是知識分子，是相信知識分子的，是執行臭知識分子路線”；“這次王力這樣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問題，‘百萬雄師’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時候部隊才不管的”。這是一個天才的預見！19日，軍代表張某對“百萬雄師”說，“中央最近有個別人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其中有：河南省軍區支左方向錯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組織。毛主席看后，將這兩條劃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現在，中央把全權交給了武漢軍區，因為武漢軍區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過，運動至今還沒有開槍打死過人”。“江西軍區指戰員被迫轉入農村”；“中央某同志說產業軍是保守組織，與貧下中農相處很好。現在成都物資緊張，生活困難……關于成都問題，中央作出決定后，部隊不通，其中8個戰士徒步上北京，要將材料親手交給毛主席，對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

4．在軍區匯報、周恩來談話時出現的抵觸與沖突：

周恩來與陳、鐘談話做工作；但陳再道仍十分抵觸，不滿周的講話。周苦口婆心勸說陳：文化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沒有經驗犯了錯誤；錯了改正就好；要你們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不是要打倒你們。主席對此都已經表態了嘛！但陳再道依然不滿，將整理的工人總部的材料送給周，甚至揚言讓總理去調查嘛。說：“毛主席自己說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數、軍隊戰士的大多數、群眾的大多數，這三個大多數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說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還不知道”？以至指著周的講稿揚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講稿上簽字，我們就執行”。[4]

陳再道后來檢查說：（我）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號的指示，要我們做好部隊工作，做好“百萬雄師”的工作，也未傳達，也未去做。……周總理講了，不是真通……總是他（指總理）在講，自己還在那里叫把過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為什么叫送上去呢？總是思想感到他們（按指中央）看到那方面，沒有看到這方面，沒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態，心里總還是抵觸的，不愿意堅決貫徹。鐘政委事后檢查說[5]：14日“總理向陳再道和我傳達了主席的寬大關懷和又嚴肅的警告，要我們不要把屁股坐在‘百萬雄師’一邊。…我們…聽不進去，也不向常委傳達。謝副總理和楊代總長都和我們打了招呼，說工總要翻案。我們……仍按原方案匯報。為了穩定決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兩日的匯報中，中央首長的插話又進一步明確了我們的大方向錯了，工總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對的。顯然我們的攻擊失敗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隊（各大單位的領導）調上來攻擊中央。要中央聽聽下面的意見，其實都是我們定的調子。下面對‘百萬雄師’、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觀點和見解的。特別是‘百萬雄師’挑起大武斗以后，這是再次企圖逼中央照我們的方案辦”。

5．省軍區獨立師將總理講話要點傳達，挑動了部隊反彈。

鐘漢華后來檢查[6]是準確的：“周總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傳達，我批準蔡炳臣傳達了（按：7月18日晚），這是‘7.20’反革命暴亂爆發我點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謝副總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辦，反而叫大家快傳達，分秒必爭。這是我點的第二把火”。

18日夜，軍區會議精神由獨立師蔡政委決定傳達到團級干部，次日又傳到排級干部，并把派出去的軍代表叫回聽傳達。蔡說：“我和師長本來是代表大家意見去向中央首長回報的，但一看氣氛不對，總理和王力根本不愿聽取大家的匯報。鐘政委在匯報時說一句，總理問一句，問得鐘政委答不上來，只好把匯報提綱放在一邊作檢討。軍區后勤和其他單位觀點都是一致的，在匯報時也被頂回去了。我們匯報對新華工看法時，王力很反感……總理和王力很注意我們兩個”。“王力講，三新、二司打解放軍是對解放軍的最大愛護。王力把‘百萬雄師’的優點都變成了缺點”。群情激憤之下，牛、蔡說“你們對外不要提總理說的”，暗示把矛頭指向王力。

蔡又向8201機關干部傳播謠言說“王力的老婆是新華工的副教授，難怪新華工的消息那么靈通；兒子是二司的頭頭，所以王力說二司好”；牛插話“王力是國民黨員，還是從公安廳查到的，還來不及向中央報告”；對于王力的政治謠傳，在15、16號已經在社會上散布。

軍區秘書科揭發：19日下午軍區召開師以上干部會議時，獨立師的戰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來造反，反對“四點指示”，（當時謝、王正在傳達總理指示）但是機關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點指示”，為何獨立師知道那么早？又沒有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結果造成部隊思想大混亂，甚至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7]

19日下午，蔡政委氣沖沖離開軍區會場，牛相繼退出回到師作戰部，牛對部下大發怨氣，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9時，8201的49人沖進軍區，硬要謝接見，回答問題。并質問軍區：王力憑什么把擁有120萬人的群眾組織打成“保守組織”？23時半，8201各團宣傳車在師部集中，準備上街。蔡說“去就去吧，要守紀律”；有200多指戰員圍著軍區二號樓大鬧。

對獨立師的異常行徑，干部曾提出疑問和意見——19日晚12時許，六團翟團長當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讓部隊上街”，蔡氣沖沖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開槍就行”。

6．獨立師領導縱容和參與了揪斗王力和擴大事態。

某些人在19日下午將“百萬雄師”首要頭目接去，面告毛主席就在東湖的絕密消息，授意群眾去向中央反映自己對武漢文革問題的意見。[8] 半夜至次日凌晨，獨立師干部和“百萬雄師”在軍區密謀沖擊東湖賓館、揪斗王力，名曰要求中央首長接見，與王力談判。

“百萬雄師”沖擊東湖賓館中，警衛人員多次向獨立師首長牛、蔡報告情況，而牛、蔡無動于衷，不向軍區報告，也不積極設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時許，牛才到現場也并不采取果斷措施，放任圍攻、綁架王力，說：“讓王力上車吧，上了車還好些！”并親自參加在軍區內對王力的批斗。事件發生之后，蔡探問大家看法，有機關干部指出其性質是兵變，蔡當即回答說：“不要把問題看得太嚴重了，……黨中央、毛主席不會那樣處理”。當晚，蔡又說：“這次我帶了頭，創造了談判條件，以‘百萬雄師’和軍隊為一方，以‘三新二司’為另一方到北京去談判”。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傳車約50余人到師部開會，蔡作了新布置，講：1、這兩天他們做了一個大好事，把群眾發動起來了，火已經點起來了，迫使武漢軍區作檢查的公告不能發表，創造了去北京談判的條件。……2、火已經點起來了，現在要求大家穩定下來，準備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來整理材料。

22日晚經蔡口述，傳達四條緊急命令，再次規定要堅信師黨委的決定是正確的。

7．“百萬雄師”部署繼續抵制、散布謠言。

20日獨立師干部戰士和“百萬雄師”在軍區批斗王力，強迫他對武漢問題重新表態；又在全市組織大規模武裝游行，呼喊反對中央精神的口號，掃蕩革命造反派。

當晚，“百萬雄師”會議擬出行動綱領：1、“要揪住王力，千萬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們就取得了主動，就逼得總理來武漢。那時候，由‘百萬雄師’出面，和總理在武漢定盤子。軍區不能出面，他們不方便。‘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他們不能怎么樣”。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緊張局勢。‘百萬雄師’必須保證每天有20萬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對武漢問題表態。與此同時，要封鎖機場、車站、碼頭和長江航線，決不能讓王力跑出武漢”。3、“全面奪省市委的權，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央承認”。21日上午，“百萬雄師”召開奪權動員會議，一號頭頭俞文斌說“今天請大家來商量一個十分重要的事情。這個事情很秘密，在‘百萬雄師’的勤務員中，也只有四個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講，使我們很被動。我們要變被動為主動。我們醞釀了一下，打算奪省市委的權……”。下午，“百萬雄師”開會，將“臨時聯合代表團”改為“專揪王力聯合指揮部”，訂出計劃：組織力量控制水陸交通，不準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王力問題由“專揪王力聯合指揮部”負責批斗；堅決不準為工總翻案，誰翻案誰負責；關于揪王力問題要通告、通電全國，爭取外援。

23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謝、王回到北京，周總理等到機場迎接的消息。被壓制了幾天的革命造反群眾無不歡欣鼓舞。晚上，“專揪王力指揮部”有人針對中央對事件的表態，秘密制訂計劃，準備啟用人武部掌管的槍支彈藥，裝備60萬人抵抗；組織10萬人徒步進京告狀。此外，“”百萬雄師頭頭召開會議還決定武器不上交，組織不散，如果抓“百萬雄師”的人，加倍還擊。24日，“百萬雄師”出動了百余輛卡車游行，呼喊“打倒陳再道”的口號和“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

在事件整個過程中，他們散布大量所謂“毛主席語錄”和謠言：“百萬雄師大、好、純，是個創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發現：“一、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紅衛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漢的‘百萬雄師’”。

形形色色的“北京來電”：

“中央文革來電”：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關于武漢問題的表態，中央不知道；中央將派周總理和陳伯達同志來武漢解決問題；三、謝副總理和王力是來武漢了解情況的，不是來處理武漢問題的。

“中央軍委來電”：一、武漢部隊支左大方向是正確的；二、為了滿足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萬雄師好，陳再道好。

8．抗爭的矛頭已指向毛澤東與中共中央。

20日下午，在獨立師師部，師政治部主任進來專門探問蔡炳臣政委“那個人呢怎么樣了”，并追問“那個人呢！？”蔡反問“哪個人”？“就是那個游泳的人，問那老頭子那地方”？！后來師作戰科長和干部科長盤問張根成（中央文革工作人員），并說：“你們中央帶著框框下來，不深入群眾，不調查研究；來到武漢就到知識分子窩里鉆。你們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識分子，不要工農兵……你們中央奪軍權”！其實，早在7月19日，有人專門用小車接走“百萬雄師”一號頭頭，授意群眾去向中央來人請愿，并告訴毛主席就在東湖。在他們批斗王力時，軍區副政委要29師張政委讓群眾頭頭放了王，傳達總理指示——派代表商談解決武漢問題。一個頭頭居然把桌子一拍，說“武漢問題，就在武漢解決，毛主席就在武漢”！[9] 顯然，動亂的挑動與組織者明明知道毛澤東在武漢而為之，就是要向黨中央施加壓力。

在游斗張根成時，車上的軍人率直地指責：“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萬人的‘產業軍’打成‘反革命’，在內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軍打成‘保皇派’”！對抗情緒十分激烈。在連續幾天的活動里，有人在軍區大門外激憤議論：“謝富治算老幾？能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嗎”？“揪出謝富治”！兩個軍隊干部說“謝富治想跑，老子海陸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脫”？支左辦公室門前守衛對旁人說“過去壓，壓得服，現在就不行了。我們解放軍的槍桿子是不好使喚的”，有人講“揪出謝富治的后臺”！一群眾對一個“百萬雄師”群眾說“你們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說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兩個反革命來漢支持反革命”。一個軍人說“中央要解決武漢問題，沒有我們武漢海陸空三軍通過，就不成！”

武漢測繪學院有署名“三司“的標語寫“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大標語很說明問題：“誰為工總翻案就叫他刺刀見紅”，“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槍斃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條褲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陳再道，不要謝富治”。“三司”有人貼出大字報“質問陳伯達”說陳是王力的后臺；甚至有人說“不管周XX資格有多老，職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馬”。

以上盡管都是軍民群眾的個人言論，但反映出一個普遍的對抗情緒。

20日周恩來將重返武漢，陳再道說“周總理來了又怎么樣，還不是和王力一樣”！在獨立師師部有人說“聽說總理和伯達要來”，回道“他媽的兩個人還不是一個調”！

9．實際上王力沒有泄露總理講話。

輿論總是宣揚王力泄露了“四點指示”。實際上7月19日凌晨，謝富治在水利學院講話，并沒有傳達或提到中央處理問題的精神。王力接著謝富治發表激情和煽情的講話，也沒有傳達四點指示，而是談了幾個意思：堅決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團結多數；造反派要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正確對待解放軍。從講話內容看，王力在群眾中沒有泄露或公開周恩來的講話精神，大意是在中央的原則中的。在當時的具體背景下，這些精神是正確的，是引導群眾的。如不是獨立師與“百萬雄師”公開鬧事，武漢群眾根本不知道什么“四點指示”，何來造反派在武漢三鎮大肆宣傳“四點指示”呢，豈非60年代的“東湖縱火”說嗎？

10．“7.20”中的武斗是6、7月對群眾武力鎮壓的繼續和發展。

“7.20事件”中，鬧事者對中央代表王力的武斗之外，他們在武裝示威中，繼續對不同認識的普通群眾，采取了掃蕩性的鎮壓。20日，“百萬雄師”大打出手：在警報聲和“‘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口號聲下，圍攻和沖擊武漢鋼鐵公司、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華師一附中，掃蕩和抓捕造反派學生、教師。馬路上的群眾，一旦被人指認為造反派，即被毒打。

21日，獨立師、“百萬雄師”繼續武裝游行，沖擊湖北大學，并發射數百發子彈；幾個人（包括賣冰棍的孩子）倒在“百萬雄師”長矛下，200余人被關押。一些中學校受到洗劫。深夜，“百萬雄師”電話不斷打到水利學院總機和其他院校，威脅道：“今天晚上血洗你們學校”！

24日“百萬雄師”發起對體育學院和測繪學院的攻擊，并刺傷制止武斗的解放軍。直到次日上午11時周恩來親自來電制止，車輛才散去。

這些暴力事件，就發生在毛、周身在武漢之時。

11．當年黨中央對事件的處理。周恩來與謝、王等回到北京后，新華社廣播消息，全國掀起譴責“百萬雄師”、支持武漢造反派的巨大聲浪。

22日凌晨，毛認為：陳是蠢人，頭腦簡單，思想反動；離開以后，北京采取的措施是對的；軍隊是要打仗的，主要是打思想仗。23日凌晨，周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指示以中央名義召陳、鐘和軍區、部隊部分首長進京。

25日，毛澤東就中央給武漢軍區黨委的代擬復電：“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時十分來電并所附武漢部隊公告全文已經收到。中央進行了討論。認為（一）你們現在所采取的立場和政策是正確的。公告可以發表。（二）對于犯了嚴重錯誤的干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并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隊人員和‘百萬雄師’做工作，使他們轉變過來。（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機報復。（五）要警惕壞人搗亂，不許破壞社會秩序。”

得到毛批準的武漢部隊《公告》中將“七二零”事件稱為“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并稱事件“是在部隊內和‘百萬雄師’內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煽動下進行的。而王任重和陳再道則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禍首。”宣稱“陳再道罪責難逃，我們堅決同陳再道劃清界限，堅決把他打倒。”

26日，周恩來在中央常委會上批判陳再道，指事件為“叛逆行為”。

27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名義，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信稱此事件為“嚴重的政治事件”；表揚武漢造反派：“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為，一敗涂地”。“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漲開始了”。并且改組了武漢軍區黨委。

12．毛澤東周恩來逝世后，文化革命被“徹底”否定，“七·二○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復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漢軍區報告，為該事件平反；該報告稱：“‘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幫’反對毛主席，反對周總理，反黨亂軍，挑動群眾斗群眾，以達到其破壞文化大革命、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親手策劃挑起的一個重大事件”。

     小結：

“7.20事件”所表現出的以獨立師、“百萬雄師”為代表的傳統體制性力量，對毛澤東的文化革命路線的反抗，在政治層面上講，的確是一次特殊歷史時期的事變、兵變、民變，是無產階級的黨和國家、軍隊關系決不能容忍的反叛事件，即使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也決不容許的。他們的階級關系與革命對象理念，他們追逐發自內心的謠言，狂熱地推崇一個“過去的”說法，打擊進行中的現實的毛澤東。這是極端“無意識”下的極端有意識，是群體無政府控制狀態下的十分有（政府）控制。法國學者勒高夫所謂的沒有意識，“是自然的永恒內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了的或虛無縹緲的觀念，是一些老生常談，禮儀和道德規范”，撇開這種西方的話語，文革中被保守的右翼勢力“無意識”化的東西，就是十分傳統的政治規范的觀念。“由于無意識行為已深深地積淀和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成為影響甚至支配個人和集體活動及歷史發展進程的強大的歷史惰性力量”。（徐浩 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P161）不要以為反革命的學者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僅僅是對于歷來造反群眾的分析（或詆毀），一些概括倒也十分適合于“7.20”中的“百萬雄師”的某些特征；他認為“群體中的某個人對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傳染性暗示過程的起點……一個人編造的奇跡，立刻就會被所有的人接受”；“群體感情的一致傾向會立刻變成一個既成事實”。[10]而沖動的群眾的偏執、專橫，在群情激憤中得以充分釋放與輾轉放大，許多沖突、突發事件，不都有這種特性嗎？

熊彼得的代表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在談到民主政治時，就述及勒龐的群眾心理研究，告訴人們“人在群集影響下其行為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在激動情況下思想和感覺中道德約束與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沖動、幼稚行為和犯罪傾向的突然爆發”，而且“群眾心理現象絕對不限于在拉丁市鎮狹窄街道上暴動的暴民。每一議會，每一委員會，每一由十幾位60歲開外的將軍組成的軍事會議，無不流露出暴民鬧事時那種十分觸目驚心的特征，特別是流露出責任心的削弱、思考水平的低下和對非邏輯影響的較多的敏感”。

后來系列的顛覆毛澤東文革路線的所謂文革回憶與研究，把事件的觸發，別有用心地歸結為造反派狂熱擁護被泄露的中央指示精神。就如把1791年7月17日法國的“馬斯場”鎮壓，簡單看成為因為頑童偷窺——激憤的群眾懲罰的暴力——觸犯了秩序——觸發了軍隊（對和平請愿）的鎮壓一樣。而法國在復辟時期的資產階級歷史學者，也早已走出這種偏執、低廉、表面的圈子。

“馬斯場事件”，是法國大革命的右派積聚已久的對群眾革命的恐懼、反抗的必然。“7.20事件”是中國文革的右翼勢力和群體積聚已久的對于毛澤東文革路線與理論的困惑與恐懼，對領袖與廣大熱心支持毛澤東文革的群眾反動的必然。

二、“7.20事件”成為文革進程的拐點

R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分析了文革中三個相互關聯又獨立的系統——1、黨政干部體系，2、中央文革和由它發動、保護和指導的激進群眾組織，3、軍隊體系；指出從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三個相互競爭的組織體系之間的平衡演變的時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長情況，可以通過研究四個關鍵的轉折點得到很好的了解：“二月逆流”、“武漢事件”、清洗“五一六”組織、楊成武被解職和遣散紅衛兵。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發生在夏天的“武漢事件”，上承所謂的“二月逆流”，直接或間接連接、觸發清洗“516反革命集團”、遣散紅衛兵（以及楊成為中央權力斗爭的犧牲），是轉折中的關鍵。分析深邃地提出[11]：“盡管‘武漢事件’對主要參加者的影響不是太大，但從更廣泛的方面來看，其影響是毀滅性的”。

1967年也成為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從上升到下降的轉折。

1．確實不是一個武漢的問題

從”一月革命”，毛澤東號召全面奪權，軍隊介入支左和普遍壓制革命造反，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繼續推進群眾的思想解放—革命造反，在毛澤東和造反群眾來看，運動始終沿著上升的軌跡前進。春天到夏天，一個一個省區的問題得到解決，造反群眾得到中央的公開支持，群眾組織也在整理組合之中，與1966年相比較，所謂革命與保守的兩大陣線，業已初見輪廓。青海、內蒙、四川的斗爭，體現出軍隊介入后情況的復雜未卜——總體性對文革的不理解和抵制。在中央的指導和壓力下，運動仍前進了，軍隊在重新體現保護人民、摒棄鎮壓的革命宗旨。但是，誠如邁斯納分析的，軍隊難以確定到底誰是真正的左派，基于傳統觀念和為了穩定局勢，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進的組織：“軍隊既擔負著援助群眾的革命行動的任務又擔負著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的任務，而這二者常常發生沖突。軍隊領導人通常寧愿選擇后者。未了維護秩序，軍隊經常對那些比較激進的群眾組織進行武裝鎮壓”。[12]

對激進的反權威和反秩序的造反進行鎮壓，實際上鼓舞和支撐、整合了逆反文革的傳統勢力。這個整合，從思想上到組織上在迅疾完成，暗流在地下潛行，進行中的革命運動終于遭到“7.20”的狙擊。盡管周恩來在7月18日講話里也提到還會有反復的，毛澤東和他空前絕后地共赴武漢，親自坐鎮解決運動問題，但毛澤東卻沒有料到體制性的反抗會如此地強大與頑固，特別，是以空前浩大的群體性反抗表達出來（盡管中央給武漢軍民的“一封信”也說：軍區個別負責人，利用一些受蒙蔽的群眾，用造謠欺騙的手段，顛倒黑白，把他們引入迷路）。毛依靠革命軍隊、發動群眾推進文革，卻遭遇到軍隊與體制性的群體的狂熱對抗。毛身臨其境，不能不在實際問題中感觸到抵制文革理論與路線的問題何在，甚至感悟群體性的軍民“紅色”暴力與國家機器被蛻換為鎮壓人民工具的可能。毛澤東很不情愿地撤離武漢，周恩來對事態發展作了最壞的一切準備，他也不得不化裝進入與離開市區。部分軍隊及其主官竟然抗拒軍隊最高領導的指令，對于黨和軍隊、國家的創建者來說，是一次刻骨銘心的沖擊。特別是這種狙擊來自一再宣傳的：我們應該相信的群眾和依靠的軍隊；被狙擊的卻是黨和軍隊的創建者與統帥，也正是幾十年軍隊與群眾運動的運作高手：毛和周。所以周恩來在7月22日說：“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這種情況……”！[13] 他已經看到毛主席的文革的軟肋所在，看到代替了癱瘓的黨政體系，唯一可與文革路線叫板的傳統力量。

對毛澤東來說，擴大人民民主與改造國家機器的相互促進與對立統一關系，還有極艱險的漫漫歷程，巴黎公社以來國際共運始終沒有解決的現代政治學的問題,依然存在。今天，人們指責67年8月的狂熱，批判文革運動中“揪軍內一小撮”和“砸爛公檢法”口號時，實際上卻回避了毛澤東文革初衷的問題。他在1967年的熱月之后，還給剛果（布）總理努馬扎萊說：“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們的國家機器”[14]。他在遭到阻遏和挫折，文革發生轉折后，仍念念不忘自己原始的理念。

2．對文革的懷疑和抵制不容忽視

文革的領導核心和激進文人，對于基于傳統政治體制的軍隊和普通工農群眾的心理承受能力估計過高，以為用仰仗毛澤東的權威、文革的輿論攻勢、激進的群眾運動，就可以較快地使傳統的革命基礎群體覺悟起來，擁戴毛號召的實際運動。

大家研討文革，往往以為運動僅僅是杰出領袖與風云人物號召鼓動的，低估了出自內心的支持，或抵制的——群眾性自發力量的能動性。基層的造反群眾與傳統力量面對面，體會到要證明自己革命性并成為多數十分艱難；他們缺乏理論修養，缺乏政治訓練與經驗，在傳統力量前顯得十分沖動與幼稚，往往被更有行政——甚至政客經驗人耍弄，跌入政治陷阱。他們不懂得周恩來一再告誡紅衛兵：正確的政策是路線的保證，繼續用1966年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時——激進反抗的簡單手法，來對付已被他們用暴力簡單地“打垮”了一次的偏保守的群眾，并對抗在這些群眾背后的軍隊干部（他們冷冷地觀察，極度的反感運動）。毛、周，乃至到武漢傳達精神的謝、王，一再強調要正確對待解放軍和不同意見的群眾，就是批評和引導的造反派。部隊干部和保守群眾的本能的反對、恐懼的心理就不用說了，前面引述的言論與心態，已體現出他們幾乎把在中央面前“攤牌”，作為一次生死決戰。

有意思的是，文革運動中我們一再喜歡引用一條語錄，說什么幾何定律違背了人們的利益，也會遭致人們的反對。[15] 可能這老話的現實意義在于：“7.20事件”里，毛澤東和造反群眾都清楚看到——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及其創導者毛澤東，違背了舊有政治體制的既得利益集團和群體的狹隘利益，也必然會遭到體制性力量從心理到實際言行的狂暴反對的。在文革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反抗對象沒有所限，哪怕你是我們曾經擁戴的毛澤東！

“7.20”的反抗，由于它明目張膽地反對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反抗革命政黨與政府權威的暴力行徑，理所當然地被文革司令部和擁戴毛澤東文革路線的造反群眾，反對和壓制下去了（“百萬雄師”一些逐步自覺與始終堅持的分子，后來明確認為“事件”是被已經公認為“壞人”的林彪、江青鎮壓下去了，是一種“路線趨附”的政治需求和心理的自我安慰）。然而革命路線的壓制和武漢軍區改組、“百萬雄師”如鳥獸散，并不等同于聲勢遠大于宮廷“二月抗爭”（黨內高層正常的思想斗爭）對毛澤東的第一次打擊，更不等于抵制文革的傳統習慣勢力的全盤潰退。

3．群眾運動的高潮就是頂峰

猶如神州的初春、晚秋冷暖氣流強烈交鋒、拉鋸的天氣乍寒乍暖一樣，武漢造反群眾在短短的一個半月里，初次真正體會到政治斗爭的激變與反復，體會到激情的歡愉和政變的恐怖，經歷了挫折與轉折。在中央強大輿論的支持下，武漢造反群眾翻身了，“武漢的公雞下蛋了”！新華社連篇累牘的報道與社論，給武漢群眾戴上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榮譽桂冠；以對武漢事件的看法表態，新華社廣播點了全國一系列大致與“三鋼”“三新”類同的革命左派大名，全國的“革與保”陣線頓時分明，中央也力圖讓湖北問題的解決影響周邊地區，推進全國運動。中央給武漢軍民的一封信歡呼“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漲開始了”！按林彪秘書轉引葉群的話說：“中央文革決定，要借這次武漢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央文革，保衛文化大革命，把當前這種反動逆流打下去”[16]。的確，武漢事件成為文革初期上升趨勢中的最高漲，成為鼓勵群眾造反的文革方針的頂峰。不少造反群眾以為新階段的任務就是解決軍隊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17]。但是，頂峰就是轉折，就是群眾性狂熱推進的急度回落。“百萬雄師”的暴力并沒有能使事件本身變成轉折——即路線的讓步，取得事件勝利的歷史進程卻悲劇性地促使了歷史必然的轉折。

毛澤東在武漢事件發生以前，雖然有他路線的底線——強調大聯合必須以造反派為核心，但也一再強調“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并不贊賞非得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他對武漢的態度與策略，完全可以用他對長沙運動的關心與傾向作參考[18]。就在7月12日——臨去武漢前夕的閑暇中，他與摯友周世釗暢談了長沙文革；他與周世釗一樣有自己的傾向性，但也堅持兩派沒有不革命的理由，沒有什么根本原則的分歧，必須聯合起來才能將文革進行到底。這個精神，沒有在“7.20”的反動里被泯滅，反而被毛堅持光大。因為，他看到了用簡單的群眾造反、壓制和否定方法，不能解決原有舊體制影響下的群體思想問題，“百萬雄師”對文化革命的造反使他意識到無法用戰爭中一方吃掉一方的途徑，解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人民內部矛盾和文革的派別斗爭。他在繼而的大江南北視察里，一路上講這個道理，要造反派團結大多數。甚至在剛到上海時，還單獨與“工總司”的潘“司令”真情傾談為什么武漢不能像上海那樣做好對立面的工作？但勝利進行曲鼓舞的造反派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實踐現代政治生活里革命與民主的這個辨證關系。（“百萬雄師”一號頭頭至今也對毛的指示表示鄙視，認為群眾分裂就是毛造成的）

一個傾向壓制一個傾向，一個傾向掩蓋和追趕另一個傾向，“7.20”后的武漢群眾，沒有能夠實現毛主席指示的政策要求，對“百萬雄師”廣大群眾去政策攻心；雖然造反頭頭們也發了聲明，有所布置，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內心就是唯我獨左的，用自己在反對“反動路線”時，批判對方的“僵硬政治思維”，反過來對待壓制過自己的另部分人。或者客觀形勢根本不容許群眾自己去實現：在省市的層面上可以強調與宣示，但到了基層單位，情況十分具體和復雜；況且，17年體制形成的觀念，怎么可能在沒有政治經驗的造反群眾的勸說下，輕易動搖。元月分“工人總部”對待潰散中的“職工聯合會”（“百萬雄師”群眾基礎的前身）的粗暴壓制行為在7、8月里加倍——或許是殘酷的武斗后遺癥使之更為加劇[19]；“革與保”的矛盾，在每個單位里并非都是那么清晰，人群因具體干部問題或宏觀局勢歧見重新分化、掛鉤，紛紛反戈一擊的“百萬雄師”基層組織與群眾，也各自投奔不同的造反組織（在河南省叫做“跳過來”，武漢叫“站過來”）。

半年多來造反派內部所謂“鋼”派與“新”派的無謂爭執，也非得人為的隨即發展與激化起來，周恩來與其他中央領導人告誡的“困難時在一起，勝利了莫分開”，僅僅成為一個口頭傳傳的信條。盡管大家都承認以中央確定的革命造反組織為核心搞大聯合，但由于當年一直批評的非馬列主義的小生產意識，革命戰爭年代業已存在的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在文革里更以極端“革命”，也極端自由放任的形式出現。毛澤東的號召沒有實際的反響。

武漢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使周邊激化的沖突，得到某種冷靜的參照，實際上兩種思潮、兩大派群眾的斗爭更加激化。情緒緊張的權力集團和頭腦發熱的群眾，都在尋求擺脫困境、勇爭革命與獲取支持的出路。

四川與重慶在造反派內部的武力沖突，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升級到頂點，創下文革中火器沖突的典范。

江西一個軍分區司令甘冒當“小陳再道”的風險，公開抵制中央派赴的野戰軍進入，保守派已持有武斗軍械，又與造反派爭奪槍支，大打出手[20]；在8月的高熱中出臺的中央處理江西問題的決定，包含了武裝造反派的內容，已經不能遏止幾月來的基本態勢，甚至可能是適得其反，因為不少部隊和領導堅信保守派才是真正的左派，對“支左”或“武裝左派”,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司令部的任何口號，哪一派都可以利用，完全可以合法授槍或明搶暗贈。

湖南在處理本省問題的文件出臺前后，兩派之間、造反派內部武斗繼續加劇[21]；甚至還出現了以鎮壓造反派為前提的，湘西南一些縣血腥鎮壓所謂“黑五類”子弟的大規模野蠻屠殺。河南的運動幾月來得到中央明顯的支持，又有一批亮相干部的點撥，在武漢形勢與江青贊揚“文攻武衛”口號的精神鼓舞下，造反派取得對保守勢力的武力壓制的唯一的絕對優勢，但是，這些主動出擊難道真是必要的嗎？[22]

安徽造反派的長期沖突，到8月也非得激化到搶槍割據一步，幸好12軍及時控制局勢，后來得到毛澤東的表揚，大概當時是武漢周邊最理想的一個地方。這些進展，當然都是基于各省自身的運動必然（河南受武漢制約影響要大得多），但也是武漢事件所體現的極力抵制文革與強力推進文革兩種勢力——政治能量劇烈沖突的外在釋放和一些荒誕的演繹（四川的事態很難說有多少路線斗爭的原則）。武漢在7月沒能做或做完的事，周邊——甚至全國依然在更加強烈地進行。雙方都到了更加自為的地步。

連武漢人向來看不起的溫吞水的上海運動，居然也在大局似定的形勢下，出現攻打“上柴聯司”以穩定上海局勢的棍棒武斗，當事人徐景賢回憶：“毛澤東覺得上海的形勢和武漢的形勢大相徑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夠左右全局，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指示‘武裝十萬工人’……”，結果是“‘每人發一條棍子’”！[23]

各派群眾對形勢的推動，調動了難以想象的能動性與奉獻了巨大的加速力，高熱的八月，只是各種分力的模糊又是有序與能動的合成。新華社以各地對武漢事件的表態為契機，點了系列革命群眾組織的大名，一時激進的造反派皆大歡喜，似乎每個組織都面臨“革”了或“保”了的鑒別。勝利的武漢群眾，居然自發出動數萬人次，向周邊甚至新疆“武裝支左”。的確，事件對于路線的劃分（？）和對立的加劇，都是有重大影響的。沒有點到名的組織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定性為保守派），一些地方反而激化了對軍隊或造反派的沖擊，更為嚴重的是，形成省際聯合逆反態勢。這就是文化革命的“新高漲”嗎？顯然不可能是。多數激奮的群眾可能都理解錯了，各種特別激動與活躍的群眾里，真正想問題而且會思考的人，真是鳳毛麟角。

4．繞不過去也沖不過去的軍隊問題

武漢出現的事件，令人們立即聯想到早在1964年的《九評》里，就表述了毛澤東在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方面提出的理論和政策，其中第十二條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武裝部隊必須永遠置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永遠保持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軍民一致，官兵一致。堅持軍官當兵的制度。實行軍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同時，普遍組織和訓練民兵，實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槍桿子要永遠掌握在黨和人民手里，絕不能讓它成為個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條：“人民公安機關必須永遠置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在保衛社會主義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爭中，要實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和專門機關相結合的方針，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可以說，這是毛澤東強調加強黨和人民對部隊的監督，清洗軍隊中的壞人和“公檢法要徹底革命”、提倡“群眾專政”的觀念，第一次以公開文獻出現。在文革當中，類似的理念以各種文件、社論、講話形式表達出來。[24]
武漢事件中部分軍人和“武漢公安”的造反，加深了毛澤東有關理念的感性認識，他也從江西問題，和武漢軍區支持傳統的基干民兵，發生殘酷的武斗，意識到武裝革命群眾的必要。他在事件后，突出地感到部隊問題相當嚴重，一再提出“武裝左派”；給江青的信談到“現在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分區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25]提出“大量武裝左派”“實行群眾專政”，他以為“如此左派聲威大振，右派氣焰就壓下去了”[26]；試圖壓制他心目中文革運動的右派甚囂塵上的反攻。
事件發生后，中央在北京緊急研究處理、善后和宣傳措施。《王力反思錄》（1011、1027頁）說：社論從這時候就開始提“軍內一小撮”，這把火是林彪點的。他說：過去有三個大軍區不聽話：北京、武漢、成都，他沒有辦法。陳再道就是不聽話，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題目了……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報告后，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意在報刊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后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主要是那個‘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東興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總理，康生向關鋒傳達，進行了布置，總理也向戚本禹傳達布置。最令人感動的是：在批斗我的會上，總理說：我們也有責任。江青和林彪卻不認賬。”王力的認識可作一個參考。問題是，“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并非始于武漢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確定了這一點；也不能單純認為“七.二零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點的，社論的提法他就難于負具體責任，很快，王力、關鋒和具體執筆的林杰，就為武漢事件后兩報一刊連篇累牘的宣傳攻勢的文章和提法——王力為在中央給武漢市的信中加上了“和軍內”的字句，將付出政治生命的代價，文革小組的激進文人們，至今也沒有脫掉干系[27]。問題是，在1967年的七（月）下八（月）上短短的半個多月里，從毛澤東到當時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認可了這個提法，大多數文革運動的積極分子和領導干部也視為正常。誠然，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問題。

此前，中央文革的激進文人就按他們理解的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利用武漢問題在宣傳中大肆宣揚了“揪軍內一小撮”，本來武漢事件就引發了左的傾向的抬頭，群眾性的懷疑一切，沖擊各軍事機關、部隊和對文革不滿的領導人，現在有了大家都一時難以懷疑的中央輿論，于是皆向著文革的“第三階段”奔去。僅僅是對所謂“陳再道似的”人物與順藤摸瓜的沖擊，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國，首當其沖的是原來四方面軍的高層干部和各軍區領導。文革中一再顯露出的所謂“一方面軍整四方面軍”的暗傷[28]，完全可能立即變成頂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線斗爭和對軍隊高級領導的教育，引到山頭與宗派與歷史恩怨的歧路去，這當然是毛澤東、周恩來絕對不主張的。
作為主持軍隊工作的副統帥，林彪也并未希望與驅使各個軍區癱瘓和主官垮臺。盡管他對“武裝左派”的意見不好公開表示不滿，但對普遍的搶槍浪潮極為擔憂與不滿，他口述了給毛澤東的信[29]，認為情況比較嚴重，急需采取一些嚴厲措施，甚至讓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幫忙修改。看來，他并沒有希望自毀長城。不過，親歷者張秘書注意到：“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現前后判若兩人……過了‘八一’，他又恢復少言寡語、悶悶不樂的狀態”。
毛澤東沒有同意林的看法，毛認為搶槍情況并不嚴重；江西形勢嚴峻時，周恩來曾主持一個參加者極少的緊急軍委擴大會，起草并發出制止江西搶槍的電報（顯然此舉是林彪知曉和贊同的），散會后人們剛從京西賓館回到釣魚臺，戚本禹就告訴他們：毛澤東在上海對該電文的批示已經傳到，仍然認為為什么軍分區已經給保守派授槍，我們就不能武裝左派？[30]大家知道，甚至到巡視大江南北時，毛還多次輕松地從積極面看夏秋的“全面內戰”。
    在文革的初年，從事革命造反的普通群眾，實際上很難理解老軍人心理，盡管大家學習了幾年解放軍也崇拜擁戴解放軍。筆者通過連隊生活，耳聞目睹，才開始明白軍人這個群體與工人、學生、干部的基本不同。他們的相互情感，融灌著兄弟生死情懷，沒有參加過戰爭的戰士尚且如此，更不要講經歷過戰爭共趟過血海的生還者。造反民眾用簡單的概念化的“支左”或“支右”來觀察和要求、追求軍人，其實嚴重地忽視了軍人的本質就是軍人；多數軍人已經很不熟悉地方與社會——更不懂得毛的文革究竟要做什么。他們用特有的視角來打量彼此，革命戰爭歷史與客觀存在的山頭——這中國革命特有的時空情愫，或許決定著他們在文革里的特殊心理與行為。在地方黨政領導通通靠邊時，毛澤東試圖依靠軍隊來維系黨的組織功能和政府權力。但是，17年來，部隊再也不簡單是戰爭年代的戰斗隊、工作隊，他正逐漸成為掌握國家權力后的一個穩定秩序工具，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盡管在1960年代，部隊的革命化政治色彩越來越濃厚，但也實在難以奉行文革政治的復雜功能，即當時所期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功能。一方面要繼續立新功支持文革造反，一方面又得維系槍桿子打下的政權秩序、堅守專政工具的職能，并且卷入政治紛爭。革命戰爭的榮譽縈繞心中，不論是哪種老軍人，都認為當然是政權的合法掌持者，絕對意識不到，自己也和黨政干部一樣，有一個是否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問題。兩難的局面，終于演成毛澤東文革理念和實踐的悖論，出現了歷史的悲劇。
陳再道是可能被公開在群眾里打倒的大軍區司令員，按照先前運動的慣例，僅僅是頂撞毛、周，放任部隊造次和嚴重失職的錯誤，就可以點名打倒了，況且中央權威面臨了事件的極大羞辱，需要修復。各派系、山頭的老軍人（決非僅僅原四方面軍的），正滿懷同情——憂心忡忡地看著這只跳出來——群眾可恣意宰來嚇雞的“猴”，擔心出現“倒軍”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許世友逃進老家深山躲避造反，黃永勝在總理的一再訓誡下，也試圖丟棄保守派把屁股坐過來。諸軍區和軍事機關紛紛遭到沖擊，包括保守派群眾的沖擊。
可是毛澤東經過冷靜慎重考慮，很快決定將武漢事件作為“嚴重政治錯誤”處理，稱陳為“你們要打倒”的同志。這時，對事件真相和背景的調查、審查都剛剛開始，事件是否有何嚴重背景？并未弄清。但是，毛主席對事件有個基本判斷，絕對不愿把自己統帥的軍隊置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邊，輕易地依靠激憤的民眾去搞臭搞倒一個又一個剛烈的老軍人；也不愿意有人利用陳再道的錯誤打破政治平衡。周恩來出面，首先阻止了對原四方面軍同志的可能傷害，保護了業已靠邊的開國將帥。被造反群眾抄家的徐向前與徐海東[31]，立刻得到周的關照。毛、周迅速地制止了對原四方面軍的領導的懷疑與沖擊——文革滑向宗派斗爭痼疾的可能，進而保護了彭紹輝、許世友和韓先楚等。[32]

如何正確處理與安撫軍隊對文革的疑懼、集體怠工和反抗，毛澤東主席選擇了極大的讓步和迂回，顯示了他深諳中國政治歷史和現實的偉大戰略家胸懷。

誠然，親身經歷過那段歷史的軍隊領導干部和革命群眾，未必每個人都深沉地意識到軍隊和群眾產生芥蒂乃至沖突的歷史悲劇，那是想在不同范疇和層次上，保衛我們這個政權和江山的群體間，發生的悲劇。總有些同志，在歷史的當年，或者在幾十年之后，把文革里的群體與個人，分別評價為所謂“擁軍派”、“反軍派”，對于革命干部、群眾來說，這種劃分極不科學，也不嚴肅，“擁軍”和“反軍”對于革命群眾來說，只是一個表面現象，而非事情的本質。當事人的糊涂基本上是無知，后事者的跟進抨擊，基本上是偏見。偏見比無知距真理更遠。按這樣“物以類聚”，在文革運動里是不是也能夠劃分出一個“擁黨派”和“反黨派”！？

但是由于運動觸犯了軍隊“眾怒”，文革的出軌已成事實，路線斗爭中傾向性的回潮、反復，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國外學者邁斯納公正指出：“極左的領導人便大張旗鼓地對軍隊的革命性表示過懷疑，造反的群眾也對軍隊發動人身攻擊，這樣，軍隊也面臨著這樣的危險，那把黨弄得四分五裂、使群眾運動分裂為許許多多互相交戰的派別的政治分歧也要被強加于軍隊之上，內戰的幽靈不詳地越來越逼進了……為武漢事件和極左領導人的激烈講話所鼓動起來的情緒給8月的新的極左行為火上加油，攻擊的矛頭主要指向中央國家機關……到8月底，中國看來已徘徊在無政府的邊緣。毛澤東在結束了對各省的‘視察’后返回北京，他此時認識到，如果繼續進行作為一場建立在群眾首創精神基礎上的運動的文化大革命，勢必會冒使全國陷于大規模的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內戰的危險。他選擇了秩序，實際上，他是選擇了結束文化大革命”。[33]

周恩來親自處理武漢問題，也最早對7、8月出現的“揪軍內一小撮”和搶槍風潮產生強烈的憂慮。8月中旬以來，他連續告誡群眾：“不要以為武漢軍隊出了個陳再道，青海出趙永夫，內蒙王逸倫，就對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發生了懷疑。整個軍隊，就那么少數幾個人”。“現在到處抓陳再道。就象前些時期到處抓譚震林一樣這是不對的”；“‘7.20事件’以后這個浪潮不正常，對形勢的根本估計都不對。什么‘全國處于反革命復辟的前夕’、‘武裝奪取政權’，完全不對”。

到8月中下旬之際，周恩來已經對中央處理“7.20事件”——后續的負面問題和全國形勢變異，形成了系統的相反意見，并在各種場合向群眾公開表述。但是，在“武裝左派”的問題上，他十分謹慎地與毛澤東保持一致，沒有輕易去懷疑[34]。

在文革司令部里，小組長陳伯達也不至于發瘋到同意亂搶槍。后來陳與他兒子回憶：“1967年夏天，全國很多地方發生群眾組織之間的武斗。我提出應當收繳群眾組織的武器，卻遭到江青的反對。她反過來提出要‘文攻武衛’。我的收繳武器的意見就落了空”[35]

從更深層的更“歷史”的意義上看，革命的軍隊在新政權成立和鞏固之后，勢必有一個向政治制度化、專業職業化的過渡，對于依靠槍桿子獲得的中國革命政權，更有一個如何處理革命軍隊、將領與黨和國家關系的重大問題。將帥老同志，都和其他非軍事工作的黨政領導一樣，有一個從光榮的革命者到稱職的國家管理者的身份轉換問題，有一個通常理解的、第一層面——革命戰爭奪權的合法性，到第二層面——真正代表人民掌權——取得深刻徹底合法性的問題。這就是毛澤東的文革初衷，意在紅色政權長治久安的根本問題，而不是簡單打倒幾個人。在文革以前一些軍隊內部以及軍隊與黨和國家關系問題上的分歧，可以看成在如何保證軍隊繼續革命化（又不能太政治化甚至超越政黨、國家），爭取軍隊現代化、軍事管理制度化、實際生活中軍隊國家管理的進程里不可避免的正常探索和思想斗爭。文革前的一些不愉快——甚至悲劇事件，文革中的軍隊集體和個人的悲劇，文革以后依然存在的分歧、沖突及其化解，都是我們這樣的革命政黨和革命軍隊，在探索政權建設與體制取向，以及實現軍隊現代化的道路中不可避免的系列陣痛，是漫長的分娩。

文革里，毛澤東看到軍隊不適應文革的政治（但又太政治化），特別是看到軍隊可能被社會波拿巴主義利用（或者說社會法西斯）的苗頭，他想起了大革命國共合作階段的“武裝工農”，依然是在前述宏大的歷史政治背景下的思考與探索。經歷過北伐戰爭的林彪，當然不愿意他參與創建的工農軍隊的將領，成為新政體新制度下的“反動軍官”，成為對立面，被文革的造反民眾推翻。群眾中僅有極少的先覺人物，明白主席為什么早就說我們這個政權要變成法西斯是可能的，也敏感地聯想到俄國“二月革命”后兩個政權并存局面，聯想到大革命中北伐軍反動軍官背叛革命的教訓，強烈地要求將人民解放軍置于黨和毛主席的絕對領導下。在“武漢事件”中，他們面對獨立師打出毛澤東語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號召軍隊造反，針鋒相對打出毛的另一原則“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因而，從另一個方面講，歌曲《我是一個兵》，大致反映了文革前國家、社會與軍隊的一個非常諧和狀態。由于文革爆發，在1967年的實際政治生活里（包括以后），人們發現歌曲浪漫的表述“來自老百姓”、“愛國愛人民”似乎正在淡化和消逝。就像革命政權來自人民要高于人民一樣，軍隊來自人民，必然也要高于人民！！

由于歷史發展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武漢問題在軍隊問題上爆發，毛澤東、激進文人，和他們支持鼓動的激進群眾對軍隊的要求，與恪守傳統秩序的軍隊的心理、思想發生沖突。問題似乎是最徹底地解決了（林與周都這樣說過），卻有完全相反的連鎖反應，并造成嚴重后果。以上陳述說明這“解決”，仍煮的一鍋政治夾生飯。1967年以后，涉及軍隊的種種問題依然不少，毛澤東就再不叫群眾介入了。

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右傾抵制和左傾的盲動，交織在一起，掩蓋了問題的實質。事件后的左傾與反左，1978年事件的平反，使文革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都瞢了，人們不敢說“武漢事件”里陳再道將軍和部隊一個不字。人們忘了軍隊悲劇性的錯誤，忘了去總結軍隊干預政治、帶政代黨的嚴重教訓，不愿意承認部隊違抗軍紀黨紀的教訓，更不愿去思考歷史與后繼的社會波拿巴主義問題。[36]

5．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機

8月在軍隊問題上的極左，僅僅是促使事物向相反方向轉化的一個關鍵契機。周恩來業已徹底看到“軍心”何在，更重要的問題是外事口的“造反”危及中央政府權威的問題，是支持陳再道或者打倒陳都影響不了的事。外事口造反群眾不顧周的勸阻，執意打倒陳毅；在極左情緒影響下，港辦給英國政府下最后通牒式的照會，憤激群眾火燒英代辦處。周總理的秘書周家鼎回憶[37]說：“事后，毛澤東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整陳老總的也就是整總理的。把陳毅打倒了，你周恩來也就差不多了’。此時此刻，周總理對這種目無中央，極端無政府主義行徑，表示極大憤慨：‘再不采取堅決措施我們就要犯罪了’。一項經過周總理反復考慮制定的，解決中央文革黑干將——王力、關鋒、戚本禹問題的重大決策，已經醞釀成熟”。親歷者周秘書的回憶是非常可信的，周恩來對于文革小組支持的所謂“不停頓地打倒一切”，已經忍無可忍。

我們可以看到，文革司令部在武漢問題上的被動、失策，遭致大規模反彈，毛、周政治權威掃地，隨之是宣傳口徑出格，對于全國性的極左反軍，陳司令鹵莽抵制文革“授人以柄”[38]，周恩來心里早就十分壓抑、憤懣；在北京，從圍攻中南海，批斗“劉鄧陶”，中央各部運動趨左，外事口在打倒陳毅和港澳問題上也卷入極左浪潮；周恩來冷冷地聽說王力的“八七講話”，不置可否。7月中旬，外交部新聞司宣布限制英國記者的行動自由，8月12日，中華全國記者協會抗議港英當局；8月19日，外交部港辦上報給英國政府的限時照會，也即最后通牒。照會發出，外事、宣傳輿論和民眾團體，再也不可能下臺階緩和局勢；盡管周恩來立即通知文革小組，要他們出面干預群眾造次，陳伯達也出面勸說。但一切已經不可能扭轉。48小時限期結束后，示威人群沖擊辦公室，火燒了英國代辦處。盡管當天周恩來就緊急召見外交部、北京衛戍區、北外紅衛兵代表，嚴厲批評紅衛兵不負責任的無政府主義行為，氣得手直發抖，也坦承“我們沒有料到你們來這么一手……就是目無中央”，“同志啊，你們負得了這個責嗎？你們把事情弄錯了可以回家睡覺，還是要我們來處理，最后還是要中央負責”；同時也承擔了自己的責任，“說那天晚上他實在太累了，沒有仔細考慮就批準了那個照會，這是他的責任”。[39] 事情的急遽惡化，使他警覺到王力矛頭所向：他兩次氣憤地打斷造反派援引王力的講話，說“你們不要從王力同志講話里撈稻草”、“都拿王力同志講話，你們不能拿這個撈稻草”！（不過，在宣布王力錯誤時，吳法憲批判王鼓動火燒英代辦處，周還承擔自己在批準照會問題上的責任，說與王力無關）。

外交部造反奪權，直接影響外貿部和對外文委——乃至中央各部的運動走向。

國內的一打失策，比不上外交上的一個重大失誤；各地的動亂，不比中央政府權威失靈中樞癱瘓更為可怕。周恩來本人面臨了比武漢事件遠要嚴峻得多的挑戰。

他清楚一些院校學生（如“516兵團”）公開批判自己和外事口造反派蓄意打倒陳毅，目標都是意在周公，要推翻自己的，背后是文革小組。[40] 如果說，在困難復雜和危機的武漢問題中，周恩來保持著與毛澤東的高度統一，盡力與中央文革保持合作與支持的話，武漢事件以后的局勢——特別是中央核心部門運動的發展，不能再保持這種貌似團結而被動的態勢了。研究者認為[41]：“（他）也并不是一味地遷就、退讓和忍耐。一旦時機成熟，周恩來會像閃電一樣，迅猛出手……中央文革一伙沒顧及到他們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陣，使他們操縱和煽動造反派奪外交權、奪軍權的陰謀來了一個充分暴露，給周恩來提供了一個出擊的機會。周恩來看準了這一時機，決意給狂妄的中央文革當頭一棒”。 周恩來可以認為，全國和外事口運動的極左狂熱，恰是武漢事件后左傾抬頭引發的，8月22日，他批評廣州搶槍是沒有敵情觀念，忿忿強調“不要再提‘軍內一小撮’，‘軍內一小撮’是在7月20日事件后宣傳機關提錯了的”；9月17日，他在處理巴基斯坦外交事務時，又忿忿地批評外交部負責人：“我懷疑你們是革命還是反革命！……7月20日事情以后，外交部不聽話了”。

火燒英代辦處事件后，外事口的造反群眾繼續圍攻陳毅，壓制周恩來。8月26日，就在毛澤東同意將文革小組的干將作為8月來一切被動與失策的“替罪羊”的當天，外事口造反派試圖劫持批斗陳毅，將事態推向高潮。周恩來從該日中午面見剛從上海回京的楊成武，并派楊去見林彪通報，再與陳伯達、康生、江青傳達毛的最新指示，安排讓王力、關鋒“請假檢討”之后，在子夜時分還（和謝富治、王力一起）接見武漢在京群眾，已經精疲力盡；北外兩派爭批陳毅，周不得不接見學生，但學生不聽勸告，繼續無理糾纏已服藥物的總理，接見到27日6點40分才結束。工作人員將周攙出會議廳，其心絞痛急性發作，暈倒在院子里。

八面應對、焦頭爛額，高速運轉、心力交瘁的周恩來終于被擊倒在地。這僅是一個標志——狂熱的8月到了收場的時候；總理的病倒，也標志著文革的中樞心臟病急發。不過，周恩來在倒下之前，已經和毛澤東分別都冒了最大的政治風險，通過最高層的運作，他也在拋出王力問題上得到毛、林的認同；他等待了政治時機的成熟，扭轉了文革運動的航船，終于維護了他的政治信念與尊嚴。如果說毛澤東是文革的精神導師，被歡呼為舵手，周恩來在1967年8月起到真正的大副和舵手作用。

周恩來后來對外賓說：“在1967年，的確有極左思潮的干擾……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系。這種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發現”[42]。

毛澤東次年也說：要批評“極左派”思想，這是主要的。說葉劍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陰謀集團是有，它集中攻擊總理，把總理攻倒后再攻別人；外事系統里有壞人，“黑手”反革命。[43]

在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斯諾再次談到這個問題。毛說：“我就早讓你來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內戰，……到處打，分兩派，每一個工廠分兩派，每一個學校分兩派，每一個省分兩派，每一個縣分兩派，每一個部也是這樣，外交部就是兩派。你不搞這個東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資派。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涂。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里”。（斯諾：是不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時候？）毛答：“就是那個時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這一來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誰知道啊！？多數還是好的，有少數人是壞人，這個敵人叫‘五·一六’”。

6．開始整肅左派

毛澤東已經看到批評極左思潮是主要的任務。而且，群眾背后有黑手，群眾里混有壞人、反革命。在當年視察大江南北時，毛也指出：“群眾運動有一個規律，到了時候才會回頭”；并多次講到到次年結束文革。但他在9月底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還說要改變黑暗面才搞文革運動，“現在來看，情況就不同了，工人起來了，革命派占了多數。現在可以說，多數省革命派占了多數”。[44]

不過在1967年8、9月，毛澤東未必把司令部內的問題看得這么嚴重。而且造反派群眾的左傾思潮，沒有超出毛澤東的理念的底線；具體操作上那就是另回事了，在急風暴雨的群眾實踐中，往往是中國式的游民文化和類布朗基、蒲魯東主義者[45]的文化成了氣候。這些自然是與主張馬列主義政黨政治的毛、周相抵牾的。王力與關鋒被“端”了出來；在他們“請假檢討”中，也僅僅承認自己是犯了“小資產階級‘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戚本禹則向毛主席檢討了三點錯誤：1.錯誤地估計了全國的形勢，把斗爭過程中的反復現象，看作是全國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看不到革命群眾的斗爭成果和力量。2.錯誤地估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報紙、電臺到處號召“抓軍內一小撮”。3.懷疑一切，隨便動搖毛主席司令部的領導。他們犯錯誤的思想根源是個人主義，自我膨脹，自以為了不起，比誰都革命，聽不得不同意見。

王力、關鋒住在釣魚臺二號樓，學習和檢討，起居照常。

特別是，毛澤東9月7日在戚本禹的檢查上還批示轉告王力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二同志”[46]。說明當時毛也并未一棍子打死王、關，基本還屬于文革初期講過的“左派整風”范疇。

比較能夠顯示毛澤東內心的事情是，在他回到北京后，王海容于9月24日去打聽消息，毛澤東只是引了羅隱悼念諸葛亮的詩句：“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王與外交部的劉華秋弄清楚詩句典出后，僅僅理解為王、關完蛋了。[47]其實，政治詩人毛澤東并不是簡單比喻“武漢事件”和初期文革的“英雄”王力倒霉了。一切早已經成為歷史以后，一些當事人和好事者一直在猜測8月劇變時偉大哲人的內心世界，“他究竟說的什么”？王力與關鋒都坦承毛的“英雄”不是比喻他們或惋惜他們，毛澤東是比喻的他自己！經歷了半個世紀政治風云的英雄毛澤東，面對武漢事件后變幻的形勢，深深體會到自己的孤獨和不自由。盡管此后他也從未放棄過自己的理想與宏愿。

或許，毛澤東8月4日給江青的信，并不如今天庸人們批評的那樣——是一種理論混亂的實用主義或機會主義的左傾盲動，可能7、8月全國全面內戰，反而激發他懷念法國大革命和中國20世紀20年代的大革命，引發他對巴黎公社武裝民眾和大革命武裝工農的理想與史實的追念？但7、8月的左傾與熱月，文革的出軌和抗爭、反對，時世與愿望大相徑庭，毛主席的初始愿望也與客觀后果很不相同。他想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巾”的諸葛亮嗎？有知情的研究者說在文革十年中，毛至少有四次抄寫和詠吟該詩，為什么在他視察了大江南北、“文化革命形勢大好”之時，吟出風雨獨行、無可奈何情懷的詩句？可能這恰恰是他在武漢“七二零事件”后，目睹乍熱乍寒，卻不能扭轉文革運動日漸趨下之勢，發出的英雄長嘆。[48]

在武漢事件后運動迅猛發展、變化的十字路口，毛澤東似未得到他的左右副手林彪和周恩來的全力緊跟、支持。文革小組的配合他也感到并不理想，可能是適得其反。

處于第一線的江青，當然也在8月中央宣傳口徑和政治急變中，感悟到什么問題。所以她在在毛澤東批評“揪軍內一小撮”口號不策略時，還派姚文元去上海探聽毛的底，發牢騷說“現在的權都由總理掌了，會議由他主持，匯報也是他，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轉達”。[49] 姚文元傳回毛澤東的話“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陳伯達慌了神，文革小組內訌起來；司令部高層的內部的相互矛盾也升級了。解決小組的問題出現一個機遇。

同時，出現值得深思的問題：在1967年夏秋，司令部的重頭人物，如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無不敏感意識到難以駕馭的造反運動和調查歷史與過節的陰云，已經威脅著他們自身的政治安全，他們都在不同場合（甚至面對身邊工作人員或紅衛兵），多次聲明不怕有人整自己的黑材料（大到歷史和政治問題，小到雞毛蒜皮），不怕被打倒。但是，他們擔心無法無天的造反學生和年輕干部，警覺他們背后的“政治黑手”。有人認為當年大抓叛徒成風，其實是轉移了文革初衷。文人相輕和權臣爭寵的庸俗陋習，被帶入本應十分嚴肅的黨政高層政治生活。誠然，作為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對司令部內部出現這種政治局面，也應負有主要的領導責任。從“安亭事件”以后，一直跟不上毛澤東文革步伐——備受批評的陳伯達，權力與聲譽式微，但又拼命想鞏固地位、職權。中央文革的“大三”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疇，防范著少壯激進者可能的揭發告密，暗暗組織阻遏和彈壓。這是個大家推進了這個革命的思想激蕩，也被脫韁的群眾運動和詭秘政治弄得忐忑不安的時期。也是一個文革整體性悲劇的問題。這個或那個文革派風云人物被整肅，僅僅是時間的問題了！

1966年春夏，中南地區的左派大將陶鑄、王任重，也曾事先自我“洗手洗澡”，也說過不怕被人懷疑打倒的大話。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類似雅各賓恐怖的荒謬和諷刺。“懷疑一切”與“警惕一切”的恐懼充斥了人們向往的紅色大民主的“海德公園”。陶鑄在一年前許諾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懷疑”，都可以炮轟，成為不可遏止的政治實際。

此外，也由于文革司令部內部的政見分歧，有些領導人各自暗示或公開支持一個學校、一個派別的學生組織，北京的左翼紅衛兵運動出現了災難性的分裂。明眼人都清楚：反映在群眾里的各種沖突，透露了高層的政治歧見和紛爭。

8月11日，在中央首長接見首都紅代會的關鍵講話里，陳伯達和江青都公開點明“5·16”問題，強調它是反總理的。從而也發生了長達數年的全國上上下下大抓“5·16反革命”、各人主導抓各人要抓的“5·16分子”的絕大荒謬。荒謬當然不出自所謂“劉鄧陶”，也不出自所謂“二月逆流黑干將”。文革司令部的裂痕，從方法和思想的正常分歧，發展到政治的提防、猜忌、對立。文革的徹底失敗，某種意義上講也就從文革司令部內部猜疑開始，一波一波地清洗自己的左派成員，一次又一次地內部紛爭。如果說1966年清洗陶鑄、王任重、劉志堅等還只是一種先兆，1967年秋司令部里的政治斗爭，并延伸到群眾中，是文革運動開始衰竭的重要標志。從動員和鼓動群眾投身這個政治運動，轉化為節制群眾、規范群眾，以至收拾群眾運動。大家似乎都后悔把群眾從潘朵拉的魔匣里放了出來。從此，文革運動從不整群眾，轉換到也整群眾（所謂群眾中的“反革命”）。文革的理論與組織準備欠缺，文革的終極對象的混亂、飄逸，概念之不明確，傳統的政治文化之頑固，由此可見一斑。武漢群眾不久就領教了“林副主席派來的”軍區新領導和支左軍人的“路線覺悟”，40年后，有人感到他們甚至比陳再道們對群眾更不感興趣！造反派與掌握實權的軍人的沖突，已是必然。

坊間總說林彪制造了“武漢事件”。其實，林彪在該事件后立即得到的東西，并不如一個“5.13事件”。他是十分內向和陰郁的人，僅僅從他考慮再三的“7.25”天安門群眾集會亮相和“八.九講話”，我們很難看出他對“武漢事件”的深層態度。畢竟，事件暴露的是軍隊支持文革不力，而不單是陳再道不力；事件并不是僅僅弄得“四方面軍”面上無光，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當然不會如有宗派傾向的將領或幼稚的紅衛兵那樣簡單。邱會作對事件發生當天的回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葉群開會回來告訴林：“陳再道只會打仗，腦子簡單，在武漢支持保守派，助長了保守派氣焰，你趕快給主席寫一封信，勸他離開武漢，不然，很快就會發生一場大規模的流血事件”！葉群還說，“……主席的安全保證不了，會賴到軍隊頭上來……”[50]。

1966年，林彪對于軍隊參與文革運動，總的講處于一個守勢，他并不情愿軍隊卷入政治斗爭。毛澤東在1967年初對軍隊參與和支左的要求，實質是對林而非對其他老帥的批評。可以說林總和其他老總相比，對于文革看法并無本質的區別；所謂林系的將領（如“四大金剛”等），并不比其他的居功自傲的老軍人更有“文革的路線覺悟”。軍隊投入支左以后，矛盾更加復雜尖銳，甚至出現規模性的流血事件，這是毛澤東沒有充分估計到的。毛澤東在應對來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擾阻遏時，并不能得心應手；特別是從武漢事件開始顯示出來。林彪說過一些大話，但實際行動并不積極，并不能起到人們期盼的文革“副統帥”和“尊神”“鐘馗”的作用。

就在67年5月，毛澤東找鄧小平談話，試探鄧的態度——能否出來工作？鄧認為時機不宜，毛讓他找林、陳談談，鄧也不愿意。當時正是批判劉、鄧的高潮時期嘛。[51]在1967年春運動關鍵的時候，毛澤東在林彪的政治態度和身體狀況都并不理想時，找鄧小平談話僅僅是一個偶然嗎？僅僅是因鄧在4月要求過見主席嗎？有關聯的是：就在武漢東湖之時，毛澤東于7月15日還說：“如果林彪身體不行了的話，還是要鄧小平出來”；王力認為，“當時主席已經對林彪不滿，流露出想用鄧小平換林彪的意思”[52]。王力這兩句講的總還是事實。

毛、林在文革問題上開始不信任，恰恰在武漢事件后露出了蛛絲馬跡，楊成武公開的系列回憶多次流露出來了一些跡象，僅作為一種參考。林彪在67年8月寫信給毛澤東，認為最嚴重的問題是搶槍問題，毛給江青的信說“并不嚴重”；隨之，林又主張起草嚴禁搶奪槍支的通告，由總理去商辦。林與毛對事件后的形勢估計是有原則分歧的。但林彪在8月的一次常委會上，也說“軍區以上的干部沒有幾個好人”。之后，一反亢奮狀態，去北戴河了。他的真實思想和主張，還是怪異詭秘的。

不過，正是武漢事件以來，足以顯示林影響軍隊運動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在軍隊文革重大問題上發揮了決定作用（“5.13事件”是一個標志，“7.20”后“三軍無革派”則影響了全國）；軍委看守小組轉變成軍委辦事組。在支持武漢和維護軍隊穩定的一個大旋回中，林系軍人力量在文革政治格局里坐大的局面，的確發展了。被周恩來挽回的黨政官員體系，想收回在運動初喪失的權力，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毛澤東對于群眾運動風云人物的猶疑，也在這時發展到一個高潮。曾在1967年2月，他接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就說過：“當然，聶元梓、蒯大富這兩個人，我們是在那里做工作，說服他們。但是，這種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要看。不過，鬧起來總會有好人在里頭”？當年五一節，毛又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說： “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包括仍在學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存在總體失望，早在67年五一節就講了。其后，才產生在1968年派工人宣傳隊和軍宣隊結束紅衛兵運動的想法。

特別是，經過了熱月，毛澤東9月在武漢又說：“中國歷次革命，以我經歷看來，真正有希望的是想問題的人，不是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會成為歷史上曇花一現的人物”。

他一再要身邊的軍政官員告誡紅衛兵小將，現在是輪到他們犯錯誤的時候了。武漢軍區的曾、劉首長，立即向學生們傳達了。戚本禹回憶：毛澤東回到北京，也當面向中央文革小組，再三談到他的想法，包括他認為誰算想問題的有希望的人。而大學生們，則是到了1968年7月28日后，才慢慢明白毛主席的意思。

毛澤東想結束紅衛兵運動的征象，從“武漢事件”以后業已明顯出現。他感到依靠群眾造反的大民主來改革我們這個政治體制，時間并不成熟嗎？周恩來通過一系列促進大聯合，審批成立各地革命委員會，落實干部政策，加快了收斂與結束文化革命的步驟。不過，盡管出現“熱月”，王力被軟禁，周恩來始終保持著當年中共中央對武漢事件的基本態度，并不因為王力而禍及武漢；他也對武漢造反群眾充滿熱忱，幫助和調教他們，他審批的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吸納了一批激進的群眾組織成員。或許，湖北的造反群眾嘗到熱月的苦果，推遲了一年。

8月4日，毛澤東與江青寫信要求“武裝左派”，整整一個月后，中央頒布扭轉形勢的“九五命令”，并由同一個江青出面講話，動員群眾，從自以為已經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造反派手里收回流散的武器。輿論一再宣揚“大聯合”和成立革命委員會，驅使學生們回到學校“復課鬧革命”。

不過，文革的急劇轉向，文革小組激進文人的更迭，在兩派斗爭激烈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414總部核心人士敏感地看出些什么，他們提出文革的航船轉向了，毛澤東掌舵繞過了暗礁。進而，在9月14日、17日接連拋出大字報攻擊組長陳伯達，指責中央文革小組推行極左路線。“武漢事件”后還沒有來得及系統概括的問題，在這里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事件開始得到了它的另方面的精神成果。

廣大群眾并不太明白，文革的航船已經轉向了。

快40年了！似乎仍然難以理解它——緊接著一個震驚中外的事變之后，文革歷史發生的轉折性變化。

畢竟，“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就文革歷史而言，這里的“不能隨心所欲”，包括廣大熱心投身于運動的各派群眾，也包括“運去英雄不自由”的毛主席自己。當年熱忱支持文化革命的群體，以及實質上反對運動群體的言論行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影響和干擾了毛的進軍，歷史就這樣順著各種政治分力的合成方向前進。人民群眾和領袖共同創造歷史。

  2006年春  節   初稿

  2007年五一節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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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交《The Fortieth Anniversary: Rethinking the Genealogy and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四十年回顧：重新思考文革的歷程和遺產》）會議論文，香港城市大學，2006。

[2]  獨立師某部戰士揭發（1967年8月）。

[3]  采訪“百萬雄師”第一號頭頭俞文斌（2005年11月、2006年3、6月）。

[4] 徐海亮，《東湖風云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P199，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陳司令的生活副官陳某也證實他的確拍桌子對總理意見不通，此情當時在場的人都已私下傳開，消息也很快傳回北京，奉命送信的邱會作就聽說了陳與周總理拍桌子。15軍軍長方銘也與群眾回憶陳頂撞總理事情，陳說領導好辦，群眾不好辦，總理說：你不要用“百萬雄師”來壓我，不要說你“百萬”，就是“千萬雄師”我也不怕。后來在湖北省學習班批判陳再道時，在11月23日上午的會上，軍區機關領導和群眾還指責陳再道數次頂撞周總理、拍桌子。

[5] 鐘漢華政委在事件后檢查（1967年11月30日），湖北省學習班編印文獻，1967年12月。

[6] 鐘漢華的檢查（1967年12月1日），湖北省學習班編印文獻，1967年12月。

[7] 武漢軍區秘書科揭發，輯于《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武漢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宣傳部　毛澤東思想武漢軍區政治部紅旗總部合編　河南二七公社宣傳部翻印　1967年9月。

[8] 采訪“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2005年11月、2006年3、6月）。

[9] 當事人張昭劍，時為陸軍29師政委，見張致楊先財、石仲泉的信（2002年）。

[10] 古斯塔夫 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P15、24，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

[11] R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P18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2]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P44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13] 周恩來對“北航紅旗”紅衛兵井崗山同學所言（1967年7月22日）。

[14]《毛澤東傳（1949-1976）》，P1508，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15] 出自列寧《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原話是：“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說：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自然歷史理論觸犯了神學的陳腐偏見，引起了并且直到現在還在引起最激烈的斗爭”（《列寧選集》第二卷）。

[16] 張云生《毛家灣紀實》；參閱《“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公司，2003。

[17] 部分群眾的認識，來自于他們的自我分析，也受到“清華井岡山”核心的極左判斷的影響。

[18] 陳明新，《領袖情 毛澤東與周世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周彥瑜 吳美潮，《毛澤東與周世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 一直在地下或公開活動為“百萬雄師”翻案的人，宣傳有18萬以上階級兄弟被造反派毆傷或打死；1978年湖北當局為“720事件”平反，直接援用了這一來自民間的夸張數字，上報中央。

[20] 在八月上旬，周恩來一再批評的江西搶槍行為，基本上是保守的一派的。中央決定在江西試點武裝左派。南昌、贛州、吉安、萍鄉、撫州、向塘都出現包圍支左部隊，搶奪武器事件。

[21] 8月7日，周恩來指出：（湖南）湘潭軍分區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犯了方向的、路線的錯誤，發了槍，不僅高司、紅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產業軍，武漢的百萬雄師都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在湘潭，湘潭軍分區犯了方向的，路線的錯誤，把槍發給保守派，是犯法的。現在湘潭發出九百多槍，從湘潭、長沙以南到韶山，變成了高司、紅色怒火、百萬雄師的據點，主席家鄉搞成這個樣子還行？！黔陽、常德、衡陽等地也有類似發槍的情況，這些地方的軍分區也要象趙仁山一樣，……希望其他軍分區，衡陽、郴州、零陵、黔陽、常德，都要檢查一下。

[22] 8月20日，河南劉建勛對造反群眾說：現在情況變了，“二七公社”占優勢了，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我們應該強調開展政治攻勢，耐心細致的進行政治思想工作，爭取教育受蒙蔽的群眾，集中力量，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革命派就是要搞文斗。

[23] 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24] 謝富治22日從機場與李震回公安部的路上，就決定在部里公開傳達毛澤東講了多次的指示。

[25] 王力，《王力反思錄》，P853，北星出版社，2001年。

[26]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P232，引自周恩來的摘記手稿，明鏡出版社，2003年。

[27] 王力后來承認，在中央告武漢人民書上，在“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前面，加了個“黨內軍內”；新華社揭發，康生和關鋒在報道天安門廣場集會的清樣上增添了“揪武漢黨內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中發[1980]77號文件附件一。1980年 9月。

[28] 如空軍成鈞的檢討所流露。

[29] 張云生 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

[30] 當事人王廣宇回憶（2005年9月）。

[31] 沖擊徐向前，似為“清華井岡山”在“三軍無革派”影響下的自發行為，沖擊徐海東，是江青和葉群授意，文革小組指示“北航紅旗”做的。但是，毛、周擔心的問題并未解決，在1968年12中全會上，又組織了對于徐帥的批判，涉及“二月逆流”和“720事件”。

[32] 對文革沖突看成宗派斗爭的怨言早就暗暗流傳。空軍的成鈞1967年在一個檢查里就承認自己把空軍黨委里的斗爭，錯誤地理解成一方面軍整四方面軍，四野整其他野戰軍的。

[33] 莫里斯 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P445-44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34] 在毛澤東正式同意端出王力前夕，24日，周恩來還對廣州問題說要以旗派為核心大聯合，“工人造反派聯合起來后，馬上武裝工人，可以武裝2─3萬人”；同日，對廣西問題說：“聯指”怎么越搞越不象話，又去進攻人家，越走越遠了。你們再這樣下去，我們就要全部武裝他們……又批評兩派搶援越軍用物質。

[35] 陳曉農編撰，《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P308，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36] 王力在反思支左的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時，談到“毛主席認為依靠軍隊發動文化大革命，依靠軍隊奪權，亂不怕，只要軍隊站在毛主席一邊，聽毛主席指揮，那就不能叫天下大亂……國家機器一旦被資產階級掌握了，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時候，人民武裝也可以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新的政權的組織形式要保證人民武裝不變質，人民解放軍不變質，保證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人民的武裝，或者是武裝的人民。……軍隊支左產生的消極作用也很大，這歷史的教訓也很嚴重的。……首先他違背了毛主席一貫反對的軍黨論，一貫反對的軍隊直接代替黨這樣的論點，這是個重大原則問題……這樣勢必走向毛主席本來主觀愿望的反面”。參見《王力反思錄》，P848-851。因“反軍亂軍”待罪之身的王力，能夠如此直截了當地談文革教訓，還是不韙敏感問題，實事求是的，可以作一參考。

[37] 周家鼎，“天欲墜，賴以拄其間”，見李琦主編，《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P499-500，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38] 一些部隊同志（如廣州軍區的遲澤厚）至今覺得武漢的事件僅僅是策略性不夠，授文革小組以反軍的口實。

[39]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P161-162，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40] 參閱周恩來在67-70年關于揭批“516反革命集團”的系列講話。

[41]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P363，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有類似敘述：“他……決定在政治上轉守為攻，抓住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開反擊，同時伺機敦促毛澤東結束文革亂局”；見原書P240，明鏡出版社，2003年。

[42]《周恩來外交文選》，P483，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

[43] 穆欣，《劫后長憶——十年動亂紀事》，P234，新天出版社，1997年。

[44]《毛澤東傳（1949—1976）》，P1505-1508，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45] 我們青年人在學習馬克思正確對待巴黎公社的革命群眾運動、贊揚公社經驗時，往往不知公社優秀的核心，是由布朗基分子和蒲魯東分子組成的。

[4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P412，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47]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P189，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48] 1967年繼任文革辦事組負責人的閻長貴認為：“這兩句詩，確實是毛澤東經過‘七二零事件’后心態的寫照，也是他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心態寫照”，是值得參考的。其前任王廣宇也認為事態發展，到8月中旬，“毛澤東終于發覺這些左翼文人不可用不可信了”。（2005年9月）

[49] 王力，《王力反思錄》，P1018，北星出版社，2002年。

[50] 徐海亮，《東湖風云錄》，P247，銀河出版社，2005年。后來在8月9日接見武漢軍區領導人時，林彪又講到：“各地區的同志有的犯錯誤，現在出了陳再道、不要再出陳再道，李再道，能挽救的還要挽救。現在沒有垮臺的，也不希望垮下去，連許世友在內……現在老實講，擔心我們同志擔負這樣重的任務犯錯誤，對文化大革命不利。現在依靠軍隊，軍隊不犯錯誤就好。要不犯錯誤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眾，最重要的是請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都是類似的想法。

[51] 鄧榕的回憶，提到這次接見；但毛與鄧最關鍵的話，涉及到毛、林、鄧在文革中的微妙關系，她沒有提，不知是她忽略了，或故意不講，或出版時被刪，還是鄧小平壓根就沒有給孩子談。參閱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P4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52] 王力，《王力反思錄》，P1030，北星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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