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2007年4月15日講座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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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憲政與立國之本——關于新民主主義和《共同綱領》的回顧和反思

主講人： 紀坡民（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原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之子）

時間：2007年4月15日下午3點至4點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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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周的講座中，紀坡民先生不但介紹了其新作《憲政與立國之本－ 關于新民主主義和共同綱領的回顧與反思》中的主要內容及觀點，也與大家進行了深入持久的交流。

　　紀先生這本2007年1月由大風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創作靈感源于他與父親紀登奎在二十多年以前的一次父子交談。這次交流引發了紀先生長久的思考。他最終就此展開了研究課題，寫成了《憲政與立國之本》一書。

　　他首先介紹了對改革開放及其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個人評價。紀先生認為，改革開放是好的、正確的，它為國家開辟了很好的道路，也帶來了歷史性的改變。雖然其未來的發展很難預測，現在也有這樣那樣的悲觀看法，但作為鄧小平的主要業績，總的來說，截至到今天為止，改革開放在實踐上是成功的。這和鄧小平同志的個人特點是相關的。他生前被認為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現在他去世了，我們可以把他概括為改革家、戰略家、實干家。鄧小平的事業是實干類型的。

　　紀先生同時認為，雖然鄧小平生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去世后又由繼任領導人將其思想概括為鄧小平理論，雖然鄧小平同志曾對改革開放做過一系列的理論表述，但是，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這些理論表述基本上是不成功的。這些理論表述，已經成為我們今天的口頭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黨的基本路線；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等。紀先生說，鄧小平同志的理論能力并不強，他有的表述有的有點理論色彩，有的則純粹是大白話，算不得什么理論，好比“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發展是硬道理”的表述，不過是表示了搞改革開放的決心而已。

　　他評論道，“鄧小平理論”的概括之所以不成功，是因為百姓們的生活經驗使然。一提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些人就馬上反應：不就是共產黨領著搞資本主義嘛，掛羊頭賣狗肉。按馬克思的話來說，這個理論不僅沒有征服群眾，即便是贊成改革開放的人也很難信服并認真對待它。從實際情況來講，我們雖然把國家的制度稱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里面很重要的一條也正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可是在堅持了二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道路”之后，現在私營經濟資產卻占了國民經濟總資產的50％以上，產出上更是占了國民經濟總產出的70％以上。而人們一般都很難把私人資本和社會主義聯系起來，因為它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堅持了二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道路”，怎么就堅持出50％-70％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了呢？紀先生認為，這反映了一種名實相怨的現象 － 理論不能夠正確地反映實際，因而也就不能正確地指導實踐。此種現象產生的問題很多。理論問題沒有解決好，是鄧小平時代給我們留下來的遺產。鄧小平同志去世后，這個問題我們依舊沒有解決好。

　　他說，按現代化標準來說，我國仍然是一個經濟、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制度都沒有發展到位的一個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理論指導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今天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階段，卻切實反映了整個社會的思想混亂和信仰危機。紀先生表示，以此來責備年輕一代是不對的，責任不在干部和群眾，而主要在中央，是中央沒有解決好理論問題，造成了思想混亂，影響了年輕人，而年輕人以自己的方式在熱忱地考慮這個問題，卻被指責為信仰危機。這就是鄧小平及以后的時代，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后出現的現象。

　　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紀先生認為，黨的理論應當回到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上來，黨的路線應當回到七大路線，憲法應當回到新中國的首部憲法，即《共同綱領》。這是三個一脈相承的執政的理論體系。

　　他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產生過程進行了簡要的介紹。他說，主席的這種思想最早形成文字，是1939年。在成功解決了抗日戰爭的軍事戰略和政治戰略問題后，主席就開始考慮中國革命的政冶理論問題，探索新民主主義理論。這種思想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醞釀，經過《五四運動》、《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文章中理論結構的逐步深入，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進行了系統闡述。以此為標志，新民主主義理論基本形成。之后，主席又逐漸對該理論進行了零星的補充，從七大的《論聯合政府》，解放前期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到解放后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這個理論的醞釀、產生、成熟、完善，經過了毛澤東同志十幾年的認真思考。紀先生說，新民主主義理論不僅是革命的理論，而且是革命成功以后建設國家的理論，憲政的理論。他本人就是將新民主主義論當作憲政來論述的。他說，我們今天雖然在大體上可以“告別革命”，但是革命時代形成的新民主主義論，在憲政階段仍能發揮巨大影響：由這個思想，可以就改革開放以來的一些社會現實進行解釋，與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種種論述進行比較、分析。一個理論如果是正確的，一方面要進行正面闡述，一方面要與不同意見進行討論、辯駁，才能經得起推敲。

　　紀先生進一步介紹說，現在理論界比較認可的說法是：因為否定了文化革命，平反了劉少奇，黨的九大、十大的路線也否定了。因此，我國在文革后逐步恢復到八大的理論上去了。紀先生認為，我們應該回到七大的路線，而不是八大的路線。

　　他說，今天八大路線中關于我國主要矛盾的論述，被認為是正確的，而正確又被認為是屬于劉少奇的，毛主席被認為否定八大路線，因此形成了毛主席和劉少奇的黨內矛盾－ 這成了對那段歷史的一個主流印象。紀先生不贊成這種看法。

　　他介紹說，今天所謂的八大路線，在歸納當時社會主要矛盾的時候，總結了這樣一條：“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這樣的主要矛盾，使人們產生一種印象，即國家的主要力量應該用來搞經濟建設，并因此批評“階級斗爭為綱”的觀點。但這種說法并不屬于八大路線。八大的政治報告是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其中并沒有這個說法。也就是說，它不是一種正式的觀點。

　　那么，它是從哪兒來的呢？理論界一直頗有爭議。胡喬木和秘書班子中健在的一些同志提出一個影影綽綽的說法：黨代會開到末尾時，報告討論通過后，要寫一個關于政治報告的幾行字的決議。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決議里面的話，而決議是陳伯達寫的。胡喬木在黨史雜志上是這樣回顧的，陳伯達在自傳中也是如此描述的。八大的政治報告本身經過了充分討論，但最終通過時，陳伯達擬定的決議卻未經毛劉審核，僅僅在會議閉幕前宣讀了一下。

　　最近的新書《王光美訪談錄》中講到：當時，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黨都參加了八大。其中，蘇聯的米高揚更是參加了全部代表大會。在八大閉幕式后，會場里的服務員發現米高揚的桌子上有幾張寫滿了俄文的紙。這時仍處于中蘇密月期。這幾張紙被翻譯后，被認為值得重視，逐級上報到劉少奇處，劉少奇當晚就拿著到毛主席那里進行匯報，兩人做了相當長時間的討論。米高揚寫的是什么東西呢？其大概內容，就是認為決議的那段話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現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理論錯節，政治表述也不嚴謹。通過這種方式，蘇方雖然沒有正式提出交涉，但卻引起了毛澤東、劉少奇的重視。

　　八大閉幕后的第三天就是國慶節。當天發生的事情，現在我國的黨史研究者都很熟悉了。毛主席對劉少奇講：看起來，“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妥。劉少奇回應道：報告已經下發了，不好修改了，怎么辦？這兩段話，現在被當作毛劉路線斗爭的開始。

　　對這種主流觀點，紀先生提出了五點不同意見：1、決議中的這句表述不是八大政治報告的正式內容；2、這句話不是毛劉的說法，而是陳伯達自己加上去的；3、它不是毛主席和劉少奇之間的路線斗爭，而是蘇方米高揚發表的評論，我們對之進行研究后覺得不對頭，僅此而已；4、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和劉少奇的談話，是他們兩個前兩天夜間交談的繼續；5、毛澤東和劉少奇二人并未就這個問題產生矛盾。

　　他評論道，我們今天的黨史研究，從當前的政治需要出發來演繹歷史，實際上不符合歷史事實。

　　紀先生的個人觀點是，所謂的八大路線很難說是對的。他說，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唯物論中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的理論觀點，作為一種思想創造，放到世界歷史的范圍內，也是站得住腳的，很難否定得了。而八大理論卻非如此。

　　他繼續闡述道，鄧小平同志的兩個基本點的理論，從思維方式看，可歸于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類，既要向世界學習，又要羞羞答答。紀先生表示，中體西用的說法，他既不欣賞，也不贊成。在我黨的領袖里，明確反對中體西用的，是毛澤東。在他與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他非常明確地反對和批評了這個提法。毛主席認為，以這種提法來指導國家，不論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不對的，都是有片面性的，都是不夠的。

　　紀先生最后說，理論的創新是必然的，向世界的學習也是必然的。但是在憲政問題上，既要前進創新，又要體現歷史的繼承性，不能一會兒一變。美國憲法二百多年不變，如果我們對其持正面、肯定的評價，那么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共同綱領》就可與之相比。搞得好了，也可能一百年不變。

　　熱烈深入的交流階段開始后，一名關注憲法問題的研究生首先提出了兩個問題：1、如果所謂的八大路線，是陳伯達自行加注，那么真正的八大路線是什么呢？2、1949年由民主性尚不充分的政協產生的《共同綱領》和1954年根據選舉法選舉產生的人大所形成的憲法是什么樣的一種關系？究竟哪一個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意義上的制憲行為？如果這個關系不理順，就會造成很多理論和實際上的問題，導致類似《物權法》那樣的爭論和錯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部憲法，究竟是產生于人大制度和一系列相關制度的《共同綱領》，還是1954年憲法？

　　紀先生回答道，我們的一般印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槍桿子里面打出來的，這從實質上不能說不對。但具體地說，從憲政角度來講，我們這個國家，是第一屆政協成立的，制定了《共同綱領》，才有了我們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和它的中央政府。他說，1954年我國第一次人大，制定了第一部正式憲法。現在，一般的說法是我們共有四部憲法，但紀先生認為是五部 － 《共同綱領》雖然是臨時憲法，但完全具備憲法功能。他進一步說，1954年的憲法，否定了《共同綱領》的最基本精神。究其原因，是因為歷史把它否定了，我國開始了由新民主主義制度到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轉變。

　　他表示，在現在的條件下，如果從實質含義上進行分析，從憲政理論上進行研究，如果已經實而非名，那就必須循實正名。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從社會主義再回到新民主主義，這正是黑格爾哲學中所說的“正－反－合”。既然我們的社會實際上已經回到了新民主主義階段，那么，必須要有與之匹配的憲法。

　　一位女同志問：1、經過了一百多年的實踐，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結果是什么樣的一個狀態？它是否會對人類社會的未來產生影響？今天的理論界如何評價馬克思主義？2、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改革開放后形成的社會制度的關系，是有所關聯呢，還是有斷層？3、對中西體學，我們是否可理解為，無論中國的經濟如何發展，都可以現存政治體制為主要載體？

　　紀先生答道，簡單來說，關于馬克思主義問題，我們可以用另一個說法來比較－ 福山講的“歷史的終結”。毫無疑問，歷史不會終結，歷史會永遠前進、發展、變化的。同樣的道理，雖然羅素評價馬克思是“最后一個構筑大體系的學者”，但也不是自從世上有了馬克思主義，就是“真理的終結”。對于今天來說，我們不應當反對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我們為什么反對？打個比方，那是我們的父親，因為他只有初中文化，我能反對他嗎？但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理論，光有馬克思主義是不夠的。馬克思的諸多言論，我們今天看來，有些也不完全對。而且，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理論，但中國革命已經勝利了，今天我們是在執政，正所謂“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對馬克思主義，我們今天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學習更多的知識。

就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改革開放的歷史關系，紀先生再次表示，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正－反－合，而不是直線式的自然歷史過程。他說，如果仔細研究，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可以涵蓋世界已知的所有經驗，法國和俄國的革命模式，德國和日本的國家主導模式，英美的自然歷史過程。

雖然新民主主義理論也需要繼續發展，不必照搬照抄，但其基本精神和實質還是值得借鑒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本質，就完全表現在我們的國旗“五星紅旗”上：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時代，是四大革命階級的聯合陣線，執政以后，這四個階級又構成了我國政權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我們更是發展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這和盧梭的人民主權論其實是一樣的。五星紅旗的政治含義已經表明了這些實質，而它們是可以一百年不變的。

　　一名年青人問到，如果將馬克思主義比作我們的父親，那么，我們的傳統文化，比如儒道兩教文化，在中國今后的發展中，應該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呢？紀先生說，那是我們的祖宗。按王國維的話來講，學，無所謂古今，無所謂中外。學術的問題，無所謂古今中外。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應學習之。對道儒文化的積極的因素，我們也應當繼承。

　　又有一位女士問，應該如何解決當前價值導向與政策實踐中的巨大錯位問題？紀先生表示，這個問題不僅涉及到了階級和階級分析問題，也涉及到了專政問題，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1、經濟成分的角度，也就是公有制、國有制對私有制；2、國家、社會制度的角度。資本主義制度大體上可以認為是保護財產權利的法律制度，包括國有和私有財產。前者很簡單，因為所有制結構簡單；后者很復雜，因此需要龐大的法律支撐。紀先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更加簡單，就是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救助制度，也就是社會保障制度。

　　此時有人插問道，這樣的理解，如何與福利國家進行區別呢？紀先生說，所謂福利國家，只是指福利的程度而已。他認為，最不講福利的國家也有基本的福利制度。美國雖然不算作福利國家，但我們必須承認，在對社會弱勢群體的照顧上，我國比美國要差得遠得多。他說，“也就是說，一個現代國家，既是一個保護產權，非常嚴格、嚴謹的國家，同時也是對全體人民，尤其是社會弱勢群體照顧得相當周到的國家。因此，世界上每一個發達國家都可如此理解：它們既是一種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是一種發達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不論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發達的社會主義制度，對我們都是一個建設的問題，而且建設的任務很艱巨，因為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制度，嚴重的問題是缺乏財力，而建設資本主義制度，主要是政府的建設和觀念的轉變。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完全可以在一個國家和諧共存；新民主主義，就是既有社會主義，也有資本主義。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看成完全對立、你死我活的制度，這實際上是一種冷戰思維。冷戰結束了，世界變了，中國也變了，沒有必要維持冷戰思維。”

　　在其后的討論中，郭松民先生表示，在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國旗結構中，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雖然實際上是槍桿子中打出來的，但從理論上講，它之所以有領導權，是因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如果現在我們要回到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話，就有一個技術性的問題：我們黨內有著大量的資本家。是不是首先要把資本家從黨內清除出去呢？否則的話，這就不是新民主主義理論了，因為黨就不再以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面目出現了，這就成了大雜燴。這個坎兒我們究竟如何邁過去？郭先生表示了自己的關心。

　　紀先生回應說，中國革命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與其它革命是可以比較，也有共性的。其特殊性，就是中國革命是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進行的。但毛主席說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作為革命的遺產，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如何認識其今天的作用，是中國理論界的一個任務。至于是否要把資本家從黨內清除出去，十六大的黨章修改，已經在組織上定下來了，這是三個代表理論的組織成果，大概也是三個代表理論唯一的成果；當然，從我聽到的情況看，三個代表的理論，在干部群眾中得到政治認同的程度很低。至于黨，說到底只是一種政治工具，是用來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如果共產黨成功地領導中國實現了現代化，人民當然不會忘記這樣的偉大歷史貢獻。在完成這個任務的過程中，共產黨本身也會有變化，有的是變好，比如文化程度高了，也有變壞的，比如腐敗；就好比一把斧頭，用來砍木頭，砍來砍去，斧子砍鈍了，就可以再換一把嘛。不過，即使到了那時候，也沒有必要把“五星紅旗”上那顆代表共產黨領導的大星星去掉，作為對老一輩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和現代化中所作的歷史貢獻的紀念，保留下來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當然，我們完全可以認為，共產黨里的貪官污吏不在其內；中國的老百姓是通情達理的，他們現在罵的是這些貪污腐敗的壞蛋，而不是籠統的共產黨，更不是為國家民族作出貢獻的老一輩共產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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