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講座簡訊

主題：  去政治化的政治與二十世紀的終結

主講人： 汪暉 （《讀書》雜志主編，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時間：2007年3月11日（周日）下午14：30

　　三月十一日下午，烏有之鄉舉辦了一次學術講座，主講人為《讀書》雜志執行主編、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演講題目為“去政治化的政治與二十世紀的終結”。講座的目的是對二十世紀后期的歷史作一個梳理，但只限于在理論層面上作個總結，而不就具體的歷史進行展開。

　　講座一開始，汪暉首先概括了關于二十世紀認識的幾個問題。

　　首先，對于如何界定二十世紀，汪暉使用了“短的二十世紀”這個概念。他認為這個短的二十世紀是個革命的世紀，革命是它鮮明的特征，主體是從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一段時間，另外再加上1898年百日維新的序幕和1989學潮運動的尾聲，因而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1901年到2000年。

　　其次，關于如何評介二十世紀，汪暉說到目前為止多數學者對二十世紀的評價都是負面的，在他們看來，這個世紀充滿的是戰爭、屠殺、種族迫害，也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種種問題，因而這是個破碎的世紀，缺乏內在的完整性，只是十九世紀的延伸而已。而中國推動改革開放也是從對文革的徹底否定開始的，只是與蘇東不同的是，中國出于自身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考慮并沒有完全否定中國革命。

　　還有，關于二十世紀的終結，汪暉認為過去二三十年社會輿論的主題就是告別革命的，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早已終結，這個終結應該是以文革的結束為標志。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無論是西方的反戰、否定資本主義制度或是對當時的黨政進行批判，還是東方廣大的落后國家推動世界革命、爭取主權獨立并建立黨政國家，所有這些運動都與中國六十年代的政治運動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如果說二十世紀的終結是以美蘇兩極爭斗的冷戰終結為標志，那么在整個兩極權力格局的終結過程中中國同樣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如五六十年代的萬隆會議、不結盟運動、中蘇論戰，對西方帝國主義、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批判，中國都積極的參與了打破兩極權利構造，因而離開了中國的六十年代，也不可能理解這個權利構造的瓦解，也不能理解二十世紀的終結。而要理解中國的六十年代則不得不涉及到文革。然而中國對文革是徹底否定的態度，從而也是對自己的六十年代的徹底否定，造成了人們對六十年代歷史的模糊，也造成了在紀念六十年代時中西方的不同以及紀念文革時官方和民間的不同。

　　由于研究文革對理解二十世紀的終結具有特殊的意義，因而汪暉就從文革的終結開始談他去政治化的政治。他引用一個意大利社會學家文革研究的成果，說文革的終結是在文革開始不久。文革開始不久后原有的政治組織、政治辯論就逐漸演變成后來的派系斗爭，這個過程實質上就是一個去政治化的過程，而這個去政治化恰恰又為后來新的政治體制形成創造條件。而之后去政治化的政治則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是，黨國體制的去政治化。汪暉認為，通常人們認為黨國體制是革命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征，但事實上這是所有現代國家的特征，即所有的現代國家的政治功能都是通過政黨來實現的。針對這個黨國體制的批判也不只是中國政治的特征，由于黨國體制危機的普遍存在，而是所有國家政治的特征。但是，現在的政黨與國家的關系與二十世紀的黨國政治是不一樣的。與二十世紀相比，現在的政黨與國家是逐漸融合的，而政黨自身的價值也變得越來越模糊。在西方，無論左中右的政黨都在中間化，因而以前各個政黨之間圍繞著自身所代表的價值體系的斗爭，由于彼此之間價值的差別越來越小，也只能逐漸的演變為爭奪選票的赤裸裸的權利斗爭。這就造成了西方黨國政治的危機，一方面普通民眾對政治缺乏熱情，另一方面政治代議機構卻具有強大政治動員能力。在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一開始就是作為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政治制度，它的無產階級專政與資本主義的黨國政治體制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無產階級專政中，共產黨有著清晰的價值觀和利益代表，從全面砸爛資本主義舊有國家機器的巴黎公社原則到砸爛公檢法、工農群眾全面參與國家政治積極文化的管理的文革，都是對國家機器的否定。但另一方面的事實又是，從蘇聯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政黨對原有國家機器的繼承到五六十年代赫魯曉夫提出全民國家全民黨，無疑都是對無產階級政黨本身價值的否定和淡化，隨著政黨原有價值的淡化，在這個價值體系所建里起來的黨政制度也出現危機。

　　第二是，理論辯論的去政治化。汪暉認為，政黨政治應該具有自我糾正的機制，理論斗爭則是維持政黨政治的生命線。政黨政治出現危機就是因為沒有解決好理論辯論的問題。中國七八十年代之后的理論辯論就被去政治化。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場爭論是最后的一次的政治性理論辯論，雖然八十年與六七十年代在政治上雖然存在斷裂，但是這次理論辯論與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性理論辯論仍具有延續性。鄧小平七十年代末第二次復出時的理論辯論，在理論上是針對七十年代中期他第一次復出時的政治性理論辯論的回應，只是兩次辯論的方向不同，前一次爭論的目的是回到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第二次則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外八十年代初關于社會主義異化的到討論同樣與六十年代的政治斗爭的理論辯論在理論根源上具有延續性。只是前一次爭論為文革提供了依據，而后一次則以不爭論為結束。之后，黨和國家就用實踐的實用主義代替政黨的政治性理論辯論，甚至干脆不爭論。

　　第三是，對階級概念的淡化。汪暉認為，在二十世紀，階級和階級斗爭是中國歷史和政治的核心內容。但馬克思并沒有清晰系統的階級定義，從他的著作中可以區分出按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劃分的結構性階級和按在運動當中的政治覺悟和主觀能動性劃分的政治性階級。在這里階級不只是一個客觀的狀態，還是一個主觀的認識。在中國革命中區分敵人和朋友都是從運動的角度出發，所以真正重要的是政治性的階級。因而中國革命也更注重階級的主觀改造作用。但是新中國成立后，這個本來是運動角度的主觀政治性的概念又被轉化為客觀結構性的概念，從而把社會固化呈不同的利益人群，使原有的階級概念的政治性變得模糊。文革之后國家對階級的概念進一步淡化，又造成了歷史和政治認識的模糊。

　　對當前政治中的幾個方面的去政治化，汪暉批評說，我們現在不可能再回到二十世紀的政治條件，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否定革命的二十世紀，而一旦否定了這個，中國的社會變革就失去了創新的想象力，也就只有借助于新自由主義。

　　另外，汪暉還提到了現在社會生活中的幾個特別的現象，其中包括：蘇東劇變之后，在世界其他地方都紛紛向新自由主義投降的情況下，中國仍然能夠形成自覺的抵制新自由主義的力量，這表明二十世紀革命的遺產在今天中國社會依然存在強大的影響；另外理論辯論的空間與渠道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九十年代之后，很多爭論不再是發生在政黨之內，而是發生在社會輿論當中，盡管這些理論辯論比較缺乏政治性，還是對黨內的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

　　最后，汪暉還就全球化過程中的國家主權談了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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