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是五個子女最小的，和大哥足足相差11歲，和大姐相差9歲。小時候，哥哥和姐姐對筆者來說就像父母一樣的存在。父母去世后，筆者和哥哥姐姐曾經有一段時間關系非常親密，但隨著大家年紀漸長、健康開始出現問題，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經常見面就變得不容易了。

　　在成長過程中，多子女的家庭有時會被視為幸福的象征，但在某些家庭中也可能成為諸多不滿的根源。因為在貧困的家庭里，孩子越多，可能越會挨餓，學習的機會也會被剝奪，導致這些創傷即使多年后仍會留在心中。

　　如今，1970年前后出生的第二次嬰兒潮一代的子女們已經到了結婚和生育的年齡，但結婚率和生育率似乎都沒有上升的跡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工資、房地產和教育的兩極分化日益加劇。當代年輕人已經成為了一個即便想結婚生子也幾乎不可能的一代。那些每月收入200萬韓元、300萬韓元的有孩子的父母被嘲諷為“二百蟲”“三百蟲”，居住在出租公寓和小別墅(在韓國這個詞用來指代小型集體住宅)的孩子們則被稱為“出租屋蟲”，“小別墅蟲”。在這種現實下，很難要求年輕人去生兒育女。

　　當今社會，1%的上層富人擁有財富，而剩下的99%處于貧困之中。財富與權力無異，擁有它的人竭盡全力去保護它。華裔美國學者艾米·蔡(Amy Chua)在她的《火焰上的世界》(World on Fire)一書中警告，高度工業化和全球化將導致極端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分裂。未來經濟學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他的《雷克薩斯與橄欖樹》一書中則預測，兩極分化的教育和生產方式將加速國家間的沖突。

　　人類能夠生存的安全社會是大多數公民都能進入中產階級，并能夠維持工資、住房、教育以及婚姻和生育等生命周期的社會。實現這種社會的首要條件是稅收。中產階級越多，從他們身上征得的稅收就能維持國家的運轉并確保社會安全。然而，當前的稅收政策正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雖然僅靠稅收并不足以將中產階級推向貧困線，但“富人減稅”這種錯誤的稅收政策將像回旋鏢一樣傷害中產階級。新冠疫情之后，許多發達國家都在全力以赴地尋找并實施恢復社會和經濟的中長期對策，而韓國卻讓富人和窮人對立，導致國民分裂。

　　國民在國家困難時，總是努力攢糧、攢錢，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這是一種單相思的情感。希望政府能停止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而煽動分裂的政策和媒體宣傳，為了下一代的生計和發展全力以赴。這樣，年輕人才能在一個可持續的安全社會中，安心結婚、生育，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2024-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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