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原文標題：Th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the Education Strike Wave

　　原文鏈接：https://jacobin.com/2019/04/red-state-revolt-review-teachers-strike

　　2024年美國大選基本已經塵埃落定。或許正如許多人設想的那樣，全世界似乎已經不得不面對民粹右翼勢力在今后四年在全世界最強大的資本帝國掌舵的現實。我想，對于特朗普本人，任何持嚴肅的左翼立場的讀者朋友都不至于對其有任何意義上的幻想——即便存在辛克爾的maga Communism和其后ACP等行為藝術團體，川普對左翼的社會運動與工人運動的態度，是不必再過多重復的（特朗普對美國工會運動，尤其對工會當中進步一翼的態度，可參見副推《川普大戰工會》）。

　　不過……世界哪里會這么容易完蛋？從行動的角度看，情況難道還能進一步崩壞到哪里去？對美國的左翼力量來說，這個風雨如晦的時代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對世界其他地方的左翼來說，美國左翼如今面對的風雨，或許都可以說算不了什么。

　　川普還能比這恐怖嗎？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內，美國左派與美國的工人階級也沒有停止斗爭——2019年，勞工學者與活動家Eric Blanc出版了《紅州起義》一書，討論了三個由共和黨掌握政權的州的教師如何掀起工人運動，并有效挫敗了右翼精英的進攻。本文是西弗吉尼亞州教師工會活動家埃米莉·科莫對《紅州起義》一書的書評。作為工人運動的組織者，埃米莉借助書評寫作的機會，也分享了一些自己在組織行動方面的經驗與心得。

　　比起政治人物與左翼哲學明星，美國的工人運動因為各種主客觀原因而往往不被國內泛左翼輿論所嚴肅關注與討論，但是我想，大洋彼岸勞動人民與左翼進步勢力的智慧、勇氣與堅持，往往能夠為此岸的我們提供一些精神上的鼓勵。

　　畢竟在某種可以被簡單地表述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環球同此涼熱。然而，我們在此希望再重復一次我們發刊詞里的一段話：“歷史告訴我們，沒有哪一個不公的制度是永久的，沒有哪一種壓迫是不可戰勝的。我們相信團結的力量，相信每一個普通人的聲音和行動，更相信新的曙光必將到來。”

　　作者|Emily Comer

　　譯者|丸久須

　　西弗吉尼亞州的為期九天的教師罷工常被講述成一場神話。人們常說，我和同事們仿佛憑空凝聚成了一支由 55 人組成的罷工隊伍，也有人說，我們僅僅借助于一個 Facebook 群組就掀起了罷工。毫無疑問，這是一次輝煌的勝利，它讓許多人感到震驚。罷工勝利當天，我站在議會大廈前，與其他教師和學校后勤人員一起歡慶。這次勝利意味著對緊縮政策、私有化和打壓工會行為的有力打擊，我不禁淚流滿面。

　　盡管州議會掌握在共和黨手里，州長還是煤炭大亨，我們卻成功狙擊了特許學校的立法、對工齡制度的攻擊和薪酬“保護”法案。此外，我們還為全州的公職人員贏得了5% 的加薪。然而，這些淚水不僅是喜悅的流露，更是對數月高強度組織工作中的情緒壓力與對未來不確定性恐慌的情感宣泄。這些成功背后的辛酸片段，往往不被人們提及。

　　在埃里克·布蘭克（Eric Blanc）對近期教育行業罷工的深刻且詳盡的研究中，他記錄了這些艱苦努力如何為罷工及我們的勝利奠定了基礎。他指出：“在罷工勝利之前，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罷工勝利的希望似乎是渺茫的；而在罷工之后，罷工的勝利似乎又顯得幾乎不可避免。這兩種錯誤的假設，都反映了對組織者行動力的忽視。”布蘭克的書聚焦于罷工工人的聲音，特別是在工人當中起到帶頭作用的基層組織者的聲音，并基于此提煉出從席卷西弗吉尼亞、俄克拉荷馬和亞利桑那的教師罷工浪潮中獲得的重要經驗教訓。

　　布蘭克來到西弗吉尼亞，為《雅各賓》雜志報道我們的罷工。作為一名前任教師、勞工組織者和左翼同路人，他迅速贏得了我們激進派教師組織者核心圈子的信任。他在議會大廈度過了漫長的日子，組織了全國范圍的聲援活動，同時在現場為我們提供切實的支持。通過深度參與罷工的日常工作，他能夠捕捉到許多主流媒體所忽視或誤解的瞬間。

　　與其他尋求簡化版答案的講述者不同，《紅州起義》深入探討了西弗吉尼亞、俄克拉荷馬和亞利桑那的政治環境。從歷史性的罷工浪潮中，這本書提煉出了來自教師、服務人員、學區主管、工會領袖、家長和學生的第一手經驗教訓。對于那些希望擊敗新自由主義勢力、在工人運動中留下印記的組織者、教育工作者和左翼人士而言，本書必將成為不可或缺的閱讀材料。

　　布蘭克將我們在西弗吉尼亞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一支“行動主義少數派”組織者的存在。他引用了同為教師的組織者妮可·麥考米克的話：“事情的發展已到了關鍵時刻，但這不一定要以罷工收場——尤其是一場能夠勝利的罷工。”實際上，我所在的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查爾斯頓地方支部所做的決策，在罷工的發展和結果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2017年夏天，我們的支部為教師群體成立了一個勞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只有四位參與者與會，但我們迅速投入到工作中。我們閱讀了簡·麥卡利維的《沒有捷徑》(No Shortcuts)，回顧了西弗吉尼亞的勞工史，并集思廣益，探討策略和戰術。雖然我們人數不多，但我們深知自己的潛力；畢竟，西弗吉尼亞上一次教師罷工發生在1990年，最終全體教師獲得了5000美元的普遍加薪。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深知自己肩負領導運動的責任。我們的工會領導層長期以來更喜歡在政治游說上花功夫，對組織工作則漠不關心。最近，他們在州長競選中支持了西弗吉尼亞唯一的億萬富翁吉姆·賈斯蒂斯。雖然我們的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支部在那個早秋就解散了，但杰伊·奧尼爾(Jay O’Neal)和我依然堅持我們的計劃。在10月初，我們創建了一個 Facebook 群組。這個群組之后迅速壯大，最終吸引了超過兩萬名成員，成為全州議論罷工的中心。

　　我們的罷工常常被冠以濃厚的黨派色彩。民主黨被視為我們最大的支持者，而共和黨則是最堅定的反對者。毫無疑問，在抗爭開始時，州議會的民主黨人確實緊密地與我們站在一起。然而，《紅州起義》一書揭示，在西弗吉尼亞州的語境下，我們主要訴求背后的緊縮政策根源，實際上可以追溯到1934年至2014年長達82年的民主黨統治。這段歷史為我們的斗爭提供了深刻的歷史背景。

　　在此期間，民主黨始終為化石燃料產業提供忠誠的服務，它推出了大規模的企業扶持政策，卻未能賦予公職人員集體談判的權利。布蘭克指出，當時的州長喬·曼欽(Joe Manchin)實施的2.2億美元稅收減免政策，導致我們州在公共部門員工在薪酬和醫療等關鍵服務方面嚴重缺乏資金。這一切并不令人驚訝，西弗吉尼亞州的居民紛紛選擇離開民主黨。

　　但隨著我們的運動逐漸壯大，民主黨看到了一個政治機遇。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則捕捉到了把運動駛入左向車道的機會，以抵制工會高層傳達的信息——“決定資金來源不是我們的職責。”我們開始關注州一級的立法者，向他們詢問：“您是否會通過提高企業所得稅來為公職人員保險署（PEIA）提供資金？”我們高舉橫幅，上面寫著“公職人員醫療——而不是企業福利。”

　　在一次重要的1月會議上，我們請參議員理查德·奧赫達(Richard Ojeda)提出立法，增加累進稅以為公職人員保險署（PEIA）提供資金。他欣然答應。隨著我們運動的壯大和人氣的提升，盡管奧赫達同時在競選國會議員，他還是迅速成為提高天然氣采掘稅的堅定倡導者。等到罷工開始時，議會大廈內已經響起了“向天然氣企業征稅！”的口號。

　　盡管提高天然氣采掘稅成為了我們的口號，罷工最終還是未能讓州立法機關通過累進稅，也沒有為公職人員保險署（PEIA）找到更持續的解決方案。《紅州起義》的一大亮點在于對我們這支行動主義少數派在倡導最重要訴求時所面臨的局限進行了非常真誠的評估。布蘭克引用了杰伊·奧尼爾的話：“說實話，我對這次罷工最遺憾的是，我們沒有建立一個由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組成的強大的，州一級的組織結構。通過這樣的結構，我們本可以制定出清晰的訴求，尤其是在對富人和企業征稅方面。”

　　對于希望從西弗吉尼亞州罷工案例當中得到啟示的全國教育工作者來說，應當避免對我們罷工的一個危險誤解：學區主管批準了我們的罷工。（也就是說，學區主管沒有批準——譯者注）然而，正如校車司機瑪麗·懷克爾(Mary Wykle)在《紅州起義》一書中所說：“直到罷工開始的那一天，我們都不知道學區主管會選擇像對待下雪天一樣對待我們的罷工——他們讓學校停課，并且繼續給我們發工資。”實際上，學區主管并沒有太多選擇的余地。

　　當我們的工會領導層決定進行罷工授權投票時，教師和學校服務人員——包括校車司機、廚師、清潔工以及助教的行動決心已經如星星之火般蔓延。南部縣城發生了短暫的罷工，這既向立法機關發出了警告，也為全州其他地區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布蘭克對這一投票的描述是：

　　盡管州政府通過做出重大讓步來試圖避免停工，包括凍結公職人員保險署（PEIA）的費用、廢除引入特許學校的法案、削弱工齡制度，以及取消工會會費的自動扣除，但教育工作者的投票結果顯示，罷工決定在全州的教育行業工人當中有著壓倒性的支持。全州大約80%的教育工作者投了“贊成”票。在工會影響力強大的學校中，“贊成”票幾乎達到百分之百。

　　面對這一現實，學區主管們選擇“支持”工人，而不是在教師不上工的情況下勉強維持學校運作。

　　認為學區主管給予我們勝利的觀點，與另一個被廣泛報道的明顯錯誤密切相關：這場事件不僅僅是一場教師罷工。在罷工前，拉文斯伍德中學(Ravenswood Middle School)的廚師琳達·瓦努斯(Linda Vanuss)向布蘭克講述了服務人員在學校系統中所遭遇的隱性歧視：“我熱愛我的工作，但我們真的感覺不到自己是學校的一部分。例如，他們會舉辦教師晚宴，但是校領導不會邀請我們參加，最后還要求我們來洗碗。”

　　這些工人在媒體敘述中幾乎完全隱身，但正是他們的積極參與使得學校無法照常運作。2018年3月28日，那個臭名昭著的“冷卻日”(cooling-off day)，我們的罷工意外變成了野貓罷工。那一天，我們召開了美國教師聯合會（AFT）、西弗吉尼亞教育協會（WVEA）和西弗吉尼亞學校后勤服務人員協會（WVSSPA）的緊急工會會議。當我們開始嚴格規劃罷工糾察線時，WVSSPA的地方會長站起來，平復了大家的情緒：“明天不會有人上得了學。我告訴你們——明天校車停運！”

　　他的話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成為了安撫人心的旋律。若不是教師和學校后勤人員團結一致，學校重開和丟掉工作將始終是一個現實的威脅。《紅州起義》深入探討了組織者為了克服教師與學校后勤人員之間結構性分歧而做出的努力，這正是我們罷工成功的重要原因。

　　西弗吉尼亞、俄克拉荷馬和亞利桑那的罷工如野火般蔓延至其他州。我們的勝利激發了人們對工人運動的新興趣，并重新將罷工作為一種武器擺上臺面。正如我們在西弗吉尼亞研究過以往的勞工斗爭，新的工人運動潮流也將在我們的成功與失敗中尋求答案。

　　隨著DSA的迅速發展，以及“社會主義”一詞逐漸進入公眾視野，有組織的社會主義者應當認真對待這種行動主義少數在工作場所所能產生的重大影響。當組織者討論策略時，社會主義者在思考如何與勞工運動結合時，如果僅基于主流敘事中的膚淺故事進行思考，我們只會不斷地被誤導向錯誤的結論。對那些希望從這些勝利中提煉關鍵教訓的教育工作者、勞動組織者和激進分子而言，《紅州反抗》無疑是最全面、最深入的分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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