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名題字：關山月

　　新世紀以來拉美學界的毛澤東研究動向探析

　　——兼論毛澤東思想的國際價值與現實意義

　　王曉陽 / 文

　　作者簡介

　　王曉陽，山西呂梁人，文學博士，（蘭州 730070）蘭州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基金項目

　　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毛澤東思想在拉美的傳播與影響研究”（2023QN037）

　　摘要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思想對拉美地區的左翼政黨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以此為背景，近年來拉美學界掀起了一股毛澤東研究熱。學者們提出了自身對毛澤東思想的內涵、獨特性及地位的看法和見解，對毛澤東思想在拉美的接受、傳播和影響進行了回溯和總結，并對20世紀拉美毛澤東作品譯介與出版進行了定量分析研究。拉美學界的毛澤東研究表明，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依舊有著重要的國際價值，對于當代拉美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和借鑒意義。在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毛澤東思想中的傳統文化意蘊和革命精神持續彰顯出生機和活力。

　　關鍵詞

　　拉丁美洲；毛澤東；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

　　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毛澤東同志“是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1]。20世紀40年代以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曾對第三世界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及取得民族獨立的運動起到過巨大的指導作用。毛澤東研究是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再研究，不僅有助于厘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世界范圍內的地位與影響，對系統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海外影響、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傳播，亦有著重要參考意義。就目前研究成果來看，國內學者對海外毛澤東研究的關注主要聚焦于歐美、日本等地區，對拉美等第三世界毛澤東研究的學術關注仍處于起始階段。本文擬通過考察拉美學界毛澤東研究的歷史發展和最新動態，來探究毛澤東思想的國際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20世紀下半葉拉美學界毛澤東研究的若干領域

　　（一）拉美旅華文學中的毛澤東形象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當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對中國實施封鎖之時，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通過民間外交的形式吸引了眾多拉美左翼人士和知識分子前往中國進行訪問。回國后，這些拉美進步人士以旅行日記的形式描述了自己在新中國的所見所聞，成為國外最早一批對新中國進行近距離觀察和介紹的學者。1950-1961年期間，墨西哥、阿根廷、秘魯、智利、哥倫比亞等拉美國家出版了約30部論述中國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拉美進步人士以田野調查為主要方法，以旅行日記、新聞報道等形式向拉美人民描述了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樣貌。

　　墨西哥人維森特·隆巴多·托萊達諾（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2]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一批到達中國的拉美左翼政黨領袖。在《新中國旅行日記》一書中，托萊達諾向讀者講述了被毛澤東接見時的情景，他認為“很難找到一位如此偉大但又如此謙遜的人，他堅信全世界人民會取得對其壓迫者的勝利”[3]。墨西哥進步記者安東尼奧·羅德里格斯（Antonio Rodríguez）1956年6月至1957年3月期間曾在中國訪問，并于1959年將自己發表在墨西哥《永恒》（Siempre）及《影響》（Impacto）雜志上的游記整理成書，以《中國及朝鮮報道》（Reportajes en China y en Corea）為名在墨西哥出版。這位墨西哥記者曾在毛澤東的故鄉湖南韶山進行采訪報道，在書中他獨辟一節，對毛澤東的幼年生活、求學經歷及革命動因等進行了回溯和總結。在其看來，“毛主席是長城到珠穆朗瑪峰最高點之間無數家庭的生動代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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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記者安東尼奧·羅德里格斯于1959年出版的《中國及朝鮮報道》封面

　　（二）毛澤東思想的來源問題

　　還有學者撰文對毛澤東思想的來源問題進行了探究。比較重要的學術成果有曼弗雷德·科霍夫（Manfred Kerkhoff）的《毛澤東思想的動向》（1967）、加爾瓦里諾·格拉（Galvarino Guerra）的《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第三階段》（1970）、墨西哥學院畢業生萊昂納多·蒙特乃格羅（Leonardo Montenegro）的碩士論文《毛澤東的馬列主義思想——1929-1949年中國革命的戰略與戰術》（1978）及羅默·科內霍·布斯塔曼特（Romer Cornejo Bustamante）的《中國的烏托邦及其局限》（1986）。格拉及蒙特乃格羅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毛澤東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提出的概念，并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毛澤東思想開啟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新階段。”[5]萊昂納多則指出，拉美漢學界不能盲目認同某些歐美漢學家提出的“毛澤東是偏離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一看法，而是要通過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及毛澤東的作品，并結合中國革命實踐中的戰略戰術問題來對此進行深入解讀和分析。通過對1929-1949年間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戰略戰術進行剖析，萊昂納多認為“在每個斗爭階段，毛澤東總是能從國內及國際的具體情況出發”[6]，而這正是毛澤東思想中馬列主義特征的具體體現。在墨西哥學院亞非研究中心學者布斯塔曼特看來，毛澤東思想“吸收了馬克思、恩格斯共產主義理論中的某些烏托邦元素”[7]，其目標是要著力解決農村與城市、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之間的矛盾。當然，也有學者十分看重中國傳統文化對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影響。如波多黎各大學教授科霍夫持“兩源論”，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是毛澤東思想的兩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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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爾瓦里諾·格拉的 《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第三階段》封面

　　（三）毛澤東思想對拉美的影響研究

　　1983年瑪麗塞拉·康納利（Marisela Connelly）在學術期刊《亞非研究》（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發表了《毛澤東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響》一文，在拉美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康納利從毛澤東思想中的革命理論、拉美共產黨新黨對毛澤東思想的實踐運用情況以及拉美新黨運動受挫的原因分析三方面來展開其研究。在她看來，拉美新黨運動遇挫是因為：其一，部分拉美共產黨新黨脫離了人民群眾，將個人利益凌駕于政黨利益之上；其二，新黨領導人沒有像毛澤東一樣將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國情（例如拉美資產階級存在時間要長于中國、拉美人民群眾的政治意識相對薄弱）相結合，而是機械地復制中國革命模式、教條地學習毛澤東思想。

　　二、新世紀以來拉美毛澤東研究的新動向

　　新世紀以來，拉美毛澤東研究漸入繁榮階段。以阿根廷學者阿德里安·塞倫塔諾（Adrián Celentano）、布倫達·魯帕（Brenda Rupar）、吉多·利桑德雷洛（Guido Lissandrello）、哥倫比亞學者魯道夫·安東尼奧·埃爾南德斯·奧爾蒂斯（Rodolfo Antonio Hernández Ortiz）以及墨西哥學者米蓋爾·安赫爾·烏雷戈（Miguel Ángel Urrego）為主的拉美學者，對毛澤東思想及20世紀毛澤東思想影響下的拉美共產黨及共產黨新黨運動的發展進行了爬梳。學者們多從如下三方面展開毛澤東研究：

　　（一）毛澤東思想內涵、獨特性及地位的研究

　　新世紀以來，拉美中國學學者逐步傾向使用maoísmo（毛澤東主義）一詞來替代Pensamiento de Mao Tse-Tung（毛澤東思想）[8]。奧爾蒂斯總結了世界范圍內對maoísmo的兩種用法：一是西方學界經常使用的、作為毛澤東思想同義詞的maoísmo；二是中蘇關系破裂后，蘇聯共產黨使用的具有反蘇聯主義等否定性意義的maoísmo一詞[9]。奧爾蒂斯還與秘魯學者埃內斯托·托萊多·布魯克曼（Ernesto Toledo Bruckmann）嘗試從不同角度對maoísmo與Pensamiento de Mao Tse-Tung進行辨析和區分。在其學位論文中，奧爾蒂斯從“思想”與“主義”的指代出發，對二者進行區分。在他看來，“思想”一詞意為“主意想法”或“解釋說明”，而“主義”一詞在中國則用來指代類似于馬列主義等來自國外的“主義”，所以“中國共產黨從不使用maoísmo一詞，而是使用‘毛澤東思想’一詞”[10]。布魯克曼則提出，部分拉美共產黨通過與列寧主義的關系來區分maoísmo與毛澤東思想。一些拉美共產黨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對列寧主義有所發展的基礎上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種理論，所以它們自稱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政黨”；另一些拉美共產黨則自稱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maoísmo政黨”。之所以選擇maoísmo一詞，是因為它們認為毛澤東在理論與實踐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貢獻，“是對列寧主義的一種實質性的發展”[11]。

　　進入新世紀，拉美中國學學者對毛澤東思想的起源問題基本達成了共識。他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在此基礎上，利桑德雷洛、奧爾蒂斯及法比奧·卡布雷拉·莫拉萊斯（Fabio Cabrera Morales）對毛澤東思想中有關農民階級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進行了專題研究。利桑德雷洛認為，毛澤東思想是給予農民階級最多關注的馬克思主義流派之一[12]，毛澤東將農民階級視為工人階級主要且必需的同盟軍；毛澤東充分認識到農民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所以他堅持無產階級應聯合農民階級作為自己的同盟。莫拉萊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對富農、中農及貧農的概念界定及政策變化進行了梳理，指出毛澤東對農民階級進行劃分，是為了找出農民階級中剝削他人最為嚴重的群體，但此舉“并不是為了攻擊或消滅他們，而是為了革命進程而提出一種政治性的警示”[13]。奧爾蒂斯則指出，在1935-1949年中國共產黨通過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方式將新民主主義理論付諸實踐，“因此新民主主義革命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14]。

　　在毛澤東思想的獨特性方面，烏雷戈認為毛澤東思想在六個方面區別于其它馬克思主義思潮：政權建立在工農聯盟基礎之上、爭取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大多數人口以建立廣泛的政治戰線、采取依靠農民階級的持久戰模式、視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與修正主義、將新民主主義作為過渡階段及軍隊工作中“為人民服務”的道德準則[15]。奧爾蒂斯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在如下方面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認為革命的主體是工人階級，中國的革命任務則落在了農民階級身上；馬克思主義認為城市是革命的基礎，毛澤東思想則以農村為革命根據地；暴動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斗爭策略，但在中國則以游擊戰和持久戰為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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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6月于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舉辦的“第二屆拉美與加勒比地區‘毛主義’全球史國際研討會”海報

　　學者們高度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利桑德雷洛評價說：“毛澤東思想為以落后農業為主導的拉美提供了獨一無二的選擇。”[17]奧爾蒂斯則認為，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不僅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一股清流，而且也是對正統馬克思主義在某些方面的一次典型變革”[18]。拉美學界亦存在一些對毛澤東思想進行歪曲解讀的學術觀點。例如，哥倫比亞國立大學毛里西奧·阿其拉·內伊拉（Mauricio Archila Neira）將哥倫比亞共產黨新黨教條式地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原因歸咎于“毛澤東思想的‘教條主義’”[19]。在未全面把握毛澤東思想并結合本國國情的情況下，他不經任何學術考證就將“原則”“思想”等詞解讀為“教條主義”的做法，顯然是錯誤的。

　　（二）國別和區域視角下毛澤東思想在拉美接受、傳播和影響的研究

　　拉美學界對毛澤東思想在拉美各國（如阿根廷、哥倫比亞、秘魯、墨西哥）的起源、傳播及其影響進行了綜合性研究。毛澤東思想在拉美各國的傳播有著相同的國際背景：20世紀60年代受國際共運大論戰及中蘇關系破裂的影響，多數拉美共產黨轉向無條件支持蘇共。與此同時，一些拉美共產黨新黨從拉美共產黨陣營中分裂出來，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黨際關系。鑒于“毛澤東思想是當代的馬列主義”[20]，新黨堅定地“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本黨的指導思想，把中國作為世界革命的中心”[21]。在拉美學者看來，新黨將毛澤東思想作為自身行動綱領的主要原因在于，面對蘇聯修正主義在共產黨運動中的停滯不前，拉美一些左翼政黨試圖尋找新的出路，對毛澤東思想的選擇和采納正是其尋求新的發展范式的必然結果。而新中國實施的一系列對拉友好舉措，如實施人民外交、豐富對拉傳播手段、建立中拉友好協會等，則為拉美學習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經驗提供了支持。

　　學者們將毛澤東思想在拉傳播歷史劃分為不同階段來進行考察。例如，烏雷戈將毛澤東思想在拉美的傳播分為中國與拉美左翼政黨關系的發軔、從中蘇關系破裂到中國融入世界舞臺、從中美中拉建交到蘇聯解體、從蘇聯解體到中拉雙邊貿易及投資興盛四個階段。他認為，從蘇聯解體至今，“（拉美）毛主義思潮明顯削弱”[22]，但毛澤東思想中的為人民服務等內容對拉美的左翼運動依舊有著重要指導意義。魯帕則認為，拉美地區對毛澤東思想的關注和學習歷經兩個高潮階段：第一階段為20世紀60-70年代，拉美共產黨新黨將毛澤東思想奉為自身政黨運動的指導思想；第二階段為2000年至今，該時期毛澤東思想在拉美學界獲得了一定的關注度[23]。

　　拉美各國毛派政黨將毛澤東思想奉為自身理論指導，一方面是受國際局勢影響，另一方面與本國國情有著極大關聯。籍此，部分學者對包括阿根廷共產主義先鋒黨（Vanguardia Comunista, VC）及阿根廷共產黨（馬列）（Partido Comunista Marxista Leninista, PCM-L）、墨西哥無產階級革命黨（Partido Revoluncionario del Proletariado Mexicano, PRPM）、智利革命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Revolucionario, PCR）及哥倫比亞獨立革命工人運動（Movimiento Obrero Independiente Revolucionario, MOIR）在內的拉美政黨對毛澤東思想的吸收及其發展歷程進行了個案研究。

　　其中，塞倫塔諾、魯帕及利桑德雷洛對阿根廷共產主義先鋒黨的創建背景、歷史發展階段、組織形式、出版物等進行了學術史鉤沉。三位學者認為，作為阿根廷歷史上首個將毛澤東思想作為自身指導思想的政黨，先鋒黨在1965-1976年間對阿根廷社會性質的認識經歷了三個階段：1965-1968年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968-1976年為新殖民主義社會（neocolonialismo），1976年為資本主義社會。受毛澤東思想影響，先鋒黨成立伊始便堅持走依靠農民階級、從農村到城市的持久戰道路。墨西哥學者烏利爾·維拉斯克斯（Uriel Velázquez）則從史學角度對墨西哥無產階級革命黨的創建與政黨制度進行了學術研究。在他看來，作為墨西哥國內第二個得到中國支持的毛派政黨[24]，無產階級革命黨對墨西哥的城市人民運動產生了一定影響。

　　（三） 拉美毛澤東作品譯介與出版史的研究

　　二戰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吸引了拉美人民的目光。20世紀50-80年代，拉美各國主動譯介了大量毛澤東作品。本階段毛澤東作品譯介呈現出三個特征：第一，阿根廷、墨西哥及哥倫比亞譯介的毛澤東作品數量相對較多，智利、古巴、秘魯及烏拉圭次之。第二，毛澤東著作多由拉美國家的左翼出版社出版發行，如墨西哥格利亞博出版社（Grijalbo）與巖石出版社（Roca）、古巴政治出版社（Política）、阿根廷裝甲玫瑰出版社（La Rosa Blindada）等。格利亞博出版社由西班牙流亡知識分子格利亞博·塞雷斯（Grijalbo Serrés）于1949年在墨西哥創辦，曾在1969-1973年間出版了毛澤東的《矛盾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語錄》等作品。第三，囿于空間距離及語言障礙，該時期拉美毛澤東作品多從俄文、英文及法文版本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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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墨西哥格利亞博出版社譯介出版的《毛澤東語錄》封面

　　書籍、雜志和報紙等出版物是20世紀毛澤東思想在拉美得到傳播的主要載體。新世紀來，以塞倫塔諾與奧爾蒂斯為代表的拉美學者分別對阿根廷及哥倫比亞毛澤東作品的出版史進行了綜合性研究。塞倫塔諾將1955-1976年阿根廷毛澤東思想的出版物劃分為1955-1963年[25]、1963-1969年[26]及1970-1976年三個階段進行考察。奧爾蒂斯則對毛澤東作品在哥倫比亞的譯介與出版進行了梳理，認為哥倫比亞學界提出的“1948年一些美國船員已將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經布埃納文圖拉（Buenaventura）港口傳播到哥倫比亞國內”缺乏實證材料支撐。哥倫比亞國內最早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應當是1948年哥倫比亞先鋒出版社（Ediciones Vanguardia）出版的《中國革命的基礎》。此外，奧爾蒂斯還對圣塔羅出版社（Centauro）、和平與社會主義出版社及南美洲出版社（Suramérica）譯介出版的毛澤東作品進行了定量研究。據其考究，在1948-1963年間，哥倫比亞共產黨已經出版了約35部以毛澤東為主的中國領導人作品，其中“僅1960年的出版數量就占到了總量的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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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左翼知識分子伯爾納多·柯登于1958年出版的《六億零一》封面

　　（四）拉美毛澤東研究區別于其他地區的特征

　　拉美毛澤東研究有著區別于其他地區毛澤東研究的鮮明特色。從國內學者對日本、印度及歐美毛澤東研究的再研究來看，這些地區的研究多聚焦于兩方面：其一，對毛澤東詩詞、思想及其實踐的研究，例如對毛澤東詩詞、哲學思想及社會政策的研究；其二，對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及其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的研究，尤其是對新的時代背景下毛澤東思想歷史地位的再認識的研究。而拉美學者在對上述領域有所關注的同時，更多地將研究重點集中于毛澤東思想在拉美地區的傳播、接受和影響的研究上。這種關注思想影響的研究，一方面與20世紀毛澤東思想在拉美地區的傳播有著極大關聯，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思想仍有著突出的國際價值與現實意義。

　　三、新的時代條件下毛澤東思想的國際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拉美毛澤東研究熱原因探析

　　新世紀以來拉美毛澤東研究的主體以歷史學者為主，且歷史學碩博士研究生所占比重呈上升趨勢。奧爾蒂斯、魯帕及奧斯瓦爾多·奧雷利亞納·桑切斯（Osvaldo Orellana Sanchez）在就讀研究生期間，已公開發表了多篇以毛澤東思想為主題的學術論文，之后更是以《哥倫比亞毛澤東思想的起源：1949-1963年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接受》（2016年）、《1965-1974年阿根廷毛派的出現與成形——兼論其背景、根源及特征》（2019年）及《共產主義革命黨的形成：1964-1966年智利的蘇聯與毛澤東思想之爭》（2019年）為題的論文分別獲得了碩士、博士和博士學位。此外，拉美雖然尚未出現類似于費正清、史華慈、施拉姆及尼克·奈特那樣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毛澤東研究專家，但一些高校及科研機構正在逐步形成自身的毛澤東研究學術譜系。例如，奧爾蒂斯與其碩士生導師毛里西奧的研究領域都以毛澤東思想影響下的拉美左翼運動為主。

　　拉美學者們在對20世紀共產黨新黨運動進行回溯的基礎之上，分析總結出新黨運動受挫的主要原因。此外，學者們還結合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為新的歷史條件下拉美社會主義運動提出一些建議。以烏雷戈為例，他曾總結拉美毛派政黨運動受挫的幾點原因：從外部環境來看，蘇聯的解體引發了馬克思主義在拉美地區的信任危機，而秘魯“光輝道路”運動的失敗則對拉美左翼運動帶來一定沖擊；從內部因素來看，拉美毛派政黨領導人的腐敗使其領導下的政黨運動雪上加霜。在他看來，時至今日毛澤東思想中的為人民服務、反對本本主義等內容依舊有著重要的國際價值。

　　（二）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當代國際價值

　　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從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內部結構來看，屬于毛澤東思想普遍性層次的“活的靈魂”具有恒久的魅力和價值[28]。這種恒久的魅力和價值，不僅體現在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指導方面，而且體現在對拉美等地的發展中國家的左翼政黨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指導方面。

　　實事求是就是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拉美學界對20世紀拉美共產黨新黨運動遇挫的原因已達成基本共識：新黨領導人在未對本國實際進行深入研究的情況下，就對毛澤東思想中的相關內容照搬照抄、機械教條式地進行學習。學者們指出，拉美左翼政黨應吸取歷史上共產黨新黨的經驗教訓，堅持一切從拉美實際出發，在對拉美各國國情達成正確認識的基礎上推動各國左翼運動的發展。

　　作為中國共產黨一切工作的基本方針和根本路線。毛澤東思想中的群眾路線曾被拉美共產黨新黨采納和接受。堅持群眾路線，就是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歷史上，哥倫比亞獨立革命工人運動、阿根廷共產主義先鋒黨等拉美毛派政黨著力踐行毛澤東思想中的為人民服務原則，努力改善工人、農民及印第安人的生活條件。例如，20世紀70年代哥倫比亞獨立革命工人運動發起的“赤腳行動”（Los Pies Descalzos）就是對毛澤東思想中群眾路線的政治實踐。獨立革命工人運動成員放棄了資產階級與城市的舒適生活，主動去農村地區，“通過參與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試圖改善他們的經濟、文化及社會條件，以逐步獲得群眾的信任和支持”[29]。長久以來，拉美政治一直在“左退右進”或者“左進右退”的鐘擺模式中曲折前進。2015年以來，拉美政治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左退右進”趨勢。烏雷戈認為，在此背景下，“為人民服務”凸顯出極大的活力和生命力，拉美左翼政黨領導人應當學習毛澤東思想中的這一政治道德，“與人民的思維方式及感知方式（或與人民的價值觀及文化觀）完全融合在一起”[30]，并以此來獲取再次發展的機會。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拉美多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拉美本土經濟發展，但也帶來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如某些經濟命脈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激增。作為一支以追求社會公正平等為己任的政治力量，拉美左翼在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進行批判的同時，也嘗試尋求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來代替新自由主義政策，以實現民族經濟發展的獨立性。這種目標與毛澤東思想中的獨立自主與追求平等的思想精髓不謀而合。

　　（三）毛澤東思想中的傳統文化意蘊和革命精神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意義

　　毛澤東思想中的傳統文化意蘊和革命精神對于亞非拉以及人類社會的發展，有著巨大的向導意義。毛澤東思想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意蘊不僅在拉美大陸綻放光彩，而且對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拉美乃至整個人類社會追求更科學的生活方式有著巨大的理論參考意義。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但也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形成過程中，毛澤東思想批判地吸收和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布斯塔曼特認為，作為毛澤東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共產主義”這一理念不僅來源于馬克思主義，而且是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試圖建立“大同社會”的繼承、超越和創新[31]。“為人民服務”則是對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的批判性繼承。通過將中國古代的多種知行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毛澤東還提出了“反對本本主義”“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等著名論斷。

　　革命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精神追求、精神品格、精神力量[32]。毛澤東思想中的革命精神形成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具有典型的民族性和大眾性特征。該時期革命精神的民族性集中表現為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統治；大眾性則表現為以革命精神為內核的革命文化是為勞苦大眾服務的。革命文化不僅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指明了方向，也對亞非拉的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運動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時至今日，毛澤東思想中的革命精神對于亞非拉地區的社會主義運動仍然有著重要影響。以南亞地區為例，21世紀該地區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左翼政黨迅速崛起，他們堅持將毛澤東思想中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同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提出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層面的主張，在南亞底層人民中間引起了極大的回響和共鳴。21世紀的南亞毛派政黨“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目標，以革命的方式追求國家和社會的重構，（成為）影響并推動人類歷史向前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33]。在拉丁美洲，哥倫比亞與秘魯的左翼政黨仍將毛澤東思想作為自身重要的政治及政策參考[34]。此外，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倡導的“21世紀社會主義”，是在委內瑞拉具體國情基礎之上，將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卡斯特羅主義等相結合，為改善和提高委內瑞拉人民生活水平而進行的一次社會主義實踐，獲得了委內瑞拉及拉美中下層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彰顯了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于推動人類社會發展所具有的重要的國際價值與現實指導意義。

　　注釋（上下滑動查看更多）

　　[1] 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 130 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3年12月27日。

　　[2] 維森特·隆巴多·托萊達諾，墨西哥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墨西哥人民團結一致反對帝國主義，以實現本民族的獨立與強大。

　　[3] 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 Diario de un viaje a la China Nueva, México: Ediciones Futuro, 1950, p.158.

　　[4] Antonio Rodríguez, Reportajes en China y en Corea, México: Ediciones de la Revista Siempre, 1959, p.132.

　　[5] Galvarino Guerra, “El pensamiento de Mao Tse Tung: tercera etapa del marxismo-leninismo”, Archivo Revolucionario Comunista, Chile: abril, 2005, p.7.

　　[6] Leonardo Montenegro, “El pensamiento Marxista-Leninista de Mao Zedong: la estrategia y la táctica de la revolución china 1929-1949”, Tesis de Maestría, El Colegio de México, 1978, p.123.

　　[7] Romer Cornejo Bustamante, “De la utopía y sus límites en China”, 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 vol. 21, núm.1, 1986, p.53.

　　[8] 拉美學界尚未對maoísmo及Pensamiento de Mao Tse-Tung的使用達成共識。本文將西班牙語文獻中使用的這兩個詞語都譯為“毛澤東思想”。

　　[9] Rodolfo Antonio Hernández Ortiz, “Los orígenes del maoísmo en Colombia: la recepción de la Revolución de Nueva Democracia, 1949-1963”, Tesis de Maestrí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2016, pp.34-35.

　　[10] Ibid., p.35.

　　[11] Ernesto Toledo Bruckmann, “El pensamiento Mao Tse Tung en el Perú. Orígenes y división en la izquierda peruana en 1964 (Parte 1)”, https://www.pcdelp.patriaroja.org.pe/el-pensamiento-mao-tse-tung-en-el-peru-origenes-y-division-en-la-izquierda-peruana-en-1964-parte-1/#.YCzmD2gzbIU，最后訪問日期2022年12月27日。

　　[12] Guido Lissandrello, “La conflictividad rural en la región nordeste de la Argentina. La experiencia de las Ligas Agrarias bajo la óptica del maoísmo argentino”, Revista Territorios y Regionalismos, vol.2, núm. 2, 2020, p.67.

　　[13] Fabio Cabrera Morales, “Los discursos del incendio. Semifeudalidad, maoísmo y campesinado en Sendero Luminoso, 1980-1990”, Revista de la Red Intercátedras de Historia de América Latina Contemporánea, núm.10, 2019, p.7.

　　[14] Rodolfo Antonio Hernández Ortiz, “Los orígenes del maoísmo en Colombia: la recepción de la Revolución de Nueva Democracia, 1949-1963”, Tesis de Maestrí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2016, p.38.

　　[15] Miguel Ángel Urrego, “Historia del maoísmo en América Latina: entre la lucha armada y servir al pueblo”, Anuario colombiano de historia social y de la cultura, vol. 22, núm.2, 2017, p.114.

　　[16] Rodolfo Antonio Hernández Ortiz, “Los orígenes del maoísmo en Colombia: la recepción de la Revolución de Nueva Democracia, 1949-1963”, Tesis de Maestrí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2016, p.38.

　　[17] Guido Lissandrello; Sartelli. Eduardo, “Guerra popular prolongada y campesinado en el maoi?smo argentino. El caso de Vanguardia Comunista (1965-1971)”, Cuadernos de Marte, núm.14, 2018, p.108.

　　[18] Rodolfo Antonio Hernández Ortiz, “Los orígenes del maoísmo en Colombia: la recepción de la Revolución de Nueva Democracia, 1949-1963”, Tesis de Maestrí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2016, p.38.

　　[19] Mauricio Archila Neira, “El maoísmo en Colombia: la enfermedad juvenil del marxismo-leninismo”, Revista Controversia, núm.190, 2008, p.169.

　　[20] 祝文馳、毛相麟、李克明：《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運動》，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321頁。

　　[21] 同上，第321頁。

　　[22] Miguel Ángel Urrego, “China y la disputa por América Latina. Guerra Fría, Maoísmo y Relaciones Comerciales”, Revista Izquierdas, vol.49, 2020, p.2590.

　　[23] Brenda Rupar, “El debate chino-soviético y la emergencia del maoísmo como corriente política diferenciada en el Movimiento Comunista Internacional”,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vol.57, 2018, p.561.

　　[24] Uriel Velázquez, “El maoísmo en México. El caso del 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l Proletariado Mexicano, 1969-1970”, Encartes antropológicos, vol.1, núm.1, 2018, p.104.

　　[25] 該階段主要以阿根廷左翼知識分子的旅華日記為主，主要代表人物為勞爾·岡薩雷斯·圖尼翁（Raúl González Tuñón）、諾韋爾托·弗龍蒂尼（Norberto Frontini）、瑪麗亞·羅莎·奧利維爾（Maria Rosa Oliver）及伯爾納多·柯登（Bernardo Kordon）。

　　[26] 該階段阿根廷國內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出版物主要以旅華報道、政治文化期刊及學術出版物為主。

　　[27] Rodolfo Antonio Hernández Ortiz, “La difusión del comunismo chino en Colombia 1949-1963: El aporte editori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olombia-PCC”, Goliardos, Revista Estudiantil de Investigaciones Históricas, vol.18, 2014, p.86.

　　[28] 白清平、劉夢：《論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當代價值》，《毛澤東思想研究》2019年第6期。

　　[29] Esteban Estreda Morales, “El MOIR y su política de ‘Los Pies Descalzos’ como materialización de la ideología maoísta en Colombia, 1969-1990”, Monografía de Grado, Universidad de Antioquia, 2014, p.87.

　　[30] Miguel Ángel Urrego, “Historia del maoísmo en América Latina: entre la lucha armada y servir al pueblo”, Anuario colombiano de historia social y de la cultura, núm.2, 2017, p.133.

　　[31] Romer Cornejo Bustamante, “De la utopía y sus límites en China”, 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 núm.1, 1986.

　　[32] 秦潔：《革命文化：中華民族最為獨特的精神標識》，《紅旗文稿》2016年第17期。

　　[33] 吳國富：《21世紀南亞地區毛主義的崛起及其影響》，《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

　　[34] Miguel Ángel Urrego, “China y la disputa por América Latina. Guerra Fría, Maoísmo y Relaciones Comerciales”, Revista Izquierdas, Vol.49, 2020, p.2588.

　　文章來源：《現代哲學》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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