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和平交往規律
張文木
說明:本文選自張文木《地緣政治的本質及其中國運用》,詳見《太平洋學報》2017年第8期。
如果說中國周邊外交有規律可循的話,那么,其間使這種規律比較穩定地得到展現的是中國和印度的關系。縱觀兩千多年中國版圖,其伸縮變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邊界。
據史書載,公元前325年,亞里士多德的學生、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從希臘越過愛琴海率軍東進,沿古絲綢之路的南線侵入伊朗高原,繼而揮師越過印度河。此后他不是繼續南下占領印度,而是“自我封閉三日”,書上說,他隨后認識到“他不是世界之主”,決定班師回朝[1],轉而采取東西方民族融合政策[2]。這是因為亞歷山大知道得魚不可忘筌,因地形陡峭,進印度不難,難在出來。而消耗大資源進了印度,若出不來那就只能當“南亞之王”,屆時他丟掉則是他已征服的從希臘到伊朗高原的東方世界。但亞歷山大認識到這樣的真理畢竟太晚了,其戰線已拉得過長。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病逝后,他的帝國隨即分裂為馬其頓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13世紀初,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在后來的英國人、美國人和蘇聯人都望而生畏的帕米爾高原上所向披靡,但當他打到印度河邊時也停了下來。1222年9月15日晚,他約丘處機[3]深談。史書上說兩人談養生,其實是在講今后的戰略方向。談后成吉思汗與曹操“得隴不復望蜀”的想法一樣,得了帕米爾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晚深談后,成吉思汗回到一千多年前亞歷山大的思路,遂決定打道回府:回新疆,圖中原[4]。
那么,為什么已打到印度河上游的兩個戰無不勝的帝王——亞歷山大[5]和成吉思汗[6]——面對唾手可得的印度半島,卻班師回朝而不是順河而下,直搗黃龍?究其因,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繼,南面上來不可守。正因此,當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亞歷山大和成吉思汗,面對唾手可得的印度,他們都放棄了順水南下的打算。如圖
與此相反的是唐貞觀年間唐使王玄策令“天竺響震”卻無所建樹的例子。史載:
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強,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力不敵,悉為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征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余騎赴之。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茶镈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余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走,更收余眾,還與師仁戰;又破之,擒阿羅那順。余眾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師仁進擊之,眾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于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為朝散大夫。[7]
此事發生在唐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至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間[8]。除了“天竺響震”浮功外,中國版圖并因“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羅那順以歸”的戰果而在南亞次大陸得到像張騫遠征西域那樣的大幅推進:在天竺國地,既沒有出現中國的附屬國,更沒有出現朝廷策封的藩王。新舊《唐書》皆不為王玄策作傳,其“不足為訓”的深意不言而喻。
青藏高原北緩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區與中國中原政權發生天然聯系而不與南面的南亞次大陸國家聯系遑論沖突,這使西藏天然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同時還使中國在不需要巨大國防投入的條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獲得了居高臨下的地緣優勢。阿里地區位于中國西南邊陲,在巴基斯坦和緬甸從英印統治下獲得獨立后,印度與中國的關系從地理上反倒更有了和平的保證。
最能夠說明中印之間這種因地理環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規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紀的吐蕃王朝(公元618年—842年)。該王朝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區并迅速向北擴張,歷時200余年,其統治范圍最廣時西起蔥嶺(今帕米爾高原),與大食(即興起于西南亞地區的阿拉伯帝國)接壤,東至現今甘肅省隴山、四川盆地西緣,北起天山山脈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與印度次大陸北部的喜馬拉雅山脈(海拔8000多米)與天竺(今南亞次大陸)接壤。吐蕃王朝曾強大到幾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談婚論嫁”,即使如此,尤其是在王玄策帶著吐蕃的軍隊將天竺國統一政權打碎后,印度陷入為時長達五百多年分裂的歷史中,吐蕃王朝的邊界也“不從這個根據地向南方的印度發展”,而是“越過他們領土中最荒涼、最困難的漫漫地區,向中國西部及中亞發展”[9],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沒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與中國西域相反,此間中印之間留下更多的并不是沖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國取經的和平佳話。對此,拉鐵摩爾解釋得比較有力,他說:“在西藏地區,山嶺代替了長城。”[10]
但是,“和平規律”并不是沒有沖突,而是說,如果有,與中國周邊其他地區相比,其沖突的概率、規模和烈度,都是最低的,其對邊界線的影響也是最小的。
[2] 建立起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后,亞歷山大意識到馬其頓和希臘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帝國中心不得不放在東方,帝國的統治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東方人管理。因此,亞歷山大采取東西融合的政策。他以身作則,要求隨他來的希臘人、馬其頓人和東方人通婚。參閱周一良、吳于廑:《世界通史·古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1~242頁。
[4] 據《蒙兀兒史記》卷三《成吉思汗本紀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車駕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訪道于丘處機,駐畢薛米思堅城東。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詔班師。”轉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頁。
[5] 亞歷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生于馬其頓王國首都派拉城,曾師從古希臘著名學者亞里士多德,18歲隨父出征,20歲繼承王位。公元前327~前325年由波斯出發遠征印度。
[6] 孛兒只斤· 鐵木真(1162~1227年),蒙古帝國可汗,尊號“成吉思汗”。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1206年春天建立大蒙古國,此后多次發動對外征服戰爭,征服地域西達中亞、東歐的黑海海濱。1227年在征伐西夏途中去世。
[7] 司馬光:《資治通鑒》第一百九十九卷《唐紀十五》,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257~6258頁。
[8] 參見翦伯贊主編:《中外歷史年表(公元前4500年—公元1918年)》,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15頁。
[10] [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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