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為中心的朝鮮式社會主義

     西方媒體看朝鮮，除了冠以“專制國家”“獨裁暴政”外，一般僅僅使用一個指標，即人均GDP來衡量朝鮮社會，而沒有其它指標。在西方媒體鋪天蓋地的攻勢下，大多數國人也認為朝鮮是一個貧窮的國家，“連飯都吃不飽”。在丹東，一位出租汽車司機繪聲繪色地描述了朝鮮是如何地“窮”。民不聊生，一片凋敝的傳聞似乎成為事實。

        該如何看待一個國家處在何種發展水平？早期的思路一直是看人均收入或人均GDP，發展等于增長，增長替代了發展。從90年代以來，人們對發展的認識更加深化也更加全面。  

        
        1990年聯合國計劃開發署正式使用人類發展指標（HDI），以記錄、觀察、比較各國發展，不僅包括用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與人均GDP，還使用了與人全面發展相關的兩大指標：教育指標和全民健康指標。后兩個指標不僅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進步，而且直接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社會公平與社會平等。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就是社會主義的發展；我們如何運用這一概念來理解朝鮮的發展道路呢？

　　在朝鮮，雖然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朝鮮居世界后列，但是教育指標已處在發展中國家的前列，健康指標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也明顯地超過了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朝鮮為何能在人均收入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1/5的情況下實現全體人民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如何成為世界教育覆蓋水平最高的教育模范之國？又是如何構建覆蓋所有人口（包括農村人口）的現代國民健康保障衛生體系？她所實行的各項社會發展政策對2300萬朝鮮人民意味著什么？

        平壤大同江畔矗立著朝鮮主體思想塔篆刻了金日成的“主體思想”：“社會歷史的主體是人民群眾”，用我們今天的話概括就是“以人為本”，這是朝鮮式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的靈魂。

第一部分：成人識字率居發展中國家前列

        在與中國丹東接壤的新義州，當地人告知，在這個邊境城市里竟然有四所大學，包括一所綜合大學、一所工學院和兩所師范大學。兩位來自古巴的大學老師告知，他們正在這個城市的工學院作暑期義務講課，所授專業為機械制造。

        
        1947年建國之前，朝鮮是世界上少數沒有高等教育的國家之一。但是今天，2300萬人口的朝鮮有300多所大學（中國13億人口有普通高校1792所，民辦普通高校252所，合計2044所），接受過大學教育者有173多萬人（1994年數據），占總人口比重的13.3%。而中國1995年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只有2%，時至今日，中國經過多年的努力，這一比重為5.3%。朝鮮受高等教育人口為何如此之高？這與重視人力資本投資的發展理念和其國家教育體制密切相關。

        朝鮮可能世界二次大戰之后發展中國家最早實施義務教育的國家之一，也是最重視人力此本投資的國家之一。據2002年朝鮮出版的《20世紀朝鮮》一書記載，建國前朝鮮是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1949年經過兩次掃盲運動，完成掃除230萬文盲人口。1949年9月，朝鮮最高人民議會通過法令，決定自1950年9月1日起實施普及初等教育制，但是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這一法令的實施暫時被中斷。戰后，慘遭破壞的教育設施在短期內得到恢復與重建，1956年8月起全面實施普及初等教育制，并廢除了小學的學費。1958年11月1日起，開始實施普及中等教育制，廢除了中學的學費。

       
        1959年3月2日，朝鮮內閣發布《關于全面廢除學生的學費》的第18號決定，宣布自1959年4月1日起，開始實行普遍的免費教育制。到了1967年4月起實施普遍的9年制義務教育；自1975年9月1日起全面實施普遍的11年制義務教育；1976年4月制定《兒童保育教養法》，由國家和社會出資育養所有兒童。這些基于教育機會平等的制度可能是世界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較早的國家之一，這反映了朝鮮的國家職能非常“到位”，實施能力非常有效。這些制度一直延續到今天。即便是只有三名學生的燈塔小島學校也正常上課，還為偏僻山村的學生開通班車。實施普遍的11年制義務教育。

        
        朝鮮的義務教育被分為三個階段：學前一年；小學四年；中學六年，共11年義務強制性教育。之后，憑著3次嚴格的考試，合格者升入大學，一般大學為五年制，只有醫科大學學制為七年，由國家提供獎、助學金。每逢新學期開始，由國家免費供應學生制服與教科書，對學生來說只有一個義務：好好學習。朝鮮義務教育的目的非常明確，即“保證新一代都能掌握中等一般知識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基礎知識”。

        正是經過多年沒有中斷的連續性政策，使得朝鮮現階段成人識字率（15歲以上能夠讀寫）不僅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也高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堪與美國媲美。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數據庫2006年的數據顯示，朝鮮成人識字率為99%，對這一數據朝鮮人并不認可，并堅定地糾正說，“我們國家沒有文盲”。其實一個百分點的誤差不能說明什么，經過多年努力的中國這一指標也僅有90.9%，而印度只有59.5%，與朝鮮相差三十九點五個百分點（見表1）。

        成人識字率被視為衡量一個國家教育水平，即“反映一個國家生產潛力”的重要指標，即人力資本。朝鮮使全體人民獲得平等教育的機會，并提高了能力，這是朝鮮未來經濟增長過程中將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

表1：成人識字率國別比較

　　自從人類社會產生階級之后，知識分子一直被認為是可以投靠任何一個階級并為之服務的中間階層。知識分子則因為自己的雙重性，而在很多場合或遭人非難或被人贊揚，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知識分子問題一直是復雜而棘手的問題。但是朝鮮除外，在朝鮮戰爭進行最嚴酷的時候，1951年8月，金日成發布命令，將具有大學學歷或者沒有完成學業的所有軍人撤出前線，因為朝鮮戰爭結束后他們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最重要力量。

        
        與“文化大革命”的目標不同，金日成提出朝鮮式的“文化革命”目標是，實現全社會知識分子化的文化技術水平的全面發展，即“在實現了社會所有成員工人階級化的基礎上，把他們培養成為具有大學畢業程度的、文化技術水平的、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新人”（《金日成著作集》，第30卷，中文版，第449頁）。在朝鮮的經濟建設中，廣大知識分子作為極其重要的人力資本一直受到尊重，而且被視為黨和國家的重要社會基礎。朝鮮勞動黨黨徽上有三個象征性的標記。即鐮刀、鐵錘和毛筆，分別代表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即是人民群眾的主體也是勞動黨的三大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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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低收入覆蓋下的全民健康保障

         
        朝鮮有2300萬人口，其人口數量與臺灣省人口相等。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數據顯示（見圖2），朝鮮公共衛生支出占GDP的3.5%，均高于中國和印度的2.0%和1.3%；朝鮮每10萬人有297名醫生（1990年至2004年），中國和印度分別是164名和51名/每10萬人；雖然朝鮮人均醫療支出僅有57美元（PPP），中國為261美元，印度為96美元，但是由于朝鮮醫療保健的公平體制，其效率既高于中國與也高于印度。表2給出的三個國家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等即可證明。這些數據提供了一個客觀真實的朝鮮，并非像一些人所描述的那樣糟，雖然長期受到醫藥和醫療器械嚴重短缺的困擾，但是，朝鮮的總體健康水平是一份令人難以置信的優異答卷。

表2：衛生健康醫療指標

              數據來源：聯合國計劃開發署《人類發展報告》,(2005)

　　
        為了使數據不會遭到質疑，我使用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數據庫的最新數據（2006年），把朝鮮、中國、印度、俄羅斯四個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新生嬰兒死亡率與人口死亡率作對比，從中可以看到朝鮮另外真實的一面。

        人均預期壽命朝鮮明顯高于印度與俄羅斯。人均預期壽命直接反映人民生活狀況和生活質量，也能反映一個國家對疾病預防、控制、治療的水平。朝鮮人均預期壽命為71.65歲（男性68.92歲，女性74.51歲），這一指標僅比中國72.58歲少了0.93歲，比俄羅斯67.08歲高出4.57歲，而比印度的64.71歲高出6.96歲。客觀地說，這些年來印度的進步是很突出，而十幾年前印度的人均預期壽命只有50歲。

　　新生嬰兒死亡率（千人）。新生兒是指那些出生不滿28天的嬰兒，每年世界有400萬新生兒死亡，主要原因是貧困、缺乏食物是造成營養不良等為主要原因。這一指標朝鮮為23.29‰，但這一數據竟然只比中國的23.12‰相差0.17‰；而印度這一指標是54.63‰，其嬰兒死亡率是朝鮮的2.3倍。但是在西方媒體上看到都是朝鮮嬰兒死亡的照片，而找不到印度的一張照片，這是因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社會”，可以使一切問題都忽略不計。俄羅斯的這一指標在四個國家中最優，只有15.13‰，顯示了曾經的超級大國雄風與科技醫療水平。

　　千人口死亡率。這是集中反映經濟與社會發展及生活的指標。朝鮮人口死亡率為7.13‰：僅僅比中國6.97‰高出0.16‰。令人疑惑的是，這就是朝鮮的大饑荒與嚴重的營養不良嗎？那么印度的8.18‰應該叫什么？“餓殍遍野”才能解釋死亡率比朝鮮還高1.05‰？從俄羅斯14.52‰的數據看，所謂休克療法改革帶來的沖擊要遠比朝鮮大饑荒更甚。

表3： 社會發展指標國別比較

                  數據來源：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世界數據庫(2006)

　　朝鮮為何人口預期壽命達到71歲？這不能不談到朝鮮所實施的全民免費醫療體制。

　　朝鮮從1947年光復不久后就對工人、職員實行了免費醫療制。在朝鮮戰爭期間為了進一步實施普遍的免費醫療做準備，國家撥出大筆資金，修復和建議醫院與醫療診所，并培養醫務工作者。1952年11月13日，戰爭正激烈進行的時候，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頒布了《關于實施免費醫療》的第203號決定，并于第二年起在朝鮮北半部全境實施了國家出資的普遍免費醫療制，從此確立了國家醫療服務體制。

　　
        從這個時候起，朝鮮的勞動者和兒童的健康得到可靠的保護，并在憲法中明確寫入“保障朝鮮公民享受免費醫療的權利”。城市、農村、漁村和偏僻的山區，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設備齊全的醫療單位與醫生，國家實施醫生分區負責制，使所有的勞動者隨時受到預防治療、診察、用藥、住院、療養。助產、鑲牙、使用校正器和住院膳食等一切費用都由國家負擔，甚至去療養所的往返旅費也由國家支付。

　　盡管朝鮮人均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左右（2003年世界人均GDP為6432美元，朝鮮為1127美元），但是在朝鮮沒有健康不安全的擔憂，人們生活在衛生條件良好的環境中，比如，100%的人民享有較好的水源，人人可以享受到基本的公共醫療服務，不分居住地區、收入水平、職業、年齡。在朝鮮遇到自然災害時期，國家仍然堅持實行免費醫療制，更多地貫徹預防為主的醫學方針，而中國則沒有這一制度。

相關閱讀：《積極進取的朝鮮衛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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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城鄉居民共享的免費住房

　　
        以朝鮮實行免費住房制為例，70年代，城市家庭平均住房面積為90平方米左右，80 年代以后為120平米左右。始建于70年代的平壤江區樂園洞的3000多套住房里，每戶都置備了電飯鍋、冰箱、電視和家具，這也是平壤的第一個高層住宅林立的大街。80年代之后又建設了蒼光大街、千里馬大街、光復大街，每幢樓房都在20-40層之間。這些小區建筑群風格不同，但又保持協調。每套住房有3-4個房間，每個房間均被置了家具、廚房設備等。

        在平壤，千里馬大街和光復大道上的這些20-40 層高的一座座樓房粉刷得不僅顏色典雅，而且大部分都更換了白色的塑鋼窗。維修費用由國家統一支付。

　　
        在朝鮮，每一個城市住房者僅需要支付象征性的水電煤氣用費。改革之后，如果以60平方米的月費用計算，每月有78朝元，相當于人民幣4.6元。朝鮮在工資與物價改革之后，這筆費用占消費支出比例上升到5%左右，而在鄉村則全部免費。鄉村群落式建筑特點是整齊劃一，無論新舊房子，所有的屋脊、屋檐一律是白色溝邊。在很多地方人們可看正在建設新的村莊，這是對在自然災害時期被大水沖壞房屋的重建。

　　如今，在咸興、遠山、惠山、南浦、三池淵邑、穩城邑等城市和工礦企業及農村，正在新一輪的住房建設與翻新。在平壤通往開城的路上，當我們驚嘆朝鮮也有別墅式的建筑群時，導游告知，“這些是國家為農民蓋的新房”。

第四部分：沒有稅制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朝鮮不僅對農民實行免費住房、免費11年義務教育和免費醫療，而且農民從1964年開始免交一切稅費，朝鮮稱其為是農村“沒有稅制的國家”。

　　
        1961年，朝鮮勞動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執行國民經濟七年計劃期間完全廢除農業稅制的決議”。這也是朝鮮實施第一個七年計劃的時期。金日成在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同時，還為實現“朝鮮人民吃米飯、吃肉食、穿綢衣、住瓦房”的歷史夙愿。把農業和農村問題放在與“工業、國防建設”并舉的地位。

　　1964年，金日成發表經典著作《關于我國社會主義農村問題提綱》，全面闡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農村問題的本質和內容：“在不斷鞏固農村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高度發展生產力，使農民生活富裕起來，消除剝削階級社會遺留下來的農村落后狀態，逐漸消滅城鄉差別”。

        最終解決農村問題的基本原則與途徑，在1964年第三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三次會議上通過了歷史性法令中體現：“在1964年到1966年期間，逐年完成廢除農業實物稅制；用國家資金進行農村的基本建設和住房建設；國家負擔費用向農村生產供應生產設備和農業機械。同時促進農業技術革命，迅速完成水利化、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的任務。大力推進農村文化革命”。

        
        朝鮮在1946年6月開始實施農業實物稅制，農民上交國家的實物稅站收獲量的25%。1953年朝鮮戰爭之后，實物稅率平均降低到20.1%；1959年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后，又降低到8.4%；1964年，朝鮮頒布了《關于豁免部分合作農場的實物稅》的內閣61號決定。

　　取消實物稅的理由是，在國家經濟恢復初步完成工業化建設之后，工業要反哺農業。鑒于在國家預算中農業實物稅收入所占比重和他對國家經濟生活的意義已經微不足道，政府不僅決定完全廢除25%的農業實物稅，而且由政府向農村提供與城市相等的公共服務。1964年朝鮮宣告了沒有稅制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誕生。這一政策的實施比中國早了整整40年。

　　普通的朝鮮人如何理解什么是社會主義呢？在他們看來，那就是朝鮮的“四免”，即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住房和免農業稅。朝鮮導游自豪地告之：“我們國家是一個沒有城鄉差別、收入差別的社會主義國家。”

　　
        朝鮮所實行的多種賦有人民性的措施，也被金日成稱之為的“共產主義措施”，不是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富裕的國家都能夠實行的。金日成認為，只有在“真正以人民群眾為重，對人民群眾的命運完全負責的黨和國家才能施行”，這正是金日成主體思想的核心內容。1994年7月8日凌晨，金日成主席突然逝世在他的辦公室，之后朝鮮經歷了嚴重的四年自然災害，即便在此情況下朝鮮一直實行了糧食供給制、普遍免費教育制、普遍醫療免費制、幼兒保育制、社會保險制、社會保障制和免費住房與國家出資修建住房等多項社會福利措施。

第五部分：朝鮮的國家治理能力

　　
        在發展中國家，甚至在發達國家，各國政府為失業、乞丐、流浪者、貧民窟，吸毒、妓女、犯罪、黑社會等社會丑惡現象所困擾，但是在朝鮮根本沒有看到上述社會現象，其社會內部的社會秩序與安全，在世界上是治安最好的國家之一，包括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也無法相比。盡管美國稱之為世界最民主國家，但是它的監獄規模最大，關押犯人最多，聯邦調查局和警察的支出最大，但仍是世界犯罪率較高的國家之一，與朝鮮大為不同。在朝鮮的感受是內心的平靜與祥和，看到過的警察只是指揮城市交通的漂亮的女警察，沒有任何不安全感，與西方媒體所描述的“警察國家”或者“秘密警察國家”是風馬牛不相及。在西風壓倒東風的媒體世界，西方媒體從來沒有對朝鮮社會發展水平與社會安全的良好秩序給予客觀的評價，更談不上應有的評價。

　　
        無論是冠以“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說到底是要看國家體制在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國家體制是否具備強制執行的能力。對此，1997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將國家體制的功能與范圍作了界定。這份清單（見表4）劃分單個范圍，最低功能7項、中等功能6項與積極功能2項，一共15項，作為衡量國家體制運作范圍的基準（見表4）。在這三種類型的15項功能指標中，朝鮮除了最低功能的“財產權”和中等功能中的“管制企業壟斷”2項指標外，都顯示了朝鮮實現國家治理的能力，其中不少只能許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在發達國家也很難做到。

　　以“保護貧民”為例，當今貧民窟問題困擾著世界各國，在發展中國家是動蕩的溫床，在發達國家成為犯罪的根源。印度這個世界最大民主國家，貧民窟的人口達到了1.7億，其中孟買就有1100萬人。英美都有“貧民區恐懼癥”，雖然這些“統建房”已經超過發展中國家的居住水平，但是由于種族沖突、貧富差距成為滋生暴力犯罪的地區。“貧民窟”與“貧民區”產生的根源是無法協調貧富差距的產物，也是無法協調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矛盾的產物。在世界各地，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這一巨大的社會問題，在政府治理層面被稱之為“國家失敗”。

表4：國家體制的功能范圍

              —————自新華社記者趙憶寧《以人民為中心的朝鮮式社會主義》一文

朝鮮經濟衰退的原因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至今，朝鮮痛苦地經歷了因蘇聯解體第一次經濟衰退期（1990-1993），因四年自然災害第二次經濟衰退和低谷期（1994-1998），經濟恢復期（1999-2002），經濟改革與經濟起飛準備期（2002--）四個階段。在前兩個時期，擁有2100萬人口的朝鮮遭到什么樣的打擊？又為此付出了什么樣的代價？令人震驚的是，九十年代兩次外部沖擊與經濟衰退所造成的經濟影響，大大超過50年代初期朝鮮戰爭的經濟損失！

        
        整個90年代，中國正處在經濟高增長和貿易高增長時期，而我們的朝鮮鄰國卻是另外一種情景。如果不是記者親自來朝鮮訪問，即使是事后的訪問，既不會知道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朝鮮發生了什么？更不會知道前蘇聯的解體對朝鮮有多大的負面影響？朝鮮人民為此付出了什么損失？他們因嚴重的自然災害遭受了什么樣的痛苦？朝鮮人民是如何在極其艱難困苦下是如何戰勝困難的？

第一部分：90年代經濟衰退超過朝鮮戰爭的經濟損失

        七月炎熱的夏天，作者來到“三八線”的板門店。朝鮮停戰協議的文本放在談判桌上，此時距離1953年7月27日板門店簽字，已經過去了53年。

         1950年，朝鮮戰爭給參戰方帶來巨大的人員傷亡，也對朝鮮經濟造成巨大損失。在朝鮮戰爭的前3年時間（1950-1952年）里，經濟總量持續下降，1952年GDP比1950年減少了17.5個百分點，但是到1953年GDP已比1950年經濟總量高出2.5個百分點，到1955年時已經比1950高出15個百分點。這說明，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成立之后因朝鮮戰爭出現的第一次經濟衰退，雖然經歷了三年時間，但是僅用1-2年極短的時間，就使經濟得到迅速恢復。除了朝鮮人民重建家園的努力之外，與前蘇聯、中國的經濟技術援助，特別是雙方貿易增長的外需作用密切相關。

        
        
        但是90年代朝鮮經濟衰退完全不同，首先由于蘇聯解體，使傳統社會主義市場崩潰，朝鮮與蘇聯等國的對外貿易大幅度下降，1993年GDP比1989年累計下降了16.5個百分點，1993年外貿額比1990年累計下降了37.1個百分點，這是朝鮮遭受的第一次致命性的打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4年之后，朝鮮遭到連年重大自然災害，而受到第二次致命性的打擊。1997年農業總產出比1993年下降了9.2個百分點，經濟總量比1993年又進一步下降了12.7個百分點，并于1998年進入最低谷年份。

        
        以上兩次先后來臨、互為疊加的打擊，造成朝鮮長達9年（1990-1998年）之久的經濟嚴重衰退。1998年GDP總量比1989年累計下降了30個百分點，1998年外貿額比1990年累計下降了44個百分點。而后又花了7年（1999年-2005）時間才恢復和接近1989年的GDP總量和外貿額總量水平。

        90年代朝鮮所經歷的兩次打擊，造成經濟衰退的時間之長，經濟總量下降幅度之大，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之多，是朝鮮歷史上空前的。從相對經濟復蘇來看，遠遠超過朝鮮戰爭之后所花費的時間。從相對經濟規模損失來看，遠遠超過朝鮮戰爭的所遭受的經濟損失，或者說是相當于兩次“朝鮮戰爭”的經濟損失。

第二部分：朝鮮經濟衰退的一般性分析

        朝鮮經濟衰退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內因論”還是“外因論”？對此，國際間最流行的也最普遍的看法是內因論，大體有三種主要觀點：

        
        首先，從政治上看，朝鮮是“專制國家”國家，所以經濟衰退不可避免。美國朝鮮問題專家認為這是朝鮮依舊實行所謂的“獨裁專制統治”的結果。在前蘇聯解體、東歐國家相繼發生“顏色革命”的今天，只有社會主義的朝鮮依舊是所謂“美帝國主義勢力“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專制國家”，這種由意識形態對立或因未能實現的“和平演變”極端看法不足為怪；中國也經常遭到這樣的責難。

         第二，從經濟上看，經濟衰退是由于朝鮮仍舊實行被歷史證明失效的“共產主義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必然結果。其理論依據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他的導師路德維奇·米塞斯證明過的，即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具有一種自身無法解決的“社會主義計劃問題”，而無法確定資源的稀缺性，也無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但是，這種觀點無論從理論或者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奧地利學派的觀點只是認為，中央計劃經濟體制是沒有效率的，會產生不必要的高昂成本，但是并沒有說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就一定等同于劇烈而漫長的經濟衰退。

        依據世界經濟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估計，1929-1939年的10年間，前蘇聯人均GDP平均增長率為4.9%,而同期美國人均GDP年平均增長率是-0.5%，這是因為美國經歷了“大蕭條”的經濟危機；1929年美國人均GDP為6899美元（1990年國際美元），到1933年使降至4777美元，減少了2122美元，與1905年4672美元差不多。美國由于大蕭條而倒退了28年的時間。這表明，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也并非總是成功，也有走麥城的時候。

        1950—1980年30年間，前蘇聯人均GDP平均增長率為7.6%,同期美國人均GDP平均增長率是2.23%。麥迪森提供的數據證明，計劃經濟國家表現不一定比市場經濟國家差，而計劃經濟體制并非是經濟衰退的必然根源，這既無法解釋90年代朝鮮的經濟衰退，也無法說明2002年之后朝鮮經濟開始增長。

        第三、從內外關系上看，認為朝鮮是自我封閉的國家，經濟衰退是孤立所致的結果。實在不能用指令型社會主義固有的各種經濟缺點來解釋時，有些人把朝鮮經濟的衰退歸結為，過去十幾年演化成為閉關自守的“具有朝鮮特色的社會主義”來解釋。

        實際上，朝鮮并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國家，從建國起，就開始與社會主義國家做貿易，由于美國50多年來對朝鮮實行全面禁運和經濟封鎖，才使得朝鮮的貿易伙伴非常有限，當9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貿易圈的解體給朝鮮帶來致命的外部沖擊，而這一國際因素被大多數美國專家所忽略。

第三部分：蘇聯解體和自然災害的外部沖擊

        
        實事是，朝鮮經濟衰退是受到無法預測又無法控制的外部沖擊所引起的。第一次打擊是蘇聯解體，第二次打擊是重大的自然災害，這是所謂經濟衰退的“外因論”。

        朝鮮是一個人口少（只有兩千多萬人）的島嶼經濟體，內部市場規模比較狹小，對外貿易對于刺激需求及促進經濟至關重要，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許多小國或島嶼經濟體對外貿易依存度比較高的原因，反映了這些經濟體對外部市場需求的明顯地高于大國或者內陸國家。

        對外貿易對于小國來說是把“雙刃劍”，即可獲得外部刺激促進經濟增長，在條件變化的情況下也是外部沖擊的受害者，而且這種外部沖擊既不可測也不可控。90年代朝鮮經濟突然陷入衰退的原因，就是受到這一因素的嚴重影響，世界社會主義市場的崩潰，使朝鮮對外經濟關系發生了根本轉變，從這時起，朝鮮陷入了長達9年的經濟衰退期。

        
        事實上，從1985年戈爾巴喬夫一上臺，蘇聯就開始陷入解體的深淵而且經濟急劇下跌。1989柏林墻的倒塌，給民主德國40余年的社會主義制度劃上句號；同年匈牙利的十月驚變，推倒了東歐的多米諾骨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納斯拉夫如洪水般決堤，相繼發生了巨變。1991年12月“老大哥”倒下了，俄羅斯聯邦等11個國家首腦正式宣告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標志著原有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徹底解體。

        由于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與政治的崩潰，對朝鮮造成致命的打擊。不僅原有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勞動力分工迅即崩潰，國與國之間所達成的易貨“記賬式貿易”方式隨之終止，除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之外，加上向市場經濟轉型的中國、越南和古巴也要求使用“美元”結賬，朝鮮幾乎失去了所有的貿易伙伴。朝鮮幾十年的對外貿易中，雙邊易貨貿易一直采用“友好價格”為基礎的記賬式方式，即不使用美元結算，導致朝鮮沒有必要的外匯儲備。“社會主義經濟圈”也就是“貿易圈”的土崩瓦解，朝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數據顯示，1990年朝鮮貿易總為42.1億美元，1991年降到25.84美元，下降了38.6個百分點（見表1）其中出口額下降了46.7%，進口額下降了32.7%。朝鮮對外貿易在1993年之前，約70-80%的貿易量是與前蘇聯、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進行的。1988年朝鮮與俄羅斯的雙邊貿易占朝鮮貿易總量的55.4%，1990年為53.1%，而1993年突然將至8%，到1995年又下降至3.6%(見表2)。

        
        據韓國銀行數據，1989年朝鮮外貿依存度為21.4%，1992年陡然下降至12.1%，1990-1994年的五年期間，朝鮮的累計外貿逆差為 31.37%，相當于同期進口累計額（85.96億美元)的36.5%。缺少外匯“硬通貨”使朝鮮無法從國際市場進口急需的商品，成為貿易量下降的第一個時期。

         朝鮮經濟下降的第二個平臺是連續遭受四年自然災害的1995-1998年，于1998年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都降到谷底。1998年經濟供給總量比1989年累計下降29.8%，對外貿易額比1990年累計下降65.8%。農業產出比1989年下降了25.7%，采礦業產值下降了45.5%，制造業下降了53.2%，建筑業下降57.4%。重工業下降的幅度最大為60.4%。這遠比朝鮮戰爭造成的經濟損失大得多。之后朝鮮的對外貿易開始漸漸地恢復并逐漸爬升，到2005年已經接近1989年的水平。

表1.      朝鮮對外貿易（1990-2003）      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韓國銀行，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和韓國統一部

表2.              朝鮮對外貿易伙伴結構與比重                 單位：%

數據來源：韓國銀行

        
        持續連年的經濟衰退、外貿下降，對朝鮮的經濟影響極為嚴重。由于不能充分進口所需原材料，經濟建設所必須的石油、焦炭和橡膠嚴重短缺，進而使得電力短缺，對朝鮮歷經幾十年所奠定的經濟基礎造成致命性的破壞，包括農業生產、能源、制造業等等；其次，在朝鮮遇到四年災害時，因其沒有充足的外匯購買糧食，大大降低了抗擊自然災害的能力。整個九十年代以來嚴重的經濟負增長證明了這個趨勢。

        朝鮮的經濟增長與外貿增長密切相關，外貿額下降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韓國銀行貨幣與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Young-Hoon Lee介紹：從1990年到1998年，由于朝鮮的貿易量下降，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了2.1%。從1990年到1998年經濟增長率平均為-3.8%，其中因貿易下降貢獻占了55%。

        受到這一影響的不僅僅是朝鮮一個國家。2005年8月記者訪問芬蘭中央銀行時被告知，此前，蘇聯是芬蘭的第一大貿易伙伴，1993年經濟總量比1989年下降了11.1個百分點，直到1997年才超過了1989年的經濟總量。前后經歷了8年時間。從1988年世界最富有國家排名第8位，下降到1995年的第19位。除了芬蘭之外，東歐等國、蒙古、越南等國都受到蘇聯解體的大巨影響。

       “蘇聯解體不僅是俄羅斯自己的失敗，對全球而言也是世界的重大失敗”，2004年莫斯科的一次國際會上，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經濟研究所所長季塔連科這樣說。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國家的發展成功會給周邊國家帶來正外部性，而一個國家的失敗，特別是大國的失敗，不僅給本國人民帶來災難，也給周邊國家帶來巨大的負外部性。

第四部分：國際援助的減少與外債的增加

        
        除“貿易圈”解體之外，對朝鮮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因素還有社會主義陣營援助的減少。根據韓國統一部的研究，從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成立至七十年代中期，朝鮮接受外部援助總額為47.5億美元，其中包括12.8億美元的無償援助和34.7億美元的有償援助，43%的援助來自于前蘇聯和中國，其余的來自于東歐國家。    

        外匯的短缺又直接導致朝鮮外債的增加。根據美國國會會計審計局的調查數據，到2000年，朝鮮債務累計數額估計達到124億美元。朝鮮最大借債國是俄羅斯與中國。朝鮮對俄羅斯的外債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數據，朝方承認的外債額是40億美元，而根據俄羅斯財政部和審計總署的數據是80億美元。

        雖然俄羅斯和中國減免了很多國家的外債，比如，俄羅斯不顧美國的反對，已經同意重組敘利亞134億美元債務，還免除了蒙古約100億美元債務；中國也承諾減免非洲重債貧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100億元人民幣債務。減免債務顯示了中國的崛起與俄羅斯政府開始愿意在石油貿易受益豐厚的時期放棄一些短期經濟利益，以獲取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和長遠的地緣政治優勢。

        但是目前還沒有跡象顯示各方對朝鮮外債的減免，我們也得不到中國方面減免朝方債務的數據。“2004年1月，朝正式建議以蘇聯時代債務換取對其債務進行長期重組的方案，但俄羅斯并不愿給予朝任何減免，只提出把約3 0億美元的債務轉換成俄對朝工業和國企的持股，俄的理由是它承擔著倫敦和巴黎俱樂部的義務。也可能俄考慮到了它對韓國的債務(約14.7億美元)，一旦南北統一，就可以用朝鮮的債務來沖消”，美國夏威夷檀香山亞太安全研究中心的副教授曼索烏說。但是還有國際問題專家分析，從長遠來看，即使朝核問題尚未解決，朝鮮仍然很有可能得到俄的某種債務減免，以應付度過經濟難關。

        盡管朝鮮受到極其嚴重的自然災害，但是國際援助不僅大幅度減少，而且十分可憐。韓國銀行貨幣與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Young-Hoon Lee介紹：1995年6月至1998年2月在朝鮮最困難的時候，所得到的國際官方援助只有7010萬美元。1996年朝鮮最困難的那一年，獲得國際官方援助305萬元美元；1997年獲得2667萬美元。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不愿意對朝鮮國際援助，盡管每年有幾百億美元的國際援助。朝鮮主要的援助方來自韓國，1995年-1998年期間，韓國的援助占外部援助總額的40.5%。而中國無論官方援助還是私人援助都是極少的，基本上對鄰國所發生的災難 “知之甚少”，更無法起到“援助之手”與“雪中送炭”的特殊作用。

第五部分：能源嚴重短缺制約經濟發展

         外匯短缺給朝鮮帶來的沖擊是致命的，不僅僅表現在沒有能力在自然災害時期購買所需的糧食與化肥，更重要的是造成90年代朝鮮能源進口能力與供應能力迅速下降，成為經濟衰退的重要因素。

        
        上個世紀80年代，朝鮮人均能源消費與其東亞發展中國家相比并不低。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能源生產和消費急劇下降。根據韓國銀行數據，朝鮮實際發電量從1990年的277億千瓦小時下降到1998年的170億千瓦小時，下降了39%。能源消耗量從1990年的3300萬標準噸，減少到2001年的2000萬標準噸，也下降了39%%。

        朝鮮的能源結構主要依靠煤炭供應為主，其中煤炭占觸及能源消耗比重的70%，電力占16%，石油占10%（幾乎全部需要進口），還有其余的能源占4%。90年代后煤炭生產量持續下降，從1990年的3315萬噸到1998年的最低點1860萬噸（見表3），比1990年的數額下降43%。發電量也相應減少。產生的電力只有202億千瓦時, 比1989年的電力產量減少了46%。

表3                    朝鮮煤炭產量              單位：(萬噸)

數據來源：韓國銀行

        
        發電量減少有多種原因，一是水供應受到嚴重季節性變化影響；二是森林退化導致水資源總體減少；三是發電廠設備陳舊，故障率高，亟需檢修。俄羅斯專家告馬索爾知，朝鮮有一部分俄援助企業，關于這些援建工廠的改造問題，雖然俄已多次承諾，但還是無法兌現。比如，大同江冷凝器自動化工廠、電動機工廠、北倉煉鋁廠、南浦有色金屬冶煉廠等，由于朝鮮沒有能力償還到期債務，所以俄也不愿出資幫助改造。朝鮮有五個蘇聯援建的熱電廠，雖然這些電廠還能運轉，但是同樣面臨著部件更換的更新改造問題。實際上，俄羅斯也正在經歷衰退而“自顧不暇”。

        九十年代朝鮮引起的石油供應中斷直接減少了電力部門的實際發電量。雖然朝鮮的石油消費量僅占能源結構的10%左右，但是作為初級能源供應以及朝鮮電力生產的燃料，顯而易見非常重要。外匯缺乏導致石油進口不穩定，進口原油由1990年的252萬噸下降到1999年的32萬噸，進口能力只相當于1990年的12.6%(見表4)。2004年朝鮮石油進口量比1999年增加了一倍之多，但也只有1990年進口量的28%。

        據外國專家推測，中國向朝鮮提供的石油盡管每年不超過一百萬噸，但已經占到了朝鮮進口石油的70%～90%。2004年中國調整原油出口計劃，中國商務部宣布將原油出口量減少2/3。此次政策調整，影響最大的國家是日本和朝鮮。但日本有能力從其它地區大量進口石油，而朝鮮缺少“硬通貨”。　

表4．                       朝鮮原油進口              單位：萬噸

來源：韓國銀行

第六部分：嚴重的經濟結構不平衡

        
        除了社會主義國家貿易圈的解體造成的能源危機之外，朝鮮內部自身機制也是經濟衰退的重要原因，缺乏競爭和低效率的中央集權計劃經濟，及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在外部沖擊下暴露諸多問題。例如，幾乎所有的行業，如農業、制造業、服務業、建筑業在整個90年代處于下滑狀態，嚴重制約了朝鮮的經濟增長潛力。

        還有哪些特殊因素導致了朝鮮九十年代艱難的經濟形勢呢?首先是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在朝鮮戰爭之后，采取了“重工業優先的同時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戰略，因此工業、重工業在經濟中占有較高比例。80年代在朝鮮進入第二個七年計劃期間，實施了“攻占高地”的行動，包括“鋼鐵高地”、“有色金屬高地”、“煤炭高地”、“化工產品高地”和“電力高地”等。其意圖是建立比較完整的、自給自足式“小而全”的工業體系，卻導致工業占經濟比重過高。1969年朝鮮工業比重占74%，2002年經過調整后，這一比重下降到34%，與1956年的工業比重相當。

        自1987年開始，朝鮮開始執行第三個七年計劃（1987-1993年），提出十大經濟目標，目的是實現奠定高度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的“社會主義完全勝利”。1988年11月召開的朝鮮勞動黨的六屆十四中全會上，決定在第三個七年計劃時期，重點發展機床、電子、自動化工業，建立電子、自動化、數控機床、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和電子原件工業。其目標仍是建立“小而全”的工業體系，這在一個經濟小國是十分困難的。

        
        面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市場的崩潰，金日成于1990年1月初在黨的六屆十七中全會上，決定調整第三個七年計劃制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縮小了經濟規模，按照加強國家經濟自立性的方向完善經濟結構，改變對外貿易的方向，“以便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

        1993年12月召開的朝鮮勞動黨第六屆二十一中全會上，確定“今后幾年（1994-1996）為緩沖期”，在經濟建設中貫徹“農業第一主義、輕工第一主義、貿易第一主義”，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此開始實施“國家的經濟結構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轉為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主的經濟，并改變對外貿易方向”的經濟戰略。這是一次重大的經濟發展戰略的轉型，不僅是國內經濟發展方向的調整，而且是國際貿易發展方針也相機作了調整。由于四年嚴重的自然災害使得朝鮮的經濟緩沖期延長，但是到2002年，產業結構的調整初見成效（見表5），農業由九十年代的25%上升到30%，工業比重回落到34%，進一步強化了服務業的發展，已經占到36%，并在經濟結構的比例不斷保持上升的趨勢。

表5                  朝鮮與其他國家經濟結構比較             單位：%

數據來源：美國中央情報局，2006

        
        第二，國民經濟的非貨幣化。現代貿易已經不可能在易貨貿易的基礎上有效運轉，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貨幣在朝鮮的經濟活動中所發揮的作用極其微弱。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專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的研究證明，在20世紀80年代末，朝鮮工資總額只達到“凈物質產量”的1/3，遠遠少于國民生產總值的1/3。他認為，“即使對一個實行共產主義體制的國家的國民經濟來說，這一比例亦實在太低。更糟糕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個比例仍不斷下跌”。根據2002年7月朝鮮頒布的“七一措施”，朝鮮開始再次將貨幣引入消費部門。

        第三，金融媒介的缺乏。迄今為止的經濟文獻都已證明，金融媒介包括銀行、信用市場等在國民經濟的增長和發展當中扮演了直接而積極的角色。而朝鮮事實上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官方批準的此類金融媒介的運行體制。

        第四、朝鮮的統計體系失效。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一直有跡象表明，朝鮮的統計部門無法將準確和全面的數據與信息提供給決策者，這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重大缺陷。

         如果清晰地看到朝鮮上述一系列不利的經濟政策和實踐的話，將會容易理解朝鮮為何會出現漫長的經濟衰退。對此，朝鮮于2002年開始經濟改革，在朝鮮被稱之為“七一措施”。對朝鮮來說，這些改革措施能否提高朝鮮的生產潛能、改善貿易狀況、促進短期和長期的金融穩定嗎？

                  —————自新華社記者趙憶寧《90年代朝鮮經濟衰退與原因》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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