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普京一個死心踏地的資產階級政客
普京,一個死心踏地的資產階級政客

（原創作者 亦工農）

段落提綱：

一、一個虔誠的東正教信徒，不信共產主義，信耶蘇基督

二、德國間諜生涯和“東歐巨變”接受資產階級思想的熏陶

三、資產階級頭面人物索布恰克的得意門生和忠實信徒

四、兩次左派政變中堅決支持葉利欽和索布恰克

五、葉利欽精心選拔培養的資產階級接班人

六、俄羅斯共產黨的死敵

七、系統地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理論

八、防止革命，防止逆轉，死心踏地為資本主義事業奮斗終身

普京是個什么人？有人說：普京有蘇維埃情節，維護蘇聯利益，以公有制為主體，普京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這樣看來，似乎認為普京是一個共產主義戰士。事實真是這樣嗎？絕對不是，普京其實是顛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民主派急先鋒和得力干將；是一個的忠實資產階級衛道士；是俄羅斯共產黨的死敵；一個死心踏地的資產階級政客。如若不信，請看事實。

一、一個虔誠的東正教信徒，不信共產主義，信耶蘇基督

俄羅斯的多數居民信奉東正教（基督教的三大派系之一)。普京的母親信教，在過去的蘇維埃政權時代，人民必須接受無神論，是不準信教的，可是普京的母親瑪麗亞——一個普通的列寧格勒女工——卻仍然秘密地為兒子到教堂洗禮。因此，普京出生后就受洗為東正教徒，并為他準備了一個小十字架，而這個十字架至今一直掛在他的脖子上。這是普京在２０００年２月回答選民有關他的信仰時透露的。他還說，他在擔任圣彼得堡副市長時，曾經應以色列外長之邀訪問耶路撒冷。普京此行專門帶上母親當年給他的十字架，在以色列東正教教堂的圣棺完成了這一十字架的圣化，實現了母親的囑托。早在蘇聯解體之前，普京即投身蘇聯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是民主派的得力干將。據俄國報紙透露，普京早在蘇聯解體之前就退出了蘇共，但是沒有透露具體時間。有專家推測，那應該是在1991年7 月和12月之間，即葉利欽和索布恰克退出蘇共之后和蘇聯正式解體之前。在國家經歷巨變之后，昔日的信仰已經失去了支柱，普京不能沒有一種新的信仰和精神的寄托。于是，東正教開始成為他的信仰，小時候他受洗時母親給他的十字架，就有了新的意義。圣城的宗教傳統和氣氛給過了不惑之年的普京非常深刻的影響，他后來特地帶全家再去了一次耶路撒冷，并且從此開始定期到教堂做禮拜。普京承認自己是全心全意上教堂的，還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養成上教堂的習慣。普京有個私人懺悔的神甫，他叫吉洪(舍夫庫諾夫)，是直屬東正教事務管理局的莫斯科奉獻節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院長。每逢東正教的復活節期間，普京總要去某個寺院，與修士們談話，給他們的寺院以某種承諾。普京上臺后宣布：基督教中的東正教將成為立國之本，要將俄羅斯再度融入基督教文明。普京還坦陳“東正教會是俄羅斯社會的重要支柱”。

二、德國間諜生涯和“東歐巨變”接受資產階級思想的熏陶

普京1952年10月7日出生于列寧格勒。1975年畢業于國立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經濟學副博士。畢業后分配至國家安全機關工作。

1985年至1990年間被派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又叫東德）從事對外情報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使他得以就近觀察聯邦德國（西德）社會經濟運作，普京雖然常駐民主德國，但也經常前往聯邦德國、奧地利和瑞士，他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有著切身的體驗和了解，他了解西方的經濟和政治生活模式，目睹了社會主義的東德落后于資本主義的西德的巨大差距。他親眼見證了柏林墻的“倒塌”，大批東德公民奔向西德，最終以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并入資本主義的聯邦德國的方式，實現了兩德的統一。他親身經歷了驚心動魄的“東歐巨變”，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跟著一個垮臺，振撼了他的心靈。通過這一歷史熏陶和洗禮，從此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在普京頭腦里深深地扎了根。正如他的恩師、著名的自由派人士、有俄羅斯“民主教父”之稱的索布恰克所說過：“新總統在東德當情報人員的經歷使他受益匪淺，在那里，普京經常同西方企業界和政府接觸”，“他是市場經濟的堅定支持者……他了解西方的經濟和政治生活模式，他不是一個局外人而是圈子中的一員”。

普京的“克格勃”經歷現在是世人皆知的事了。但是，至今鮮為人知的是，普京本人并不以這個經歷為榮。1990年，普京從民主德國回到列寧格勒后不久就向 “克格勃”打了辭職報告。1991年8月20日，在“8·19事件”后的第二天，普京第二次打報告，堅決要求從“克格勃”辭職。他被批準辭職了。普京隨后就跑去找在列寧格勒電視臺工作的朋友沙德漢說：“伊戈爾，我想坦白誠懇地講講我過去的工作。就是這樣，為的是這不再是秘密，并且沒有人再能夠以此來威脅我。”普京和沙德漢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沙德漢將這次談話錄成了節目。在談話中，他詳細地詢問了普京在“克格勃”的工作，問他做什么，什么時候在情報機構工作的。這一節目后來在列寧格勒電視臺播放了。普京的辭職和并在電視臺公開向觀眾“坦承”他的“克格勃”經歷表明了他要在政治上進取的雄心。他不想自己的這段經歷將來被人利用，影響仕途的升遷，所以后來每當有人對普京暗示他的過去時，他就會說：“都說了。沒有什么有興趣的。關于這一切大家都已知道了”。索布恰克曾說：“首先，普京不是‘克格勃的人’，他是我的學生。其次，普京曾從事對外情報工作，是在保衛國家利益。他沒有什么可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的。”可以說，索布恰克的這些告白完全發自內心，對弗拉基米爾·普京心理幫助很大。

三、 資產階級頭面人物索布恰克的得意門生和忠實信徒

早在蘇聯尚未解體，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索布恰克擔任列寧格勒（后改名為圣彼得堡）市蘇維埃主席，后又擔任市長，是俄羅斯著名的資產階級自由派人士，被譽為現代俄羅斯的“政治教父”。他與葉利欽（當時任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波波夫（當時任莫斯科市蘇維埃主席后任市長）三人是民主派的三面旗幟。普京畢業于著名的列寧格勒大學，那里思想自由，有許多持不同政見者在那里教書。索布恰克教授當時正執教于列寧格勒大學。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對當時蘇共的統治方式持批判態度。索布恰克是普京和梅德韋杰夫的大學任課老師，同時也是兩人進入政壇的“引路人”。1970年普京考入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遇到了命運中最大的“貴人”——經濟學任課老師安納托利·索布恰克。后者在法律系主講經濟學，普京就是在那里培養了民主的習慣。普京的畢業論文《論國際法中的最惠國原則》也是由索布恰克主持審查的，這篇論文得了“優”。畢業評語是“誠實、紀律性強、具有高度責任感”。

東歐巨變后，普京于1990年回國，任國立列寧格勒大學校長國際問題助理。隨即參加了自由派的活動，曾是蓋達爾的“俄羅斯選擇”和切爾諾梅爾金的“我們的家園俄羅斯”的重要成員，是民主派的得力干將。此時正是戈爾巴喬夫改革時代，他的恩師索布恰克經競選擔任列寧格勒市（后改名為圣彼得堡市）蘇維埃主席，后擔任市長，作為資產階級頭面人物索布恰克的忠實門生和得力助手，普京隨即擔任市蘇維埃主席顧問。從1991年6月起，升任圣彼得堡市政府外事委員會主席，從1994年起，兼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長。

在擔任圣彼得堡市長索布恰克的副手期間，他與自由派人士有了廣泛接觸，并積累了必要的政治經驗。市政府搬到了斯莫爾尼宮的大樓里——人們已經習慣將那里看作是圣彼得堡的權力中心。索布恰克占據了三樓的一間大辦公室，而弗拉基米爾·普京則在一樓辦公。先前掛在斯莫爾尼宮所有辦公室墻上的列寧和基洛夫畫像都被摘了下來。在回答大樓管理員該掛什么新畫像的問題時，普京說他想在自己的辦公室中看到彼得大帝像。他的愿望得到了滿足。

普京自從政以來，總是一路平步青云，其中訣竅就4個字———實干、忠誠。索布恰克出差暫時離開圣彼得堡的時候，索布恰克總是給普京留下自己已經簽好了字的市政府的空白公函紙。這表明他對普京的高度信任，而普京也非常珍視這種信任。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些重要文件上發現普京還沒有簽過字，索布恰克也從來不輕易簽字同意。

普京確實對索布恰克十分忠誠。他成了索布恰克最可靠的助手，協助他決策并執行他所委托的任務。在索布恰克與權力最高層的爭斗處于敗勢，甚至有遭監禁、審訊和生命危險時，普京都及時伸出了援手，最后還策劃與安排了索布恰克的出逃巴黎休養治病。1996年，在索布恰克競選市長時，普京領導市府的人員進行了“忠誠”宣誓，聲明如果索布恰克不當選，他們將集體辭去市政府的職務，而在索布恰克競選失敗后，普京和許多人真的做到了這一點。為此，索布恰克十分感激普京： “他不僅沒有像其他許多人那樣出賣我，而且寄信給最高機關，為我辯護。”上個世紀末的俄羅斯政局可謂是風雨飄搖。1996年，索布恰克在圣彼得堡州州長選舉中敗北，隨即遭遇其政治對手的打擊報復，面臨著鋃鐺入獄的威脅。盡管新市長雅科夫列夫邀請普京留任，但是普京認為這是對恩師的背叛，謝絕了雅科夫列夫的提議，這也是對新市長的一種婉轉的批評，因為雅科夫列夫也曾經是索布恰克的副手。此時的普京表現出了一個學生、一個部下對自己老師和上級的忠誠。他追隨索布恰克離開了圣彼得堡市政府，并說了句后來被俄媒體廣泛報道的話：“寧愿因忠誠被絞死，也比背叛偷生好”。

索布恰克在最后一次、也就是突然逝世前幾天曾這樣評價普京說：“他證明自己是一位真正的民主派、一個尊重市場的人，那時他是一名具有全局觀、決斷性并且有勇氣的人。他無可挑剔。他從事過對外經濟聯絡工作，然后成為我的第一助手，當我離開城市出差時，他代替我全面管理城市工作。讓我們回憶一下，誰創建了俄羅斯第一家合資企業？是圣彼得堡！從1990年到1995年我們這座城市一共成立了大約6000家合資企業，超過俄羅斯全部合資企業的一半。正是普京發起成立了合資企業領導人協會，幫助市政權創造更加寬松、適宜的經商環境。看，那時我們干了多少事！‘圣彼得堡奧的斯’是俄羅斯第一家合資生產電梯的工廠；依靠瑞典的貸款，成立了著名的‘波羅的海啤酒公司’；與芬蘭企業合資成立了‘涅瓦’電纜廠；可口可樂分公司；寶潔公司等。在圣彼得堡，成立了第一批外資銀行 ——不是代表處，也不是分行，而是100%外資的獨立子行。順便說一句，它們相當大程度上鞏固了城市的銀行體系。1998年8月（金融危機）以后，當莫斯科的銀行紛紛垮掉的時候，我們的銀行還依舊巋然不動。是在圣彼得堡而不是薩拉托夫州開始了俄羅斯國內第一次向企業出售土地以及無償住房私有化。”　

　　索布恰克后來回憶說：“我和普京曾共同經歷了兩次政變，一次在1991年，另一次在1993年。我知道他在這些考驗面前的表現”。索布恰克認為，普京是一個真正值得信賴的有膽有識的人，他決不會做出坑蒙拐騙的事。他說：“我曾發現在我身邊的人中，有一些人仍與克格勃機構保持著秘密的合作關系。但普京卻未讓我對他的忠誠和正直產生過任何的懷疑。并且在我們共同工作的6年中，普京從不向我伸手要榮譽、地位和獎金”。關于1991年8.19政變中普京帶著武裝人員親自到機場迎接自己，索布恰克一直以為是在緊急時期，普京為了保護他而采取的措施。他后來回憶道：“此事過后很久我才從其他人嘴里了解到普京在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從不宣揚自己的成績，身上透著一股可靠、忠誠和自信的精神。”索布恰克是個多疑的人，他很少相信別人，尤其是對自己身邊的人更是疑神疑鬼。但在經歷了上述兩場生與死的考驗后，普京的忠誠讓他深受感動，他堅定地感覺到普京是自己人。他公開表示，普京是絕對可以信賴的人。無論是在工作還是在生活中，他都只信任普京一個人。

　 2000年2月20日，索布恰克在加里寧格勒為普京的總統競選奔走之際，不幸突然去世。普京在葬禮上給予索布恰克極高的評價，稱他是自己的政治導師、民主政治家的典范。他痛心疾首地說：“索布恰克之死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謀殺和毒殺。”

　　此后，凡是與紀念索布恰克相關的活動，普京一定會撥冗參加。今年8月10日是索布恰克誕生70周年紀念日，普京陪同索布恰克的遺孀柳德米拉·納魯索娃，拜謁了位于尼科爾公墓的索布恰克墓地，敬獻鮮花，告慰亡靈。

四、兩次左派政變中堅決支持葉利欽和索布恰克

普京在上世紀蘇聯戈爾巴喬夫時代即投身蘇聯的民主派運動，是民主派的急先鋒和得力干將，是推翻蘇維埃制度的“功臣”之一。１９９１年“八一九”左派政變發生時，普京在外地度假，他馬上趕回圣彼得堡，思考應對之策。作為俄羅斯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舉足輕重，緊急狀態委員會當然想要控制。當時普京力阻軍隊進駐，確保圣彼得堡不卷入政變，同時還救回了索布恰克。事件發生時，索布恰克正在莫斯科公干。他馬上宣布，堅決支持葉利欽，并決定立即搭乘最早一班飛機趕回圣彼得堡聲援葉利欽。然而他還不知道，危險已向他悄悄迫近，他的名字早已被列入克格勃領導人克留奇科夫簽發的大逮捕名單中，而圣彼得堡的克格勃們也已隨時等著抓捕他。就在這最為關鍵的時刻，普京長期在克格勃工作的經歷幫了索布恰克的大忙。克格勃內部的老關系很快就向普京通報了即將抓捕索布恰克的消息。為了確保索布恰克的安全，普京當機立斷，決定冒險實施一次“搶人”營救行動。在普京的親自指揮下，經過精心挑選的圣彼得堡的武裝警衛人員在索布恰克乘坐的民航飛機還未在地面停穩時，便已迅速將汽車直接開到飛機舷梯下，搶先于克格勃人員將索布恰克接出機場，并對他進行了嚴密的武裝保護。
　

此后，普京又在索布恰克與圣彼得堡克格勃領導層和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部分軍隊領導人進行的談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普京與索布恰克等人的努力下，圣彼得堡市政府一直都保持著平靜，他們在堅決表明反對“緊急狀態委員會”立場的同時，始終掌握著對整座城市的控制權，普京與索布恰克發動人民，在圣彼得堡組織100萬群眾游行示威反對“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政變，從而使“緊急狀態委員會”試圖奪取圣彼得堡政權的行動計劃以破產而告終。普京以其果敢而有效的行動幫助索布恰克控制了圣彼得堡市的局勢，從而給了葉利欽巨大的支持和幫助。為葉利欽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1993年左派發動了“白宮政變”(即“兩宮之爭”、“10月事件”，我國有些媒體又稱為“炮打白宮”），事情的原由如下：葉利欽當權后，本來想改組議會和修改憲法，但是沒有來得及這樣做。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當初是葉利欽一手提拔起來的，起初兩人還合得來，但是他反對葉利欽實行的經濟改革，并且向批評經濟改革的反對派靠攏。這是葉利欽所不能忍受的，兩人的關系迅速惡化。雙方在1992年12月召開的第七次人民代表大會上，在修改憲法和批準總理人選問題上，俄羅斯總統和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發生正面沖突，葉利欽提出的憲法草案和總理人選均未能通過。后來經過談判，緊張氣氛暫時有所緩和，但是爭斗并未停止。鑒于俄羅斯政府已無法正常開展工作，葉利欽于1993年3月20日發表告人民書，宣布準備實行總統特別治理，而左派控制的憲法法院當即認定此舉違背憲法，接著人民代表大會討論了彈劾總統的提案，但表決未獲通過。最后雙方協商定于4月25日在俄羅斯全國各地，就是否信任總統、是否贊成他的社會經濟政策、是否贊成提前進行總統選舉和是否贊成提前選舉人民代表等四個問題進行了全民公決。公決結果：58.5％的選民信任葉利欽，52.3%贊成他的社會經濟政策，對葉利欽有利，于是葉利欽加快了制訂新憲法的步伐。但是最高蘇維埃無視俄羅斯此次全民公決的結果，繼續與總統對抗，搞獨立王國，于是9月21日，葉利欽發表電視講話，宣布解散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決定12月11～12日舉行新議會選舉，但是，最高蘇維埃竟不接受全民公決結果，實行政變，宣布停止葉利欽總統職權，決定由支持議會的副總統魯茨科依任代總統。同日，魯茨科伊宣布接任俄羅斯總統，并任命阿恰洛夫上將為國防部長。次日，又任命巴蘭尼科夫為安全部長、杜納耶夫為內務部代部長。哈斯布拉托夫號召舉行全國總罷工，并發放武器成立武裝部隊，以白宮為基地進行武裝斗爭。就這樣，俄羅斯事實上存在著兩個政權，斗爭進入了最后攤牌的階段。

俄羅斯輿論傾向支持民選總統葉利欽，于是葉利欽在發布總統令的同時，調兵遣將，派部隊包圍了議會所在地白宮，切斷了議會同外界的聯系。但是議會得到部分左派群眾的支持，他們紛紛前來保衛白宮。在雙方對峙的十余天內，哈斯布拉托夫議長、魯茨科伊副總統號召議員們及其支持者去占領莫斯科市政府大樓和電視臺，實現武裝奪權。10月3日議會政變武裝首先向俄羅斯政府發起進攻，由于俄羅斯內政部長下令不許警察首先開槍，致使議會武裝一度奪取莫斯科市政府大廈、莫斯科廣播電視大樓和俄羅斯國家廣播電視大樓等政府要害部門，造成人員傷亡，流血事件終于發生。因俄羅斯國家電視臺已被議會武裝占領，致使俄羅斯國家電視中斷，6 個頻道只有兩個還工作，且只播風光片，新聞一點也沒有。約10時左右，俄政府才臨時啟用了一個秘密電視臺，播放新聞。在這最后的危險關頭，葉利欽于10月 4日以俄羅斯全民公決結果為依據，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并下達了攻打政變者盤據的總根據地白宮的命令，白宮陷落了，舉世震驚的“白宮政變”失敗，從而結束了總統和議會的對抗，也結束了前蘇聯時代遺留的政體。在這一事件中索布恰克完全站在了葉利欽一邊。而在處理這一事件過程中，普京又與索布恰克堅定地站在了一起。他們不僅共同宣布支持葉利欽的決定，而且成功地控制住了圣彼得堡的秩序，從而保持了當地政治形勢的穩定。也給了莫斯科的葉利欽以莫大的支持。在事變中索布恰克指示普京，從圣彼得堡的特種部隊中秘密抽派一個團到莫斯科支持葉利欽，這個團沒有參加白宮的戰斗，而是奉命肅清莫斯科市政府和“和平飯店”中，議會政變武裝馬卡紹夫將軍的沖鋒隊。在平息了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和代表大會的政變后不久，葉利欽發布命令，宣布解散全國各地的蘇維埃政權機關，實行新的議會制度。以沙皇時代議會名稱“杜馬”，作為俄羅斯新的議會的名稱。

五、葉利欽精心選拔培養的資產階級接班人

葉利欽為什么會選擇普京？葉利欽恰恰是看中的是普京在俄羅斯1990年和1993年兩次政變期間對葉利欽、索布恰克和民主事業的忠心耿耿，和歇盡全力堅定持支持自己。以及普京對知已恩人忠貞不二，以及“士為知已者死”的知恩圖報美德。葉利欽后來回憶說：“我思考著，讓誰來替代科瓦廖夫？瞬間就有了答案：普京！第一，他在機關里工作了不少年了。第二，有豐富的管理經驗。但是，主要之點是，我對他愈了解，我也就愈相信：在這個人身上糅合著對民主和市場改革的絕對忠貞以及堅定的國家愛國主義。”　

在擔任總統辦公廳第一副主任期間，他依靠鐵腕政策，重新樹立克里姆林宮的絕對權威，其鐵腕政策雖然得罪了不少蠢蠢欲動的地方首腦，但在葉利欽面前卻屢得高分。而普京最令葉利欽及其家人欣賞的地方，就是他一貫地保持著謙虛、忠誠的本色。在總統辦公廳工作期間，普京時時保持著低調態度。他很少接受記者的采訪，不在電視上露面，更不發表任何文章。而對葉利欽總統，他又處處維護其政治形象，積極為其出謀劃策，自己卻從沒有任何的政治野心。就這樣，“放心干部”普京很快得到了葉利欽及其家人的高度信任，從而成了葉利欽總統辦公廳人氣最旺的“紅人”和心腹，為今后的火箭式升遷埋下了伏筆。

普京在監督總局及總統辦公廳的表現葉利欽很快就注意到了，但他同時也沒有忘記普京的克格勃出身。葉利欽知道，雖然在前蘇聯時期克格勃往往凌駕于其他部門之上，甚至凌駕于法律之上，不過總的來說，克格勃只是工具，別人可以用，他也可以用，而且必須用。葉利欽在其回憶錄中重述了索布恰克出走巴黎的那段歷史。雖然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的，但兩者有很大的關聯：“普京不急于覬覦權力頂峰，但他比其他人更能感覺到處在頂峰位置上的危險，他總是這樣提醒我。當我知道普京把恩師索布恰克‘偷渡’出境后，我有一種非常復雜的反應。普京不止是自己在冒險。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他這種行為讓我感到了深深的敬意……我明白讓普里馬科夫下臺的必要性后，便經常痛苦地反問自己：誰會支持我呢？誰真正能站在我的身后呢？突然，我茅塞頓開——普京。”　

１９９８年９月，普里馬科夫出任總理后，葉利欽的權力和地位受到嚴重挑戰。而這個時候，普京沒有離開“大勢已去”的葉利欽，并表現出了對葉利欽的忠心。同年３月，普京接替博爾久扎任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并保留了聯邦安全總局局長職務。這時他實際上已成為葉利欽總統的心腹和“主要盾牌”。１９９９年3月29 日，在葉利欽和總檢察長尤里·斯庫拉托夫之間的沖突中，普京無條件地、二話沒說地站在了葉利欽一邊。。為扳倒斯庫拉托夫，普京披掛上陣。在他的親自參與下，終于搜集到了罷免斯庫拉托夫所必需的罪證。在1999年4月2日的一次特別新聞發布會上，他堅定地指責總檢察長的行為讓這一職務的誠信和尊嚴遭到了玷污。從而為葉利欽扳倒他這一危險的政敵立下了汗馬功勞。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３日，在葉利欽的指示下，在普京總理的主持下，俄緊急情況部部長紹伊古出面組建了親政府政黨—“團結”（也稱“熊”）運動。在１２月１９日舉行的第三屆國家杜馬選舉中，這只剛剛出生的“北極熊”一鳴驚人，成為國家杜馬中僅次于俄共的第二大黨，昂首進入國家杜馬。可以說，本次杜馬選舉成了俄羅斯選民對葉利欽和普京政府的一次信任投票。葉利欽總統對此次選舉表示滿意。于是，在２０００年到來之際，葉利欽總統痛下決心，將總統權力移交給普京。就這樣，普京伴隨著新千年到來的鐘聲攀上了俄羅斯的權力巔峰。

葉利欽說：“我很高興我選擇了弗拉基米爾·普京，沒有選錯。我知道，迅速發展的俄羅斯需要一位年輕的總統。我就努力尋找一個視自由、市場及與文明國家一起前進的理想為最重要的價值觀的人，同時我還認為，非常重要的是，這個人應當有堅定的意志，行事慎重。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洛維奇(普京)具備這些，俄羅斯人感受到了力量，最終選舉普京為總統。”

六、俄羅斯共產黨的死敵

葉利欽時代，俄羅斯共產黨是議會第一大黨，控制著議會杜馬十個委員會的主席和議會正副議長職務，在議會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葉利欽搞資本主義的重要障礙。葉利欽和普京早就將俄共視為肉中刺、眼中釘。普京剛擔任總統之時羽翼未豐，因此對俄共采取了“外松內緊”的策略。企圖以“強國富民”的口號來贏得俄共的合作，在議會中與俄共黨團開展建設性對話，以期在一系列內外政策上尋求俄共等左派黨團的支持。但由于普京繼續堅持葉利欽的資產階級路線，在俄羅斯實行資本主義，引起了俄羅斯共產黨的不滿。正如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瓦連京·庫普佐夫在2001年4月14日的談話中指出：“俄共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非常積極地與總統合作，進行過幾次長達幾小時的集體會面。我們對會談的結果曾感到滿意并一直抱有希望，以為會談后將采取某些行動。”，“但一年過去了，我們得到了（普京）新的國情咨文，卻對其內容感到失望。一切愛國主義話題和社會領域話題都從這個國情咨文中消失了，我們事實上得到的是一個俄羅斯資本主義化的宣言。在這個宣言中提到首位的不是人民，而是寡頭”。

而俄羅斯共產黨的競選綱領中反復強調：俄共取得選舉勝利后的首要任務是：就是否恢復蘇聯問題進行全民公決，還提出要修改現行憲法，徹底改變“民主派”推行的全面私有化政策。俄共要作“普京政權不妥協的政權反對派”，俄共的這些主張正好成了所謂“要回到過去”的最好腳注，成為自由派攻擊的靶子。也引起了普京的嚴重不滿，因此普京與俄羅斯共產黨矛盾加劇，普京利用各種手段擠壓俄共。如促成議會多數通過《俄羅斯政黨法》；授意下院國家杜馬中支持政府的各中派黨團 ——“團結”、“祖國－全俄羅斯”、“俄羅斯地區”和“人民代表”——實行聯合，成立跨黨派協調委員會，以取得國家杜馬內的多數。2001年12月，這幾個黨聯合起來組建的“團結和祖國黨”（后改名為“統一俄羅斯黨”），從而取代俄共成為國家杜馬掌握多數的第一大黨。順便說一下，普京在2007年2月1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承認自己“最直接地參加了”這個黨的創建，并對它后來所起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普京的一手策劃下，2002年4月，支持普京政權的中右派勢力向以俄共為首的左翼反對派在杜馬中發動了“議會政變”，要求剝奪議會杜馬中，俄共控制的一些議會委員會主席。在本屆杜馬中，共產黨議席不超過半數，共產黨也不再是第一大黨，在中間勢力和右翼勢力的一反過去的互相攻擊，而異乎尋常的聯合起來，進攻共產黨的情況下，俄羅斯共產黨表現得無能為力。俄共原來一共控制10個杜馬委員會。在中間勢力提議和右翼勢力的支持下，俄羅斯下議院國家杜馬星期四表決作出決定，剝奪俄羅斯共產黨在杜馬中八個最重要委員會中控制的領導職務。這八個杜馬委員會的控制權，隨后在中間勢力和右翼勢力之間進行了分配。作為抗議，俄羅斯共產黨星期三又自動放棄了為共產黨所保留的兩個委員會——文化和旅游事務委員會以及宗教事務委員會的領導權。從而俄羅斯共產黨在議會的十個委員會的領導權被迫完全拱手交出。

在這場議會左、右兩大派別的爭斗中，俄共中央委員、杜馬主席謝列茲尼奧夫等俄共上層領導人，因拒不執行俄共中央《有關俄共黨員自動放棄所有擔任的議會職位的決議》被開除出黨 。這一事件在俄共黨內引起了軒然大波，表明俄共內部矛盾進一步公開化。隨后不久謝列茲尼奧夫也失去了議會主席職務。

俄共領導層內部出現“鼴鼠”和組織上發生的幾次分裂，不能排除克里姆林插手的可能。俄共在2003年杜馬換屆選舉中的慘敗，在一定程度上是當局精心策劃和采取各種方法進行控制的結果。 正如俄羅斯共產黨主席久加諾夫所說，當時普京當局采取了針對俄共的四十六次特別行動。 　

普京上臺后，在普京的策劃下，作為左派的核心力量的俄羅斯共產黨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不僅遭到來自外部的打擊和擠壓，而且深受內部分裂之害，黨員人數大大減少，從原來的五十多萬人下降到2006年的十八萬四千人，同時失去了在葉利欽時代的議會第一大黨的地位，和對俄羅斯政局具有舉足輕重話語權的地位。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大大減弱，而且正在遭到進一步的排擠，逐漸被邊緣化。而俄羅斯共產黨也將普京視為自己最危險的敵人。2007年11月7日俄羅斯共產黨不顧俄政府已取消“十月革命節”的法令，在紅場舉行集會，慶祝十月革命90周年。俄共總書記久加諾夫激情發表演說：“除了十月革命，20世紀沒有更偉大的事件”。他進而譴責普京把俄羅斯的歷史引向一個“不體面的階段”，并保證“權力會回歸于人民”。在今年5月8日國家杜馬對普京擔任總理的審議案表決中，出席議會的56名俄共議員全部投了普京的反對票。足見二者的矛盾之深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七、系統地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理論

為了說明走西方道路的天然合理性，普京強調俄羅斯人是歐洲人，俄羅斯文明是西歐文明的一部分。他在2000年與《生意人報》記者談話時這樣說過，后來又多次指出，并在2005年的國情咨文中再次作了說明。他說：“首先，俄羅斯過去和現在是最大的歐洲民族，當然將來也是這樣。歐洲文明的那種許多個世紀以來養成的和得到的自由、人權、公平和民主的理想，對我國社會來說，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價值標準。三百年來，我們和其他歐洲民族手攜手地進行了教育改革，經歷了建立議會制、市政機關和審判機關的艱辛歷程，形成了相似的法律制度。我們一起一步一步地走向承認和擴大人權，走向實行平等的普選，認識到關心窮人和弱者的必要性，實現了婦女解放和取得了其他社會成果。再說一遍，所有這一切我們都是一起干的，在某些方面我們顯得落后，而在某些方面有時超過了歐洲的標準。”

他在2000年的國情咨文中說：“必須從我們過去的經驗中吸取教訓，承認國家在經濟中的關鍵作用毫無疑問在于保護經濟自由。我們的戰略路線是這樣的：少一些行政手段，多一些企業家的自由——生產、貿易和投資的自由。”他還說，應當“把企業家從行政機關壓迫下解放出來。國家應當逐步地不再采取過多地干預經營活動的做法”。他在2002年的國情咨文中批判了“由國家全面當家的政策”，說這種政策“在經濟上是行不通的，在政治上是不合適的”。2004年初，他在同選民代表談話時仍然這樣說：“國家過多地參預經濟的結果，會產生一系列其他消極因素。首先，官員們代表國家繼續履行著大量不是納稅人要求和需要的職能 ——批準、許可、監督的職能。結果就會壓制實業界的主動性，產生受賄、濫用職權等現象。”2004年12月24日他又說：“需要讓國家從那些它沒有充分理由留在那里的經濟領域退出，順便說一句，這樣做也是與腐敗作斗爭的主要方面之一。”這里他甚至把腐敗的滋生與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聯系起來。他還說：我們有將近十個相當大的完全私人的石油公司，“誰也不準備把它們收歸國有，誰也不準備干預它們的活動。它們將作為私人公司適應市場的條件發展。我想，這樣的態勢，包括作為股東的外國伙伴的積極參與，對今天俄羅斯經濟來說是最合適的。”他又明確表示：“在一些國家里，石油天然氣部門實際上完全由國家壟斷。我們不走這條路。”總括說來，普京在這個問題上采取以下做法：一、加強國家的調控，但不對某些經濟部門實行壟斷；二、為了加強國家的調控能力，收購（實際上是贖回）一些私人企業，而不采取許多人要求的收回或沒收的辦法；三、國有大企業實行股份制，甚至吸收外資入股。

接著普京要求保障私有者的權利和他們的經營自由。他說：“俄羅斯應當成為而且將要成為實行有競爭力的市場經濟的國家。私有者的權利應得到可靠保障，經營自由將能使人們誠實地工作和掙錢。毫不畏懼地和不受限制地掙錢。”他通過經濟立法和其他手段努力為人們“毫不畏懼地和不受限制地掙錢”創造條件。首先，如上所說，他宣布承認九十年代私有化的結果，不重新分配財產。接著于2001年通過稅法，其中規定對企業的稅率從35％降低到24％，還規定不管收入高低，一律實行13％的統一的個人所得稅率，而以前實行累進稅率時，最高稅率為36％。著名經濟學家格拉濟耶夫說，在社會貧富懸殊的條件下，“把所得稅率劃一，只能說是給大多數居民的一記耳光。這里根本沒有一點社會公平的影子”。2003年12月，普京簽署法令取消刑法規定的沒收財產這一懲罰手段。根據法學教授孔恰洛夫斯基的說法，這是“明顯地放松同經濟犯罪作斗爭的表現”，因為沒收財產“對超級富翁來說，是最可怕的懲罰”。普京覺得這樣做還不夠，他于2005年的國情咨文中又提出對違法行為的追訴期從十年縮短為三年。普京制訂這些政策實際上是對非法的經濟活動的放縱。他不會不知道當今的俄羅斯存在著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窮人和富人根本不會有掙錢的同等機會。他的方針政策只有利于少數富人，對他們“毫無畏懼地和不受限制地”剝削和掠奪勞動人民起著鼓勵作用，這一點可由普京當政七年多來超級富翁愈來愈多和寡頭的經濟實力大大膨脹來說明。

普京上臺后，這種財富向少數人手里集中的過程并未停止，相反，比葉利欽時代更快速進行。上面已經提到過，在普京執政的這七年，寡頭的人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大大增加，他們擁有的財富也愈來愈多。2003年俄羅斯的基尼系數為0.456，已超過警戒線。在美國和西歐發達國家，10％的富人與10％的窮人的收入的比例一般為6～7:1，而俄羅斯達到了30:1。根據俄羅斯科學院社會經濟問題研究所的調查，15％的居民占有全部儲蓄額的85％，全部現金收入的 57％，全部財產收入的92％和用于購買外匯的資金的96％。現在俄羅斯大約有二十萬個百萬富翁。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保持在三千萬左右。盧基揚諾夫早在2004年就指出：“目前俄羅斯統治集團的方針政策本身產生的結果不是某種‘和解與和諧’，而是貧富之間的鴻溝的不斷加深。今天俄羅斯最富有的二十五個家族的資本相當于全國的預算收入，而5％的富翁的年收入等于95％的居民的收入，國家政權與公民社會之間的矛盾的激化完全是不可避免的。”普京在 2006年10月25日的講話中承認貧富不均現象的存在，說一部分人收入很高和生活得很好，而另一部分人生活很貧苦。他表示要縮小兩者之間的差距。 2007年2月1日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再次談到這個問題，把解決這個問題作為社會生活領域要完成的重要任務之一。可是他接著說：“當然，我們不能像八十年前那樣用剝奪一些人和分給另一些人的方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將完全用另一種方式來解決，即通過保證解決增長速度的途徑加以解決。”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俄羅斯寡頭勢力剛形成時，只有六大財團和七大寡頭，他們擁有的個人資產分別為四億美元到三十億美元不等，頭號寡頭是別列佐夫斯基。普京上臺后的第一年變化不大，上了美國《福布斯》雜志全球富豪排行榜的只有八人，居首位的是尚未落馬的霍多爾科夫斯基，他們的個人資產為十一億美元到二十四億美元之間。在這之后寡頭的人數和他們的財富猛增。根據2006年初公布的材料，2005年總資產超過十億美元以上的有四十四人，百億美元以上的有五人，首富阿布拉莫維奇的個人資產高達一百八十三億美元。這個名單還不包括像天然氣工業公司總經理米勒、統一電力系統領導人丘拜斯這樣的“國家寡頭”。2006年又有新的發展。根據俄羅斯《金融》雜志所作的統計，這一年個人資產超過十億美元的富翁增加到六十一人，百億美元以上的增加到十人，原來的首富阿布拉莫維奇以兩億美元之差退居第二位，新的首富杰里帕斯卡的個人資產達到二百一十二億美元。最富有的人的總資產達到四千二百五十一億美元，比2005年增加了 50％。而美國《福布斯》雜志公布的全球富豪排行榜則有所不同，俄羅斯的億萬富翁的人數從葉利欽時代的9位，增加到普京執政初期的20位，再到2005年已達到34位，再到了2006年，俄羅斯更成為新億萬富翁最大生產國，上榜的俄億萬富翁總人數增至53人，比前一年增加了19位，其財富總和高達2824 億美元，遠遠高于此前一年的1721億美元，大概五分之一的俄羅斯人屬于新興的中產階級。而最新的2007年億萬富翁排行榜上，有87名俄羅斯人入選。《福布斯》寫道，“在蘇聯解體16年后，俄羅斯以擁有87個億萬富翁的數字，繼美國之后首次榮居第二位，遠超德國(59人)。而德國占據第二名已長達6年之久。” 預計到2008年底，俄羅斯的億萬富翁將達到創紀錄的100位。俄共主席久加諾夫最近公開批評普京：“普京上任時從7個億萬富翁到現在的過百（億萬富翁）”，俄共另一負責人盧基揚諾夫認為：“普京和他的班子繼續實行葉利欽、丘拜斯、蓋達爾的方針，他們的土地改革、住房和公有事業改革，稅收改革，司法改革和其他改革是根據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進行的，而且比葉利欽時代更加毫無顧忌。”。另據報道，現在莫斯科市居住著擁有十億美元以上資產的富豪二十五人，超過倫敦（二十三人）、僅次于紐約（四十人）而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富豪最多的城市。由此可見，在普京治理下的俄羅斯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達到了何等驚人的程度，而且這種趨勢正在進一步快速發展。

普京在主張經濟自由的同時，特別強調效率和競爭能力。他在2003國情咨文中說：“歸根結底，迅速而穩定的增長只有在生產出有競爭力的產品時才能實現。我們的一切——包括商品和服務、工藝和思想、商業活動和國家本身、私人公司和國家機構、企業家和國家公務員、大學生和教授、科學和文化——都應當是有競爭力的。”同年12月他在同電視觀眾對話時再次強調指出，在經濟領域“我們應當做到高效和有競爭力，從每個公民到國家都應如此。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不僅能生存下來，而且能成為繁榮的國家。如果做不到，那么我們將會碰到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他在2004年2月回答選民代表的問題時，把在一切方面具有競爭力稱為“今天我們基本的國家思想”。俄羅斯評論者捷列金指出，普京的理想的關鍵詞是“市場”、“所有權”、“競爭”和“經濟自由”，這是自由主義政治家的詞匯，而左派，甚至在一定程度包括社會民主黨人，講求合作和社會公平。他批評普京把競爭極端化，以至于達到了荒謬的程度。他說，這種對競爭和競爭力的崇拜是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用來蠱惑人們的幻想之一。這里還應指出，普京把競爭推廣到社會生活和人的關系的各個方面，實際上是用生存競爭來說明人類的社會關系，宣揚“強存弱汰”，這就頗有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味道。

普京在2000年的國情咨文中說：“由國家完全包下來的政策今天在經濟上是無法做到的，在政治上是不合適的。放棄這種政策既是由最有效地利用財政資源的必要性決定的，也是由于想要利用發展的動力，釋放人的潛力，使每個人做到為自己，為自己的親人過上富足的生活負責。”原來他把社會福利取消，除了給國家節省資金外，還為了迫使所有的人都投入到生存競爭中去。

普京在上世紀末當上代總統的前夕發表了一篇題為《世紀之交的俄羅斯》的綱領性文章。他在文章里談到俄羅斯當時的困境時，不認為這是私有化方針和“休克療法”造成的，卻歸罪于蘇聯經濟制度本身，說什么“這在許多方面是蘇聯式的經濟留下的爛攤子造成的結果”。他接著說，現在俄羅斯完成了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第一階段，“盡管有種種困難和失誤，我們開始走上了全人類都在走的主干道。”也就是說，他認為過去蘇聯七十余年所走的道路是一條邪路。在總結俄羅斯的教訓時，他再次重復了這一看法，說道：“在即將過去的世紀里，俄羅斯有四分之三的時間都在為實行共產主義學說而努力。看不見甚至否認這一時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錯誤的。而不認識到社會和人民在這一社會試驗中付出的巨大代價，那是更大的錯誤。主要的是，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蓬勃發展，人民得到自由。而且經濟的意識形態化使我們持續不斷地落后于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么痛苦，我們將近七十年都走在一條死胡同里，偏離了文明大道。”2004年2月，在總統選舉前夕，普京在對選民代表講話時一開頭就說：“九十年代初過渡到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做法得到了俄羅斯公民的最積極和最堅決的支持，他們作出了最后的，我還想再強調一下，也是不可改變的選擇，決定實行民主。這是俄羅斯人民的巨大的和實際的成就，我想，這也是我國在二十世紀的最大成就之一。”

俄羅斯共產黨負責人之一的庫普佐夫還在2001年4月14日俄共中央全會上嚴厲批評普京的改革戰略方針，說在得到第二個《國情咨文》文件后“我們才明白，資本主義的政權正在得到加強”，其實就是要“從生活中把最后一些社會主義因素排擠掉”。

八、防止革命，防止逆轉，死心踏地為資本主義事業奮斗終身

2007年俄國重印了索爾仁尼琴在上個世紀80年代寫的《關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一文，以單行本的形式在俄羅斯發行，并被普京列入行政官員的必讀書目。普京的目的就是站在執政角度防止革命。

普京還接連做了幾件葉利欽想做而不敢做的幾件事：如把當年流亡國外并死在那里的國內戰爭時期的白軍將領鄧尼金和“反動”哲學家伊林的遺骸被迎回國內隆重安葬。根據普京身邊的高官波爾塔夫欽科透露，迎回兩人遺骸的倡議得到了最高領導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支持。此外沙俄時代情報部門開山鼻祖巴秋申遺骸也從國外迎回隆重安葬，并被當成俄羅斯情報部門的的新偶像。普京還支持重新安葬沙俄皇后瑪麗亞費爾多羅芙娜的遺骸。
　

正如俄羅斯共產黨主席久加諾夫所說的：“普京在與蘇維埃時代的遺產作斗爭的道路上，實質上要比葉利欽走得遠得多”。譬如在取消十月革命節的問題上就是如此。我們知道，在蘇維埃時代，11月7日（舊歷10月25日）這個爆發十月革命的日子被定為國慶節，法定7日和8日這兩天放假。1992年蘇聯解體后，假日減為7日一天。在葉利欽當政時期的1996年，這節日更名為“和諧與和解日”（“День согласия и примирения”）。眾所周知，11月7日是當年兩個階級進行最后決戰和爆發武裝起義的日子，把它定為“和諧與和解日”，當然是可笑的。這個日子是俄羅斯走進普京所說的“死胡同”的開端，他當然是不愿意把它當作節日來慶祝的。同時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作為教訓提出：在今天的俄羅斯，任何政治力量不應再呼吁進行一次革命，不管它們用的是什么口號，也就是說，他認為應當完全告別革命。大概是為了使廣大群眾忘掉十月革命，忘掉昔日的崢嶸歲月和革命傳統，不再產生進行革命的“邪念”，2004年普京示意議會——國家杜馬通過投票表決，決定取消11月7日的全國休假節日——蘇聯時代叫“十月革命節”，葉利欽時代已改名叫“和諧與和解日”。把11月7 日的全國休假節日挪到11月4日休假，并把它改名為“人民團結日”（“День народ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作為一個新的全國休假節日，從此俄羅斯人民在11月7日這一天，在過了87個（1917年——2004年）休假節日后，將第一次被要求要上班。11月4日是約400年前的1612年，俄羅斯人民把波蘭占領者趕出莫斯科，和標志著俄羅斯“亂世”結束的日子。有人認為把這一天定為節日是 “尊重歷史”的表現。那么這里不禁要問：那些處心積慮要把11月7日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日子，從人們記憶中抹掉的人為什么不也尊重一下歷史呢？至于我國部分媒體所說的普京于2005年重新修訂11月7日為10月革命節，為全國的五大節日之一，完全是無中生有的謊言。只要看看今年（2008年）的11月 7日，除了俄羅斯共產黨人自發組織的民間慶祝游行外，俄羅斯官方在這一天并未舉行任何慶祝十月革命的活動，全國自2005年以來也一直遵照2004年杜馬決議取消了11月7日的全國休假節日，當天全國照常工作。反而針對只有2500人共產黨人的游行，派出2500名荷槍實彈的軍警進行全程監視。與此相反，今年11月4日的“人民團結日”官方決定將星期六、星期日與11月4 日的“人民團結日”法定休假日合并在一起，全國放假3天，并組織了高規格的多種官方慶祝活動。

普京多次表示要使俄羅斯堅決沿著他已選定的資本主義的道路走下去，1999年12月普京發表了《21世紀的頭十年》一文，其中提到：過去百年來“共產主義嘗試”已經“失敗”。還說：我國目前經濟和社會遭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繼承了蘇聯式的經濟所付出的代價。普京上臺以后肯定葉利欽時代實行的私有化方向，他明確表示：他對90年代改革的目標和任務沒有疑問，反對重新分配財產，反對重新國有化。他說：“今天根本談不到、也不應該談重新分配俄羅斯財產的問題，如果我們允許重新分配財產，遇到的問題和造成的損失可能比過去搞私有化時還要大。”他在2001年的國情咨文中提出要保護私有財產，要求加速通過私有化法律，反對沒收在私有化過程中被人們據為己有的財產。為了說明私有化的合理性，他提出“新的私有者效率高得多”的觀點，他說：“國家開始實行私有化和轉到市場上去時，當時的根據是：新的私有者的辦事效率將會高得多。實際上也是如此——世界上私有者的效率總是要比國家高。我們應該走另一條路——不結束私有化，而是加強立法和行政管理，以使整個國家的經濟和每個普通的公民都能感覺到工作得很好的私人企業的效率。”,繼續堅定不移地執行葉利欽的私有化基本國策，并且加快私有化進程，掀起第二次私有化改革的新高潮。他在2001年的國情咨文中就聲明，他要使得“放棄民主和自由變得根本不可能”，使得采取的經濟方針變得“不可逆轉”。后來又多次表明這樣的態度。普京在2001年3月說：“將不再有革命和反革命，穩固的以經濟為基礎的的國家穩定，對俄羅斯及其人民來說是一件好事，我們本來就應該按照這種正常的人類邏輯來生存”。在2004年的國情咨文中反復地說，將不對現行政策作任何修改。

2005年2月普京與美國布什總統會唔時說：“俄羅斯已選擇了民主的道路......這是我們最終的選擇，我們不會走回頭路”。

普京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死心塌地的衛道士。他特別關心資產階級的俄羅斯的未來命運。同時他也清楚地認識到從社會主義蛻變到資本主義的艱難性，復雜性和曲折性。一個有著70多年社會主義歷史的極權國家，雖然今天已演變為資本主義國家，但普京認為民主俄羅斯仍只有10多年歷史，仍然不鞏固，仍隨時存在俄共復辟的可能性。因此他感到責任重大。他畢生的信念是要在俄羅斯建立彼得大帝式的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使得“放棄民主和自由變得根本不可能”，使得市場經濟“不可逆轉”。因此，盡管他已于2008年離開了總統的寶座，但仍然不肯退出歷史舞臺，竟曲尊擔任新總統梅得韋杰夫麾下的總理。他不肯明確聲明，放棄2012 年的總統競選。而且他一反過去的超然于政黨之外的立場，參加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并擔任主席。為2012年竟選總統，卷土重來，積蓄力量。而且最近俄羅斯議會已通過法案，延長總統任期,從原來的4年延長到6年，普京打算再執掌俄羅斯政局12年，以實現自己的豪言：“給我20年，還給你奇跡般的俄羅斯”。看來普京打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資本主義在俄羅斯生根，開花，結果和俄羅斯的崛起奮斗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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