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義德不愿看到巴勒斯坦人民爭取合法權利的斗爭在世俗政治和媒體的再現(xiàn)中被誤解和歪曲。薩義德認為在外界看來“巴勒斯坦人總是被當作難民、極端主義者和恐怖分子”（E. W. Sai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這無論是與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種族主義政策的合法斗爭，還是與建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國家的最終政治目標都背道而馳。政治期許與現(xiàn)實形象的差距之大是可怕的，巴勒斯坦人也為此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套用薩義德在《東方學》中的話，巴勒斯坦人無法再現(xiàn)（代表）他們自己，只能被以色列和美國再現(xiàn)（代表）。薩義德對恐怖主義的批評，就在于恐怖主義的所指往往無視現(xiàn)實的政治困難和民眾苦難，混淆了正義的為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與極端主義行動之間的區(qū)別。
然而，極端主義行動所造成的現(xiàn)實政治的困境畢竟是不能回避的。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區(qū)，普通民眾成為日常暴力沖突的無辜受害者，這種災難同時施加在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身上。薩義德指出，西方總是將巴勒斯坦人與恐怖主義直接聯(lián)系起來，巴勒斯坦人抗以斗爭的全部內涵由此被遮蔽掉了。薩義德對媒體的片面報道進行了抨擊，他認為在把巴勒斯坦人以及巴解組織妖魔化的同時，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殺、驅逐和戰(zhàn)爭暴行卻被可恥而陰險地忽略而未予以報道。在薩義德看來，恐怖主義這一指認已經(jīng)成為一個空洞且危害極大的詞匯，它仿佛意味著對西方自由文明世界的進攻，它帶來的不是被壓抑族群問題的解決，反倒是助紂為虐，惡化形勢。他提醒人們注意的是，比起猶太復國主義對巴勒斯坦人民實施的殘暴的軍事行動來說，到底誰更加恐怖主義呢？對于已經(jīng)陷于相互復仇泥淖的巴以雙方而言，恐怖主義的指責不可能是單方面的。
薩義德強調巴勒斯坦人民的現(xiàn)實處境，是反抗，是爭取自由，而不僅僅是恐怖主義。在嚴酷的現(xiàn)實面前，巴勒斯坦激進組織選擇極端主義的方式反抗以色列的殘暴統(tǒng)治，非此又能怎樣呢？薩義德說：“我的想法中無比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完全的堅持不懈；他們不會離開，即使遭受了驅遣、放逐和占領。”西方需要認識到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了解他們的政治目的、想法和權利要求，對于原本以為靠種族清除政策就可以使巴勒斯坦人消失的以色列來說，這更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薩義德強調這樣的事實，即巴勒斯坦極端主義活動造成了少量的傷亡，“以色列官方的軍事政策卻打擊了全體阿拉伯居民”。即使如此，猶太復國主義者仍然認為巴勒斯坦人不存在，巴解組織是納粹幫，而阿拉法特則是孩子的屠夫。畢竟，以色列與美國的同盟關系使猶太復國主義的政治宣傳輕而易舉被美國官方接受，并且通過大眾傳媒告知公眾。恐怖主義成為本質主義的標簽，牢牢地粘貼在巴勒斯坦人的身上。
恐怖主義標簽與伊斯蘭教的密切結合是東方主義傳統(tǒng)在當代國際政治中的延續(xù)。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目前在西方社會已經(jīng)逐漸放棄諸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的稱呼，而改稱為“政治伊斯蘭”）總是危險的敵人，總是對西方的威脅和挑戰(zhàn)。對于伊斯蘭教的丑惡化描述與極端主義活動形影相隨。薩義德認為，將阿拉伯人塑造為恐怖分子的形象是新聞媒體、學術界和猶太復國主義蠱惑人心的宣傳的協(xié)同作用。對恐怖主義的認定實際上是所指明確又曖昧的政治指認行動。通過媒體的報道和學術研究成果的展示，人們所看到的總是來自伊斯蘭教世界日益增長的威脅和侵犯行動，受害者的虛擬感覺支撐了對恐怖主義的擔憂，它使人們無視阿拉伯世界內部的不同和眾多方面，似乎阿拉伯和伊斯蘭就是恐怖主義的代名詞。
傲慢的、對伊斯蘭的本質主義認定將伊斯蘭教和阿拉伯世界直接推向了西方的對立面，這種反歷史主義的觀念將伊斯蘭的某些方面視為亙古不變的邪惡本性，認為它是反對西方的力量持續(xù)不斷的源泉。那些亙古不變——本質主義的政治表現(xiàn)無非如此——以其專橫的手筆一筆抹煞了千變萬化的世界實景，對交疊重合互相影響的歷史視而不見。今天通過媒體再現(xiàn)的伊斯蘭的“整個歷史、文化、社會僅僅以被刪節(jié)的、嚴密包裝的形式經(jīng)由媒體傳播”，那么，恐怖主義觀念的深入人心也就不可避免了。即使在“九一一”之后，在美國的公共領域也沒有什么關于伊斯蘭或者阿拉伯人的積極性的認識來平衡泛濫的否定性形象。
面對積重難返的巴以局勢，除了相互的指責、謾罵、襲擊和報復之外，政府行為在嚴苛的政治教條指揮下主導社會行為所發(fā)動的集體暴力，薩義德難以容忍這樣的政治困境。猶太人在歷史上的深重苦難的記憶，以及二戰(zhàn)后因法西斯主義進行的種族滅絕所形成的大屠殺敘事，在以色列國的政治宣傳中塑造了基本的政治傾向，成為其政治倫理合法性的根基。巴勒斯坦人“盤踞”在以色列的周身，這使以色列感到不舒服。強占了別人的土地，驅逐了那里的人民，這并不是遭受大屠殺的道德優(yōu)勢所能夠支持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宣稱，巴勒斯坦人從來都沒有存在過，這些無屬的人民不過是暴力的恐怖分子，而以色列是要在納粹種族滅絕的廢墟上建立一個富有活力的民主的地區(qū)性的超級力量，但事實上這卻是在巴勒斯坦的廢墟上。歷史事實是，大約有七十五萬巴勒斯坦人一九四八年被驅逐，現(xiàn)在人數(shù)已經(jīng)超過了四百萬。其余的一百二十萬（現(xiàn)在則是一百萬）隨后便成為以色列人，他們只占以色列人口總數(shù)的百分之十八，而且他們被邊緣化了。除此之外，有二百五十萬居留于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沒有自治地位。二○○五年，以色列沙龍政府執(zhí)行了從加沙地帶單方面撤軍的計劃，該地區(qū)隨后被巴勒斯坦臨時權力機構接管。
在薩義德看來，指責巴勒斯坦人為恐怖主義分子是嚴重缺乏道德支持的，雖然薩義德將極端主義行動與暴力聯(lián)系起來，表明他也明白極端主義活動對現(xiàn)實政治議程的危害。在巴以問題上，薩義德反對恐怖主義是與反對民族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的。薩義德認為激進的民族主義導致不斷升級的暴力活動（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的極端主義行動以及帶來的以色列的大規(guī)模報復）與分離傾向（巴解組織與哈馬斯等組織的政治議程嚴重不符），這絲毫不利于寬容共處的政治局面的形成。薩義德對極端民族主義所抱的態(tài)度乃是其不主張以暴力流血甚至極端主義的方式反抗以色列態(tài)度的表現(xiàn)，因為這不但無法真正尋求生存家園，而且惡化了巴勒斯坦人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得不到道義的支持。
很明顯，極端主義無法切實有效地解決巴以困局，雖然巴勒斯坦某些組織要求徹底消滅以色列，但是事實表明，這一愿望不但不能實現(xiàn)，還殃及了普通民眾，惡化了普通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狀況。回顧巴勒斯坦近幾十年的歷史，恐怖襲擊和殘酷報復使中東和平進程反反復復，進一步退兩步。薩義德是真實地認識到這一點的。作為批判的、向權力講真話的知識分子，薩義德不得不兩面作戰(zhàn)，一方面他盡力澄清問題，指出東方主義傳統(tǒng)中恐怖主義的指認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掩蓋或者簡單地取消了更為嚴重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嚴厲譴責伊斯蘭極端組織將無謂的暴行實質上施加在了自己的人民身上，使中東問題如履薄冰難以解決。“九一一”后，以色列借口安全問題加大對巴勒斯坦的深入力度，針對以色列的指責，薩義德認為以色列借“暴力”難題撒謊，實質上是要侵占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控制的地區(qū)，然后聲稱是為了保證以色列的安全。薩義德說，任何所謂的暴力和恐怖主義問題都要歸結到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以來的長期軍事占領。他提醒我們必須記住的是，占領是暴力的源泉。在薩義德看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占領就是殖民主義占領，而巴勒斯坦的斗爭是反殖民的斗爭。
正如薩義德所說，“九一一”事件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世界。這個世界被藏在暗處的極端主義分子覬覦，它似乎時時處處充滿暴力的危險，人們也比任何時代都更加關注極端主義問題，這是美國的意志，它的煽風點火的做派也激起了其他地區(qū)的極端主義活動。可以說，美國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危險的全球政策迫使世界真正進入了一個受極端主義威脅的時代。當美國強迫各個國家擺明立場，要么就是正義，要么就是恐怖主義的幫兇的時候，借著恐怖主義襲擊的東風，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的施展如愿以償。薩義德說復仇無法消滅恐怖主義，但是卻切實地成全了美國明目張膽的霸權。這個新世界，是一個恐怖主義為先導的美國霸權的世界。
“九一一”事件后，美國在反恐戰(zhàn)爭的旗幟下發(fā)動了阿富汗戰(zhàn)爭和伊拉克戰(zhàn)爭，推翻了塔利班政權和薩達姆暴政，它同時開始了對阿拉伯世界的改造行動。在美國看來，“我們”決定進入、破壞或重建那些膽敢與美國對抗的邪惡力量。“‘恐怖主義’這個詞，以及因之而起的戰(zhàn)爭，都很好地服務于助長這種態(tài)度……他們對持續(xù)性的轟炸行動（像在阿富汗發(fā)生的那樣）所導致的生活結構的粉碎沒有什么覺知。”（E. W. Said, Israel, Iraq,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Ahram Weekly Online, 10-16,October, 2002）在美國人看來，恐怖分子的襲擊顯示了那些憎恨“我們”的自由，對“我們”的民主心懷嫉妒的阿拉伯人的險惡用心，而“歷史與政治消失了，所有記憶、事實和真實的人類存在都被有效地貶低了”。
面對著“九一一”事件后美國國內要求完全消滅恐怖主義的“愛國主義”的呼聲，薩義德提醒人們注意，“每個人都說這是一場反恐戰(zhàn)爭，但是恐怖主義在哪里？選擇哪條戰(zhàn)線？具體目標又是什么？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只有一些模糊的暗示：‘我們’對付的是中東和伊斯蘭，而且恐怖主義必須摧毀”。雖然美國政府明確排除了打擊“恐怖主義”的宗教內涵，但是這幾乎沒有什么作用，大多數(shù)人仍將“恐怖主義”與伊斯蘭畫上了等號。薩義德說，在美國，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已經(jīng)被認為是在“另一方”。這分明是在激化矛盾，其中的種族主義傾向已經(jīng)十分明顯。對立化的思維也是東方主義的慣用手段。在恐怖主義襲擊之后，東方主義有時以更為激烈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對阿拉伯世界的指責不絕于耳。薩義德說：“今天的實際的眾口一詞增加了《聯(lián)合國人類發(fā)展報告》中關于阿拉伯世界論述的權威性。它證實了阿拉伯人在民主、知識和婦女權利方面嚴重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在薩義德看來，這些認識所具有的本質主義化的傾向與已有的話語傳統(tǒng)合謀，制造阿拉伯世界的僵化形象，掩蓋甚至抵制了阿拉伯世界中的改革訴求。
薩義德分析“九一一”事件的原因說:“對大多數(shù)伊斯蘭教與阿拉伯世界的人來說，美國是蠻橫強權的同義詞，這個強權滿口仁義道德，不僅大力支持以色列，而且是許多壓迫阿拉伯人民政權的幫兇；對于發(fā)生在伊斯蘭教與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義運動，美國充耳不聞不管不問。這種形勢下發(fā)生的反美風潮，并非源自于對現(xiàn)代化和科學技術的憎恨，而是來自于美國具體的干預行動、蹂躪破壞、制裁伊拉克導致本國人民的巨大苦難、支持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領土達數(shù)十年。”
薩義德認為“九一一”后的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在于必須“向全世界表明我們的原則，我們占據(jù)了道德的高地，我們必須繼續(xù)我們有智謀的和組織良好的反對以色列野蠻占領的抵抗斗爭”。薩義德主張放棄極端主義行動，在現(xiàn)實的政治處境和軍事力量的對比下，這是較為務實的，但是就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情緒來說，很難說更多的人尤其是激進組織會接受這樣的建議。在很多激進分子和年輕一代的巴勒斯坦人看來，與以色列的仇恨只能是不共戴天的。所以，薩義德的主張即使給人展示了一個可能性的畫面，但卻沒有被更多人欣然接受的前提。
“九一一”之后頻繁發(fā)生的巴勒斯坦自殺性炸彈襲擊事件使巴以陷入了相互復仇的泥坑，對此薩義德說：“自殺性炸彈襲擊是應當受到譴責的，但是在我看來，那是多年來的虐待、無力與軟弱的直接的有意識的必然結果……沙龍需要恐怖主義而不是和平，他費盡心機所做的只是為恐怖主義創(chuàng)造了條件。”薩義德敏銳地指出了以色列在“九一一”之后的政治投機，令他氣憤的是，美國和以色列的學術機構與知識分子根本不顧及極端主義襲擊與合法的正當自衛(wèi)的區(qū)別，“因此，恐怖主義觀念呈現(xiàn)了他們自己的生活，而在無視證據(jù)、邏輯和理性論證的情況下被合法化、再合法化”。薩義德指出，沒有人去問美國或以色列所殺的人是否真的是恐怖分子，或者被證明是恐怖分子，或者將要成為恐怖分子。
以色列總理沙龍二○○二年說：“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支持恐怖，它完全是恐怖。阿拉法特支持恐怖。我們的壓力就在于結束這種恐怖。不要寄希望于阿拉法特會反恐。我們只有引發(fā)他們更大的傷亡，然后他們才會知道不能再繼續(xù)使用恐怖手段來贏得政治成果。”沙龍被阿拉伯人稱為屠夫，他的這番講話十分野蠻，表明了猶太復國主義的一貫思路，相信暴力可以最終解決巴勒斯坦問題。這不是國家系統(tǒng)發(fā)動的恐怖主義又是什么呢？
薩義德對阿拉伯國家的政治也多有嚴厲的批評，腐敗的政治與激化的社會矛盾正是培植極端主義的溫床。“大多數(shù)阿拉伯國家墮落于腐敗的泥淖、處于專制統(tǒng)治的恐怖之中、弊端叢生的教育制度還沒有面對世俗世界的現(xiàn)實”。他要求伊斯蘭教國家盡快地有效進行世俗化和民主化改革，革除弊政，參訪現(xiàn)代制度。
二○○三年在薩義德的最后歲月里，他由人生的終結之感而對中東阿拉伯世界局勢的變化深感憂慮，他認為對中東以及在美國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一般認識并沒有真正的改變，而人們反倒因為愈演愈烈的恐怖主義加深了對阿拉伯世界的偏見和對本國穆斯林社團的隔閡。他認為必須反對那些錯誤的名目，如“美國”、“西方”或者“伊斯蘭”。在他看來，這些名目導致了可怕的沒有終結的沖突。那些本質主義的名詞，強硬地將“這些”與“那些”、“我們”與“他們”具有等級意味地劃分開來，而沒有考慮到?jīng)_突和矛盾正是由此產(chǎn)生。薩義德對“他者”的政治持強烈的批判態(tài)度，事實上，薩義德的整個批判都是建立在有他者政治所導致的惡劣的政治局面上。他認為，為了有效地避免沖突和矛盾，就必須放棄對他者的異樣的目光和戒心。“我的論點是歷史由男人與女人共同造就”，薩義德既持有平等主義的觀念，又考慮到不同地域的不同現(xiàn)實需求。他之所以反對美國對阿拉伯國家的干涉和改造，是因為美國人根本不知道阿拉伯世界的各個地方究竟需要什么。薩義德倡導要理解、同情、仔細地研究和分析，在擴大的視野中共存。但是，這一狀況究竟什么時間才能實現(xiàn)呢？
政治的困局、頑冥不化的偏見不能在短時間內解決，這也恐怕是薩義德最為牽腸掛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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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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