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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帝國的亡靈與新帝國主義論

胡玉娟 · 2007-03-16 · 來源:本站原創(chu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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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古代羅馬國家曾吞并整個地中海地區(qū),勢力范圍東至兩河流域,西至不列顛,南抵北非撒哈拉沙漠,北至多瑙河,地跨歐亞非三大洲,成為古代世界屈指可數(shù)的大帝國。但是,“古羅馬帝國”卻是近代發(fā)明的概念,羅馬人并不知道“共和國”與“帝國”的區(qū)別。1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歷史學家一般地,根據(jù)政體性質,把古羅馬的歷史劃分為王政時期(約公元前8世紀—公元前509年)、共和時期(公元前509年——公元前27年)和帝國時期(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三個階段。實際上,所謂“王政”、“共和”、“帝國”,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學概念,古羅馬人只有“國家”(res publica)的概念,而沒有“帝國”(empire)概念。近代西方人喜歡把res publica一詞譯成“共和國”(republic),加之古羅馬人創(chuàng)造的政治體制往往被奉為西方民主制的源泉,因而容易使人產(chǎn)生誤解,以為古代羅馬國家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主共和國,但這是不正確的。

因為現(xiàn)代的“共和制”與“君主制”相對立,而古代羅馬的“共和國”并不排斥君主制。羅馬的最高統(tǒng)治者無論是國王(rex),或者年選的雙執(zhí)政官(consul),還是皇帝(augustus,caesar,imperator,dominus),羅馬國家始終是res publica。西塞羅在《論國家》(de re publica)中道出了古羅馬的“共和國”的實質。他說,“res publica是人民的財產(chǎn),是許多人根據(jù)正義的協(xié)議,為了共同利益的伙伴關系而聯(lián)合起來的一個共同體”, “共和國”可以是少數(shù)人統(tǒng)治的,也可以是多數(shù)人統(tǒng)治的。最優(yōu)良的“共和國” 是君主制、貴族制和平民制相結合的混合形式,就單一形式的政體而言,西塞羅甚至認為“君主制”最佳。可見,古羅馬人心目中的“共和國”即“國家”。無論采用何種政體,唯一需要遵循的一條原則是,國家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在古代城邦社會,人民即為公民集體,公民利益高于一切。所以,羅馬人沒有提出“帝國”這一國體概念,即使在歷史學家劃定的帝國時代。

羅馬人雖然沒有“帝國”(empire)的概念,但是有“統(tǒng)治”(imperii)的概念,“帝國主義”(imperialism)一詞就是由此衍生而來的。該詞大約產(chǎn)生于19世紀30年代,1880年代開始被大量使用,適值早期資本主義殖民擴張浪潮席卷全球。從某種意義上說,古羅馬人對外擴張,統(tǒng)治其他民族的歷史現(xiàn)象,就是一種古代的帝國主義。

大多數(shù)古代帝國都實行君主制,但古羅馬的帝國主義并非產(chǎn)生于君主制時期,而是產(chǎn)生于“共和國”時代。羅馬共和時期的民主制度高度發(fā)達,執(zhí)政官、元老院、公民大會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這種制度向來受到西方人文主義者的推崇,被視為現(xiàn)代議會制度的古典淵源。然而,正是羅馬共和時期的“民主制度”推動了羅馬國家的對外擴張政策。為什么這么說呢?

古代羅馬國家創(chuàng)建于公元前8世紀中期,起初只是第伯河畔的一個小城邦。公元前5—4世紀,幾乎每年都遭受周邊部族的侵襲,這一時期羅馬的對外戰(zhàn)爭基本屬于防御性質。從公元前3世紀開始,羅馬的軍事力量強大起來,逐漸控制了拉丁地區(qū),意大利半島。公元前2世紀,進而征服整個地中海地區(qū)。到公元前1世紀,羅馬已經(jīng)發(fā)展成囊括地中海的大帝國。羅馬軍事力量勃興的秘密何在?是什么因素激發(fā)了羅馬人擴張的野心?答案需要從另一條線索尋找。

與對外戰(zhàn)爭線索并行發(fā)展的另一條線索是羅馬社會內(nèi)部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矛盾斗爭。在共和國初期(公元前5世紀),貴族壟斷行政、軍事、宗教大權,把平民排斥在外,甚至禁止平民與貴族通婚。經(jīng)濟上,貴族強占公有土地,使平民普遍陷入沉重的債務之中。公元前496年至公元前382年,羅馬平民以集體撤離的形式反抗貴族的壓迫,爭取平等地位,要求重分土地,廢除債務奴役制,以及擔任包括執(zhí)政官在內(nèi)各級職官。公元前3世紀初,平民運動完滿結束,平民的各項要求得到滿足,與貴族等級達成和解。正是在平民運動結束之后,羅馬迅速走上了軍事擴張的道路。羅馬社會內(nèi)部的民主運動與對外擴張政策有什么必然聯(lián)系呢?這是因為對外戰(zhàn)爭為解決平民與貴族的矛盾提供了契機。

一方面,羅馬的平民和貴族需要依靠城邦抵御外敵,維護人身自由和安全;另一方面要聯(lián)合起來,對外掠奪,剝削和奴役外邦人,這是他們的共同利益所在。以平民士兵為主要戰(zhàn)斗力的公民兵是城邦的支柱。平民往往利用這一點,在外敵入侵的緊要關頭向貴族施加壓力。在戰(zhàn)爭威脅面前,貴族不得不妥協(xié),向平民開放各級職官。減輕平民士兵的債務負擔。公元前376年,甚至頒布法律,廢除了債務奴役制。這就意味著羅馬公民彼此不得相互奴役,但是羅馬人可以通過對外征服,掠奪和奴役外邦人。內(nèi)部矛盾被轉向外部。

平民的土地和債務問題大部分都是靠對外掠奪解決的。以土地問題為例:公元前396年,羅馬征服了北部埃特魯利亞地區(qū)的維伊城,使羅馬的公有地增加了112,000-150,000猶各。2 從公元前343-264年,羅馬共分配了60,000份土地,共有40,000戶羅馬家庭獲得了份地。3 清償債務的大量資金也大多來自對外掠奪。羅馬政府通過從被占領地區(qū)征收什一稅,變得富裕起來,以致于能夠廣泛制定約束債務的立法。4

對外掠奪戰(zhàn)爭有效地減輕了城邦內(nèi)部的經(jīng)濟壓力,使平民和貴族兩等級間的矛盾沖突得以緩和,并且為羅馬的民主政治奠定物質基礎。因為,戰(zhàn)爭帶來了大量財富和奴隸。奴隸制的發(fā)展繁榮了經(jīng)濟,改善了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階層的經(jīng)濟地位。而穩(wěn)定的自耕農(nóng)集團既是公民大會,也是公民兵的基石,既保障了民主政治的發(fā)展,也保障了公民兵的堅強戰(zhàn)斗力。公民內(nèi)部的團結和軍事力量的增強進而換來更大的軍事勝利,推動羅馬的疆域不斷擴大。這就是羅馬“共和國”崛起的秘訣。“羅馬共和國”全體公民的自由依賴于對外戰(zhàn)爭的勝利,羅馬的民主制度和經(jīng)濟繁榮也依賴于對外不斷地掠奪土地、財富和奴隸。

然而,“共和國”的自由、民主只是對內(nèi),而不是對外的。即便在羅馬公民內(nèi)部,也只有奴隸主階層才能充分享有民主權利。羅馬“共和國”需要“帝國主義”。羅馬人在地中海世界發(fā)動的一系列侵略戰(zhàn)爭總是以“共和國”的名義進行的“帝國主義”戰(zhàn)爭,但吞并別國的借口并不總是“正義”的。

例如,羅馬對北非古國迦太基發(fā)動的第三次布匿戰(zhàn)爭就極其無恥。迦太基是北非最富庶、強盛的國家之一。正是這一點引起了羅馬人的嫉妒和疑慮。主戰(zhàn)派的代表加圖(cato)在元老院發(fā)出著名的戰(zhàn)爭宣言:“迦太基必須被消滅!如果不把迦太基毀掉,甚至羅馬的自由也絕難保證。”5 迦太基人為了避免戰(zhàn)爭,委曲求全地交出了人質、武器和戰(zhàn)船,最后卻發(fā)現(xiàn)根本不能阻止羅馬人吞并迦太基領土的野心。再想反抗已經(jīng)太遲了,因為那是一場實力懸殊的戰(zhàn)爭。羅馬人摧毀了迦太基。士兵大掠數(shù)日,烈火燃城。迦太基居民被趕走,土地荒蕪,后來成了羅馬貧民、老兵的殖民地。一個文明古國的毀滅甚至令侵略者也扼腕痛惜。據(jù)說,羅馬軍隊的統(tǒng)帥西庇阿站在迦太基城的廢墟上,痛哭流涕,口誦荷馬詩句:“總有一天,我們神圣的特洛耶、普賴阿姆和持矛的普賴阿姆所統(tǒng)治的人民,都會滅亡。” 6人事無常,羅馬的命運已經(jīng)開始讓人擔憂了。

羅馬的霸權政策引起了羅馬知識分子的反省。不義的戰(zhàn)爭,對盟友和其他民族的武力威脅和任意欺壓令人蒙羞。但是,武力威脅和恐懼能換來長治久安嗎?怎樣才能化解仇恨,贏得臣民的衷心愛戴呢?

西塞羅說:“沒有比愛更適合于產(chǎn)生并牢牢地保持影響力了;沒有比怕更不利于達到這個目標的了。恩尼烏斯說得好:'人們怕誰,也就恨誰。人們恨誰,也就巴不得看到誰完蛋。'”7

“羅馬帝國過去曾以服務而非欺壓為立國之本,所以,進行戰(zhàn)爭只是為了盟國的利益或維護我們的最高地位;各種寬厚的行為或某種只限于必要的嚴酷程度就表明了我們戰(zhàn)爭的目的;元老院是各國國王、部落和民族的避風港;我們的地方行政官和將領的最大抱負就是公正而體面地保衛(wèi)我們的行省和盟國。因此,把我們的政府稱作世界的保護者可能比稱作世界的統(tǒng)治者更確切。

“但自從蘇拉取得了勝利之后,我們便完全背棄了這一政策。因為從那時起,人們似乎已不再把欺壓盟國看作是錯誤的,不再認為施以如此野蠻的暴行是違背羅馬公民的意志的了。”8

“在羅馬,只是那些城墻仍然矗立著——甚至這些城墻恐怕遲早也會被毀——而我們的共和國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在我們寧愿被人怕而不愿被人愛時,所有這些不幸全都落在了我們頭上。如果說羅馬人民由于其不義和暴虐可能會遭到這種報應,那么作為普通百姓的個人應該指望什么呢?因為我們已經(jīng)明白,親善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恐懼的力量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們接下去應當討論,用什么方法最容易贏得與我們所企求的榮譽和信任連在一起的愛戴。”9

最令人擔心的是,羅馬的霸權會招致普遍反抗。如果不能保持永久的強大和警惕的話,那么,恐懼遲早會也降臨到羅馬人自己的頭上。

“提比略·格拉古……他一直對他的公民伙伴保持信義,但是違背了我們盟國以及拉丁人的條約規(guī)定的權利。如果這種無法無天的習慣開始擴散,使我們的統(tǒng)治從基于正義變?yōu)榛谖淞Γ灾掠谀切┑侥壳盀橹挂恢焙茉敢夥奈覀兊娜藘H僅出于恐懼才對我們守信用,那么,雖然我們這一代也許有足夠警惕以獲得安全,但是,我卻為我們的后代擔心,為我們共和國的長治久安擔心,如果我們祖先的原則與習慣得以保持,這個共和國也許會萬壽無疆。”10

但是,羅馬的共和體制過時了。蘇拉和愷撒打破常規(guī)獨攬大權。奧古斯都把專制制度裹在共和外衣下,創(chuàng)立元首制(principate),即帝制。“羅馬和平”(pax romana)降臨人間。但這是血腥的和平。和平掩蓋了元首制的獨裁本質。元老院變成了應聲蟲和君王的附庸;羅馬人民從國家主權的代表降低為君主的臣民。一部羅馬早期帝國史寫滿了宮廷政變、軍隊嘩變、軍閥混戰(zhàn)。好端端的羅馬“共和國”何以竟然會蛻變?yōu)楸┱窟@就是塔西佗在《編年史》中苦苦思索的問題。


公元1—2世紀,羅馬帝國出現(xiàn)了一個最繁榮、富強的時代,即所謂的“黃金時代”。但是,繁榮外表背后隱藏著可怕的衰落跡象:大土地所有者巧取豪奪侵吞小農(nóng)的土地,造成意大利長期性土地危機;對外戰(zhàn)爭的停止,導致奴隸數(shù)量銳減,奴隸的勞動效率降低;貧富分化加劇,意大利和行省居民陷入貧困,并滋生出寄生傾向,鄙視勞動的傾向;貪婪、無恥的帝國官吏竭力剝削行省;軍事獨裁加強,整個羅馬帝國的政治組織變成了一部壓榨臣民的巨大機器,拒不承認羅馬皇帝為神的基督徒受到最嚴厲的迫害。猶太、埃及、敘利亞和希臘各地人民起義,前仆后繼。

這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黃金時代”。發(fā)展的表象下面隱藏著衰朽的征兆。因為,羅馬帝國靠富有侵略性的擴張戰(zhàn)爭興起,并建立在殘酷地、耗竭了生產(chǎn)力的奴隸制經(jīng)濟基礎之上,這些促使其發(fā)展的因素也遲早會招致其滅亡。

羅馬國家的疆域大多是在共和時代拓展的,進入帝國時代之后,羅馬的擴張勢頭大大縮減。多瑙河、萊茵河上游地區(qū)修筑的數(shù)百公里石墻僅僅勉強抵擋住日耳曼人的騷擾。圖密善皇帝靠給蠻族國王送禮,才換來多瑙河下游地區(qū)暫時的安寧。只有圖拉真執(zhí)著地做著軍事擴張夢,把帝國的邊界推進到今天的羅馬尼亞。然而,這輝煌短暫得如同彗星的光芒。公元117年,圖拉真皇帝病死在被他征服的小亞細亞的土地上。東征成果頃刻化為泡影。

羅馬帝國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人心上,都走到了極限。皇室荒淫無度,行省總督橫征暴斂,貪污腐敗,兵匪橫行,小農(nóng)破產(chǎn),淪為隸農(nóng)。大批貧民涌入城市,乞求施舍。蕓蕓眾生渴望獲得來世幸福的保證。在諸多教派中,基督教逐漸贏得了民心。這門宗教宣揚普世之愛和自我犧牲精神,使人們感到兄弟般的親近,并激發(fā)了人們對重新獲得高尚、美好生活的新希望。公元392年,基督教取代羅馬的傳統(tǒng)信仰被立為國教。基督教的勝利只是羅馬帝國全面衰落的前兆。精神疆域既已崩潰。地理疆界的崩潰也只在朝夕之間。

幾百年來奢侈、豪華的生活損耗了羅馬的力量。羅馬軍隊里的蠻族雇傭兵比羅馬人還要多。公元4世紀,北方蠻族大舉南下,吞食著帝國的領土。羅馬帝國卻為爭奪皇位打得不可開交,鬧到一分為二。公元300年上臺的君士坦丁皇帝遷都君士坦丁堡,在那里繼續(xù)做半個帝國皇帝的美夢。公元410年,羅馬帝國的永恒之城被西哥特人占領,洗劫了3天3夜。西哥特人走后,汪達爾人又來光顧。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

羅馬死了。羅馬人的帝國夢碎了。此后,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統(tǒng)一的西方大帝國。但是,從中世紀的封建君主到19世紀的資本主義殖民列強,一切熱衷于擴張、掠奪的野心家們都夢想著重現(xiàn)羅馬帝國的霸業(yè)。


今天,一個“新帝國主義”的幽靈在全球漫游。它不僅是古羅馬帝國的后代,而且與近代資本主義殖民擴張和兩次世界大戰(zhàn)都有淵源。

18、19世紀,資本主義海外殖民擴張浪潮正席卷全球,英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強把通過武力侵略別國領土,靠血與火的征服與掠奪,殘酷地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建立殖民地。這種擴張政策被稱為“殖民帝國主義”。

20世紀初期,壟斷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使資本主義社會陷入經(jīng)濟危機,帝國主義作為轉嫁經(jīng)濟危機,重新瓜分世界的手段,先后兩次在世界各地燃起戰(zhàn)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帝國主義”一詞變成了“法西斯主義”、“帝國沙文主義”的同義語,意味著占領、大屠殺和獨裁統(tǒng)治。這股邪惡的勢力給全世界各國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士,一切渴望獲得自由的人民都對此深惡痛絕。

冷戰(zhàn)期間,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比拼實力,爭奪地區(qū)控制權。在勢均力敵,形成對峙的局面下,雙方都反對“帝國主義”,都標榜自由、民主、和平;同時,又都指責對方追求“帝國主義”,揭露對方“民主”和“自由”體制的虛假性。在這種言論氛圍下,“帝國主義”被東西方兩大陣營普遍斥責為是一種邪惡的主張。

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蘇聯(lián)東歐陣營的解體,權力的天平發(fā)生傾斜。美國勢力膨脹到幾乎無人可與之抗衡的地步。那些企圖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家們以為,按照自己的利益,為所欲為地調整和重建一個新的世界體系的時候到了。為什么不趁機“帝國主義”呢?于是,“全球化”被曲解成“美國化”;利己的、強硬的“單邊主義”反對世界的多元格局;無視國際法慣例,悍然入侵別國,令世界輿論嘩然,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津津樂道所謂“先發(fā)制人”武功戰(zhàn)績。

所有這些新概念、新理論都是欲蓋彌彰,半遮半掩的帝國主義論調。最后,甚至連這層遮羞布也不需要了。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在科索沃戰(zhàn)后說,歷史上的羅馬帝國、蒙古帝國、大英帝國都是美國的楷模,為了“神圣的國家利益”,美國“將成為人類最后惟一的帝國"。2002年4月7日,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顧問羅伯特·庫伯發(fā)表《后現(xiàn)代國家》一文11,口口聲聲為創(chuàng)建一個以拯救“前現(xiàn)代失敗國家”為己任的“后現(xiàn)代新帝國”喝彩;同年,塞巴斯蒂安·馬拉比撰文鼓吹“不得不帝國主義”。一時間,“新帝國主義論”在國際政治論壇甚囂塵上。

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的新帝國主義是一張經(jīng)過粉飾的虛偽的面孔。一面是所謂“不得不帝國主義”的不甚高明的“后現(xiàn)代”謊言,另一面是鐵血崢嶸的“前現(xiàn)代”的強盜面目,而這種“新帝國主義”竟被吹噓成造福全人類的福音。庫伯說:

“后現(xiàn)代的歐盟提供了一個合作帝國、共同自由和共同安全的藍圖。它沒有過去帝國時代的種族統(tǒng)治和中央集權,也沒有種族排外……合作帝國也許是最適合后現(xiàn)代實質的政治框架:在這一框架中,每個國家都參與政府,沒有單一國家占主導地位,治理原則是法律而不是種族,帝國官僚必須受到控制,他們是負責任的仆人,而不是主人。這樣一種制度必須將自由和民主作為其組成部分。像羅馬帝國,這一聯(lián)邦會給其公民提供法律、貨幣和道路。”

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新帝國主義”前景:一個“以自愿原則”為基礎的,“沒有任何人強加任何東西”,沒有“種族排外”,沒有“中央集權”,“合作的”,“共同自由”和“共同安全”的“新帝國”。既然它如此美妙,代表了全世界人民心聲,為什么庫伯在文章的結尾會對它產(chǎn)生懷疑:“那也許是藍圖。它能實現(xiàn)嗎?只有時間才能告訴你。”

庫伯擔心的是什么呢?擔心他的天堂般的“新帝國”不被某些“前現(xiàn)代國家”、“失敗國家”所接受么?倘若如此,那么將會怎樣?只有啟動“叢林法則”,運用武力把“新帝國”天堂強加給他們。

“習慣于使用雙重標準是對后現(xiàn)代世界的挑戰(zhàn)。一方面,我們在法律和公開的合作安全的基礎之上行事。另一方面,當我們與后現(xiàn)代歐洲大陸之外的老式國家打交道時,我們需要采取舊時代的更加強硬的方式:武力、先發(fā)制人的進攻、欺詐以及一切認為必要的手段。我們遵守法律,但當我們生活在叢林中時,我們必須同時運用叢林法則。”

雙重標準,這就是“新帝國主義”處理國際關系的新準則,而武力、進攻則是建立“新帝國”的主要手段。可想而知,根據(jù)這一準則建立的“新帝國”將像古代帝國一樣,形成一個等級金字塔,那里只有服從與同化,獨立、自主將蕩然無存。那只是某些西方政治勢力的樂園,卻是世界上大多數(shù)民族獨立國家的枷鎖。在這種情況下,誰還能指望“自愿”,“平等”,“合作”,“自由”的存在呢?究竟誰才是“新帝國主義”的受益人?誰是“新帝國”中的主宰?“新帝國主義論”的真面目昭然若揭。

以民主、共和的名義稱霸,靠震懾贏得世人的敬畏,換來武力創(chuàng)造世界“和平”……從這一點看來,新帝國主義的確有將古羅馬帝國的遺產(chǎn)發(fā)揚光大之功勞。如果抹去古羅馬戰(zhàn)車、鐵劍、角斗場、十字架下的鮮血,遮蓋起促進帝國經(jīng)濟繁榮的骯臟的奴隸制生產(chǎn)方式,對卡里古拉、尼祿等暴君罄竹難書的罪惡視而不見的話,那么,古羅馬的帝國和羅馬的霸道也可算是一種誘人的“美”罷。

注 釋:

1 本文的撰寫得益于同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廖學盛研究員和吳恩遠研究員的討論。所引“新帝國主義論”資料由吳恩遠先生惠賜。在此一并致謝。

2 t.j. cornell, the beginnings of rome, routledge, 1996, p.329

3 cary & scullard, a history of rome, pp.76-7; t.j. cornell, the beginnings of rome,pp. 380-1.

4 b.j.niebuhr,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rome, london, 1847, vol.1, p.298

5 阿庇安:《羅馬史》,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243,244頁。

6 同上,第299頁。

7 西塞羅:《西塞羅三論》,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75頁。

8 同上,第178頁。

9 同上,第179頁。

10 西塞羅:《國家篇 法律篇》,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04頁。

11 robert cooper: 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observer worldview,april 7, 2002。下引庫伯文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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