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搞政變顛覆一直都是霸權控制世界的重要手段，對于那些不聽話或不聽從招呼的國家，用政變的辦法予以顛覆，這樣的事情美國已經干過很多，相關案例在現代國際政治歷史中不勝枚舉。甚至可以說，幾十年來，世界上每一場政變，幾乎都有美國插手撥弄的影子，其中很多還是美國情報間諜直接策動的結果。
用發動政變的辦法搞倒對手，以此強化霸權對世界各國的戰略統治，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政治與歷史經驗。
既然這樣，我們不僅要問，他們對中國會不會也這樣干呢？也就是說，會不會也對中國使用政變這種惡毒伎倆呢？
眾所周知，美西方集團一直在策劃和煽動針對中國的顏色革命，長期以來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即便屢屢遭遇失敗，迄今也沒有完全放棄，仍然寄予厚望。因為他們深知，不管成功與否，只要在中國能掀起這樣的“革命”，就能夠對中國造成空前強烈的戰略沖擊，就將使中國執政者在一定程度上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他們還挖空心思在分裂中國。不但阻擾干涉臺灣與大陸的統一，還一直在策動扶持中國新疆、西藏甚至是香港等地的分裂勢力，妄圖把中國搞得四分五裂。事實上他們很清楚他們不可能取得成功，但其用心就是要使用這種手段對中國進行打擊與破壞，給中國制造深刻的安全危機…
種種事實證明，針對中國從事各種形式的政治顛覆活動，西方集團搞這種把戲由來已久。因此，進一步妄圖針對中國直接搞政變，乃是合理的邏輯演進，其圖謀與策劃必定存在于他們既定的戰略規劃當中。至于是否進行具體實施，怎樣具體實施，以及什么時候加以具體實施，那就是因地制宜，要具體地根據時間、地點與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了。
客觀地看問題，在中國發動政變，相關條件并非空白，而具有一定的基礎。
一是思想基礎
在當代中國，不僅西方思想價值大行其道、擁躉甚多，更重要的是還一直都有人在盼望能改天換地，或者回到民國，或者再造一個他們心目中的中國，這是相當一些人最深沉的心結。可以毫不避諱地說，仇恨共產黨、仇恨中國革命，進而仇恨社會主義的大有人在，“改開”搞特色社會主義根本難平這些人的夙愿。對于這樣的現實，人們心知肚明、心照不宣，但也大都不愿挑破。但有如此心結的這些人也深深懂得，單憑他們自己，想要實現這樣的目標，無論如何也希望渺茫，因此他們歷來把希望寄托在外來力量對中國的顛覆上，甚至盼望美軍能直接打過來。這樣一種價值邏輯與思想感情不僅為顏色革命準備了精神條件，同時也為直接的政治政變奠定了感情基礎。
二是力量準備
搞政變要有強大的政治力量，這其中還需要有高踞頂層的關鍵人物，這是常識。在這個問題上，美西方集團在中國早有宏大布局：一是培育發展了龐大的親美親西方勢力，在任何政治變動中，總體上他們都會站到美西方一邊；二是滲透安插了強有力的“第五縱隊”，危急關頭可以沖向前頂上去；三是布置潛伏有“深度睡眠者”（參閱筆者2021年文章《越接近實現偉大復興，越要警惕源自內部的破壞》），關鍵時刻能夠樹起大旗，可以成為致命一擊的王牌…有了上述這樣幾個方面的力量儲備，可以說，在中國發動一場政變的力量準備已經小有所成、初步到位了。
三是社會條件
政變大都以混亂與危機為背景與條件，社會生態與秩序是否健康穩定相當重要。應該說，眼下中國社會總體穩定有序，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如果今后一個時期經濟持續下行或者貧富差距加速拉大，或者執政者治理與控制能力出現危機，則中國社會發生大面積混亂的危險就將隨之而來，各種新形式、新業態的政變與顛覆可能紛至沓來，譬如金融政變、網絡輿情政變、數字政變等。在這樣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野心家、陰謀家以及政治兩面人、偽君子等就可能蠢蠢欲動、伺機發難了。須知，在中國，這樣的人物歷來層出不窮，并且往往還都同前兩類人高度耦合，因而構成不可忽視的風險，實為蕭墻肘腋之禍患。
因此，既然我們可以明確闡述來自霸權集團的顛覆危險，那也就不妨進一步明確揭露他們妄圖在中國發動政變的圖謀。事實上，顛覆的重要手法就是政變，即便是一次不成功的政變，也足以強烈地沖擊中國，給中國造成大面積的深度破壞，從而極大地削弱中國對抗霸權集團的能力。對霸權而言，這樣的“好事”不是不想干，關鍵是看條件是否具備。鑒于如今中國的現實，一切愛國的中國人理應秉持這樣的態度，那就是對霸權的破壞性寧肯估計過高、過重，也不可能估計不到位，失去應有的警惕。
從這一判斷出發，開展新時期的“五反斗爭”的時候，理應要把反政變擺在應有的位置，對此切不可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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