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諾米的謝天謝帝非常火，短時間內在抖音漲粉超過200萬，讓成都迪士尼成為打卡圣地，聞聲而來的媒體讓他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文化現象。在諾米抽象說唱的背后，網友們挖掘出他的身世背景，發現諾米本人曾經種過地、放過牛，也去廣州打過工，在說唱之余，還會幫媽媽賣菠蘿，給自己的涼山家鄉打文旅廣告，所以大家親切地將他稱為下地rapper。在他的助推下，新說唱抽象版刷怪籠也一起被帶入公共視野之中。他的伙伴紛紛表示諾米終于走起來了。

　　諾米不甘心僅僅做一位打工老哥，他堅持在成都追求自己的說唱夢想。在只有十多位觀眾的情況下，每天堅持在抖音直播。定期去成都說唱刷怪籠和其他抽象rapper切磋技術。在去年憑借《槍打出頭鳥》讓自己漲粉七萬，終于在今年收到中國新說唱邀請，但在海選現場被謝帝淘汰，憤怒的他出歌diss，謝天謝帝讓他一躍成名。他成名后接受許多官媒采訪，在采訪中他談到他來自涼山美姑縣，他是在廣東打工的經歷讓他丟掉半截手指，但也讓他偶然中接觸到了說唱音樂，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結合這些點來看，在謝天謝帝大火后，文旅號和國防號都轉發了阿普的思念，該曲寫的是諾米對爺爺的思念。并且在枯木逢春中，更加突出的表達了民族背景，所以諾米不僅僅是一個有抽象天賦的說唱歌手，他還是一個更曠闊社會背景的縮影。

　　諾米來自涼山彝族，與諾米的純真形象截然相反，在網上對彝族的風評不太友好。彝族在網上的標簽往往是“懶惰”、“不講衛生”、“愛鬧事”、“道德低下”等等。大量的評論中，大涼山的案例被頻繁用來解釋彝族拒斥文明開化，充滿野性，有著奴隸制的殘余。好像大涼山與現代社會有著固定隔閡，有那么一批人他們注定被甩在文明之外。但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不可能相信這點。決定民族性格的不是民族身份這一想象認同，更多是這個民族有著怎樣的生活形態。曾經外資來到中國后，在泰勒管理制度下中國人的風評也一樣是懶惰、不愛干活、素質低下等評價。彝族在新中國建立后就廢除了奴隸制，曾經紅軍長征時經過與彝族頭領結盟，所以建國后沒有在彝族區域開展過大型政治運動。雖然不再有奴隸了，但家支這一宗族結構保存了下來，可改革開放后仍有彝人抓娃子也就是抓奴隸的傳說。所以這就是所謂奴隸制殘余了嗎？

　　彝族“家支”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今天家支實質是在現代性沖擊下，彝族用它完成了鄉村秩序重塑。家支制度確實是殘留的宗族結構，但也在不斷的加入新的約束來調節社會關系。如彝族在改革開放初期進城，不可避免地接觸到了毒品，以至彝族青年沾染吸毒。但《春去冬回》的作者表示，彝族家支越來越多的在通婚時，明確地將不涉毒作為條件，家支體系也會支持進行戒毒。作者認為該變化使彝族吸毒者逐步減少。

　　可這樣的家支結構仍然具有著封閉、保守的色彩。不過我們在把家支當作奴隸殘余或者封建殘余之前，有必要觀察彝族家支與普遍市場交換之間的互動，判斷這個所謂殘余究竟是資本主義矛盾的后果還是發明出來的標簽。僅根據現代化的標準把小民族貶為落后，難道不是將活生生的人異化，抽象為商品的另一種表現？這就忽略了小民族在資本主義擴張中已經遭到市場異化的歷史事實。

　　大涼山一直以來以險峻封閉著稱。為打通與外界的聯系，成昆鐵路耗費巨大，在1965年毛澤東說，錢不夠，就把我的工資拿去，最終在七十年代修通。但打通外界聯系后，涼山彝族還沒嘗盡社會主義副本的甜頭，立刻就被改革的春風吹得人仰馬翻。在改革開放后，彝族開始有零散外出，有些進城做了當時的流民，成為了“三無”人員。畢竟改開初期，所有的雪花都在勇闖天涯，最初零散外出的彝族青年立刻癡迷于大城市的紙醉金迷。這一趨勢直到2000后中國加入wto世貿組織，真正開啟了彝族工人的打工史。

　　在中國進入世貿組織后，海外市場洞開，中國工業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猛增。直到2004年產生了“民工荒”，僅石獅一地就缺工高達10萬之眾，到這時彝族勞工成為了救火隊員般的隊伍大規模涌進珠三角。海外訂單在一年內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波動周期，即每年的6月之后，大量海外訂單蜂擁至珠三角，經過3至4個月的制造周期，在每年的9月至10月完成訂單并海運出貨，從而滿足海外需求。在早期西方圣誕節市場基本由中國代工，所以9至10月的訂單尤為重要，經過海運1到2個月，運至西方消費者手中。這一用工需求就形成了彝族勞工特有的領工制——結合了彝族家支傳統、勞務公司業務、準工會三者的混合工頭制。

　　“領工制”下的彝族工人

　　在東部沿海地區將西部少數民族吸納進制造業的進程中，身居東南沿海的彝族勞工由于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以及在現代教育的滯后，只能進入中國制造業中的底端，作為臨時工存在于珠三角地帶，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勞動力價格的上漲。領工制也是彝族勞工進入珠三角的主要帶頭人。

　　在《領工制：珠三角彝族勞工的生境和組織》的調查里，彝族勞工除極個別現象外，幾乎都是臨時工。工廠為了規避超額訂單、工資和社保，會將臨時工作為救火隊員。彝族臨時工的特點是，他們能長期在某幾個工頭的帶領下維持一定量的規模，在工廠外等待訂單的到來。當工廠需要工人的時候，工頭可以要多少送多少。照這些臨時工自己的說法，他們大多數人愿意做臨時工而不是正式工，是因為好玩，臨時工比較自由，如果不愿意干了還能結錢走人。大家一致回答，做臨時工可以兩三個月換一家工廠，可以躺在廣場上曬太陽、聊天，可以買幾件好看的衣服，可以三五成群的晚上吃夜宵喝酒。此外，臨時工無論工廠內外，都是愿意跟老鄉在一起，才能夠遠離陌生感和疏離感。

　　作者在2011年采訪某經理得知，平時彝族臨時工有每小時6塊錢，訂單多的時候能到8塊5以上。但是，針對愛玩的工人工廠有著罰款制度，曠工一天按8小時算，每小時罰款18元，總計144元。并且，說是6塊，但拋開回扣、勞務傭金、工頭提成，他們的工資是每小時4元。而當時整個珠三角地區彝族勞工他估算至少三十萬以上。

　　非常有意思的是，當作者在電話采訪財務的時候，正好是結錢的時候，而彝族勞工吃了很多罰款。財務抱怨彝族人又把財務室圍住了，大吼大叫不認罰款。當時工頭站在工人這一邊，要求把錢結清楚，否則就讓所有工人都全部停下來，罷工。老板看到三百多人都停下手頭工作，只能答應付款，唉聲嘆氣道：“都怪我自己沒用，招不到好工人，用了這幫垃圾。”據詢問，老板喜歡兩種工人，一種是漢族女工，她們被認為吃苦耐勞馴服聽話，可以當到正式工。另一種是學生工，他們要進廠才能拿畢業證，也比較聽話。

　　可見彝族勞工在老板的眼里幾乎都是定型的形象，他們雖然是關鍵時刻的救火隊員，一群西南的彝族人在珠三角給香港老板打工，給發達國家做圣誕禮物、汽車玩具、芭比娃娃，但老板們的刻意擴散加強了負面形象，幾個人的劣跡成為了整體的印象。彝族勞工被指愛聚眾喝酒，喝醉后容易打架，以及不注重衛生等并不是整體民族的特征，這種習慣不分民族。真正具有特征的是，彝族勞工群體性強，一旦得不到想要的要求，所有工人都會離廠造成事實罷工。他們遭遇工傷時，會聚集幾十人上百人要求賠償，他們在管理層眼中難以馴服，常常頂撞管理方甚至出手打人。并且他們與漢族工人相比效率往往低很多，不符合老板追求效率的習慣。而這些特征形成了工廠老板眼里的真正劣跡，如勞動力素質低、好玩懶做、不受管束、生性野蠻等。可這不是當代人同樣在回避的流水線痛苦嗎？而在這2010左右的調查中，我們可以發現彝族勞工已經領先了數個版本，躺平文化的真正先驅就是這些動不動跑出廠外玩、不交罰款攻打財務室的西南工人。

　　2008年經濟危機波及到珠三角，大量工廠倒閉，工人大范圍失業，這是彝族工人打工史的轉折點，也是彝族工人成批逃離工業痛苦的開端。受波及的失業彝族工人進不了廠，有的只能露宿在外。工頭同樣受到沖擊，曾經手下百人之眾的工頭，手下跑的只剩三四個人。與此同時，南方都市報報道了一起彝族童工的案件，引起官方介入調查。報道稱，黑心工廠老板使用彝族童工，他們由工頭拐騙，甚至會遭到工頭的性侵。但官方調查并未發現拐騙強奸的情況，也沒有嚴密的“工頭鏈”，報道中的工頭只是勞務中介，涉嫌使用童工的工廠都未發現童工。但在東莞部分企業發現了非法使用童工的現象。最后官方遣散了這些童工。雖然該報道由實習記者暗訪所得，報社沒有對應的核實，文中也指控舊社會結構死灰復燃但報道中的隱藏核心——西南奴隸制傳統是否由發達的沿海地區復活這一關鍵處沒有被廣泛關注。在輿論一陣聲討后，很快因為汶川大地震，輿論報道轉向災區報道，此事就沒有下文了。

　　從2008年經濟危機到2015年供給側改革，大量工廠倒閉或轉型，產業結構調整，底層勞動力需求降低。許多企業以種種理由或壓低工價的形式，乃至公開排斥彝族勞工，使得彝族工人進入大量失業的境況中。如東莞在2015年有近3萬的彝族工人失業，在珠三角各地和家鄉之間來回奔波。也正是從08年開始，因為失業導致工頭手上的資金受到沖擊，彝族臨時工的領工制開始分化，從一個大工頭開始分化為多個不同的工頭所帶領的次群體，工頭之間各有來往，但各算各賬、分灶吃飯。有時不同工頭之間還會互相搶人，小工頭從大工頭那里自立門戶。

　　所以領工制的脈絡是，最早的勞務輸出是由地方政府主導的，而在之后完全由民間勞務公司介入，此時大工頭崛起，直到經濟危機后小工頭分裂出來。在民工荒的年代，需要有懂得勞務過程，普通話流利，會算賬，能帶人的工頭來帶著彝族勞工。甚至在關鍵時刻，要能打人立威，但也不能太黑，把名聲搞臭。工頭會給工人墊路費、找工作、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務。在大工頭風光的時候，會隨手甩給小弟們一些錢，請人大吃大喝、燈紅酒綠一番。所以領工制就是一種新生的家長制結構，工頭扮演的，是一個勞務經理人的家長角色。

　　比起更加黑的中介生態，如我們上文提到的案例，工頭在一些時候是可以站在工人這邊的。另外有一事件可以證明工頭的武力值要求是必要的數據。在2010年，東莞某家工廠需要100個臨時工，于是一位彝族工頭東拼西湊了100人送了過去。但是他遇到了一個黑中介，這個中介口齒不清，與工廠溝通時說這批工人是“魚族”。等工人到了工廠拿身份證登記，才知道是彝族，工廠立刻說惹不起，不能要。工頭也沒有怪罪工廠，要求中介返還路費，可中介只是給五千塊草草打發了事，說是工廠不要你們，不關我們的事。然后工頭就把女性和年輕人撤了回來，并叫一幫人裝了一車石頭。采訪者不解，為什么是石頭？工頭表示，那個中介涉黑，手下有20多個打手，還有砍刀。不過我們從小就學過扔石頭，他們要是沖過來肯定吃虧。最終在劍拔弩張后，黑中介服軟賠償了一萬多，“魚族”便收兵了。

　　從此可見臨時工和他們工頭的生存境況，經常處于掙得很少又不得不爭取權益的情況里。他們一直從事重復性的流水線工作并且經常在本地就把工資花的差不多了，有的人就回到家鄉再也不愿意外出打工了，像諾米就是同樣拒斥工業痛苦，去堅持走說唱道路的彝族青年。可這就是問題的全部嗎，僅此而已嗎？成批的彝族勞工積年累月被市場牽著鼻子走，而沒有任何例外嗎？

　　臨時工與架線工

　　其實，彝族中與臨時工截然相反的勞工群體是存在的。《高壓輸電架線行業彝人農民工的涌現和組織》中指出，以諾米家鄉美姑縣覺洛鄉的架線工為例，可以發現彝族勞工的地位不是簡單由“素質”或文化背景決定的。這些架線工2000后在家鄉從漢族工友那里學到了架線技術，并直接建立了與老板的聯系。于是當地彝族青年就陸續用領工制方式組織人跟隨漢族架線隊伍到全國各地甚至國外架線。他們得到了更高的工資，有了熟悉的技藝，當地男性勞動力幾乎全部都參與進架線中去，有將近74%的務工人員都在架線行業，改變了當地的社會風貌，與大涼山的貧困形象產生了反差。

　　架線工工頭會直接跟隨一個老板，找機會接觸更大的老板，相比一下包工程掙幾百萬的老板，他們還是掙相對較少但穩定的錢。不過架線工的領工制與臨時工不同。工頭要學會架線的整個過程才可以做帶班，帶班的一般都是自己架線技術好，出去干過懂得按實際工作分配工人，怎么把整個流傳不失誤干完。在臨時工工頭所需技能之外，他是需要參與勞動的，需要把自己的生產技能與綜合管理能力結合起來，是更接近字面意思的工頭。

　　看似條件好，但架線行業本身是一個比較苦的行業，還要承擔風險，工作條件艱苦。他們行業的青壯年用工分布大概為，年輕人進行高空作業，年紀大的就負責地面工作。而覺洛的年輕人，幾乎沒人做地面工作，一開始入行先從地面做起，學了一些后就開始上高空。學了幾年后也有可能成為架線工的工頭，成為團隊骨干。04年左右，一開始出去的人差不多都成領工頭了，到10年代，領工頭的年薪在10-50萬之間，工人也有了相較臨時工更加穩定的工資。

　　當地人表示，“鄉里只要家里有人在打工的，都比較富裕了，修了房子還有存款，比較窮的都是家里沒有青壯年勞動力的。”并且，當地的人出去后思想也變得開明，固守舊俗的老人會認為家里的一切事務都交給男主人親自做。而覺洛人因為男方要出去掙錢，所以家里事務就都交給女的去做，出現了經典家庭分工。一些原先地位較低的人在外掙了錢有了資歷，回到家受到敬仰，可以參與組織家支內部的活動。

　　結語

　　所以，彝族工人的組織與文化形成并非由舊有的奴隸制影響，而是時刻被龐大市場交換網絡所塑造形成的，形成形象反差的因素可以觀察架線工與臨時工在領工制上的區別得知，與架線工相比，臨時工工作資源不穩定，人員構成復雜陌生往往來自各地。臨時工工頭的層級容易互相依賴，而臨時工對工頭的依賴更加強，需要大家長為自己解決在城市生活中的各種矛盾與沖突，架線工工頭的服務費支出會更少，有自身的技藝性和獨立性，又有本群體的自組織。但架線工只是涉及國家資本，規模和收益更大，仍然存在各層攫取利潤最大化的問題，不過勞動過程使得工人更加順勢融入工業秩序中，不會只感受到臨時工救火隊員那樣工業上的流水線痛苦和來自城市的排斥感。

　　的確彝族臨時工在適應勞動力市場的不穩定性中犧牲了更多，又不得不用自己手頭唯一能依靠的方法爭取權益。這些看上去更另類的方法讓所謂正常的老板無法接受，以一傳十地塑造了彝族負面形象。流水線的嚴酷，導致了彝族青年對流水線的拒斥，臨時工算得上吃苦耐勞但仍舊是一無所有的境地，而新一代彝族青年又沒有機會向覺洛人那樣抓住時代紅利。在這種痛覺記憶與大涼山扶貧障礙的交叉下，塑造出了今天的諾米們。有人一輩子都不想出去，寧愿餓死也不愿意出去工作。但更多的他們有的學會了理發，有的做起了騎手，過去的加西干起了保安隊長。但在躺平文化被抨擊，側臥干部也開始被批判的今天，他們真的逃掉了嗎？

　　與父輩相同，他們仍然在產業資本中打轉，而只是形式不同了。商品接著流動，彝族工人的打工史隨之翻到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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