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者按：曾幾何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廣東模式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樣板，“發展是硬道理”、“效率優先”、“把蛋糕做大”成為改革家們殺開血路的利刃。

如今，蛋糕是做大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兩頭在外的經濟模式注定了蛋糕的大頭被外資瓜分，中國只切到了一個尖角；而當這個尖角拿到國內分配之時，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喪失又注定了血汗工廠里新一代產業工人只能分到了些許蛋糕碎末，于是造就了0.4%的家庭掌握70%社會財富的局面。這種輸血的發展模式注定不能維持，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殖民以及發展中國家資產階級對于無產階級的剝削造就了全世界范圍的財富高度集中和兩極分化，少數人不勞而獲，絕大多數人卻勞而不獲，生產者無力消費，全球范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伴隨著生產相對過剩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如今的中國，蛋糕做大了，分蛋糕卻顯得舉步維艱，既得利益集團豈肯輕易放棄掠奪來的財富？薄熙來的“分蛋糕”論遭遇了以南方系為首的各種勢力的非議。底層民眾正熱切期盼先富階層盡快兌現“共同富裕”的承諾，兩極分化的不斷加大已經嚴重危及社會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廣東東莞和浙江溫州又一輪倒閉潮為廣東模式敲響了警鐘，中國也已到了亟需改變的十字路口。

[提要] 資深玩具企業“素藝”和紡織企業“定佳”突然倒閉，工廠老板走佬工人欠薪嚴重，就連企業中層人員也無奈討薪。東莞業界一股“制造業寒流”再一次侵襲的擔憂彌漫著整個制造業。由于人民幣升值、工資上漲、原材料上漲這三大因素短期內難以消除，業內人士表示本次寒流或將甚于2008年，玩具業紡織業將成本次關停風潮的重災區。

東莞一家玩具制造企業倒閉后，員工紛紛收拾行李離開工廠。

部分中小企業正面臨一定壓力。

　　二次寒流來襲？

　　隨著資深玩具企業“素藝”和紡織企業“定佳”的突然倒閉，東莞企業界一股“制造業寒流”再一次侵襲的擔憂彌漫著整個制造業。本報東莞新聞熱線近半個月來，關于企業倒閉或者工人討薪的消息急劇上升一倍有余。紡織業協會有關人士說，這一輪的制造業困境導致東莞10%的紡織企業不堪重負，甚至在短時間內看不見云開月明的跡象。中小企業是否會重蹈2008年的“寒流”覆轍？制造業惶惶然期待形勢好轉。

　　老板走佬員工討薪 凸顯制造行業困境

　　人物一

　　杜大德：大朗宏事達家具公司高管

　　杜大德是一家家具廠的高層管理人員。目前他失業了，他和手下30多名員工，一直沒拿到工資。主管工廠生產的他投訴到本報，希望能幫他和手下一批工人維權。至少要拿到自己應該拿到的工資。

　　杜大德說，自己所供職的家具廠，算是一家還比較大的工廠，廠房面積超過8000平方米，員工最多的時候將近100人，平時維持在60人左右，是東莞最常見的出口型小企業，對外主要接美國的訂單，對內則為一些小的家具門店供貨，以前的效益也還算不錯。

　　“已經拖欠3個多月工資了。”杜大德告訴記者，他本人還是這家工廠主管生產的副總，算是高層管理人員。但即便如此，在欠薪問題上，他和普通員工的遭遇是一樣的。

　　杜大德是四川南充人，在家具生產行業干了有些年頭了。杜大德作為大朗宏事達家具公司高管，三個月就被欠薪2萬余元，其他員工被拖欠工資13萬余元，他想到這里，只稱自己倒霉。

　　“這一次老板走佬，工廠倒閉，我也是有點始料不及。”他說，雖然做好了長期和老板交涉的準備，但是沒想到老板做得這么絕。“讓我們一直等他發工資，但是等到最后，他卻一走了之。”他說，7月11日，老板將工廠轉賣給別人，卷款潛逃了。

　　他說，他和其他中層管理人員都沒想到，老板說跑就跑了，事先一點預兆都沒有。

　　昨日，他和員工來到工廠所在地村委會交涉，希望能把事情盡快解決。當地村委會也已經介入，并拿出了一套解決方案。

　　“普通員工的工資已經由村委會墊付了，但是我們中層管理人員等人的工資還沒有拿到。”杜大德說，“家具行業今年的行情確實不太好，利潤空間壓縮了起碼10%，如果老板經營不善，就容易出問題。”他說，按照他所在的工廠目前的情況，尚有利可圖，但是老板為什么走佬，拖欠工資，他也有點想不通。

　　人物二

　　田先生：寮步靈通涂料公司員工

　　與杜大德幾乎同時遭遇企業倒閉而加入討薪者行業的，還有寮步“靈通涂料公司”的田先生一干人。田先生在這家涂料公司干了8年，但上周一田先生發現，竟然連工廠老板陸先生也“不見了”，而自己和其他10多名工友有2個多月沒有發工資了。

　　田先生來自湖北，2003年來到東莞在寮步鎮霞邊村一家名為“靈通涂料公司”的工廠上班。這家工廠原本以生產高級油漆為主，有40多名員工，開始幾年的效益一直很不錯，每個月田先生都能拿到兩三千元工資，于是幾年前他把老婆、孩子都接到了東莞，以為踏踏實實為“靈通”打工日子就不會太差。可就在前幾天，工廠突然倒閉，他失業了。

　　工作了8年的田先生怎么也沒有想到，原本效益很好的廠子最近兩年一直在裁員。上周一田先生發現，竟然連工廠老板陸先生也“不見了”，而自己和其他10多名工友有2個多月沒有發工資了。10多名工人開始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他們不相信自己跟了8年的老板會突然間消失。

　　萬般無奈下，工人們找到了村委會，得到的答復卻是老板“走佬”了。在勞動部門的介入下，村委會最終找到了陸老板。他向親朋好友借了10多萬元，才勉強結清了10多名員工的工資。然而富有戲劇性的是，田先生去勞動部門反映情況時，竟然遇到了一群湖北老鄉，而他們也是因為被老板拖欠工資而不得已鬧到勞動局的。“都是一些小廠，做針織的，做玩具的都有。想不到老鄉一場，竟然因為討薪認識了。”田先生有些自嘲地說。

　　前天，田先生已經離開了東莞回湖北老家了。他在電話里告訴記者，由于經營不下去，上周陸老板已經把工廠轉手賣給了現在的汪老板。由于害怕舊債主上門追債，汪老板把所有的工人都遣散了，停工三個月。“畢竟干了8年了，有感情了。”田先生說，休息一段時間還會回東莞，但是再回原來的廠已經基本沒有希望了。”

　　“素藝”倒閉老板走佬……“定佳”關門

　　記者調查

　　兩大行業資深企業倒閉引發悲觀聲音

　　素藝：曾挺過2008年行業危機

　　7月13日，位于東城牛山梨川鴻盛工業區的東莞素藝玩具有限公司被法院貼上了一紙封條。這一刻，讓上千名等待復工和發薪的員工們徹底絕望了。"素藝’倒閉，我們失業了”的消息在工人們中間迅速傳遞。而作為世界第二大玩具品牌的代工廠，“素藝”正式終結了自己的使命。

　　記者了解到，“素藝”是一家韓國老板開辦的毛絨玩具制造企業，最高峰時有將近2000名工人，產品銷往歐美等地。辦廠歷史大約與2008年倒閉的合俊玩具相當。不過人們沒想到的是，“合俊”倒閉的時候“素藝”存活了下來，但是在這次危機中居然沒有挺過來。“這家工廠效益一直以來都還不錯，工人的待遇也過得去，在同行業中工資處于中上水平。老板也曾經想過到其他地方去開分廠。”工廠的中層管理人員這樣對記者說。

　　工人們說，工廠倒閉的那天，中方高層要大家不要上班了，韓國老板跑路了。大家一時間懵住了，不知道該怎么辦。后來，就來了很多供貨商討要貨款。工廠倒閉的事實才讓大家不再懷疑。一時間，工人們拿著家當紛紛出走，而更多人則是守在門口等待勞動部門來解決工資問題。

　　一位供貨商說，他是提供布料的，雙方合作了將近10年。今年以來，工廠開始慢慢不再信守承諾，結算貨款時沒有那么準時，直到四月份，自己被拖欠的十來萬元貨款一分錢都沒有拿到。“之前都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這位供貨商說，他有過企業會不會倒閉的猜測，但是最后寧愿相信這家中型企業的實力。

　　定佳：知名紡織企業曾繁榮一時

　　而近期以來中型企業倒閉的并非只有“素藝”一家。

　　6月中旬，位于寮步的紡織業知名企業定佳公司同樣關門大吉。這家有著兩千多名工人的紡織企業突然關門那天，令旁邊的同行業老板大吃一驚。在哈一代玩具負責人肖先生看來，“定佳”可以說是一家很熟悉的紡織行業，一向以來都很正常，但是表面的繁榮最終暴露出其脆弱的一面。突然間因為資金鏈條斷裂而倒閉。

　　“我現在已經離開了‘定佳’，在虎門一家制衣廠上班了。‘定佳’倒閉讓我很難過，我已經在那里工作了八年。”曾在“定佳”從事倉庫保管的四川人張先生在電話中告訴記者，他覺得，“定佳”這樣的紡織業倒閉，顯示出同行業的很多企業日子都不好過。

　　“由于銀行銀根緊縮，加上市場環境變化頻繁，近來不少中小企業日子難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紡織企業老板告訴記者說，不少小企業主難以支撐，干脆關門暫避風頭，因此近來工人討薪事件增多。

　　業界人士：本次“寒流”中，玩具業紡織業首當其沖

　　東莞知名玩具企業龍昌國際高層管理藍先生談到這次企業寒流時說，比較起來，這一次的企業的壓力與2008年有些類似。而哈一代玩具老板肖森林則認為弄不好壓力大過2008年。“依然是三個難題：人民幣升值、工資上漲、原材料上漲。”他說這三個因素短時間是不會消失的。

　　在本輪制造業“寒流”中，玩具業和紡織業首當其沖。對此，東莞紡織服裝行業協會會長陳耀華說，總的說來倒閉或者關門歇業的不會超過10%。但這已經是很大的壓力了。原因在于進入五月份以來，歐盟、北美市場的需求開始明顯減少，而國內融資環難度增加、工資上漲幅度增加、原材料成本增加、人民幣升值增加、現在的中小企業利潤基本上受到了太大的壓制。

　　陳耀華說，接下來有兩個情況可能會出現，有利的是下半年市場會變好，傳統中臨近西方的圣誕節之前，會有一波好的行情。但是也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即國內融資環境、工資水平增加和物價得不到控制，就會導致有單不能接，那么中小企業的日子將會雪上加霜，重復2008年金融海嘯時的路子不是沒有可能。

　　陳耀華認為，東莞企業與長三角企業一樣，目前確實到了2008年以來最危險的時期，如果情況再惡劣一點點，任何壓力都有可能變成最后一根稻草，將很多企業一下子壓垮。

　　一片危機聲中 鞋企情況尚好

　　在眾多企業惶惶然之際，唯有東莞的皮鞋企業壓力稍小。東莞皮革鞋業協會秘書長張鴻接受采訪時說，比較起玩具行業、紡織業來說，目前東莞的皮鞋業還沒有那么大的壓力。原因主要歸結于今年4月份歐盟取消了針對中國皮鞋的懲罰性關稅。關稅回歸到正常的水平，為皮鞋制造業減輕了很大的關稅稅負，從而減輕了經營成本。“不過，融資難和人民幣升值、缺工的壓力依然是一把利刃。”

利潤下滑融資困難 珠三角玩具企業或再現倒閉潮

來源：國際商報-財富周刊 作者：商青

　　東莞雖未出現大量中小企業倒閉潮，但融資困難導致的資金鏈斷裂苗頭已現，玩具行業尤甚。原材料價格上漲，工人工資上漲甚至都招不到人，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利潤也下降……原本利潤極低的玩具制造行業雪上加霜。

　　2008年的倒閉潮，已經在東莞的中小企業身上蒙上了一層陰影。

　　據對東莞的實地調查，東莞雖未出現大量中小企業倒閉潮，但融資困難導致的資金鏈斷裂已有苗頭，玩具行業尤甚。原材料價格上漲，工人工資上漲甚至都招不到人，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利潤也下降……原本利潤極低的玩具制造行業雪上加霜。

　　生死一線

　　廣東省中小企業局局長張文獻日前出席由廣東省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辦的“廣東與全國知名民營企業合作發展共促轉型升級大會”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目前中小企業經營困難確實有逐漸加重趨勢，廣東中小企業存在一些資金壓力，遇到一些新的困難。“困難包括綜合成本上漲較大、流動資金缺口較大，部分企業還出現有訂單不敢接的情況。同時，也有部分行業反映，利潤在下降，甚至虧損。”

　　“原材料上漲，今年以來我們企業員工工資也上漲10%左右，生產成本提高，利潤空間更低了。這樣下去沒幾家能熬得住了。”東莞旭彩玩具某負責人表示。

　　我國約80%以上的玩具企業為“OEM”代工生產生產方式。OEM玩具企業缺乏自主創新，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存在因設計缺陷而被動承擔責任的風險;同時市場與客戶結構單一，利潤率及抗風險能力低。

　　據了解，東莞中小企業百元產值平均實現利稅5.3元，而玩具行業僅為1.63元不足行業平均水平的1/3。

　　“利潤不斷下降，有訂單都不敢接，銀行方面認為玩具行業風險過高，已經停止向玩具加工企業貸款了，我們只能轉向成本更高的民間借貸渠道貸款。”東莞厚街某玩具廠負責人表示。

　　張文獻用“一增一減”來形容中小企業融資壓力：即資金供應減少，融資成本增加。東莞地區的中小企業，大都是粗獷型的加工企業，制度不規范，企業管理水平較低，財務報告不規范、缺乏可信性，加上中小企業本身融資風險過高，銀行從貸款成本及風險考慮，極不情愿做中小企業貸款。

　　調查數據顯示，東莞市各銀行的中小企業貸款比例平均僅為38.84%。這次，更是停止了對玩具行業的貸款。而民間借貸年利率高達20%~30%，這對于本身就處于困境之中的玩具企業無異于飲鴆止渴。

　　數據顯示，2011年4月，我國玩具行業累計虧損企業數達261家，占比22.6%;累計產品銷售成本達315.3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9.69%;從業人員平均人數達57.79萬人，去年年底從業人員達67.35萬人，絕對量減少近10萬人;資產負債率為50.18%。

　　廣發銀行東莞厚街支行某客戶經理表示，“下半年，東莞可能會出現中小企業倒閉潮。”

　　風險背后

　　玩具業是我國五大出口支柱產業之一，同時我國也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生產國和出口國，玩具出口量占全球玩具出口額的75%。

　　據海關總署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1~10月狹義玩具出口額為84.03億美元，較2009年同期上漲28.89%，其中對美國、歐盟分別出口玩具31.93億美元和21.98億美元。換算成一年出口額，2010年我國玩具出口額為101.06億美元。

　　據海關總署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1~10月中國玩具市場進口額為2.66億美元。據2009年國產玩具在國內市場占比86.48%進口比例占13.52%比例計算，2010年我國玩具國內市場銷售額為23.61億美元。

　　出口額101.06億美元加上23.61億美元國內銷售額，2010年我國玩具銷售規模達124.67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為810億元。

　　據了解，珠三角玩具銷售額約占全國的70%，即2010年珠三角玩具銷售額達570億元。另外，2008年，珠三角玩具企業總計約8000余家，經濟危機后銳減5000家，約為3000家。

浙江產業空心化之憂：企業倒閉 投資增速低于全國平均

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作者：郭芳 周嬡萌

　　前不久在浙江召開的“第二屆中國民企投融資大會”上，主持人問臺上來自官產學各界的嘉賓：在未來兩三年之內，浙江中小企業將會出現百分之幾的倒閉？

　　問題的答案較為集中，絕大多數的嘉賓寫下的是：20%。

　　對于經濟學界，20%的企業要倒閉，這并非一個意向不明的數據。“如果達到20%，倒閉潮就真的要來了。如果政府有很好的政策，企業倒閉不會上升到20%，如果沒有政策，將會進一步惡化。”經濟學家辜勝阻在會上提醒說。

　　政府政策的底線究竟在哪里？大家心里都沒底。

　　“空心化”是一種趨勢

　　2011年，浙江的企業界一片蕭瑟。最壞的結果或許不是企業倒閉，而是企業家的信心沒了。

　　“在中國，做企業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蔡其文對自己得出的這個結論很無奈，語氣中充滿了哀怨。

　　蔡其文是浙江省蕓蕓小老板中的一個。他的企業主要貼牌生產家具和兒童玩具，銷往德國和日本，旗下員工約500人，今年的產值大約在6000萬。

　　在浙江，多的是像蔡其文這樣沒有自主品牌、沒有核心技術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在所處的大環境里，他們一直需要面對稅收、匯率、融資、土地等等問題，只是今年的形勢更嚴峻。所謂的“三荒兩高”集中地來了，電荒、錢荒、人荒，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價格上漲。

　　在目前的形勢下，他基本是以成本價向客戶報價，然后靠國家出口退稅這一塊來維持利潤，甚至還要從退稅里拿一部分出來補貼到成本里去。“你不做，有的是人做。”蔡其文說。

　　蔡其文介紹，員工工資平均在2500元～3000元左右，近500個員工每月工資支出過百萬。再除去各種稅收、銀行利息，一年下來，如果還有利潤的話，有個幾十萬的凈利潤已經很好了。

　　“這樣一分一厘地積累起來，再投入，擴大再生產，一年到頭手上是沒錢的，一輩子也是沒錢的，除非企業停了。” 蔡其文說，當年與他在同一財富起點上起步的許多老板，后來放棄了實業，轉向了投資，財富的積累比他快多了。

　　他也很會安慰自己說，“制造業的特點就是一步一步壯大，企業的發展需要慢慢地積累，我從來沒想過一夜暴富。如果狠心咬牙堅持下去，相信總會看到光明的一天。”

　　但像他這樣的企業，規模不大，沒有自己的品牌，沒有核心技術，沒有太多的科技含量，他幾乎也沒有妄想過“什么轉型升級”，那是一件看起來很遙遠的事情。

　　蔡其文的堅守，讓他的老板朋友們心生敬意。因為他們中更多的人選擇了將生產規模縮小到最小的程度，甚至棄實體而去。

　　浙江省工商聯研究室主任周冠鑫曾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分析：大部分大型民營企業的資本配比基本實現“三三制”，即主業、房地產、金融證券投資三分天下，而且后兩塊投資比例越來越高，進一步限制了對主業的投資。

　　以溫嶺市為例，位列前幾強的企業，主業都有房地產項目。“有些企業投資的副業大大超過主業，投資不當也有可能死掉。”溫嶺市科學技術局原局長林應勤很擔憂。

　　事實上，也不乏這樣投資不當而陷入困境的例子。

　　在溫州，此前傳出倒閉的三旗集團，原以電纜為主業，但在貨幣政策擴張期間，這家企業頻頻投資房地產、釀酒等多行業，最終陷入了財務危機。而最新傳出倒閉的天石電子公司，在多地均有投資項目，在股市上的投資也不少，最終導致了資金鏈斷裂，老板逃跑。

　　在不斷傳出企業倒閉的同時，民間資本在浙江的投資也顯不足。根據公開資料顯示，近10年來，浙江投資率增速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以2009年為例，全國的投資率為65%，浙江僅為47%。

　　這些個體的選擇，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一個城市乃至一個省的經濟全局？

　　在過去的10年，浙江GDP增速已經連續10年下滑，且近6年，浙江GDP增速連續低于江蘇。在長三角經濟總量中，浙江所占比例呈持續下降態勢，在全國的GDP排名中，雖位列第四，但已被前三名拉開較大差距，又被位列其后的河南緊追不舍。

　　浙江的產業空心化之憂，已經越來越甚。

　　溫州：“金融中心”可能嗎？

　　最先傳出“企業倒閉潮”的是溫州。但很快遭到了官方的否認。

　　近日，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溫州官方主動提供了一組數據，希望對“倒閉潮”一說予以澄清。該組數據顯示：今年 1—5月，溫州市新注冊中小企業1909家，注銷戶數360家，全市在冊中小企業數超過7.3萬戶，創歷史新高。

　　以官方的統計來看，“倒閉潮”之說，或許有吸引眼球之嫌。但大多數的企業在微利經營、虧損經營，甚至將生產規模壓縮至了極限，這是不爭的事實。溫州市經貿委的一份調查顯示：在其重點監測的35家眼鏡、打火機、制筆、鎖具等出口導向型企業中，虧損的占四分之一強，僅三成企業利潤保持增長。行業平均利潤率為3.1%，利潤率超過5%的企業不到10家。

　　“很多企業已經吃不消了，基本上處于半停半開的狀態，但還是硬著頭皮在撐，一停工，工人跑掉了，再招就很難了，所以都是壓縮規模在維持。”溫州市一位政府官員說，上半年很難，依形勢看，下半年更難。他估計，繼續這樣下去，很多企業將熬不過四季度。

　　《中國經濟周刊》在溫州企業界走訪了解到的情況是，“關門大吉”的企業數目已呈快速上升的態勢。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分析，“一些中小企業的轉型升級兼并重組，應該在兩年前就進行了，但金融危機期間發放的天量貸款，把他們給救了，現在央行收回流動性，一些企業受不了。”

　　事實上，在溫州，很多企業家告訴我們，近些年，大家早已不愿做實業。從實體經濟出來的錢，一部分集中于炒房、炒股、炒資源上；另一部分則進入高利貸、私募基金、資本運作等領域。

　　在2010年，樂清市政協曾經做過這樣一項調查，被譽為低壓電器之都的柳市鎮，全鎮規模以上的企業，70%以上利潤是來自其他投資而非電器。溫州市人民銀行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從2003年起，溫州市企業家對實體經濟擴大再生產就產生了嚴重的信心不足，更多的企業都把實業當作融資平臺，并借力民間借貸，參與投資外省市項目。

　　溫州產業的“空心化”以及建立于“空心化”基礎上的虛擬化已經是一個老話題，但在這個經濟環境不太好的年份，它再一次成為熱點。

　　在張震宇看來，“在像溫州這樣的經濟發達地方，產業空心化有什么關系？第二產業下降一點，第三產業上升一點，這本身就是一個趨勢。實體經濟就是要轉移掉一點，再把高端的引進來。”

　　他認為，產業“空心化”之后，溫州可以在兩方面做文章：一是像迪拜那樣發展旅游業，最近溫州一幫民間的資本投入到了游輪上去；第二，就是發展金融服務業。“這樣，在溫州的大街上走的都是白領，有什么不好嗎？每棟大樓里面全部搞資本運作，稅收都在億元以上，有什么不好嗎？溫州成為全國民間資本集散中心，有什么不好嗎？”

　　這或可視為溫州當局的一種態度。

　　問題是，溫州是否已經具備條件？成為金融中心的主要前提是擁有大量具有活力的中小企業以及自由流動的資金。

　　在張震宇看來，這個地方已經積聚了資金集中和擴散的基本條件：第一，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溫州民間完成了大量的原始資本積累。第二，溫州本身有大量的中小企業存在。“幾十萬在海外的以及散布在全國的溫州人，一旦回到家鄉來，就有大量的資金集中起來。”每年春節的時候，溫州會有大量的資本回流，春節過后，大量的資本又向全國擴散。

　　大量的溫州民間資本在省內外快速自由地流動和聚集已成為事實。但另一方面，溫州“低端、分散、弱小”的產業基礎，是一個弱勢，而且越來越明顯。迄今為止，溫州市的上市企業僅6家。全國民營企業最發達的兩個城市，一個是東莞，另一個是溫州，上市的企業卻很少。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張震宇分析：一方面，溫州的民間不缺錢。另一方面，溫州的很多中小企業本身就是家族企業，財務不規范，管理不規范，股權結構不規范，一旦上市，要求全部信息要公開和規范化，這使得企業的意愿不高。

　　但現在這種情況慢慢在改變。“中小企業也感覺到了上市是一條重要的途徑，可以到資本市場去，可以作為公眾企業，促使公司的治理規范化。另一方面，同行業的其他企業上市了，如果他不上市，可能就要面臨被淘汰。”這種示范效應也在逼迫企業走向規范化。據悉，溫州今年在排隊上市的企業已經有5家。

　　在《浙江省“十二五”金融業發展規劃研究》中提出，浙江要打造“中小企業金融中心”和“民間投資管理中心”，以杭州、寧波、溫州為核心，建立3個功能互補的金融集聚區和輻射區。

　　根據張震宇的介紹，溫州市政府已經劃出大片土地來規劃建設一個金融集聚區，“所有的金融機構都集中在一起，把全國的乃至世界的溫州人都請到這個樓宇里來。那個時候高端人才自然就會進來。”

　　然而，是不是有了資金和樓宇，高端人才就會進來？金融業就會進來？從邏輯上看，這未免過于簡單。

　　進入溫州，你大概會訝異于這個地方的城市化進程與其經濟發展程度之間的差距。但若是與這個城市“低端、分散、弱小”的產業基礎相聯系，倒也是匹配的。

　　在這個城市里，街道、綠化、樓宇，凌亂而缺乏規劃；奔馳、寶馬、路虎竄駛在老舊、狹窄的街道上，混亂而無序；破敗的棚戶區極不協調地散落于豪華的高端住宅與商業樓宇之間，尷尬且毫無掩飾……破敗、陳舊而凌亂，是這個城市呈現于人前的面貌。

　　伴隨著整個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這個城市因公共服務產品供給的不足所帶來的滯后已經越來越明顯。與上海、杭州相比，則更為遜色。

　　事實上，溫州本地的一些企業在發展壯大之后，也相繼把總部或研發中心搬到了上海、杭州等地。溫州市市長趙一德曾對媒體坦言，溫州現有的平臺、空間、環境，都難以與城市戰略地位的提升、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相匹配。

　　這是溫州今后著力解決的難題。

　　在最近一段時間的《溫州日報》上，常常出現的新聞是：該市的書記、市長在大規模地種樹，拆違，清理垃圾。

　　當地政府已經意識到，政府必須主動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務產品，創造新的發展空間與環境，才可能讓優質的企業和資本回流到溫州本土上來。

　　溫嶺：一個小縣城的轉型困境

　　臺州的縣級市溫嶺，像是另一個縮小版的“溫州”。

　　在這個人口密度最高的小縣城，每三四戶人家里就出一個小老板。村鎮上，家家戶戶都是小企業、小作坊。這些人依靠著自己的勤奮和對市場的敏銳，偶爾也要偷稅漏稅，拼命掙扎，野蠻生存了下來。

　　這個小縣城50%以上的稅收來自中小企業，80%以上的就業靠中小企業來解決。

　　在這個中小企業的艱難時世，“跟不上形勢而倒掉”的小企業已經越來越多。這里，也是此次宏觀調控的重災區。

　　“倒掉一批無所謂。我們這個地方的企業太多了，工商、財稅，都已經管不過來了。”溫嶺市科學技術局原局長林應勤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說，對于當地政府來說，多一些GDP、少一些GDP已經無所謂。

　　“但一旦溫嶺那些以機械制造為主的企業倒閉了，那將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信號。”這是林應勤最大的擔憂，依目前的調控力度來看，他不認為自己是杞人憂天。

　　林應勤所指的這些產業，占有很大的國際市場，上繳大量的稅收，需要一定技術和資金投入。那是當地政府要竭力保住的企業。

　　僅以土地資源來看，溫嶺已經很難容納更多的小企業了。這個小小的縣城，房價平均已高達2.5萬一平米，工業用地已經是180萬一畝。而在江西一些欠發達地區，工業用地僅3萬一畝。

　　“沒辦法，人多地少，土地已經不可能降下來，產業要流走，資金要流走，人才也要流走，流向成本更低的地方去。”據粗略統計，這里走出去的老板大約有近40萬，進來的打工者大約有60萬。

　　這么多的外來人口，對當地的社會治安是一個很大的壓力。隨著一些小企業的倒閉，失業人口增多，當地的社會治安已經出現了不和諧的跡象。根據當地人反映，命案明顯增多，殺人搶劫事件呈上升之勢。

　　“人空閑下來，沒錢的時候，比物價上漲還要可怕。”林應勤提醒，宏觀調控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就業問題。“失業的這批人，不安撫好，是要出大問題的。”

　　對于這樣一個容量已經逼近極限的小縣城來說，除了官方語境下進行“轉型升級”和“騰籠換鳥”，似乎已經沒有更好的出路。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籠子”騰出來之后，高端產業能否進來，當地的企業能否實現轉型升級是個問題。

　　當地一位工業經濟局的官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關于轉型升級、技術創新的文件，他們學習了很多，但真正做起來，難度非常大。“現在看來，這更像是一個理論上講講的口號。”

　　這個以小機械生產為主的縣城，這么多年，一直想辦一個技術類的大專院校，可以為企業提供專業的人才和技術支持，“為此，還專門去北京跑，跑了兩三年，但一直未獲批準”。

　　“就卡在這個地方了。”林應勤認為，轉型升級已經不是溫嶺市政府自身能夠解決的問題。“你不可能解決一些根源性、體制性的問題，我們朝這個方向去努力了，但現在確實沒有能力去解決它。”

　　本地的企業因此很難做成規模。事實上，一些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的中小企業也并不十分想做大，企業做大以后，管理跟不上，一跨就垮掉了。“老板自己的素質跟不上，要請別人來也不放心。”他們坦陳。

　　這兩年，溫嶺市圍墾了5萬畝的土地，按規劃，大概拿出五分之一的土地要招進全球500強的企業。“市長天天在招商，結果還是招不到大企業。”溫嶺市一位主管經濟的官員說。

　　土地不便宜，區位也并不占優勢。改革開放之前，從溫嶺到杭州，很擠的一個長途車，要坐12～14小時。現在交通改善了，但在全省還是不占優勢。

　　這里幾乎沒有很具吸引力的招商條件。

　　有一次，上述這位官員在大連出差，有人問他是哪里人，他說是溫嶺人。對方一聽，說：哦，溫嶺我知道的，這個地方錢比較多，但城市很破爛，房屋一棟一棟很密很擠的。

　　“溫嶺給人的就是這個印象。”這位官員繼續說，城市里應該有的文明這里是沒有的，城市里有的弊病這里全有。例如，這里的環境臟、亂、差；又例如，這里的人，城市化文明程度較低，“沒事就喝酒，很少搞一些比較健康的文體活動”，事實上也很難找到像樣的鍛煉場所；再例如，這里每天上下班高峰期交通的擁堵絲毫不“遜色”于大城市，“每天上下班，都堵得滿滿的，去年平安夜堵了4個小時。”

　　溫嶺人有很多的牢騷。

　　這里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政府最初的“無為”使得溫嶺人依靠最初的自由的市場經濟走出了貧窮，哪個行業賺錢就轉到哪個行業。但這種“完全的自由”和“政府的無為”帶來的無序，又成為了新的煩惱。

　　“現在政府也在努力干，但很難。政府如果想要下一個什么令，去引導一個什么行業，在這里是行不通的。這里的老百姓比你聰明多了，他們不會理你的。”這位主管經濟的官員自我調侃說。

　　確實，雖然它沒有懷揣像“金融中心”這樣的野心和壓力，但現在看來，這個小縣城的問題不比溫州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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