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毛主席，多少人一輩子讀不懂《紅樓夢》

　　毛主席把《紅樓夢》這部小說視為了解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

　　關于《紅樓夢》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毛主席1956年在《論十大關系》中，談到中國和外國的差距，不經意間說了一句話：“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評價之高，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了。

　　參加革命后，一路風云，毛主席竟也時常談論《紅樓夢》。

　　為毛主席管理過圖書的徐中遠作過統計，從1958年7月1日到1973年5月26日，15年間，毛主席共15次索要《紅樓夢》，有時一次就索要好幾種版本。

　　他逝世時，在中南海豐澤園和游泳池兩處故居放置的圖書中，還有線裝木刻本、石刻本、影印本及各種平裝本的《紅樓夢》達20種。

　　放在游泳池臥室和會客廳的好幾種版本，如影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木刻本《增評補圖石頭記》等，都用鉛筆作了圈畫，有的打開放著，有的折疊起一個角，有的還夾著一些紙條。

　　看來，毛主席晚年不僅多次閱讀，還很可能把不同版本對照起來讀。

　　1938年4月在“魯藝”的講話中，他第一次明確提出《紅樓夢》“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

　　1961年12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提法又進一步：“《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歷史看。他寫的是很細致的、很精細的社會歷史。”

　　1964年8月18日在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他再次明確說：“我是把它當作歷史讀的。”

　　閱讀本來就是一種再創造，即在原作中摻入自己的立場、觀點、思想、經驗，以及現實的需要。出發點不同，讀法和收獲自然不同。所以魯迅說，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那么，毛主席又是怎樣把《紅樓夢》當作歷史來讀的呢?

　　他對《紅樓夢》的評論不少，中央文獻研究室2002年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文藝論集》，收入了他從1959年到1973年談論《紅樓夢》的八段文字，其他未收入的還有很多。把他的評論作一梳理，可看出所謂把《紅樓夢》當作歷史來讀，有以下幾層意思：

一是聯系作者曹雪芹所處的時代背景來讀。

　　曹雪芹生活在18世紀上半期即清朝乾隆時代。毛澤東認為，那時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里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

　　接下來，他把《紅樓夢》里的人物放在時代背景中來分析，由此提出：林黛玉、賈寶玉、晴雯是左派，是封建主義的叛逆者;賈政、王夫人、王熙鳳這些人是右派，是封建主義的維護者。

　　再進一步，毛主席還認為時代背景決定了曹雪芹的創作傾向，提出：“曹雪芹在《紅樓夢》里還是想補天，想補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紅樓夢》里寫的卻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說是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作發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

二是聯系封建社會的宗法關系來讀。

　　以家長制為核心的宗法關系，是維系封建社會的基礎。封建社會走向沒落，自然要反映在宗法關系上的松動。把《紅樓夢》當作歷史來讀，毛澤東從中看出“家長制度是在不斷分裂中”這個趨勢。

　　他說：“賈璉是賈赦的兒子，不聽賈赦的話。王夫人把鳳姐籠絡過去，可是鳳姐想各種辦法來積攢自己的私房。榮國府的最高家長是賈母，可是賈赦、賈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又說：“賈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實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

三是聯系封建社會的經濟關系來讀。

　　在毛主席看來，宗法關系的松動，乃至封建社會的衰落，最終反映在經濟關系的變化上面。因為經濟利益的分化和調整，是促使封建社會中各種關系發生變化的根本因素。他從這個角度讀《紅樓夢》，也有所發現。

　　比如，他認為，“第二回上，冷子興講賈府‘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劃者無一’，講得太過。探春也當過家，不過她是代理。但是賈家也就是那么垮下來的”。這里說的是家族內部的經營失敗。

　　放開視野，毛澤東還看到《紅樓夢》反映了“土地買賣”給封建社會關系帶來的變化。實例之一，就是小說里說的，“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篷窗上”。

　　毛澤東講，“這段話說明了在封建社會里，社會關系的興衰變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潰。這種變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權的不斷轉移”。經濟關系的變化，既表明統治者的腐敗無能，也動搖了封建制度。

四是聯系封建社會的政治關系來讀。

　　毛主席讀《紅樓夢》，特別看重第四回，多次講那是理解這部小說的“總綱”。原因是這一回通過“葫蘆僧亂判葫蘆案”，講出一套封建社會的“護官符”，反映了小說中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政治關系。

　　他還說，從康熙到乾隆年間，有兩大派，一派勝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敗者的家，曹雪芹生在康熙、雍正之后，“他是受整的，抄家了的”。

　　由此，曹雪芹寫四大家族的興衰，不能說作者沒有政治上的考慮，只不過，“他那是把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寫出來，所以有兩個人，一名叫甄士隱，一名叫賈雨村。真事不能講，就是政治斗爭。吊膀子這些是掩蓋它的”。

　　結論是：《紅樓夢》是“一部頂好的社會政治小說”。

五是聯系封建社會的階級關系來讀。

　　毛主席一向主張從階級斗爭的角度來理解人類歷史。把《紅樓夢》當作歷史來讀，自然會把它當作反映階級關系乃至階級斗爭的作品來讀。

　　1950年代，他在浙江同譚啟龍談話時，干脆把《紅樓夢》視為“一部形象的J級斗爭史”。

　　1961年和1964年又先后談到：“書中寫了幾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統治J級，約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壓迫的。犧牲的、死的很多，如鴛鴦、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釧、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個丫環。”“《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斗爭激烈，幾十條人命。統治者二十幾人(有人算了說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隸，三百多個，鴛鴦、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講歷史不拿階級斗爭觀點講，就講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