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今天是毛主席逝世48周年紀念日。保馬推送楊明偉老師的著作《讀懂毛澤東的關鍵詞》一書中文章，以示緬懷。
閱讀毛澤東，可以了解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基礎、行事風格、領袖特質，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本文前一部分關注的是青年毛澤東閱讀《共產黨宣言》的具體時間，讀到的是什么版本。后一部分則講述了毛主席在六十年代批示了“楓橋經驗”的經過。歷來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工作方法，他抓住了“楓橋經驗”這一典型并迅速推廣全國，這是建國后將政權治理與群眾路線結合起來的重要嘗試。
《讀懂毛澤東的關鍵詞》楊明偉著，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2022年2月
內容選摘
毛澤東最早讀《共產黨宣言》的時間
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期間，毛澤東曾幾次回憶他第一次閱讀《共產黨宣言》的時間等情況，都說是在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期間，即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這個記憶如此強烈，應該是不會有誤的。至于他第一次讀到的是什么版本的《共產黨宣言》，可能記憶會有誤差。除了前面提到的1941年9月毛澤東說過“記得我在一九二○共產黨宣言》（刊載于當時的《國民》雜志）和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從德文本節譯過來的《共產黨宣言》油印本等版本。毛澤東后來多次回憶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在北京期間看到過《共產黨宣言》，這件事他印象極深。由于后來影響力最大的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所以毛澤東對讀到的版本的記憶可能有誤差，但對自己第一次在哪里讀到的這個記憶，應該是準確的，因而他的印象才如此深刻并多次提及。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年譜》記載，早在1920年1月4日，毛澤東在北京北長街99號平民通訊社接待過前來看望的老師黎錦熙。黎錦熙后來回憶這次見面時，特別提到了現場的兩堆材料：一是毛澤東用來“自編自刻自印的”“平民通訊社的油印機和通訊稿件”，二是“一大堆關于社會主義的新書刊，我在這里第一次讀到《共產黨宣言》的全文”。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長沙周南女校合影
毛澤東在后排左四
1920年1月18日
毛澤東（左四）同進步團體輔社成員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平民通訊社舊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區北長街20號福佑寺內。
從毛澤東的回憶和談話看出，自他1920年開始接觸《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起，《共產黨宣言》就在他的思想深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影響了他的一生。據統計，毛澤東一生讀的次數最多的書，就是《共產黨宣言》，早在1939年底他就說過：《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1］后來他還說過，自己每年都把《共產黨宣言》讀幾遍。從1920年至1976年這57年間，毛澤東到底讀過多少遍《共產黨宣言》，已經無法統計。
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撰寫《論持久戰》
對這本全世界無產者的入門書和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性文獻，毛澤東一生反復研讀。僅從這個線索梳理，就可見《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就對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
毛澤東為什么會關注“楓橋經驗”
“楓橋經驗”，是從基層黨組織和干部群眾的日常工作中誕生的創新經驗，特別是基層群眾創造的鮮活經驗，是黨的群眾路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基層的生動體現。毛澤東特別看重的，也正是這一點。這個經驗是在什么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呢？毛澤東為什么一下子就抓住了這個典型，并如此關注，要求不僅在全國人大代表范圍內知曉，還要向全社會推廣？搞清這些問題，首先要了解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在思考和關注哪些重大問題。
1949年毛澤東在天壇和售貨員交談。
1958年5月毛澤東在北京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右二為彭真。
1959年9月24日毛澤東視察成安棉花豐產方
20世紀60年代初期，毛澤東特別重視下基層調查研究，重視基層創造的社會主義建設新鮮經驗。這一時期，他不斷走出辦公室，有時離開北京好幾個月，到各地搞調查研究。“跑了這么多省”后，他反復強調這樣一個觀點：在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過程中，對基層出現的“歪風邪氣”“牛鬼蛇神”，一定要“打下去”，但是必須走群眾路線，“打的方法，也不能個個拿來槍斃，不能用那個生硬的方法”，“動不動就殺人，那不解決問題”。對于搞好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提出了一些主要的方法：依靠群眾，依靠省、地、縣、社的廣大干部，把廣大干部群眾發動起來，這是最主要的方法，是自我教育的方法。
1963年，毛澤東在火車上看河北水利規劃圖。
就在批示總結推廣“楓橋經驗”之前，他剛剛從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調研、視察回來。1963年11月12日，在回北京的途中，專列停靠天津時，他還請河北省委的負責同志來談話，了解河北當地的情況。談話中，他根據自己的一些體會強調，領導干部不能光坐在辦公室看文件，要下去搞調查研究，有些工作要學會搞試點，要接受各地創造的好經驗。在談到如何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他提出，必須走群眾路線，領導干部要下去蹲點，要善于抓住“典型材料”。在談到如何對待那些犯了錯甚至嚴重錯誤的人時，他還特別提出：人有錯是可以改的，對那些犯錯誤的人，只要誠懇承認錯誤，堅持改正，群眾會原諒的；除了罪大惡極、血債嚴重，群眾不答應以外，貪污這一條能改就照常使用，嚴重的調離使用也是必要的，還可以勞動改造。
1964年1月14日毛澤東審閱批示“楓橋經驗”的文件。
就在批示“楓橋經驗”前后，毛澤東不斷要求各地黨政負責同志，要善于把農村社教運動中的一些典型經驗總結出來，上報中央。這些說明，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堅持走群眾路線，提倡搞調查研究，善于發現和總結基層工作的創新經驗，同時，允許犯錯誤的人改正錯誤，通過說理的方法教育人、引導人、轉化人等，這是毛澤東發現和推廣“楓橋經驗”的邏輯前提和思想基礎。
1963年，毛澤東、朱德和豫劇朝陽溝演員在一起。
有關資料表明，毛澤東最早對“楓橋經驗”感興趣，始于1963年11月21日晚上汪東興的匯報。汪東興當時任公安部副部長、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局長，受部長謝富治委托，他先向毛澤東口頭匯報了謝富治代表公安部準備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用作發言的稿子的主要內容，這篇發言稿題為《依靠廣大群眾，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反動勢力中的絕大多數改造成為新人》，有六千字左右。毛澤東接過發言稿，一看題目，立即產生興趣，說：題目很新鮮，既然拿來了，我還是看看。沒想到，這一看，其中講到“諸暨縣的經驗”（即“楓橋經驗”）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
1964年毛澤東在北京、濟南部隊軍事訓練匯報表演現場
“諸暨縣的經驗”，是在謝富治發言稿的結尾部分講的。這篇發言稿在最后講到“改造一切有破壞活動的地、富、反、壞分子和其他反動分子”的問題時，強調了貫徹中央有關“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方針，并介紹了“浙江諸暨縣楓橋區的七個公社”共同“創造”的“好經驗”，原文是：“浙江諸暨縣楓橋區的七個公社，共有地、富、反、壞分子九百多人，其中一百六十多人有比較嚴重的破壞活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的時候，干部和群眾要求逮捕四十五人，經過發動群眾，對地、富、反、壞分子進行了評審和說理斗爭，制服了敵人。現在，運動已經基本結束，群眾認為都可以留在生產隊里，由群眾監督改造他們，不要求‘上交’了。諸暨縣的經驗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經驗，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發動群眾，通過說理斗爭，制服敵人。只要發動和依靠群眾，就可以實現運動中‘一個不殺，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針，就可以進一步加強對反動階級殘余勢力的專政，把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改造成新人。”
1969年毛澤東來到天津視察，休息時與汪東興、張玉鳳合影。
就是這個點題的例子，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興趣。第二天一早，他一口氣讀完后，在發言稿上做了重要批示：“富治、彭真同志：此件看過，很好。講過后，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發到縣一級黨委及縣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寫幾句介紹的話，作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應提到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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