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歐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幾十公斤的肉。中國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
類也吃一點，但吃得不多。要改變這種狀況，至少要幾十年。如果在
本世紀內，就是說在今后40年內，能夠改變那就算很好了。”
話說1960年9月7日，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討論對蘇共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給中共中央的通知書的《答復書》，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
9月9日，鄧小平打電話給毛澤東的值班秘書，說《答復書》已經搞出來了，少奇同志看了，問主席看過沒有，有意見改在本子上，或者他們來談談。毛澤東讓秘書告訴鄧小平：
“文件我都看了，寫得很好，我沒有多少意見，只有幾處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參加，只請小平、彭真同志來談一下就行了。”
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鄧小平、彭真、吳冷西談話，《答復書》最后定稿。
這一天，鄧小平、彭真約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爾科，把《答復書》交給了他。《答復書》一方面對蘇共的錯誤觀點進行了駁斥，另一方面還提出了解決中蘇分歧達到團結的5項建議。
鄧小平還通知契爾沃爾科，中共中央參加由胡志明提議的中蘇兩黨會談的代表團，將于9月15日動身去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團由鄧小平任團長，彭真任副團長。
9月13日晚，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中蘇兩黨會談的方針。
9月17日至22日，中蘇兩黨莫斯科會談共舉行5次，雙方意見分歧很大，爭執不下，無結果而散。
9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代表團回到北京，當天晚上，向毛澤東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匯報。
9月28日，中國和古巴正式建交。古巴成為拉丁美洲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
這一天，緬甸總理吳努和參謀長吳奈溫將軍率領由370人組成的友好使團來華訪問。
9月30日，毛澤東為中央轉發周恩來送審的國家計委黨組《關于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寫了一個批語。在這個報告里，國家計委黨組首次提出了在國民經濟上要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8字方針。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國務院各部、委黨組：
中央基本同意國家計劃委員會黨組關于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意見。請各省、市、自治區、各部門據此編制計劃草案，并在10月底以前送交國家計委和各中央局計委匯總研究，編出1961年計劃草案報告中央。
附：國家計劃委員會黨組《關于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和控制數字附表各一件。
中央 1960年9月30日
9月30日下午，毛澤東由周恩來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了29日來華訪問的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總理阿巴斯·費爾哈特率領的代表團。他在會談中說：
“你們的斗爭支持了我們，你們牽制了很大一部分帝國主義力量，你們在北大西洋的后方開了一個戰場。法國不承認我們，還有蔣介石代表在巴黎，那么中國為什么不支持你們，為什么不同你們往來。我們沒有找過法國政府，它也沒有來找我們，也許有一天它要來找我們，我們有兩個條件：一個是要同蔣介石斷絕外交關系；另一個是不能干涉我們援助你們，如果它把干涉我們援助你們當作一個建交的條件，我們不干。”
會談將要結束時，毛澤東邀請遠道而來的非洲客人在10月1日參加首都人民歡度國慶的活動。
1960年10月1日上午，首都人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慶祝活動，熱烈慶祝新中國誕辰11周年。
毛澤東和中國黨政軍領導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緬甸總理吳努和吳奈溫將軍、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總理阿巴斯·費爾哈特等，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毛澤東的老朋友斯諾，也應邀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
斯諾是在1942年2月因在《星期六晚郵報》上報道“皖南事變”的真相，觸怒了蔣介石，被迫離開了生活13年的中國。1942年，他又兩度來到中國，但未能見到毛澤東。在50年代末，斯諾曾分別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信，要求訪華。在中美關系不正常的情況下，毛澤東請廖承志通過群眾團體，以艾黎的名義邀請斯諾以“作家”的身份而不是以“記者”的身份來中國。后來，已經移居瑞士的斯諾在1960年6月間獲得了訪華的簽證。6月28日，他懷著愉快的心情，第一次赴新中國訪問，首先到了北京。中國發生的一切他都很感興趣，先后在北京、包頭、上海等地進行了參觀訪問，還與周恩來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
毛澤東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重逢時，緊緊地握著斯諾的手，親切地說：
“我很久沒有見到你了。多久了？”
斯諾說：
“21年了。”
他們一邊交談著，一邊觀看著從天安門前走過的歡慶節日的群眾游行隊伍。慶祝活動結束后，毛澤東邀請斯諾過一段時間到中南海他的家里作客。
10月1日下午，周恩來和吳努代表兩國政府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邊界條約》。
10月2日，首都各界10萬人民群眾隆重集會，熱烈慶祝中緬簽訂邊界條約。周恩來在講話中說：
“中緬邊界條約是中緬兩國友好關系進一步發展的里程碑，是亞洲各國人民友好相處的光輝榜樣，是亞洲各國之間解決邊界問題和其它爭端的良好范例。”
10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審批的《關于發展“兩參一改三結合”制度提高企業管理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各黨組：
現將黑龍江省委關于鞏固發展兩參一改三結合、提高企業管理水平的報告和所附慶華工具廠的典型材料發給你們，并請你們轉發給所屬大中企業黨委，組織干部認真閱讀和研究。
幾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的工作，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批判了一長制，堅持執行了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和政治掛帥與物質鼓勵相結合的原則，并且根據這些原則建立了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職工代表大會制和兩參一改三結合等一套新型的社會主義企業的領導制度和管理制度，這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工業企業中的具體運用。正是由于這樣，我們就能夠不斷地調整企業中的生產關系，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建立合理的規章制度，充分調動廣大職工群眾的主人翁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保證了更好地貫徹執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實現了生產建設事業的大躍進。同時，在大躍進中和最近一年來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的發展中，這一套新型的企業管理制度，特別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制度，又有了許多新的發展。現在的問題就是要把已有的經驗進一步地總結起來，使之系統化、制度化，使企業管理水平隨著生產發展的需要不斷提高。最近時期，許多地區、部門和企業，按照中央的指示，運用群眾路線的方法，已經和正在進行這項工作，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效果。黑龍江省委的報告和慶華工具廠的典型材料就是這種經驗總結的一個好的典型，特別是他們關于兩參一改三結合方面的新經驗，很值得各地重視。希望各地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認真加以研究，并參照他們的經驗和作法，結合當前企業的中心工作（如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和增產節約運動），采取群眾路線的辦法，總結自己的經驗，改進企業管理工作。
在總結經驗和改進企業管理工作的時候，應當特別注意的是：我們的新型的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也就是集中領導和大搞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必須堅決執行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使集中和民主正確地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有所偏廢。目前有些企業在正確地強調大搞群眾運動，強調發揚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新經驗的時候，對于集中統一管理，建立和堅持合理的規章制度注意不夠，因而出現質量下降，事故增多，管理工作相當混亂的現象；另一方面也有些企業在注意抓質量，抓安全，整頓規章制度的時候，又出現簡單恢復舊章，片面強調專業管理和行政命令，而忽視依靠群眾和發揚群眾參加管理經驗的重大意義。各地必須根據各企業的不同情況，研究具體措施，改進企業的領導和管理工作，克服或多或少存在的各種傾向。總之，不破不立，有破必須有立，不立好也就破不徹底，因此，在我們領導和管理企業工作已經有了豐富經驗的時候，根據中央既定的原則，總結已有的經驗，使新型的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制度進一步完備和發展，是徹底肅清一長制殘余的根本辦法，同時也就是保證增產節約運動勝利開展和生產持續大躍進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各地對此必須予以重視。
中央 1960年10月4日
10月5日，毛澤東給林克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林克同志：
選集（即《毛澤東選集》）第4卷英譯本，請即詢問是否已經譯好？如已譯好，請即索取2本，1本給你，另1本交我，為盼！
毛澤東 10月5日
10月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題詞：“艱苦樸素”。
10月9日晚，毛澤東在懷仁堂觀看緬甸文化代表團的專場演出，緬甸語翻譯程瑞聲負責為他解說節目內容。在演出過程中，毛澤東問程瑞聲：
“緬甸人名中為什么常出現‘貌’、‘吳’？”
程瑞聲回答說：
“緬甸人只有名，沒有姓。‘貌’是男子對自己的謙稱，‘吳’是對其他男子的尊稱，‘郭’則是男子平輩相稱。以吳努為例，他自稱‘貌努’，別人則尊稱他‘吳努’，關系密切的平輩又稱他‘郭努’。”
毛澤東對這個話題很感興趣，饒有興致地與程瑞聲聊了一會兒。
10月10日凌晨，毛澤東看到湖北和福建的兩份報告，立即寫信給李富春，他寫道：
富春同志：
湖北沔陽縣一平二調問題至今未解決、糧食減產、問題嚴重文件一件，福建閩侯縣委第一書記在該縣城門公社一個社即堅決壓下2000多人（占總勞力45%）下去生產文件一件，以上兩個文件極好。請你即令書記處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內即為中央起草一個有力的指示（要有幾百字，幾句話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縣、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閱為盼！
毛澤東 10月10日上午1時
10月17日上午，王季范的孫女王海容突然接到通知，說是毛澤東要親自見見她。
王海容，出生于1938年，1957年高中畢業，高考落榜后開始在家自學，準備繼續考大學。1958年，因受大躍進運動的感染，她放棄了高考，不顧家人的反對，到北京化工廠當了一名徒工，一干就是兩年。1960年7月，《中國青年》雜志社了解到她的經歷后，約她寫一篇經驗體會性的文章。王海容有感而發，寫出了一篇洋洋數千言的長文。她想聽聽毛澤東的意見，便在8月1日給葉子龍寫了一封信，連同那篇文章一起寄給了葉子龍。她在給葉子龍的信中寫道：
“葉伯伯，告訴您一個好消息，《中國青年》雜志社要我去當通訊員。早幾天，他們編輯部的同志對我說，現在他們需要一些關于徒工生活的稿子。因為社里經常接到一些工廠徒工的來信，他們大多不安心當徒工，其中許多人認為初中畢業或高中畢業去當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的。我是當過徒工的，對徒工生活也有一些體會和感受。為了幫助廣大青年徒工早日改變上述不正確的態度，安心自己的工作，《中國青年》雜志社要我寫一寫關于自己對徒工的體會和認識。稿子我現在已經寫好了，但感覺許多地方重點不突出，內容也欠佳。我想請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出一點點時間幫我修改一下。”
王海容同時在信中表示，如果“主席公公沒有時間”代她修改，就請早日將文章寄回來。可是在文章和信寄出后，兩個多月了，既沒有消息，文章也沒有寄回來，現在突然接到通知，使她不安的心中又多了幾分期待。
這天下午3時許，王海容按時來到毛澤東的住處，一進門，見毛澤東手中正拿著厚厚的一沓稿子，有20頁之多，正是自己早先寄給葉子龍的稿子，忙叫了一聲：
“主席公公！”
毛澤東見王海容來了，招呼她坐下來，將手中的稿子遞給她，順手拿起了一支香煙。王海容忙起身為他點著了火，然后回到座位上一頁一頁地翻起稿子來。在稿子的第1頁上，毛澤東寫了兩行大字，不僅為她擬了標題，還給她起了一個筆名，那兩行字的第一行是“我的經驗”，第二行是“徒工王波”，再往下看，文章中有幾段文字完全是毛澤東重新改寫的：
“我們要牢牢記住，真正的知識是在實踐中得來的，任何書本知識只有在書本的作者們在實踐中反映了客觀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則，書本上的道理便只是無用的假道理，決不是能夠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
“雖然我對過去工人的那種艱苦生活沒有親身體會，因為我在1949年全國解放時才是一個11歲的‘黃毛丫頭’，什么事也不懂；但是在北京化學工廠從許多老工人的談話中使我體會到了我們今天的生活和工作與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對比起來，實在太幸福了。”
“在上面，我講的全是些好事情，這是真的。難道沒有一點壞事情，或者叫作錯誤缺點的嗎？當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對待呢？以我們工人階級主人翁的姿態，把所有錯誤缺點，一件一件克服掉。”
王海容看完了稿子，毛澤東又和她談到了工廠，談到了學校，談到了勞動鍛煉和思想改造。
下午5點多鐘，當王海容辭別毛澤東走出中南海時，大街上已經是華燈初放，她的心情顯得格外清朗和舒暢。
后來，王海容的這篇文章在《中國青年》雜志1960年第23期上發表時，編者們專門寫了一個編者按，將毛澤東修改的幾段話引出來，作為整篇文章的畫龍點睛之筆。
10月20日，毛澤東在公安部黨組關于戰犯第2批特赦和減刑名單的報告上批示道：
“此件送少奇、富春同志閱，在書記處通過照辦。”
此后，在11月28日、1961年12月25日、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中央政府先后特赦了5批戰犯。這是后話。
10月22日，斯諾應毛澤東之邀來到菊香書屋作客，毛澤東一見面就說：
“我們很長時間沒有見面了，一隔就是21年。”
斯諾高興地說：
“你們的變化是非常大的。”
毛澤東卻故意說：
“這期間，你沒有變，我們也沒有變。”
斯諾強調說：
“從那時以來，你的窯洞稍微擴大了一些。”
毛澤東一邊吸煙，一邊說：
“這次你去延安，看了當時我住的窯洞。聽說是擴大了。”
斯諾說：
“我是指的全中國。”
“那是要比窯洞大多了，情況好了一些。現在是要把中國搞得進步一點才好。”毛澤東微笑著說。他吸了一口煙，又關切地問：“你的女兒西安今年多大了？你給過我她的照片。”
斯諾回答說：
“她今年9歲了。”
“怎么才9歲？”
“她不是在西安生的。而是以西安命名的。在40年代，我和我第一個妻子離了婚，西安是我第二個妻子的孩子。”
毛澤東說：
“我收到你的一次還是兩次信，信里有西安和你全家的照片。同時，周恩來總理也接到了你的一封信。”
斯諾說：
“我在1950年寫過一封信，那是通過陳翰笙轉交的，我想到中國來，想寫主席的傳記。后來我放棄了這一打算。”
毛澤東說：
“1950年的信，你提起后我也記起來了。那時時機不好，正當抗美援朝的時候。這表明我們兩國的關系不正常，新聞記者和雙方人員往來的事還沒有解決。”
接下來，他們的談話轉入正題，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主要內容如下：
毛澤東：你是哪一年離開延安的？
斯諾：1939年。一般說來，我對美國的情況不十分了解。我在中國住了12年，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又是駐蘇聯和歐洲的戰地記者，只在1950年我才真正住在美國。在這個期間，美國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在技術方面，這種變化尤其巨大。
毛澤東：我們在對美國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點。科學院應該有一個所，至少有一個專門研究美國問題的組。要有一批人專門研究美國，注意美國各階層的情況。除了上層的以外，你所說的那些中層、下層的輿論我們也要注意。
斯諾：關于臺灣問題，不知主席有沒有看到在美國所進行的一場激烈辯論？是肯尼迪和尼克松兩個人關于馬祖和金門問題以及美國對遠東政策問題所進行的辯論。
毛澤東：看了一些。
斯諾：他們爭論得那么激烈，報上經常出現馬祖和金門的名字，所以有一個人就編了一個笑話，說人們已經忘了兩個總統候選人的名字，忘記了他們叫尼克松和肯尼迪，而以為他們叫馬祖和金門。
毛澤東：他們拿這個問題用在他們的競選上面，這是因為美國人怕打仗。這兩個島靠大陸太近，肯尼迪就用這點想爭取選票。
斯諾：但是，這也反映了一個事實，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美國輿論有很大的分歧。一般說來，人們對這次競選反應冷淡，但這個問題卻引起了極大的興趣，因為很多人反對美國的現行政策，所以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毛澤東：尼克松有他的想法，他說非保護這兩個島不可。他也是為了爭選票。這個問題使美國競選有了生色。尼克松講過了頭，他說得好像美國政府有義務保護這兩個島。美國國務院說沒有義務保護這兩個島。究竟保護不保護，要看時局，要按照當時的情況，由總統作決定。這是艾森豪威爾兩年前的聲明。
斯諾：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根據美國的憲法，新總統在11月初選出后，還不馬上上任，而要等到明年1月。他們說，如果肯尼迪當選，而中國卻在11月6日去占領金門和馬祖，那時怎么辦？
毛澤東：他們是這樣提問題的？
斯諾：直到明年1月，艾森豪威爾還是總統。
毛澤東：我們不是這樣看待這兩個島嶼的。我們對這個問題有過公開聲明，就是讓蔣介石守住這兩個島嶼。我們也不切斷他們的給養。如果他們給養不夠，我們還可以接濟他們。我們要的是整個臺灣地區，是臺灣和澎湖列島，包括金門和馬祖，這都是中國的領土。關于這兩個島嶼，現在在蔣介石手里，還可以讓他們守住。看來，美國競選的人還沒有查清這個材料。
斯諾：很可能。
毛澤東：這個問題有什么可爭的？我們要的不只是金門、馬祖這兩個島嶼，而是整個臺灣和澎湖列島。這個問題可能要攪很長的時間。現在已經攪11年了，比方再過兩個11年吧，或更長的時間，都有可能。因為美國政府不愿意放棄臺灣。它不愿意放棄，我們也不去打，我們和它談判，先在日內瓦，后來在華沙。它在臺灣，我們也不會打。我們要談判解決，不要武力解決。這條道理美國政府早已知道。金門、馬祖我們也不去打，我們過去有過公開聲明的。因此，戰爭的危險是沒有的，美國可以放心繼續霸占臺灣。今年已經是11年了，又過11年，再過11年，不是33年了嗎？也許在第32年，美國會放棄臺灣的。
斯諾：我想主席是要等到蔣介石的士兵都成了3條腿的人的時候。
毛澤東：主要是美國政府的問題，不是蔣介石或者其他人的問題。蔣介石的人如果成了3條腿，臺灣還是有人的，還是有兩條腿的人。人是能夠隨便找到的。
斯諾：主席是否真的認為，美國的立場還要11年，甚或22年才會有改變？美國的局勢現在發展得非常快，要變起來也會是很快的。這種變化當然同外來因素有關。總之，局勢會起變化的。
毛澤東：也許。你在你的文章里有一條，說我們對美國承認中國的興趣比我們對進聯合國的興趣小，好像我們對進聯合國的興趣要大一些。我看，不是這樣，不能這么講。在聯合國里，是不應該由蔣介石代表中國的，應該由我們代表，早就應該如此。但是，美國政府組織了多數國家，不讓我們去。這也沒有什么不好，我們并不急于進入聯合國。急于要我們進入聯合國的是另外一些國家，當然不包括美國在內。英國現在不得不聽美國的話。但是，英國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說的那個，就是如果我們在聯合國外無法無天，不如把我們套在聯合國里守規矩好。有相當多的國家希望中國守規矩些。你知道，我們打過游擊，野慣了。那么多規矩，令人難受，是不是？不進聯合國，對我們有什么損失呢？沒有什么損失。進聯合國有多少好處呢？當然，有一些好處，但說有很多好處就不見得。有些國家爭著要進聯合國，我們不甚了解這種情緒。我們的國家就是一個“聯合國”，我們的一個省就比有的國家大。
斯諾：我也經常這樣說。
毛澤東：他們對我們進行經濟封鎖，就和國民黨那時對我們的經濟封鎖一樣。很感謝國民黨對我們的經濟封鎖，使得我們沒有辦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們各個根據地都搞生產。國民黨在1937、1938、1939年還給我們發餉，從1940年開始就實行封鎖。我們要感謝他們，是他們使我們自己搞生產，不依賴他們。現在美國也對我們實行封鎖，這個封鎖對我們有益處。
斯諾：我記得在1939年的時候主席就對我說過：我們有幾點要感謝國民黨的。一點是，因為共產黨發展太慢，所以國民黨就實行經濟封鎖，迫使我們更快地發展；另一點是，因為共產黨的軍隊新兵太少，所以蔣介石就把更多的人關到監獄里去，等等。后來，主席的這幾點意見都被證明是正確的。事實上，愈是壓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發展得愈快。
毛澤東：就是這個道理。
斯諾：你在你的一篇文章里說：帝國主義的規律是，反對殖民地人民爭取自由的努力，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他們對中國的封鎖肯定是失敗了。但是，這并沒有使他們放棄這種想法。現在他們又在醞釀對古巴實行經濟封鎖。我認為，這也是要失敗的。很難理解他們想從此得到什么結果，不過看樣子，他們還是要對古巴實行禁運的。
毛澤東：現在是部分的禁運，這對古巴沒有多大影響；有可能走到全面禁運，影響就比較大些。但是他們要把古巴卡死也不可能，古巴是有路可走的。現在古巴總比過去我們在延安好。
斯諾：在你一生中，當你觀察中國革命的命運時，哪個時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時期？
毛澤東：我們是有過那樣的時候的，比如，打敗仗的時候，當然不高興。我們打過敗仗的。在長征中，我們的人員減少了，當然也不高興了。但是總的來說，我們覺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樣困難。那時的困難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內部。張國燾鬧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難。那個困難我們也克服了。我們用適當的政策，把張國燾率領的部隊爭取過來了。在你來的時候，我們已經合在一起了。還有賀龍率領的部隊，是在我們這一方面的。
斯諾：主席一年有多少時間在北京，外地去過哪些地方？
毛澤東：我在北京一年頂多4個月。好多地方我還沒有去過。你去過西安，我就沒有去過。新疆、青海、寧夏、甘肅、云南、貴州，我都沒有去過。我每到一個地方，愿意看一看，和工人、農民、干部談一談。
斯諾：主席訪問美國的可能性如何？
毛澤東：（對馬海德）你們在醫學上發明一個延長壽命的辦法。我今年67歲，如果把我的壽命延長到97歲，那我就有希望訪問美國了。
斯諾：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97歲就會訪問美國的。
毛澤東：也許我錯了，你正確。我希望在這一點上是我錯了。事情很難預先料到。我沒有想到，抗戰勝利后只要4年，解放戰爭就會勝利。戰爭開始的時候，我們只提持久戰，提戰爭的長期性，不敢提要打幾年。打了兩年后，我們肯定地說，解放戰爭打5年就可以了，那是從1946年7月算起。結果3年就勝利了。
斯諾：我記得在保安的時候，曾經問過主席革命要多少時間才能取得勝利。
毛澤東：那時還沒有抗日的事情。
斯諾：我提出，兩年嗎？當時主席笑了一笑。后來我又問，5年？10年？當時主席說至少10年。我當時覺得那等于永久也勝利不了。
毛澤東：你太性急了。結果我們用了12年多。中國過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況實在難以忍受。自己沒有工業，糧食不夠得進口，棉花得進口，工業品也得進口。70%的人都是很窮的，就是工人、貧農、雇農，革命主要是靠這些人。還有20%是城市里的小資產階級，農村中的中農和富裕中農。剩下的10%左右就是地主、富農、城市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國有文化的主要是這一部分人。還有10%左右的人是識字的，就是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富裕中農。80%的人過去都是文盲。當然文盲不等于就沒有文化，他們有些人會做很好的手工藝品，我們這房間里的雕刻可能都是不識字的人干的。
斯諾：對，不識字不等于沒有文化。我看這就是中國為什么能夠在短短的10年內使全國的文化水平這樣迅速提高的原因。我回到中國以后，發現已經無法區別農民、工人、城市居民、學生和所謂資產階級出身的人了。
毛澤東：區別還是有的。只能說有所改變，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還沒有基本改變。美國人的情況我不知道，歐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幾十公斤的肉。中國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類也吃一點，但吃得不多。要改變這種狀況，至少要幾十年。如果在本世紀內，就是說在今后40年內，能夠改變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過去的10年，就是50年，半個世紀。再快也難。
斯諾：主席剛才講的正好回答了我想要問的一個問題。你們10年來的變化是非常大的。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也許要不了那么長時間。也許我在時間計算方面又過分樂觀了。所以我想問，主席認為中國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方面達到美國現有的水平？美國現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2000美元，也就是說5000元人民幣左右。
毛澤東：那就難計算。半個世紀夠不夠，現在也還不能回答。美國獨立有185年了，美國的建設花了185年的時間。除了獨立戰爭時期的反英戰爭和為了解放黑奴而進行的南北內戰以外，你們國內就沒有經歷過什么戰爭。你們的地方特別好，氣候和地理條件都很好，兩個大洋保護著你們。但主要條件是你們170多年前就把英國殖民者趕走了。另外還有一個條件，就是你們國內沒有過封建地主所有制。
斯諾：10年來你們一直生活在巨大變革中。你們覺得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覺不出自己的發展速度。我的情況不同，我在四十年代離開中國以后，現在又回來，對我來說，這些變化是驚人的。在寫報道時，除非我加上許多背景材料，否則很難使人相信我看到的一切。
毛澤東：有所變化，但是還沒有基本變化。中國的變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這方面是基本變化了。至于建設方面，現在才剛剛開始。你如果講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為不合乎事實。比如我看到外國報紙上有人說，中國現在沒有蒼蠅、沒有蚊子了。這就不合乎事實。所以，說有所改變是正確的，說基本改變了是不符合事實的。你說人的精神面貌改變了，這是合乎事實的。革命工作的結果，把人解放出來了。至于第二個革命，就是產業革命或者說經濟革命，過去的10年才是開始。
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所謂窮就是生活水平低。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為生產力水平低。什么是生產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機器。工業、農業都要機械化，工業、農業要同時發展。所謂“白”，就是文盲還沒有完全消滅，不但是識字的問題，還有提高科學水平的問題。有很多科學項目，我們還沒有著手進行。因此，我們說我們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但是，比起蔣介石統治時期，我們是前進了一步。比蔣介石時期好，但并沒有解決問題。還要多少時間呢？還要幾個五年計劃才能基本上解決機械化的問題和工農業擴大的問題。所以，我們說中國有進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變中國的經濟面貌。根本改變中國的經濟面貌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
斯諾：我還想提一個問題。再過10年到20年，你們就會達到工業化的目標。到那個時候，由于原子能和電子學的廣泛應用，世界的經濟基礎將會有很大的改變。當然到那個時候，或者比那個時候要早得多，中國也會有原子能。有些美國人認為，中國要得到原子能，那是遙遠的將來的事。另一方面，他們又害怕中國一旦有了原子彈，就會馬上不負責任地使用它。
毛澤東：不會的。原子彈哪里能亂甩呢？如果我們有，也不能亂甩，亂甩就要犯罪。
斯諾：盡管中美之間現在并沒有和平條約和協定，盡管有些美國人認為美國和中國之間實際上處于半戰爭狀態，但是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決于中國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首先是對中國人民的，其次也是對全世界的，而中國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同意我這種說法嗎？
毛澤東：對。不管美國承認不承認我們，不管我們進不進聯合國，世界和平的責任我們是要擔負的。我們不會因為不進聯合國就無法無天，像孫悟空大鬧天宮那樣。我們要維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戰。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但是，維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國有責任，美國也有責任。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點我們是要堅持的。雖然如此，我們不打。美國人在那里，我們去打嗎？我們不打。美國人走后，我們就一定打嗎？那也不一定。我們要用和平的方法解決臺灣問題。我國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決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決的，還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種說法，好像在各國共產黨中，中國共產黨特別調皮，不守規矩，不講道理，是亂來的。你來了幾個月，那種話不可全信。你講過外面有人說，中國是一個大兵營和一個大監獄。對蔣介石的中國這樣說，確實是像的，當時北京、南京、上海確實都是兵營。解放后，通過改造、教育，中國大有不同了。
斯諾：我的確能夠說，我的印象是中國現在同過去大為不同了。
后來在11月15日，斯諾帶著豐碩的成果離開了中國。1962年他出版了《大洋彼岸》（社會上流傳的實體書名為《大河彼岸》。斯諾在美國出版此書介紹新中國，名為《大洋彼岸》似更恰當）一書，以后曾被翻譯為《今日的紅色中國》。斯諾在這本書中向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介紹了新中國在各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分析了美、蘇、日等國同中國的關系，主張美國政府應該和中國建立起友好關系。
再說10月23日至26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北4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要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關于農業情況的匯報，討論如何糾正和堵塞“共產風”問題。中央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及廖魯言、陳正人參加了會議。
此前，毛澤東收到了甘肅省省長鄧寶珊送來的一份特殊“食物”，是用榆樹皮磨成的“面粉”烙的餅子。
原來，鄧寶珊到河西下鄉調研，看到老百姓處于嚴重饑荒中，勉強用這樣的食物維持生命。他憂心如焚，特意向群眾要了幾個榆樹皮面餅帶回家，一方面想讓省委領導了解甘肅饑荒的嚴重情況，另一方面想用這樣的食物教育自己的子女。后來，他又萌生了將這種“饑民之食”送給毛澤東的想法，讓毛澤東也了解甘肅老鄉處在饑荒之中、苦度饑餓的真實情況。甘肅省委主要領導反對鄧寶珊的想法，他們說：
“你把這東西送給毛主席，影響不好，輕則挨批評，重則受處分。你已經是到了右傾邊沿的人了。”
鄧寶珊則堅持說：
“我是不是右傾得由中央決定，不是省委能定的。我實事求是地向毛主席、黨中央反映問題，個人的進退榮辱不是什么大事，人命關天，群眾的吃飯問題是大事啊！”
鄧寶珊把榆樹皮面餅帶到北京，通過中辦轉交毛澤東。毛澤東收到鄧寶珊送來的食物后，十分難過，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我在陜北見過這東西，很難吃。我們的人民吃苦了。”
說著，他的眼圈紅了，接著說：
“只有鄧寶珊敢給我送此禮物。”
他立即責成國務院盡快解決甘肅饑荒問題，搶救人命。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受命到甘肅、青海實地查看農村饑荒情況，并與鄧寶珊交換意見，及時部署救災工作，緩解了災情。
10月24日，也就是在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北4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要負責人會議的第二天，李富春將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中監委李堅等）4名干部10月21日上報的第二次關于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干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到毛澤東的秘書組。
關于“信陽事件”的成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天災。據原信陽專區專員張書藩說：“到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100天不下雨，秋糧眼看著大面積歉收或無收。”張書藩的秘書余德鴻也說：1959年“夏秋間發生了嚴重的伏旱，從7月初開始至9月21日為止，80多天未降透墑雨，秋后繼續干旱，全年缺水率達49%左右，不少溝河斷流，塘堰干涸，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大秋作物無墑播種或未能適時播種，已種者有三分之一的絕收，三分之一的嚴重減產，三分之一的收成較好。”二是人禍。其一是，1959年信陽專區秋糧實際產量為10.035億公斤，信陽地委卻高估產為32.085億公斤。按上述產量全區安排征購秋糧5.2億公斤，相當于實產的50％。在糧食征購計劃難以完成的情況下，信陽地委又執行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的錯誤指示，在全區范圍內發動了“反瞞產私分”斗爭。其二是，有部分基層政權掌握在一部分國民黨、地主階級的殘余分子手里，他們瘋狂地實行階級報復。
關于“信陽事件”的調查處理問題，據有關記載稱：“我們（李堅率領的中央調查組，時間在1960年4月）在河南除調查了信陽以外，還看了其它地方。我認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區一是信陽，第二是南陽，第三是許昌。我們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調查情況寫了一個書面報告。中監委還沒有上報中央，譚震林就不同意這個報告。他是書記處書記，是副總理，分管農業的。對這個報告意見不一致，就沒法上報。”
“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中央監委常務書記劉瀾濤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到信陽調查了3個月，查有實據的餓死人數字為60多萬。調查組回到北京，向中央監委、中央組織部主要領導匯報了信陽地區的嚴重情況。當晚，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將情況報告了周恩來；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則向周恩來呈送了關于信陽事件的書面報告。周恩來召集國務院緊急會議進行討論，決定成立中央工作組；由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任組長，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為副組長，深入信陽地區，進一步調查情況。”回到北京后，“這時才以王從吾的名義寫了報告送給劉少奇。劉少奇批示：
‘發動群眾，把形勢扭轉過來。’
劉少奇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著手解決信陽的領導班子。”
另據李堅本人說：“1960年10月，我們第二次去信陽。我帶了3個人（有中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4個人。”他們這次調查的結果是，病餓和被打等原因致死的人數是100萬。
調查結束后，李堅等4人寫的調查報告，就是李富春報送毛澤東的那一份。
10月26日凌晨，毛澤東看到了李富春報送的關于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干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他的心在顫抖，當即批示道：
“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
工作人員看到毛澤東的眼淚順著他的臉頰往下流，都扭過臉去，偷偷地擦眼淚。毛澤東看看大家，聲音哽咽著說：
“全國不少地方遭了災，許多老百姓在挨餓，我們是不是不吃肉，不喝茶了？我們帶個頭好嗎？”
衛士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如何回答。毛澤東見大家面有難色，就解釋說：
“人家逼債，我們少吃一點肉，爭取3年內把債還清。我們中國人是有志氣的，誰也休想讓我們低頭彎腰！”
據王任重日記記載，26日下午，在毛澤東召集的華北、中南、東北、西北4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會議上，會議討論了問題嚴重而又暴露得比較早的山東、河南兩省的問題。
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吳芝圃看隱瞞不下去了，便匯報了信陽事件的真相。大家十分震驚，紛紛對他進行批評，指責他在政策上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
毛澤東認為“信陽事件”是壞人當權的結果。他說：
“信陽地區需要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要徹底清除國民黨、地主階級的殘余勢力。信陽事件是打著共產黨的招牌的國民黨實行階級報復。全國到處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只是程度不同。這一回發現有百分之幾、百分之十幾的地區階級敵人報復，就可以預見到若干年內還會有這樣的問題，這叫馬克思主義。”
“后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安排，調撥大批糧食到信陽以解燃眉之急，同時指示從河南省直屬單位抽調了一批干部到信陽工作，幫助當地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和整社整風運動。”
欲知毛澤東如何領導全國人民度過難關，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本章最后一部分內容，基本上把“信陽事件”的發生原因、調查經過及處理等概況說清楚了。從中可以看出一部分歪嘴和尚在災前、災后以及在調查處理過程中的表現，是難以令人容忍的。本傳在第七卷中關于毛澤東反對農業生產估產過高的事例講了很多，關于正確處理“瞞產私分”的話，他也是從1959年2月就開始講起，以后為反對“共產風”，又反復說過不要反對“瞞產私分”話。可他的那些部下從上到下都當做耳旁風，最終釀成了災禍。“信陽事件”發生后，在有關方面從1959年4月到10月間調查處理的半年多時間內，毛澤東一直被蒙在鼓里，看到10月26日李富春送來的調查報告后，立即采取措施，這才使災區的善后工作得以迅速展開。后來在毛澤東身后，一部分人正是借“信陽事件”一類災禍大造其謠，說什么3年困難時期“餓死3000萬”、還有人說是“餓死3600萬”（已有多個有識之士曾著文批駁之，后邊還要講到），以此來妖魔化毛澤東時代。正所謂“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龔自珍語）。由此看來，歷史虛無主義者的表演是何其惡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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