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精神是大寨精神的集中體現！

　　一個幾乎被人遺忘的好干部――焦裕祿，由于習近平的兩次參觀學習，又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讓人們對焦裕祿懷念敬仰之余，更加懷念在毛澤東時代，為什么焦裕祿這樣的好干部層出不窮，成為中國大地的普遍現象。

　　毫無疑問，習近平希望重新提出向焦裕祿學習，有助于改變官僚體系私欲膨脹的官僚主義，不思進取的享樂主義，能不能達到目的尚難預料。因為時代背景不一樣，政治環境和社會風氣也不一樣，毛澤東時代的焦裕祿千千萬萬，是因為那時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深得人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和政府的最高宗旨，在毛澤東持續不斷斗私批修繼續革命的教導下，讓官僚體系的干部，必須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必須大公無私艱苦奮斗，當然也會有少數人貪圖享樂官僚主義，卻不是官僚體系的主流，處于被批評教育的行列。

　　新中國建立以后，翻身解放的人民群眾積極性空前高漲，迫切希望發展生產改變面貌，然而，受限于一窮二白爛攤子和科技不發達的歷史條件，分田單干的小農經濟，無法對抗自然災害的頻繁侵襲，改變面貌的美好愿望難以實現，不得不自發的組織起來，進行合作化群眾運動形成集體力量，進而不斷發展壯大成為人民公社，這是一個歷史發展健康向上的必然過程，毛澤東只不過是熱情支持加以引導而已。

　　集體力量的優越性，就在于集中力量辦大事，首當其沖的就是要想辦法，因地制宜的改變惡劣的自然條件，因為工業生產處于全面恢復過程之中，缺乏化肥農藥是普遍現象，戰天斗地改天換地就成為農業生產唯一的的基礎條件和基本方法，無數的勞動者忍饑挨餓，用自己勤勞的雙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循序漸進，持續不斷的興修水利平整土地，逐步改變自然面貌。

　　由于全國范圍的自然條件不一樣，很多平原地區自然條件比較好，人們戰天斗地的代價比較低，農業生產比較容易恢復和提高。但是，在廣大的山區和某些平原地區，自然條件十分惡劣，勞動人民戰天斗地的代價十分巨大，改變面貌經常是功虧一簣難見成效。但是，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這時候，就體現出來集體經濟帶頭人，是不是立場堅定勇挑重擔的個人品質，能不能不怕犧牲不怕挫折，依靠群眾組織群眾，改天換地決不罷休。

　　第一線的黨和政府領導人，在全國范圍都有自己的農業生產聯系點，但是，或者是領導人指導思想脫離實際，或者是基層干部好大喜功，這些聯系點的弄虛作假浮夸風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一度成為很多地方竟相效法的榜樣，造成了天災人禍的雙重危害。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山西省改天換地的大寨，河南省興修紅旗渠的林縣，河南省戰天斗地的蘭考，卻由于領導干部出類拔萃的個人品質和領導能力，呈現出來風景這邊獨好的獨樹一幟現象。

　　陳永貴作為大寨大隊的領導人，從解放以后就持續不斷的，帶領群眾戰天斗地改變面貌，由于自然條件十分惡劣，他們年復一年的修梯田，又年復一年的被山洪沖垮，很多人灰心喪氣準備放棄努力了，但是陳永貴卻不斷鼓勵大家，一次次總結教訓改進方法，繼續進行改天換地的浩大工程，經過十幾次的失敗，終于鞏固了戰勝自然的偉大成果，農業生產不斷提高。被毛澤東樹立成為，農業生產的一面旗幟是理所當然的。

　　林縣領導人楊貴，看到了本地農業生產的瓶頸在于水源奇缺，只能夠遠距離引水灌溉解決問題，山區興修水利遠距離引水灌溉的自然條件，其困難程度遠遠高于平原地區，但是，他們毅然決定組織群眾克服困難，長期堅持戰天斗地興修水利，付出了流血犧牲的極大代價，終于完成了被國際友人稱之為世界奇跡的紅旗渠。

　　蘭考雖然是平原地區，由于抗戰時期蔣介石扒開花園口，黃河水一瀉千里淹沒土地，給蘭考遺留下來內澇、風沙、鹽堿“三害”肆虐的自然條件，解放以后，蘭考人民也是想方設法改變面貌。但是，由于河南省是官僚主義浮夸風的重災區，領導干部里面，有些人帶領群眾戰天斗地，有些人卻百般挑剔吹毛求疵干擾破壞，蘭考的農業生產始終處于成效不大的困難境地。這時候，上級領導把焦裕祿從工業戰線調整到了農業領域，讓他擔負起主要責任，團結領導班子帶領群眾發展農業生產。

　　焦裕祿的事跡突出，就在于他能夠分清是非，團結領導內部的實干家排除干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迅速查明自然災害的根源所在，正確決策共同奮斗，在一年多時間內，依靠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取得了初步改變面貌的好成績。焦裕祿去世以后，原來的實干家張欽禮繼續焦裕祿的未竟事業，蘭考的農業生產才有了逐步提高。很可惜，由于河南省的兩條路線政治斗爭非常激烈，張欽禮始終處于路線斗爭的旋渦之中，一次次受盡冤屈被打倒，又一次次爬起來帶領群眾繼續奮斗，把焦裕祿未竟事業推向前進。所以才會有張欽禮去世以后，十萬群眾為其送行的感天動地。

　　毛澤東時代一貫主張不要突出個人作用，要強調集體力量優越性，所以只有大寨精神，卻沒有陳永貴精神，只有農業學大寨，卻沒有農業學陳永貴。只有林縣紅旗渠精神，卻沒有楊貴精神。焦裕祿事跡突出，在于他是在艱苦奮斗的崗位上以身殉職的，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好干部，張欽禮大力推薦焦裕祿，對焦裕祿在全國范圍的宣傳教育，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所以說，焦裕祿精神就是十幾年艱苦奮斗的大寨精神，在一年多短時間的高度濃縮和集中體現，是大寨精神全面開花的豐碩成果。

　　看一看黨和政府領導人樹立典型的過程，人們發現了一個普遍現象，第一線領導人的樹立典型，基本上是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的形式主義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往往是曇花一現和臭不可聞，經不起歷史考驗的。毛澤東的樹立典型，全部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好榜樣，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習解放軍，他們的共同精神，就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毛澤東去世以后，官僚體系繼任者，拋棄了政治掛帥抓綱治國的政治理念，全面顛覆了行之有效的共同精神，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學占據統治地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被消極懶惰的等靠要思想取代了，從市場經濟資本逐利的角度考慮問題，大寨大隊年復一年的修梯田功虧一簣，當然是勞民傷財不合算的，所以，高級官員就會和小崗村的等靠要產生共鳴，對分田單干產生濃厚興趣。不同的是，小崗村的等靠要，是依賴國家救濟和其他集體經濟的無私支援，國家政府的等靠要，是依賴洋大人的有條件施舍，或者是逼迫官僚體系，在政治上的改變顏色，或者是承受經濟上的敲詐勒索利益輸送。官僚體系不得不聽命于，洋大人設計的私有化改革路線圖，不得不奉行慈禧太后“以本國之物力，結彼國之歡心”的國際主義精神，無怪乎，當今中國的漢奸走狗賣國賊，猶如過江之鯽招搖過市，能夠毫無顧忌興風作浪洋洋得意呢?

　　私有化時代的政治環境，不能說官僚體系，絕對沒有焦裕祿這樣的好干部，即便是有也是鳳毛麟角不是主流形象了，前兩年宣傳下派小崗村的沈浩，有一點焦裕祿為人民服務的風格，卻沒有焦裕祿帶領群眾，依靠集體力量改變面貌的突出事跡，也可能是沈浩心有余力不足吧。沈浩也曾經帶人到南街村參觀學習，希望小崗村學習集體經濟的優越性，自力更生發展壯大，無奈何，小崗村的等靠要私心雜念已經是根深蒂固了，致使沈浩落一個“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綜上所述，私有化時代的政治環境，焦裕祿這樣的領導干部很難脫穎而出，因為大公無私的焦裕祿精神，是不符合化公為私的政治環境的，焦裕祿即便是活在當代，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要么是和沈浩那樣，心有不甘的為私有化改革開放抬轎子吹喇叭，要么是放棄理想默默無聞終老黃泉。張欽禮在毛澤東時代，雖然受盡冤屈，仍然有黨內正確領導給他分清是非恢復工作，毛澤東、周恩來去世以后，張欽禮就身陷囹圄不得翻身了。所以說，沈浩和張欽禮，就是私有化改革開放的犧牲品，還有什么疑問嗎?

　　所以，習近平倡導學習焦裕祿精神，其美好愿望恐怕很難盡如人意，因為沒有徹底糾正化整為零化公為私的私有化路線，資本逐利市場經濟的壓迫剝削，造成了貪腐賣國成為官僚體系和社會精英、漢奸走狗賣國賊的不治之癥，壞人猖狂好人受氣的社會氛圍，就得不到根本改變，中央政府的社會改良，必然會受挫于干擾破壞半途而廢不得善終的。

　　毛澤東的名言：要抓綱治國。這個綱，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人人平等，就是工農群眾當家作主的政治掛帥，就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民族氣節，就是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苦干精神。只有在綱領正確的前提下，群眾路線才能夠腳踏實地一呼百應，反腐敗才會具有消除私有化壓迫剝削危害的功能，焦裕祿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才能夠發揚光大，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習解放軍，才能夠煥發青春，鞍鋼憲法和農業八字憲法，才可能全面恢復，陳永貴、楊貴、張欽禮、焦裕祿、沈浩這樣的好干部，才會有用武之地。否則的話，習近平所有具體工作方法的戰術正確，都不能消除幾十年私有化政治路線戰略錯誤，壓迫剝削的階級分化矛盾沖突，造成的嚴重危害和惡劣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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