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醫“霸權”與中醫“正名”

2006-01-09 08:31:30　來源: 東方早報(上海)　
 
    在SARS、禽流感、艾滋病等一些致命傳染病日益威脅我們社會的背景之下，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國內一批人文知識分子掀起了一場為中醫“正名”的運動。他們列舉了各個層次和專業內的許多臨床數據，并搬出一大堆流行于當今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前沿理論，試圖證明中醫的理論及其在治療許多疾病時的有效性要遠高于西醫。

    我向來沒有懷疑過中醫的有效性，而且我本人也曾身受中藥之惠，對中醫藥充滿尊重和好感。但是，在研讀了發表在《讀書》、《天涯》等刊物上的大量相關文章之后，我發現這些知識分子的論證過程以及結論存在很大問題，如果真的按照他們的方式來重建國家的醫學體系，恐怕不僅無助于未來中醫自身的發展，反而會對整個醫療衛生體系造成更大的混亂和損害。

    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梳理歸納的話，這些為中醫“正名”的主流敘事是這樣的：

    第一，中醫與西醫各有著自己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中醫強調人體的整體和各臟器之間的“關系”，而西醫屬于“原子論”，強調單體分解。中醫把人當成有機整體，西醫把人當成有各種零件組成的機器。所以中醫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都要比西醫更高明。

    第二，近代之后中醫衰落的根源不是中醫治病無方，而完全是由于受到西醫的壓制、排擠和“改造”所致。這個衰落過程，正是“西風東漸”以來西方科學理性在中國逐漸奪取意識形態上的壓倒性優勢的過程。中西醫之間的地位消長，是中國現代國家的權力體制建構的結果。

    第三，要恢復中醫昔日的地位，并為它謀求一個光明的未來，必須首先解構支配著國家現行科研、醫療及整個社會體系運行的“科學理性”和“現代性”意識形態。當前社會普遍倡導的中醫“現代化”、“科學化”只會加速它走向死亡。

    表面上看來，這是一種典型的“后現代”敘事風格，但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它在邏輯上必然指向“前現代”的蒙昧。

    我一貫崇尚科學理性，但我從來就不認同“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相反，我認為，科學和理性一旦被意識形態化，就會蛻化成絕對、僵化的教條，從而喪失它們最本質的啟蒙價值。應當承認，當今世界上的許多生態問題、社會問題和倫理道德問題，都與所謂的“科學理性霸權”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但如果撇清意識形態迷霧，我們就會認識到，科學理性本身包含著不受限制的開放性和可能性，它們永遠都沒有完成時。因此，反對科學主義并不等于反對科學，反對理性霸權也不等于反對理性，這兩者是必須涇渭分明的。

    從這個意義上看，我有條件地贊同中醫與西醫的理論體系不能兼容的觀點，我也不贊同將中醫“西醫化”。中醫應當保留和完善它獨特的理論和臨床方法，哪怕僅僅從文化的角度看，也當如此。然而我不能同意中醫在效用上等同于甚至高于西醫的說法，這充其量只不過是一部分人文知識分子的浪漫幻想罷了。

    毋庸諱言，在中國目前的醫療和學術體制內，西醫確實占據著絕對的支配地位。這或許與近現代以后西方思想傳入我國并逐步取代中國傳統文化而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有直接關系，但來自西方的價值理念并不是中醫衰落的決定性因素。

    這個問題要得到清晰的解釋，需要放到整個社會變遷的視野中去觀察。中國自19世紀中葉起飽受西方列強屈辱，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我們的傳統思想價值、社會文化和生活方式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說，今天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價值有點類似于“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恰好顛倒了當年洋務運動的宗旨。作為中國人，我們當然會不時地為偉大的中華傳統文化的衰微而感傷。但我們又不得不理智地自問：這樣一個以引進西方知識為核心的現代化的歷程，對我們這個古老國家來說，究竟是一種傷害還是進步？我們恐怕不得不承認，中國之所以從千年前的泱泱“中央帝國”淪落為百年前幾乎滅亡，根源在于我們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長期處于僵化和停滯狀態，遠遠落后于西方。而且，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復興我們自己的文化，唯有從虛心學習和借鑒西方開始。

    中醫在近現代的曲折命運其實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過去百多年里變遷經歷的一個縮影。也許我們可以豪邁地宣布：在一千年以前，中醫要遠比當時的西醫高明。但到了今天，中醫作為一門實踐科學，在整體上確實已遠遠落后于西醫。即使我們不肯承認這一點，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人們總是愿意捧出一些零星的數據和病例來論證中醫的有效和神奇，且不去探究這些事例和數據的可靠性和科學性，就算承認中醫治病的療效絲毫不輸給西醫，我依然認為它還是存在難以同西醫展開平等競爭的致命缺陷。醫學是一種理論體系，而任何一種理論體系要得以成立，光有實踐中的有效性是遠遠不夠的。遠古時代的中國人幾乎沒有任何關于宇宙的正確知識，他們堅信“天圓地方”，太陽每天早上從東海升起，晚上落于西山（中國東臨大海，西背高原）。但這并不妨礙遠古的人們編制出精確的歷法，并成功地指導農業生產。那些農耕文明時代口口相授的口訣和諺語，在今天的農村里仍然具有極強的實用性。難道我們僅僅因為它們有效，就可以認為遠古時代人們對宇宙萬物的理解是正確的嗎？

    中醫在實踐中的有效性與理論上的蒙昧狀態之間的矛盾，是它直到今天為止一直不能被真正承認和接納為一門“科學”的癥結所在。我們并不少見下述讓人匪夷所思的情景：兩個同樣有著驕人履歷的“名中醫”面對同一個病人，診斷的方式和結論可以南轅北轍，開出來的藥方也全然不同，盡管服用后也許都是“有效”的。因此，如果不能形成邏輯自洽、可重復的、開放性的理論體系，我們對中醫就只能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尷尬境地，它也就不可能獲得可預見的發展，因為我們連發展的方向都沒有找到。而面對日新月異的基因生物科學，如果我們永遠只能端出一套“陰陽五行”、“大小周天”來，那會是十分可笑的。

    不通過艱苦的理論研究來發現中醫的科學機理并使之不斷完善，而試圖用顛覆所謂的“西醫及其背后的西方科學理性霸權”來實現中醫的“復興”，只能把我們拉回到傳說中的華佗和張仲景時代。那些起死回生的“神醫”在那個蒙昧時代里并沒有真正存在過，他們只存在于人文知識分子的詩意幻想中。（陳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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