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天地自然,以天覆地載而無私,相當于一個無限量的靜態系統,是形而上的東西,所以可以稱之為無為,當然也包括無恃、無有、無功、無我的含義。萬物得之以生,得之以養,就會呈現出形態各異的生動個性與唯一的特點,它們各自的生長又源于本性惡基因和需求,是一種因果關系,是一種承上啟下的動態的、變化的、發展的關系,這樣就會將內心的質疑之“何以為”轉化成“無以為”,如果我們將“無以為”理解為一個恒定且趨穩的軌跡,由這個軌跡導致的結果,從狀態上分析似乎又可以名之曰“無不為”表明結果的分化與區別,無不以包含本性基因基礎的方式并以個性化的形象表現出一種動態系統,這樣便實現了動靜結合、內外互補的完整體系。言至于此,似乎“無為而無以為”是“無為而無不為”的發端,而“無為而無不為”又是“無為而無以為”的跟進,則莊子跳躍式思維與韓非子因循式思維都可以獨立而存在,各異其介入的界面而存在,因此也證明了大道的涵宏包容而非唯一于絕對。
帛書《道德經》述為“無為無以為”而《莊子·天道》貫穿其中的是“無為無不為”思想。“上無為也”指統治者的無為,“無不為”指統治階級集團無不為,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秴问洗呵?middot;審分覽》有云:“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表明統治者之所以無為、之所以應該無為,在其“駕馭”統治階級的層面,即“御眾”或者“馭人”的威望和能力。“凡為善難,任善易”意思是說統治者親自去做事情是很困難的,“善假于人(物)”任用能臣干吏、竭力盡智、全心全意去做事情就很容易,而且會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如果將《莊子·天道》的這節文字上下銜接,就是“上必無為而用下,則用天下而有余;下必有為為天下,則為天下用而不足。”統治者運籌帷幄,指點江山,似乎無所作為而功勛卓著,其智其才其能治理天下綽綽有余;統治階層兢兢業業、任勞任怨,雖千辛萬苦其力其精其情依然貌似有所不足,美中不足,存在缺憾,或者說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達到統治者所籌劃的高度、標準和要求,而這種高要求恰恰是天下人的高標準、嚴要求。《莊子·天道》于此處也發出兩個批評:一是上下均“無為”謂之“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這樣便歸咎于統治階級的官僚體系的不忠誠、不作為、不盡心,不為民做主何以自立自存?二是上下均“有為”謂之“同道”這樣便質問統治者何以不分主從關系、何以不分輕重關系、何以不分遠近關系,將自己置于官僚體系而失去決斷、監督、把控的制高點呢?《呂氏春秋·審分覽》對此論述為“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不是駕馭良馬,不是騎乘寶馬,而是與良馬寶馬同道而行,兩條腿與四條腿同步,就像那則寓言故事一樣可笑。進而批評“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并起。”統治者認為自己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為,矜夸其才其能其力其智其譽,作報告發指示瞎指揮亂作為,對下面造成亂干擾亂干預,欽差大臣滿天飛,奸佞諂諛四周圍,就會導致混亂狀況,正所謂“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當權威被濫用,當自我的私欲、名譽、功利思想超出權威的范疇,如同自敗其身其德其功其名其力。所以《道德經》慨嘆“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因此不要將所有的統治者包括統治階級神秘化、美飾化到無以復加的地位,那是對自己的侮辱,是妄自菲薄,是鼠目寸光,更是貪婪艷羨。
《莊子》里面“無為而無不為”與《道德經》中“上德無為而無以為”的思想是有區別的。無為是一種客觀存在,像天、地、自然的存在一樣,而不是一種主觀意識。《韓非子·解老》特別強調“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就是說“無為”的主旨是不受任何人、事、物的牽制牽絆的,它是一種獨立性、唯一性、真實性的存在。虛方能悟、方能受、方能應,是一種臨機而變、臨事而應、臨戰而勇的狀態,它不做作,很真實。與此相反的一種現象是“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它們矜夸無為思想而自身無所不為,以“無為”作為借口和開脫,以“無我”作為炫耀的資本和矯飾,加入主觀的刻意,掩蓋能力的不足,混淆思想的卑劣,偽裝行為的背叛,這種“無為”的定義就在于“無術”和故意,《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形容為“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它們所奉行的無疑是偷天換日、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彌天大謊、欺世盜名而已。“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他們很自然自覺、自省自勵,不以“無為”為常,不以“無為”為念,因而派生出“無為”的德行,那就是“為而不恃、為而不有、利萬物而不爭、功成而弗居、上德不德”他們胸有丘壑,自然能虛能靜,能虛能靜,則能受能容,能覺悟先機,能見微知著,能防患未然,能救患已然,做到瞬間能力爆發,以應其時,以應其幾,以應其事,以應其人,以應其物。時過境遷,事易人和,又很自然的掩藏其智其力,無欲無為。所以這樣的“無為”其實是積極地、純粹地、徹底地、解決實際問題的,并且非常有預見性的“有為”!這種“無為”與后世的被動的、屈服的、諂媚的、推諉扯皮的、自我固化自我顛覆的、遮遮掩掩的、激化矛盾問題的、打壓強制提出問題的統治者及其腐朽的、僵化的、墮落的、固步自封的統治階級的短視的或者斜視的或者漠視的統治階級的無為是性質截然相反的兩個概念。前者是褒獎,后者是貶低。
同樣“無以為”也應該成為一種常態,一種觀念,一種自我約束,一種原則信仰。“無為”的基本要求是因任自然,是對一種理性的自由發揮的默許;當一切處于平衡狀態時,“無以為”就等同于“以何為”了,“何”就變成了條件、變成了原因、變成了借口、變成了切入點、變成了契機。在“以何為”的意境下的“為”,可以分化為兩種——以何無為的常態;以何而為的變態(或者稱之為動態)。“以何無為”是“無為”思想的延續,類似于“何以為”的自問自責,是一種靜默;“以何而為”則是“無為”思想的內斂性的張揚和生發,是迫而后動,迫而后應,化之解之為之破之的反映,繼而又轉化成靜之含之、養之畜之的無為狀態。
如果漸次以“無為而無以為”“為之而無以為”“為之而有以為”“為之而莫之應”的遞減模式,就可以為莊子“無為而無不為”找到思想依據了:道法自然,無為為要,依次是德、仁、義、禮,這樣便綱舉目張。“上無為”是以“下有為”為基礎和保障的。由此也可以驗證《道德經》乃王者之書、為王者謀之,所以在“無為”的主框架之下,衍生的便是“無不為”的支持力量和“無以為”的自我警醒,如果因此將“為”的標準、臨界度擴大了,那么后世的混亂顛覆、妄為亂為就顯而易見、見慣不怪了,而它們的“為”就嬗變成一種變相的、墮落式、自我毀滅的無為,正是因為它們的無為,所以讓曾經團結、強大、純樸、勇敢、無畏、健康向上的中華民族變成為今日的離散現狀、變成了今日的道德淪喪、變成為對人民特別冷漠無情,對外、洋夷謙卑恭順、格外軟弱,讓貪官污吏們肆無忌憚、頤指氣使,讓各種顛倒黑白的不恥現象望風披靡、大行其道、讓各種丑惡與社會亂象迭起的始作俑者以及真正的罪魁禍首!所以世衰興亡、朝代更迭、生靈涂炭、民不聊生的狀況反復出現,從來沒有止歇也將繼續演繹下去?,F代的許多公知,攻擊抹黑毛澤東時代和式微毛澤東思想的行為做法,它們的目的是意圖絕對控制政權與思想,其實質是為自由化、私有制、專制極權或者新殖民主義進行無止無休的演說。
《莊子·外篇》天地、天道、天運三篇文章連續始終,是關于 “道”的施行的詳盡描述?!短斓亍繁砻髁?ldquo;道”的根源,即何為大道?《天道》表明了行道的方式方法,是“道”得以自我驗證的橋梁;《天運》表明“證道”的人為因素,即理論聯系實際的范疇。在《天道》中闡明了“無為而無不為”的主從關系,也就表明了天、地、統治者和統治階層各自的自然屬性與職責。“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大平,治之至也。”當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變遷,各種邪佞分子趁機侵擾圍殲,便會出現本末倒置、由理性到暴力,由民主道專政,由興到衰,由治到亂的巨大轉變。
在《莊子·天道》中,講述了“世之所貴道者,書也。”系統客觀地表明“書本(文字)——語言(教義)——語意(思想)”三者的關系,并且因此衍生出“只能意會,不可言傳”的成語來。“語之所貴者,意也, 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耳、目是人體審視外界事物的首要的重要的感官,“視而不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名聲形色都是事物外在的表現,人人得而見之、得而聞之,但名聲形色背后的本體究竟如何,那便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或者說是無知無識、無味無視都有可能。如果拘泥于文字,拘泥于說教的形式,則所謂的語言思想,亦如“輪扁”所指出的糟粕而已。至此忽然冒出另外一個成語:言傳身教。但凡本體言過其實,名不符實,表里不一,口蜜腹劍,綿里藏針,或者說心在曹營身在漢,終究不會成為道德的模范;而試圖通過這樣的“模范”教導處新生的道德力量簡直是癡心妄想。所以那種將自己的概念化的東西,妄圖強加在天地大道、世界各地、睦鄰國家、一草一木之上的自私與欲望簡直是卑鄙的、齷齪的,一陣東風吹來,黎明替代了夜的黑暗,一切都將消失的無影無蹤?!肚f子·天道》中的書、言、語、意等等都是“道”的載體,“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說明“道”要經過思考去感悟,通過實踐去體會,而不是望文生義、隨隨便便就能窺知“道”的本源了。“然而不可者,無它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兒不行”為什么不能這樣做呢?內心不能自執、把握,因而“大道”不能停留,求之不得;對外沒有相互對應、匹配的條件則不能推行,順著心思的空隙悄悄地滑過。對于行道所應秉持的態度,“圣人不出”“圣人不隱”就特別符合莊子的一貫作風,那就是保持自我的自由身,如果不能為外人外物所認同和接受,智者就會隱忍不發,讓“道”在未知領域運行并發揮潛作用力;對于外來的干擾、心中無所領悟,不能把持自控,或者無法認同,智者就會棄之不顧,何須浪費自己的精力和時間呢?它們可以改變自己的信仰,改變自己的認知,改變自己的態度,改變自己的初衷,何須勉為其難、聽任擺布,何須強人所難、為所欲為而“無不為”呢?換一種說法,如果別人從內心里排斥、抵觸、厭倦、憎惡你和你的理論思想、你的為人處事的方式方法、你的曲意逢迎、自吹自擂、自大自負、自欺欺人,無論你采取多么嚴厲的手段伎倆,采取你所能認知的有效措施手段,你和你的一切都無法走進走近別人的內心,更無法感動別人,雖然你經常自我感覺良好,覺得自己很偉大。“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當人們的內心不認為是這樣,不認同你的誘導和觀念的時候,就會自持一種自我保護的否定的態度審視你的一切,那么心靈的門戶就永遠不可能向你打開,他們不會愚蠢到因此對你敞開心扉、門洞打開,任憑你的驅使、利誘、欺騙和奴役。如果不幸不自知者自以為是,一如既往地糾結于形色名聲,試圖影響改變別人,從而對它言聽計從、毫不懷疑、不敢否定,那就等于癡人說夢、自取其辱。“感而后應,迫而后動,不得已而后起”這應該是“無為”思想深刻內涵之中所必須的認知和“無不為”的抉擇的依據與事實要求吧。
由此亦非常感嘆古今人物對事物認知態度上的顛覆吧,就是說在過去有的詞性是褒義的,是一種勵志的成分,但晝夜交替許多次以后,它的詞性截然反轉,變成了鞭撻,變成了貶低,變成了嘲諷,但是偏偏有些人樂此不疲,借著古圣先賢的軀殼、干著卑鄙齷齪的勾當、滿足自己貪得無厭的私欲。在這個現實社會的許多現行做法,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不管不顧的,名正言順,似乎無可指摘,但是,用“道”的視角審視,它們的的確確是在以“無為”蠶食著自己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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