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復興與循實求名

韓少功

    摘要：西文多單詞單義，重形式邏輯，確保了精密，卻忽略了活態(tài)實踐中太多的半精密、準精密、非精密以及無法精密。中文少單詞，多復詞，少單義型單詞，多兼義型復詞，盡可能全面地、相對地、變化地描述事物，壓縮了一元獨斷，缺點是含混、虛玄、圓滑、散亂。近代以來中國從西方引入了海量的思潮和學術，出現(xiàn)了車載斗量的外來詞，極大擴展和豐富了視野。但中西因地理環(huán)境、歷史文化不同，無法完全活得和想得一樣。有些洋詞是對西方事物的描述，拿來描述中國事物并不一定合適；有些洋詞在描述西方事物時已有誤差，搬到中國來更屬以訛傳訛。全球化時代，如何在深度吸納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前提下，循實求名，從洋八股中大膽解放出來，攸關中國文化復興的前景。

一、關于“××化”

    “現(xiàn)代化”這個詞已用得耳熟能詳。但何謂之“化”？依中文的用法，推廣、普遍、完全、徹頭徹尾謂之“化”。那么徹頭徹尾的現(xiàn)代化是什么模樣？筷子很古老，不要了嗎？走路很古老，不要了嗎？窗花與陶器很古老，不要了嗎？農(nóng)家肥料與綠色食品肯定古已有之，還要不要？特別是在人文領域里，孔子，老子，慧能，蘇東坡等等很不“現(xiàn)代”，怎么不要以后又要了？天人合一，實事求是，惠而不費、守正出奇等等，在不同時代雖有不同表現(xiàn)形式，一如男女求愛可以拋繡球也可以傳視頻，戰(zhàn)爭屠殺可以用弓矛也可以用核彈，但它們的核心價值能不能變？或該不該變？把它們都“現(xiàn)代化”一下是什么意思？
    現(xiàn)代很好，特別是很多現(xiàn)代的器物很好。我眼下寫作時就愜意地享用著現(xiàn)代電腦，還離不開現(xiàn)代的供電、供水、供熱系統(tǒng)，離不開工業(yè)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各種成果。即便如此，“現(xiàn)代”仍是一個容易誤解的詞，而英文中的-sation 或-zation已經(jīng)可疑，譯成中文的“化”便更可能添亂。
    這個詞抵觸常識，折損了我們的基本智商。誰都知道，無論怎樣“革命化”的社會，很多事大概為革命力所難變，比如食色之欲、基本倫常、很多自然學科等等。無論怎樣“電氣化”的社會，很多事肯定用不著電器代勞，比如教徒祈神、旅者野游、孩兒戲水等等。無論怎樣“市場化”的社會，很多事肯定不遵市場法則，比如法院辦案、義士濟貧、母子相愛等等。無論怎樣“民主化”的社會，很多事肯定不走民主程序，比如將軍用兵、老板下單、藝人獨創(chuàng)等等。這就是說，世上很多東西，即便是好東西，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徹頭徹尾的“化”。
    倒是千篇一律的“化”必定單調(diào)乏味。整齊劃一的“化”必定缺乏生機與活力——這是從熱力學到生態(tài)學一再昭告的警示。世上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文化系統(tǒng)、政治或經(jīng)濟系統(tǒng)等一旦進入同質(zhì)狀態(tài)，就離潰散與死寂不遠。那么革命、電氣、市場、民主一類哪怕是好上了天，也只是在一定范圍內(nèi)相對有效，在一定程度上相對有效，不必頂一個“化”字的光環(huán)，被奉為萬能神器和普世天憲。

二、關于“××主義”

    “主義（-ism）”也是意識形態(tài)的權杖。這個詞在漢譯過程中還不時加冕一個“唯”，如物質(zhì)主義（materialism）成了“唯物主義”，審美主義（aestheticism）成了“唯美主義”，理性主義（rationalism）成了“唯理主義”。于是既“主”且“唯”，如同天無二日和國無二君，大大強化了一元獨斷的霸氣——其根據(jù)和好處到底是什么，至今沒有個像樣的交代，卻實在該有個像樣的交代。
    有沒有簡約、尖銳、偏執(zhí)乃至極端的思想適合“主義”一詞？當然是有的。但這種情況并非全部，也不是多數(shù)。特別是在多元而開放的環(huán)境里，在人類文化豐厚積累之后，凡成熟、穩(wěn)定、耐打擊、可持續(xù)的思想體系，幾乎都有內(nèi)在豐富性，不過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tài)下各有側重，如此而已。當今的大多社會主義者不會因“社會”而仇視個人和市場經(jīng)濟。當今的大多自由主義者也不會因“自由”而仇視平等與國家監(jiān)管。他們均離各自的原教旨甚遠，也都不會排拒孔子、柏拉圖、佛陀、耶穌、達爾文、愛因斯坦這樣一些共同的思想資源。這就是思想大于“主義”的常態(tài)。那么，描述這樣一些思想組合體與多面體，是不是可以有“主義”之外更合適的說法？如果創(chuàng)新一些更合適的說法，撤掉一些玩命PK的主義擂臺，那么多年來捉對廝殺不共戴天的“公正”與“自由”之爭，“民主”與“自由”之爭，“民主”與“社會”之爭，“社會”與“共和”之爭，作為很多有識之士眼中的小題大做甚至無聊虛打，是否可以少一點？
    任何一種社會形態(tài)誠然有主要特征，但這種特征是表還是里，是果還是因，是相對甲還是相對乙而言，也常被人們粗心對待，于是“主義”的單色標簽常常過分放大某些信號而刪除其他信號，聚光某些因素而遮蔽其他因素，很容易把事物簡單化，甚至混亂化。19世紀的俄國和美國都冒出資本家，又都有數(shù)以百萬計的奴隸，那么對這種資本加奴隸的共生體攔腰下刀，將其命名為“資本主義”而非“奴隸主義”，用“主義”削足適履，似乎并無充足理由。另一個例子是：古代中國確有近似歐洲的采邑、藩鎮(zhèn)、領主、封臣等“封建”現(xiàn)象，但也有中央官僚集權漫長歷史，有文明國家體制的早熟跡象，與歐洲的情況大有區(qū)別。漠視這種區(qū)別，把大分裂的歐洲等同于大一統(tǒng)的中國，進而等同于集體村社制多見的印度和俄國，用一個大得沒邊的“封建主義”帽子打發(fā)紛繁各異的千年人類史，也顯得過于粗糙。顯然，談“封建”不一定意味著到處頒發(fā)“封建主義”。一旦豎起主義大旗，有些問題倒可能讓人越辯越暈，越辯越累，越辯越怒目相向，直到離真理更遠。
    主義之爭，至少一大半是利少弊多。據(jù)恩格斯說，馬克思先后五次否定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見諸中文版《馬恩全集》第35卷385頁，第2l卷54l頁附錄，第37卷432頁，第37卷446頁，第22卷81頁——看來馬克思早已嗅出了主義的危險，不滿思想的標簽化。
    鄧小平多年前提出“不爭論”，也一定是有感于“姓社”與“姓資”的主義之辯不過是麻煩制造者，是妨礙大局的亂源。這種閉嘴令，算是沒辦法的辦法，是紙上主義都不夠用和不合用的時候，舍名求實的一時方便。
    兩個主義已經(jīng)夠折騰人了。如果把西方成千上萬的主義都引入東土，從費邊主義到薩特主義，從修正主義到保守主義，從貨幣主義到福利主義，從達達主義到天體主義……這些高分貝理論尖聲一齊登場，誠然熱鬧，誠然讓人開眼，誠然讓學者們業(yè)務興隆并且接軌西方，但對于解決實際問題來說，倒可能有多歧亡羊之虞。更重要的是，面對復雜多變的現(xiàn)實，“主義”式的一刀切、一根筋、一條路走到黑，其本身有多少智慧可言？一種療救社會的綜合方案，需要隨機應變和因勢利導的全部實踐智慧，如何能裝入一兩個單色標簽里去？身邊的事實是，如果中國人要市場但少一點“市場主義”的狂熱，教育、醫(yī)療、住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也許可以少走點彎路？如果美國人要資本但少一點“資本主義”的偏執(zhí)，他們也不至于對金融資本失去節(jié)制，一頭裁進2008年的金融風暴吧？
    “主義”一次次成為制動閘失靈的思想，越出了正常的邊界。

三、思想與文字的一體兩面

    近百年來，一批熱衷于西學的中國新派精英確有革新之功，但譚嗣同、劉半農(nóng)、錢玄同、胡適、陳獨秀、魯迅等都曾力主廢除漢字，甚至有人主張全民改說法語，差一點鬧到了“凡中必反”與“凡舊必棄”的激進程度。不過這一革新幸好夭折，使我們還有機會討論下面的問題。
    中國人以前不說“主義”和“化”，大概與所用的語言文字有關。在論及人文話題時，中文少單詞，多復詞；少單義型單詞，多兼義型復詞，比如大國小家合之為“國家”，公道私德合之為“道德”，內(nèi)因外緣合之為“因緣”，活情死理合之為“情理”……這一類復詞如雙核芯片，應付兩面，布下活局，對關聯(lián)事物實行綜合平衡和動態(tài)管理。作為先賢們“格物致知”的語言特產(chǎn)，這類詞長于兼容和整合，長于知其一還知其二，連很多涵義對立的事項也常常在中文里組合成詞（東西、利害，痛快，褒貶等），幾乎都難準確西譯。這與中國古人喜歡“利弊互生”、“福禍相倚”、“因是因非”、“法無定法”一類說法，在文化原理上一脈相承。在他們看來，以道馭理，謂之“道理”；然而道可道，非常道，總是充滿著辯證的多義指涉，很難孤立地、絕對地、靜止地定義求解，因此上述詞語無非是實現(xiàn)一種八卦圖式的陰陽統(tǒng)籌，以中庸、中道、中觀之法協(xié)調(diào)相關經(jīng)驗——這幾乎是中國人不假思索就可接受的修辭方法。包括一些借道日譯而產(chǎn)生的譯詞，也仍然順從這種修辭慣性。
    與這種語言相區(qū)別，很多西方語言呈現(xiàn)出某種詞義原子化和單鏈化趨向——雖然也有復詞和詞組，也可表達兼義，但單詞大多單義，單詞貴在單義，單義詞庫日益坐大，為人們的線性形式邏輯提供了最好舞臺。古希臘哲學求公理之真，是一元論的，習慣于非此即彼的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基督教倡救贖之愛，是一神論的，習慣于非我必邪的爭辯、指控、裁判以及戰(zhàn)爭。它們都免不了追求詞義的精純和邏輯的嚴密，甚至都有一種幾何學的味道，長于理法推演，志在絕對普世，因此不管是來自雅典的“格理致知”還是來自耶路撒冷的“格理致愛”，兩相呼應，一路窮究，都是要打造永恒的、不變的、孤立的神圣天理①。在這一過程中，對抽象的再抽象，對演繹的再演繹，使他們產(chǎn)出了不少“格理”而不是“格物”的語言，理法優(yōu)先而不是經(jīng)驗優(yōu)先的符號工具，諸如being，nonbeing，otherness，sameness，nothingness，thing-hood，，for-itself-ness……讓漢譯者們一看就頭大，真是要譯出高血壓和精神病來。顯而易見，這種語言確保了精密，營構了形而上的天國，卻忽略了活態(tài)實踐中太多的半精密、準精密、非精密以及無法精密。
    兩種主流文化傳統(tǒng)都經(jīng)歷過自我反思。很多西方人曾不滿意理法霸權，很多中國人也不曾滿意經(jīng)驗霸權。歐洲就有過質(zhì)疑邏輯主義、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強大聲浪。中國學人也對本土文化傳統(tǒng)中的含混、虛玄、圓滑、散亂、空洞、實用投機等等有過激烈批判。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們也萌生追求文理精密的沖動，包括對很多兼義詞實行悄悄改造，以適應形式邏輯的需要。比如當今的“國家”實際上是指國，與家沒有太多關系，兼義變成了偏義——科學家、法學家、神學家不正是需要這種精密的語言嗎？現(xiàn)代社會不正是需要這種言說的明確無誤嗎？不過，這種語言的改造運動力有所限。改造后的“國家”一詞仍然兼有國土（country）、國族（nation）、國政組織（state）等義，很遺憾，還是涉嫌混沌甚至混亂，在很多西方人士看來仍未達標。更重要的是，兼義復詞在漢語中仍是浩如煙海，構成了深入改造的難點。比如“情理”就很難由兼轉(zhuǎn)偏，因為在中國老百姓看來，任何事情必須辦得入情入理，二者不可偏廢，所以“情理”必須是一個詞，是一回事，不可切分為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鬧出一個“情理主義”，肯定被很多西方人視為雙頭的怪胎；如果分解出“情感主義”和“理智主義”，大多中國人又肯定覺得弄巧成拙，活生生地把一個人分尸兩段。
    雙方碰到這一類詞語還是難辦，無奈之下只能求助于大致心會，留下各種文化之間不可通約的余數(shù)。
    不僅“情理主義”說不通，“標本主義”、“剛柔主義”、“知行主義”等也肯定不像人話。這證明大多中國人處理標與本、剛與柔、知與行之類問題，還是頑強堅持和持久懷念一種整合、互補、兼濟、并舉的態(tài)度，不大承認詞素之間的各不相干，更不樂意在價值取向上挑邊押注。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是語言影響思想，還是思想影響語言，中國語言文字重要特色之一仍是盡可能全面地、相對地、變化地描述事物，因此多多少少壓縮了一元獨斷論的空間，使“主義”和“化”一類詞用得不大方便。中國古人的儒學、墨學、經(jīng)學、玄學、理學、心學等都很難簡化為一個主義。經(jīng)過20世紀的西化狂潮，隨著實踐經(jīng)驗的逐步積累和文化自覺的逐步蘇醒，一些進口的單色標簽也在逐漸凋零。“革命化”“市場化”“集體化”“私有化”“道德化”“世俗化”一類口號，經(jīng)人們現(xiàn)實感受一再淘洗，在當今不是已退出歷史，就是被用得十分節(jié)制。很多外來詞甚至一直找不到移植的水土條件，比如中國老百姓較能接受大眾與精英的結合，因此“大眾主義”和“精英主義”聽上去總有點刺耳，不易說得理直氣壯，始終難以響亮起來。誰要是拍著胸脯自封“精英主義”或“大眾主義”，在多數(shù)情況下必是自找沒趣和自砸場子。
    當然，“現(xiàn)代化”一詞還未被更好的說法取代，姑且約定俗成地用著，以照顧人們的習慣和情緒。但多年來沿用的“社會主義”一詞已經(jīng)被“中國特色”、“初級階段”、“改革開放”、“市場經(jīng)濟”、“以人為本”等多種附加成分所拓展，詞組越來越長，內(nèi)涵越來越繁，已讓很多西方人難以適應，不知這到底是什么玩意。明眼人不難看出，這不過是中國人對舊標簽的小心彌補和修整，或可視為一種名理上的破蛹待飛。       

四、自主實踐須自主立言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與西方迎頭相撞，恩怨交集的關系剪不斷理還亂，其中大概含有三個層面：第一是利益的共享與磨擦，比如抗日戰(zhàn)爭期間的國人比較容易看到共享；而巴黎和會與藏獨鬧事期間的國人則比較容易看到磨擦。第二是制度的融合與競比，比如引入市場和民主的時候，國人比較容易看到融合；遇到拉美、東南亞、美歐日經(jīng)濟危機的時候，國人則比較容易看到競比。
    其實第三個層面的關系更重要、更復雜、更困難，卻更隱形，即中國對西方思想文化的吸納與超越。百年來時風多變暗潮迭起，但不論是仿俄還是仿美的激進革新，中國人都從西方引入了海量的思潮和學術，包括車載斗量的外來詞，遍及哲學、宗教、科學、法學、文藝、經(jīng)濟學等各個領域，極大擴展和豐富了國人的視野，擴大了兩種文化之間的近似值。檢點一下諸多新型學科，如果說國人因此對西方欠下一筆大人情，恐怕并不為過。在這里，即便是“××主義”和“××化”也是重要的舶來品。它們至少能讓我們?nèi)媪私馊蛩枷肷鷳B(tài)，知道偏重、偏好、偏見本是生態(tài)的一部分，在特定情況下甚至不可或缺——這當然是另一個可以展開的話題，在此從略。
    不過，中國與西方雖然同居一個地球，共享一份大致相同的人類基因遺產(chǎn)，卻來自不同的地理環(huán)境、資源條件、歷史過程以及文化傳承，又無法完全活得一樣和想得一樣。有些洋詞是對西方事物的描述，拿來描述中國事物并不一定合適；有些洋詞在描述西方事物時已有誤差，搬到中國來更屬以訛傳訛——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夸大文化近似性的教條主義，倒算得上一個真實的“主義”，近百年來在中國不幸地反復發(fā)作。有些知識人似乎被洋槍洋炮打懵了，只能一直靠西方批發(fā)想法，總是忙于打聽西方的說法，爭著在遠方學界的注冊名錄里認領自己的身份，以至文化軟骨癥重到了殘障程度：比如明明是說及吾國吾民之事，卻念念不忘在在關鍵詞后加注譯名，否則就如無照駕車和無證經(jīng)商，足以令人惶惶不安，足以招來同行們的竊笑和聲討。
    其實，任何命名系統(tǒng)都有局限性，都不是全能。不同的文化之間既可譯又不可全譯，比如中文里的“道”就很難譯，英文里的being也很難譯，這完全正常。恰恰相反，難譯之處多是某種文化最寶貴的優(yōu)長所在，是特殊的知識基因和實踐經(jīng)驗蘊藏所在，最值得人們用心和用力，如果能輕易地外譯，倒是奇怪了，倒是不正常了。換句話說，一個毫無難度全面對接的翻譯過程，通常是一個文化殖民和文化閹割的過程，一個文化生態(tài)多樣性消失的過程，對于一個有志于自主創(chuàng)新的民族來說，無異于聲頻漸高的警號。
    從這一角度看，創(chuàng)新文化的基礎工作之一就是創(chuàng)新詞語，弘揚文化的高端業(yè)務之一就是輸出詞語，包括不避翻譯難度、增加翻譯障礙、使翻譯界無法一勞永逸的詞語，哪怕造成理論對外“接軌”大業(yè)的局部混亂和一時中斷也無妨——這有什么可怕嗎？這有什么不好呢？說岔了就暫時岔一岔，說懵了就暫時懵一懵，可持續(xù)的差異、隔膜、沖突難道不正是可持續(xù)的交流之必要前提？
    一個不岔也不懵的美滿結局未必可靠，也未必是結局。
    作為文化活力與生機的應有之義，作為古今中外所有文化高峰的常規(guī)表現(xiàn)，歷史一再證明，富日子里不一定綻放好文化，但新思想必然伴生新詞匯，促成命名系統(tǒng)的不斷糾錯與校正。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面對一個全球化或多種全球化交織的時代，在深度吸納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前提下，采眾家之長，避各方之短，從洋八股中大膽解放出來，在一種大規(guī)模的自主實踐中真正做到循實求名，對于當今中國來說必不可少，也非常緊急。
    如果這一片土地上確有文化復興的可能。
    如果這里的知識群體還有出息。

（責任編輯：杜建國）

● 韓少功，作家。

① 如亞里士多德稱：…something eternal and immovable and independent…such beings are the celestial bodies.——《Metaphysics》by Aristotle. 基督教重要理論家拉辛格也說：Being is thought and therefore thinkable.——《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by Josph Kardinal Ratzinger，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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