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是吹牛造假、巧取豪奪、忽悠欺騙的高手——　　

評孔子的“樂正”與后儒的孔子“刪詩”、“刪書”、　　

“作《春秋》”、“作《易傳》”等說　　

                       探索者　　

一、《孔子大辭典》對孔子“樂正”及“作《春秋》”、“刪詩”、“刪書”等說的評說　　

《孔子大辭典·孔子·著述》：“孔子自稱‘述而不作’，而歷來傳說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序易傳’。孔子刪《詩》說不可信。《論語》兩次說‘詩三百’，可見《詩經(jīng)》原來就是三百多篇。孔子可能對詩作過整理，并注重詩教，以《詩》教授弟子。孔子刪《書》更不可信，但孔子曾對《書》加以編撰。今存《尚書》已非孔子所編之原貌。關于禮，樂，孔子時都未成書。《周禮》和《禮記》是戰(zhàn)國秦漢間儒家作品。舊說《儀禮》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亦不可信。可能是孔子有所口授，戰(zhàn)國儒家加以增益編著，經(jīng)漢儒編定。孔子訂正過古樂，他自己也說過：‘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至于他與已失傳的《樂經(jīng)》有何關系，已無從考證。關于《春秋》，孟子、司馬遷都認為是孔子所作。近人頗有懷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證。孔子晚年研究、傳授過《周易》，盡管至今許多史學家、易學家仍然認為《易大傳》表達了孔子的思想，但《易大傳》卻并非孔子所作。《易大傳》的大部分是戰(zhàn)國時期的作品。總之，六經(jīng)都與孔子有關系。孔子對六經(jīng)都有過研究、整理與傳授。孔子對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貢獻的。”　　

《孔子大辭典·生平事跡·事跡傳說·刪詩》：“指孔子刪詩之說。最初見于《史記》。司馬遷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孔子是否刪詩，自唐孔穎達（置疑）以來，眾說紛紜。但持反對意見者也并不反對孔子正樂之功和刊定詩篇。”　　

《孔子大辭典·生平事跡·事跡傳說·刪書》：“指孔子刪定編撰《尚書》。據(jù)《史記》、《漢書》記載孔子曾刪定編撰《尚書》。《尚書》乃上古之書。孔子曾選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誥，上起《堯典》，下訖《秦誓》，加以刪定編撰，相傳共有百篇。秦焚書后，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漢武帝時又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數(shù)十篇，是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稱之為《古之尚書》，但不久就亡佚了。……漢以后《尚書》被列為儒家經(jīng)典，故稱《書經(jīng)》。關于孔子與《書經(jīng)》的關系，錢玄同認為孔子與《六經(jīng)》毫無關系。而皮錫瑞則認為孔子之所以被尊為‘萬世之表’，‘賢于堯舜’，‘其功皆在刪定六經(jīng)’。康有為甚至認為‘凡六經(jīng)皆孔子所作’。近人周予同、匡亞明認為，《論語》、《禮記》都記載孔子曾以‘六經(jīng)’為教。‘六經(jīng)’肯定經(jīng)過孔子整理和編定，而《尚書》‘正是最好的政治課本’。孔子崇尚‘述而不作’，因此司馬遷、班固關于孔子編次《尚書》的記載應是可信的。”　　

《孔子大辭典·生平事跡·事跡傳說·作春秋》：“指孔子作《春秋》。《春秋》原是西周、春秋時期之史書的通稱，如《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魯春秋》等。孔子以《魯春秋》為基礎，參考了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繁重’，刪繁就簡，從新編寫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如司馬遷所說，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寓褒貶于字里行間。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殺無罪者曰殺，殺有罪者曰誅，下殺上曰弒。同樣殺人，孔子以殺、誅、弒的區(qū)別來表明自己的愛憎感情。這種屬辭比事一字定褒貶的做法，后世稱之為‘春秋筆法’，為后代歷史學家所效法。孔子的弟子從孔子學習《春秋》，孔子說：‘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可見孔子對所作《春秋》極為珍重。孔子作《春秋》，開創(chuàng)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對我國史學的發(fā)展影響很大。”　　

《孔子大辭典·生平事跡·事跡傳說·韋編三絕》：“孔子讀易的典故。‘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韋編，用皮帶貫穿的書簡；三絕，指貫穿書簡的皮帶斷了多次。‘三’，指多次，并非實指。說明孔子晚年非常喜歡讀《易》書，以致使‘韋編’翻斷了多次。《易》即《周易》。舊傳孔子作《十翼》。但自宋末歐陽修作《易童子問》，提出質疑，認為《十翼》‘皆非圣人之作’、‘亦非一人之言’以后，有關《易經(jīng)》與《易傳》的寫作時代與作者問題，聚訟時久。一般認為《易經(jīng)》作于殷末周初，而《易傳》則成書于戰(zhàn)國后期，皆非出于一人之手。《十翼》雖非孔子一人所作，但孔子與《易》的關系甚為密切。據(jù)《左傳》《國語》記載，春秋時代人們引《易》占卜論事的就有二十余條。通《易》者有周、魯、衛(wèi)、鄭、晉、齊、秦等國人物，不僅卜官、史官談《易》，就是一般貴族甚至于貴夫人如魯國穆姜也大談《周易》。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以他的閱歷與博學，不可能不學《易》、談《易》、闡發(fā)《易》的思想。何況《論語》中有孔子學《易》的記載，子曰‘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史記》還記載：孔子傳《易》給魯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傳至漢初。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殘卷附錄，也記載了孔子與其弟子子貢等人研討《易》理的問答。這說明孔子不僅在晚年喜《易》，而且認真研究過《易》，的確傳授過《易》。”　　

《孔子大辭典·典籍文獻·儒家典籍·周易》：“又稱《易》、《易經(jīng)》，儒家視為五經(jīng)之一。因其成書于周代，故稱《周易》。一說‘周’有周密、周遍、周流之義。《易》筮法由耆草策數(shù)以定象，以爻變易為占，故稱‘易’。漢儒則認為‘易’有變易、簡易、不易等義。包括《經(jīng)》、《傳》兩部分。《經(jīng)》文由—、––、二爻構成的六十四卦卦像及相應的卦名、卦辭、爻名、爻辭組成，原系古代卜筮書。《傳》分《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七種十篇，合稱‘十翼’，為解釋《經(jīng)文》的著作。傳統(tǒng)說法伏羲畫八卦，文王重為六十四卦（一說伏羲重卦，一說神農(nóng)重卦），并系辭（一說周公系辭），孔子作《易傳》，稱為“人更三圣，世歷三古”（《漢書·藝文志》）。近代學者多數(shù)認為，《易》成書于文王之后，《易傳》也不是孔子所作。相傳孔子曾研究《周易》，并傳授給弟子商瞿（qú），數(shù)傳至齊人田何，漢代言《易》者本之田何。為儒家習研的經(jīng)典之一。”　　

《孔子大辭典·典籍文獻·儒家典籍·易傳》：“又稱《易大傳》、《十翼》。現(xiàn)存對《易經(jīng)》最早的注釋。包括《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系辭傳》上下、《文言》、《說卦》、《序卦》及《雜卦》，共十篇，合稱《十翼》。各篇成書時間時代不一，約在戰(zhàn)國至漢陸續(xù)問世。……長期以來，《易傳》被當作孔子著作，《孔子世家》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漢書·藝文志》等書又將《序卦》等加上，認為十翼皆孔子作。近代以前，雖有學者提出過質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觀點占居統(tǒng)治地位。郭沫若、李鏡池、高亨等學者則基本上都否認孔子曾作《易傳》，現(xiàn)今多數(shù)學者基本上都將其置于戰(zhàn)國階段，并被當作解《易》的經(jīng)典著作，在《易》學史上、儒學史上和中國哲學史上影響很大。”　　

二、筆者對《孔子大辭典》上述評說的評說及質疑　　

對《孔子大辭典》前后評說的評說及質疑　　

對于孔子“刪詩”、“刪書”說，在前，《孔子·著述》中說得很清楚：“孔子刪《詩》說不可信。《論語》兩次說‘詩三百’，可見《詩經(jīng)》原來就是三百多篇。”“孔子刪《書》更不可信”。然而，在其后，《事跡傳說·刪詩》、《事跡傳說·刪書》中卻又分別改口說：“孔子是否刪詩，自唐孔穎達（置疑）以來，眾說紛紜。但持反對意見者也并不反對孔子正樂之功和刊定詩篇。”“孔子曾選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誥，上起《堯典》，下訖《秦誓》，加以刪定編撰，相傳共有百篇。秦焚書后，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否定變成了肯定！“孔子是否刪詩，自唐孔穎達（置疑）以來，眾說紛紜。但持反對意見者也并不反對孔子正樂之功和刊定詩篇。”如果“孔子是否刪詩，自唐孔穎達（置疑）以來，眾說紛紜”，何以會有“孔子刪《詩》說不可信”？“但持反對意見者也并不反對孔子正樂之功和刊定詩篇。”“持反對意見者”，是“持反對”孔子“刪詩”“意見者，“反對”孔子“刪詩”說與是否“反對孔子正樂之功和刊定詩篇”并沒有必然關系！“不反對孔子正樂之功和刊定詩篇”，“也并不”能改變“孔子刪《詩》說不可信”的客觀事實！而且何以證明“孔子正樂之功和刊定詩篇”，也不是只要“持反對（孔子“刪詩”說）意見者也并不反對”，就板上釘釘了，也有待于編者提可供靠證據(jù)！因此，既然“孔子刪《詩》說不可信”，那么“孔子是否刪詩，自唐孔穎達（置疑）以來，眾說紛紜。但持反對意見者也并不反對孔子正樂之功和刊定詩篇”就是一句屁話！同時，“持反對意見者也并”非都“不反對孔子正樂之功和刊定詩篇”。譬如，筆者這個“持反對意見者”就“反對孔子正樂之功和刊定詩篇”。　　

如果“《尚書》乃上古之書。孔子曾選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誥，上起《堯典》，下訖《秦誓》，加以刪定編撰，相傳共有百篇。秦焚書后，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皮錫瑞則認為孔子之所以被尊為‘萬世之表’，‘賢于堯舜’，‘其功皆在刪定六經(jīng)’。康有為甚至認為‘凡六經(jīng)皆孔子所作’。近人周予同、匡亞明認為，《論語》、《禮記》都記載孔子曾以‘六經(jīng)’為教。‘六經(jīng)’肯定經(jīng)過孔子整理和編定，而《尚書》‘正是最好的政治課本’。孔子崇尚‘述而不作’，因此司馬遷、班固關于孔子編次《尚書》的記載應是可信的”，只是“關于孔子與《書經(jīng)》的關系，錢玄同認為孔子與《六經(jīng)》毫無關系”，何以會有“孔子刪《書》更不可信”的結論？既然“孔子刪《書》更不可信”的結論，那么“孔子曾選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誥，上起《堯典》，下訖《秦誓》，加以刪定編撰，相傳共有百篇。秦焚書后，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以及“因此司馬遷、班固關于孔子編次《尚書》的記載應是可信的”等等統(tǒng)統(tǒng)就都是一些屁話！請讀者務必記住：對孔子“刪詩”、“刪書”說的有無，編者給出的是否定的回答：“孔子刪《詩》說不可信。《論語》兩次說‘詩三百’，可見《詩經(jīng)》原來就是三百多篇。”“孔子刪《書》更不可信”。“《周禮》和《禮記》是戰(zhàn)國秦漢間儒家作品。舊說《儀禮》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亦不可信。”　　

對于孔子“作《春秋》”說，在前《孔子·著述》中說：“關于《春秋》，孟子、司馬遷都認為是孔子所作。近人頗有懷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證。”然而，在其后《事跡傳說·作春秋》卻又說“孔子以《魯春秋》為基礎，參考了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繁重”，刪繁就簡，從新編寫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其中，“近人頗有懷疑”沒有了，完全變成了肯定和頌揚。請讀者注意記住：“關于《春秋》，孟子、司馬遷都認為是孔子所作。近人頗有懷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證。”只是孟子、司馬遷“認為是孔子所作。近人頗有懷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證。”然而“近人頗有”何“懷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證”？編者卻并沒有說！其實，“近人頗有懷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證”，這句話本身就自相矛盾，是一句屁話！是否“頗有懷疑”，就是是否“提出有利的反證”！“近人頗有懷疑”，就是“近人”已經(jīng)“提出”了“有利的反證”！　　

對于孔子“作《易傳》”說，《孔子·著述》中，在后雖說“但《易大傳》卻并非孔子所作。《易大傳》的大部分是戰(zhàn)國時期的作品”，然而在其先卻說“孔子晚年研究、傳授過《周易》，盡管至今許多史學家、易學家仍然認為《易大傳》表達了孔子的思想”。這是一個用“但”字，組成的倒裝句，形成一種雖然在形式上是先肯定后否定，但實際上是先否定后肯定的語勢。但請讀者注意記住：“《易大傳》”“并非孔子所作。《易大傳》的大部分是戰(zhàn)國時期的作品。”　　

《孔子大辭典》對于孔子是否“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等評說，采取了先抽象地否定后具體地肯定的“二尾子”手段，既想立牌坊又要當婊子，最終還是當了婊子！要在讀者心目中造成某種肯定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的印象！并且毫無根據(jù)地作出“孔子對六經(jīng)都有過研究、整理與傳授。孔子對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貢獻的”的結論。編者的這種做派是刀筆吏，儒家學者的一個通病！不是在事實上下工夫，而是在行文上耍技巧！　　

對《孔子·著述》評說的評說及質疑　　

“孔子可能對詩作過整理，并注重詩教，以《詩》教授弟子。”但這與孔子“刪詩”說毫無關系。“可能”也只能是“可能”而已，它不僅不能作為孔子“刪詩”的證據(jù)，甚至于也不能作為孔子“對詩作過整理”的證據(jù)！這與“刪詩”毫無關系！譬如筆者的老婆是中學語文教師，她也“可能對詩作過整理，并注重詩教”，但她卻絕對沒有“刪詩”！“孔子刪《書》更不可信，但孔子曾對《書》加以編撰。”“孔子曾對《書》加以編撰。”編者在耍鬼花招！對此，編者有何根據(jù)？沒有證據(jù)，就是編者在扯淡！“今存《尚書》已非孔子所編之原貌。”請編者首先把“孔子所編（《書》）之原貌”拿出來讓世人見識見識！編者又是在耍鬼花招！根本就沒有“孔子曾對《書》加以編撰”，哪里來的“孔子所編（《書》）之原貌”？要說“孔子所編（《書》）之原貌”，首先得證明“孔子曾對《書》加以編撰”，其次編者還得把原《書》和“孔子所編（《書》）之原貌”都拿出來，公示于眾，并把“今存《尚書》”與“孔子所編（《書》）之原貌”兩者進行比較，才能知道孔子是否“編”過《書》以及是否“今存《尚書》已非孔子所編之原貌”。編者看到過“孔子所編（《書》）之原貌”嗎？兩者有何異同，其“非”在何處？編者完全是在說胡話！瘋話！“今存《尚書》已非孔子所編之原貌”，這就說明了“今存《尚書》”與孔子沒有關系！“禮，樂，孔子時都未成書。”編者有何根據(jù)？“禮”，“周公之典”，其書孔子在時，還有！“樂”，“正樂，雅頌各得其所”，無成書，那么孔子又是根據(jù)什么判斷其“正”否？根據(jù)什么稱使“其各得其所”？“禮、樂”合一，聯(lián)稱“禮樂”，西周時，行“禮”都配奏有相應的“樂”。《孔子大辭典·時代背景·歷史人物·周公》：“周公（？-約前1095年）……依據(jù)周制損益殷禮，‘制禮作樂’完善了典章制度。這些典章制度被稱為‘周禮’或‘周公之典’，對后世有深遠影響。孔子曾稱：‘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注意：其中說得清楚，是周公“制禮作樂”，“完善了典章制度”。既然如此，焉有“關于禮，樂，孔子時都未成書”之理？焉有“《儀禮》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之理？《左傳·哀公十一年》：“子曰：‘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問焉！’”這說明：孔子時，此書仍在，而且很容易看到。《孔子家語·觀周》：“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孔子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禮樂”在老聃、萇弘處就有！《論語·子罕·9·15》：“子曰：‘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由此可見，當時《樂》也在，否則孔子以何“樂正”，何以知道“雅、頌”是否“各得其所”不“各得其所”？以何根據(jù)“正樂”？“《周禮》和《禮記》是戰(zhàn)國秦漢間儒家作品。”編者有何根據(jù)？其中每一步都需要編者拿出“史實”證據(jù)來！為何它不可能僅是古“《周禮》和《禮記》”的某種傳抄本或傳抄本的一部分？“舊說《儀禮》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亦不可信，可能是孔子有所口授，戰(zhàn)國儒家加以增益編著，經(jīng)漢儒編定。”“可能”，也只能是“可能”而已，不是事實。由春秋末期的“孔子有所口授”，“口授”給誰？到“戰(zhàn)國儒家加以增益編著，經(jīng)漢儒編定”，哪個“漢儒”，姓氏名誰？之間經(jīng)過三四百年的連年戰(zhàn)亂，誰相信！編者不是見鬼了！在說鬼話？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需要編者拿出可靠的“史實”證據(jù)來說話！否則一切都是扯淡！不僅“舊說《儀禮》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亦不可信”，而且“可能是孔子有所口授，戰(zhàn)國儒家加以增益編著，經(jīng)漢儒編定”，也是放屁！《中庸·27》：“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發(fā)育萬物，峻極于天，優(yōu)優(yōu)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后行。”《中庸·28》：“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前者，令孔子不能作“禮儀”、“禮樂”；后者，令孔子不敢作“禮儀”、“禮樂”；兩者，說明孔子沒有作“禮儀”、“禮樂”之可能。“孔子訂正過古樂，他自己也說過：‘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孔子所說的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與編者所說的“訂正過古樂”根本不是一回事！這是編者在打馬虎眼！“至于他（孔子）與已失傳的《樂經(jīng)》有何關系，已無從考證。”這是編者在無風掀波浪！“《儀禮》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屁話！周公能“作”《禮儀》，不能“定”《禮儀》？不“定”如何“行”？由周公（？-約前1095年）到孔子（前551-前479年）的五六百年期間，周王朝何以行“禮”“樂”焉？當時，魯國的“三家”，僭越“禮樂”都不行，讓孔子氣急敗壞，憤憤不平。諸如：《論語·八佾·3·1》：“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3·2》：“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論語·八佾·3·10》：“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子何敢“定禮樂”？再則，若“禮樂”“未定”，孔子以何判斷“三家”是否僭約了“禮樂”？《左傳·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孔子說得清楚：古時典籍《志》上說：“克己復禮，仁也。”“禮”早在孔子“古”時就已定，并非“孔子所定”，否則“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豈不荒謬！“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令“《儀禮》為”“孔子所定”成為荒謬！現(xiàn)了原形！由“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也把孔子定死了！“八佾”之“舞”、“禘”之“祭”，“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等等，是他孔子所定，還是周天子所定？孔子并沒有“定”《禮儀》、《禮樂》！不僅杜撰“舊說《儀禮》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者，而且杜撰“《儀禮》”，“可能是孔子有所口授，戰(zhàn)國儒家加以增益編著，經(jīng)漢儒編定”者，都是居心叵測，他們或是要把孔子推到大逆謀反謀做天子的位置上，或是揭露了孔子大逆謀反謀做天子的狼子野心！“關于《春秋》，孟子、司馬遷都認為是孔子所作。近人頗有懷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證。”“近人頗有懷疑”，“近人”都“頗有”何“懷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證。”“近人”都提出了何“反證”？何以說“無力”？注意：關于孔子是否“作《春秋》”的“公案”，是一個“誰提出誰舉證”的問題。絕對不是只要“懷疑”者“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證”，就可以肯定“提出（贊成）”者的簡單問題。僅“孟子、司馬遷都認為是孔子所作”，也不行。既然“孟子、司馬遷都認為是孔子所作”，那么“孟子、司馬遷都”應該拿出證明“是孔子所作”的真憑實據(jù)來！只是“認為”不行！要有“史實”證據(jù)！要是編者同意“孟子、司馬遷”，那么編者也應該拿出證據(jù)來！這不是一個需要“懷疑”者一定要“提出有利的反證”的問題，卻是一個必須提出（贊成）者一定要“拿出有利的證據(jù)”來的問題。只要是提出（贊成）者“拿不出有利的證據(jù)”，命題就不成立，而無需“懷疑”者“提出有利的反證”來！　　

“孔子晚年研究、傳授過《周易》”，孔子在晚年既要奔命于從政，還要奔命于“定”《禮儀》、《禮樂》；孔子既要奔命于“刪詩”，還要奔命于“正樂”；既要奔命于“刪書”，還要奔命于“作《春秋》”；既要奔命于“‘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注意：編者說“三絕，指多次，并非實指。”不止三次，而要遠大于三次）、“研究、傳授《周易》”，還要奔命于“作《易傳》”！孔子必累死無疑矣！“易學家仍然認為《易大傳》表達了孔子的思想”，有何根據(jù)？“至今許多史學家、易學家仍然認為《易大傳》表達了孔子的”的什么“思想”？　　

編者武斷地結論說：“總之，六經(jīng)都與孔子有關系。孔子對六經(jīng)都有過研究、整理與傳授。孔子對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貢獻的。”編者的目的在于要說明“六經(jīng)都與孔子有”被“刪”或被“作”的“關系”！并非要說明“孔子對六經(jīng)都有過研究、整理與傳授”或“保存”的關系！編者這是在偷換概念！打馬虎眼！即便是如此，試問編者就“孔子對六經(jīng)都有過研究、整理與傳授”或“保存”的關系，請能給出一點證據(jù)來嗎？“孔子對六經(jīng)都有過研究、整理與傳授”，編者有何根據(jù)？“孔子對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貢獻的。”編者有何根據(jù)？由孔子“研究、整理與傳授”“文化典籍”，何以就見得對“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貢獻的”？“孔子對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與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有何關系？讓筆者說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如果有的話，也并非“對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貢獻的”，而是對“文化典籍”的嚴重破壞、糟蹋、毀滅，是有罪惡的！罪大惡極的！　　

對《事跡傳說·刪詩》評說的評說及質疑　　

“司馬遷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其中“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是說到孔子時，周王室已經(jīng)對所收集的“‘詩’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完成了選編工作而定《詩》。“《詩》三千余篇”，應該是“‘詩’三千余篇”。并非說由“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是周天子、周王室，而并非孔子。因為只有周天子、周王室才能“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孔子有何權力資格“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沒有！《中庸·28》說得很清楚：“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此，說周天子、周王室“刪詩”而定《詩》，而非說孔子“刪詩”而定《詩》也！“刪詩”而定《詩》，焉有孔子之份！說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那不僅是太“抬舉”孔子了，而是直接把孔子置于了大逆不道！再說，孔子年輕時只與南宮敬叔到過洛邑一次，那是“從老聃助葬于巷黨”（《禮記·曾子問》），也根本就無機會接觸什么“古者《詩》三千余篇”！“……孔子是否刪詩，自唐孔穎達（置疑）以來，眾說紛紜。”既然對于孔子“刪詩”說，還只是“眾說紛紜”，編者何以下結論說“孔子刪《詩》說不可信”？實際最早對孔子“刪詩說”提出異議的是唐代的孔穎達。他在為《五經(jīng)》作疏時，發(fā)現(xiàn)司馬遷《史記》中的敘述與先秦典籍對《詩經(jīng)》運用情況不相符合。于是孔穎達懷疑并認為：“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后來宋代鄭樵、朱熹乃至近代的顧頡剛、錢玄同、范文瀾、錢穆等都基本上持這種觀點。進而有學者，則將孔穎達的懷疑更加擴大化，認為孔子并未“刪詩”。“但持反對意見者也并不反對孔子正樂之功和刊定詩篇。”這是編者在打馬虎眼！　　

編者有何根據(jù)說“持反對意見者也并不反對孔子正樂之功和刊定詩篇”？“孔子正樂”與孔子“刪詩”有何關系？在此，不是在說孔子“刪詩”之事嗎？怎么又扯到“孔子正樂”上？“孔子正樂”，有何功績？請編者首先把“孔子”所“正”之“樂”，拿給世人看看！或者把孔子所“正”之“樂”，講給世人聽聽！或者把孔子所“正”之“樂”，奏給世人賞賞！而這些被孔子所“正”之“樂”是何面目？然后，才好評說“孔子正樂之功”的有無及其“功”之大小。否則，何以“孔子正樂”之有？又何“孔子正樂之功”之有？孔子“刪詩”說還沒解決，編者又提出了孔子“刊定詩篇”說。編者既然提出了孔子“刊定詩篇”說，這就使孔子“刪詩”說不攻自破！并且編者的孔子“刊定詩篇”說，同樣也需要編者拿出根據(jù)來，否則，編者也同樣是在扯淡！　　

對《事跡傳說·刪書》評說的評說及質疑　　

“孔子曾選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誥，上起《堯典》，下訖《秦誓》，加以刪定編撰，相傳共有百篇。”編者別打馬虎眼！請編者拿出證據(jù)來，證明“孔子曾選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誥，上起《堯典》，下訖《秦誓》，加以刪定編撰，相傳共有百篇”！否則，只能是編者的子虛烏有、空穴來風！只是“據(jù)《史記》、《漢書》記載”不行！因為孔子是前551-前479年的歷史人物，而《史記》、《漢書》的作者司馬遷（約前145-前86？年）等是前145年之后的人物，其對孔子事的所記，只能是根據(jù)“傳聞”。“傳聞”與“證據(jù)”是兩碼事。要讓“傳聞”成為“證據(jù)”，需要“史實”支持。“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誥”，是否可以讓人隨便“選取”？孔子又是通過什么手段從“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誥”中“選取”這些典籍的？再則，如此“重要典誥”，必然要“藏”之洛邑周天子的“史官”處，那時，是用竹簡，這么眾多的“重要典誥”竹簡，很難說每個諸侯國都可以復制一份，并且周天子為了獨斷“上古重要典誥”解釋權，也不會允許復制！而孔子只在年輕時只與南宮敬叔到過洛邑一次，那是“從老聃助葬于巷黨”（《禮記·曾子問》），之后就再沒有到過洛邑，他又怎么會“選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誥，上起《堯典》，下訖《秦誓》，加以刪定編撰，相傳共有百篇”？難道他有分身術？　　

在《四書》中，孔子及其弟子、孟子皆直呼《書》，這說明孔子時，早就有成《書》存在，并非“孔子曾選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誥，上起《堯典》，下訖《秦誓》，加以刪定編撰”。諸如：《論語·為政·2·21》：“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這就是一個鐵證！　　

另外，既然“孔子曾選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誥，上起《堯典》，下訖《秦誓》，加以刪定編撰，相傳共有百篇”，焉有“秦焚書后，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既然“秦焚書后，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焉有“孔子曾選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誥，上起《堯典》，下訖《秦誓》，加以刪定編撰，相傳共有百篇”？兩者情節(jié)大相徑庭，相互矛盾，相互否定。對于孔子“刪書”說，不攻自破。　　

“秦焚書后，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秦焚書”，“除博士官的藏書以外，凡民間所藏的《詩》《書》百家語等一律焚毀。”（《孔子大辭典·漢唐評孔·學派事件》）因此，雖然原藏于民間的“《詩》《書》百家語等”可能遭到焚毀（如果確有焚書之事的話），損失很大，但原藏于博士官的“《詩》《書》百家語等”卻依然猶存！焉能說“秦焚書后”，《書》僅“存留二十九篇”？“秦焚書后，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刪”與“整理”是一會事嗎？一個概念嗎？這么大的一個“學者”，竟然如此混帳！孔子是用“隸書”“刪書”的嗎？孔子不是用“隸書”“抄書”的嗎？孔子時通用的字體是什么？孔子的筆跡是什么？這是孔子的筆跡嗎？“一般學者”有何根據(jù)“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為何“這”不是原《書》的“隸書”抄本？而“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原本”在何處？沒有“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原本”作根據(jù)，何以知“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為何“秦焚書后”，所“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者，就必定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而不是其他“傳本”？為何“秦焚書后”其他皆毀，而獨存孔子所存者？為何其必定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而不僅僅是抄本？“秦焚書坑儒”的目的在于皆焚百家之文，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要焚毀孔儒所尊崇的那些書。為何“秦焚書”后，其他的都焚毀了，卻獨獨讓目的特別要焚毀的孔子之《書》成了漏網(wǎng)之魚而存留了下來！？秦始皇與孔老二是“鐵哥們”？這豈不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目與結果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嗎？這“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者，既然“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當然就不是孔子所“抄寫”！那么，“一般學者”為何，有何根據(jù)“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一般學者”為何如此霸道！編者不僅拉出個“一般學者”為其胡說撐腰不行，甚至于抬出個“權威學者”來為其胡說撐腰也不行，這需要史實證據(jù)。既然不是孔子的筆跡，就肯定了該書絕對不是出自于孔子之手！這說明“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的這些東西與孔子沒有任何關系！“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只“一般學者認為”可不行！這得有事實作根據(jù)！否則等于放屁！甚至于就是孔子的筆跡，也不能證明“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而可能僅僅是孔子對原書的傳抄本或部分傳抄本！為何不認為是原書的傳抄本或部分傳抄本？編者完全就沒有根據(jù)說“這就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只可以說它是該抄寫者的抄寫本！　　

“漢武帝時又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數(shù)十篇，是用古籕書抄寫的，稱之為《古之尚書》，但不久就亡佚了。”若說“《今文尚書》。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那么，又謂這個《古之尚書》為何？為何不謂《今文尚書》、《古文尚書》皆為原書的手抄本或手抄本的一部分？為何不說或其一或皆是“偽造”者？若“《今文尚書》。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那么，“漢武帝時”，“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的“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數(shù)十篇”“《古之尚書》”必定不是孔子“刪書”之“手稿”！與孔子之手無關！其中的“但不久就亡佚了”，就更充分說明了這個事實！漢武帝時已經(jīng)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孔儒一手遮天，其勢力可謂大矣！從儒家的祖師爺孔子家里“發(fā)現(xiàn)”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說是儒家的“寶貝”，“國寶”，必定保護珍藏備至，當然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的“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數(shù)十篇”“《古之尚書》”，如真是孔子“刪書”的“手稿”，那更是無價“寶貝”，孔儒必然會借此機會掀起一個更大的“尊孔讀經(jīng)”“新高潮”，以便讓孔儒在富貴上有一個更大的提升！上一個“新臺階”！為何！？何以！？竟然令其“但不久就亡佚了”！？就是因為“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的“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數(shù)十篇”“《古之尚書》”并非是孔子的所“刪書”的“手稿”，而是其他人的“傳抄本”！露餡了！“漢以后《尚書》被列為儒家經(jīng)典，故稱《書經(jīng)》。”孔子把《書》尊為經(jīng)典，孔儒把偽《尚書》列為經(jīng)典！孔儒尊《書》為“經(jīng)典”，可以，但據(jù)為己獨有卻不行！“關于孔子與《書經(jīng)》的關系，錢玄同認為孔子與《六經(jīng)》毫無關系。”孔子與《書經(jīng)》、《六經(jīng)》的“作”、“刪”、“編”“毫無關系”，但孔子經(jīng)常引用“六經(jīng)”，諸如在《四書》中，就可以找到許多。孔子沒有自己的學問，除了“巧言令色”（《論語·學而·1·3》），還要靠販賣“六經(jīng)”吃飯！“而皮錫瑞則認為孔子之所以被尊為‘萬世之表’，‘賢于堯舜’，‘其功皆在刪定六經(jīng)’。”《孟子·盡心上·13·32》：“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皮錫瑞根本就不知孔子被誰尊為與何以被尊為“萬世之表”。孔子是被封建帝王尊為“萬世之表”，“賢于堯舜”與其是否“刪定六經(jīng)”沒有關系。封建帝王所以尊孔子尊為“萬世之表”，“賢于堯舜”，是因為“居是國也，其君用之”，以其為“師”，“則”可以讓君“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當然這是孟子對“君”的忽悠。“康有為甚至認為‘凡六經(jīng)皆孔子所作’。”康有為是個瘋子！這是他正在發(fā)病！孔子算是無救了！死定了，孔子徹底被康有為的“凡六經(jīng)皆孔子所作”壓死了！累死了！孔子破壞國家古代歷史文化典籍之罪也難逃其咎了！康有為不及孔穎達遠矣！“近人周予同、匡亞明認為，《論語》、《禮記》都記載孔子曾以‘六經(jīng)’為教。‘六經(jīng)’肯定經(jīng)過孔子整理和編定，而《尚書》‘正是最好的政治課本’。孔子崇尚‘述而不作’，因此司馬遷、班固關于孔子編次《尚書》的記載應是可信的。”“記載孔子曾以‘六經(jīng)’為教”，何以就“‘六經(jīng)’肯定經(jīng)過孔子整理和編定”？屁話！“記載孔子曾以‘六經(jīng)’為教”與“‘六經(jīng)’肯定經(jīng)過孔子整理和編定”之間并沒有必然關系。要說“六經(jīng)”“經(jīng)過孔子整理和編定”，需要證據(jù)！譬如筆者的老婆是中學語文教師，雖然她“曾以“語文”為教”了35個春秋，但她卻從來未嘗對所教“語文”進行任何“整理和編定”！只是照本宣科，35年不變，而自詡為“述而不作”！“記載孔子曾以‘六經(jīng)’為教”，這說明“六經(jīng)”都是現(xiàn)成的！不需要“整理和編定”。以前的官學就是“以‘六經(jīng)’為教”。各級官學所使用的教材都須經(jīng)過國家相應級別政府審定。《孔子大辭典·先秦評孔·學派風氣·儒家》：“《地官司徒·保氏》云：‘保氏，掌諫王惡，而養(yǎng)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shù)。’孔子儒家之儒的前身就是這些掌握禮、樂、射、馭、書、數(shù)六藝，專門教養(yǎng)天子、諸侯以至鄉(xiāng)里貴族‘學子’的文化官吏，即《漢書·儒林傳序》中的‘古之儒者’。”顯然，各級官學所使用“禮、樂、射、馭、書、數(shù)六藝”，都是經(jīng)過國家相應級別政府審定的規(guī)范的標準教材。公元前11世紀初周武王滅紂建周，到公元前771年犬戎攻陷鎬京，周幽王被殺，次年周平王東遷都雒邑。史稱東遷以前為西周，以后為東周。東周在公元前256年為秦所滅。東周包括“春秋”和“戰(zhàn)國”兩個時期。從公元前７７０年到公元前４７５年，“韓、趙、魏三家滅智伯而分其地”，這段長達三百四十五年的歷史，稱之為“春秋”時期。在這期間，東周王朝越來越弱，根本不能號令諸侯，實際上已成為各諸侯間爭奪的一塊招牌，以便“挾天子以令諸侯”。其中有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相繼稱霸。經(jīng)過長期的諸侯爭霸戰(zhàn)爭，許多小諸侯國逐漸被大諸侯國吞并。春秋初期，諸侯國還有一百四十多個，到公元前４７５年，已經(jīng)所剩為數(shù)不多了，其中主要有齊、楚、燕、韓、趙、魏、秦等七國。它們之間為爭奪人口和土地，仍繼續(xù)不斷進行戰(zhàn)爭，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朝統(tǒng)一六國為止。自公元前４７５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這段約二百五十四年的歷史，稱之為“戰(zhàn)國”時期。從公元前11世紀初周王朝建國以來，周王朝的各級官學都一直使用這些教材。隨著周王朝國勢的衰敗，特別自春秋初開始出現(xiàn)“天子失官”，許多官學中的文化官吏失官，流落民間；而隨著這些文化官吏的流落民間，這些官學教材也隨之流入民間而形成“學在四夷”。而隨著“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也就應運而產(chǎn)生了“私人講學”、“私人辦學”的現(xiàn)象。孔子生卒年是前551年-前479年。孔子開始介入“私人講學”、“私人辦學”是在其三十四歲之后，即前517年之后的事。請讀者想想看，由前770年之前就早已開始出現(xiàn)的“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及其應運而產(chǎn)生的“私人講學”、“私人辦學”與其253年之后前517年孔子所介入的“私人講學”、“私人辦學”有何直接關系？沒有！公元前517年孔子的“私人講學”、“私人辦學”，對其253多年之前，公元前770年前所出現(xiàn)的“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以及“私人講學”、“私人辦學”，有何“促進”？是什么“促進”了什么？所謂“孔子創(chuàng)立了私學”，“孔子是教師之祖”，“孔子私學的創(chuàng)設，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tǒng)，進一步促進了學術文化下移”（《孔子大辭典·孔子》）等等完全是一些屁話！編者不僅顛倒了是非，也顛倒了先后！五六百年以來，到孔子時，周王朝的各級官學都一直在使用這些教材。而孔子就是一個“私辦官學者”。使用這些教材何需孔子“整理和編定”的多此一舉，脫了褲子放屁！？孔子又能對其作何種“整理和編定”！？“而《尚書》‘正是最好的政治課本’”，這更說明《尚書》是現(xiàn)成的！更不需要“整理和編定”！雖“《論語》、《禮記》都記載孔子曾以‘六經(jīng)’為教”，但卻無“記載孔子”“整理和編定”“六經(jīng)”，更無“記載孔子”“刪”“六經(jīng)”，“刪書”！這就更說明無“孔子整理和編定”“六經(jīng)”之實，更無孔子“刪”“六經(jīng)”、“刪書”之實！由“《論語》、《禮記》都記載孔子曾以‘六經(jīng)’為教”，何以得出“‘六經(jīng)’肯定經(jīng)過孔子整理和編定”？由“而《尚書》‘正是最好的政治課本’。孔子崇尚‘述而不作’”，可知對于《尚書》孔子既不需要“刪改”或“編次”，“《尚書》‘正是最好的政治課本’”，也不愿意“刪改”或“編次”！由“孔子崇尚‘述而不作’”，編者何以得出“因此司馬遷、班固關于孔子編次《尚書》的記載應是可信的”？筆者認為正確的推論應該是“因此司馬遷、班固關于孔子編次《尚書》的”“說法”“是”不“可信的”！注意：“關于孔子編次《尚書》”只是“司馬遷、班固”的一種意見或看法，即一種“說法”，并非什么“記載”。如果“司馬遷、班固”是孔子時人，稱其對孔子所寫者，用“記載”尚可；但“司馬遷、班固”是晚孔子四百余年之人，稱其對孔子所寫者，用“記載”就錯誤。在此，編者利用“記載”一詞，是編者故意偷換概念，混水摸魚，胡說八道！既然“《尚書》‘正是最好的政治課本’”，正好不需“孔子編次《尚書》”！何需孔子多事“編次《尚書》”？是保存《尚書》原樣符合“述而不作”精神、宗旨？還是對《尚書》肆意大加“刪”伐符合“述而不作”精神、宗旨？事情不言而喻！無“孔子編次《尚書》”之史實，焉有“孔子編次《尚書》的記載”？注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7·1》），“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論語·先進·11·14》）這是孔子思想行為的重要特征。　　

對《生平事跡·事跡傳說·作春秋》評說的評說及質疑　　

“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寓褒貶于字里行間。”“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克己復禮”，復辟周王朝奴隸制。“寓褒貶于字里行間。”不只是“褒貶”，還有“隱”、“諱”！張、揚！杜撰、捏造！　　

“孔子的弟子從孔子學習《春秋》，孔子說：‘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這全是編者捏造杜撰欺騙世人的謊言！“孔子說：‘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的出處，是引自《孟子·滕文公下·6·9》：“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讀者可以找來原文查查看，其中孟子并沒說此話是“孔子的弟子從孔子學習《春秋》”時，孔子對他們說的，或者是“孔子的弟子從孔子學習《春秋》”時，從孔子那里聽到的！而是孟子為了對付公都子質問他為何“外人皆稱”他“好辯”，臨時給孔子編造的一句話。在此編者為了對付欺騙世人，不僅把其捏造杜撰成“孔子的弟子從孔子學習《春秋》，孔子說：‘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而且還把孟子說的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捏造杜撰成“孔子說：‘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殺無罪者曰殺，殺有罪者曰誅，下殺上曰弒。同樣殺人，孔子以殺、誅、弒的區(qū)別來表達自己的愛憎感情。”“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此，孔子是天下大大小小當權派、權貴的眾矢之的。孔子必定不敢于“作《春秋》”，也必定不得以“作《春秋》”；所“成《春秋》”，不僅必然被“正人君子”，也必被“亂臣賊子”所憎恨、搜繳、焚毀，而不得流傳。　　

“孔子的弟子從孔子學習《春秋》”。筆者至今沒見有關孔子向其弟子教授由他所“作《春秋》”，或其弟子有學習孔子所“作《春秋》”的記載。編者是在說謊，欺騙世人。這是編者為欺騙世人而捏造杜撰的謊言。其實，不僅根本無“孔子的弟子從孔子學習《春秋》”，也根本無“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筆者這個“后世”者就并非“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而是通過《四書》，特別是由其弟子后學所編者的《論語》，“知丘”和“罪丘”的。對于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不但筆者沒見不知、世人沒見不知，就是那個杜撰孔子“作《春秋》”、“成《春秋》”的人物——孟子，也沒見不知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為何物！現(xiàn)在只見由孔子“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前遺后，隨其所見，筆之于書”（李贄：《焚書·童心說》）的《論語》。筆者設想，如果真有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那么必定會在《論語》中有所反映，而其影響也要比《論語》大得多，起碼其文筆會比《論語》通暢。《論語》影響如此大，那孔子《春秋》更應不可估量！何以至今不見，因其無也！孔儒們甚至于把由孔子“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前遺后，隨其所見，筆之于書”所湊成的《論語》都吹上了天！何以不把其祖師爺孔子親手所炮制的《春秋》吹上天？因為沒有！沒有吹什么？由此，可知今天的《春秋》與孔子絕對沒有關系！“可見孔子對所作《春秋》極為珍重。”雖“極為珍重”，然《論語》甚至記“小童”，而不記《春秋》矣！“漢武帝時”，僅“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數(shù)十篇，是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稱之為《古之尚書》，但不久就亡佚了”！“孔子作《春秋》，開創(chuàng)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對我國史學的發(fā)展影響很大。”首先要證明“孔子作《春秋》”是否真有，然后才可談是否“孔子開創(chuàng)了私人修史的先例”！是否“孔子作《春秋》”還沒確定，焉可侈談什么“孔子開創(chuàng)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如有，也實乃是“開創(chuàng)了”杜撰捏造歷史的“先例”！孔子“春秋筆法”，就是對歷史肆意涂抹、任意造假。若孔子“作《春秋》”，確實是“對我國的史學發(fā)展影響很”壞！若“為后代歷史學家所效法”，那么中國無歷史矣！“孔子以《魯春秋》為基礎，參考了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繁重”，刪繁就簡，從新編寫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據(jù)《孔子大辭典·歷史背景·歷史人物·周公》說：僅在周公“東征，‘降辟三叔’（《逸周書》），伐誅武庚”后，由他就“廣封諸侯，先后封宋、衛(wèi)、魯、齊、燕等，建制七十一國。”春秋初期，諸侯國還有一百四十多個。西周時諸侯國至少有二百個。孔子“參考了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不知孔子是如何搞到“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孔子把這些“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竹簡”放在何處？孔子“從新編寫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請把孔子所“從新編寫了”的那“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拿出讓世人見識見識！這得需要有確鑿的“史實證據(jù)！《春秋》是“歷史”，所記者應是“歷史事實”，而并非“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先不說孔子有無“從新編寫了一部”“《春秋》”，首先孔子把“《春秋》”當作“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就是一個絕大的謬誤！孔子之所以要“從新編寫”“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就是因為當時各諸侯國已經(jīng)不“尊奉周王朝”了！既然這樣，孔子要“從新編寫”“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各諸侯國能同意嗎？當時魯國的當權派“三家”能同意嗎？魯公能同意嗎？不反對嗎？不僅“三家”是“亂臣賊子”！魯哀公也是“亂臣賊子”！由“侯”稱“公”，就是“僭越”！他們能讓孔子安安穩(wěn)穩(wěn)地“以《魯春秋》為基礎，參考了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繁重’，刪繁就簡，從新編寫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嗎？猶癡人說夢！“如司馬遷所說，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由此，說明若有孔子“作《春秋》當在孔子“西觀周室”，也就是孔子到洛陽向老子學習“禮樂”回魯之后。據(jù)《孔子大辭典·附錄·孔子年譜》，孔子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歲。孔子與南宮敬適周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孔子家語·觀周》：“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孔子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fā)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返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家語·觀周》：“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自周返魯后，前517年，孔子三十五歲。因魯國發(fā)生內(nèi)亂，孔子到齊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昭公率師擊（季）平子，平子與孟孫氏、叔孫氏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齊。……魯亂，孔子適齊。”前515年，孔子三十七歲。孔子由齊返魯。《史記·孔子世家》：“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由前515年，孔子三十七歲返魯?shù)角?97年，五十五歲，春，去魯，逐年在《孔子大辭典·孔子年譜》都有詳細的記載。甚至于對孔子的只言片語也有詳細記載，然而，無關于孔子“作《春秋》”的只字！若真有孔子“作《春秋》”，這樣的大事絕對不能不記！再看，孔子自三十八歲到五十五歲這17年期間，前12年基本上是教學，后5年基本上是從政。在教學期間，由孔子“自周返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看，光這“三千焉”的弟子，就夠孔子窮于奔命忙活而不及！孔子不被累死，也得吐血！孔子焉有時間精力“以《魯春秋》為基礎，參考了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繁重’，刪繁就簡，從新編寫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退后一萬步說，孔子在這期間，除了奔命于“三千焉”弟子的教學，還奔命于“以《魯春秋》為基礎，參考了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繁重’，刪繁就簡，從新編寫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若此，孔子在這期間應該是很忙碌的，是個大忙人！然而又何以會有：《論語·述而·7·4》：“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論語·陽貨·17·5》：“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讓“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甚至于“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得不耐煩了！“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而“欲往”與“公山弗擾以費畔”！若有，《孔子大辭典·附錄·孔子年譜》編者是絕對不會吝惜筆墨而舍棄不記！你看，編者不是在前514年到前501年的每一年中，不僅把孔子說的每一句話都要記入，甚至于還把其弟子某某生也都編入了。由此看來，實在是沒有！在從政期間，據(jù)《孔子大辭典·附錄·孔子年譜》，孔子正式從政是在前501年（魯定公九年），五十一歲。孔子為中都（在今山東汶上縣西）宰，相當于現(xiàn)在的縣長。《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前500年，孔子五十二歲。（1）孔子為魯小司寇，管理土地、山林，是司寇的助手。（2）升為大司寇。大司寇是可以與司徒、司馬、司空并列的高級官員。相當于今天的公安、司法首長。這是孔子任職最高、最長的職務，從魯定公十年到十三年，孔子五十二歲到五十五歲，前后三年左右。這是孔子一生中僅有的官運亨通的幾年。西周時，在今山東地區(qū)封國大約有40多個。每個諸侯國面積很小，其中魯國和齊國是在今山東境內(nèi)的兩個最大的諸侯國。《孟子·告子下·12·8》：“[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魯國，不足2500平方公里。在春秋列國中屬于中等國家。在夾谷（今山東萊蕪縣境）之會，孔子相禮，讓奉齊景公之命，“為戲而前”的“優(yōu)倡侏儒”頃刻間就“手足異處”。（2）“誅少正卯”。《論衡·講瑞》：“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并，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圣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為政，何以先之？’”《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歲，由大司寇行相事，……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說時間“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歲”錯。前499年，孔子五十三歲，為魯司寇。前498年，孔子五十四歲。孔子為魯司寇，子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毀了郈（hòu）城（山東東平縣境），季孫氏毀了費城（山東費縣），孟孫氏的郕（chéng）城（山東寧陽縣境）被圍，但未攻克。孔子以“克己復禮”為目的的“墮三都”陰謀被識破而最終破產(chǎn)。前497年，孔子五十五歲。孔子在魯再也混不下去了，春，去魯?shù)叫l(wèi)。顏回、子路、子貢、冉有從行。現(xiàn)在看來，筆者認為司馬遷的《史記》中，許多是不真實的！不能迷信！《孟子·告子下·12·6》：“[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孔子在魯國從政期間也是窮于奔命，忙得很！孔子哪里有時間精力“以《魯春秋》為基礎，參考了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繁重’，刪繁就簡，從新編寫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說句不中聽的話，就是孔子有時間，忙里偷閑，“子”也還要“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割不正，不食”（《論語·鄉(xiāng)黨·10·8》）、“席不正，不坐”（《論語·鄉(xiāng)黨·10·12》）、“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吊”（《論語·鄉(xiāng)黨·10·6 》），窮擺譜！在這期間并沒有孔子“以《魯春秋》為基礎，參考了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繁重’，刪繁就簡，從新編寫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的蛛絲馬跡！當然也沒有“刪時”、“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等的蛛絲馬跡！若有，《孔子大辭典·附錄·孔子年譜》編者也是絕對不會吝惜筆墨而舍棄不編。你看，編者不是在前501年，孔子五十一歲時，甚至于把“弟子冉儒、曹恤（xù）、伯虔、叔仲會生”都列入其中了嘛！由此看來，孔子“自周返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以《魯春秋》為基礎，參考了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繁重’，刪繁就簡，從新編寫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如司馬遷所說，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開創(chuàng)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對我國史學的發(fā)展影響很大”，統(tǒng)統(tǒng)都是天方夜譚，子虛烏有！　　

《孔子大辭典·生平事跡·事跡傳說·獲麟絕筆》：“關于孔子晚年停止著書的傳聞。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孔子七十一歲。是年春魯貴族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士鉏（chú）商獲怪獸，以為不祥。孔子觀之曰：‘麟也！’（見《左傳·哀公十四年》）并說：‘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然后就痛哭道：‘吾道窮矣！’（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相傳他正在編《春秋》，于此年首記‘西狩獲麟’，并就此擱筆，也稱‘獲麟絕筆’。”盡管傳聞，只是傳聞，沒有證據(jù)不能當真。但是看來，“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不行了，“孔子”并沒有“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牛皮吹破了！編者又拿出了“獲麟絕筆”神話傳說來忽悠欺騙世人，而改稱孔子“編《春秋》”是“孔子晚年”“著書的傳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么我們再次進入編者設下的這個圈套看個究竟！孔子正在記這些“亂臣賊子”的黑賬，如果讓他們知道，是否能讓孔子參加他們的“西狩于大野”？不過由編者的行文看，似乎孔子對此并不在意，不僅不懼怕“亂臣賊子”知道，而且還有意以之夸耀！“亂臣賊子”也是既不知也不“懼”！《孔子大辭典·附錄·孔子年譜》：“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六十八歲。（1）冉有為季氏宰，齊攻魯，冉有帥師與齊戰(zhàn)勝之。……（2）孔子自衛(wèi)歸魯。……（3）季孫欲以田賦，問于孔子，孔子反對重賦。……前483年（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六十九歲。（1）《春秋》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2）孔子正樂。《論語·子罕·9·15》：‘子曰：“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3）魯昭公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吊。……（4）孔子答季孫問冬十二月出現(xiàn)螽（zhōng）。……（5）孔鯉卒。……前482年（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七十歲。（1）孔子自謂‘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2）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從事教育及文獻整理工作。……（3）顏回卒。《論語·先進·11·8》：‘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論語·先進·11·9》：‘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前482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七十一歲。（1）這年春狩獵獲麟，相傳孔子在此時作《春秋》。……（2）齊國的陳恒弒齊簡公姜壬，孔子請討陳恒。……前481年（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七十二歲。孔子聞衛(wèi)國政變，子路被殺。……前480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七十三歲。夏四月孔子卒。……”由“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從事教育及文獻整理工作”，若有孔子“作《春秋》”，那么孔子當從此時開始。此時是前482年（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七十歲。從孔子著手“作《春秋》至孔子前482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七十一歲，春，“獲麟絕筆”，滿打滿算一年時間！這就使“孔子以《魯春秋》為基礎，參考了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繁重’，刪繁就簡，從新編寫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完全成了謊言！屁話！《事跡傳說·韋編三絕》：“孔子讀易的典故。‘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韋編，用皮帶貫穿的書簡；三絕，指貫穿書簡的皮帶斷了多次。‘三’，指多次，并非實指。說明孔子晚年非常喜歡讀《易》書，以致使‘韋編’翻斷了多次。《易》即《周易》。舊傳孔子作《十翼》。”不必說“孔子作《十翼》”，就是說“‘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也更令孔子晚年“作《春秋》”成為胡話！請讀者注意記住：對于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沒有一點孔子時人或弟子的史料作證！　　

對《事跡傳說·韋編三絕》、《儒家典籍·周易》、《儒家經(jīng)典·易傳》評說的評說及質疑　　

“孔子晚年研究、傳授過《周易》”，何以證明？編者有何證據(jù)？《論語·述而·7·17》：“子曰：‘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據(jù)專家考證其中的“五十”當是“吾”。這段語錄當是孔子晚年說的。朱熹《集注》說：“蓋是時孔子年已七十矣”。此段只能說明孔子晚年“年已七十矣”時，曾經(jīng)有過想要“學《易》”的意向，以此甚至于還不能說明此后孔子真正地就“學《易》”了！更不能說明“孔子晚年研究”過《周易》，更更不能說明孔子晚年“傳授過《周易》”（對此，沒有一個弟子給予作證），更更更不能說明孔子晚年“作《易傳》”！如果“孔子晚年研究”過《周易》，不必說“傳授過《周易》”，也不必說“作《易傳》”，也都將令其晚年“刪《詩》”、“刪《書》”、“作《春秋》”成為胡話！孔子必累死無疑矣！更不必說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了！請讀者試試看，“讀《周易》，韋編三絕”需要多少時間！并且編者說“三絕，指多次，并非實指”，不止三次，而要遠大于三次！甚至于孔子在晚年有可能讀，“學”過“《易》”，但是否“傳授過《周易》”，則需要證據(jù)！不必說“讀《周易》，韋編三絕”困難，而“序《彖（tuàn）》、《系》、《象》、《說卦》、《文言》（筆者：即所謂《易大傳》，又稱《易傳》、《十翼》）”更絕對不可能！孔子七十三歲死，就算他每天二十四小時不停地翻，臨死前仍然在翻《易》，也不可能“讀《易》，韋編三絕”！并且“三絕，指多次，并非實指”，不止三次，而要遠大于三次！除非他孔子的“韋編”不是用皮繩，而是用麻繩，并且其質量還得很差！　　

近代學者考證《易大傳》成書于戰(zhàn)國，其作與孔子無關，這已成為定論。　　

編者雖然也承認“《易大傳》確非孔子所作”，卻又說什么“《易大傳》的大部分是戰(zhàn)國時期作品”，好象《易大傳》還有小部分作者與孔子有關似的！屁話！“孔子讀易的典故。‘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韋編，用皮帶貫穿的書簡；三絕，指多次，并非實指。說明孔子晚年非常喜歡讀《易》書，以致使‘韋編’翻斷了多次。《易》即《周易》。”注意：在此只是說孔子晚年“非常喜歡讀《易》書”，并沒有說“研究《易》”，更沒說“傳授《易》”，只是說“非常喜歡讀《易》書”。“舊傳孔子作《十翼》。但自宋末歐陽修作《易童子問》，提出質疑，認為《十翼》‘皆非圣人之作’、‘亦非一人之言’以后，有關《易經(jīng)》與《易傳》的寫作時代與作者問題，聚訟時久。一般認為《易經(jīng)》作于殷末周初，而《易傳》則成書于戰(zhàn)國后期，皆非出于一人之手。《十翼》雖非孔子一人所作，但孔子與《易》的關系甚為密切。”“《十翼》雖非孔子一人所作，但孔子與《易》的關系甚為密切。”既然“《十翼》‘皆非圣人之作’”，那么此處的“《十翼》雖非孔子一人所作”，就是一句屁話！此言好象《十翼》其中還有孔子“作”之份，但其中絕無孔子之份！“《十翼》‘皆非圣人之作’”！“孔子與《易》的關系甚為密切”，“孔子與《易》的關系”是什么“密切”“關系”？由上可知至多也只是“‘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孔子晚年整天喜歡翻弄《易》，致使“韋編三絕”！并沒有別的其他關系！還能有何關系？無論如何，絕不能是“作者關系”！因為前面編者已經(jīng)說得明白自“宋歐陽修作《易童子問》”就“明確提出”“《十翼》‘皆非圣人之作’”！而對此，編者并沒提出任何異意！　　

“《易經(jīng)》作于殷末周初，而《易傳》則成書于戰(zhàn)國后期”。孔子是春秋末期人，盡管“皆非出于一人之手”，其作者也與孔子毫無關系。至于其他全是屁話！　　

“《左傳》《國語》記載，春秋時代人們引《易》占卜論事的就有二十余條。通《易》者有周、魯、衛(wèi)、鄭、晉、齊、秦等國人物”。但這其中卻無孔子！看來，“春秋時代”，“周、魯、衛(wèi)、鄭、晉、齊、秦等國”的“通《易》者”“人物”對《易》的研究成果已經(jīng)更大，更應該受到重視，其影響必定會更大，而不是孔子。孔子晚年（三年），不僅多病，諸如：《論語·述而·7·5》：“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子罕·9·12》：“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于臣之手也，無寧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又多事多難，諸如“從事教育及文獻整理工作”，“刪詩”、“正樂”、“刪書”、“作《春秋》”等等，愛子孔鯉病死、愛徒顏回病死、子路被殺等等。無論孔子如何“喜讀《易》”，其成績也不會超越他們！至于孔子對于《易》的水平，則稀松寥寥！諸如，《論語·為政·2·4》：“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論語·子罕·9·9》：“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的卜算完全錯誤。當然孔子更不知后來的秦始皇“焚書坑儒”，更更不知后來漢武帝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讓筆者看，孔子晚年不僅很難有時間精力喜讀《易》，并“韋編三絕”！也很難有心思“喜讀《易》”，更不必還“傳授《周易》”！更更不必還“作《易傳》”！“不僅卜官、史官談《易》，就是一般貴族甚至于貴夫人如魯國穆姜也大談《周易》。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以他的閱歷與博學，不可能不學《易》、談《易》、闡發(fā)《易》的思想。何況《論語》中有孔子學《易》的記載，子曰‘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盡管“不僅卜官、史官談《易》，就是一般貴族甚至于貴夫人如魯國穆姜也大談《周易》。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以他的閱歷與博學，不可能不學《易》、談《易》、闡發(fā)《易》的思想”，然而，實際上卻是直到孔子晚年年七十歲以后他才表示有想“學《易》”的愿望。筆者竊認為這可能因為以前他太自己吹噓他自己“知天命”、“受天命”，從而產(chǎn)生了一種似乎他自己是真的“知天命”、“受天命”似的錯覺，所以太相信他自己是“知天命”、“受天命”了！等到犯了許多“大過”，碰了許多壁之后，才開始對其自己是否“知天命”、“受天命”有所懷疑，而又轉回頭來想求助于《周易》的卜算。這本身孔子就自我戳穿了他“五十而知天命”的西洋景。一般人們諷刺技能差，無準頭的人是“打哪里，指哪里”，該編者甚至于連“打哪里，指哪里”的水平也沒有！根據(jù)孔子的歷史，講孔子也不行！是才智差？還是心地差？筆者看，是心地太差！請讀者注意：“《論語》中”所“記載”的“子曰‘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并非是“孔子學《易》的”“記載”！而只是孔子表示想“學《易》”的“記載”！甚至于根據(jù)《史記·孔子世家》所說，孔子也只是“‘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并沒有“談《易》、闡發(fā)《易》的思想”！“《史記》還記載孔子傳《易》給魯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傳至漢初。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殘卷附錄，也記載了孔子與其弟子子貢等人研討《易》理的問答。這說明不僅在晚年喜《易》，而且認真研究過《易》，的確傳授過《易》。”“《史記》”“記載（注意：應是“所說”，而非“記載”）孔子傳《易》給魯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傳至漢初”，請讀者注意：這其中要經(jīng)歷戰(zhàn)火紛飛的三百余年，豈只是難得，簡直是荒唐！不是人話，近乎鬼話！令人難以置信！“再一代代直傳至漢初。”請把“孔子傳《易》給魯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傳至漢初”的史料拿出來！沒有史料左證，只能是欺騙！甚至于如果有，那也是商瞿及其后代的功勞！《史記》所“記載孔子傳《易》給魯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傳至漢初”的到底所“傳”的是什么？是孔子所作的《易》嗎？是孔子所作的《易傳》嗎？還是孔子“談《易》、闡發(fā)《易》的思想”？“天下”諸國、諸人就無存無傳？如果真有只要拿出來，向世人展示展示看看，便知！拿不出來就是沒有！就是欺騙！不必多費口舌！耍些“鬼畫虎”！“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殘卷附錄，也記載了孔子與其弟子子貢等人研討《易》理的問答。”這也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現(xiàn)在看來，由漢代墓葬出土的“文物”中，還很可能“記載”有顏氏感黑帝而生孔子（《春秋·演孔圖》），以及孔子其相貌是頭四方高，中央低（《禮含文嘉》），海口、駢（pián）齒，舌理七重，龜脊、虎掌（《孝經(jīng)緯》），其胸口上有“制作定，世符運”（《春秋·演孔圖》）六個大字等等的“記載”。現(xiàn)在造假更甚，甚至于在圖書館、書店里，就可以找到許許多多“記載了孔子與其弟子子貢等人研討《易》理的問答”的書。可信嗎？敢信嗎？在《論語》中，以記載子貢與孔子的對話最多，但卻沒有一條與《易》有關，更沒有一條同“孔子與其弟子子貢等人研討《易》理的問答”有關！特別關于孔子與《易》的關系問題，是孔子臨死前三年的事情，如其與子貢真有其事，在《論語》中，更應有所記！無記，只能說明沒有！“的確傳授過《易》”，沒有證據(jù)，編者的這個“的確”無異于放屁！　　

但請讀者注意記住：“《易經(jīng)》作于殷末周初，而《易傳》則成書于戰(zhàn)國后期”。　　

“長期以來，《易傳》被當作孔子著作”，“傳統(tǒng)說法伏羲畫八卦，文王重為六十四卦（一說伏羲重卦，一說神農(nóng)重卦，并系辭（一說周公系辭），孔子作《易傳》，稱為‘人更三圣，世歷三古’”等等，這完全是后儒的造假剽竊使然！“相傳孔子曾研究《周易》，并傳授給弟子商瞿（qú），數(shù)傳至齊人田何，漢代言《易》者本之田何。”然而在前《韋編三絕》卻說“《史記》還記載孔子傳《易》給魯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傳至漢初。”前者是“傳《易》給魯人商瞿”，后者是“傳授給弟子商瞿（qú）”；前者是“商瞿（qú）再一代代直傳至漢初”，后者是“數(shù)傳至齊人田何，漢代言《易》者本之田何”。全是鬼話！請讀者看看，編者在其中所耍的這些貓膩！　　

但請讀者注意記住：“《易》成書于文王之后，《易傳》也不是孔子所作。”　　

既然《易傳》“各篇成書時間時代不一，約在戰(zhàn)國至漢陸續(xù)問世”，那么“長期以來，《易傳》被當作孔子著作”就是完全錯誤的。并且也不是什么《易傳》“在《易》學史上、儒學史上和中國哲學史上影響很大”，而是后儒的剽竊、造假“在《易》學史上和中國哲學史上影響很”壞！　　

但是請讀者注意記住：《易傳》“各篇成書時間時代不一，約在戰(zhàn)國至漢陸續(xù)問世。”　　

讀者對其說，越分析研究，就會越發(fā)現(xiàn)關于孔子“樂正”、“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等說之漏洞百出、荒謬絕倫！　　

三、筆者對孔子“樂正”及 “刪詩”、“刪書”、“作《春秋》”等說的質疑及評說　　

《論語·子罕·9·15》：“子曰：‘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孔子大辭典·附錄·孔子年譜》：“前483年（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六十九歲。……（2）孔子正樂。……”孔子說：“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其意孔子說他自從公元前484年，六十八歲，由衛(wèi)國回到魯國后，就“樂正”。（《孔子年譜》說前483年，六十九歲時，孔子“正樂”。）何謂“樂正”？“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即對“樂”（《樂》）中的“《雅》、《頌》”使其“各得其所”。“樂正”，應該是“《樂》正”。所謂“《雅》、《頌》”是指“樂”（《樂》）的“《雅》、《頌》”，即《雅》、《頌》的樂曲，并非是《雅》、《頌》中的詩詞，《詩》中的“《雅》、《頌》”。在《樂》中，除了“《雅》、《頌》”，當然還可能有其他部分。但孔子都沒有提及，這就是說對于《樂》中的其他部分，孔子并沒有動及。在這段話中，孔子并沒有提及《詩》，這說明孔子根本就沒有“動及”過《詩》。關于孔子“刪《詩》”說，沒有任何根據(jù)。《詩》是周初至春秋時，周天子為“觀風俗，知得失”而派專人到民間采集，后經(jīng)王室選定的“詩集”。因此，《詩》是早已經(jīng)由周王室定型了的作品，并早在孔子之前，《詩》就已經(jīng)在天下流傳很廣。其中每首詩還要配以音樂，可以演奏歌唱給天子聽。《詩》和其《樂》，是周王朝“禮樂”的一部分。孔子鼓吹“克己復禮”。《論語·雍也·6·25》：“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甚至于對一個酒器形狀的改變，孔子都如此氣急敗壞！就不可能對《詩》“刪”。然而“樂正”，使“《雅》、《頌》各得其所”倒有可能。這也屬于“克己復禮”！隨著周王朝的“禮崩樂壞”，在民間流傳，其中《雅》、《頌》有些地方在流傳過程中可能以訛傳訛變調(diào)了。孔子發(fā)現(xiàn)他所收藏的《樂》中的《雅》、《頌》有些與原調(diào)有誤，而讓其“各得其所”，——根據(jù)原來正確的再把它們改回原樣，這是可能的。所謂改回原樣，首先必然要有一個原樣放在那里以提供給孔子作為是否“正”的比較、參照。當時都是“手抄本”，孔子“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只能是對他自己當時所保存《樂》的“手抄本”進行，不能對其他人所保存《樂》的“手抄本”進行。孔子所保存者有錯，其他人所保存者卻不一定有錯，若有錯其錯也并不一定一樣。“正”天下之“樂”，那是周天子的事。孔子“樂正”，只能是“正”其自己家里所保存的“樂”，“正”其自己家里所保存的“樂”，可以，問題不大，但倘若“正”天下之“樂”，那可不僅僅是個簡單的越俎代庖問題，而是一介草民挑戰(zhàn)天子權威的大逆不道了！同時，對此，孔子無力干！干不了！也不能干！孔子既不會知道誰家保存有《樂》，更不知誰家的《樂》有錯“不正”，更不能家家去“正”！試想孔子的“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對于“正”天下之“樂”有何價值？對于《樂》在今天的流傳有何價值？價值多大？孔子不可能一手遮天！不能因為孔子“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他“樂”都亡了，惟有孔子所“正”之“樂”獨存獨傳于世！孔子的“樂正”，只有“或許”、“可能”的意義，沒有實際的價值和意義！假如有《樂》流傳下來，是否現(xiàn)存《樂》就一定是孔子所“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的《樂》？當然不能！應該有證據(jù)，最簡單最可靠的辦法就是“筆跡鑒定”，鑒定現(xiàn)存的《樂》是否就是孔子的真實筆跡等等！是則是，非則非！不過孔子多謊話，真話不多，是否他真有“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需要其他史實的佐證。筆者認為孔子“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能真有其事。但現(xiàn)存（若有）《樂》卻不一定就是孔子所“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的《樂》！是否，應該經(jīng)過嚴格地鑒定！若是，那可以說孔子對《樂》中“《雅》、《頌》”的“復原保真”、“保存流傳”的“功不可沒”！否則，一切都不可信！倘若現(xiàn)已以無所存，那么，孔子“樂正”否，并無任何實際意義！“至于他與已失傳的《樂經(jīng)》有何關系，已無從考證。”既然如此，再談論“孔子正樂”，已是扯淡了！　　

據(jù)此，也可以鑒定關于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說的真?zhèn)危约艾F(xiàn)存《詩》、《書》、《春秋》、《易傳》是否就是孔子所“刪詩”、“刪書”的《詩》、《書》，所“作《春秋》”的《春秋》，所“作《易傳》的《易傳》！否則，沒有證據(jù)，一切都是扯淡，都不可信！　　

孔子以“從周”、“為東周”自詡，而《詩》正是他所崇尚“周”的傳家寶。若孔子“刪詩”，這說明孔子對其并不珍重、珍愛，而是隨意“刪”，一下子就把“《詩》三千余篇”，“去其重”，“刪”成了“三百五篇”！并且《詩》正是“周公之典”，“施于禮義”的產(chǎn)物和規(guī)范，何須孔子對其“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孔子何敢對其“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　　

注意：孔子是說“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由此可知若孔子有“刪詩”，也是發(fā)生在他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自衛(wèi)反魯”之后，時當孔子六十八歲，年邁體衰而又做官無望，才有“然后樂正”之可能。《孟子·滕文公下·6·3》：“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否則，孔子焉能耐得“樂正”的寂寞？孔子“自衛(wèi)反魯”，時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歲。而在這之前，孔子也曾多次談到《詩》，在《論語》中，就有不少記載。諸如，《論語·為政·2·2》：“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泰伯·8·8》：“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子路·13·5》：“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季氏·16·13》：“ 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趣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論語·陽貨·17·9》：“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孔子多次稱說“《詩》三百”，這與今天所流傳《詩》的三百零五首基本一致。《詩》不是被“刪”了而是被“增”了！孔子反復稱道《詩》“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既然《詩》如此盡善盡美，焉有“刪”之理？焉有“刪”之實？這實際上也就否定了孔子“刪詩”說！在《四書》中，孔子及其弟子、孟子多次引用《詩》，論及《詩》，卻均無提及孔子“刪詩”，這就說明并無孔子“刪詩”之實！由孔子“刪詩”前的“詩三百”，到孔子“刪詩”后的“詩”“三百五篇”，這哪里是“刪詩”，而明明是“增詩”！　　

《詩》，不僅在周王朝所直接控制的區(qū)域，在各諸侯國，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有流傳和收藏。既然孔子可獲得、收藏，甚至于“刪”，那么其他庶人也可獲得、收藏或者“刪”。因此，當時存在于官方和民間的《詩》很多，絕對不會僅僅只有孔子獨有。孔子所存之《詩》絕對不會是周王朝王室之原本而只可能是流傳的某種手抄本。孔子不能一手遮天！這是顯而易見的！若孔子要對《詩》進行“刪”，那也只能是對他自己所持者“刪”，而絕對不能對天下所有的《詩》進行“刪”，他可以保存收藏他所“刪”者，卻不能銷毀天下所有沒被他“刪”的《詩》。同樣不能因為孔子“刪詩”，其他“詩”都刪了，其他“詩”都亡了，惟有孔子所“刪詩”之“《詩》”獨存獨傳于世！這樣，孔子死后，在天下就會有眾多本沒被孔子“刪”的《詩》和一本被孔子“刪”的《詩》流傳在“天下”。如果孔子一本“刪”的《詩》可以流傳下來，那么眾多本沒被孔子“刪”的《詩》就更可能流傳下來。這樣現(xiàn)在“天下”流傳的《詩》可能性最大者也應該是沒遭孔子“刪詩”版本。甚至于現(xiàn)在有兩個或更多版本，其中也不能說一定就有孔子所“刪”版本的《詩》！說是，那也得有證據(jù)！　　

“《詩》三千”，《樂》三千，若再加上孔子所“刪”成“三百五篇”和其與之相配之《樂》得多少字，這些字，得需要孔子讀多少時間！得需要孔子寫多少時間！負載這些東西的竹簡得多少，體積多大！儲藏需要多大倉庫！加工這些竹簡需要多少人工！收集這些竹簡需要多少時間！購買這些這些竹簡需要多少費用！孔子有何時間精力、有何經(jīng)濟堪承擔“刪詩”這項“巨大工程”？《論語·先進·11·8》：“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孔子若要給顏會買槨，就得賣掉自己的車。由此看，孔子根本無財力支持！　　

“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筆者認為若此，在當時足以讓孔子上斷頭臺！《論語·八佾·3·1》：“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甚至于季氏的“八佾舞于庭”，都讓孔子視為“是可忍孰不可忍”！“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孔子豈敢“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因此，令“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是周天子，絕對不是他孔子。“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是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時，周天子早已經(jīng)完成了“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并配有樂曲的工作。孔子對其也可以“皆弦歌之”。《論語·泰伯·8·15》：“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也證明了這一點。這“三百五篇”的樂曲，也是周天子委派有關樂師配制的，并非孔子所配，孔子也沒有資格配。孔子對這“三百五篇”，只是“皆”可“弦歌之”而已。弄清楚這段話的意義之后，我們就可以知道孔子“樂正”的意思和意義了。“子曰：‘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是說他老年時“自衛(wèi)反魯”后，就開始著手“樂正”，即把《詩》的“《雅》、《頌》”部分中的有關錯譜更正過來，使其“各得其所。”孔子所“正”者，只能是他自己所保存的樂譜，而不能去“正”其他人所收藏的樂譜，別人所收藏的樂譜，也不一定有錯，有錯也不一定與孔子的一樣。注意：孔子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并非“樂編”，令“《雅》、《頌》”各有所得。“樂正”與“樂編”不同。“樂正”，是指根據(jù)原樂譜把自己手頭所保存樂譜中的錯譜糾正過來；“樂編”，是指編寫樂譜，也就是現(xiàn)在通常所說的“譜曲”。“各得其所”與“各有所得”也不同。譬如說：“甲”本有“A”，但是現(xiàn)在卻有“B”；“乙”本有“B”，但是現(xiàn)在卻有“A”，“各得其所”就是指讓“甲”得其本有的“A”，讓“乙”也得其本有的“B”；而“各有所得”，只是指令其“各個有份”而已。《關雎》是《國風》中《周南》的第一篇。由此兩段“語錄”，筆者認為：《詩》“三百五篇”，其原先篇篇都配有相應的樂曲。《詩》“三百五篇”的收集征集選編以及配樂，是早在孔子之前很久很久的事情了，與孔子無絲毫關系。《詩》“三百五篇”的收集、征集、選編以及配樂，是周王朝的一種國家行為。更確切地說是周公“制禮作樂”重大“工程”的一個重要部分。因此，《詩》“三百五篇”的收集、征集、選編以及配樂工作，至遲開始于周公，其完成至遲在“春秋”之前。當時的收集、征集的詩很多，達“三千余篇”，但是僅選定了其中的“三百五篇”，并把這些選定了的“三百五篇”各都配上相應的“樂”。因此，上面所引《史記·孔子世家》中的那段文字的實際標點斷句不應該是：“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而應是：“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中國古時候，寫文章是沒有標點符號的，讀起來很吃力，甚至產(chǎn)生誤解。到了漢朝才發(fā)明了“句讀”符號。語意完整的一小段為“句”，相當現(xiàn)在的句號；句中語意未完，語氣可停頓的一段為“讀”，相當于現(xiàn)在的逗號。宋朝時分別用“。”、“，”來表示。明代時才出現(xiàn)了人名號和地名號。這些就是我國最早的標點符號。到了清朝，大量洋人來華，現(xiàn)在的“標點符號”，是舶來貨，外國文字里的東西。后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出現(xiàn)了“白話文”，利用它能使白話文更明了、確切、生動,因此自然把它也加進文字中了。這樣，“標點符號”才在漢語中落了戶。在“十”上面加一瞥，“十”就成了“千”，就使孔子“弟子蓋三十”變成了“弟子蓋三千”，一下子讓孔子的弟子猛增一百倍！之所以錯點標點，很可能是后儒的故意所為，有意吹捧拔高孔子。特別是漢武帝劉徹“獨尊儒術，廢黜百家”之后，孔儒都是一些驕橫跋扈不可一世的人物；而且是他們把孔子捧得越高，他們就越可以橫行霸道；他們越橫行霸道，就可以把孔子捧得越高！孔儒獨霸天下輿論、文字以及所謂“修史”！因此，筆者認為所謂孔子“刪詩”說，不過是后儒利用“標點符號”對歷史進行捏造篡改之一例。　　

既然“秦焚書后，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那么“秦焚書后，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的東西，就與孔子毫無關系。“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純屬屁話！隸書是漢字中常見的一種莊重的字體，書寫效果略微寬扁，橫畫長而直畫短，講究“蠶頭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東漢時期達到頂峰，書法界有“漢隸唐楷”之稱。秦始皇在“書同文”的過程中，命令李斯創(chuàng)立小篆后，也采納了程邈整理的隸書。漢朝的許慎在《說文解字》記錄了這段歷史：“……秦燒經(jīng)書，滌蕩舊典，大發(fā)吏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為隸書，以趨約易”。由于作為官方文字的小篆書寫速度較慢，而隸書化圓轉為方折，提高了書寫效率。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績，是在采用了隸書”來評價其重要性（《奴隸制時代·古代文字之辯正的發(fā)展》）。因此，其中的“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就令其“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完全徹底地成為謬論！　　

“漢武帝時又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數(shù)十篇，是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稱之為《古之尚書》，但不久就亡佚了。”這也是一條極其重要信息。若孔子真有“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之實，那么包涵著孔子“心志”，浸透著孔子心血，孔子花費了那么大人力物力，千辛萬苦所“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的“手稿”，必然是孔子的傳家寶，不僅是其子孫后代，也是其弟子及其子孫后代的傳家寶，為何不好生珍藏？若有，為何不把“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的“手稿”珍藏在“宅壁”里？而僅在“宅壁”里珍藏了“數(shù)十篇，是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他人“《古之尚書》”？并且對此耗時如此長，花費如此大，工程如此巨，這么興師動的大事件，竟然甚至于在孔子活著時，孔子、其弟子、其子孫、同時期人沒有提及過，在其死后，也沒有其弟子、其子孫、同時期人提及過，沒有一點遺物？你看！在《論語》中，甚至于諸如《論語·季氏·16·14》：“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論語·鄉(xiāng)黨·10·24》：“寢不尸，居不客”，孔子的言行都作了詳細記載，窮盡其所有！并且其中還有許多重記者和記有眾多與孔子及其弟子無關者，由此可見，如孔子真有“刪詩”、“刪書”、“作《春秋》”之實，必定在《論語》中會有記載。沒有記載，只能說明沒有！若有，《論語》的編撰者是決不會因愛惜筆墨而不記或因疏漏忘記！據(jù)說孔子有“弟子蓋三千”、“賢人七十”，皆非等閑之輩！若孔子真有“刪詩”、“刪書”、“作《春秋》”之實，他們決不會只看到了孔子“寢不尸，居不客”，而沒看到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之盛事！也決不會只聞到了孔子說“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而未聞到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之盛事！也決不會寧肯記孔子的“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之，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寢不尸，居不客”之言行，也不記孔子的“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之“盛事”！若孔子真有“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之實，那么孔子對其手稿一定珍愛萬分，嚴密收藏、珍藏，其弟子雖不能收藏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之“手稿”，也一定會保存收藏對其“手稿”的“傳抄本”！非但沒見孔子其子孫有保存珍藏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之“手稿”，也沒見其弟子中有保存珍藏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之“手稿”的“傳抄本”者！只是“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數(shù)十篇”，他人“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古之尚書》”！并且讓這些寶貝東西“不久就亡佚了”！這就徹底揭開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的謎底！在孔子家的“宅壁”里，只藏有其他人的“數(shù)十篇”《書》的“手抄本”，沒有別的東西，并沒發(fā)現(xiàn)有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任何遺跡！若真有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之實，孔子家里何以不珍藏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之“手稿”，而僅珍藏了他人“數(shù)十篇”《書》的“手抄本”？甚至于“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數(shù)十篇，是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稱之為《古之尚書》”，卻沒發(fā)現(xiàn)有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的任何遺跡？“數(shù)十篇”“《古之尚書》”，到底是多少“篇”！這么重大的“考古發(fā)現(xiàn)”，這么珍貴的“歷史文物”，豈有不把篇數(shù)清點清楚的道理！？篇數(shù)也并不多，僅“數(shù)十篇”，也好清點，清點并不費事！為何不清點清楚，給出一個準確篇數(shù)！？“秦焚書后，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為何儒家就不敢把“漢武帝時”“從孔子宅壁”所“發(fā)現(xiàn)數(shù)十篇”“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古之尚書》”與“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的“《今文尚書》”的篇數(shù)進行比對？更不必說對其內(nèi)容進行比對了！看來，“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的“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數(shù)十篇”“《古之尚書》”不僅不是孔子的筆跡，其篇數(shù)也與先前儒家所編造的說經(jīng)孔子“刪”后之《書》的篇數(shù)“二十九篇”也不對，不相符！當然與“孔子曾選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誥，上起《堯典》，下訖《秦誓》，加以刪定編撰，相傳共有百篇”更不著邊際。儒家學者為了能繼續(xù)騙下去，只好籠統(tǒng)地說其“用古籕（zhòu）書抄寫”、“數(shù)十篇”等，并隱痛割愛，令其稀里糊涂地“但不久就亡佚了”！　　

《孔子大辭典·典籍文獻·儒家經(jīng)典·尚書》：“《尚書緯》稱：‘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以二百篇為《尚書》’。”據(jù)此，孔子“刪書”的工程要比其“刪詩”的工程還要巨大！由此看來，不僅“孔子曾選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誥，上起《堯典》，下訖《秦誓》，加以刪定編撰，相傳共有百篇”完全是編者的胡說！“秦焚書后，存留二十九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抄寫，稱之為《今文尚書》。一般學者認為，這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過的傳本”完全是編者的胡說！而且“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以二百篇為《尚書》’”也完全是編者的胡說！“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以二百篇為《尚書》’”？請拿出史料左證！　　

《論語·述而·7·31》：“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論語·子路·13·18》：“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13·20》：“[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孟子·梁惠王上·1·7》：“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孟子·滕文公下·6·9》：“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離婁下·8·21》：“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公羊傳·閔公元年》：“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既然如此，孔子、孟子及其儒家毫無誠信可言，其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說可信嗎！？敢信嗎！？　　

《大學》，《孔子大辭典·典籍文獻·先秦著述·大學》：“《禮記》篇名。儒家經(jīng)典之一。傳為曾子作。”《中庸》，《孔子大辭典·典籍文獻·先秦著述·中庸》：“《禮記》篇名。儒家經(jīng)典之一。傳為戰(zhàn)國初子思作。”《論語》，《孔子大辭典·典籍文獻·論語注本·論語》：“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論之匯編。研究孔子的主要資料。儒家經(jīng)典之一。也是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產(chǎn)生過深遠持久影響的經(jīng)典之一。……（三）《論語》之編撰者。歷來考證《論語》之編撰者，有下列諸說：（1）泛指孔子門人為編纂者。《漢書·藝文志》：‘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為最早論及《論語》之編撰者。（2）認為是子弓、子游、子夏等所撰。東漢鄭玄曰：‘《論語》乃仲弓、子游、子夏所撰定。’……（3）認為是子夏等人所撰。《論語崇爵讖》：‘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4）認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5）認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6）認為是閔子弟子所撰。……”《孟子》，《孔子大辭典·典籍文獻·先秦著述·孟子》：“儒家經(jīng)典之一。戰(zhàn)國中期孟子及其弟子萬章、公孫丑等著。一說是孟子的弟子或再傳弟子的記錄。”既然如此，倘若真有“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這樣的“大事件”，在《四書》中必定會大吹大擂，有所記載！然無！這只能說明沒有！在《四書》中，多次引用《詩》、《書》，均直呼《詩》、《書》，并無關于“孔子‘刪詩’、‘刪書’”以及“作《易傳》”的蛛絲馬跡，這說明：至少在《孟子》、《論語》、《大學》、《中庸》成書時，還沒有出現(xiàn)孔子“刪詩”、“刪書”、“作《易傳》”的“神話”。倘若有，孔子、孟子及其弟子絕對不會不記！不留一點蛛絲馬跡！而在《大學》中，除多次引用《詩》、《書》外，還引用了一次《楚書》。《大學·11》：“《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大學》既然“為曾子所作”，倘若真有孔子所“作《春秋》”，曾子為何不直接引用“先師”孔子所“成《春秋》”而引用《楚書》，舍近而求遠！？這更說明根本就無孔子“作《春秋》”！甚至于《大學》的杜撰者，在杜撰《大學》時，也并不認可《孟子》中的“孔子作《春秋》”！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中，有諸多的“《詩》曰”、“《書》曰”，卻沒有“《春秋》曰”，更沒有“孔子作《春秋》曰”或“孔子成《春秋》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的目的是要“亂臣賊子懼”。令“亂臣賊子懼”，必須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只有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才能令“亂臣賊子懼”。孟子不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何以令“亂臣賊子懼”！孔子不把其所“作《春秋》”、“成《春秋》”昭示于世，其弟子不把其宗師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昭示于世，何以達到令天下的“亂臣賊子懼”的目的？孔子及其弟子、孟子之所以不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是因為孟子不能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何以不能？因為根本就無“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之實！孟子撒了謊！所謂“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只是孟子對世人的欺騙！在《四書》中，孔子及其弟子不但沒有有關孔子“作《春秋》”的記載，對孔子“作《春秋》”沒留下任何一點蛛絲馬跡，而且也沒引用、提及過周《春秋》、魯《春秋》以及任何其他諸侯國《春秋》的記載。誰若不信就去查查。這點非常重要。很可能在孔子當時，周《春秋》、魯《春秋》以及任何其他諸侯國《春秋》都還密藏于“公室”，根本就沒流入民間。孔子師徒根本就沒見到過周《春秋》、魯《春秋》以及任何其他諸侯國的《春秋》，豈有“孔子以《魯春秋》為基礎，參考了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繁重’，刪繁就簡，從新編寫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全是謊話！胡說！　　

在《孟子》中，孟子提到孔子“作《春秋》”者有兩處：《孟子·滕文公下·6·9》：“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離婁下·8·21》：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既然“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何以有“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倘若有“孔子成《春秋》”，孟子為何不直接拿出來令諸如“不作”之“圣王”、“放恣”之“諸侯”、“橫議”之“處士”、“言盈天下”之“楊朱、墨翟”等等“亂臣賊子懼”！？這豈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而是“孔子成《春秋》”，“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亂臣賊子”更“甚囂塵上”！至今就沒有任何史料記載，在歷史上有哪一個“亂臣賊子懼”因孔子所“作《春秋》”、所“成《春秋》”而“懼”的神話！有誰看到過孔子所“作《春秋》”、所“成《春秋》來？沒有！絕對沒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既然“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若有孔子“作《春秋》”、“成《春秋》”，那么，“齊桓、晉文之事”，應當是孔子“作《春秋》”、“成《春秋》”所首要當記者，“齊桓、晉文”就是孔子所要痛斥的“亂臣賊子”；“齊桓、晉文之事”就是“亂臣賊子”“之事”。齊宣王也是一個“亂臣賊子”，何以“亂臣賊子”齊宣王非但不“懼”還要“得聞”“亂臣賊子”“齊桓、晉文之事”？何以“亂臣賊子”齊宣王竟然還敢于直接欲從“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3·2》）的孟子那里“得聞”“亂臣賊子”“齊桓、晉文之事”？要學一個“亂臣賊子”“齊桓、晉文”？而孟子何以甚至不敢拿出孔子所“作”、所“成”之“《春秋》”，讓“亂臣賊子”齊宣王“懼”一“懼”？對齊宣王一口回絕而“假”稱“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就是孟子對于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作了直接的自我否定！同時，在《孟子》中，孟子除了“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等幾句空話外，毫無任何實際內(nèi)容。倘若真有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么孔子所“作《春秋》”，就是孟子手中的強大“思想武器”、“理論根據(jù)”，應當在《孟子》中“大書特書”、“大樹特樹”！廣泛引用其中的具體內(nèi)容！孟子也必定會在《孟子》中“大書特書”、“大樹特樹”！廣泛引用其中的具體內(nèi)容！然而沒有！這只能說根本就無“孔子作《春秋》”之實！“孔子成《春秋》”之實！孟子是孔子死后一百余年的人物，而且所說的這些話并沒有出處，故決不可信！　　

《孟子·公孫丑下·4·13》：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期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shù)，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告子上·11·3》：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告子上·11·4》：“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nèi)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nèi)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nèi)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于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于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于白馬之白也，無以異于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于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nèi)。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于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孟子是一個“彼一時”，“異于白馬之白也，無以異于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于長人之長與”；“此一時也”，“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的人物！不僅如此，孟子還是一個“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的人物！不僅如此，孟子還是一個“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的人物！這樣一個人物的話，可信嗎？！敢信嗎？！所謂“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是孟子為了對付公都子的“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質問，杜撰出來的鬼話！諸如，《孟子·告子下·12·6》：“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后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污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于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既然如此，孔子的《春秋》何以能“作”？孔子何以敢“作”？孔子“作《春秋》”何以有“成”？“成”后對社會的實際作用和影響？“成”后何以得保存流傳？孟子稱當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那可是“亂臣賊子”的“天下”！特別注意：孟子說的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所以“亂臣賊子懼”，毫無疑問是因孔子所“作《春秋》”已經(jīng)被“亂臣賊子”知道了，聽到了，看到了。在這種情況下，“亂臣賊子”“季氏”等，能讓孔子安安穩(wěn)穩(wěn)做“國老”，靜享清福！而不拿孔子試問！《孟子·萬章下·10·2》：“北宮锜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何以“亂臣賊子”，特別是正在魯掌握實權的“季康子”不“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盡管孔子就在“亂臣賊子”“季康子”眼皮子底下，何以沒有絲毫干涉孔子“作《春秋》”！壓根“亂臣賊子”季康子就沒聞而“懼”！哪來的“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就在季康子眼皮底下，在小小的魯國竟然出了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天下這么個“重大的事件”、“巨大的工程”，何以季康子就沒聞沒“懼”！在歷史上就沒有記載說有哪一個“亂臣賊子”看到過或聞到過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而“懼”之事！然而在《孟子·梁惠王上·1·7》中，卻有孟子記載“亂臣賊子”齊宣王向其咨詢“亂臣賊子”“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對“亂臣賊子”“齊桓、晉文之事”很感興趣，想學一學“齊桓、晉文”。不僅“亂臣賊子”齊宣王不知道“齊桓、晉文”是“亂臣賊子”，也不知道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讓 “齊桓、晉文”一類“亂臣賊子”“懼”，而且他孟子對其也稱“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未之聞也”。對“亂臣賊子”齊宣王所問之答孟子說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根本就無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完全是孟子杜撰的“空穴來風”！子虛烏有！屁話！“《春秋》，天子之事也”。不僅孔子“作《春秋》”，通不過“亂臣賊子”這一關，連周天子、魯侯這一關也通不過！魯侯再無權勢，要說整治個平頭庶人孔子還是綽綽有余的！　　

“《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既然如此，這恰好從反面說明：孔子不敢“作《春秋》”，不可能“作《春秋》”；即使“作《春秋》”，也不會“成《春秋》”；即使“成《春秋》”，其《春秋》也不可能流傳于世！　　

由此看來，根本就沒有孔子“作《春秋》”，更沒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孟子為自己之需要所杜撰出來的另一個“神話”！胡謅！例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這是孟子為誹謗楊墨所杜撰的“神話”、胡謅。孟子所杜撰諸如此類的“神話”、胡謅謊言很多。讀者不信，就自己去查查看，在《孟子》中就有許多。“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以及“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就是孟子所杜撰的謊言！然而，“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卻明明白白地徹底否定了他所杜撰的“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的胡說。　　

既然孔子所“作《春秋》”“是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那么“齊桓、晉文之事”就在孔子所“作《春秋》”之中。“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齊桓、晉文”是孔子所貶斥的對象。若此，如真有孔子所“作《春秋》”，當“亂臣賊子”齊宣王問及“亂臣賊子”“齊桓、晉文之事”，這正是孟子可借其對“亂臣賊子”“齊桓、晉文”進行貶斥而鼓吹“王道”的極好時機，孟子一定會拿出來忽悠齊宣王的。然而，孟子沒有，并且謊稱“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如真有孔子所“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么為何“亂臣賊子”齊宣王不“懼”？若有，那么當齊宣王聽到孟子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時，必定會反問孟子而曰：“子差矣，未之聞‘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春秋》者，‘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也。”孟子的“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就完全否定了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齊宣王壓根就沒聞到，不知道有“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件事！若齊宣王閉目塞耳，不能齊國上下也都閉目塞耳！既然孟子稱孔子所“作《春秋》”聲名如此之大，威力如此之巨，社會效應如此之廣，何以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在天下廣為流傳了，令“亂臣賊子懼”了（孔子前479年卒，孟子約前372年-前289年）一百多年，魯國的近鄰齊國上下竟然未嘗聞到！孔子“作《春秋》”、“成《春秋》”的社會實際作用和影響等于零！　　

“孔子以《魯春秋》為基礎，參考了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繁重’，刪繁就簡，從新編寫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如司馬遷所說，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寓褒貶于字里行間。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由“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當在前518年，孔子三十四歲，“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孔子大辭典·附錄·孔子年譜》）歸魯之后。但《孔子大辭典·附錄·孔子年譜》說，前482年，孔子七十歲，“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從事教育及文獻整理工作。《史記·孔子世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起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深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前481年，孔子七十一歲，“這年春狩獵獲麟，相傳孔子在此時作《春秋》。《春秋經(jīng)》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懼作《春秋》。’《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兩者完全相矛盾。這本身就說明其假！由上，根據(jù)《孔子年譜》分析可知，無論是“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還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起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深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前481年，孔子七十一歲，“這年春狩獵獲麟，相傳孔子在此時作《春秋》”，從時間上就統(tǒng)統(tǒng)不可能！“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正名分”，“名分”誰“定”？“周天子”！“名分”誰“正”？“周天子”！“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一介“庶民”。“天子”“諸侯”、“諸侯”“大夫”“名分”不“正”事小，而“天子”“庶民”“名分”不“正”事大！孔子以“名分”之“大不正”，來“正”“名分”之“小不正”，孔子是在“正名分”，還是在“毀名分”？是在“毀名分”也！這樣一來，孔子本想拍馬屁股，卻拍到馬蹄子上了！　　

《論語·八佾·3·1》：“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對季氏的“八佾舞于庭”僭越，可以說是憤怒到極點，譴責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而，季康子、魯公，各國諸侯、大夫，周天子以及其諸卿大夫等等，對一介庶民孔子對“天子”權威的僭越，難道不是更加“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康子、魯公，各國諸侯、大夫，周天子以及其諸卿大夫等等，會讓孔子“作《春秋》”嗎？當然不會！他們必然結成“神圣同盟”，徹底粉碎孔子“目的在正名”的“作《春秋》”！孔子能“成《春秋》”嗎？當然不能！孔子敢“作《春秋》”嗎？當然不敢！有孔子所“作”之“《春秋》”、所“成”之“《春秋》”嗎？當然沒有！　　

“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作《春秋》”就使他成為當時最大的“亂臣賊子”！“孔子成《春秋》”能讓哪一個“亂臣賊子”“懼”？而又有哪一個“亂臣賊子”為此而“懼”過？一個沒有！不但沒有一個“懼”過！也沒有一個見過！沒有一個知過！　　

“孔子的弟子從孔子學習《春秋》，孔子說：‘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可見孔子對所作《春秋》極為珍重。”對此，編者有何根據(jù)？沒有！這完全是編者的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孔子的弟子從孔子學習《春秋》”，有史料記載嗎？沒有！既然“孔子對所作《春秋》極為珍重”，為何“漢武帝時”僅“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數(shù)十篇，是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稱之為《古之尚書》，但不久就亡佚了”？可見“孔子對所作《春秋》”不僅不“極為珍重”，也并不重視！何以如此？因無孔子“作《春秋》”、“成《春秋》”之實也！　　

“孔子作《春秋》，開創(chuàng)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對我國史學的發(fā)展影響很大。”“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寓褒貶于字里行間。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殺無罪者曰殺，殺有罪者曰誅，下殺上曰弒。同樣殺人，孔子以殺、誅、弒的區(qū)別來表明自己的愛憎感情。這種屬辭比事一字定褒貶的做法，后世稱之為‘春秋筆法’，為后代歷史學家所效法。”若有，那么“孔子作《春秋》，就開創(chuàng)了私人捏造歷史的先例。“對我國史學的發(fā)展影響很大”，起了和起著巨大的毀滅性的腐敗和破壞作用！由此之后，中國就再無歷史，中國的“歷史”，全部都是作“史”者秉承統(tǒng)治者意志所杜撰的胡謅亂扯！　　

既然“孔子曾研究《周易》，并傳授給弟子商瞿（qú），數(shù)傳至齊人田何”，“再一代代直傳至漢初”，對此都有“記載”嗎？若有，那么孔子“作《春秋》”、“成《春秋》”為何就不能“傳給弟子某，數(shù)傳至齊人某某”，而且每傳都有記載？為何？這說明，壓根就無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孟子講得清楚：“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焉有孔子“作《春秋》、“成《春秋》”之實？根本就無孔子“作《春秋》、“成《春秋》”之事！再則，如果真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么齊宣王必定會知道，然而對此，不僅齊宣王不知道，舉齊國也不知道，以致為此齊宣王還得求教孟子。再則，孟子由何處得知“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沒有說明！無處可查！對于象孟子這樣一個“信口開河”、“自食其言”，“此一時，彼一時”（《孟子·公孫丑下·4·13》）；“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8·11》），一步幾個謊（《孟子·梁惠王上·1·7》）者，其言敢相信嗎？當然不敢！由此何以得出孔子“作《春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難道“《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不“懼”！既然“《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一庶民而“作《春秋》”，較之“亂臣賊子”則更大逆不道！更有甚者，孔子自詡是復興周王朝奴隸制天下的新天子！孔子說得清楚：“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禮記·表記》），“大德必得其位”（《中庸·17》），而他是“天生德于予”（《論語·述而·7·23》），“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論語·子罕·9·5》）“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2·4》），在周文王死后，他孔子還未出生五六百年前，就早已經(jīng)“受天命”了。“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論語·陽貨·17·5》）、“佛（bì）肸（xī）[以中牟畔]召，子欲往”（《論語·陽貨·17·5》），孔子一生都在謀圖造反作亂。季氏是魯侯的亂臣賊子，“齊桓、晉文”是周天子的亂臣賊子。孔子不僅是魯侯的亂臣賊子、諸侯的亂臣賊子，也是周天子的亂臣賊子，孔子本人就是一個最大的亂臣賊子！難道周天子、魯侯、各國諸侯，對“知天命”、“受天命”的孔子不“懼”？明天子朱元璋就“懼”！不僅“受天命”不行！“知天命”也不行！誰“知天命”他就殺誰！怎么會有“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焉有什么“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可見孔子“作《春秋》、“成《春秋》”，純屬“子虛烏有”！　　

至于稱“孔子的弟子從孔子學習《春秋》”，那完全是“空穴來風”，沒有任何史料記載，是編者的胡謅亂扯。《論語·述而·7·25》：“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季氏·16·13》：“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趣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文”中有《詩》、《禮》，并無《春秋》，更無孔子所“作”所“成”之“《春秋》”。在《四書》中，根本就無“孔子的弟子從孔子學習《春秋》”的任何記載，更無“孔子的弟子從孔子學習其所‘作’所‘成’之《春秋》”的任何記載！這也否定了孔子“作《春秋》”、“成《春秋》”說。　　

孔子的“《詩》三千”，《樂》三千！《書》，“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春秋》，多少篇？多少字？還有《易》，多少篇？多少字？以及所“刪”、所“作”的所有草稿，所成的所有定稿，多少篇？多少字？收集這些資料、“刪”、“作”這些東西，需要多少時間！需要多少費用！儲藏這些東西，需要多少倉庫！完成這些東西的資料是孔子在“由衛(wèi)歸魯”時帶回去的嗎？不是！無史料記載，若是“由衛(wèi)歸魯”時帶回去的，那得需要多少車馬！是回到魯以后收集的嗎？要收集這些資料得需要孔子花費多少時間和金錢！也無史料記載還有什么人幫助過他做這些工作！想想看！注意：《人民日報》報道：“1974年6月7日，我國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山東省臨沂銀雀山發(fā)掘的西漢前期墓葬中，同時發(fā)現(xiàn)了著名的《孫子兵法》和已經(jīng)失傳了1000多年的《孫臏兵法》等竹簡4000多枚。這批先秦古籍的發(fā)現(xiàn)，是我國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新成果。 這批竹簡的發(fā)現(xiàn)，證明現(xiàn)有《孫子兵法》源出孫武，完成于孫臏。這4000多枚竹簡，有一萬一千余字。”而孫臏（？- 前316年），公元前316年的孫臏時寫字（實應按墓葬的年代算，西漢：自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起，至公元8年王莽代漢止），尚須用竹簡（西漢時寫字仍須用竹簡），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時的孔子，當然其所收集材料和所寫之《詩》、《書》、《春秋》，也必然皆寫在竹簡上。想想看，“詩三千”篇再加與之相配之《樂》、書“三千二百四十篇”、自公元前11世紀初至公元前479年孔子時這六百年間周王朝和其所封的至少二百個諸侯國的《春秋》以及孔子“刪詩”后所成之“詩三百”加上與之相配之《樂》、“刪書”后所成之“以二百篇為《尚書》”、所“作《春秋》”，一共至少得有多少字？需要多少竹簡？要知道公元前316年孫臏時代（實是西漢時），所使用竹簡的水平是“4000多枚竹簡，有一萬一千余字”！不知公元前479年孔子時代，所用竹簡的水平如何？在4000枚竹簡上，能寫多少個字？一枚竹簡的尺寸？公元前316年的孫臏所用的竹簡（實是西漢時所用竹簡）有出土實物，讀者可以參照估計！這是孔子所不可能做，更不可能完成的神話！“漢武帝時”“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數(shù)十篇，是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稱之為《古之尚書》，但不久就亡佚了”，就徹底地戳穿了這些西洋景！藏在“孔子宅壁”里的東西，當然是孔子的“至寶”了！孔子的“至寶”也就是“數(shù)十篇，是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稱之為《古之尚書》”的東西。并且這些東西，“不久就亡佚了”！可見發(fā)現(xiàn)這些東西，在當時并不珍貴，不是被偷盜了，而是因不經(jīng)意、不在意，“不久就亡佚了”！　　

《論語·述而·7·5》：“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7·35》：“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禱久矣。’”《論語·子罕·9·12》：“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于臣之手也，無寧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孔子身體不好，長時間生病，且臥床不起。孔子六十九歲時，其獨子“孔鯉卒”；七十歲時，其愛徒“顏回卒”；七十二歲時，“孔子聞衛(wèi)國政變，子路被殺。”獨子、愛徒相繼死亡，心情不好，“天喪予！天喪予！”身體精神好時，其心思也不是放在“正樂”、“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上！《論語·子路·13·14》：“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論語·憲問·14·21》：“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你看，孔子的心事很多，根本就沒有時間精力，有時間精力也沒有把時間精力放在“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上（若有“正樂”、“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的話）。孔子七十三歲死，短短5年時間，讓孔子天天奔命于寫作也干不了多少。更不必說在短短的一年中，就是在由衛(wèi)歸魯后的5年時間里，孔子能拿出多少時間用于“正樂”、“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正樂”、“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每一項都是龐大的“工程”，孔子能行嗎？若說其一，可能，那么二、三，則絕對不可能！把“正樂”、“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五項大“工程”都加于孔子，這更說明這五項“工程”，孔子一項也沒干！都是后儒給孔子強加上的“功勞”或罪惡！孔子長期流浪在外，對魯國歷史不清，要作魯《春秋》首先還得著手收集史料，到哪去收集？還得偷偷摸摸地，倘若被別人知道，那可是吃罪不起！甚至于只收集這些資料，一個六七十歲疾病纏身孔子，還要絕對縝密偷偷摸摸地干，一年時間能行？五年時間也不行！　　

筆者對于關于孔子的“刪書”說、“作《春秋》”、“作《易傳》”說與對關于孔子的“刪詩”說皆持類似的態(tài)度。《書》，后漢人稱《尚書》，“尚”，即“上”，“上代之書”。《書》與《詩》的情況類似。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之。《論語·為政·2·21》：“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述而·7·18》：“子所雅言，《詩》、《書》、執(zhí)禮，皆雅言也。”既然稱“《書》”，必已定型。孔子自詡“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書》正是他所“信”、所“好”、所“述”的對象，而絕不是其“作”、“刪”的對象。《詩》、《書》是孔子的寶貝，既舍不得“刪”，也不敢“刪”，而這都是官方編撰審定，并非私人可染指者。在《大學》、《中庸》中也無孔子及其弟子提到過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之事。關于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都是孔子死后，特別是漢武帝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杜撰出來的東西。請讀者查查看，像這樣的事都是發(fā)生在儒家身上，筆者至今沒見柳家、墨家、道家、法家等中有這種情況。孔子說得很清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克己復禮”、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他沒有自己的著述，他只是傳述他所“信”所“好”的“古”，從“舊貫”，不“改作”。《論語·衛(wèi)靈公·15·11》：“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就是孔子所為的理想邦國。諸如《詩》、《書》等等這些古時傳下的古籍，皆被孔子列為圣賢，尊為宗旨，拉大旗作虎皮；同時也統(tǒng)統(tǒng)都是其眼中的古董，可“待賈”而“沽”（《論語·子罕·9·13》）的“寶貝”。但要霸占這些“寶貝”，孔子當時是不行的，無權無勢，條件不允許。因此，只有待到漢朝漢武帝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有權有勢了，便開始有計劃地想方設法霸占這些“寶貝”居為己有。所謂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等就是把古代典籍《詩》、《書》、《春秋》等“居為己有”的一種方式、形式。但這卻使孔儒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古代典籍、歷史典籍是不能刪削改動的。例如，一張大清時的“大龍”郵票，價值連城，但若刪去“花邊”，那就一文不值了！對于古代典籍、歷史典籍更是這樣！在魯國滅亡之前，魯《春秋》，除魯公室和有關史官外，其他人根本接觸不到。孔子根本接觸不到魯《春秋》。《春秋》是一個國家歷史。一個家庭的歷史還不愿意讓他人染指，更何況一個國家的歷史！孔子何以能得以“參考了西周時各諸侯國的《春秋》”？有哪一個諸侯國愿意孔子得到和“參考”其“《春秋》”？有哪一個諸侯國愿意孔子對其《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繁重’，刪繁就簡，從新編寫”“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對其歷史肆意涂抹，對其祖先肆意誹謗！因此，所謂孔子“作《春秋》”根本就無根據(jù)！“作《春秋》，天子之事也。”“作《春秋》”，是天子和國君的事。孔子私“作《春秋》”，屬“大逆”，“犯上作亂”。“作《春秋》”不是小事，也不是一個短時期行為。孔子若“作”，不會不暴露，暴露，季康子、魯君也絕對不會不管。甚至就是孔子“作《春秋》”，也不會只有孔子所私“作”的《春秋》傳世，魯公室“作”的《春秋》不傳世！魯公室“作”的《春秋》也傳世，而且相對于孔子私“作”的《春秋》更易傳世。因為，孔子記的都是“變天帳”，是各諸侯國權貴所厭惡者，實屬各諸侯國權貴所嚴格查禁收繳者，若得之必銷毀者。甚至于有孔子“作《春秋》”之事，但不可能讓眾多的魯國史《春秋》、周王朝和各諸侯國的《春秋》都統(tǒng)統(tǒng)遺失了，只有孔子獨自偷偷記的變天黑賬卻保存了下來！若誰要說現(xiàn)所存《春秋》，就是孔子所“作”所“成”者，那么，首先拿出來看看，它是否它能令“亂臣賊子懼”，然后再說其他！要同時出現(xiàn)上述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等諸多情況：現(xiàn)在的《詩》、《書》是孔子所“刪”者，《春秋》是孔子的所“作”或所“刪削”，《易傳》是孔子所“作”者的可能性，究竟多大？請讀者算算！其可能性猶“今天發(fā)生地球與月球相撞”，——等于零！　　

孔子儒家把別家的許多好東西統(tǒng)統(tǒng)竊取來作為己有，而把自己的許多壞東西涂脂摸粉換成好樣子。凡是被儒家認為可以“待賈”而“沽”者統(tǒng)統(tǒng)都是“好東西”，對其儒家皆采取“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手段。［明］李贄就曾批評說：“且申、韓何如人也？彼等原與儒家分而為六。既分為六，則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則各各有一定之學術，各各有必至之事功。舉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點不得也。獨儒家者流，泛濫而靡所適從，則以所欲者眾耳。故汲長孺謂其內(nèi)多欲而外施仁義，而論六家要旨者，又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八字蓋之，可謂至當不易之定論矣。”（《焚書·卷五·孔明為后主寫申韓管子六韜》）　　

在《孟子》中，雖有說孔子作《春秋》的話，但無“刪詩”、“刪書”、“作《易傳》”的話。對于《詩》、《書》，《孟子》也都是直呼“《詩》曰”、“《書》曰”。“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雖然由于周王朝的腐敗，自春秋中期之后周天子派專人到各地收集民歌以觀政事民俗沒有了，但歷來所收集的詩歌并沒有“亡”，這就是《詩》。所以孟子稱“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是完全錯誤的。“史”，不僅文名，亦官名，另稱“作冊”。商代始設。原為駐守在外的武官，后成為王左右的史官，掌管祭祀和記事等。西周時有太史、內(nèi)史等。春秋時有稱外史、左史、南史者。不僅周王室設有史官，其下各諸侯國也都設有史官。周王室把史官所記之“史”稱為《春秋》，諸侯國魯也稱之為《春秋》，但也有其他稱謂。諸如：諸侯國晉稱之為“《乘》”，諸侯國楚稱之為“《梼杌》”等。春秋時晉國史官董狐（亦稱史狐），記事秉筆直（并非孔子所鼓吹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之“直”，而是葉公語孔子的“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之“直”）書，孔子稱贊其：“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傳·宣公二年》）請注意，孔子稱董狐，“古之良史也”，并非“今之良史也”！史官所記之“史”，即稱“《春秋》”，《春秋》自古有之，并非“《詩》亡然后《春秋》作”；更非有孔子的“作《春秋》”——“《春秋》作”而后才有“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孟子的此段話，全是胡謅。其目的在于讓孔子貪天之功。孔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詡，沒有自己的著述，哪來的孔子“作《春秋》”、“作《易傳》”？儒家沒有自己的“經(jīng)典”，而把古籍視為“經(jīng)典”，諸如古時流傳下來的《詩》、《書》、《春秋》等。雖然儒家可以把其奉為“經(jīng)典”，但卻不能因此其就成為了“儒家的經(jīng)典”。把其稱為“儒家的經(jīng)典”是一個絕大的錯誤。這是儒家的貪天之功據(jù)為己之私有的惡霸行經(jīng)。問題很簡單：因其并非由儒家所作。所謂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等說，皆是儒家獨霸這些歷史古籍的的惡霸伎倆。諸如這些事，在歷史上其他學派就沒有，獨獨都發(fā)生在儒家，并且主要出現(xiàn)在漢武帝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這是為什么？這說明什么？權勢富貴加欺騙霸道！對于其他學派，法家有自己的著述，例如法家把《韓非子》視為“經(jīng)典”，同時也可以稱“《韓非子》為法家的經(jīng)典”。因為《韓非子》就是法家韓非子所作。道家有自己的著述，例如道家把《老子》視為“經(jīng)典”，同時也可以稱“《老子》為道家的經(jīng)典”。因為《老子》就是道家老子所作。墨家有自己的著述，例如墨家把《墨子》視為“經(jīng)典”，同時也可以稱“《墨子》為墨家的經(jīng)典”。因為《墨子》就是法家墨子所作。但儒家不行。盡管儒家把《詩》、《書》，尊稱其《詩經(jīng)》、《書經(jīng)》也不行！《詩》、《書》、《春秋》，是社會的，并非由儒家獨專有。再說，孔子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孔子要“刪詩”、“刪書”，也只能刪他自己所保存的《詩》、《書》，不能把天下所有的《詩》、《書》都“刪”了！更不能阻止天下所有《詩》、《書》的保存流傳！是遭孔子“刪”的《詩》、《書》之孤本有可能保存流傳下來，還是未遭孔子“刪”的《詩》、《書》之眾多本更有可能保存流傳下來？當然是后者，后者保存流傳下來的可能性是前者的百千倍！魯國的《春秋》，是魯國國史，是由魯國國君委任專門史官負責記載和保存，孔子有何神通私人得到？魯國國君焉會讓孔子大張旗鼓地對其肆意“刪削”？魯國國史《春秋》流傳到公室之外的可能性只有在魯國亡國之后。可以說魯國《春秋》孔子當時見都見不到，豈有孔子“刪削”魯國《春秋》之實？是否一經(jīng)孔子“刪削”，魯國原國史《春秋》就不復存在了？不流傳？原周王朝史《春秋》也都不復存在了？不流傳？原各諸侯國國史《春秋》也都不復存在了？不流傳了？惟有遭孔子所“刪削”的《春秋》獨存？孔子晚年曾表示過打算“學《易》，馬上就有“‘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天下”之《易》也都不復存在了？不留傳了？惟有孔子所“傳”“給魯人商瞿”的“《易》”得以保存？流傳？并且是在連年戰(zhàn)火中跨國保存、流傳了二百五十余年！時間跨度周、秦、漢三朝！而且是由春秋末“一代代直傳至漢初”“數(shù)傳至齊人田何”！十余代！對其都是有記載的嗎？這些記載的真?zhèn)味际墙?jīng)過有關權威機關鑒定過嗎？其鑒定都經(jīng)過有關權威機關認定過嗎？令人難以置信！請讀者看看，后儒在其中所耍的這諸多貓膩！　　

孔子何德行？何神通？惡霸行經(jīng)！孔子能一手遮天！關于“刪詩”、“刪書”以及“刪削”《春秋》”、“作《春秋》”、“作《易傳》”等說，不但無孔子自述，也無孔子弟子提及，更無當時其他人的記載。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這么大的工程，這么大的事件，若有，何以在當時沒有一點動靜，沒留一點蛛絲馬跡？所以，這些皆不可信。孔子不能一手遮天！世人也不能只見孤木，而不見森林！　　

若孔子真有“刪詩”、“刪書”、“刪削”《春秋》”事，那也是不是孔子的功勞，而是孔子的罪惡！因為它破壞了這些古籍的原貌，使這些古籍喪失了其真實性，也就使這些古籍失掉了其歷史價值！這樣做，不僅凸現(xiàn)著孔子一手遮天、驕橫跋扈，也說明其無知！例如，保存古籍原貌，是保存古籍的基本原則。對古籍原貌的任何改變，都將不同程度地喪失古籍的意義和價值。對此，儒家不知為恥為罪，卻以此為貴為榮，四處宣揚，真是咄咄怪事！由此可見，孔子和孔儒雖然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詡，但卻并不尊重歷史，不尊重古代典籍，而對古代典籍肆意刪改涂抹，對古代歷史肆意七改八改，對歷史肆意胡編亂造！對現(xiàn)實肆意胡說八道！在儒家眼里：典籍是他們需要的樣子！歷史是他們需要的樣子！歷史人物是他們需要的樣子！對古籍，對歷史無起碼的尊重！毫無“實事求是”的行為意識。例如：《論語·子路·13·18》：“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述而·7·31》：“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公羊傳·閔公元年》：“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孔子儒家很贊賞“隱”、“諱”，認為利用“隱”、“諱”就可以把“父”、“君”、“尊”、“親”、“賢”的“罪”、“惡”、“丑”涂沫掉。而在其他諸家中，就沒有“刪詩”、“刪書”、“作《春秋》”之事，這至少說明了其他諸家對古代典籍，對歷史，對歷史人物的起碼尊重！有起碼的“實事求是”行為意識！　　

試問倘若現(xiàn)在有人去“刪詩”、“刪書”、“作《春秋》”，此人是何種人物？此事是何種事情？何種行為？何種性質？何種情況？何種結果？所謂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就是如此！　　

《論語·衛(wèi)靈公·15·26》：“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闕文”，只是使人“無知”；“史之”“隱”、“諱”和“褒貶”，卻令人謬誤！“史之”“隱”、“諱”和“褒貶”與“史之闕文”相比較，讓人離真理更遠！倘若有“孔子作《春秋》”，那么其“春秋筆法”“對我國史學”所造成的破壞是毀滅性的。經(jīng)過孔子“春秋筆法”的《春秋》，還能稱之為《春秋》！？經(jīng)過“春秋筆法”的中國歷史還能稱之為歷史！？“史學”！？若此，“孔子對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不是“有貢獻的”，而對于破壞、歪曲“文化典籍”是有罪惡的，其罪大惡極！現(xiàn)在不是就有人說：“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學者的孔子，也不知道這是不是歷史的孔子，更不知道這是不是真實的孔子。但我知道，這是我們的孔子，大眾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遠的孔子。我們需要這樣的孔子。我們歡迎這樣的孔子”嗎？既然你“不知道這是不是學者的孔子，也不知道這是不是歷史的孔子，更不知道這是不是真實的孔子”，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何以“知道”，“這是我們的孔子，大眾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遠的孔子”？退后一步說，你“知道”，“這是”你“的孔子”，那是你的自由，那只能是“你的”“孔子”，但卻不能說“我們的”“孔子”！你的“我們”都包括著誰，你是否都征求過他們的意見了，他們都同意你的這個觀點嗎？筆者“我”就不包括在你的這個“我們”之中，你這是在強加于你的讀者！污蔑于你的讀者！而你更有何功何德竟然敢說“這是”“大眾的孔子，人民的孔子”？這是誰授予你的特權？你真是“屎殼郎打哈氣——好大的口氣”！那只能是你所“需要”的“孔子”，你所“歡迎”的“孔子”，而不是“大眾的孔子，人民的孔子”！然而，這些“畫皮鬼”無論如何描畫孔子的那張皮，筆者也不會“需要”他，“歡迎”他！ 　　

《詩》、《書》、《春秋》，都是國家的古代文化重要典籍。現(xiàn)在，都可稱是國家超一級文物。在關于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尚無確鑿證據(jù)情況下，只能說孔子是一個破壞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嫌疑犯，一旦有確鑿證據(jù)，那么，在當時孔子是一個破壞國家重要典籍的罪犯，在現(xiàn)在孔子是一個破壞國家一級文物的罪犯！　　

只要讀者把《孔子大辭典》提供的這些材料，認真地看看，分析分析，綜合綜合，考察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其編者所耍的鬼把戲，他把其諸多貓膩都分散地隱藏在各部分中，使你不易發(fā)覺，而容易接受、上當，然后讓這些貓膩在你的頭腦里形成他所要的總印象。但是只要讀者認真，把編者所提供的材料，放在一起，反復對照比較，甚至于查查有關資料，就會發(fā)現(xiàn)其中的矛盾、荒謬，從而戳穿編者的鬼把戲。譬如編者在《事跡傳說·韋編三絕》中說：“孔子讀易的典故。‘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韋編，用皮帶貫穿的書簡；三絕，指貫穿書簡的皮帶斷了多次。‘三’，指多次，并非實指。說明孔子晚年非常喜歡讀《易》書，以致使‘韋編’翻斷了多次。《易》即《周易》。舊傳孔子作《十翼》。”當然若孔子真有“作《易傳》”，也當在其晚年后期。查查編者所提供的鐘肇鵬《孔子年譜》（《孔子大辭典·附錄·孔子年譜》），看看對其晚年的記載，就可知，不僅孔子“作《易傳》”不真！孔子“樂正”、“刪詩”、“刪書”、“作《春秋》”也是假！看看孔子晚年前484年，六十八歲“自衛(wèi)歸魯”至前479年，七十三歲“夏四月孔子卒”，短短的五年中，孔子體衰多病，但還要充當季康子的政治顧問，出席種種應酬，諸如：前483年，六十九歲“魯昭公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吊”。這個“魯昭公夫人孟子”，就是《論語·述而·7·31》中的“君取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盡管“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魯昭公夫人孟子卒”，“丘”仍然“往吊”矣！等等。多災多難，諸如：前483年，六十九歲獨子“孔鯉卒”。前482年，愛徒“顏回卒”。前480年，七十二歲“孔子聞衛(wèi)國政變，子路被殺”。等等。不忘挑起事端，“拿別人的血，染自己的紅頂子”，諸如：前481年，七十一歲“齊國的陳恒弒齊簡公姜壬，孔子請魯公、“三子”“討之”。等等。試問在這種情況下，孔子會如此多事嗎？請看《孔子年譜》諸如：前483年，六十九歲“孔子正樂。《論語·子罕》：‘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八佾》：‘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nèi)缫玻壢缫玻[如也，以成。’”前482年，七十歲“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從事教育及文獻整理工作。《史記·孔子世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起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深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前481年，孔子七十一歲“這年春狩獵獲麟，相傳孔子在此時作《春秋》。《春秋經(jīng)》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懼作《春秋》。’《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不知孔子在這其中要累死了多少次！“弟子蓋三千焉”，也足以把累死孔子十次！編者若再令孔子有“喜讀”“樂”、《詩》、《書》、《春秋》、《易》，并皆“韋編三絕”的雅興！更再令孔子有“刪《詩》”、“刪《書》”、“作《易傳》”的盛舉！實在讓孔子萬死難從！　　

孔子在周游列國期間，求官無門，吃穿無著，居住無定，走投無路，根本就不可能有讀“樂”、《詩》、《書》、《春秋》，甚至于“喜讀”《易》，而令其“韋編三絕”的雅興！更不能再有“樂正”、“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的盛事！　　

“《十翼》雖非孔子一人所作，但孔子與《易》的關系甚為密切。”“雖”“孔子與《易》的關系甚為密切”，“但”“《十翼》非孔子一人所作”。編者似乎是在說，孔子雖然不是《十翼》的唯一作者，但是卻是《十翼》的作者之一或主要作者。其實，孔子連《十翼》的作者之一也不是！“《易大傳》的大部分是戰(zhàn)國時期的作品”，那么“《易大傳》的小部分是何時期的作品”？由《易大傳》“各篇成書時間時代不一，約在戰(zhàn)國至漢陸續(xù)問世”（《儒家典籍·易傳》）可知，“《易大傳》的小部分是秦、漢代時期的作品”，并非是春秋末期的作品。孔子是春秋末期人，兩者在時間上就相差了二百五十余年！因此《易大傳》的作者與孔子毫無關系！“孔子與《易》的關系甚為密切。”究竟“孔子與《易》”有何“甚為密切”“關系”？由上只能是“‘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孔子晚年喜歡讀《易》，每天翻騰他的《易》，致使“韋編三絕”！豈有他哉！其實“孔子與《易》”連這一點“密切”“關系”也沒有！因為就這一點司馬遷也沒給出史料根據(jù)。關于孔子與《易》的關系，直到現(xiàn)在只有一條記載是較為可靠的，這就是“《論語》中”所“記載”的“子曰‘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因此，“孔子與《易》的”“甚為”“密切”“關系”，其實只是孔子在晚年曾經(jīng)表示過欲想“學《易》”的意想。此外，無論是孔子的弟子，還是時人，對其再均無任何記載。這只能說孔子并無“傳授《易》”，更沒“作《易傳》”，否則必有所記！只要看看《論語》之所記就知道了，極盡其所有，雞毛蒜皮，拉屎放屁！特別是說在孔子晚年！　　

盡管“傳統(tǒng)說法伏羲畫八卦，文王重為六十四卦（一說伏羲重卦，一說神農(nóng)重卦），并系辭（一說周公系辭），孔子作《易傳》，稱為‘人更三圣，世歷三古’（《漢書·藝文志》）”，但“近代學者多數(shù)認為，《易》成書于文王之后，《易傳》也不是孔子所作。”可見“傳統(tǒng)說法”的荒謬！所謂“傳統(tǒng)說法”，就是歷來孔儒霸持輿論、欺騙造假的“說法”！所謂“孔子作《易傳》”，完全是后儒戴到孔子頭上兩千多年的假光環(huán)！“相傳孔子曾研究《周易》，并傳授給弟子商瞿（qú），數(shù)傳至齊人田何，漢代言《易》者本之田何。”孔子“傳授給弟子商瞿”什么？編者在此又玩貓膩！不是“春秋時代人們引《易》占卜論事的就有二十余條。通《易》者有周、魯、衛(wèi)、鄭、晉、齊、秦等國人物，不僅卜官、史官談《易》，就是一般貴族甚至于貴夫人如魯國穆姜也大談《周易》”嗎？“天下”各諸侯國中研究《易》，有成果者很多，齊國也有，何以田何舍近求遠，待“數(shù)傳至齊人田何”？何以證明“齊人田何”所得就是孔子所“傳授給弟子商瞿”者？何以說“漢代言《易》者本之田何”？難道一旦孔子一“研究《周易》、一“傳授”《周易》，“天下”其他人都不“研究”、不“傳授”了？“天下”所存其他《周易》，都消聲滅跡了？只有孔子所“研究”、所“傳授”者在天下獨存？獨傳？　　

《周易》“為儒家習研的經(jīng)典之一。”只要是被儒家看好了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都被儒家所霸占，而美其名曰“儒家的經(jīng)典”。只要是“儒家的經(jīng)典”，則據(jù)說都是被孔子或所“喜”或所“讀”或所“研究”或所“傳授”，進而或所“正”或所“刪”或所“編”或所“作”，進而惟此保存流傳！“天下”其他者均無存無傳，神秘失蹤而消聲滅跡！儒家是天下第一惡霸！天下第一騙子！　　

《易傳》“各篇成書時間時代不一，約在戰(zhàn)國至漢陸續(xù)問世。……長期以來，《易傳》被當作孔子著作，《孔子世家》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漢書·藝文志》等書又將《序卦》等加上，認為十翼皆孔子作。近代以前，雖有學者提出過質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觀點占居統(tǒng)治地位。郭沫若、李鏡池、高亨等學者則基本上都否認孔子曾作《易傳》，現(xiàn)今多數(shù)學者基本上都將其置于戰(zhàn)國階段”。盡管《易傳》“各篇成書時間時代不一，約在戰(zhàn)國至漢陸續(xù)問世”，但“長期以來，《易傳》被當作孔子著作，《孔子世家》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漢書·藝文志》等書又將《序卦》等加上，認為十翼皆孔子作。”為何？對于《易傳》的寫作年代，盡管“現(xiàn)今多數(shù)學者基本上都將其置于戰(zhàn)國階段”，其作者與孔子無關，為何在“近代以前，雖有學者提出過質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觀點占居統(tǒng)治地位”？因孔儒學術輿論專制使然也！“近代以前，雖有學者提出過質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觀點占居統(tǒng)治地位”，那么“近代以來”？編者為何不明說？編者仍然在孔子“作《易傳》”上留下尾巴！《易傳》“被當作解《易》的經(jīng)典著作”，“在《易》學史上”、“中國哲學史上影響很大”，然而，在“儒學史”上，有何“影響”？又何以“影響很大”？　　

“近代以前，雖有學者提出過質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觀點占居統(tǒng)治地位。郭沫若、李鏡池、高亨等學者則基本上都否認孔子曾作《易傳》，現(xiàn)今多數(shù)學者基本上都將其置于戰(zhàn)國階段”。“近代以前，雖有學者提出過質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觀點占居統(tǒng)治地位。”“郭沫若、李鏡池、高亨等學者則基本上都否認孔子曾作《易傳》，現(xiàn)今多數(shù)學者基本上都將其置于戰(zhàn)國階段”。那么，是否“孔子作十翼的觀點”仍然“占居統(tǒng)治地位”？對此，編者愕然而止！噤若寒蟬！足見編者心地只黑暗！筆者告訴編者吧，“十翼”也就是《易傳》，并不是“孔子作”！這已成定論！孔儒一手遮天，橫行霸道的時代已經(jīng)永遠一去不復反了！　　

關于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等、關于孔子“對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貢獻的”等以及關于孔子與《六經(jīng)》的“密切關系”的“神話”，不僅由其沒有其時人或其弟子的任何史料支持，應該完全予以否定！而且根據(jù)“漢武帝時”，“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數(shù)十篇（筆者：《書》），是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稱之為《古之尚書》，但不久就亡佚了”的歷史事實，也足以予以完全否定！　　

儒家之說多蹊蹺。孔子自詡“述而不作”，卻被儒家杜撰其作最頗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序易傳”，然皆無中生有，空穴來風！但由孔子時人及弟子皆無言及其“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等和“漢武帝時”，“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數(shù)十篇（筆者：《書》），是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稱之為《古之尚書》，但不久就亡佚了”的歷史事實看，筆者卻相信在這方面孔子確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論語·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子罕·9·13》：“子貢曰：‘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論語·八佾·3·24》：“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孟子·滕文公下·6·3》：“《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孔子所求的是“富貴”。而孔子求“富貴”的主要“手段”是出仕做官。《論語·季氏·16·6》：“孔子曰：‘侍　于　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論語·為政·2·18》：“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馀，則寡憂；多見闋殆，慎行其馀，則寡悔。言寡憂，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先進·11·14》：“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論語·顏淵·12·1》：“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出仕做官，孔子除了磕頭哈腰、拍馬溜須、看臉色眼色行事等本事外，就是“克己復禮”，“仍舊貫”。而“克己復禮”，“仍舊貫”，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凡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都是已有的、現(xiàn)存的，無需“作”。而對已有的、現(xiàn)存的東西的任何編輯刪改都是“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僅是孔子的“逸民”階級本性，也是孔子的施政捷徑和旱澇保收的法寶。“作”，諸如“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等，投資大而見效微且慢，并非是孔子求富貴之良策！至于《孔子年譜》說：前482年，七十歲“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從事教育及文獻整理工作。《史記·孔子世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起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深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這根本就不可能。孔子焉能耐得住寂寞？再則，“不仕無義”，乃“亂大倫”（《論語·微子·18·7》）焉！孔子乃自詡“至死不變，強哉矯”（《中庸·10》焉！退后一萬步說，就是孔子痛改前非，改弦更張，耐得住寂寞，歲月也不饒人，太晚了！孔子無時間和精力，不必說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起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就是“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深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至少也得讓孔子累死十次！　　

孟子及后儒妄想利用杜撰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說，來霸占《詩》、《書》、《春秋》、《易傳》！孟子及后儒深諳“謠言千遍成真理”、“小老鼠掉面缸里，等抖弄出來也白毛了”、“一個傻瓜提出來的問題，十個聰明人也解決不了”等等法西斯黨魁、流氓無賴之道！更況且杜撰這些問題者皆是一些鬼蜮式人物！造假剽竊、散布謠言、蠱惑人心、自我吹噓，是孔子和孔儒的一大家傳法寶！魯迅那時是說——“然而謠言家是極無恥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實證明了他的話是撒謊時，他就躲下，另外又來一批。”然而現(xiàn)在其卻是謠言被識破后，仍然照謠言不誤！“到事實證明了他的話是撒謊時”，卻連“躲下”，換“一批”也不，而是照舊“來”，“繼續(xù)撒謊”！“繼續(xù)欺騙”！真可謂大大地“與時俱進”了！事實早已證明：孔子“作《春秋》”、“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孟子的造假、謊言！“《易》成書于殷末周初，《易傳》成書于戰(zhàn)國后期至漢初。“不是孔子所作”。然而，現(xiàn)在不是在筆者的博客上，有信奉孔儒的讀者，他明說盡管就筆者“現(xiàn)在的水平，這兩篇論文”，肯定是“更讀不懂了”的情況下，仍然煞有介事地讓筆者“再研究一下看看”“孔子自己親筆的著作有《春秋》、《易-系辭》”嗎？　　

請讀者注意：關于諸如孔子“樂正”、“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等說，皆是一些“誰提出誰舉證”的“公案”。　　

它不是一個由某些人提出問題來而讓另一些人來解決的問題，而是仍然需要提出問題者解決問題！并且要解決所有質疑。證據(jù)不足，命題就不成立。耍無賴無用。　　

“刪詩”、“刪書”、“作《春秋》”等等，這些都屬于霸者，“拉郎配”；還有一種送上者，“送嬌娘”。諸如李宗吾說：“漢武帝把孔子尊為圣人過后，天下的言論，都折衷于孔子，不敢違背，孔融對于父母問題略略討論了一下，曹操就把他殺了。稽康菲薄湯武，司馬昭把他殺了。儒教能夠推行，全是曹操司馬昭一般人維持之力，后來開科取士，讀書人若不讀儒家的書，就莫得進身之路。一個死孔子，他會左手拿官爵，右手拿江山，哪得不成為萬世師表。宋元明清學案中人物，他們的心坎上，都是孔圣人馬蹄腳下的人物，受了圣人的摧殘，他們的議論，焉得不支離穿鑿，焉得不迂曲難通。中國的圣人，是專橫極了。他莫有說過的話，后人就不敢說，如果說出來，眾人聽說他是異端，就要攻擊他。朱子發(fā)明了一種學說，不敢說是自己發(fā)明的，只好說孔門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釋，說他的學說，是孔子嫡傳，然后才有人信從。王陽明發(fā)明了一種學說，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釋，然后以附會自己的學說，說朱子講錯了，他的學說，才是孔子嫡傳。本來朱王二人的學說，都可獨樹一幟，無須依附孔子，無知處于孔子勢力范圍之內(nèi)，不依附孔子，他們的學說，萬萬不能推行。他二人費盡心力去依附，當時的人還說是偽學，受重大攻擊，圣人專橫到了這種地步，怎么能把真理研究傳出來。韓非子說得有個笑話：‘郢人致書于燕相國，寫書的時候，天黑了，喊：“舉燭”，寫書的人就寫上舉燭二字。把書送去，燕相得書，想了許久，說道：“舉燭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賢人的意思”，以是說進之燕王，燕王用他的話，國遂大治，雖是收了效，卻非原書本意。’所以韓非說：‘先王有郢書，后世多燕說。’究竟格物致知四字，是何解釋，恐怕只有手著大學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一人免不脫‘郢書燕說’的批評。豈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經(jīng)注疏，皇清經(jīng)解，宋元明清學案里面，許多妙論，也逃不出‘郢書燕說’的批評。”（《黑厚學·我對圣人之懷疑》）其中朱熹、王陽明就是一些“送者”的人物。　　

孔子儒家絕不能一手遮天，絕對不會因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成《春秋》”，而天下《詩》、《書》、《春秋》亡，惟有孔子《詩》、《書》、《春秋》獨存獨傳！　　

不管孔子是否“刪詩”、“刪書”、“作《春秋》”，天下原《詩》、《書》、《春秋》，照傳不誤。現(xiàn)傳《詩》、《書》、《春秋》，并非必定就是孔子所“刪”所“作”者。若說是者，必須拿出“史實”來，否則全是扯淡！　　

杜撰孔子“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者，不僅把孔子壓死了！累死了！也把孔子置于霸占、破壞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罪魁禍首的位置上了！孔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詡。那些稱孔子不僅有“作”，而且大有其“作”的人，無異是說孔子又在撒謊，自食其言。不過這也得拿出真憑實據(jù)來，千萬不可以流言蜚語傷人！　　

此外，《大學》，實是秦漢之際的作品。那些其前面沒有注明稱謂者，就是本文作者之言。而[宋]“大儒”程頤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朱熹則稱：“于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并進而稱：“右經(jīng)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不僅把秦漢之際他人所作的《大學》，霸于“孔氏之遺書”而列入孔子、曾子及其“門人”名下，也霸占了中國的“入德之門”權！朱熹有何根據(jù)說“右經(jīng)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沒有根據(jù)！如果“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是真，那么至少“右經(jīng)一章”，應“蓋”以“孔子曰：”或“子曰：”開頭；“其傳十章”，則每章均應以“曾子曰：”開頭。而現(xiàn)獨在《大學·7》中出現(xiàn)的“曾子曰：”，就使其“曾子之意”變成了“曾子之意”“曾子曰：”，這文理不通，不合邏輯！這不僅說明并非“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也說明并非“右經(jīng)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孔子大辭典·先秦著述·大學》說：“大學，《禮記》篇名。儒家經(jīng)典之一。傳為曾子所作。”此說與上說直接相悖。“曾子所作”與“右經(jīng)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兩者完全不同。兩者相互否定。但是同樣，該說也只是說《大學》，“傳為曾子所作”，并無史料佐證！對此，當年曾子的同學、時人、弟子皆無記載。既然孔子“述而不作”，無“作”，焉會曾子有“作”？要“作”，也無須假曾子之手！《大學·7》中的“曾子曰：”就說明《大學》并非“曾子所作”！否則，“曾子曰：”就使其“曾子曰：”變成了“曾子曰：”“曾子曰：”狗屁不通！“《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沒有《大學》，就沒有“入‘德’之‘門’”？！須知沒有“入‘德’之‘門’”，也就不能得“德”，也就沒有“德”！在作《大學》，《大學》完成之前，中國還是一片“德”的荒漠！好家伙！此處所說的“入‘德’之‘門’”，當然是“入”做奴隸主或做奴才“德”的“門”，而不是“入”奴隸解放“德”的“門”。這也不對。因為甚至于曾子所處時代乃春秋末期，也是奴隸制早已從輝煌走向衰亡的時期，怎么等到有了《大學》之后，奴隸主才“入德之門”，才有“德”？“于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此話更是恬不知恥，漫天刷糨糊。沒有《大學》，就沒有“古人”之“為學”？試問：在有《大學》之前，就沒有“為學”之“古人”？！孔子以何“為學”焉？曾子以何“為學”焉？更不必說孔子曾就學過的　諸多　老師了！其后中國“學者”多也，其并非皆是“必由是而學焉”，盡管前有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誘惑，后有統(tǒng)治階級的淫威逼迫。“而《論》、《孟》次之”，這更是一手遮天，是對其他諸家學者及其典籍的全部否定，而獨霸天下的文化學術以及思想輿論！　　

朱熹說：《中庸》，“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于書，以授孟子。”（《四書章句集注》）由該文作者在文中直呼“孔子”為“仲尼”，諸如：《中庸·2》、《中庸·30》，也可以斷定該文的作者絕對不會是子思。更據(jù)《孔子大辭典·祖先親屬》：“子思前483-前402年”、《孔子大辭典·先秦人物》：“孟子約前372-前289年”、《孟子·離婁下·8·22》：“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之學“私淑諸人”，子思早孟子一百多年，孟子與子思無關。再據(jù)《中庸·28》“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至早也是秦末漢初的事。由此可知，《中庸》至早也是秦末漢初的作品。顯然，朱熹全是鬼話。然而對此，筆者至今未見提出異議者。至于朱熹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于書，以授孟子”，也純屬屁話！　　

看來，朱熹不僅是一個“送”自己的人物，也是一個“送”他人的人物。　　

中國的孔儒在歷史上是被權貴慣寵壞了。其“大人物”都是驕橫跋扈極了，如皇權一樣霸道。其說不是根據(jù)事實，而是根據(jù)其所好，胡說八道。“《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萬章上·9·4》）孔儒是：天下典籍。莫非孔子；天下輿論，莫非孔子。孔儒是天下文化輿論第一惡霸！　　

人民法院在對犯罪嫌疑人的審判和定罪中的原則是：以事實為根據(jù)，以法律為準繩。重證據(jù)，而輕口供。重視有無犯罪動機，有無犯罪時間，有無犯罪條件，有無犯罪事實，以及犯罪后果影響之大小等等。在上，筆者對孔子的所謂“正樂”、“刪詩”、“刪書”、“作《春秋》”、“作《易傳》”等一一做了調(diào)查研究、審查分析和綜合判斷，簡而言之：　　

對于“正樂”，僅有孔子自述：《論語·子罕·9·15》：“子曰：‘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所說的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與編者所說的“訂正過古樂”根本不是一回事！孔子說他是根據(jù)已知《樂》的正確版本，即周王室官方所制定的《樂》“手抄本”為標準，對他自己所保存的《樂》的“手抄本”里“雅、頌”兩部分中的傳抄錯誤進行校“正”，而不以他自己的好惡為標準對周王室官方所制定的《樂》或天下其他人所保存《樂》進行校“正”。由“至于他（孔子）與已失傳的《樂經(jīng)》有何關系，已無從考證”，其“樂正”的效果，實際影響等于零！　　

對于“刪詩”，僅有孔子自述和旁述，并皆屬反證：《論語·為政·2·2》：“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泰伯·8·8》：“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子路·13·5》：“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季氏·16·13》：“ 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趣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論語·陽貨·17·9》：“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等等。孔子讀過《詩》，評論過《詩》，與弟子談論過《詩》，重視學《詩》，特別重視利用《詩》進行“克己復禮為仁”的比附和“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教育。諸如：《論語·八佾·3·8》：“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論語·陽貨·17·10》：“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對于“刪書”，僅有孔子自述和旁述，并皆屬反證：《論語·為政·2·21》：“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述而·7·18》：“子所雅言，《詩》、《書》、執(zhí)禮，皆雅言也。”《論語·憲問·14·40》：“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　　

對于“作《春秋》”、“成《春秋》”，僅有一百多年后孤零零孟子的毫無事實根據(jù)又自相矛盾、被其自我否定了的只言片語。對此，不僅沒有孔子同時期人，沒有其弟子的旁證，也沒有其時或其后社會上的任何反應。因此，這只能是孟子對世人的欺騙。　　

不妨我們對孟子的所說，再仔細地看看分析分析，其來自《孟子·滕文公下·6·9》：其全文入下，為醒目，筆者對其相關部分的文字加了黑：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污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污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者，武王烈！佑啟我后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因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而，又說孔子也很清楚“作《春秋》”的性質，是大逆不道，——一介庶人挑戰(zhàn)天子的權威！“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是“天下”有誰看見過誰因孔子“作《春秋》”而“知”孔子“者”乎？誰因孔子“作《春秋》”而“罪”孔子“者”乎？沒有！一個也沒有！由此，完全說明孔子不僅不敢“作《春秋》”，也并無“作《春秋》”之實！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成《春秋》”的巨大社會效果是令“亂臣賊子懼。”　　

然而，孟子卻說“天下”仍然是“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沒有一個“亂臣賊子”因“孔子成《春秋》”而“懼”！孟子自己否定了自己。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個屁，靠不住！一百多年后，還得孟子親自披掛上陣！　　

因此，所謂孔子“作《春秋》”、“成《春秋》”，完全是孟子當時對公都子的忽悠和欺騙，其后對天下人的忽悠和欺騙。孔儒也拿其來忽悠和欺騙天下人！　　

對于“作《易傳》”，僅有孔子自述：《論語·述而·7·17》：“子曰：‘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據(jù)專家考證其中的“五十”當是“吾”。這段語錄當是孔子晚年說的。朱熹《集注》說：“蓋是時孔子年已七十矣”。此段只能說明孔子晚年“年已七十矣”時，曾經(jīng)有過想要“學《易》”的意向。　　

其余“事出有因，查無實據(jù)”。不僅孔子既無做案動機，也無做案時間，無做案條件，更無做案事實。　　

“總之，六經(jīng)都與孔子有關系。孔子對六經(jīng)都有過研究、整理與傳授。孔子對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貢獻的。”“六經(jīng)都與孔子有”何“關系”？“孔子對六經(jīng)都有過”何“研究、整理與傳授”？“孔子對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何“貢獻的”？至今只有據(jù)《孔子大辭典》編者稱“漢武帝時”，“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數(shù)十篇，是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稱之為《古之尚書》，但不久就亡佚了”！因此，孔子的“著述”、孔子與六經(jīng)的“關系”、孔子對六經(jīng)的“研究、整理與傳授”以及“孔子對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的“貢獻”，現(xiàn)在看來，也都偶于“漢武帝時”“從孔子宅壁發(fā)現(xiàn)數(shù)十篇，是用古籕（zhòu）書抄寫的，稱之為《古之尚書》，但不久就亡佚了”之中了！　　

皮錫瑞“認為孔子之所以被尊為‘萬世之表’，‘賢于堯舜’，‘其功皆在刪定六經(jīng)’。”既然“刪定六經(jīng)”純屬子虛烏有，完全建筑在謊言上，那么孔子“之被尊為‘萬世之表’，‘賢于堯舜’”，也就完全成了狗屁！　　

（請進入《研讀四書 評說孔孟》，其網(wǎng)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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