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復古的背后”，就是“人殉”的周奴隸制王朝！——

評辛若水《也談儒法斗爭—倫理主義與歷史主義的二律背反》之一　　

探索者　　

    辛若水《也談儒法斗爭——倫理主義與歷史主義的二律背反》一文中謬誤太多，只好逐句批駁。這次，先批駁其第一部分“（一）儒家復古的背后”，其他，以后再說。　　

下面文中，其黑字是作者辛若水《也談儒法斗爭——倫理主義與歷史主義的二律背反》一文的“（一）儒家復古的背后”部分的全文；筆者為了對其評說方便，把其分成許多小段，并在其前冠以“作者：”；而其下面藍字是筆者對其相應部分的評說，并在其前冠以“筆者：”。　　

作者所說的“儒家復古的背后”究竟是什么？請讀者由此往下仔細看！　　

作者：我們知道，儒家思想對古代是非常推崇的；可以說，所謂的古代，便成為了理想社會的別名。　　

筆者：既然如此，那么何是儒家的“理想社會”？但是，作者所說的“我們知道，儒家思想對古代是非常推崇的；可以說，所謂的古代，便成為了理想社會的別名”卻并非事實。“儒家思想對古代”并非都“是非常推崇的”，“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所以“儒家思想”只“對古代”的“堯舜”、“文武”“是非常推崇的”，而對其他并非也“是非常推崇的”！也并非“所謂的古代，便成為了”“儒家”“理想社會的別名”，而只是“所謂的古代”的“堯舜”、“文武”，“便成為了”“儒家”“理想社會的別名”！　　

作者：孔子講“宗周”，　　

筆者：因此，“周”，就是孔子“儒家”的“理想社會”！　　

作者：孔子講“克己復禮”，講“天下大同”，講“述而不作”，都有明顯的復古傾向。　　

筆者：既然是“孔子講‘克己復禮’”、 “講‘述而不作’”，那么，孔子“儒家”，就不是僅僅“都有明顯的復古傾向”，而是“完全徹底地復周”。但是，孔子并沒有“講‘天下大同’”，他也沒有什么“天下大同”的思想。孔子“儒家”所講究、所崇尚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貴貴”、“親親”、“上上”、“下下”、“尊尊”、“賤賤”，是“天下大不同”，豈有“天下大同”！　　

作者：但問題是，儒家的復古，是不是要拉歷史的倒車呢？他們是希望社會退回到古代去呢，還是希望進入理想社會？　　

筆者：既然如此，請作者您說呢？　　

作者：我們知道，儒家的社會理想就寄托在古代，也即是說，儒家所謂的古代，并不是真正的古代，而是理想中的古代。　　

筆者：請注意：在上面，作者已經對我們說得很清楚了，“孔子講‘宗周’”，“講‘克己復禮’”，“講‘述而不作’”，孔子“儒家”是“完全徹底地復周”，是“復”一個完全真正的“古代”“周”，“周”，是一個完全具體的真實的“古代”社會，并非是什么“理想中的古代”！“孔子講‘宗周’”，“講‘克己復禮’”，“講‘述而不作’”，這怎么只是“儒家的社會理想就寄托在古代，也即是說，儒家所謂的古代，并不是真正的古代，而是理想中的古代”？請作者不要再繞圈子了！　　

作者：理想是屬于未來的，理想中的古代同樣屬于未來。　　

筆者：請問作者，“周”，是具體的？還是理想的？孔子“儒家”的社會“周”的“理想是屬于未來的，理想中的古代同樣屬于未來”嗎？《論語·八佾·3·14》：“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顏淵·12·1》：“顏淵問仁，子曰：‘克己服禮為仁。一日克己服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復”：行故道。《集韻·屋韻》：“？，《說文》：‘行故道也。’隸作復。”“故”，舊有者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論語·堯曰·20·1》）、“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完全徹底地“復禮”！“禮”是周王朝的特色，“四勿”，就是完全徹底地復辟周王朝！　　

作者：我們可以說，儒家的復古不過是幌子，他們真正的目的就是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　　

筆者：“儒家的復古不過是幌子”？“他們真正的目的就是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周”！不是嗎？“他們”“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的“真正的目”是“什么”？就是“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不是的？而是“自己的”根本社會利益所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的“周”，是奴隸制社會的鼎盛時代，是奴隸主貴族以及其走狗和幫兇——孔子“儒家”的“天堂”！　　

作者：那么儒家的社會理想又是什么呢？也就是堯舜禹湯吧。　　

筆者：作者是在說什么？在裝糊涂！作者剛才在上面，不是說是“周”嗎？作者怎么又突然提出了個“堯舜禹湯”？作者這是又從何說起？作者這樣說不是把其剛剛在上面說得那一大堆話，全都當屁放了嗎！作者又有何根據說“儒家的社會理想”“也就是堯舜禹湯”？作者不是剛才在上面說孔子是“宗周”，“講‘克己復禮’”，“講‘述而不作’”嗎？作者在前面可不是，也沒有提到過孔子“宗”“堯舜禹湯”等等！　　

作者：堯舜禹湯是古代的圣君，他們治理天下的時候，自然是太平盛世。　　

筆者：《孟子·萬章上·9·3》：“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huān）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gǔn）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盡心上·13·35》：“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舜“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包庇殺人犯父親，棄天下不顧而“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論語·泰伯·8·21》：“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象“堯舜禹湯”這樣的一些人，豈會是什么“圣人”？是誰的“圣人”？有這樣一些人統治的社會，豈會“自然是太平盛世”？正如毛澤東所詩云：“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賀新郎·讀史》）　　

作者：甚至在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種圣君的理想依然存在，譬如“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筆者：在此處，毛澤東只是說解放了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都是“圣人”，他們要比歷史上統治階級所吹噓的堯舜“圣人”強千萬倍！　　

作者：那么，這種理想好不好呢？應該說沒什么不好。　　

筆者：舜“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包庇殺人犯父親，棄天下不顧而“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禹視祭祀“鬼神”比吃飯穿衣還重要。“這種理想”有什么“好”呢？“這種理想”“應該說沒什么“好”吧！　　

作者：但是，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對儒家的思想是持否定態度的。　　

筆者：顯然，這是作者在胡說八道！兩千多年來，中國的統治階級一直都是奉行“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中國一直是 “儒家”的一統天下！誰敢說半個不字！豈有“但是，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對儒家的思想是持否定態度的”之怪事？難道作者不是“地球人”是“星外來客”！這個“我們”之中，絕對不包括“作者”！作者的面目一清二楚，無須再裝模做樣了！作者的孔儒徒子徒孫面目已經自己剝露無遺！　　

在此，順便再提一下那個韓德強的《缺席審判“孔子”，何時休？》，讓“孔子”“缺席”統治數千年行，“缺席”吹捧數千年行，對此，沒見韓德強之流出來放個屁！對于現在對“孔子”“缺席”吹捧、美化、神化之風潮，也沒見韓德強之流出來放個屁！而對于現在剛剛才出現幾天的“缺席審判‘孔子’” 韓德強之流卻大為光火，氣急敗壞，如同是挖了韓德強之流的“祖墳”！才幾天的“缺席審判“孔子”，就把韓德強之流的假面剝得精光！“缺席審判‘孔子’，何時休”，是一個“只準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惡霸邏輯！“缺席審判‘孔子’，何時休”論者，是一些“只準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惡霸！　　

筆者毫不隱諱地說：批判或“審判”孔子就是在挖“奴隸主”的“祖墳”！　　

作者：“既然儒家是要復古的，那就是拉歷史的倒車。我們很清楚，真正的古代是回不去的，更何況，誰也不愿意像原始人那樣茹毛飲血。”　　

筆者：請讀者注意：在此，其一，作者承認了：“既然儒家是要復古的，那就是拉歷史的倒車。”其二，“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是“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并非“像原始人那樣茹毛飲血”！在此，作者強奸了孔子！孔子是要回到“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的“周”，并非“像原始人那樣茹毛飲血”的“古代”！　　

作者：“既然真正的古代回不去，那所謂的復古，就是趨向自己的社會理想。”　　

筆者：盡管“既然真正的古代回不去，那所謂的復古，就是趨向自己的社會理想”——但是在此，作者也承認了“儒家”“所謂的復古”，就是“趨向自己”所“理想”的“古代”“社會”！而并不是什么“儒家所謂的古代，并不是真正的古代，而是理想中的古代”云云！無論是跑步奔向自己”所“理想”的“古代”“社會”，還是“趨向自己”所“理想”的“古代”“社會”！統統都是“復古”！而“復古”，就是“開歷史倒車”，回到“古代”！然而，即便是如此，作者也還是在憑空胡說，作者能代表孔子嗎？作者也代表不了孔子！而孔子卻并不認為“真正的古代回不去”！他并非是僅僅是要“趨向”周王朝，而是要“真正回到”周王朝！請看：《論語·陽貨·17·5》：“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你看，孔子對子路說，只要公山弗擾“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孔子就要在東方再建個“周”！而這個“東周”就是一個“克己服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與歷史上“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的那個“周”一模一樣！對此，作者不知道嗎？作者是知道的，只是為了騙人，在裝糊涂，裝聾賣傻而已！　　

作者：其實，把自己的社會理想寄托在古代的，不只儒家一家；道家的小國寡民的社會理想同樣寄托在古代。　　

筆者：這又是作者在胡說八道！其一，這并非是一個“把自己的社會理想寄托在古代的”的問題，而是“自己的社會理想”是什么的問題！其二，“道家的小國寡民的社會理想”也并非如孔子“儒家”“‘宗周’，講‘克己復禮’，講‘述而不作’”那樣“同樣寄托在古代”！《道德經·第八十章》：“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道家的“小國寡民”，是“有什伯之器”、“有舟輿”、“有甲兵”，“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宿”，并非是“像原始人那樣茹毛飲血”，這是說經過常年戰亂之后其所希望將來國家民間生活的一個縮影。其三，重要的問題還在于，“儒家”的“理想社會”“周”是“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所樂者是“天子”、“諸侯”、“大夫”，是“天子”、“諸侯”、“大夫”的“天堂”！而“道家”的“理想社會”“小國寡民”，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所樂者是“庶民”，是“庶民”的“天堂”！這是“儒家”與“道家”“社會理想”的天壤之別！根本不同！一個為“君”！一個為“民”！　　

作者：那么，人們為什么總是把社會理想寄托在古代呢？難道過去了的東西，都那么美好嗎？當然不是這個樣子了。過去雖然并不盡是美好，但人們卻有把過去神圣化的傾向。　　

筆者：這也都是作者的胡說八道！其一，筆者在上面已經說了：“道家”的“小國寡民”就不“是把社會理想寄托在古代”！其二，《莊子·盜跖》：“盜跖大怒曰：‘┅┅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后，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過去了的東西”，并非“都那么美好”！“人們”對其看法也并非一致，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不同的階級對其好惡完全相反。造反的奴隸盜跖喜歡“神農之世”稱贊“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而厭惡“堯舜”、“湯武”，鞭笞其“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后，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而諸如作者上述所說，奴隸主貴族的走狗和幫兇孔子“儒家”卻對“堯舜”、“湯武”情有獨衷！不是嘛！　　

作者：但是，人們對過去的神圣化，又是頗有不同的。儒家理想中的古代和道家理想的中的古代，就頗有不同。道家有那種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他們向往的是人類的自然狀態；而儒家呢，則夢想著圣君賢相。　　

筆者：這又是作者在胡說八道！《道德經·第五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道德經·第十七章》：“太上，下不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其中的“圣人”就是指“君”——“圣君”，否則，誰有資格“以百姓為”不為“芻狗”？希望“君”如同“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那樣，也“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就是“道家有那種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屁話！“他們向往的是人類的自然狀態”，這有什么不好？這對你“儒家”有什么妨害嗎？《論語·季氏·16·2》：“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孔子“儒家”所“夢想著”的并非“圣君賢相”，而是“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子”有絕對權威！孔子并沒有“圣君賢相”思想，“圣君賢相”，那是后儒從其他家（例如“墨家”）那里剽竊引進的產物！　　

作者：道家的理想根基于現實的批判，但在社會現實面前，又無能為力；而儒家呢，則樂于給現實唱贊歌，　　

筆者：注意：孔子“儒家”是“給”奴隸主貴族統治“唱贊歌，“給”封建皇權、地主的統治“唱贊歌”！“給”一切權貴者“唱贊歌”！并非是“樂于給現實唱贊歌”。注意：孔子是“頌古非今”。孔子“儒家”是“頌古非今”！孔子鞭笞其當時的“現實”，稱其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是“禮崩樂壞”，是“天下無道”！《論語·子路·13·20》：“［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貶斥當時“之從政者”，皆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孔子講‘宗周’”，“講‘克己復禮’”，“講‘述而不作’，都有明顯的復古傾向”等等，這都是孔子的“頌古非今”。這是作者在其文章的開始就明明白白告訴給我們的，怎么忘了！有健忘癥？時人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今天“儒家”也是在“給”以往的中國的舊社會、帝王將相、地主老財、蔣介石等等一切權貴者“唱贊歌”，而對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毛澤東時代，則極端地仇視，而極盡污蔑漫罵之能事！作者之所以稱“儒家”“樂于給現實唱贊歌”，是否要傳達時下的“孔儒”要“改換門庭”，投靠新主子了呢？！　　

作者：不過，他們又很有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筆者：作者在上面所說“我們很清楚，真正的古代是回不去的，更何況，誰也不愿意像原始人那樣茹毛飲血”然而“儒家是要復古的，那就是拉歷史的倒車。”“拉歷史的倒車”，就是作者所稱贊的“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也就是“頑而不固”的反革命死硬！這種“精神”，世人斥之為“螳螂擋車，不知量力”，有什么值得吹噓的？　　

《論語·衛靈公·15·9》：“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然而，《論語·里仁·4·6》：“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既然如此，焉能有“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之實？這是孔子赤裸裸的欺騙，其既是孔子對奴隸制衰亡的嚎叫，也是孔子對奴隸制衰亡的哀嘆。歷來反動統治階級在其行將滅亡的前夜，都曾利用孔子的這段話，為其黨徒打氣。蔣介石曾用“不成功便成仁”，要其黨徒為其賣命；林彪用“不成功便成仁”，要其黨徒為其殉葬。但諸如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15·7》）的君子們，決不會“有殺身以成仁”之行！實際上，像孔子這樣一個“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8·13》），“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論語·憲問·14·3》），“求善賈而（待）沽諸”（《論語·子罕·9·13》）者，他自己是絕對不會“殺身以成仁”的，在其黨徒紛紛“殺身成仁”之際，他不僅早為自己準備好了逃之夭夭之路，也早為自己營造好了安樂窩。　　

作者：說儒家復古，那是事實，但說他們要拉歷史的倒車，卻未必盡然。　　

筆者：作者既然說“說儒家復古，那是事實”，“復古”就是“拉歷史的倒車”！為何“但說他們要拉歷史的倒車，卻未必盡然”？狗屁不通！　　

作者：“在文革時期，是以階級論的觀點來分析儒家的。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制瓦解，封建制開始確立的時期。那個時候先進的是地主階級，而落伍的則是奴隸主階級。我們對于封建制、地主階級，雖然沒有什么好感，但在當時情況下，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至于奴隸制、奴隸主階級自然是罪惡無比的，并且他們還是扯歷史后腿的，所以更為我們深惡痛決了。然而，儒家思想又是代表奴隸主利益的。他們不是講‘宗周’么？而周代，正是奴隸制時代；回到奴隸制時代，不是拉歷史的倒車又是什么呢？但是，事情決不是那么簡單。既然儒家思想是代表奴隸主階級利益的，那又何以成為以后兩千余年封建制的官方哲學？單純地用階級論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筆者：實際上，“以階級論的觀點來分析儒家”，問題就是如此“簡單”！“既然儒家思想是代表奴隸主階級利益的，那又何以成為以后兩千余年封建制的官方哲學？單純地用階級論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恰恰相反，對于這個問題，只要“利用階級論”，即“階級斗爭學說”，就可以“迎刃而解”！并非“單純地用階級論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這是因為，在中國，孔子“儒家”是一個以周公的“禮樂”衍生發展起來的，有著明確地“讀書做官”思想意識的特殊的政治文化“二丑”群體，它在本質上都是“權貴”、“勢力”，統治者的泛走狗和幫兇！請看：《“圣人”是周殷奸、奴才的代名詞》。　　

在奴隸社會中，掌權者是奴隸主貴族，所以儒家投靠的是奴隸主貴族，代表奴隸主貴族的利益；在封建社會中，掌權者是封建官僚、地主階級，所以儒家投靠的是封建官僚、地主階級，代表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利益；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掌權者是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官僚資產，所以儒家投靠的是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官僚資產，代表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假若修正主義者上臺，掌權的是修正主義者，倘若時間較長，則隨著已經被打倒的舊社會的復辟，孔儒也會再生長起來，掌權的是新官僚、新資本家、新地主、帝國主義，所以儒家投靠的是新官僚、新資本家、新地主、帝國主義，代表的是新官僚、新資本家、新地主、帝國主義的利益！所以在奴隸社會中“代表奴隸主階級利益的”“儒家思想”，同樣可以“成為以后兩千余年封建制的官方哲學”！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是封建地主階級向奴隸主貴族奪權的時代，隨著地主階級勢力的壯大和斗爭的深入，“儒家”中的不少成員紛紛倒戈，改換門庭，投靠了地主階級，例如在孔子的弟子中就有，例如，《論語·先進·11·17》：“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就是其中的一個。而孔子可能是其中比較最頑固不化的一個！孔子自認為他“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2·4》），直到臨死前他才知道“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子罕·9·9》）！“天命”害了他！　　

作者：儒家思想可能是代表奴隸主階級利益的，但是它卻保留了氏族時代原始的人道主義。可以說，原始的人道主義，是儒家思想閃光的地方。春秋戰國時代，是社會大崩潰，大轉型的時代。那個時候，可謂禮崩樂壞，階級統治非常嚴酷，階級斗爭非常激烈，而儒家思想，是明確反對苛政、暴政的。孔子說，“苛政猛于虎也。”所以，他講“仁”，　　

筆者：不是“儒家思想可能是代表奴隸主階級利益的”，而是“儒家思想是代表奴隸主階級利益的”！不僅“它卻保留了氏族時代原始的人道主義”，“它”也“保留了奴隸社會的人道主義”！“原始的人道主義，是儒家思想閃光的地方。”“原始的人道主義”，是動物的“叢林法則”的直接發展，因此，“儒家思想閃光的地方”只能“是”它相對于動物的“叢林法則”而言！而這一切，相對于后來社會的“人道主義”，則統統都是罪惡！　　

作者說“春秋戰國時代，是社會大崩潰，大轉型的時代”是荒謬的！注意：“春秋戰國時代”，不“是社會大崩潰，大轉型的時代”，而是“奴隸”“社會大崩潰，大轉型的時代。”作者把“奴隸”“社會大崩潰”，驚呼為“社會大崩潰”，無疑章顯著作者的“奴隸主貴族”的立場！“那個時候，可謂禮崩樂壞，階級統治非常嚴酷，階級斗爭非常激烈，而儒家思想，是明確反對苛政、暴政的。”“那個時候，可謂禮崩樂壞，階級統治非常嚴酷，階級斗爭非常激烈”，這是“苛政、暴政”嗎？孔子“儒家”極端強烈地反對“那個時候”的“可謂禮崩樂壞”，是“儒家思想”“明確反對苛政、暴政”嗎？“禮樂”代表著奴隸主貴族的絕對統治！“禮樂”就是奴隸主貴族的“苛政、暴政”！“禮崩樂壞”，就是奴隸主貴族的“苛政、暴政”的“崩壞”！對此，作者卻稱之為“苛政、暴政”！　　

“那個時候，可謂禮崩樂壞，階級統治非常嚴酷，階級斗爭非常激烈”，體現著奴隸主貴族殘酷統治的土崩瓦解，而相對于奴隸主貴族的“苛政、暴政”為善的一種新政社會即將誕生，她就是這個新生兒的助產婆！孔子詛咒其“苛政、暴政”，那是其奴隸主貴族的走狗幫兇立場使然！作者詛咒其“苛政、暴政”，那也是作者的奴隸主貴族的立場使然！　　

對于“孔子說，‘苛政猛于虎也。’所以，他講‘仁’，”首先，此話作者可能引自《禮記·檀弓下》，其是漢孔儒向皇權獻媚邀寵的時文，孔儒由“從周”，紛紛倒向“從漢”，許多所謂孔子的“圣言”、“圣跡”都是捏造的，不可信！筆者不信在孔子當時，孔子會說這句話，因為在當時，自由民是很少的，賦稅主要是大奴隸主（官員）對小奴隸主征收！而不是官員直接對農民征收！如果孔子真說過，那當然也是孔子在貶斥當時“可謂禮崩樂壞”的政治，或者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了！“孔子過泰山側”，所遇“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是一個逃離家鄉的庶民。須知：只有在“禮崩樂壞”時，或在新興地主階級統治條件下才會發生這種情況！在周“禮樂”奴隸制統治的盛世下，這種情況根本就不會有！庶民根本就無人身自由，而被奴隸主死死地釘死在土地上或作坊里，是死是活，完全看奴隸主的“愿意”！周“禮樂”奴隸制統治下的“政治”，要比在“禮崩樂壞”時，或在新興地主階級統下被孔子“儒家”所貶斥的“苛政”、“暴政”，還要“苛”、“暴”得多得多！這也是“烏鴉趴在豬腚上，只看見豬的腚黑沒看見自己的臉黑”。孔子就是趴到豬腚上的那只烏鴉！易白沙《孔子評議上》：“少正卯以大夫講學于魯，孔子之門，三盈三虛，不去者唯顏回。昔日威嚴，幾于掃地。故為大司寇僅七日，即誅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貢諸人為之皇恐不安。因爭教起殺機，是誠專制之尤者矣。”《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國多盜，取人于萑符之澤。大叔……興徒兵以攻萑符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chú）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告魯為好，會于夾谷……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論語·泰伯·8·9》：“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都說“老虎吃人”，厲害，其實真正“吃人”，大批大批地“吃人”的，是人間披著人皮的兩條腿豺狼！孔子就是人間那只最兇惡最陰險的披著人皮的豺狼！“孔子說，‘苛政猛于虎也。’所以，他講‘仁’”，魯迅痛斥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狂人日記》）孔子“儒家”的“仁義道德就”是“吃人”！孔子的“仁”要比“虎”“猛”千萬倍！　　

作者：而后來，孟子則把“仁”發展為“仁政”。“仁者無敵”，正是儒家非常重要的思想。　　

作者：什么“仁者無敵”？狗臭屁！孔子、孟子都是所謂的“仁者”，然而終生都是“屢戰屢敗”！一敗涂地！豈有“仁者無敵”？《論語·子罕·9·9》：“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請聽聽孔子臨死前的哀號吧！《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闊于事情，當是之時，　秦用商　君，富國強兵；楚、吳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請看看這個自詡“仁者無敵”的“亞圣”的一生吧！　　

何謂孟子的“仁政”？孟子說得一清二楚：《孟子·盡心上·13·14》：“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善政”、“善教”，也即“仁政”、“仁教”，既要“得民財”，又要得“民心”，讓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甘心情愿地服從剝削壓迫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孟子·盡心上·13·12》：“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民，雖勞不怨”；“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然而，“[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梁惠王]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梁惠王上·1·4》）此乃孔孟“儒家”故意“殺民”“以”“仁政”！！！　　

“‘仁者無敵’，正是儒家非常重要的思想。”“仁者無敵”，“正是儒家非常重要的”騙人“思想”，也是毒性最強的歷史垃圾！孔孟“儒家”的“仁政”，要比“虎”“猛”千萬倍！　　

作者：在階級統治非常嚴酷的時代，人道主義顯得多么彌足珍貴。但是，一直以來，儒家思想中的人道主義因素，是不被重視的，甚至為人指責。　　

筆者：注意：春秋時代，“那個時候，可謂禮崩樂壞，階級統治非常嚴酷，階級斗爭非常激烈”，卻并不一定是“階級統治非常嚴酷的時代”！“階級斗爭非常激烈”與“階級統治非常嚴酷”，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請作者不要“渾水摸魚”！孔孟“儒家”的“仁”和“仁政”，并非是什么“人道主義因素”，而是“吃人”、“殺人”之“政”！　　

作者：我在想，人們既然有勇氣指責人道主義，為什么就沒有勇氣指責人道主義的反面——苛政、暴政呢？　　

筆者：批判孔孟“儒家”的“仁”、“仁政”，就是“指責人道主義的反面——苛政、暴政”！徹底砸爛孔孟“儒家”的“仁”、“仁政”，就是徹底砸爛“苛政、暴政”！　　

作者：相反，許多人不但不指責苛政、暴政，反而卻為苛政、暴政辯護。這是多么讓人痛心啊。　　

筆者：這完全是作者在混淆視聽，是作者的“鱷魚的眼淚”！　　

作者：我并不相信人道主義是假惺惺的，即便人道主義是假惺惺的，那也要比苛政、暴政好許多。　　

筆者：既然作者稱“孟子則把‘仁’發展為‘仁政’”，而孟子已經對世人把他的“仁政”說得清清楚楚了：“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其“善政”、“善教”，也即“仁政”、“仁教”也，既要“得民財”，又要得“民心”；“使民，雖勞不怨”，“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也，他還告訴世人：“殺人以梃與刃”，“無以異也”；“以刃與政”，“無以異也。”此乃孔孟“儒家”故意“吃人”、“殺民”“以”“仁政”！孔孟“儒家”的“仁”、“仁政”，就是地地道道的“假惺惺的”“人道主義”！孔孟“儒家”的“仁”、“仁政”“假惺惺的”“人道主義”，就是中國歷史上、世界歷史上最“苛”、最“暴”之“政”！！！　　

作者：復古并不意味著倒退，儒家所以要復古，那還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　　

筆者：怎么“復古并不意味著倒退”？“復古”，就“意味著倒退”！因此，“儒家”就是“復古”派，也就是“社會”“倒退”派！具體地說，就是“倒退”復辟到周的“禮樂”奴隸制社會中去！“儒家所以要復古，那還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即“儒家所以要復古，那還是”“為了實現”重新回到“自己”已經失去了“的”“天堂”的夢想！　　

作者：“儒家的社會理想，并不是讓這個社會變得更糟，而是讓它變得更好。儒家的最高理想，自然是大同社會。　　

筆者：這也完全是作者的胡說八道！“儒家”就是“復古”派，是“社會”“倒退”派！其“社會理想”，就是“倒退”復辟到周的“禮樂”奴隸制社會中去！還要再“讓這個社會變得更”怎么“糟”！倘若“讓這個社會變得更糟”一點，那就是倒退復辟到商王朝奴隸制社會中去，再讓孔子的老祖宗重新上臺！“儒家的社會理想，并不是讓這個社會變得更糟，而是讓它變得更好。”因為“儒家”是“權貴”統治階級的泛走狗和幫兇，所以其“社會理想”，“是讓這個社會變得更糟”，還“是讓它變得更好”，完全是按“權貴”統治階級的好惡，而“權貴”統治階級的好惡與人民大眾的好惡決然相反！“儒家的社會理想，并不是讓這個社會變得更糟，而是讓它變得更好。”這對于人民大眾來說，就是“儒家的社會理想，并不是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而是讓它變得更”“糟”！至于說“儒家的最高理想，自然是大同社會”，那更是作者的胡說八道了！孔子“儒家”所崇尚所講究的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尊尊”、“貴貴”，是“天下大不同”，豈是“天下大同”，連“天下小同”也沒有！漢孔儒在其所杜撰的《禮記·禮運》中，毫無根據地假借孔子之口所說的“大同”是個什么東西？其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誰“選賢與能”？ “選賢與能”干什么？誰“講信修睦”？“賢與能”與無“賢與能”者，就“大不同”，他們對“天下”之“份”，就 “大不同”！“男有分，女有歸”，這就至少使一半人“不同”了！是“大不同”！豈是什么“大同”？在滿腦子“親親，貴貴”、等級貴賤，鼓吹“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論語·子路·13·20》）、“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15·40》）、“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為政·2·16》）的孔子那里，就不可能有什么“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然而，在柳子（柳下跖）的“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的“至德之隆”（《莊子·胠篋》）的無階級社會中，這卻是必然的。“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就直接違背了孔孟“儒家”的“親親”宗旨。《論語·子路·13·18》：“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孟子·盡心上·13·46》：“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孟子·滕文公下·6·9》：“孟子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這是“不知務”！是“禽獸也”！這樣的“大道之行”，豈有“天下為公”？豈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豈有““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按《禮記·禮運》作者所說，“大道之行”當是“三代”之前的“堯舜”時期，然而，《孟子·萬章上·9·2》：“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　都　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　郁陶思　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孟子]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于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yǔ）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孟子·萬章上·9·3》：“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孟子·盡心上·13·35》：“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據此，豈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因此，不僅孔孟沒有“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連“思想”也沒有！不僅漢儒在《禮記·禮運》中所杜撰“堯舜”時代，不是什么“天下為公”的“大同”！而且漢儒在《禮記·禮運》中所杜撰的“天下為公”的“大同”本身，就充滿著矛盾，完全是一個自相矛盾不可能存在的一些鬼話！ 　　

其謂“天下為公”的“大同”，實是“天下為私”的“大不同”！儒家稱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大同世界”。其實這是一個欺騙和剽竊。孔子沒有，也不可能有“大同”的思想。《論語·衛靈公·15·11》：“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奴隸社會是孔子的社會理想。要說孔子有什么“社會理想”的話，只能是這個。這是顏淵專“問為邦”，而孔子專告訴他的。顏淵是孔子最器重、最得意的弟子，孔子對其回答只能是他認為是最好、最理想的答案。儒家學者把這樣的內容剽竊到自己的學說中，不是對“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圣人之道”褻瀆？不是太不諧調、太刺人眼球？不是猶在一大鍋“圣人之道”的湯中，扔進了一锨“臭狗屎”？把孔子給徹底否定了！　　

然而在“大同”中所列舉的每一個細節，卻都可以很容易地在《墨子》中找到。諸如“大同”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就是《墨子》的《尚同》、《尚賢》所講。《論語·微子·18·10》：“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于一人！’”《孟子·梁惠王下·2·7》：“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見可殺焉，然后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后可以為民父母。’”孔子贊賞周公的“任人唯親”。孟子反對齊宣王的“任人唯賢”。孔子鼓吹“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論語·堯曰·20·1》）、“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17·3》），主張恢復世卿世祿的親親制度；孟子則鼓吹和主張“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孟子·萬章上·9·3》），豈有孔孟儒家的“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孔子鼓吹“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則鼓吹“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8·11》）孔子鄙視“言必信，行必果”。孟子贊賞“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孔子、孟子不主張“誠信”；孔子鼓吹“道不同，不相為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鼓吹“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孟子·滕文公下6·9》），主張思想言論專制，豈有孔孟儒家的“講信修睦”？而墨子認為“言信行果”應是為人處世的基本信條。《墨子·兼愛下》：“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墨子·修身》：“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鼓吹“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視人身若其身”，“視人之室若其室”，“視人家若其家”，“視人國若其國”，意在“禁惡而勸愛”（《墨子·兼愛上》），“天之愛人也，薄于圣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于圣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于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墨子·大取》），“仁人之事者，必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愛下》），當然必然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了！孔子鼓吹“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論語·衛靈公·15·32》），孟子則鼓吹“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5·4》）孔子的“社會理想”是“為東周”——周王朝奴隸制，那是奴隸主的天堂，奴隸的地獄，孔孟儒家豈有“男有分，女有歸。貨惡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同”中的“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就是《墨子》的《兼愛》所講。“大同”中的“貨惡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就是《墨子》的《尚賢》所講。　　

顯然，“大同”說是后儒剽竊《墨子》內容某種混合體。　　

作者：在人類社會初期，是出現過一個天下為公的大同的，而到人類社會的高級階級，又會重新回到大同。儒家的社會理想有什么錯誤呢？當然，你可以指責它的復古，但在這復古的背后，卻是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愫。　　

筆者：對于中國古代原始共產社會往世追憶，莊子在其《莊子》中就有不少描述，諸如：“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莊子·馬蹄》）“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莊子·胠篋》）“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莊子·山木》）“古者禽獸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莊子·盜跖》）其所向往者是“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而孔孟所向往者是“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以強陵弱，以眾暴寡”（同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子”！“小人”！“民”！　　

莊子的“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的“夫至德之世”是真“天下大同”！　　

莊子的“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的“建德之國”，是真“天下大同”！　　

柳子（柳下跖）的“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的“至德之隆”也是“天下大同”！　　

而漢儒所稱之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堯舜”時代，實是“堯舜作，立群臣”、舜父母謀殺其子、舜弟謀殺其兄舜、舜對弟楊裝作秀、“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雖然“執之”，然而，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其根本不是什么“天下大同”，連“天下小同”也不是！而是“天下大大的不同”！　　

不僅如此，據考證莊子其生卒年大約是公元前369年至前286年，而《禮記·禮運》是初漢公元前206年之后的作品，莊子的“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的“夫至德之世”和“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的“建德之國”，至少要比《禮記·禮運》中的“堯舜作，立群臣”的假“大同”早100年！　　

作者反復地把漢“儒”所杜撰的一個充滿虛假和矛盾的假“大同”拿出來臭擺什么？必須徹底戳穿所謂漢儒“大同”的真相！　　

“天下為公”的“大同”之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無階級，人人生而平等”。倘若“在人類社會初期，是出現過一個天下為公的大同的”社會，那么那時的社會必須是還沒出現“階級差別”，“無階級，人人生而平等”！而“堯舜作，立群臣”，因此，“堯舜”時代，并非是“天下為公”的“大同”時代！“而到人類社會的高級階級，又會重新回到大同”，也必須是已經“消滅”了“階級差別”，“無階級，人人生而平等”（階級差別消失了）的時代！　　

［漢］司馬遷說：“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史記·太公自序》）孔孟“儒家”就是專門講究崇尚“階級差別”、“人人不平等”，也就是講究崇尚“天下為私”、“人人不同”、社會“大不同”！豈會贊同“天下為公”、“天下大同”？更不會有“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孔孟“儒家”就是專門依靠講究崇尚“階級差別”、“人人不平等”吃飯，謀取榮華富貴的！只有“人人不同”、社會“大不同”，孔孟“儒家”才有機會充當統治階級的泛走狗和幫兇！否則，“天下為公”、“天下大同”，也就是絕了孔孟“儒家”的飯碗，絕了孔孟“儒家”謀取取榮華富貴之“路”！這是孔孟“儒家”的“死結”！　　

試問作者：孔孟“儒家”愿意“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嗎？會有“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嗎？當然絕對不會有！　　

然而，階級斗爭是復雜的，有，也必定是虛假的！例如，漢儒生在《禮記·禮運》中以“堯舜”時代，冒充之，就是！以欺騙世人！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之日，也就是孔孟“儒家”滅亡之時！　　

因此，在《禮記·禮運》中，也只是對“天下為公”，“是謂大同”，一閃即逝，把話題一轉，其后皆是連篇累牘地大談特談夏商周“三代之英”的“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等等去了！　　

《孟子·梁惠王上·1·4》：“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孔子之所以詛咒“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其真實的原因，就是因為“始作俑者”破壞了周“禮”。“殺殉”，以活人殉葬是周禮的一個重要內容。《墨子·節葬下》曰：“若送從，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當時所用“殺殉”者的數目，是決定于所殉葬者的社會地位的高低和財富的多寡。由孔子詛咒“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就可以完全了解孔子“儒家”的“社會理想”，什么“社會”是孔子“儒家”所“理想”的“社會”！什么是孔子“儒家”的“社會理想”，什么“社會”是孔子“儒家”所“理想”的“社會”？就是“人殉”的周奴隸制！這是“儒家的社會理想”的罪惡！這也是“它的復古”，以及“在這復古的背后”，所隱藏著的“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愫”！　　

“道德理想”在“社會理想”之中。絕對不會其“理想社會”是“奴隸制”，而其“道德理想”是“共產主義”！孔子“儒家”所“理想”的“社會”的“天堂”，在“人殉”的周奴隸制中！孔子“儒家”所“理想”的“道德”的“善美”，也在“人殉”的周奴隸制中！孔子“儒家”并非什么“倫理主義與歷史主義”是“二律背反”，而是“一律一致”！　　

對于“權貴”統治階級，孔子“儒家”的“倫理主義”是復辟“人殉”的周奴隸制的“善”！孔子“儒家”的“歷史主義”也是復辟“人殉”的周奴隸制的“善”！　　

而對于人民大眾，孔子“儒家”的“倫理主義”是復辟“人殉”的周奴隸制的“惡”！孔子“儒家”的“歷史主義”也是復辟“人殉”的周奴隸制的“惡”！　　

正因為孔子“儒家”的“理想社會”、“理想道德”，就是“人殉”的周奴隸制！所以，在中國兩千多年來，歷朝歷代一是奴隸制，二是“人殉”，皆不同程度的延續著，一直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才根本鏟除；但自毛澤東去世后，隨著舊勢力的復辟，奴隸制已經抬頭！“人殉”也可能已經發生！其背后可能就是復辟“人殉”周王朝的奴隸制！　　

“儒家復古的背后”，就是“人殉”的周奴隸制王朝！　　

請看：《孔子是維護、復辟周奴隸制的頑固派》。　　

請參看：《“圣人”是周殷奸、奴才的代名詞》、《孔子是維護、復辟周奴隸制的頑固派》。　　

附原文：　　

也談儒法斗爭　　

——倫理主義與歷史主義的二律背反　　

辛若水　　

（一）儒家復古的背后　　

我們知道，儒家思想對古代是非常推崇的；可以說，所謂的古代，便成為了理想社會的別名。孔子講“宗周”，講“克己復禮”，講“天下大同”，講“述而不作”，都有明顯的復古傾向。但問題是，儒家的復古，是不是要拉歷史的倒車呢？他們是希望社會退回到古代去呢，還是希望進入理想社會？我們知道，儒家的社會理想就寄托在古代，也即是說，儒家所謂的古代，并不是真正的古代，而是理想中的古代。理想是屬于未來的，理想中的古代同樣屬于未來。我們可以說，儒家的復古不過是幌子，他們真正的目的就是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那么儒家的社會理想又是什么呢？也就是堯舜禹湯吧。堯舜禹湯是古代的圣君，他們治理天下的時候，自然是太平盛世。甚至在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種圣君的理想依然存在，譬如“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那么，這種理想好不好呢？應該說沒什么不好。但是，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對儒家的思想是持否定態度的。既然儒家是要復古的，那就是拉歷史的倒車。我們很清楚，真正的古代是回不去的，更何況，誰也不愿意像原始人那樣茹毛飲血。既然真正的古代回不去，那所謂的復古，就是趨向自己的社會理想。其實，把自己的社會理想寄托在古代的，不只儒家一家；道家的小國寡民的社會理想同樣寄托在古代。那么，人們為什么總是把社會理想寄托在古代呢？難道過去了的東西，都那么美好嗎？當然不是這個樣子了。過去雖然并不盡是美好，但人們卻有把過去神圣化的傾向。但是，人們對過去的神圣化，又是頗有不同的。儒家理想中的古代和道家理想的中的古代，就頗有不同。道家有那種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他們向往的是人類的自然狀態；而儒家呢，則夢想著圣君賢相。道家的理想根基于現實的批判，但在社會現實面前，又無能為力；而儒家呢，則樂于給現實唱贊歌，不過，他們又很有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說儒家復古，那是事實，但說他們要拉歷史的倒車，卻未必盡然。在文革時期，是以階級論的觀點來分析儒家的。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制瓦解，封建制開始確立的時期。那個時候先進的是地主階級，而落伍的則是奴隸主階級。我們對于封建制、地主階級，雖然沒有什么好感，但在當時情況下，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至于奴隸制、奴隸主階級自然是罪惡無比的，并且他們還是扯歷史后腿的，所以更為我們深惡痛決了。然而，儒家思想又是代表奴隸主利益的。他們不是講“宗周”么？而周代，正是奴隸制時代；回到奴隸制時代，不是拉歷史的倒車又是什么呢？但是，事情決不是那么簡單。既然儒家思想是代表奴隸主階級利益的，那又何以成為以后兩千余年封建制的官方哲學？單純地用階級論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儒家思想可能是代表奴隸主階級利益的，但是它卻保留了氏族時代原始的人道主義。可以說，原始的人道主義，是儒家思想閃光的地方。春秋戰國時代，是社會大崩潰，大轉型的時代。那個時候，可謂禮崩樂壞，階級統治非常嚴酷，階級斗爭非常激烈，而儒家思想，是明確反對苛政、暴政的。孔子說，“苛政猛于虎也。”所以，他講“仁”，而后來，孟子則把“仁”發展為“仁政”。“仁者無敵”，正是儒家非常重要的思想。在階級統治非常嚴酷的時代，人道主義顯得多么彌足珍貴。但是，一直以來，儒家思想中的人道主義因素，是不被重視的，甚至為人指責。我在想，人們既然有勇氣指責人道主義，為什么就沒有勇氣指責人道主義的反面——苛政、暴政呢？相反，許多人不但不指責苛政、暴政，反而卻為苛政、暴政辯護。這是多么讓人痛心啊。我并不相信人道主義是假惺惺的，即便人道主義是假惺惺的，那也要比苛政、暴政好許多。復古并不意味著倒退，儒家所以要復古，那還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儒家的社會理想，并不是讓這個社會變得更糟，而是讓它變得更好。儒家的最高理想，自然是大同社會。在人類社會初期，是出現過一個天下為公的大同的，而到人類社會的高級階級，又會重新回到大同。儒家的社會理想有什么錯誤呢？當然，你可以指責它的復古，但在這復古的背后，卻是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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