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大思精 光耀學苑　　

——《中國儒學發展史》評介

周德豐  杜運輝

（南開大學哲學系，天津，300071）

由黃宣民先生及其弟子陳寒鳴副教授主編、劉澤華先生作序的《中國儒學發展史》最近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全書約220萬字。該書由黃宣民先生草創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黃先生于2001年因病辭世后，陳寒鳴副教授遵照乃師遺愿，繼續進行整理、增補和定稿，使這部歷經二十余年不懈努力、凝聚了諸多學者集體智慧的煌煌巨著終于得以面世。

通讀全書，可以發見《中國儒學發展史》至少表現了四個方面的顯著特點：

一、繼承和弘揚“侯外廬學派”的優良傳統，注重思想史與社會史的有機結合。　　

該書緒論提出：“社會變革對于儒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反之，儒學在其演變中又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社會變革。”（“緒論”，第3頁）這一指導思想貫徹了邏輯的和歷史的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原則，把儒學的產生、演變與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緊密聯系起來，一方面強調中國農業宗法型社會形態決定了儒學的基本理論形態和基本理論特征，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變化是儒學具體形態發展演變的深刻根源；另一方面又重視儒學特別是儒家倫理對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精神的作用或影響，儒學是維護和鞏固傳統宗法社會的重要力量。對中國社會變革與儒學演進這一雙向運動的辯證分析揭示了儒學產生、演變的基本規律，這使該書具有一種博大厚重的歷史感，引導我們從中國社會流變的角度來透視儒學的近現代轉型，特別是從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國情出發來觀照儒學的當代發展；同時，這也提示我們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運用階級分析和理論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儒學進行正確評價和科學總結，深入挖掘儒學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深湛內涵，以充分發揮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二、肯定經學是儒學的靈魂與核心，系統論述儒家經學的歷史演變。　　

該書認為儒學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要內容，而由經典和經典詮釋所構成的經學則是儒學的靈魂與核心，“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實際是以對元典進行重新詮釋的形式展開的，儒家經學由此而在中國思想史中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第196—197頁），從經學入手有助于更深切地了解儒學和整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儒學的不同發展階段都有獨具特色的經學思潮，這可以分為七個基本形態：（1）由孔子開創的先秦原典化經學。春秋末期的孔子系統總結了三代文化，對“六經”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并由此而形成了儒家知識體系注重先王傳統的歷史主義傾向、濃重的道德主義傾向和鮮明的人文主義傾向。（2）兩漢時期神學化的經學思潮。為適應王權專制主義的需要，漢代儒學以背棄原始儒學的“民本”思想和人文主義、理性主義為代價而正式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專制王權的政治權威與儒家經學的思想權威的一體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持久的影響。（3）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義理化傾向的經學。漢學的神學化傾向和煩瑣注經陋習引起了反動，玄學以義理詮釋儒經，唐代中期的儒學更開始脫出傳疏的束縛，這表明儒學的思維方式和理論范式出現了重大轉型。（4）宋明道學化的經學。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宋明道學依據儒家經典，同時汲取道、釋二氏的思想成果，為儒學建立起以“天理”為核心的心性本體論理論基礎，為王權專制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5）明末清初和清代中期的啟蒙經學。黃宗羲、傅山等學者提出具有近代民主主義思想意義的早期啟蒙思潮，這標志著儒學開始由傳統向近代轉化；清代中期的戴震的對程朱理學的批判則具有反對封建主義的早期啟蒙性質。（6）清代的樸學化、漢學化經學。乾嘉漢學尊崇返歸本經的思維方式和實事求是的蹈實學風，這一方面有助于接近儒經的本義，另一方面則使儒學喪失了其社會價值功能。（7）近代的西學化經學。儒學在“返本開新”、“托古改制”的形式下汲取西方民主思想，提出近代民主主義的政治理想，推動了中國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值得注意的是，該書把經學思潮的演變與主要經學家的經學思想結合在一起進行深入研究，做到了宏觀審視與微觀深入的有機統一，可以與姜廣輝先生主編的《中國經學思想史》相互發明。

三、填補儒學史研究的諸多空白，提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嶄新觀點。　　

該書不僅體系嚴密、史論融協，而且在儒學學派和人物研究的諸多領域中更有發覆首創之功，舉其犖犖大者，約有如下數端：（1）該書根據郭店楚簡論述了早期儒學的學派分野，以“大同”社會理想、“禪讓”與“湯武革命”的政治思想、貴“情”的人生哲學作為早期儒學之精髓，以“儒簡”與今本《中庸》相對照而把《中庸》分為前后相繼的“中庸”和“誠明”兩個部分，并據此而論述了今本《中庸》對孟子、荀子的不同影響。（2）書中提出秦代不僅是法家的一統天下，儒學和儒家學者對秦代的制度建設、思想文化發展具有一定作用。（3）學界一般認為漢初只有黃老之學，該書則提出漢初已有儒學復興，儒學無論是在思想文化還是現實政治生活領域中都占有主導地位，并逐漸向獨尊地位過渡。（4）該書專門論述南宋唐仲友的“務實”和“經制”之學，使宋明理學研究變得更為充實和豐滿。（5）該書明確區分明初洪武儒學和永樂儒學，以金華朱學為洪武儒學的主流并以方孝孺作為金華朱學之終結；隨著《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的頒布，程朱理學一元化統治地位的確立則是永樂儒學的基本特征。（6）該書著力發掘了長期湮沒不聞的明代程敏政儒學，詳細分疏其“朱陸早異晚同論”和心性之學在儒學史上的重要地位。（7）該書根據新史料，以較大篇幅論述泰州學派，明確提出“平民儒學”的新論斷，并指出其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可能具有的啟示意義。（8）該書系統闡述晚明鹿善繼及其重志節、重事功、重實踐的燕南王學，肯定鹿氏對明清之際經世實學思潮的重要影響。這些重要成果極大地拓展了儒學研究的新視野，使我們對儒學發展史有了更完整的認識。

四、關注儒學的當代走向，為儒學的健康發展探尋新路。　　

一部《中國儒學發展史》清晰地展示了儒學產生和演變的基本過程，而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該書高度強調儒學注重現實的精神特質，認為不能離開現代社會的實際而談論儒學的發展，這種思想在緒論和結論中都有充分的展示。我們研究儒學發展史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站在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高度，探索儒學如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發揮其積極作用。關注儒學的當代走向，為儒學的健康發展探尋一條切實可行的新路，這是該書的根本理論宗旨。儒學在漢代以后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從此與封建王權專制統治有了不解之緣。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辛亥革命更是終結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儒學賴以存在的制度條件不復存在；從近代開始，中國逐漸由農業自然經濟向工業化的社會大生產轉變，儒學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也發生了根本轉變；“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儒學獨尊的正統地位一去不復返了。同時，該書指出儒學既具有歷史主義和道德主義傾向，又明確強調儒學具有“經世致用”、“不斷創新和自我改造”和人文主義的基本特征，這是儒學自身歷久彌新的內在生命力。儒學實現其現代轉型的關鍵，就在于“將儒學的內在生命力真正發揮出來，從而使其自身的思想同現實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第2055頁）。因而，問題就在于：在儒學統治地位的徹底終結這一根本前提之下，如何使儒學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相協調，這也就是要求“切實體認儒學固有的內在精神，重振儒學的內在生命力，依據當代中國社會生產生活實踐來開辟儒學的發展新路，逐漸形成發展起同當代中國社會現實需要相適應并能反映當代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意愿的新儒學”（第2063—2068頁）。為此，該書提出了三種具體途徑：（1）“基于對當代中國社會生產生活實踐的體認，調整、轉換儒學的生長基點和思想內容”，把儒家宗法（宗族）文化的合理因素轉化為當代工業文明的有機成分；（2）“將儒學作為一種重要的傳統資源投置到當代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之中，使儒學能在現實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一定作用”，把儒學的“民本”和以德治國思想資源轉化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有機成分；（3）“將儒學融通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使其多層面地滿足當代社會的現實需要”，把儒學在個人身心、家庭、個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方面的積極因素轉化為新的“百姓日用之學”。應該說，這種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出發的基本思路抓住了儒學現代轉型的要害，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從這四個方面的顯著特點，我們可見該書學術價值之一斑，正如劉澤華先生所指出的，該書“堪稱‘后侯外廬時代’候派的代表性著作”（“序”，第3頁）。該書體大思精、史料翔實、論理深切，文字曉暢，我們可以從中獲得對儒學之歷史、現實和未來的清晰而完整的認識，它既適合對中國儒學有一定研究能力的讀者，也適用于普通讀者的一般性了解，相信該鴻篇巨作的出版定能嘉惠后學，光耀學苑。另一方面，人無完人，書亦有其缺憾，如該書對宋明理學中的“氣學”一派、王夫之的儒學思想、顏李之學等關注得還不夠，近代儒學似乎應該辟出專章；又由于本書是集體撰著，前后之間在材料和觀點上亦偶有重復或未洽之處，等等。然此終屬白璧微瑕，不足以掩其大美。

本文作者：周德豐 ，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導；杜運輝，南開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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