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英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研究
　　曹樹明
　　內容提要：劉文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相關研究，這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進行系統的學科定位，深入思考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學科性質與地位、對象與任務、范圍與類別等問題；二、突出關于中國哲學史史料的收集、鑒別、解釋、整理等史料學方法的理論研究；三、拓展史料學研究領域，包括介紹前人不甚關注的哲學史料、吸收和補充新出土的有關哲學文獻、重視中國少數民族哲學思想史料等。
　　關鍵詞：劉文英；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學科定位；史料學方法；研究領域
　　當代中國哲學史家劉文英先生在中國古代哲學尤其是中國精神思維理論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此外，他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研究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劉先生曾為蘭州大學、南開大學的研究生多次講授“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并積累了一部講義。2002年6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其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其中包括劉先生在講義基礎上撰寫的“概論”、“先秦哲學史料”、“兩漢哲學史料”以及“中國少數民族哲學思想史料”等部分。我們認為，這些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相關研究。以下我們從三個方面對之進行介紹，以期引起關注。
　　一、進行系統的學科定位
　　“史料學”曾被視為是“歷史科學中的一個部門”、[①]“基礎學科”[②]或“邊緣性的科學”，[③]這些定位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能將史料學內在地統一于中國哲學史研究。劉先生則把中國哲學史看作是一個包括諸多學科譬如中國哲學史的通論、專論、通史、斷代史、專門史和史學史等等的體系，并把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也置于這個體系之中。這樣，該學科便成為中國哲學史學科體系的內部成員或分支學科。基于此種觀念，他對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學科的性質與地位、對象與任務、范圍與類別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思考。
　　（一）性質與地位
　　在劉文英先生看來，作為中國哲學史學科體系的分支學科之一，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具有三個特殊的性質，而正是這些特殊性質決定了它的特殊地位。
　　第一個特殊性質是交叉性。這是因為，它和中國哲學史學科本身一樣，既隸屬于中國哲學的門類，又隸屬于中國歷史的門類，屬于交叉學科。因而，在史料學的一般理論和方法上，其和中國歷史學的史料學、中國學術思想史的史料學是相通的或共同的。不同的是，該學科只限于討論具有哲學意義的史料，或者說只限于討論有關哲學思想的史料，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學科，非一般意義的史料學所能替代。
　　第二個特殊性質是基礎性。之所以具備基礎性，是因為中國哲學史的任何理論研究和歷史研究都必須以充分掌握客觀的史料為前提，即以史料為基礎。否則，如果沒有掌握系統的可靠的哲學史料，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正確的結論。劉文英先生指出，宋明時期一些學者“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空疏學風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對古人亂戴“儒家”、“法家”的帽子的做法都是不承認史料學之為思想史、哲學史的基礎造成的。因而，史料的功夫和修養表現了一個哲學史工作者的基本素質和態度。
　　第三個特殊性質是工具性。工具性的提法源于馮友蘭先生對史料學的界定。馮氏主張，史料學是“關于史料的方法論”。[④]劉先生進一步認為，既然是關于方法論的學科，那么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就必然具有工具性。所以，史料學之研究史料問題，不能只是從理論上肯定和強調史料工作的重要，還“應該從方法上告訴人們，如何收集史料、如何鑒別史料、如何解釋史料等等”。[⑤]從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研究現狀而言，這是需要繼續加強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對象與任務
　　劉先生主張，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對象就是中國歷代哲學思想的有關史料，而其任務的確定需從其學科定位出發。上文已明，他把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視為中國哲學史學科體系的一個分支學科。因此他認為，該學科的任務應該從屬于中國哲學史學科體系的總任務。而中國哲學史的總任務有四個方面：第一，系統地清理中國哲學發生發展的歷史脈絡或歷史線索，這是它作為一門歷史學科的最基本的要求；第二，要深入地揭示中國哲學思想的邏輯演變及其發展規律，這是它作為一門哲學學科的基本要求；第三，認真地研究中國哲學思維方式的特征及其演變的規律，這是它作為人類精神反思的基本要求；第四，全面總結中國哲學智慧的長短得失，繼承和發揚其優秀傳統，這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直接目的。[⑥]因之，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具體任務，“就是為中國哲學史研究這些方面的問題，提供系統的、可靠的和有價值的史料。”[⑦]
　　這種說法與前賢的觀點恰好相互補充。如張岱年先生曾說：“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任務，就是對于中國哲學史的史料作全面的調查，考察各種史料的來歷，確定其為真實史料的價值。……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就是把有關中國哲學史的重要史料都列舉出來，分別加以考訂，確定其歷史年代與史料價值。”[⑧]可以看出，這是就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學科本身而言。根據這一任務，張著便以介紹具體史料為主，而將史料學方法貫穿于史料介紹之中。劉先生則是從整個中國哲學史學科體系角度講史料學應做的工作。從其確定的任務出發，劉著自然更為注重史料學方法理論的研究。
　　（三）范圍與類別
　　對于一般歷史學而言，只要是保留一定歷史信息的材料就被視之為史料。而中國哲學史史料的范圍則由其對象和內容決定，因為只有那些同中國歷代哲學有關的材料才能算作其史料。如此，哲學觀就成為判斷一個材料是不是哲學史料的基本依據。所以，劉先生首先提出自己的中國哲學觀：“中國古代本無‘哲學’之名，只有‘哲人’之稱。但從內容來說，中國古代大凡討論天道、人道或宇宙、人生基本問題的學問，就是哲學。……西方哲學所謂宇宙論或自然觀、認識論、歷史觀、倫理學，在中國古代學術思想中都有相應的內容。中國古代哲學以天人關系為主干，以人生哲學為重點，同時特別注意人的道德修養或精神境界，反映了人生的價值觀及其目的和追求，這些則是西方哲學薄弱或缺少的。”[⑨]以此為據，他認為，中國哲學史的史料基本上是文獻史料，經史子集四部里都有相關內容。這種看法與朱謙之先生不謀而合。[⑩]
　　關于中國哲學史史料的類別，前賢多有論述。如胡適和馮友蘭先生都將之分為兩種，只是提法稍有不同，胡氏稱為原料和副料，而馮氏稱為原始史料和輔助史料。張岱年先生則把史料分為實物史料和文字史料，進而把文字形式的哲學史料分為直接史料和間接史料。劉建國先生又依據史料的重要性將之分為主要史料和次要史料。而在劉文英先生看來，這些劃分是存在某些問題的，因為原始史料實指直接史料，實物史料實指文物史料，與輔助史料相對的應是主體史料而不是原始史料。因此，他對中國哲學史史料進行了重新分類：以史料形態為準分為文物史料和文獻史料，以史料作者為準分為直接史料和間接史料，以史料內容為準分為主體史料和相關史料，以史料作用為準分為主要史料和次要史料。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分類是更為系統和更為合理的。
　　客觀地說，劉先生對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學科的如上定位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因為只有在對一個學科的性質與地位、對象與任務、范圍與類別等問題有了系統的把握之后，才能在明確的學科觀念的指導下對之進行研究。如上文所示，劉先生強調對史料學方法的理論研究就是基于其對該學科的學科性質和任務的認識。
　　二、突出史料學方法的理論研究
　　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要真正成為 “學”，就不能停留在史料介紹的水平上，而應該以探討史料的研究方法為主。而這正是劉著之前的史料學專著如朱謙之《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北大圖書館油印本，1957年）、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三聯書店，1982年）、劉建國《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蕭萐父《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等做得不夠充分、不夠系統的地方，盡管著者都不同程度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有逐步的改進。針對這種情況，劉先生說：“如果我們研究一個哲學家，馮友蘭的書中沒有介紹，那么我們應該怎樣去找他的思想史料呢？我們如何判斷所找的史料是‘全’還是‘不全’呢？如果沒有解決這些方法問題，我們只能局限在他已經介紹過的史料之中。”[11]因而，他用大量篇幅書寫“概論”部分，加強對史料學方法的理論探討。具體而言，有四個方面，即中國哲學史史料的收集、鑒別、解釋和整理等。
　　（一）史料的收集
　　收集史料是史料工作的第一步，馮友蘭先生指出“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全’。”[12]劉先生則認為這個要求只是收集史料的目標問題，此外，還要解決途徑問題。
　　僅就目標問題而論，他也在馮先生的基礎上前進了一步。這表現在其劃定了判斷所收集的史料“全”與“不全”的標尺，即是否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有關哲學思想的原著史料；二、有關思想源流的文獻史料；三、有關時代背景的文獻史料；四、歷代注疏、評論和研究性的文獻史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收集的史料包括這四個要件，就可以視之為“全”，否則，就是“不全”。然而我們認為，劉先生此說只適合于中國古代哲學的研究，而不合適于對當代中國哲學的研究，因為對于當代的中國哲學著作而言，至少是沒有歷代注疏的。
　　途徑問題主要是一個方法問題，也就是“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才能找到我們要找的史料”。[13]這一直是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學科的薄弱環節。在此問題上，馮友蘭先生講到了目錄學卻沒說如何利用它，張岱年先生提出了泛觀博覽和深入考察兩個步驟。[14]劉文英先生則根據一般文獻史料學的內容和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經驗體會，指出圖書目錄學、圖書編纂學、古籍輯佚學和文獻索引學等四個收集史料的途徑，并介紹它們的歷史演變、功用和方法等。如關于目錄學的功用，他主張有四個：一、提供尋找文獻史料的線索；二、了解有關著作存佚真偽的情況；三、反映學術流派演變發展的狀況；四、直接提供某些重要的史料。關于輯佚，他認為有六條線索：一、同時代其他有關著作，該書亡佚前其他有關著作；二、有關史書的傳記及其注文；三、關于古籍的注疏；四、唐宋明代的有關類書；五、各個時代的總集或有關叢書；六、有關地方志中的人物志、藝文志以及碑石銘文等。不難發現，這些方法是具有較強的實際操作性的，對于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收集史料是很有幫助的。
　　（二）史料的鑒別
　　鑒別史料是史料工作的第二步，馮友蘭先生稱為“審查史料”，并說明“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真’。”[15]劉先生贊同馮說：“鑒定史料的目的在于去偽求真”。[16]進而，他從古籍辨偽學、考據學、版本學和校勘學四個方面介紹史料鑒別的知識，對其中各個方面的必要性、原則方法及相關書目等進行探討或總結。如關于辨偽的基本方法，他首先列舉胡應麟的“辨偽八法”、梁啟超的12條“公例”、胡適審定史料的五種證據等前人的成績，然后說“以上這些方法都是經驗之談，并且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我們今天看來，缺少一種全面性的綜合判斷的觀念。如果把其中一條絕對化，也可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做出錯誤的判斷。所以，有關辨偽的經驗和方法，還需進一步研究和總結。”[17]關于古籍版本，他指出，就形式而言有寫本、刻本、活字本、石刻本、竹簡本、帛書本、宋本、元本、明本等，就內容而言則有校點本、批校本、注釋本、譯注本等，而古籍文獻中所謂“善本”一般兼顧形式和內容，哲學史研究卻著重從內容上選擇和利用善本。那么，何謂“善本”呢？劉先生認為，就內容而言，善本應如張之洞所說是足本、精本和舊本，而我們所要選擇和利用的善本，其底本應越早越好，其校注則應以質量為原則，可選古本，也可選今本。這些觀點是劉先生對自己一生治學經驗的總結，體現了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實事求是的基本精神。
　　（三）史料的解釋
　　收集和鑒別哲學史料之后要對它的思想和意義進行解釋，因為其價值就在于此。而由于古今語言以及社會典章制度、風俗習慣的改變，這種跨時空的解釋存在著一定難度。因此，我們往往借助于古代的注釋性著作，盡管它們與原著之間也有歷史距離。劉先生指出，這就需要我們了解古籍注疏學和文字訓詁學的一些基本知識和方法。
　　關于注疏學，他首先揭示其雙重價值：第一，注疏是解釋文本的重要史料；第二，注疏也是注疏者的思想史料。然后，他把注疏分為傳注和義疏兩大類別，并對傳、記、注、說、箋、解、章句、集注等直接解釋原始文本的傳注，和疏、義、義疏（疏義）、講疏、疏證、索隱等進一步解說傳注的義疏進行具體分析。在訓詁學方面，劉先生從以形索義、因聲求義和比較互證三個角度深入分析訓詁方法，還對一些常見的訓詁學術語如“讀曰、讀為”、“讀若、讀如”、“如字”、“曰、為、謂之”、“謂”、“之言、之為言”等作了區分。
　　然而，“僅僅有注疏學和訓詁學的功夫，還只停留在語言文字層面上，并不一定真正理解語言文字內隱的或深藏的精神實質”。[18]為了由表及里地理解文本的思想和意圖，我們作為現代解釋者還需要與古籍原作者在心理上的溝通，即陳寅恪先生所言“神游冥想，與立說之人，處于同一境界”。[19]這是劉先生在史料的解釋問題上刻意強調的一點，也是對研究對象進行“同情的了解”的必要步驟。在此之后，才能做到“客觀的評價”和“批判的超越”。
　　（四）史料的整理
　　收集史料、鑒別史料和解釋史料，最終是為了研究哲學史服務。而雜亂無章的史料只有經過整理或系統化，才能真正作為研究的基礎和根據。因此，史料的第四步工作是整理史料。胡適先生稱這項工作是尋求一個“脈絡條理”、“頭緒條理”。陳寅恪先生稱之為“聯貫綜合”、“統系條理”。張岱年先生則名之曰“史料的詮次”。
　　劉文英先生將整理史料的方法概括為歷史的方法和邏輯的方法兩種。其中，歷史的方法就是首先把有關哲學史料按時間順序進行排列，然后從這個排列中尋找它們之間的聯系，進而追溯其源流。這樣便可以看出一種哲學思潮、學派和一個哲學家思想發生發展的過程。但劉先生特別指出，在運用這種方法清理歷史脈絡時，“要慎重從事，不可勉強安排先后”。[20]一般地說，中國古代哲學沒有形式系統，其邏輯結構往往是內在的。因此，劉先生認為，將有關哲學史料按邏輯層次分類歸納，從邏輯聯系中尋找一種哲學或一個哲學家的主要概念、范疇和命題，再以主要范疇、命題勾畫其邏輯結構的邏輯方法就可用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他指出，這兩種方法各有側重但本質一致，所以要注意二者的有機結合，而且“無論歷史的方法還是邏輯的方法，都要注意每個時代的中心問題，再看一個學派和一個哲學家的態度和回答。”[21]由于整理史料的過程需要對史料進行選擇，所以劉先生又提出了選擇史料的三個標準：史料的真實性、史料的歷史性和史料的典型性。再者，他還主張在最后運用史料時要堅持史料與觀點的統一。
　　三、拓展史料學研究領域
　　劉文英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研究上的貢獻還在于他有意識地拓展研究領域，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介紹前人不甚關注的哲學史料
　　在“具體史料學”部分，劉著于每個時期都是先介紹該時期哲學的綜合性史料，劉先生自己撰寫了“關于先秦哲學綜合性的史料”和“關于兩漢哲學綜合性的史料”兩個部分，其中展示了甲骨文字、《兩漢三國學案》、《黃帝內經》、《史記》和《鹽鐵論》等史料的基本情況。這體現出他對綜合性史料的重視。所謂“綜合性的史料”，“一是包含哲學史料而非專屬哲學史料的文獻，一是包含諸家學派和人物的哲學史料而非專屬某派某人的文獻。”[22]這是以前研究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學者不甚注意的。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具備文史哲不分家的特性，所以我們認為這個補充是很有意義的。
　　現代研究中國儒學和中國哲學者，受20世紀上半葉疑古思潮的影響，很少留意周公。而事實上，作為儒家學派創始人的孔子的基本理論主要是繼承和發展周公的有關思想。因此，對這一作為源頭活水的哲學史料是不能忽視的。鑒于此，劉先生設“周公哲學思想的史料”一節，對周公的生平史料、思想資料以及關于周公哲學思想的研究狀況做了介紹。
　　（二）吸收和補充新出土的有關哲學文獻
　　建國后，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許多重大的考古發現。其中，與中國哲學研究直接相關的就有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竹簡、1972－1974年長沙馬王堆帛書、1972年河北定縣八角廊竹簡、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墓竹簡和1995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的戰國楚墓竹簡。
　　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出版于1962年，無法反映這些新的發現。張岱年、劉建國和蕭萐父先生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補充了相關內容，而對于其出版之后發掘的郭店楚簡也沒有補充的可能。劉文英先生則進一步吸收和補充這些考古成果。如關于孔子作《易傳》的問題，他運用王國維先生發明的“二重證據法”[23]把地上材料《史記·孔子世家》與地下出土的材料帛書《二三子問》、《子曰易之義》和《要》篇等相互對證，得出《易傳》中包含著孔子的思想的結論；關于《老子》版本，他專列郭店簡本進行介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劉先生將《黃帝四經》納入寫作范圍。《黃帝四經》本是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一套帛書，在《老子》乙本卷前，共四部，包括《經法》、《十六經》、《稱》和《道原》。唐蘭先生考證這四部古佚文是“黃帝之言”，內容屬于黃老之學，并且只有《黃帝四經》之名與這四部古佚文相等。[24]劉先生采用唐說。他從《黃帝四經》的書名由來、成書時代、哲學史料和文本注本幾個方面宣介“《黃帝四經》的黃老道家史料”。
　　（三）重視中國少數民族哲學思想史料
　　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國哲學史應該普遍反映各民族哲學思想的成果。雖然早在1964 年朱謙之先生就已指出“今天所有的哲學史書，都有一個缺點，就是只寫漢族的哲學史，沒有注意到其他民族在哲學史上的貢獻”，[25]但時至今日關于少數民族哲學思想的研究仍然很是欠缺。其中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一、自古以來的華夏文化中心論，使得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學人居于自傲的心態，不屑于研究少數民族的哲學思想；二、長期以來不研究少數民族哲學思想的習慣，使得后人極少意識到少數民族思想資源的重要性。三、語言文字的障礙，使得研究少數民族哲學思想具備相當的難度；四、口傳資料在少數民族中占據絕對比重，甚至有的民族根本沒有文字，使得搜集資料相當困難。
　　劉文英先生長期致力于中國古代精神思維的研究，在這個過程中接觸到少數民族關于哲學萌芽的很多史料。1978年寫成書稿的《中國古代的時空觀念》里，他就開始使用早期階段的少數民族資料研究時空問題，如用云南納西族關于“日”字的象形文說明先民用太陽表示白天。[26]1996年出版的《漫長的歷史源頭——原始思維與原始文化新探》一書中，他更是運用少數民族如拉祜族、布依族、瑤族、彝族、壯族、傣族、蒙古族和白族等的神話傳說來說明原始人所構想的各種世界圖式以及關于人類的起源的認識。[27]可見，劉先生一直重視少數民族方面的史料。相應于中國哲學研究而言，他深切體會到少數民族哲學史料的特殊價值。因為在他的思想里，它們不僅可以大大充實和豐富中國哲學史的內容，而且有助于解決目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某些難題。比如，有關中國哲學萌芽的史料，漢族的盤古神話只留下一些碎片，而少數民族的創世神話則十分生動；漢族關于周易八卦及陰陽五行觀念的由來早已模糊不清，而在少數民族中類似的觀念則非常具體。因此，劉先生特別設立一章內容講述“中國少數民族哲學思想史料”，包括“少數民族哲學萌芽的史料”、“納西族和傣族的哲學萌芽與思想史料”、“白族和壯族的哲學萌芽與思想史料”、“彝族和滿族的哲學萌芽與思想史料”、“蒙族和藏族的哲學思想史料”以及“維吾爾族和回族的哲學思想史料”六個部分。這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專著里尚屬首例。
　　總體而言，劉文英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領域的研究具備以下幾個特點：一、立足于中國哲學史的整體學科體系，系統定位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在他那里，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既不再是基礎學科，也不再是邊緣性科學，而是中國哲學史的分支學科。這樣，該學科就不再外在于中國哲學史，而是被內化到整個中國哲學史學科體系之中。二、努力突破“史料介紹”的局限，打造真正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這表現在他較為集中、較為系統地論述了中國哲學史史料的調查與收集、鑒別與考證、注疏與解釋、整理與運用等有關史料學方法的理論。三、積極拓寬學術視野，深入挖掘哲學智慧資源。前人不甚關注的哲學史料、和中國哲學史研究相關的新的考古學成果以及少數民族哲學思想史料進入他的研究范圍，便是最好的證明。其中，吸收和補充新的考古成果和哲學史料已被并世學者列入完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體系所要解決的主要課題之一。[28]
　　原載《中國哲學史》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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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三松堂全集》第六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5頁。
　　[②] 石峻：《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講義》，《石峻文存》，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第307頁。
　　[③] 劉建國：《前言》，《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概要（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④]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三松堂全集》第六卷，第295頁。
　　[⑤] 劉文英主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頁。
　　[⑥] 劉文英主編：《中國哲學史》上卷，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頁。
　　[⑦] 劉文英主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第8頁。
　　[⑧] 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張岱年全集》第四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3、274頁。
　　[⑨] 劉文英主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第8頁。
　　[⑩] 朱先生說：“就哲學史的史料的來源來說，它的重點既然是在哲學著作本身，即文字記錄的哲學史料，這便和普通歷史的史料來源，兼注重在文字記錄以外史料的有些不同。”（朱謙之：《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朱謙之文集》第四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7頁）朱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只有1957年的油印本收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2002年9月才被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謙之文集》第四卷收入。劉文英先生寫作此書前并沒有見到，所以本文說二人的看法是“不謀而合”。）
　　[11] 劉文英主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第6頁。
　　[12]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三松堂全集》第六卷，第295頁。
　　[13] 劉文英主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第14頁。
　　[14] 張岱年：《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張岱年全集》第四卷，第183頁。
　　[15]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三松堂全集》第六卷，第296頁。
　　[16] 劉文英主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第33頁。
　　[17] 劉文英主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第35頁。
　　[18] 劉文英主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第52頁。
　　[19]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頁。
　　[20] 劉文英主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第54頁。
　　[21] 劉文英主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第54頁。
　　[22] 劉文英主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第58頁。
　　[23] 王國維先生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無不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頁）
　　[24] 唐蘭：《馬王堆出土<老子>本卷前古佚書研究》，《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
　　[25] 朱謙之：《談談有關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幾個問題》，《朱謙之文集》第四卷，第454頁。
　　[26] 劉文英：《中國古代的時空觀念》（修訂本），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頁。
　　[27] 劉文英：《漫長的歷史源頭——原始思維與原始文化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641－667頁。
　　[28] 如商聚德先生在《關于完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體系的構想》（《河北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中說：“80年代中期以來，專門的史料論著誠然比較缺乏，但有關的研究成果還是不少，需要加以吸收，其中，尤以考古新發現所涉及的問題最為突出。……盡管有關研究尚在進行之中，但對于如此重要的史料，‘中國哲學史史料學’顯然不應置之不理”，“許多新的哲學史料需要補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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