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意識――強國否？亡國歟？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義爆發。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大總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1912年3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頒布，稱“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滿清滅亡了，一個野蠻部落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帝制終結。　　

辛亥革命，距離曾國藩和趙烈文聊天的時間不過50年；距離康有為的戊戌變法不過13年；距離張之洞總攬教育大權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時間不過4年。　　

曾國藩意識――強國否？亡國歟？　　

有“中興之臣”稱譽的曾國藩面對這樣的問題不免愕然。正如現代的、吳敬璉式的精英們――當他們為自己的新成就彈冠相慶的時候，如果有人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無疑是狗頭淋血。　　

可惜，歷史已經做出再明確不過的解答了――歷史就是這樣的殘酷啊！　　

而且不是孤證――例如北宋王安石、蔡京的強國，南宋陳亮式的愛國，或南明遺事等等，都是論證了同一個主題：　　

為什么強國導向了亡國？　　

強國并非錯誤，強國之誤在于它不是一個合理的社會應該有的第一主題，社會的第一主題是民生，無論古今中外的社會，都是如此。　　

民生，作為社會的第一主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旋律，《詩經》首章《大雅》之《生民》闡述的就是生民生生不息的主題；至于北宋理學家張橫渠立言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再至于新中國的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再至于胡錦濤的“以人為本”。　　

民生作為第一主題觀，貫穿于中國社會史的始終，也貫穿于人類史的始終。民生主題不能掩蓋，更不能取代，包括以強國的名義。對于這一主題的違背只能導致失敗，例如亡國。　　

－、曾國藩的生民觀：　　　

讀《曾國藩傳》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以后就不愿意看這本書。記得書中記載了曾國藩起兵時的一段故事，說的是曾國藩手下懷疑一個秀才是太平天國的探子，曾國藩明知道這是一個冤案，但是他認為應該殺之以警戒他人，于是這個秀才人頭落地，于是曾國藩也有了曾剃頭的稱謂。　　

后來，民國總統蔣介石也效法曾國藩，用寧可錯殺一千人，也不可放走一個共產黨的方法發動了“4－12”政變；　　

再后來，國資委的掌門人李榮融還效法曾國藩，他論證，沒有當年的下崗運動就沒有后來的大好形勢。。。。　　

等等。都是曾剃頭生民觀的延續。　　

只問目的，不論手段是曾國藩的生民觀的特色，也是現代中國一些精英的行為特點。當然殺秀才只是曾剃頭生民觀的發端，而能夠見證于文字的則是他的《討粵匪檄》，載于《曾文正公全集》，全文共計1125字，字字沾血――字字沾滿千、萬人的血――如果把曾剃頭的生民觀以其傳承計，字字所沾之血又何止于千、萬人！　　

曾國藩意識與后來的希特勒主義的共同之處，都在于他們把自己的行為包裹以一種高尚的目的，這種高尚的目的掩蓋或取代了社會第一主題的生民觀，于是成為一類惡勢力塵囂于世的精神力量。　　

二、《討粵匪檄》的文過飾非：　　

首先《討粵匪檄》慷慨激昂地宣示太平天國的罪責，他寫到：　　

“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余萬，蹂躪州縣五千余里，所過之境，船只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　　

一些評論認為，曾國藩夸大洪、楊罪行，以確立自己的道德高地。這種說法是有點冤枉了曾國藩了，應該說，這是一個立場問題，只有這樣的理解，才能明白為什么這一類人行事也堂堂皇皇。　　

曾國藩寫出的是自己真實的感受。咸豐二年六月，曾國藩出任鄉試主考官后回鄉探親，行至安徽太和縣小池驛接到了母親江氏去世的消息立即換服奔喪，由江西九江改道西上回鄉。行至武漢時，曾國藩受阻于太平軍攻長沙，故于岳州改走湘陰、寧鄉。這段奔喪經歷對曾國藩不能不有一個強刺激，這種強刺激在文人筆下自然演變為對太平軍排斥異教、搗毀孔廟、焚燒書籍等行為的義憤。　　

以現代人性論的角度來評判歷史上如同曾國藩類封建地主知識分子的感受，我們讀明清之際的許多文人的論事，都有文過飾非的特性，尤其表現在民族和民生問題上。　　

在民族問題上，滿清小部落政權為了自己的正名，在篡改歷史上是無所不用其極的；而在民生問題上，自封建地主階級的理論家王陽明之后，一些地主知識分子的言論也極盡顛倒是非之能事，名曰“致良知”，在他們目及之處沒有事實，只有他們自己的感覺。　　

是誰“荼毒生靈數百余萬，蹂躪州縣五千余里”？　　

1864年曾國藩率湘軍攻入天京，實行三光政策，見人即殺，見屋即燒，一座繁華的京城蹂躪成一片廢墟，湘軍殺害數十萬人。太平天國時期南京人口有100萬人，曾剃頭屠城10多年后，南京人中還不足50萬。　　

其后湘軍四出，屠殺江南，其之一左宗棠就輾轉江浙，入贛、入閩，一路上燒殺不絕。史載，太平天國之后，地處風暴中心的江南生靈涂炭，許多年之后，依然滿目瘡痍。蘇南地區，二三十里，不見居民；浙江一省，道饉相望，餓殍遍野；皖南地區，“野無耕種，村無炊煙，市人肉以相食”；江西一省：數百里“不聞雞犬聲，惟見餓民僵斃于道”。。。。　　

復旦大學　葛劍雄　教授研究，從1851年到1865年，全國減少了1.12億人，全中國的人口減少了1／4。又一些學者認為，中國人口1851年為4.3億，1863年下降為2.3億人。　　

近代江南，發生過三次慘案，其一為滿清的屠殺，其典型為“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其二為曾國藩的大屠殺，其典型為天（南）京大屠殺；其三為侵華日軍的南京大屠殺。　　

可惜，在文過飾非的中國文人的筆下，滿清的屠殺被掩蓋了，直到清末，人們才從日本的史料中了解這些史實；至于曾國藩的大屠殺則反而成為不世之功。中國文人如此，難怪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時有否定的意思。　　

三、曾國藩的機遇：　　

曾國藩眼中的所有殘暴都是來自太平天國，但是，應該說曾國藩的憤怒與心機如果沒有后來太平軍屢挫滿清八旗，滿清政權不得不給他舉兵平亂的機遇，曾國藩也只能如同前人吳偉業們譴責李自成一樣，無非秀才人情紙一張。曾國藩勝出于吳偉業之處在于他得到了兩個機遇，在這一方面甚至比明代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王陽明更加來得幸運。　　　

兩個機遇：　　

其一、洪秀全們的離經叛道。　　

曾國藩寫到：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圣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　　

“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　　

曾國藩說的是事實，太平天國的首領們對基督教的認識其實只能是囫圇吞棗，他們甚至不知道當其時的歐洲正在對自己的文化進行深刻的反思，他們的目的無非是反對舊政權――包括滿清部落政權和它賴以欺騙國人的偽儒學。他們的理論不能說服人，甚至不能說服自己，以至于洪秀全自己的行為也乖張。　　

太平天國史載，洪秀全反對儒家典籍，意圖掃地蕩盡，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國也曾開過科舉，進考場的不過36人，可見其文化上的空白。　　

太平天國起義在文化上的失敗導致其政治與軍事上的失敗。當天京面臨大危機，洪秀全不愿聽從李秀成的勸解，卻自以為是地說：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穌圣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爾要出外去，要在京，任由于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的天兵多過于水，何懼者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爾相干。王次兄勇王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的，合朝誅之！”　　

洪秀全堅決地拒絕了從天京撤退的建議，天京附近的蘇、浙軍隊則因天京無糧不肯前來，拯救太平天國的道路是被洪秀全自己愚昧和迷信截斷了。　　

作為啟蒙運動產生的一代人中的馬克思，在1862年撰寫的《中國記事》中評論太平天國：　　

“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　　

“給予民眾的驚慌比給予老統治者的驚慌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象僅僅是用丑惡萬狀的破壞與停滯對立。顯然，太平天國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化身，而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　　

太平天國運動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洪秀全接受的即不是基督教，更不是歐洲啟蒙運動的產物新教，而是以《圣經》作為“天書”拼湊他自己的“上帝說”，或者說洪秀全宣揚的其實是他自己創造的宗教。因此了解西方宗教，創建現代新理學的哲學大師馮友蘭認為：“如果太平天國統一了中國，中國將倒退幾個世紀。”　　

對于這一個與現代意識不相容的神權與專制結合的政權，孫中山評曰：“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權，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此曾國藩諸人所以得助滿清中興之績也”。 （1） 　　

據說，毛澤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時曾說：“洪秀全起兵時，反對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國人的心理，曾國藩即利用這種手段，撲滅了他。”（2）　　

無論是馬克思、孫中山還是毛澤東，對太平天國都是取肯定態度的，因為人民對專制政權的反抗，是18世紀之后人類社會的主旋律。但是，他們也不能不重視這樣的事實：　　

滿清在滅亡中國文化方面是相當成功的，一方面培養了曾國藩這樣忠誠的奴才，另一方面卻也造就無數如洪秀全類的愚昧民眾，滿清治下，遍地都是“趙本山”。　　

滿清及其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的思想家們都不能不正視中國社會因文化沉淪而沉疴不起的特點。梁啟超是中國的普列漢諾夫，他預言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向是社會主義，但是他反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認為實行社會主義“要順應本國現時社會的情況”（3），梁啟超認為：“進步有等級，不能一蹴而就”。 1907年梁啟超寫到：“我國今當產業萎蘼時代，尚未有容此問題發生之余地。”（4）他正視了中國政治民主、公民素質與社會主義運動之間存在的差距。百年之后，尤其是文革之后，梁啟超的觀點已經為事實所證實，毛澤東也不能不郁郁而終。　　

曾國藩因為對手的愚昧而成功。湘軍起兵時不過兩萬人，太平軍已成燎原之勢。但是湘軍在作戰中異常英勇，它的上層仕子為衛道而戰，下層官兵為謀取暴利而戰。　　

洪秀全們的離經叛道，為曾國藩輕易地繞過漢仕子反滿心結提供了機遇，他寫到：　　

“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曾國藩也輕易地掩蓋農民起義所共有的聲張民生的主題，把捍衛名教當成圣物而祭之為旗幟，他寫到：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兇極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　　

在曾國藩時代，這種說法是很有蠱惑人心的作用。　　

曾國藩寫到：　　

“粵匪焚郴州之學官，毀宣圣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朝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這種機會實在是吳偉業們難以得到的，因為“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同樣是現代遺老遺少難以得到的，文革之后，一些遺老遺少譴責紅衛兵破除“四舊”，雖然聲色俱厲但是影響甚微，因為曾國藩之后百多年，人們對傳統基本上持批判的態度。　　

只有曾國藩適逢其時了。　　

其二、太平天國大敗滿清軍隊為曾國藩起兵創造了機遇：　　

咸豐二年，太平天國的起義席卷南中國，滿清部落政權調集大量八旗、綠營加以鎮壓，可是這些腐朽的武裝不堪一擊。滿清部落政權不得不發布獎勵團練的命令，企圖利用地方地主武裝協助來遏制太平天國，曾國藩的湘軍應運而生。　　

咸豐三年，曾國藩在家鄉湖南，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人際關系，建立了地方團練并組成湘軍。1854年2月，湘軍傾巢出動。曾國藩趾高氣揚地聲稱：　　

“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并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兇逆，救我被擄之船只，找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雖然曾國藩躊躇滿志，但是滿清小朝廷對于維護自己小部落專制的努力貫穿于滿清一朝始終，雖然太平天國起義為曾國藩提供了一次嶄露頭角的機會，也只是滿清小朝廷的一顆棋子。　　

曾國藩能夠作為漢仕族的代表突破滿清小朝廷的部落專制，得益于另外一次由天平天國提供的機遇，即1860年太平天國攻破江南大營之戰。　　

1853年太平軍定都南京后，滿清即集中了八旗、綠營等最為精銳的部隊組成江南大營、江北大營予以圍困。1860年春，太平天國組織了第二次攻破江南大營之役。李秀成以“圍魏救趙”之計，千里奔襲杭州，攻敵必救，誘使江南大營分兵救援，李秀成又間道返回天京，與陳玉成等部太平軍乘敵之虛一舉攻破江南大營。清兵或死或降，清軍主將和春自殺，張國梁落水喪生，江蘇巡撫徐有壬自殺身亡，兩江總督何桂清被革職拿問，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綠營主力一夜之間損失殆盡。　　

曾國藩的湘軍因此機遇從戰略助攻部隊變成了戰略主攻部隊。　　

本來，湘軍雖然在長江中游取得一系列勝利，但它只是體制外的軍隊，并沒有得到滿清的信任和依賴。在江南、江北大營被太平軍擊破后，滿清小朝廷已經難以組織起平叛的力量，只能寄希望于湘軍。曾國藩、左宗棠和胡林翼等人敏銳地意識地到了這一點，左宗棠禁不住感嘆：“天意其有轉機乎！”　　

左宗棠說：“江南大營將蹇兵罷，萬不足以討賊，得此一徹底洗蕩，而后來者可以措手。”　　

果然如此，滿清小朝廷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全權負責長江中下游的“剿匪”戰事。曾國藩與湘軍步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曾國藩把機遇、理論和他的人生觀糾合在一起，以一種冠冕堂皇的姿態出現了，正如在《討粵匪檄》寫到的：　　

 “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曾國藩感覺到自己的號召力。　　

曾國藩希望以他的理論聚集各類人群，他分列數等：　　

1、“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　　

2、“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　　

3、“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敘。”　　

4、“倘有久陷賊中，自找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受官爵。”　　

5、“倘有被脅經年，發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藉。”　　

能夠把混亂的世事以這樣清晣的各等分列出來，并且給于相應的刺激，后人是不能不欣佩曾國藩的干練的。盡管他只是一個“同進士”，但是他的對倫理道德研究之深刻也足以令人佩服。　　

四、《討粵匪檄》立論基點之脆弱：　　

曾國藩在《討粵匪檄》的結尾提出他的立論基點，他這樣寫到：　　

“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群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為分別也。”　　

曾國藩的立論基點有二：　　

其一、確認滿清部落政權的合法性，是漢唐元明的延續，是中國一個正統的皇朝；　　

其二、稱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　　

我們當然不能認為曾國藩又在虛文偽飾，他很可能是真的這么看待滿清政權的。但是卻也證明，曾國藩確實與當其時的漢仕子有所不同，例如之前的龔自珍、魏源等等，例如之后的譚嗣同、梁啟超等等。　　

而對這個嗜血野蠻的皇朝稱贊有加，實在只能證明曾國藩自己的生民觀，或者說曾國藩目中根本沒有生民這一概念，有的只是皇權，更徹底地說，只有他自己的功名利祿。而圍攏在他的周圍的就是一群和他一樣的趨炎附勢的小人。　　

因此來讀《討粵匪檄》的最后一節：　　

“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一個無視民族，無視民生的政客，談什么“忠信”；又何以不懼“日月”和“鬼神”；一群茍且于名利的小人又何必論之“忠臣烈士之魂”？這就是曾國藩意識寫在歷史上的荒唐。　　

《討粵匪檄》之立論基點是非常脆弱，即以曾國藩所衛之道――孔孟之道論之，也是如此。　　

孔子是反對暴政的：　　

在《論語》中，孔子和自己的學生曾經討論季氏征伐顓臾的事件，孔子責備正在季氏手下當官的學生冉求說：“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與？”（《季氏第十六》）雖然征討顓臾是季氏而不是冉求，但是孔子仍然嚴厲地責備冉求的規勸不力。　　

孔子為君子儒和小人儒――儒學與儒術劃出明確的界限：　　

孔子曾經教導他的學生子夏：“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雍也第六》）　　

何謂小人儒？孔子認為：“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陽貨第十七》）或者說，君子儒學道為的是關愛民眾，而小人儒所學僅僅是儒術，如同儒學在《討粵匪檄》運用，只是用來欺世惑眾。　　

孔子對于助紂之徒之憤恨溢于言表，如“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憤怒地聲討：“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鄉黨第十》）　　

孔子與趙烈文一樣，預言了曾國藩的失敗的滿清滅亡：　　

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于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五、本節結束語：　　

曾國藩意識中的文人常常認為《討粵匪檄》是一篇文采斐然的檄文。　　

中國史上，可謂文采斐然，而正氣凜然的檄文大約有二篇：　　

其一、四千年前的殷周鼎革之際，周武王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在《牧誓》中，周武王列舉了商紂王的三大罪狀：　　

1、“受惟婦言是用”（受小人、女人的擺布）；　　

2、“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不祭祀祖宗和上天，疏遠親朋忠臣，任用逃亡的罪犯。）　　

3、“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殘暴地虐待百姓，奸宄之氣滿商都）。 　　

這篇檄文為后來中國社會的鼎革提供了經典的模式。　　

其二、1948年12月，毛澤東親自為新華社撰寫《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提出要用革命的方式，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　　

這篇向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發出最后決戰的檄文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了社會大眾蒙受奴役的歷史，為人民共和國打開了序幕，也為人類的解放提出了中國模式。　　

讀此二篇檄文，有“狀直憯凄惏栗，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之感，宋玉說“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信其然也。　　

又兩篇見于漢唐，從文學價值說，真還是不世杰作。　　

其一、漢魏時期“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所作《為袁紹檄豫州文》，是聲討曹操的檄文，其文采為歷來文人盛贊。　　

該文起始即氣貫長虹，如“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　　

而對曹操的抨擊字字如箭：“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弄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國。”　　

據說曹操讀了此章，頭瘋病發作，也是趣事。　　

其二、初唐四杰的大詩人駱賓王的《討武氏檄》　　

684年（嗣圣元年），武則天廢中宗自立。 9月，徐敬業在揚州起兵反對武則天，駱賓王起草《討武氏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他先把武則天說得一無是處：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后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　　

續后聲言：　　

“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云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再有名言：“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震撼千古。　　

其意氣慷慨激昂，沖突山河。據說，武則天讀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驚問：“這是誰寫的？”知道是駱賓王之作，武則天嘆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讀此二篇檄文，是有“夫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緣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飚熛怒，耾耾雷聲，回穴錯迕。蹶石伐木，梢殺林莽。。。。”的感覺。　　

當然，重其文采，就其事件而言于歷史倒沒有什么令人驚訝之處。　　

相以較之，讀曾國藩的《討粵匪檄》，有“狀直憞溷郁邑，毆溫致濕，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唇為胗，得目為蔑，啖齰嗽獲，死生不卒。”的感覺，宋玉說“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如果說是“小人之風”就更明確了一些了。　　

要把曾國藩的《討粵匪檄》收入文采斐然的檄文之列，似乎太難。畢竟矯情飾詐之詞不可用；疾聲厲色之態不可學；極武窮兵之舉不可行。劉勰論文“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5）曾國藩既然無生民之念，其文不僅僅無骨、無義更無趣。　　

曾國藩之聲，亡國之聲，看戊戌變法之前頁，變法失敗與滿清滅亡都在數中。　　

壺公評論寫于09－12　于麒麟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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