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期里，舉國狂歡，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新中國60年的發展成就，還有國外人士對中國發展的高度評價。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就認為：中國發展超出西方領導人想像。我想，每個中國人都會為此感到歡欣鼓舞。

    本來，我該和大家一起盡情享受這種喜悅，但不幸的是，假期里我和一位朋友偶然談到“發展”，他提出一串讓我感覺很不輕松的問題：發展的本質是什么？評價發展的標準是什么？發展是必然的嗎？發展是必需的嗎？發展對人類是好事還是壞事？

    盡管這一大堆問題聽上去與國慶的歡快氣氛格格不入，但我還是在假期里花了很多時間來琢磨。但很快我就后悔了。我發現這些問題果然禁不住細想，越想越不安，越想越沉重，以至于幾乎整個假期我都是在焦慮中度過的。

    首先我發現，中國以往幾千年的傳統社會里居然從來沒有“發展”的概念。翻遍手頭能找到的古籍經典，不得不承認，雖然中國歷史上有那么多聰明人，卻沒有一個認為人類社會是在向某種理想狀態運動的，沒有一個認為人類社會應該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演化。我們的祖先不僅沒有關于“發展”的概念，在過去的千百年里，他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確實沒有多大變化。一些西方漢學家也發現，近代以前的中國是“不發展”的。馬可波羅在元代到中國旅行，寫下著名的游記，詳細描述了當時中國人的生產、生活狀態，清末到中國來的西方傳教士看到的和他幾百年前的描述幾乎一摸一樣。當代還有一些經濟學家對古代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進行了計量研究。從他們做出的圖表上看，幾千年里中國生產力狀況幾乎是一條平的線，也就是說沒有顯著的發展。

    為什么古代中國社會既沒有“發展”的事實，也沒有“應該發展”的觀念？我沉入書海冥思苦想，似乎發現一點線索，一幅古典的畫面浮現在眼前：

    青山綠水間，我們的祖輩的生產、生活都很簡單。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滿足于衣食無憂、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日子。這樣過日子是他們的爸爸媽媽教的，而他們的爸爸媽媽又是從各自的爸爸媽媽那里學來的。這就是傳統。我們的祖先世世代代都很重視傳統，因為一代代積累傳承下來的生產生活經驗給后代帶來了重要的安全感和無窮的好處。很多事例又證明“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誰要是無視祖輩的經驗，挑戰傳統，就會受到懲罰。相應的道德倫理逐漸確立，成為傳統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傳統中國社會生產目的是為滿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很簡單：一日三餐和一張睡覺的床，再擴大些也無非就是一家人的衣食住行。過去人們常說“節儉樸素”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這確實不是空話假話。所謂“節儉樸素”，就是把生活需要局限于最基本的需要，把社會生產目的局限于滿足這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中國的古圣先賢認為，如果一個人追求基本生活需要以外的欲望的滿足是很危險的，會導致精神的墮落；如果人人如此，則會導致整個社會的墮落，甚至人類的毀滅。所以，如果某君明明可以坐地鐵上班卻非要開小汽車，而且還要開豪華車，孟子就會毫不客氣地罵他“禽獸不如”。我們可以想象，人的生理特征幾千年來沒有多大變化，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在這段時間里也就沒有什么變化，于是中國人的生產方式也就不需要有什么變化。

    穩固的傳統和以滿足人基本生活需要為目的的社會生產，是導致中國近代以前“不發展”也沒有“發展”概念的主要原因。

    現在我們中國人頭腦中的“發展”概念完全是舶來品。最早把它引進國內的，據考證是嚴復老先生。大家知道，他翻譯的《天演論》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所以“發展”概念自進入中國起，就是社會進化論意義上的發展，即認為人類社會應遵循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的進化規律。明確這一點，我便對當今的“發展”觀念更加懷疑。很多人都認為，達爾文的進化論在生物學領域也許能夠成立，但若把它擴展到社會領域就很危險。在生物學領域還可以找到很多化石證據和地質證據來支持進化論，而在社會領域，進化論能找到的證據就很牽強了。然而，由于社會進化論契合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可以用來證明資本主義社會取代傳統社會是合理的、進步的，所以社會進化論在資本主義世界影響顯著。當年納粹德國以人種優劣的理論來迫害猶太人，就是進化論擴展到社會領域的惡果。所以，不能因為生物界存在一個進化發展的過程就認為人類社會也應如此。

    同時，如今關于“發展”的概念還是個西方中心論的觀點。因為西方經歷了那樣的發展過程，所以持西方中心論的人就想當然地認為這樣的發展是普世的，是歷史的規律，各國各民族都應該順理成章地步其后塵。西方中心論充分體現著一種暴發戶式的傲慢。它的前提假設是，西方天然就優越，比世界其他地方、其他民族更文明。如果某個地方或民族沒有照它的樣子“發展”，就是這個地方、這個民族出了問題。也正是這個原因，西方漢學家李約瑟會提出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如果中國人的智力和西方人一樣，為什么科技革命沒有產生在中國？實際上，如果能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影響，我們很容易發現，科技革命是資本主義特有的，也是西方特有的，所以人們應該提出的問題是：為什么西方會發生那樣的科技革命？西方出了什么問題？同樣道理，現在意義的“發展”也是西方的概念，我們應該問：為什么西方會經歷那樣的“發展”？西方得了什么病？

    此外，我們應該意識到，“發展”還是資本主義的概念。所謂“發展”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下，生產力和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其背后貫穿始終的是資本的不斷擴張增值。現在人們常說的“已發展”國家指的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指的是后來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未發展”國家指的是還未被納入那個體系的國家。現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基本完成，“未發展”國家已經很少了。另外，有學者考證，英文中Develop一詞在西方前資本主義時代并沒有現在“發展”的含義，而是指一個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心智完善。現在Develop的含義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開始形成后才逐步明確的。可見，“發展”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發展”是好是壞、“發展”是否必然這類問題，就變成了資本主義是好是壞、資本主義是否必然。雖然現在世人大多熱愛資本主義，對它頂禮膜拜，我卻始終認為資本是當今最大的邪惡，資本主義是西方孕育的巨大怪獸，資本主義“發展”的500多年是“魔鬼”取代“上帝”統治世界的500多年。

    在這個“魔鬼”的統治之下，人類“發展”的道路其實就是被引導走向“地獄”的道路。當今世界面臨嚴峻的環境問題、資源問題、氣候問題，等等，通稱為全球問題，其實都是資本主義的問題。當所有全球問題積累到臨界點一起爆發的時候，就是人類“下地獄”的時候。資本主義之所以會產生這些問題，是因為其生產目的不是為了滿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為了利潤，也就是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外更多欲望的滿足。由于人的欲望沒有止境，于是資本主義生產規模就有了加速擴大和無限擴大的趨勢。同時，這種生產又以消耗自然資源為代價，加速、無限擴大的生產和消費，很快就透支自然資源，使地球環境無法自然修復，帶來諸多全球問題。這些全球問題是資本主義的絕癥，在資本主義范圍內無法解決。人類如果要避免和資本主義一起滅亡的命運，除非在“最后的審判”來臨前消滅資本主義，把自己解脫出來。

    和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也是被迫走上這條“發展”之路的。大約200年前，中國人還過著已經延續數千年的田園詩般的生活，勤儉樸素、心平氣和、互助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時，西方的資本主義怪獸卻已經由弱變強，羽翼逐漸豐滿，于是千里迢迢趕來，用堅船利炮將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曾有一段時間，中國人想用“社會主義的發展”來代替“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謂“社會主義的發展”也追求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積累，但由于它通過公有制消滅了資本，其生產目的不是為了利潤，所以可以遠離邪惡，避免人類毀滅的厄運。然而，“資本主義的發展”以人的欲望為發動機，以指數效率來推動生產力提高，這一點是“社會主義的發展”無可比擬的。最終，在生產力的競賽中，社會主義敗下陣來，中國重新走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當時很多國人慶幸能搭上資本主義“發展”的末班車。不知他們是否意識到，這趟車的終點是萬劫不復的“地獄”。

    當我們今天說“發展是硬道理”，指的是在叢林世界中如果不想被其他狼吃掉，自己就要變成更強壯的狼。但在這條發展道路上，即使可以做到今天不被吃掉，也無法避免總有一天要滅亡的命運，不能寄希望于在“發展”中解決一切問題。對全人類而言，出路在于破解“發展”，而不是繼續加速發展。

    當我把這些想法講給一些朋友的時候，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意見。有的說我腦子進水了，有的說我腦子被驢踢了，有人懷疑我接觸了中東的恐怖分子……于是，假期的最后幾天我更加郁悶了。后來我想到，別人對我的這些想法的反應其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問題是，如果個人不能從資本主義世界逃脫，人類的滅亡不可避免，那現在我們能做些什么？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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