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南

    自秦始皇以來，中國的歷史都是黑暗專制的嗎？中國古典政治制度、古典政府制度在現代中國人眼中如此不堪的形象是真實的嗎？
    如果自秦始皇以來，中國的歷史都是黑暗專制的，那么“西方中心論”有什么不對嗎？如果自秦始皇以來，中國的歷史都是黑暗專制的，“西方中心論”沒有什么不對，那么，“文明的終結論”有什么不對呢？
如果自秦始皇以來，中國的歷史都是黑暗專制的，“西方中心論”沒有什么不對，“文明的終結論”也沒有什么不對，西方的價值就是普世價值，當然就理直氣壯地成立啦，那中國人民的一切奮斗還有什么意義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有什么偉大可言，又復興些什么呢？復興“黑暗專制”嗎？
……
    這些問題，長時間橫亙于我的腦海，錢穆先生的若干本書其實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這些問題，讀來有一些啟發，但并不解渴。筆者史學基礎太差，缺少深入研究能力，心有不服卻力有不逮。今天讀到翟玉忠先生《論中國古典法治、共治、自治政府》一文，閱讀再三，至為認同，翟玉忠先生做了一件好事。該文除了對我這樣的愚人有啟發以外，對那些生吞活剝販賣西方殖民色彩人文理論，并因此活得很滋潤的“二鬼子學者”也構成了一種挑戰。其實有歷史感的人們早該意識到，總會有這一天的。
    是的，如果我們的歷史真像某些人百多年來片面描繪刻意丑化的那樣，除了破鼓萬人捶的“專制黑暗”，就剩下一個“黃宗羲定律”和“潛規則”，如果一部中國歷史，類5000年糞坑一樣越刨越臭，如果這一切為真為實，那么，“文化自信”問題自然無從提起，“各美其美”問題也失去了前提和意義，“文化自覺”更談不到了。幸好，所有有思想的思想家并非都這么看。
   被譽為“法蘭西思想之王”、“法蘭西最優秀的詩人”、“歐洲的良心”的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對中國的文明曾經癡迷，他的啟蒙思想來源之一便是遙遠的中國的文明。在《風俗論》中，他這樣評價中國政府——“人類肯定想象不出一個比這更好的政府”——當時，伏爾泰與其他的啟蒙思想家，正在為人類究竟應該怎樣生存而苦苦思考，他對歐洲當時的專制政府痛恨萬分。伏爾泰究竟看到了什么？根據什么事實對“中國的政府”做出了最高級的完美評價？
    如果說伏爾泰因為遠隔千山萬水，從來沒有到過中國，對中國政府的了解可能有猜測想象成分的話，第一位長時間近距離觀察中國的西方學者利瑪竇，談到中國的政治制度有著更為具體的真實描述，使得我們根據他的描述不得不對“皇權專制”這幾個字再多問上幾個為什么。
    利瑪竇道：“雖然所有由大臣制訂的法規必須經皇帝在呈交給他的奏折上加以書面批準，但是如沒有與大臣磋商或考慮他們的意見，皇帝本人對國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決斷。”（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 1983 年，第 48 頁），呵呵，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原來至高無上的皇上也不過是一個“環節干部”，原來世界上有自己說了不算的獨裁專制者？說了不算，裁而不靈，如何專制呢？
   如果我們不是把所謂“普世價值”當成一個既定的正確前提來講話，那么我們應該承認，中國是不同于西方的中國，中國是5000年獨立走過來的中國，中國是近300年才漸漸與西方拉開距離的中國。300年前，中國同樣是一個法治社會，不同于西方基督教傳統的法治社會而已。言之這樣的一個法治社會盡是黑暗專制，沒有可取之處，豈非霸道的可以？
   既然是法治社會，法為則也，社會所有成員必須共同遵守，所以，中國的君主便不可能象西方學者所想象那樣無法無天，這一點與中世紀西歐的專制君主大大地不同?！豆茏印吩唬骸?STRONG>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于吏則治，權斷于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這一段話，對中國古典的的法治社會是一段較為妥貼的論述。如此社會，如何與今人所咀咒所鄙視的專制社會完全劃等號？
   利瑪竇的治學態度比今天的學者嚴謹得多：“我已做過徹底的調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況是確鑿無疑的，除非根據某個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則皇帝無權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權力。當然皇帝可以對和他家族有關的人進行賞賜，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但這筆賞賜不能列為公家贈款，皇帝所做的贈禮也不能從公款中提取?！?/U>這便是利瑪竇所看到的所了解到的“有限皇權”的“封建專制制度”、“黑暗專制制度” 。
   皇上不僅無權隨便給人升官員，也不能隨便動錢?！百x稅、關稅和其他貢物，據一般說法一年無疑已超過了一億五千萬，它們不歸入皇帝的金庫，皇帝也不能隨意處置這筆收入。作為通用貨幣的銀子被存入國庫．而用米交納的收入則被存入政府的倉庫。用以維持皇族及其親屬以及宦宦和皇室生活的大筆款項則由國庫提取?！保ɡ敻]、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 1983 年，第 48~49 頁）當然，皇上家族的開支也是蠻大的，今天的日本、英國還不如是（英國人廢除皇室的呼聲一直不絕，其理由之一便是開支太大）？
   幾乎與今天的英國日本一樣，利瑪竇看到的“維護皇座的皇家威儀和尊嚴的這筆年金……每項開支均由法律規定和管理”。如果一定把這種情況這叫作專制的話，“法治化的專制”要比“黑暗專制”更準確。
如果筆者自豪地說，中國是一個具有法治傳統的國家，心浮氣躁的西崽可能會把學舌用的鸚鵡嘴撇歪了。可是我們偏要進一步講，中國傳統是偏于法治的，西方人才是偏于人治的。這一點，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說的平白暢曉得：“由歷史事實平心客觀地看，中國政治，實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則比較偏重在人治在事實化。何以呢？因為他們一切政制，均決定于選舉，選舉出來的多數黨，就可決定一切了。法制隨多數意見而決定，而變動，故說它重人、重事實。我們的傳統政治，往往一個制度經歷幾百年老不變，這當然只說是法治，是制度化?！?/STRONG>（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 年 6 月，第 174 頁）錢老人家說的有沒有一點道理呢？
   今天中國社會鬧大師荒，什么人都能拉出來包裝成大師。實話說，錢穆是真正的國學大師，他的話，至少值得后來學人想一想吧？
   伏爾泰、利瑪竇對中國的古典政治制度的驚羨與喜愛并不是孤證。被馬克思稱為西方“政治經濟學始鼻祖”的魁奈對中國古典政治體制評價更高。他驚異于中國君主不同于西方君主的殘暴專橫，他眼里，中國君主是法治社會概念下的東方政治家：“中國皇帝是專制君主，但這個名詞適用于哪種含意呢？在我看來，好象我們歐洲人常對中國政府懷有一種不好的印象，但是我從有關中國的報告中得出結論，中國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執行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審慎地遵守這些法律。”（弗朗索瓦•魁奈，《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商務印書館， 1992 年，第 24 頁） 很可惜，今天，中國還有誰對魁奈先生的這些深刻的見解給予起碼的留心呢？
   如此理解中國古典的政治制度，并不是說中國沒有皇權，而是強調中國的皇權極其有限，今人多從《康熙微服私訪記》《劉羅鍋》等戲說歷史的肥皂劇當中學習所謂歷史，今人所理解的皇權是喜劇化了的非真實的皇權，其行使皇權的過程與真實的歷史南轅北轍。
   諸侯貢士，所以示尊賢共治。
   示不獨尊，重民之至也
   賢人共治——國君與天下才子（通過考試從全國選拔出來的優秀的儒家知識分子）共治才是中國古典政府（文人政府）的典型特征。這種共治與西方現代民主制下的“權力分贓制”具有鮮明的不同：權力分贓者，必有功勛，——助選有功、搶掠有功、屠殺有功……均可也，反正所謂政府實際上后面有特殊利益集團操控著。而中國古典政府（文人政府）是以德才兼備作為標準的，政府是“中性政府”（北大教授姚洋語）。非要把這樣的政府說成是黑暗專制政府，話說得已經汗牛充棟，而論證缺陷在于不夠周延。
   翟玉忠先生認為，在中國歷史上，所謂“共治”，不僅有明確的理論，也有足夠的事實證據。他舉證日本歷史學家李開元教授所著的《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一書的研究成果：“共天下”與“有限皇權”在漢初劉邦集團是事實，其共治天下的理念是一貫的——漢朝的皇權是有限的。劉邦與韓信、彭越約以分地，共治天下，結果與諸侯軍大敗項羽于垓下，項羽悲劇性地自殺。后總結勝利的原因，高起、王陵以為，劉邦勝利的主要原因是他能“與天下同利”。
   嚴格地說，“與天下同利”，并不是劉邦獨創的思想?！读w》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武韜•發啟篇》：“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共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
   李開元教授稱，閱讀《六韜》至此，大有豁然開朗之感。
李認為，“共天下”的理念，即“共同所有、公平分配天下權益”的意識，這是劉邦集團的原則和共識。劉邦集團之所以能夠取得天下，新建的西漢王朝之所以能夠克服秦始皇的絕對專制皇權，發展出一種新型的有限皇權，其思想根源就在這里。這個日本學者的研究視角值得我們關注，其結論尤其值得進一步討論。（2009-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