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權觀是儒家學說傳統中的重要內容?！豆騻鳌访鞔_提出很有思辨色彩的經、權范疇，并初步論述了二者關系：

    “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者也。（1）

    “經”原義為織物的縱線，引申為常道、規范，即至當不移的道理、正常情況下的準則，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原則性?！皺唷痹x為秤捶，引申為權宜、權變，與“經”相對，指要善于衡量是非輕重，以因事制宜，也就是今天所說的靈活性。董仲舒對《公羊傳》之說大加發揮，從多方面闡釋處理事情的原則性和策略的靈活性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他的經權觀實是包含著豐富辨證思維和政治智慧的哲學遺產。

    董仲舒是在修正、發展《公羊傳》所述基礎上提出其經權觀的，在《春秋繁露》中有多篇從不同方面體現了這一點。如《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記楚大夫司馬子反奉命去窺探被圍宋城，他在得知宋人已至“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炊之”的慘狀之后，也將楚軍只剩七日糧的實情告訴宋大夫華元，故導致楚莊王釋圍議和而罷兵。對此，《竹林》篇提出兩項詰問，一是“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溟梁之盟，信在大夫，而諸侯[按：此二字應依他本作《春秋》]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此所間也。”二是“《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按，盧文  校本云《大典》作”臣有惡，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褡臃慈ゾ粡停f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钡谝豁棧菑淖臃瓷頌榇蠓騾s擅自與敵國談和，奪了國君之權提出論難；第二項，是從子反奪了國君的美名提出論難。對此兩項論難，董仲舒作了鏗鏘有力的反駁，說：“《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于變，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薄俺！本褪墙?，“變”就是權，正常情況下的準則和特殊情況下的變通，各適用于具體的情況，二者不相妨礙，表面相反而實際相輔而成。反之，如果不懂得在特殊條件下應該變通，就會貽誤大事。并且進一步申述子反靈活變通遠遠超出只會死守程式的拘牽之見：“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意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驚之情也，取其一美，不盡其失。”這是回答第一項詰問，說明司馬子反的做法是因面對特殊情況而采取的很具獨創性的明知之舉，他由于同情宋國民眾而產生的驚駭，使他忘記了通常的規矩，故應該肯定他富有同情心的美好品質，而不能以通常情況而求全責備。董氏又針對第二項詰難反駁說：“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于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于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   ，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于讓者也！”這是說，行古人歸美于君之禮，當然是對的。不過，禮的本質是仁，以此決定禮的儀節（文）和內涵（質），而內涵比儀節更為重要。如今面對人相食的慘狀，如果喪失了愛民的仁心，講禮還有何用？需要緊急拯救民眾的時候，又哪能顧及那么多表面的儀節呢！所以，對君講讓固然是美德，但拯救民眾于人相食的慘境之中，這是貴中尤貴者，難道不是比“讓”更加重要得多嗎！司馬子反當時又哪能顧到謙讓呢！董氏經過上述正面闡釋和回答反面的詰難之后，更從辨證思維的高度加以總結：“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常義”只能適合于通常的情況，而特殊情況的權變，有時更有重大意義，故稱之為“變故之大則”。董氏此論，是用古人的語言對原則性與靈活性之辨證關系所作的論述。類此之論，在《春秋繁露》中還有多處，如其將《公羊傳》“襄公十九年”說晉大夫士受君命伐齊，途中聞說齊侯喪亡遂還事，作者認為他雖有違其君伐齊之命，但“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他不伐喪是對的；“宣公八年”所云：“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以及“莊公十九年”說“《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僖公三十年”解釋《春秋》“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時所說“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子不得為政爾”等四處看來相互矛盾的說法集中在一起，進一步闡釋如何對待“經”與“權”、“常”與“變”的道理，說：

    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洞呵铩饭逃谐Ａx，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皩Ｖ梢病闭撸^救危除患也?！斑M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靶煨胁环础闭?，謂不以親害事，不以私妨公也?！使咏Y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道生事。從齊桓盟?！洞呵铩犯シ?，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故有危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3）

    董氏這里所提煉出的“《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之說，確為精當之論。在他看來，如累死板地拘守“常義”，不懂靈活變通，必將貽誤大事?！按蠓驘o遂事”是通常情況下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但在遭到突發事態的情況下，又應允許其有擅作主張的權利，因為唯有如此才能為國家除危解難；同樣，規定“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的原則，是因為將帥領兵外出征戰往往會遇到復雜多變的情況，若一成不變地拘守事先規定的方案必會貽誤戰機，這就須給予將帥根據復雜多變的實際情況作出果斷決定的靈活機動權利。

    在何種情況下謂之“知權”，何種情況下則屬違反“知權”的道理？董仲舒以逢丑父和鄭祭仲為典型事例而對之予以深入闡釋：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謂之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才生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為，難于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避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賤而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后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足也。（4）

    他舉出兩件表面很類似而道理實不相同的事，詳加辨析，從而得出二者一為“中權”而另一卻屬于“邪道”的結論，這對于理解儒家倫理觀和探討董仲舒《春秋》詮釋學的倫理意義、哲理內涵很有價值。按：祭仲是鄭國輔政大臣，他面對宋國的強大壓力，以曲求全，暫時接受宋國脅迫他立鄭公子突為國君的要求而最終保住了鄭國的社稷，故受到《春秋》和《公羊傳》的褒揚?！豆騻?#8226;桓公十一年》載其事后又申論道：“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此番道理因董仲舒的闡釋、發揮而更得彰顯?！皺唷钡囊饬x在于其采用與正常情況的準則看似相反的處理方法和表面形式，而目的正是為了使國家或大局獲得根本好處，這恰恰也是“經”所要求達到的，故形式上相反而達到的目的相同，“權”與“經”有了實質上的一致性。但行權要受到制約，非處生死危亡的重要關頭不可輕易采取違反正?；磩t的“權”，而且，行權還有原則，即只允許本人承擔有負于國或違犯常理的罪名，而絕不能假“行權”之名殺死成坑害別人以自存，因為這已不是行權而是君子所不為的卑劣小人行徑。又，逢丑父之事見之于《公羊傳•成公二年》：

    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而左，使頃公取飲。飲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表暪檬秦环??！嗽唬骸捌廴娬撸浞魏危俊痹唬骸胺剑　庇谑琼椒瓿蟾?。

    之戰中，晉  克率晉、魯、曹、衛四國之師伐齊。逢丑父本為齊頃公戎右，相貌酷似頃公。他為救頃公而坐到車左邊頃公的位置，冒充頃么，并讓頃公取水逃逸。   克以其“欺三軍”之罪而將他處死。董仲舒對之闡釋道，逢丑父與祭仲之所為看來相似，而實質意義相反。所以如此，是因為祭仲行權的效果是“措其君于人所甚貴以生其君”，而逢丑父卻是“措其君于人所甚賤以生其君”；祭仲的行權取得了有利于國家和國君的的好結果，而逢丑父的做法卻使其君臨陣棄師脫逃而不能為國死難，處于違反儒家倫理的恥辱地位。所以，“前枉而后義”的祭仲是“行權”，“前正而的枉”的逢丑父之所為則是“邪道”。董氏更從儒家倫理道德的角度嚴斥逢丑父讓其君逃逸的行為欺三軍、辱宗廟：“欺三軍為大罪于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于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如明］大義，宜言于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天恥而復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绱耍m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4）

    “經”、“權”關系，即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關系。不論在古代或今世，這都是人們經常要遇到的重要課題。董仲舒上述提出的“《春秋》之道，有常有變。變用于變、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無以平定之舉義，疑變故之大則”、“前枉而后義者，謂之中權；前正而后枉者，謂之邪道”等項，從各個角度分析“經”、“權”關系，辨析入微，切中肯綮，所論實是對古代辨證理論和政治智慧的標大豐富和發展。

    董仲舒從多方面講其經權之說，都是在闡釋《春秋》治國的道理，因而使公羊學具有“以經議政”的鮮明性格。這對后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近人陳柱先生在其所著《公羊家哲學》中說：董氏“論《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子反之處變，不忍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故發其慘怛之情，而為之平。當其平之時，蓋已置一切利害之念于度外，而唯有惻隱之情盤郁于胸際。故曰：‘為仁者自然而美。’此所以賢而大之也。然雖賢而大之，而傳猶云：‘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涡葆屩疲骸栽谙抡撸I二人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箘t以子反、華元之事，不足以為常法；于褒之中，仍寓貶詞。則權之中有經矣?！苯袢岁惣液鸵嘀^：“經與權的關系就是指常與變的關系。……因為它［指權］雖反于經而最終卻達到了經所要求的善的結果。經之于權以及常之于變，在這里并非絕對相互排斥，而是相反相成。在公羊家看來，歷史是有其常規的，因此論史須有恒常的標準，即《春秋》之義。然而，他們也承認歷史是有變化的，在變化了的情況下，人們的行動就不能‘刻舟求劍’，而是要以權應變，這樣就少不了要行權。守經與行權，在直觀的層面是相反的，而在深層次上卻是相成的?！保?）他們的論述對于深入探究董氏《春秋繁露》中的經權之義很有幫助。

    由《公羊傳》發端而經董仲舒系統闡釋、發揮的這種經權之論，成為儒家的基本思想觀念。依循此一思想觀念，儒者既堅守原則，又能隨應時勢變化，根據不同的社會實際情況而調整、更新其學。堅守原則并未使儒學陷于僵化境地，與時更化亦未使儒學不成其為儒學。相反地，由于準確而又充分地體現了《春秋》經權之義，使得儒學能在二千余年里既保持其一貫之“道”，又展露出亙古而常新的品格。這對我們分析、看待和處理當今中國現實社會中的有關問題很有啟發。

     二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怎樣看待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的階級分析方法？

    盡管馬克思曾說過：“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11）但是，有關階級和階級分析的理論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理論至少包含下列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馬克思主義不僅注意并承認原始氏族公社解體以后，人類社會劃分為階級以及各階級間存在著矛盾和斗爭的事實，而且更揭示與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的人們對生產資料占有關系的不同是階級產生的經濟根源和階級存在的經濟基礎，并將之作為階級劃分的決定性依據和標準。馬克思明謂：“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12）恩格斯根據唯物主義的觀點揭示道：

    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于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勞動愈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愈受限制，社會制度就愈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關系為基礎的這種社會結構中，勞動生產率日益發展起來；與此同時，私有制和交換、財產差別、使用他人勞動力的可能性，從而階級對立的基礎等等新的社會成分，也日益發展起來；這些新的社會成分在幾世紀中竭力使舊的社會制度適應新的條件，直到兩者的不相容最后導致一個徹底的變革為止。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于新形成的社會各階級的沖突而被炸毀；組成為國家的新社會取而代之，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在這種社會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從此自由開展起來，這種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構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歷史的內容。（13）

    列寧說：“從收入來源尋找社會不同階級的基本特征，這就是把分配關系放在首位，而分配關系實際上是生產關系的結束。這個錯誤馬克思早已指出過，他把看不見這種錯誤的人稱為庸俗的社會主義者。階級差別的基本標志就是它們在社會生產中所處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們對生產資料的關系。占有這部分或那部分社會生產資料，把它們用作私人的經濟，用于出賣產品的經濟——這就是現代社會中的一個階級（資產階級）同沒有生產資料、出賣自己勞動力的無產階級的基本不同點?！保?4）他又為階級下了一個十分明確的定義：

    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15）

    （二）馬克思主義主張在研究歷史和分析現實社會時要把階級分析作為一種基本方法，認為在充滿著矛盾的迷離混沌的階級革命中，只有以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理論作指導線索，才能發現規律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指出：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原始公社的歷史除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于相互對抗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斗爭，而每一次斗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從滅亡的封建社會內部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并沒有消滅階級矛盾。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了舊的。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矛盾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迷離混沌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只有把某一社會或某幾個社會的全體成員的意向的總和加以研究，才能對這些意向的結果作出科學的判斷。其所以有各種矛盾的意向，是因為整個社會所形成的各階級的生活狀況和生活條件不同。”（16）既然“馬克思主義是根據日常生活中千千萬萬件事實所表現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來判斷‘利益’的”，（17）那末，“談到歷史，就應該說明各種具體問題，說明各種思潮的階級根源”。（18）“如果你們沒有指出哪些階級的利益，哪些當前的主要利益決定著各政黨的本質和它們的政策的本質，那末，事實上你們就是沒有運用馬克思主義，事實上你們就是拋棄了階級斗爭的理論?！保?9）（三）馬克思主義預言階級必將被消滅，如恩格斯指出：階級的“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成為過時的現象。所以，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的高度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僅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阻礙?！保?0）馬克思主義正是以此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通過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設充分發展現代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為最終實現消滅階級的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的。以上這三點，不僅是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基本內容，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這些基本原理是否已經過時？能否適用于當代中國現實社會狀況的分析？當代中國，除了存在著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和人數眾多的農業勞動者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文化的發展，在社會變革中又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階層。上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是否還能在如此錯綜復雜的新形勢和情況下應對出現的種種新問題？時下一種十分流行的是所謂階層分析法，如有人明確說：“以階級分析方法作分析社會分化、社會成員構成、社會利益矛盾的唯一方法已是不適宜的了”，主張要“不斷探索、完善包括階層分析、利益群體在內的目前我們較少采用的方法。”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確立以后，階級革命和階級斗爭已經不再是執政黨的主要任務，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沒有考慮到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階層情況，也沒有考慮到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新情況，并且，“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在我國提倡‘階級斗爭天天講’的那個年代，已經被‘極左化’，現在仍使用階級概念和階級分析法就是極左，應該代之以馬克斯•韋伯的階層（科層）分析法，因為“在韋伯理論取向看來，階層是多維度的一個概念，它們之間并不存在絕然不同的對立關系，同時階層之間的界限也不是僵化的和不可逾越的，相反在市場交換過程中人們在利益實現上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在不斷地流動的，隨時有可能改變自己目前所處的階層狀態（或地位）?！保?1）又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革命黨而是執政黨了，“目標”應當“變化”，即由通過革命奪取政權變而為團結和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來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要通過廣泛妥協和“合作”實現各階層的“共贏”，即用階級階層合作來代替階級斗爭。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對社會分層狀況“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故而就須“掃除過時意識形態的障礙”，以“階層”概念代替“階級”概念，以階層分析代替階級分析，因為在中文中，‘階級’這一詞匯往往是指傳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階級概念——即由生產資料占有來進行劃分的、相互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對立、斗爭關系的群體，這一詞匯讓人聯想到的是嚴重的社會沖突、動蕩或人與人之間的爭斗，有些學者和民眾對這一語匯還帶有反感情緒和否定傾向。而‘階層’常常被人認為是不那么具有沖突性并帶有等級性質的群體概念?！保?2）更已有學者以諸如此類思想為指導和基本理路完成了所謂對“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析研究”的課題。這些觀點和做法，實際構成了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有關階級和階級分析理論的挑戰。

    確實，與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其階級學說時相比，當今世界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體力勞動同腦力勞動的差別和對立縮小或減弱了，工農差別、城鄉差別也縮小了。藍領工人的數量在發達國家顯著減少，而白領雇傭勞動者的數量則顯著增多。服務業和信息產業的從業人員大量增加、獨資企業的比例減少，而股份制企業的比例增加。由于信用的發展、交易方式的發展，通過雇傭工人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獲取剩余價值的人的數量比例越來越少，而通過流通在剩余價值再分配過程中獲取剩余價值的人的數量比例越來越大。所有這些表明當代世界的階級階層狀況確實已經發生了變化，需要對它進行新的分析，劃分階級和階層、特別是區分資本家與小業主的標準需要加以調整，也需要在研究、分析中吸取或借鑒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如韋伯的階層分析法。但是，這些新變化并沒有超出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所能解釋的范圍，情況的變化并沒有達到能夠否定和推翻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程度。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基本框架并未過時，并不足以推翻其真理性，絕大部分內容仍然適用于當今世界，仍是分析現實的人類社會群體的有效工具。進而論之，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的階級學說運用于分析研究當今人類社會，不僅能夠說明階級狀況，而且還能夠有效地說明階層狀況。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并不排斥階層的劃分，而是把階層劃分與階級劃分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家曾分析歷史道：

    大家知道，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階級的差別也是用居民的等級來劃分而固

    定下來的，同時還為每個階級確定了在國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所以，奴隸社會和封

    建社會（以及農奴制社會）的階級同時也是一些特別的等級。（23）

    中世紀的階級為等級，這種形式上不平等的等級的法律劃分，即“由各種不同的社會地位構成的整個階梯”，（24）乃是按照封建主特權階級的階級利益制訂出來的一種階級支配方式。與這種等級制相結合的便是封建主土地權力的品級結構，亦即“土地占有權的教階式的結構以及同它們相聯系著的武裝侍衛制度，提供了貴族以統治農奴的權力?！保?5）至于對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家在根據同生產資料的關系劃分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階級的同時，又有“資產階級的許多階層”、“資產階級各個階層”、“工人階級的各個階層”等提法，他們是用多維視角來看待分析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階層狀況的。當今世界、尤其是西方社會所出現的一些變化和情況，幾乎都被他們科學地預見到了。

    其實，在應該如何看待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上，關鍵還不是涉及到對當代西方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分析，也不在于承認或不承認當代中國社會出現了錯綜復雜的分層狀況，而最主要的則在于是否同意確定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新興的私營企業主階層的階級屬性，以及究竟應該如何對其作出階級屬性的定位。改革開放以來，經過經濟體制改革，我國恢復了私有經濟成分。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級基本經濟制度確定以后，受黨和政府的感召與鼓勵、扶持，私有經濟發展快速，到2000年末，注冊資金達13307.7億元，工業產值達9130.3億元，雇工達到2011萬人。無論從其人數的絕對數量上看，或者是從其經營的規模上看，私營企業主都足以形成一個特定的社會成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和階級分析方法，以其同生產資料的關系作為標準來看，應該坦承私營企業主就是資本家，目前為數已不少的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而現在有人竭力否定這一點，并試圖對“階級”另作定義，從而提出私營企業主“不是新的資產階級”。（26）看來，問題的關鍵落到了怎樣認識私營企業和私營企業主的性質，以及如何準確、全面地理解和貫徹執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及據之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這樣一個很具敏感性的話題上了。中國人民大學的周新城教授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中國具體實際，思考、研究這問題，撰成《正確認識私營企業和私營企業主的性質》，刊發于《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6期，敬請對此話題有興趣的讀者諸君參閱。而著者在這里所要著重指出的是：我們在分析研究包括中國在內的當代世界階級階層狀況時，固然應結合新的實際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有關階級學說的認識，與時俱進、創新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但首先還是必須堅持和捍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以及由這原理構成的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體系。還是要強調一下鄧小平的晚年定論：“老祖宗不能丟啊”——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

    ［注釋］

    （1）《公羊傳•桓公十一年》。

    （2）《春秋繁露•精華》。

    （3）上書《竹林》。

    （4）同上。

    （5）劉家和：《史學的悖論與歷史的悖論一一試對漢代<春秋>公羊學中的矛盾作一種解釋》，載《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48頁。

    （7）《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第2卷第532—533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版。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74頁。

    （10）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11）新華社華盛頓電：美國商務部負責技術政策的助理部長、美總統技術顧問布魯斯•梅爾曼在“新型企業論壇”上的講話。《經濟參考報》2001年8月2日。

    （12）1994年數，引自世界銀行1999/2000年世界發展報告。

    （13）新華社記者陳如為2000年底從洛杉磯發回的一篇電訊。

    （14）參見美國《今日美國報》2001年5月16日所載文章。

    （15）《致約•魏德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32頁。

    （16）同上。

    （17）《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同上書，第2頁。

    （18）《社會革命黨人所復活的庸俗社會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全集》第6卷第233頁。

    （19）《偉大的創舉》，《列寧選集》第4卷第10頁。

    （20）《卡爾•馬克思》，上書第2卷第586頁。

    （21）《第二國際的破產》，同上書第634頁。

    （22）《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為》，上書第3卷第503頁。

    （23）《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列寧全集》第12卷第485頁。

    （24）《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21—322頁。

    （25）參閱朱光磊主編《大分化 新組合——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6）參閱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27）《列寧全集》第6卷 第93頁注（1），重點是原有的。

    （28）《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6頁。

    （29）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體系》，德文第茲1953年版，頁20。轉引自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史論》第40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9）李錦即是如此。見其著《馬克思主義的新發現》第198—199頁，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單位：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  天津市  30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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