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水法 中國大學制度改革：我們清楚我們的目的和原則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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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韓水法 |
| 轟轟烈烈的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在中國掀起了一場對中國大學制度改革的熱烈討論。作為這場改革的親歷者，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韓水法從97年起就開始關注中國大學的改革，并一直撰文，以專業研究的態度深入思考著中國大學的制度改革。2002、2003、20005年，他連續在《讀書》雜志上發表了《誰想要一流大學》、《牽一發而動全身》、《世上已無蔡元培》三篇文章，筆觸尖銳，鞭辟入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深刻剖析著中國大學的改革路徑。基于此，為了更直接地了解這樣一位學者對中國大學改革的看法，《大學周刊》的記者對韓教授作了專訪。 韓水法：中國大學制度改革：我們清楚我們的目的和原則嗎？ 2005-6-15上午10:00-11:30 采訪者：溫新紅、劉艷萍、胡榮堃 受訪者：韓水法（以下簡稱韓） 韓水法，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93年11月-1995年2月德國蒂賓根大學哲學系訪問學者，1997年1月-1997年7月加拿大約克大學哲學系研究學者。2000年9月-2001年8月德國蒂賓根大學客座教授。 關注大學 《大學周刊》：您在02年寫過一篇文章《誰想要一流大學》，03年寫了《牽一發而動全身》，05年您又寫了《世上已無蔡元培》，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一直關注大學問題的？ 韓：我很早就關注這個問題了。第一篇文章是98年發表的，實際上寫于97年，原稿是給我們校長的一個建議。《誰想要一流大學》的一些思想就是那篇文章里的。后來比較觀念性的東西有兩篇文章，一篇是在《哲學門》03年第一期的《批判的人文主義與大學觀念》，一篇是《人文學科與大學教育》，是在網上傳播，沒有正式發表。《批判的人文主義與大學觀念》中的一部分內容就是從那篇文章里面來。《讀書》上發的三篇文章，主要是談技術層面的問題，比如怎么措施、需要什么制度等等。如果說更早的，就是在當時北京的一份報紙《中國合作新報》上，我也發了幾篇小文章。02年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的一個學科制度座談會，發言稿整理后發在當年《中國社會科學》第三期上，題目是《大學制度與學科發展》。 《大學周刊》：在中國大學里的有識之士想到這個問題之前，您已經想到了，是什么促使您有這樣一種思考呢？ 韓：這有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一直在大學里面，在北大上學，在北大教書。第二，我到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大學，主要是西方大學也走了走，看了看。第三，我是做德國哲學研究的，在理論和哲學史兩方面的研究中，都會涉及到大學這個問題。 首先，有什么樣的哲學觀念，就有什么樣的大學觀念。有很多哲學家、思想家都談到大學問題，像馬克斯·韋伯、康德等。我是專門研究康德、馬克斯·韋伯的，還有雅斯貝爾斯等人，他們都談到了大學問題。第一所現代大學柏林大學的校長就是德國哲學家費希特。洪堡也是哲學家，人文主義者。他們的一些觀點非常可取，這不免就讓我們來對照中國大學的現實來思考它們的意義。 其次，現代的整個學科體系與大學制度是完全一致的。現代大學建立起來以后，才有了現在大學里的種種學科。在此之前的歐洲大學很封閉，沒有現在這么多的學科，四大學院以傳授教條的東西為主。而洪堡建立的現代大學，是以學術研究為主，培養研究性的精英人才，這里有很多不同的思想，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古希臘的思想，而舊大學按照基督教教條培養的人是千篇一律的。在十九世紀之前，以前有許多科學家和學者不在大學里頭，這就是說，大學不是以學術研究為主，或者還不是學術研究的中心。從十九世紀以來，，那些諾貝爾獎獲得者，奠定了19世紀末20世紀的科學觀念的人，像愛因斯坦等人，基本上是在大學工作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人物，情況或許更是如此。 《大學周刊》：除了學術研究方面的原因，還有什么原因促使您思考大學的改革問題？ 韓：對現代社會來說，對一個現代國家來說，大學太重要了。一個民族的精神高度完全取決于大學；大學的學術研究水平、思想自由的程度有多高，你的民族精神的高度就有多高。套用現在比較流行的話，你的“軟力量”基本上取決于你的大學的水平，不可能靠別的方面，別的方面不能奠定一個民族的精神層面的力量。沒有精神層面的力量，物質層面的力量也是無法強大起來的。所謂的精神層面，就是指思想、知識和技術等的綜合。我們的大學制度不改革，領先的水平永遠也達不到。領導人再怎么樣重視，再怎么撥錢，也是沒有用的—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 當然，我自己在大學里面的親身經歷，看到太多的不合理現象，明顯的不合理，司空見慣的不合理現象，這也是我關心和思考大學制度的直接原因。 走錯了棋 《大學周刊》：您在《牽一發而動全身》里面也說過北大的改革，您認為從教師聘任和晉升的制度入手是走錯了棋，首先應該從教師的權利、民主這些方面改革。在《世上已無蔡元培》里您又提到，北大改革的結局讓人很不滿意。這是因為走錯了棋，還是因為其他深層次原因？ 韓：我在《牽一發而動全身》里面已經講了，這個改革確實很難，但是大學本身也不是完全沒有空間的。《世上已無蔡元培》里也說了，我們的大學是不獨立的，所以對于有些制度的改革，主管部門會反對。盡管這樣，在大學里面，領導人如果有點魄力的話，有些事還是可以做的，比如說教師制度從整體上設計得更合理、更公平、更透明一點，院系的構架安排得更合理一些。 《大學周刊》：我們現在大學的院系結構有什么問題？ 韓：現在院系結構越改越復雜。西方的大學制度都在合理化，大學越龐大，結構就越要簡單、合理、透明。西方大學內部一般是三個層次，甚至有兩個層次的，我們現在已經有四個層次，甚至五個層次。事實上，多一個層次，效率就大大降低，官僚主義就更加厲害。在德國，學院大體是虛的，系是實的；在美國，雖然在有文理學院的綜合性大學里面，院是一個實體的行政單位，但與我們這里的作用是大不一樣的，比如要負責所有本科生的教學。一般來說，系才是一個基本而獨立的學術單位，有學術自由，能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法國曾經做一次改革，把所有大學以系為單位拆開重組，拼成新的大學，新的大學照樣能運轉而不受影響。這個例子說明，作為一個自主、獨立的基本學術單位，系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國內大學的一個趨勢就是擴張學院，或者將系提升為學院，或者將原先的系虛化—而在基礎學科領域，將系虛化是有很大的問題。于是，中國大學越改革，學校內部的管理層次就越多，從教研室、系、院、學部到大學，有五個層次。管理部門的改革，也是這樣。問題的關鍵在于，大學學術單位的改革以什么為原則，要達到什么目的？簡單地說，這些改革對于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是不是合理的？ 《大學周刊》：現在大學的改革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韓：合理性是要通過目的來衡量的。比如，更好地產生新的知識和思想就是一種目的，更好地控制大學、教師和學生，也是一種目的。這兩個目的就是有沖突的。如果對照前一種目的，我們現在的有些改革可以說是向著更不合理的方向發展。當然也有一些合理的改革，比如教師的收提高了一點，但依然有許多完全在學校權力范圍內的事情，沒有人做，也沒有人想去做。比如，如何為教授提供更好的輔助服務，讓他們免除瑣碎的事情。德國的教授有全職的或計時的秘書，可幫助處理各種雜務。但在我們這里，教授最有能力、最有實力、最能干活和出活的時候，通常是沒有這種服務的。有些人什么也干不了，干不成的時候，到有了。 《大學周刊》：蔡元培說過大學應該有三個原則：1、獨立自主；2、教學、學術獨立；3、有讓教學、學術獨立的社會政治環境。您在文章中說如果沒有這三個原則，大學的現代化就很難完成。 韓：是的，不可能完成的。你就會總是跟在人家后面跑。比如用比我們自己的教授高幾至十幾倍的錢去請一個什么什么獎獲得者坐在那里，能夠造就高水平的學術嗎？他們曾經創造了新觀念、新知識、新思想，得到了榮譽；但是對一個要創世界一流的大學來說，應該創造條件，在他們年輕力壯、能夠有創造性成果、做出創造性發明的時候，能夠把他們請過來，或者自己的大學能夠出這樣的人物，這才是要做的事情。一流大學不是榮譽院，把功成名就做不成什么事情的人，或不做什么事情的人請來，有多大意義。實際上每個大學也是有自己改革的余地的，使大學教師等制度更寬松、更合理、更公開，但看起來沒有什么人會在這里花大力氣。 法治之路 《大學周刊》：但現在的行政體制要改很難，您認為現在大學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韓：這是最難回答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這需要整個社會的法治，實際上，法治就是自由，更加公開、更加開放。洪堡說過一句話，非常重要：他的思想就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國家決不應指望大學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聯系起來；卻應相信大學若能完成它們的真正使命，則不僅能為政府眼前的任務服務而已，還會使大學在學術上不斷地提高，從而不斷地開創更廣闊的事業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發揮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遠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政府既辦大學，又要讓大學自由發展，那么大學所能創造出來的成就要遠遠大于政府直接干預的情況，甚至是政府所不能設想的。這是二百多年前一個君主制政府中的官僚的話啊！德國大學本身就是例子。十九世紀初，當時有人說，德國的大學落后英法200年。但是，柏林大學建立之后50年，德國大學就木秀于林了。如果說更長一點，也就不到100年的時間，從落后其他國家200年而達到其他國家遠遠不能趕上的高度。在哲學、物理學、數學、醫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領域有那么多科學家、思想家，他們奠定了現代科學、哲學的基本觀念、思想。 《大學周刊》：那您認為在這樣一個行政體制之下，在技術層面和操作層面上應該怎么樣去做？ 韓：很多事情的關鍵是觀念怎么樣突破。在現在這樣一個體制下，為什么非要把大學變成一個行政機構的從屬單位？既然依法治國，就可以主要通過法律制度來管理大學。大學已經是法人了，就讓它成為真正的法人。現在提倡改善執政能力，就不能說一種管理方式就是對的，另一種管理方式就是錯的。 學生制度 《大學周刊》：具體來說大學制度應該怎么去做，教學應該怎么去做？ 韓：原先我計劃關于大學問題要寫三篇文章。第一篇講教師制度，《誰想要世界一流大學》說的就是這個問題，第二篇講大學行政制度，這在《牽一發而動全身》、《世上已無蔡元培》里面已經講到了。大學制度依賴于社會的基本制度，所以你不能給大學提出很高的要求，卻沒看到大學制度受社會制度的影響。在一個比較開放自由的社會里面，大學制度不一定就是好的，但是如果社會是不開放、不自由的，大學制度必定好不了。第三篇是要寫學生制度，包括考試制度。比如，現在研究生入學考試制度，真是弊病叢生。像美國那種錄取制度，就非常合理。讀研究生不用再做專業考試，考一個GRE，或者再有TOFFLE，加上自述、大學成績、推薦書，可以投很多學校。然后學校根據你的綜合成績、素質來篩選。大學成績自然長期有效，一個GRE可以用五年，今年不行明年還可以再投，學生省了多少麻煩、時間和精力！我們這里的考試讓那些最有創造力的年輕人，為了考試，整天去復習大學學習過的內容，背那些無聊的內容，浪費精力、浪費時間、浪費金錢。想一想，如果美國的大學錄取研究生也像我們這樣考試，不要說別的，博士考試，有幾個能夠付得起到美國去考試的路費？再加上復試什么的，有幾個中國學生能夠到美國去留學？如果不考慮語言等方面的困難，“考”美國大學的研究生真是比考中國大學的研究生要容易得多。比較一下，你就會看到，什么是好的錄取制度了。中國人本來很聰明，大學的優秀生源的基數又那么大，又有幾千年的文化和重視教育的傳統，為什么難出創造性的人物？現在大學的教學方式、考試方式，似乎有很多是專門要壓制、扼殺學生的創造性、自主的能力的，這就是原因之一。 《大學周刊》：現在很多人都非常關注研究生學制改革，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韓：應該實行完全的學分制。學分修滿，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做好，答辯通過就可以畢業了。比如，博士生學習，聰明、用功的人，三年就可以畢業，不那么用功的人，或者碰到其他困難的，五年畢業也可以。通常來說，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博士研究總是要長一些，因為很多知識要積累。這在德國和美國都差不多，讀人文社會科學的博士，差不多要六年到八年；自然科學短一點。 校長之責 《大學周刊》：對大學來說，校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人物，比如德國大學有洪堡（洪堡不是大學校長！！），中國大學五四時期有蔡元培。但是現在，很多人都說我們的大學校長沒有自己的治學理念，您怎么看待這種觀點？ 韓：他們有理念，但是或許多數人經過權衡以后，覺得還是不要有自己的理念為好，就在可能的情況下做一點。在有些方面，校長們大概也是很為難的，甚至有點可憐。有些校長 很做了一些讓人贊賞的事情。但是我們還是缺乏一種機制，中國大學校長有強勢和弱勢之分，校長強勢以后，決策程序也要透明、公開，也要經得起討論。一所大學，有些事情是不能隨便做的，而現在隨便做的事情太多了。現代大學制度也遵循合理性原則，經過反復討論、周密設計而建立起來的制度、安排，是不可以隨便改動，更不要說破壞了。而我們這里，今天高興成立一個系，拆一堵墻，明天不高興了又拆一個系，再筑一堵墻。這固然說明我們在改革，另一方面則說明根本缺乏合理的、周密的分析、研究和規劃，缺乏必要的制度約束。大家知道這種現象叫什么。 《大學周刊》：我們大學的校長現在能做些什么事情？ 韓：我認為要真正地實現蔡元培那幾個原則，確實是比較難的，但大學校長可以做很多微觀制度的、技術層面的事情。比如建立完全的學分制，建立從本科生到研究生的統一的課程制度；將大學學術管理體制合理化，大學各種決策、辦事程序更加透明；又如像我在《牽一發而動全身》里說的，建立一個總的、完善的教師制度，規定教師有什么權力和義務，相應的程序，如此等等。在《世上已無蔡元培》里，我也說到校長們的外在束縛，他們的難處。不過，中國知識分子的歷來傳統是禮義廉恥，傳統社會里面的宰相還有辭官的，皇帝還有下“罪己昭”的,大學校長也可以辭職的。 不過，在現在的情況下，我覺得還是多做事，少辭職為好。 法治與自由 《大學周刊》：您在文章中說中國知識分子受到束縛，這個束縛人的制度一旦去掉，他的創造力就會極大的發揮出來。其實現在大學里的教授也有很多自由，但是仍有很多人像您在《世上已無蔡元培》里說到的，學術道德、學術標準都已經喪失。那么在這個制度改變了之后，給了你學術自由、研究自由，會不會有人濫用自由？ 韓：自由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教授可以組成各種團體，而這類團體有自己的學術、道德的要求，有自律；自由意味著學生可以組成團體，保護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在《世上已無蔡元培》里說，學術自由意味著教授會受到更多的批評，在學術規范方面受到更多的外在約束。自由意味學校為了自己的榮譽，可以剔除沒有學術操守的教授，哪怕你再有名我也要開除。 自由意味大學之間需要公平和公開的競爭，因此也就有更多更全面的彼此監督。既然一流不是靠行政決定的，那么公開的學術批評就會大起作用。美國大學的大學制度是最自由的，大學之間的競爭在世界上也是最激烈的，所以它們現在也是最厲害的，錢也最多。與此同時，美國大學對教授學術操守的要求也在最高的一檔。 我們必須明白，在現代社會，自由總是與法治聯系一起的。自由薄弱的社會，必定就是法治薄弱的社會。 他山之石 《大學周刊》：您剛才提到美國和歐洲大學的一些不同，在這兩種大學制度之間，您更傾向于哪一個？ 韓：我現在比較傾向于美國的大學制度。我00、01年在德國的時候，參加了很多場大學改革的辯論會。一個中心話題就是:德國大學要不要學習美國。這個話題本身對德國人就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因為現代大學制度是由德國人創建起來的。美國大學現代制度形成之初，校長們都是到德國去學習，取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完全是仿照德國大學模式建立起來的。但是，現在德國大學也要學美國的了。德國大學現在存在很多的問題，簡單來說，與美國大學相比，不那么自主，缺乏活力和效力，缺乏經費，成果少。 《大學周刊》：美國的大學制度就沒有問題嗎？ 韓：美國的制度當然也有問題，比如，人文主義觀念就沒有德國大學強。就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教育來說，在德國大學里面，一個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碩士研究生都要同時學兩、三個專業。綜合性的、跨多個學科的大思想家、大學者德國出的就比美國多。美國的本科教育是通才教育，但研究生教育比起德國來，就顯得專門化、單一化了。現代學科的發展，一方面的趨勢是不斷分化，學科更加專門化，另外一方面的趨勢更加綜合化，新的學科、新的領域常常就涉及多學科的知識、方法和手段。因此，兼通多學科的綜合性的教育模式，尤其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領域，可能是美國大學相對于德國的弱點。體系性的思想、理論是人類需要的，大思想家也是人類需要的。人類并不是只需要零碎的、片斷的知識。比如，美國許多著名的哲學家，現在只寫論文，寫不出著作了。 根本問題 《大學周刊》：縱觀整個教育現狀，您認為目前教育中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韓：中國教育最大的問題不是別的，就是缺乏對人的基本尊重的觀念。煤礦不斷地爆炸，不斷地死人，礦主前赴后繼地促成此類災難，他們有過惻隱之心嗎？那么多冷酷無情的殺手，殘害十幾條、幾十條生命；那么多排放有毒污水的企業，導致那么多人得癌癥和其他絕癥死亡；多少政府官員對于人民生命、疾苦的冷漠無情，如此等等，你到網站上、報紙看看，觸目皆是，觸目驚心。這些人都是從我們的小學、中學里或大學里面畢業出來的！可是，在他們心里，毫無對人的基本尊重的觀念。再想想孔夫子的“仁者愛人”的思想—這原來是可以普遍化的！從小學到大學，是否要培養學生樹立一個觀念：無條件地尊重人？我想，這是我們教育的最大問題。我們談愛國，但是連對同胞的基本尊重都沒有，愛國從那里做起？所以，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要培養對人的尊重的觀念，最重要的不是先分好人還是壞人，而是要有對人的基本尊重。你不一定要做好事，幫助他人，但是你要尊重他人；保護自己自然也很對，很重要，但這與要與人為善，尊重別人，并不矛盾。無條件地尊重人，這是最基本的。我們的教育提出的要求太高，我們行動的標準又太低。 這個基本要求其實也是現代大學原則的基礎，理性主義、人文主義都是建立這個基礎上的。所以，可以做這樣一個簡單的總結，大學制度的改革，無論是教師制度的改革，管理制度的改革，還是學生制度的改革，一個基本目的，一條基本原則，一個根本的基礎，就是尊重人。 整理：胡榮堃、劉艷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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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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