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我在鳳凰衛視主講“現代社會與孔子之教”，其中一輯特意把孔子的政治觀與現代民主作比較，我認為兩者并無矛盾，兩者不但可以完全結合，孔子的主張甚至可以提升民主政治的質素，所以最后我提出“優質民主”的概念，認為這是當今世界政治必須走向而且可以挽救其下沉的唯一方案。節目播放后，有觀眾亦有國內學者來信表示贊同，認為“切合時代”，希望能深一步探討：究竟這兩種政治觀，一今一古，一中一西，真的可以結合嗎？

要回答這問題，首先要明白人類的一切政治理論，不管古今中外，從其最原初一念說，都是希望能成就一理想的群體生活，所以必有一公共目的，而不能只顧個人的私欲。這在本質上，便是一種道德要求。亞里士多德說政治就是實現一個共同體的共同要求，所以它就是最高的善，無人可以拒絕，個人倫理亦要涵攝其中。從孔子角度看，這就不只是生物群居的因素使然，也不是純粹出于結合上的需要：個人必須服從主體，而是個人明白到私欲只有傷害別人，所以只有化除私欲才能真正的認識別人、尊重別人，進而認同一超越個人的公共目的，這才能建立起一個全民接受的生活方式，實現全民追求的理想，但關鍵還是要回到人的性情，才能做到。

從發生論觀點看，亞里士多德和孔子的觀點很接近，都是要先完成個人質量，理想的政治才有根基；所不同者，亞里士多德所講的善，包括個人的品德，要由理性指導，或由理性選擇，這就不免把公共目的傾向于效益，和孔子大異。孔子充分理解道德是出于人的性情（仁），唯有從性情出發，不問結果，才是一個人的真正立足處。所以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為政》）又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為甚么能達到這個地步？就是因為人君能以身作則，自我要求，不謀權位而權位自至，“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

從人君能注重自己的道德修養，以德服人，學者把這稱為賢人政治，亦即德治：在上位者通過自己的人格、才能來感化人，而不是靠權力、武力、金錢、地位來唬嚇人，這才是真正的威信。從效果上看，這反而能帶出一個人民有道德自覺的社會。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由自覺即可進一步提升至自律。研究道德學的人都知道：自律纔是最高的道德，也是真正的道德，西方唯有康德知此義，但康德只將之歸屬實踐理性，而不知道德之根在性情，于是源頭無力，最后還是被英美之功利文化吞沒。如今現代文化正面臨浩劫，虛無變態，欲挽狂瀾者豈可不猛省？

從歷史的教訓上說，西方的民主經歷了十七八世紀的專制，纔在理論上找到突破點，這就是洛克的自然權利（naturalrights），今天發展為民主政治，的確是一種新思維。但這是不是一個完美的模式呢？每一個人都擁有同樣的權利，但有沒有人問這個人是甚么人？他除了年齡上的成熟之外，需要有一定的教養嗎？有責任心嗎？有承擔力嗎？有是非之分嗎？有對社會整體之關懷嗎？你可以說這些條件很難界定，于是民主社會將之全取消了。把連亞里士多德也明白的個人質量條件也放棄，結果如何？今日社會風氣之敗壞與頹廢，貪婪與犯罪不是已嚴重到令人喪心了嗎？而政黨中人，除了竭殫心思以爭取權力外，真的為這個社會做了好事嗎？

總而言之，西方民主政治由于沒有深度，只是一種“平面化”的思維，最后以量取勝，其中根本有太多的非理性，更不要說道德了。道德只是攻擊政敵的手段，自己卻毫無操守。這只要看當今民主大國──美國的霸權主義，對異己要“先發制人”，其雙重標準已使民主無顏。在這舉世惶惑的時候，我認為中國應當發揮其古老之洞見，為現代民主注入質量元素，重講孔子的個人修養與生命成長的哲學，為社會積聚人的資源。民主理想能達成，其實不在于人人有權，而在于人人知道如何善用其權；人的質素提高，民主方臻于完善。若再放眼世界，則今日號稱為民主國家者，如英美、如歐洲、如日本，甚至如臺灣一地，其社會質素如何？不要說罪惡數字上升，家庭崩潰，教育水平亦下降，青少年問題空前嚴重。文化發展到這一步十分可悲，空有財富與享受的自由有何用？只有毀滅。人類的前途是靠文化支撐的，從近二百年來民主質素的下降，可以看出它缺少自我完善的力量。一般人以為靠法制，但徒法不能以自行，真正的基礎還是在人心。唯有人心未死，社會才有希望。那么，誰是這個社會中蘇醒人心的文化？唯有孔子，唯有中國人所重視的性情之教。方今中國正從歷史中回頭，回到哪里？我認為一定是回到我們自身的文化。歷史已經作出啟示：民主政制必須檢討，在這之上還可以作些甚么？孔子之智慧昭然具在，我們身為中國人，為甚么不率先運用孔子的智慧來創設優質民主呢？

（原刊《法燈》285期，06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