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集“八大家”于一身的歷史巨人（二）

                                               馬建平

毛澤東是偉大的軍事家。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是軍事斗爭，是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是以革命的暴力打碎反動統治特別是它那龐大的武力。由于中國人民不僅要推翻中國的反動勢力，而且要打退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干涉，假如沒有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沒有一條正確的軍事路線，沒有一位卓越的軍事統帥，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不可想象的。

毛澤東一生從未進過軍事院校，也從未接受過象樣的軍事訓練，但他統領了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軍隊，經歷了歷史上為時最長的軍事生涯，打敗了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軍事敵手，并且留下了最精彩、最豐富的軍事著述。他的軍事業績稱得上是曠古而絕今。這里不能排除他個人的天賦因素，不能否認他有超出常人的領悟能力，但這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來自于他刻苦的學習、勇敢的實踐、傾心的探索和大膽的創新。是幾十年的戰爭烈焰熔冶了他的軍事指揮藝術，是幾十年的戎馬生涯磨洗出他的戰爭駕馭能力。

毛澤東的軍事成就，除了得力于他能最大限度地吸取、運用古今中外優秀軍事家的經驗和智慧外，還得力于他能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創造性地走出一條獨特的戰爭之路，這就是人民戰爭之路。他的人民戰爭的軍事思想主要體現于兩個方面：一、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軍隊；二、實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

毛澤東的建軍思想，是他的“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路線在軍事領域的具體展現，是他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在軍隊建設中的邏輯發展。他打破了一切剝削階級軍事家把士兵僅僅當作被動服從的作戰工具的傳統思想，而把士兵作為軍隊的主體，著力喚醒他們的階級意識，將他們培養成為有著自己的主義和見解的思想者，成為為階級的利益和自身的解放而戰斗的自覺行動者。他的建軍思想主要體現于如下方面：

1、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人民軍隊本身就是武裝起來的工農，其使命就是為工農勞苦大眾打天下，也就是為自身的翻身解放而戰斗。但人民軍隊不是為個人解決出路問題的，而是為整個被壓迫階級解決出路問題的。“人民翻身我翻身，人民解放我解放”，軍隊和老百姓密不可分，軍隊和人民是魚和水的關系。來自于人民而又服務于人民，始終把階級的、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就是毛澤東為人民軍隊規定的政治方向。

2、堅持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中國革命的總任務是由中國共產黨確定提出的，人民軍隊只是完成這一任務的武裝集團。軍隊必須始終服從于黨的領導，才能保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才能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毛澤東在強化軍隊政治教育的同時，特別強化軍隊的組織建設，采取了把黨支部建在連上，連以上設黨代表，連以下建黨小組等組織措施。使軍隊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風上始終處于黨的指引之下，有效地防止軍隊為野心家所把持而成為私人工具。

3、堅持官兵一致的民主制度：人民軍隊物質待遇十分菲薄，從來不發軍餉，開始時每天只有幾分錢的伙食費，但始終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原因之一是軍官和士兵同甘共苦，一律平等。同時軍隊內部實行充分的民主制度，士兵有說話的自由，有向上級提意見的權力，有對于軍事問題發表個人看法的機會，廣大士兵真正感受到集體的溫暖和做人的尊嚴，與舊軍隊形成鮮明的對照。這樣的軍隊，其參與者都是自愿而來，而且一經覺悟就特別能戰斗。

4、堅持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人民軍隊白手起家，生活艱苦而又戰斗頻繁，但能保持樂觀的情緒和旺盛的戰斗力，就在于這支軍隊有著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這種傳統作風除了來自于政治引導，更來自共產黨員和各級指揮員的率先垂范，是他們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沖鋒在前、撤退在后的模范行動影響帶動了整個部隊。這種傳統和作風經由毛澤東倡導而又加以理論概括，形成一種特有的軍隊文化，成為人民軍隊不可戰勝的精神武裝。

5、堅持鋼鐵一般的組織紀律：軍隊要有戰斗力，就必須有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而人民軍隊除了軍事紀律外，還要有嚴格的群眾紀律和俘虜政策。毛澤東從紅軍時代起，就為軍隊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并且得以嚴格執行。人民軍隊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是建立在廣大指戰員的黨性原則和階級覺悟基礎之上的，它保證了人民軍隊在政治方向上的堅定不移，在執行任務中的勇往直前，同人民群眾的關系血肉相連而又牢不可破。

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思想，是他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軍事領域的具體展現，也是他那高超的辨證思維在軍事斗爭中的精妙發揮。毛澤東運用對立統一法則指導戰爭，對戰爭的矛盾雙方——敵我兩個方面的運動規律進行了精辟的理論分析，規定了明確的指導原則，他把戰爭的目的簡要地歸結為兩句話：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就是：對我方面，要掌握戰爭的主動權，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對敵方面，則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主要是立足于敵強我弱的基本現實，同時著眼于革命力量的不斷發展壯大，以及雙方力量的對比不斷朝有利于我方轉化而確定的。他將整個戰爭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每個階段采取不同的戰略和策略：

戰略防御階段，主要是面對來勢洶洶的強敵，如何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但保存力量決不是消極避戰，而是實行積極防御，即通過打擊敵人來保護自己。其主要任務一是建立根據地，發動組織群眾；二是設法打亂敵人的部署，阻止或延緩敵人的進攻，為革命力量爭得發展空間。這個階段的斗爭方式以游擊戰為主。

戰略相持階段，主要是經過一個階段的斗爭，敵人停止進攻轉向鞏固地盤，我方則在斗爭中迅速壯大，雙方形成對峙狀態。此時我方應主動出擊，加強外線作戰，將敵人引出據點而消滅之。并相機占領部分戰略要地，破壞敵人的后方補給線，掌握戰爭的主動權。斗爭方式以運動戰為主。

戰略反攻階段，是敵人已陷入困境，我方已變得強大，具備同敵人決戰的條件和時機。此時我方應設法將敵人分割包圍，并集中優勢兵力，消滅其一部或幾部主力。同時要強占戰略要地，摧毀敵人的戰略防線，最后達到分頭收拾、各個殲滅之目的。斗爭方式以運動戰和攻堅戰為主。

毛澤東的三個戰略階段的軍事思想，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戰略指導作用，而尤其以在抗日戰爭中的發揮最為完美。土地革命戰爭中，由于革命力量尚屬幼小，加之兩次機會主義路線造成的慘重損失，革命力量長期處于戰略防御階段，即將進入相持階段時又為抗日戰爭所中斷。而解放戰爭中，由于人民武裝力量已在抗日烽火中發展壯大，戰爭開始不久便迅速轉為優勢，整個戰爭基本上是以戰略反攻為主調的。而后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則又是一番情景，經過拉鋸式的相持階段，我軍奪得了戰爭的主動權，剛要進入反攻階段，戰爭卻由于聯合國軍的主動言和而終止。倘若繼續打下去，相信這場戰爭必定會以中朝軍隊的精彩反攻、朝鮮全境的統一解放而告結束。

除了戰略思想外，毛澤東的戰術思想也無比精湛，無論在哪個戰略階段，無論面對何種敵人，毛澤東特別強調如下的戰術原則：

    1、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不和敵人拼消耗，不做“叫花子和龍王爺賽寶”的蠢事；

2、要設法調動敵人，設法牽著敵人的鼻子走，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

3、在局部戰役中集中數倍于敵人的優勢兵力一鼓殲滅之，變總體的弱勢為局部的強勢；

4、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為目的，而不以擊潰敵人為目的，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

5、不過分注重一城一地之得失，要敢于打破壇壇罐罐，把包袱甩給敵人；

6、不四面出擊，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各個擊破，重在打擊最兇惡之敵；等等，等等。

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之最大基點，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全力支持，他的許多打法是一切反動軍隊無法學也學不會的。毛澤東經常把自己的斗爭策略公開告訴自己的敵人，但由于他們在老百姓面前是聾子、是瞎子，除去被動挨打外，根本得不到任何便宜。“將敵人葬身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是毛澤東在軍事斗爭中的最大的籌碼。

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軍事家，毛澤東軍事思想中除了濃厚的人民色彩外，還有著濃厚的學習色彩和創新色彩，可以說，毛澤東領導的軍隊是學習型的軍隊，毛澤東倡導的打法是創新型的打法。

毛澤東在投入軍事斗爭之前，自己根本不會打仗，他和他領導的軍隊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是在游泳中學習游泳的。毛澤東特別注重軍隊的學習，注重軍隊軍事、政治和文化素養的提高，他強調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毛澤東不僅培養了人民軍隊亙古未有的學習觀念，也培養了他們亙古未有的學習方法，引導他們向前人學習，向群眾學習，向一切先進部隊學習，也向自己的敵人學習。在軍隊內部，則推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做法。在毛澤東的大力倡導和有效組織下，部隊中養成濃厚的學習風氣，無論戰斗生活如何緊張，行軍打仗的間隙照樣學習；無論學習條件如何艱苦，樹枝背包就是最好的教具。人民軍隊就是靠了這種學習精神，由一群種田人、挖煤漢組成的反抗者隊伍，發展成為一支舉世無雙的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為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毛澤東最注重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性，而人民戰爭便是這方面的輝煌篇章。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各階層的老百姓，為了保衛勞動果實，為了捍衛生命家園，以各種方式投入了對敵斗爭。在軍事組織方面，除了正規軍和地方軍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民兵組織，如游擊隊、武工隊、自衛隊、鋤奸隊、飛虎隊、雁翎隊等等，組織形式層出不窮；在戰術打法方面，除了游擊戰和運動戰外，還有老百姓發明的各種打法，如閃擊戰、破襲戰、地道戰、地雷戰、蘑菇戰、麻雀戰等等，各路戰法花樣翻新；在游擊戰方面，又有山地游擊、叢林游擊、鐵道游擊、平原游擊、水上游擊等等，真是各地有各地的打法，各人有各人的打法。中華民族的創造精神，在國家陸沉、民族危亡之際以人民戰爭的方式迸發出來，而毛澤東就是這一創造精神的開啟者。毛澤東以其人民戰爭的軍事思想，將戰爭這一帶有神秘色彩的兇殘怪物，變為人民大眾推動歷史前進的直接手段，使普通老百姓對戰爭不再懷有神秘感和恐懼感，而變得象犁地砍柴一樣能夠得心應手地掌握它、運用它。在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面前，一切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勢力就象闖入火海中的野牛，它們左撞右突總是找不到自己的出路，最后只能是被燒為灰燼。

毛澤東是偉大的戰略家。自從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后，共產黨人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之日起，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出路的同時，就確定了未來的戰略目標——武裝奪取全國政權。

毛澤東確定這一戰略目標，是基于他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前途的正確認識。在此之前，毛澤東也同共產黨早期的其他領導人一樣，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抱有期望，試圖推動國民黨一道進行國民革命。他積極參與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成為擔任國民黨要職的共產黨人之一。但毛澤東是早期共產黨人中最善于獨立思考的人，他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眼光分析看待國民黨，認定它是一個以民族資本為主而又成分復雜的政治團體，是在反清、反袁斗爭中集結起來的一個松散組織，缺乏統一而明確的政治目標，全靠孫中山的影響力來維系。中國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經濟上脆弱，政治上軟弱，形不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不具備英、法資產階級那樣的革命精神。他們在帝國主義面前挺不直腰板，也割不斷同封建勢力之間的社會臍帶，依靠他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決無可能的，而且他們極有可能在高壓之下投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的懷抱。毛澤東沒有陶醉于第一次大革命表面的轟轟烈烈，他一直在思考革命的最終目標和依靠對象到底是什么，并對于國民黨右派的反共行徑始終抱有高度的警惕，他是早期共產黨人中最早關注武裝問題和農民問題的領導人。當孫中山逝世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剛一露出反共面孔時，他迅即給予有力的反擊；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時，他極力主張武力討伐；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后，他最早投身于武裝斗爭。他以超前的意識和行動，利用國共合作時機積極從事于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和湖南農民運動的領導工作，為后來的秋收起義和井岡山斗爭培養了一批基干力量。

正由于毛澤東對于中國的資產階級有清醒的認識，因而他對于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看得比較清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失敗，已經表明了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因為西方列強不會允許中國自主發展資本主義，而只想讓中國成為廉價資源、廉價勞力的供應地和西方商品的傾銷地，這在辛亥革命期間，帝國主義國家寧可支持賣國的北洋軍閥而不支持志在發展民族資本的孫中山，便是最好的明證。中華民族要想不再任人宰割而走向復興，必須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中國的統治，由中國人民自主建設自己的國家。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給中國人民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首先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現狀，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首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然后由共產黨主導對于中國實行全面的社會改造，徹底廢除一切剝削制度，建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為了中華民族的這一發展前途，共產黨必須首先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必須首先取得全國政權。

戰略目標確定之后，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選擇正確的革命道路。在井岡山時代，毛澤東經營中國的戰略規劃已經形成，就是利用帝國主義操縱新老軍閥混戰不已的間隙，在敵人統治薄弱的數省交界的山區地帶，建立革命的根據地，實行紅色割據。在根據地內，則開展土地革命，把農民武裝起來，逐步向外擴張。待根據地連成一片，而敵人退縮到大城市后，再奪取城市，解放全國。簡要說來，就是要走一條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

毛澤東選擇這樣的革命道路，是基于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力量的正確認識。中國革命不同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十分弱小而又比較分散，雖然他們具有頑強的革命精神，但缺乏有效的組織訓練，形不成一支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不能在中國實現無產階級革命。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且受封建勢力和外來資本的盤剝壓迫最為深重，潛伏著極大的革命力量。中國歷史上有著農民起義的光榮傳統，大規模的農民戰爭風暴曾經摧毀一個又一個封建王朝。但中國農民雖然具有革命精神，卻不代表先進的生產關系，歷史上那種自發的農民革命，只能導致統治者的改朝換代，而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制度，不能從根本上完成民主革命。中國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真正完成，而共產黨依靠的主要力量又只能是最廣大的農民群眾，因此，中國的民主革命實際上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中國革命戰爭實際上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戰爭。此外，由于中國的大小城市都被反動勢力所盤踞，共產黨也只能在農村積蓄力量，只能首先在農村進行土地革命，把農民發動組織起來，最后依靠農民的武裝力量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中國的統治。這是中國革命唯一可行的武裝奪取政權之路。

戰略目標和革命道路確定之后，要堅持正確的道路以實現偉大的目標，還必須具有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斗志。武裝奪取全國政權是一個革命的大目標，毛澤東始終沒有忘記這個大目標。盡管這一目標從確定到實現，歷經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盡管這一目標提出后，客觀形勢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變化；盡管國共合作破裂十年后，為了抗日的需要而又再度聯手，但在毛澤東來說，推翻以國民黨為代表的反動統治，將政權奪回到人民手中的決心和意志從來沒有動搖過。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毛澤東堅定的革命意志，，是基于對中國革命的主要敵手的清醒認識。，中國民主革命所面對的敵人，不單單是一個封建勢力，而且還有站在它們背后的帝國主義及其幫兇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是三個異常兇惡而又十分強大的敵人，是歷史上從事革命的人民所從來沒有遇到過的。而且這三大敵人的總代表蔣介石又是一個極端陰險兇殘的反動分子，他同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者，他專門吸取反革命的經驗，他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反動派都更會壓迫人民和剿殺革命。毛澤東對于這個死對頭有著穿透骨髓的深刻認識，從不對他抱有任何的幻想，無論在他揮動屠刀的時候，還是在他捻動佛珠的時候；無論在他信誓旦旦的時候，還是在他反復無常的時候，都對他保持足夠的警惕。因為毛澤東清楚：蔣介石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建立封建法西斯的獨裁統治，他是不會給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更不會允許推翻剝削制度的。共產黨或是被他消滅掉，或是徹底消滅他，如同景陽崗上的武松和老虎，沒有絲毫調和的余地，更不存在什么“雙贏”的結局。共產黨同國民黨幾十年的反復斗爭，就集中表現為毛澤東同蔣介石的反復較量，他們一個要把中國引向光明，一個要把中國拉回黑暗。較量的結果是光明的力量戰勝了黑暗勢力，毛澤東終于最后擊敗了蔣介石。毛澤東之所以取得勝利，除了他代表了歷史的進步而蔣介石代表了歷史的倒退之外，還在于他的智謀才略遠遠超過了蔣介石，在于他有著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特有的革命斗志。蔣介石雖然也從中國歷史上得到許多反革命的借鑒，但為階級本質所決定，他決不可能具備毛澤東那樣的意志和精神。因此，毛澤東的成功和蔣介石的失敗，就不僅包含了斗爭的成果，而且包含了歷史的必然。

中國民主革命戰略目標的勝利實現，證實了毛澤東的戰略眼光的無比遠大。他對于中國革命想要達到什么樣的目標，內心是十分清晰和明確的，是真正的胸有成竹的。毛澤東的頭腦中，絕對沒有含混不清和模棱兩可的東西，在關乎中華民族命運前途的重大問題上尤其是如此。還在井岡山時代的毛澤東就認準一條真理，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使中國走向強大，而社會主義最鮮明的特點就是為最大多數人謀利益。毛澤東堅信社會主義的赤旗揮舞，定會喚起億萬工農，而將舊中國打個天翻地覆，這一戰略目標終于在他的強力推動和全國人民的浴血奮斗下實現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雄辯地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戰略目標的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中國民主革命戰略目標的勝利實現，也證實了毛澤東的戰略道路的無比正確。他的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是實現其戰略目標的唯一正確的選擇。他的這一重大抉擇，是以深入的社會考察和嚴格的科學論證為前提的，是以正確的思想路線為前導的。毛澤東從來不會在自己沒有看清前景時就驅趕革命隊伍匆忙上路，也不會盲人騎瞎馬式的邊走邊摸索，因為那無異于以中國革命的前途作為賭注，拿千百萬戰士的生命鮮血充當實驗品，而歷史上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就是如此。中國革命經過血的教訓，才選擇了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路線并因而取得最后成功。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又雄辯地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戰略道路的正確與否也是決定一切的。

中國民主革命戰略目標的勝利實現，還證實了毛澤東的戰略決策的無比英明。中國革命的道路充滿了艱難曲折，共產黨人從拿起槍桿子到打下全中國，二十二年間一路槍林彈雨、千折百回。除了對敵斗爭之外，還要排除內部的錯誤干擾。為了實現偉大的戰略目標，毛澤東率領共產黨人進行了頑強而又靈活的內外斗爭。每到重大轉折關頭，他都能站在戰略制高點上對今后的斗爭作出正確的決策，使中國革命的巨輪距離這個大目標更加切近。毛澤東一生善于聽取別人的意見，但他從來沒有被別人誤導過，包括來自世界革命中心莫斯科的誤導，都不能影響他的判斷力，正是他的高瞻遠矚使中國革命免走許多彎路。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又雄辯地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戰略決策的正確與否同樣是決定一切的。

毛澤東的戰略家的使命并沒有隨著民主革命的成功而完結，他的革命目標不僅是要奪取政權，而且是要再造中國。民主革命的成功只是實現了他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第一個戰略目標，隨之而來的，是他為中國革命確定的第二個戰略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第一個戰略目標的實現，確立了毛澤東戰略家的歷史地位，對此是無人敢于提出挑戰的，就連那些被毛澤東打敗的帝國主義者們也不得不承認，是毛澤東創造了中國歷史。

而第二個戰略目標在毛澤東手中沒能最后達成，由于此間他過多地發動了一些旨在改造中國社會的政治運動和他在經濟建設方面有過欲速則不達的決策失誤，所以在他身后，有關他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方面的戰略規劃究竟是對還是錯的問題，一直成為一個爭論的焦點。

那些企圖否定毛澤東的人們，無法直接挑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戰略目標，而是將這一目標同毛澤東的事業割裂開來：第一不承認他搞得是社會主義，認為他追求的是一種烏托邦幻想；第二不承認他搞的是現代化，認為他熱衷于自我封閉的小農經濟；第三不承認他走的是強國之路，認為他把中國越折騰越窮。一句“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幾乎成為對他的定語。

  那些企圖否定毛澤東的人們，利用毛澤東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沒能象第一個戰略目標那樣作出明確的規劃與設計，極力抹殺他在這方面的歷史作用，把毛澤東描繪成在經濟建設方面不講規劃，只知一味地冒進蠻干的狂熱者。他們以一個新的“設計”抵消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全部探索，其結果如何呢？第一，毛澤東時代奠定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的、由勞動者參與管理的國民經濟體系被破壞了；第二，毛澤東時代奠定的以重化工業為基礎的、以制造業和國防工業為前端的、以自主科研為依托的工業體系被動搖了；第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為第三世界國家所擁戴的、以中、美、蘇三國鼎立為格局的大國地位被削弱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統統與中國漸行漸遠了。

  究竟誰是真正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設計師？究竟誰是真正的站在世界前潮謀劃中國未來的戰略家？人民會有自己的判斷，歷史也將會作出定評。問題不在于誰能夠取代毛澤東的戰略家的歷史地位，而在于誰能在毛澤東之后對中國的未來發展作出更為正確的戰略規劃并將中國推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正確軌道，這對于歷史和人民來說才是最為重要的。

  毛澤東是偉大的改革家。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開始實施全面改造中國社會的戰略宏圖，開始帶領全國人民奔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當時擺在全國面前的戰略任務有三個：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廢除舊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三大任務之中，發展生產力是最基本、最長遠的戰略任務，是社會主義制度區別于其他社會制度的重要標志之一。但這一任務必須建立在其他兩大戰略任務勝利完成的基礎之上，特別是必須廢除剝削壓迫制度，建立起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充分調動廣大勞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生產力才能得到扎實而又迅猛的發展。沒有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沒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快速發展生產力只能是一種美麗的幻想。

建國后的最初幾年，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三大戰略任務同時并舉，并一一取得輝煌成就。通過鎮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鞏固住新生政權后，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在此之前，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和土地改革，已從根本上鏟除了殖民經濟和封建經濟，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此后的中國革命，開始進入以和平方式從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新階段。毛澤東開始了由革命家向改革家的角色轉變。

改革和革命都是改造社會的重要手段，都需要經過艱難的斗爭，不同之處是前者采用和平的手段而后者采用暴力的手段。毛澤東深知改造社會尤其是廢除剝削制度的艱難復雜性，因而在他的后半生中，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對于舊制度的革除和對于新制度的創建上，他要用新的制度為新的生產力開辟道路。為此，他主導了無數次重大的社會改革，他主導的改革同他領導的革命一樣，都體現出目標的明確性和行動的堅決性。

毛澤東主導的最重大的改革，當屬對于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其中對于農民和手工業者，是通過合作化的方式，引導他們由個體勞動者變為集體勞動者；對于民族工商業者，則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公私合營等方式，引導他們由剝削者變為半剝削者或勞動者。其最終目的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引導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放棄舊的生產方式或剝削方式，走向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康莊大道。社會主義改造是毛澤東繼奪取政權后的又一成功創舉，特別是對于民族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和平方式廢除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既沒有造成社會動蕩，更沒有出現暴力流血，這在世界革命史上都屬罕見的。當然，對于這樣一系列重大的社會變革，是絕對不可能沒有異議的。在毛澤東生前，關于農業合作化的道路走得太早太快的議論便不絕于耳，在實際過程當中，統得過死和管理不善的情況也確實存在。但這些問題歸根結底還是屬于管理問題，應當通過加強農民的自主管理和民主管理加以解決。而把農民組織起來走集體化的道路，無論是從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原則來說，還是從市場經濟實力競爭的原則來說，都是絕對必要的，許多先進農村集體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毛澤東去世后，這一改革成果慘遭毀滅，除了少數堅持集體道路的村莊之外，中國廣大農村重又恢復了小農個體經濟，其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普遍嚴重的“三農”問題。而對于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毛澤東生前，無人公開提出異議，新中國就以這次改造的成果和此前沒收的官僚資本為家底，開始了自己的工業化道路。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苦奮斗，終于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躋身于世界工業強國之林。這一改革成果在毛澤東身后也慘遭破壞，支撐中國經濟大廈的國營企業被蠶食殆盡，私營資本卷土重來，外國資本乘虛而入，中國由一個自成體系、自主發展的工業大國逐漸淪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打工國。而且嚴重的是，一些所謂“主流經濟學家”提出了當初共產黨是非法剝奪民族資本的理論，照此下去，這樣的“改革”不僅變成了“改向”，而且極有可能變成反攻倒算。

  毛澤東不僅改革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而且改革了中國的經濟管理體制，這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是關于企業管理制度的改革。毛澤東認為企業的所有制問題解決以后，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他認為生產關系中的“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一要素的實質就是管理問題。在建國初期，一切向蘇聯學習，蘇聯的“一長制”和“專家治廠”的體制被搬來中國。毛澤東很快發現了這一體制的弊端。在他看來，工業企業之最大的生產力來自于具有主人翁精神的工人群眾，一切科學技術最終是要經過一線工人之手變為產品，那種片面依靠廠長和專家而忽視工人作用的管理思想，實則仍把工人視為雇傭勞動者。這種思想指導下的企業管理，勢必壓制工人群眾，勢必背離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勢必影響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主張大力依靠工人階級辦企業，大力提高工人群眾在生產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力動員工人群眾向科學技術文化進軍。從五十年代初的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到六十年代初的“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領導干部、技術人員三結合），無不是他大力推出的改革舉措，無不極大地激發了工人群眾參與企業管理和技術革新的空前熱情。在那個火紅的年代里，工人們關心企業、愛護企業、積極提供合理化建議蔚然成風；人人爭做生產能手、個個爭當技術標兵形成熱潮。以“主人翁精神”、“無私奉獻精神”、“團結協作精神”、“全國一盤棋精神”為核心理念的社會主義企業文化和以“崗位練兵”、“群眾性的技術革新和發明”、“新老工人傳幫帶”、“兄弟單位比學趕幫超”為主要形式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使中國企業的生產力和創造力登上快速奔跑的列車，為中國工業化的盡早實現造成了空前巨大的動力。那個時代，是領導干部、知識分子同工人群眾關系最為密切的時代，也是地方主義、本位主義、個人主義降低到最低程度的時代。正是這樣的企業管理體制，創造了資本主義制度下難以企及的勞動生產率，使新中國在不到三十年里，走完了西方國家二百多年才走完的工業化道路。

  毛澤東特別注重清掃舊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防止這些東西對勞動群眾產生毒害和影響。建國后，他花大力氣改造社會風氣，營造健康的社會環境。改造社會風氣就是一種改革，是一種比廢除剝削制度毫不輕松的重要改革。毛澤東改造社會風氣的第一個重大舉措是掃娼戒賭禁毒，對于這些舊社會遺留下的污泥濁水，采取了毫不容情的強制措施予以清除，而對于牽涉其中的落后群眾，則采取思想教育的方式幫助他們改過自新。這一重大舉措由于得到堅決徹底果斷的實施，那些嚴重污染社會風氣、嚴重為害國民身心的社會毒瘤很快在中國大陸掃地一空，并且在毛澤東在世期間一直都是絕跡的。毛澤東改造社會風氣的第二個重大舉措是大力提倡移風易俗，主要是破除封建迷信、包辦買賣婚姻、男女不平等之類的陋習。如果說上一個舉措是以行政命令為主要手段的話，這一舉措則以思想教育為主要手段，因為這更多的涉及到普通群眾，涉及到人們的思想觀念。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通過強有力的宣傳教育，那些戕害中國人民已久的劣風敗俗很快就被人民大眾所拋棄。這除了教育引導的作用之外，更由于中國人民從切身感受中，深刻認識到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是他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共產黨號召的事情是絕對為了他們著想的。共產黨的崇高威望和人民群眾的空前覺悟打破了封建統治者幾千年的愚弄灌輸，新社會應有的新觀念和新習俗在人民群眾中開始蔚成。毛澤東改造社會風氣的兩大舉措，從城市到鄉村，給了舊社會的影響以徹底蕩滌，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社會進步。特別是他對黃賭毒的嚴厲禁絕，表現了他對社會、對歷史、對人民高度負責任的精神，也為那個時代的共產黨人免受污染提供了切實的環境保障。

  毛澤東以極大的精力和熱情推動了中國的教育改革。解放前，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教育只是少數有錢人的專利。解放后，毛澤東領導下的人民政府，以有限的教育資源大力開展全民性的掃盲、識字、學文化運動，解決了廣大工農群眾和管理干部文化普及與提高的迫切需要。與此同時，基礎教育和專業教育也蓬勃興起：各類普通、技工、專業中學遍布城鄉；各種文、理、工、醫科大專院校門類齊全。到六十年代初，中國國民識字率達到65%以上，農村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5%以上，大專院校在校人數超過建國前幾十年畢業人數的總和。毛澤東在重視教育發展的同時，特別重視教育改革，圍繞教改問題，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導思想：在教育方向上，他提出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教育方針上，他提出要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在教育體制上，他主張學制要縮短，課程要精簡，減少不必要的學科；在教學方法上，他主張改變以教師為主體的“填鴨式”教學法，而提倡以學生為主體的“自助式”的生動活潑的的教學法。他旗幟鮮明地反對智育第一、分數掛帥，反對片面追求升學率，反對把學生關在象牙塔里死讀書，反對考試時對學生搞突然襲擊，反對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太重，反對滿堂灌等等。他特別關注對于青年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防止他們在掌握了文化知識以后脫離實際、脫離勞動、脫離工農。在毛澤東教育思想的指引下，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取得蓬勃而又健康的發展：中小學生在校期間的動手和動腦能力均能得到很好的訓練，畢業時都能抱定“一顆紅心，兩種準備”，走向工農戰線后都能很快成為勞動骨干；大中專畢業生的專業知識都很扎實，畢業時都能愉快地服從國家的分配，在工作崗位上一般都能獨當一面，許多人很快成為工作專家。毛澤東時代的教育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有文化的勞動后備軍和能實干的科研后備軍，這些新中國自己培養的人才不僅成為當時國家建設的頂梁之柱，而且成為后來改革開放的開路先鋒。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是真正的義務教育，中小學收費極低，困難學生享受助學金，住校生免費提供住宿；大學生在校幾乎是國家全包，畢業后按其專業分配工作，享有國家干部的身份和待遇。那時雖然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普遍很低，但供孩子念書決不成為普通家庭的沉重負擔。毛澤東時代并無“再窮不能窮教育”之類的口號，但那個時代卻真正把教育放在了社會發展的優先地位，真正站在現代化、世界和未來的高度上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做出了長遠的規劃。

  毛澤東十分重視文學藝術的社會作用，戰爭年代他就把文藝工作比做革命事業的齒輪和螺絲釘，并且對新文藝的發展作出正確的指導。建國后，他一方面提出“雙百”方針，促進了文學藝術的繁榮發展；一方面對文藝的改革問題極為關注。他認為文藝的根本問題是為誰服務的問題，社會主義時代，工農兵成為社會的主體，，文藝要表現他們的生活，而不能再被那些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太太老爺占據舞臺；同時社會主義時代經濟基礎變了，文藝要為新的基礎服務，要激發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勞動熱情，而不能再去散發有閑階級的閑情逸致。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引下，新中國的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汲取源泉，發掘題材，啟動靈感，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如同嬌艷的百花，盛開于全國城鄉村鎮，許多瀕臨斷流的民間文藝被賦予新意，重又煥發出生命光彩。那個時代的文藝作品所抒發的革命的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給艱苦奮斗中的中國人民以昂揚的、健康的、向上的精神鼓舞；特別是革命歌曲、革命題材的電影和小說，象三枝穿心的神箭，受到青年一代的忘情喜愛，成為他們革命理想和奮斗精神的催化劑。毛澤東時代的一場蔚為大觀的群眾性文藝普及運動，是“革命歌曲大家唱”，一曲曲歌詞雄健、旋律優美、洋溢著時代激情和民族風格的動人歌曲，暢響在廠礦、田野、軍營、校園。無論在勞動工地，還是在集會場所，無論在奔忙途中，還是在休息空間，大家都會情不自禁地亮起歌喉，用歌聲表達對新社會、新生活的贊美和追求，用歌聲抒發勞動熱情和奮斗精神。那些美妙的歌曲猶如精神食糧，幫助中國人民以飽滿的斗志戰勝一切災害困難，取得國家建設的驚人成就。革命歌曲是毛澤東時代的驕人之筆，是繼中國古代的詩經、楚辭、漢魏樂府、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之后的又一座藝術高峰。這座高峰隆起于戰火紛飛的年代而高聳于激情燃燒的歲月，為中國和世界留下了數不盡、唱不竭的經典之作。這些紅色經典決不會因著歷史的煙塵而褪色，那個奮斗的年代只要值得人們永久的懷念，那些激越的歌曲就永遠回響在人們的心頭。

  毛澤東在解放以后還有一項重大改革，是對醫療衛生制度的改革。舊中國萬戶蕭疏，瘟疫橫行，中國人普遍體質羸弱，被西方人稱為“東亞病夫”。毛澤東為了中國人民的健康事業，下大決心進行改革。除了發起全民性的愛國衛生運動和體育健身運動外，他對醫院工作的宗旨作出明確規定：“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要求醫院必須把治病救人作為天職，決不能把經濟利益放在首位。在毛澤東時代，病人無論是官是民、有錢沒錢、城里人鄉下人，在醫院都能得到及時救治，都能得到最大的人文關懷。毛澤東針對醫院大都集中在城市，而農村嚴重缺醫少藥的現狀，作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重要指示，一個由城市中心醫院、鄉鎮公社衛生院、農村衛生室組成的三級醫療衛生網初步形成。農村醫療條件的改善，不僅解決了長期困擾農民群眾的看病難的問題，而且根除了許多為患千百年的地方病，如克山病、大骨節病、血吸蟲病、麻風病等，使農村人口的健康狀況普遍提升。毛澤東針對醫療方面“重治輕防”的傳統積習，提出“以防為主，防治結合”的醫療方針，全國城鄉都把預防疾病放在了第一位。由于防疫工作抓得及時徹底，不但大大降低了許多常見病、多發病的發病率，而且把許多惡性傳染病如瘧疾、白喉、肺結核、大腦炎等抑制和消除到最低點。毛澤東十分重視對中醫藥傳統技術的繼承和發展，提出“走中西醫相結合的道路”的重要觀點。在國家的大力扶持下，中醫中藥從科研院所到大專院校，從專門醫院到專門科室，形成成龍配套的專門機構，珍貴的祖國醫學遺產得到很好的保護和發掘。提倡中醫藥的意義還在于，它是一種廉價的醫療技術，適合于我國的經濟水準和大眾的支付能力。毛澤東時代曾經大力提倡的針灸治病，最能說明這一點，許多疾病靠針灸拔罐便可治愈，花錢很少甚至不用花錢。這種治病方法不僅深受我國人民的歡迎，而且在國外備受稱頌，我國的援外醫療隊就用這種辦法，為無數第三世界國家的民眾解除了病痛。“一根銀針傳友誼”，形象地表明了中醫技術在發展我國對外關系方面的突出貢獻。那個時代國家盡管很困難，但卻舍得投資進行科技攻關。以人工合成胰島素為標志的生物醫學方面的自主創新技術，許多都是那個時代的創舉，而且都直接服務于人民的健康事業。毛澤東接手中國的時候，中國的人均壽命只有三十五歲，而在他撒手人寰的時候，人均壽命已近七十歲，僅此一點，說他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是毫不為過的。

毛澤東為改造中國而推行的重大改革還有許多許多，所有這些重大改革都是圍繞一個目標，就是國家的長遠發展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是真正的為了老百姓利益的改革。為了這一神圣目標，毛澤東以極大的改革勇氣，把一切不合理的舊秩序攪了個周天寒徹，并且最終攪出個玉宇澄清，用新秩序代替了舊秩序。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國歷史上有過如此成功的改革家嗎？沒有，從來都沒有的。因此說，中國要論改革家，毛澤東當數第一人。

然而，毛澤東的改革大業并沒有取得真正意義的成功。以上的那些改革之舉，在毛澤東看來都還不是最重要的。他追求的改革目標是不僅要造成新的社會秩序，而且要造就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新的國民，不然的話，新秩序建立起來也很難維持下去。改造人的思想較之改變社會秩序是困難百倍的事情，決不是一代人、兩代人可以完成的，毛澤東對此并非沒有清醒的認識，但為了社會主義強國目標的早日實現，他不會把這一歷史責任完全推給后人。他盡其所能發起一些思想教育運動，試圖改變人們的舊觀念，以適應社會主義的新秩序，而其中對于農民、知識分子和執政的共產黨人的思想教育與改造，是他認為特別嚴重而又必須抓好的三件大事。他試圖通過走集體化的道路，引導農民脫離個體生產而走向集約化生產；改變分散狀態而增強自主管理、民主管理的能力；克服小私有者意識而樹立集體主義觀念，使農村逐步奔向工業化和現代化。他試圖通過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幫助知識分子克服經濟上的依附性、政治上的動搖性和文化上的優越感，使他們最終同工農大眾融為一體，實現“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他試圖通過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和群眾參與監督管理，抑制某些執政的共產黨人的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使共產黨人永遠保持先鋒模范作用，免蹈因腐化而敗亡的歷史周期率。他的這些努力在他生前取得了重要成效，特別是他通過從嚴治黨，嚴厲約束了共產黨的干部隊伍，維護了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他領導下的政府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廉潔、最高效的政府。但盡管這樣，他的這些努力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他的這些改造人們思想的努力，是要以觸動人們的既得利益和改變人們的思維慣性為前提的，它會遭遇人們的頑強抵抗，無論這種抵抗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是公開的還是隱蔽的，是思想的還是行動的。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更多的考慮的是國家民族的千秋大計，而作為老百姓的蕓蕓眾生更多的關心的是個人家庭的近期得失，有些人盡管身居高位，但他們的思維仍舊還是老百姓的思維。毛澤東以其個人的暮年壯志試圖改變一個民族的千年積習，失敗自然是無可避免的。所以在他去世以后，他多年的努力成果很容易的被人們丟棄。

毛澤東最為傾注心血的的重要改革——改造人的思想雖然失敗了，但留給后人的思索是無盡無休的，其中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究竟什么是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之所在？毛澤東為了沖擊人們的那些不適應新的社會秩序的舊思想，不惜數次發動政治運動，以惡性刺激的辦法促使人們早日醒悟，其目的決不是要同哪些人過不去。他領導中國人民歷經幾十年的生死搏斗打下了江山，中華民族為此付出了上千萬優秀兒女犧牲的代價，這中間貢獻最大的就是農民、共產黨人、革命的知識分子。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后，除增添了工人階級這一力量外，毛澤東依靠的對象依然是以上三種力量。但他要求農民、知識分子、國家干部必須從思想上進入社會主義，必須向工人階級那樣拋棄私有觀念和既得利益，而不要拖著小私有者的尾巴成為社會進步的妨礙力量。他決不允許任何人阻礙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更不允許中國再返回到舊的社會秩序當中去。他既不允許工農大眾重新淪落到社會底層，重新當牛做馬為奴隸；也不允許當權的共產黨人變為騎在人民頭上的壓迫者，到頭來重又被人民革命所推翻。他希望全體社會成員都能用社會主義思想要求自己。共同維護好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防止這個制度發生嬗變和倒退。同時，他渴望加快進行國家建設，靠整個國家的富強使全體人民過上富裕生活，而不是靠自發的利益爭奪使少數人專享富裕的機會。毛澤東這些良好的愿望之所以未被人們所理解，除了人們的思想為狹隘利益所局限看不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這樣一個原因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而這兩個原因與毛澤東本人的思想認識不無關系：一個是人們對于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并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人們對于社會主義的了解很大程度上還是一些概念性的東西，還是一些遠景式的東西，與眼前的實際生活不太好聯系，因為當時的生產力水平還不可能使人們的生活有較大幅度的提高。但當時在宣傳上卻過多地偏重意識形態化，過多地把遠景的東西說成是眼前的現實，并強迫人們去承認它。這樣就容易使人們把社會主義看成一種政治上的說教，而不能以發展的眼光真正去理解它，當然也就難以形成堅定的信念。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缺少維護新秩序的可操作的工具，主要是工農大眾缺少必要的民主權利。當時的社會雖然保護了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但卻沒有保障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力，人民無權選擇本單位的領導人，無法直接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無法用民主權力捍衛自己的基本權利，自己的命運要由執政黨的政策來決定。這樣一旦因為領導人的變更而出現政策上的變化，人民的基本權利也就無從保障。以上兩點，盡管有著客觀上的種種因素，但毛澤東在這兩個問題上的失誤是無庸諱言的。

毛澤東之后的領導人，對于社會主義作了新的闡釋，更多地同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掛上鉤，盡管這種闡釋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它更接近人民群眾的認識水平和心理要求，因而受到普遍的歡迎，許多福利性的改革舉措因而得以順利實施。如果說在改革初期，通過提升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以加強人們對于社會主義的理解和擁護，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尚有一定的必要性，因而尚屬對于毛澤東此前失誤的一種必要彌補的話，那么，從改革一開始，在提高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力方面卻沒有向前邁出哪怕是一小步，許多方面甚至比毛澤東時代大踏步地后退了。毛澤東的失誤是沒有將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力程序化化和法制化，但他決不是不想給人民以權力，相反他是最敢于讓人民群眾掌握權力的領導人。但由于中國缺少民主傳統，人民沒有這方面的操作經驗，如果貿然模仿西方的民主方式，弄不好會被異己力量所操縱而給整個社會帶來混亂。因此需要設計一種符合中國特點的民主程序，以便于中國的人民大眾直接掌握和應用。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比起那些一味崇信西方民主的領導人是高明的。但不幸的是毛澤東恰恰在民主程序的設計上發生了失誤。毛澤東設計的“大民主”的操作方式，是一種后發制人的民主方式，它不是在侵害人民利益的行為發生之前或發生之際由人民將侵奪者的權力依法拿掉，而是等侵害事實發生之后再發動人民以造反的方式將其掀翻。這種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大民主，其實是最容易被異己力量所利用從而造成嚴重社會混亂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失敗其基本原因蓋出于此。當然，文革的發生并非一日之寒，是當時的社會矛盾長期累積而釀成的。文革之前，毛澤東大力提倡“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后發制人的民主方式，這種方式雖然也帶有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弊端，但在監督、遏制干部隊伍的不良行為方面卻是行之有效的。假如毛澤東之后的領導人在“四大”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民主建設，變后發制人為先發制人，讓人民群眾真正能夠對于本單位的領導人行使選舉、監督、考核、彈劾、罷免等權力，真正將民主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中國不但不會出現后來的大面積的干部腐敗，而且有可能超越西方國家的民主模式，走出一條更為真實、廣泛、徹底的民主道路。但遺憾的是，毛澤東之后，隨著“四大”的被取消，人民群眾連僅有的一點直接監督、遏制當權者的權力也失去了，民主建設從此退出改革主導者們的視線之外，“誰有本事誰發家”的所謂機會平等代替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政治民主。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力被剝奪后，不僅沒有得到發家致富的平等機會，隨之而來的是他們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奪。如今，當中國的工農大眾由被邊緣化進而跌落到社會底層時，當住房、教育、醫療三大改革造成的新三座大山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時，當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被少數人攫取后變為壓迫勞動者的吮血資本時，當那些暴富階層及其代言人不顧社會安定和國家安全極力要將這種畸形改革推行到底時，人民終于開始覺醒了，開始對于此類改革的正義性與合法性提出了質疑。人民的覺醒和對改革的反思自然會引起一些人的驚恐，一種“反思改革就是否定改革”的叫囂聲由此而泛起。這些人從經濟改革中撈足好處后忽然又想起了政治改革，想起了被他們遺忘多年的民主建設，一句“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靠深化改革來解決”的濫調從他們嘴里又再次叫響。他們想要加快由他們主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加快由他們設計的民主建設，其實質就是加快實施西方國家的三權分治、多黨制，讓共產黨早些退出政治舞臺。當前圍繞改革引發的全民反思，答案其實是十分明確的：凡是以侵奪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為前提的所謂改革，都沒有絲毫的進步性可言，都必須予以徹底糾正。當前的中國，要想繼續推進社會主義改革事業，唯有繼續推進毛澤東的改革思路，在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的同時，將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力盡早納入程序化、法制化的軌道，依靠人民的力量遏制腐敗的蔓延。不然的話，毛澤東所要極力避免的政權敗亡的周期率是極有可能提前到來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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