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熟，只是梳理一下一時的體悟，歡迎批評。       儒教并不是古已有之，曾經存在過的只是儒學，與牟鐘鑒先生所概括的宗法性傳統宗教相依相輔又相斥相離。在先秦孔子那里，在董仲舒那里，在朱熹那里，呈現出與大祭司天子及其權力集團關系上的不同面貌。近代以來，宗法性傳統宗教逐漸崩潰、新中國的成立及多個層面上現代化進程的發展，使宗法性傳統宗教徹底崩潰，儒學面臨魂無體附的尷尬境地，從而分裂為各個學科，在現代教育體糸中依存，成為了所謂的國學。以心性儒學為表現的海外新儒學為儒學保存了儒學這一名號，而蔣慶所闡發的政治儒學及康曉光的策論儒學、陳明的文化儒學等等在近年來的浮出水面，為儒學的全面復興吹起了響亮的號角。老體已經不可能像已往王朝時代那樣一次次重建起來了，只有創造出新體——儒教。要新建的儒教和共產黨實際上并沒有沖突。共產黨是徹底地清除了宗法性傳統宗教存續的土壤，但也為儒學的新體的出生培植了新的土壤。我們不要忘記的是毛澤東這一代中共領導人都是吮吸著儒學的營養成長起來的，毛澤東常講大破大立，共產黨的破儒何嘗不能理解為破除儒學依憑封建專制而生的贅癰而立儒呢？想想封建王朝所樹的孔夫子形象何嘗是我們今天自由閱讀原典所感悟到的孔子形象，就會接受破儒實際上就是立儒這一觀點。毛澤東實際上是有以共產黨代宗法性傳統宗教崩潰后留下的空缺，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代儒學的意圖的。無奈要填空缺，共產黨就要一直是革命黨，因為只有在革命的形勢下，黨才能滲透于社會的各個角落。而共產黨不可避免要變為執政黨，毛澤東曾為避免這一點發動文化大革命，但要靠踢開黨委才能把革命鬧起來。看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是不可能再是革命黨了，而因為黨要是執政黨，用葛蘭西的話說要作現代君主，所以發展起來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只能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一類的執政理論或綱領，而不可能是繼續革命的理論。黨可以說要永葆革命本色，但那只能說是避免過早腐化，黨不可避免要承擔起執政黨的角色。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對中國社會表里精粗都能發言的儒學要復興了，而它的新的附靈之體——儒教要建設了。在儒那里從來都是要有君的，這君可以是堯舜那樣的氏族部落盟主，也可以是唐宗宋祖那樣的一家一姓之封建君王，為什么就不可能是共產黨呢？那么如果未來條件許可，人民需要，時勢推動，君主還可以是普選出來的總統、主席一類。只要君行王道，那儒教就是督輔君行王道。封建社會有禮樂制度之外的祖宗家法，那我們現在作為黨的意識形態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又為何不能存在呢？既然古代儒釋道三家共存，那今天儒教不更是大肚能容嗎？民貴君輕，儒教要充分發展以成人民的家園，要一心一意支持人大的建設和日常工作，但儒士知道君輕只是就君的職責所重而言，作為群體性社會必不可少的君這一環節，君始終是儒教敬忠的關鍵。共產黨為自己確立了光榮的歷史使命——實現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實際上就是大同，就是王道大行于天下，儒教是共產黨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的最有力支持者。